2013年12月27日 星期五

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我于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听到他的演讲,那年我18岁,我简直形容不出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兴的事是听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讲。我相信多数共产党人的演说一流。我所听过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有的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属于政客型,用词圆滑,说话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朱德外形老实,婆婆妈妈,说话很受大兵的欢迎;张国焘书卷气很重,像个大学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讲话受欢迎的程度吃亏;刘少奇和陈云的讲话,党八股多,但陈云讲话较受欢迎;王明的讲话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力,听多了又觉得总是那一套。平心而论,我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最为深刻。
我曾经爱过毛泽东
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当时看来很清痩黝黑,有烟容和病容,后日中共所发表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意气飞扬,容光焕发的毛泽东照片,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我也是个粗人,年轻的时代也爱听粗话,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个绝对的好人,也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这个“巨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中共关于毛泽东的资料仍属于禁区,他的功过是非很难有真正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许多“毛学家”等,他们所写的毛泽东各有独见,他们与毛的关系亲的程度可能超过我,而我与毛初见的时间也可能早过他们,所以我们对毛的理解不尽相同。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在江西苏区时代,曾经批评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偏偏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秦楚称霸,而毛泽东正是出身于楚(湖南)成熟于秦(西北);陕北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流寇张献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张延安人,李米脂人,他们在17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曾经震动整个中国。张献忠首创以走制敌,拖垮敌人的游击战术;李自成屡败屡起,以“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煽动口号,发展为百万大军。两人都建立过政权,张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称帝两年左右,最后战败而死。延安时代,毛确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乐,缺少众生观念。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造反的时代,中国恰好输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性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中国被压迫的贫苦大众来说,是一种煽动群众的造反武器,英国一位女探险家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对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读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资治通鉴”……从而敏锐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心态,政治谋略,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麦克•哈特的《影向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中国政治人物被排进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三人。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隋文帝皆有惊人相似之处。中国这块土地,中国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创造了这个毛泽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从中国的山沟中发展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把马克思搬进了中国的山沟,一变而为“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一向被共产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哲学思想,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泽东的神权
文学世界的毛泽东,他把中国的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全都当做了兵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因为他兼具《红楼梦》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决断像王熙凤,他的伪善象薛宝钗,他有时又惹人怜爱得像林黛玉。毛泽东还熟读《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百宝全书。毛说他一共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一派,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浪漫主义的作品,有可爱之处,但是,毛泽东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时到达荒诞的境界。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本身颇于知识分子,自幼就争取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当过兵,他当兵时自认为是读书人,不应挑水,宁可花钱买水,他非常重视自己“读书人”的优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乡人,住湘乡会馆,就读为湘乡子弟设的学校,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气,后来在学校中又受了很多责罚。使他逐渐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产生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相信作个知识份子可以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觉得读书愈多的人愈能作伪。因此,他也怀疑,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敌视知识分子,甚至污辱与凌虐知识分子,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都可能与他年轻时的自卑有关。
毛泽东对中国儒家采取鄙视态度,他也是一个最会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国“中国通”费正清,还一度把毛泽东称为“儒家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儒家,像对于女人的态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样,不属于爱情,而属于实用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也重视宗教的利用,对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用到一些“天无绝人之路”“救命菩萨”一些话,可见他的心灵中仍然另有一个神权的世界。达赖喇嘛回忆他在1954年访问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佛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释加牟尼虽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却终生致力于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改善。”毛又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慈悲的女性”。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达赖说:“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于一身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人鬼神集中于一身的怪物,客观地评论毛泽东这个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的宣传太过于把毛泽东神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为人与性格,随处表现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也的确不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戏剧化的场面,集神道和魔道于一身,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毛泽东喜欢附庸风雅地和人谈“楚词”。屈原是战国时的楚国诗人,他的投汨罗江自杀是一段神话,他写的“九歌”是一篇充满鬼气的作品。有人说毛泽东爱“九歌”是因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过一个传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同看京剧。当剧中人曹操说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刘对毛说:“你看,曹操多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这话就不会讲了!”这个传说,其实是从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套来的。但是,却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般的,纯朴的,槪念化的看法。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毛泽东这段话,更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样的狂热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善于以蛮压众,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蛮无人敢抗。中共六届六中,辩论国共统一战线,毛骂王明是婊子;庐山会议时,毛骂彭德怀我操你娘。抗战期间,林彪指挥平型关作战,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都被毛泽东骂过,毛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消灭国民党政权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共和谈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军事,运筹帷幄,分秒必争。
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中共与苏共关系中,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合作。他们绝不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关系。毛斯之间的长期的暗斗,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泽东要清除中共的亲苏派,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双方打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只是因为它是斗争的武器而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这个人,“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毛泽东的幽灵
我在延安时所见和我后来所理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在我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而在毛泽东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笔者相信,一个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条件,一个人最后的失败也有他一定的背景。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辩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提法与解释。今天我们阅读有关毛泽东复杂的资料,了解毛泽东其人,和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向,的确是要非常非常冷静的。
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记起托洛茨基生前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的话,他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对斯大林个人绝不怨恨。”上述这段托洛茨基的话,我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湖南三甲农民维权“起义”纪实

十年前,湖南省涟源市三甲乡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成立了“农民自治协会”和“革命军”,曾围攻乡市政府、扣押官员、封锁铁路公路、查抄市委书记别墅,甚至迎击警察与特警部队。当局将此定性为“流氓暴动”、“反革命活动”和“颠覆国家政权”,大批农民被逮捕,其领导者黄碧卿、肖早云、黄主祥被判重刑。

  事情的起因是,19963月,三甲乡农民黄碧良妻子由于超生,被乡计生办抓走,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并被罚一万多元,其中关押看护费1,500元,计生检查费368元,超生罚款8,800元。黄碧良交不出钱,被民兵强拆了房子,田被没收,本人也被计生办捆绑抓走。在乡计生办,黄碧良遭酷刑致死,尸体遍体鳞伤,青红紫黑,处处是被殴打的痕迹。

  当地村民对黄碧良无辜死亡非常愤怒,都来黄家奔丧。丧礼上,曾被打成反革命、后来遁入空门的黄碧卿历数当局八大罪状,如:把农民当奴隶,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十年代三甲乡饿死672人,但干部家没一个;剥夺农民的生存权,农民逃荒要饭,乡政府还要收费;实行愚民政策,使农民成为新文盲、新穷光蛋;贪污腐败;本乡共8000多人,却要养活450多名干部;禁止农民说话、结社;苛捐杂税;枉杀无辜。

  在黄碧卿领导下,村民本着自愿组织、自愿参与、自愿协作的方针,成立了“农民自治协会”,宗旨是“由、民、博爱、互助”,维护农民权益,抵制官府敲诈勒索,帮助孤老弱寡。协会原则是平等、公正、不牟私利,倡导忠贞爱国、仁爱慈善,严禁赌博、嫖妓、吸毒、行窃、诈骗。成立大会悬挂孙中山画像,书有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下,有300多村民参加了协会。

  协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为黄碧良伸冤。黄碧卿写了要求调查黄碧良死因的请愿书,并附有黄碧良受酷刑的照片,有984人签名。农民到乡政府请愿,但受到书记的斥骂。后乡武装部长、派出所副所长和计生办主任持高压电击警枪、狼牙警棒、手铐等对农民恐吓,说他们想造反。愤怒的农民砸了警车,扣押了这3人。农协还接管了当地学校,使失学的儿童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涟源市政府随即派政法委书记谭显栋带工作组进驻三甲乡,张贴布告,宣布农协非法,并逮捕了黄碧卿、肖早云、黄主祥3人。数以千计的农民在公路上挖坑,张贴标语,到铁路上阻止列车,向旅客散发传单,以示抗。三甲农民自治协会改名为“减轻农民负担协会”。

  1996829日,三甲农民在涟源市府前举行第一次大行。3000多农民打着“三”、“民”、“主”、“义”四面大旗,围坐在市政府前,呼喊口号,发表演说。1113日,上万农民带着水、干粮、传单,持木棍、铁铲、扁担、锄头再次到市政府请愿游。涟源市政府紧急调集各地公安、武警、特警、民兵,配置警车、狼犬、警棍、高压水龙、机关枪,甚至出动了装甲车,荷枪实弹进行压。

  农民和市民汇集了数万人,群情激愤。肖早云宣读了《示威宣言书》:“我们的行动是被逼的,农民已经没有活路,只有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正义示威,让政府知道农民的力量”,“纵使我们被逮捕、暗害,也不惧怕。我们已做好牺牲准备,让我们的血泪换来民众的新生、子孙们的幸福。”

  特警带着狼犬冲入人群,扑倒了人撕咬。人们愤怒了,一位妇女用大锤砸向警车,一辆公安摩托被点燃,一些轿车也被推翻。人们冲向政府大院,砸了政法委,从市委书记陆家康家中,抄出一尊5公斤重的纯金观世菩萨、8只劳力士表、35瓶法国人头马酒、还有高丽参、鹿茸角、夜明珠和高档红木家具。黄主祥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表示“我们不是土匪,不抢东西,只是让大家见识见识这些赃物。”

  三甲农民起义震惊央,担心“连锁反应”,一方面封锁消,一方面秋后算帐。3年后,即19993月,涟源市法院以扰乱治安罪、绑架罪、反革命煸动罪和非法组织罪将黄碧卿判刑13年、肖早云判10年、黄主祥判46个月。当地百姓却称赞他们是大英雄。作者:陈少文

2013年12月24日 星期二

部分八一南昌起义湘籍参加者

王云霖1910-1993 湖南衡阳 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 少将 
  王尔琢1903-1928 湖南石门 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王炳南1900-1933 湖南桑植 红军第三军独立师师长(错杀) 
  王展程1902-1929 湖南石门 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 
  毛泽覃1905-1935 湖南湘潭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闽粤赣军区司令员 
  文  强1907-2001 湖南长沙 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代理参谋长 
  方维夏1879-1935 湖南平江 中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 
  邓毅刚1904-1931 湖南汝城 红军第一方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 
  孔福生1885-1955 湖南长沙 湖南省农民协会副主席 
  卢冬生1908-1945 湖南湘潭 松江军区司令员 
  史书元1902-     湖南醴陵 国民党湖南第一兵团司令部少将高参 
  白  鑫1902-1930 湖南常德 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处秘书 
  邝  墉1897-1928 湖南耒阳 湖南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司令 
  伍文生1899-1927 湖南耒阳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 
  朱水秋1910-1939 湖南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 
  朱克靖1895-1947 湖南醴陵 新四军兼华东军区华中民主联军政委 
  刘  泰1903-1928 湖南耒阳 中央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 
  刘畴西 1897-1935 湖南望城 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 
  刘楚杰1904-     湖南长沙 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联队长 
  苏文钦1907-1996 湖南醴陵 武汉师范学院中医师 武汉市政府参事 
  李天柱1906-1935 湖南耒阳 粤赣独立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团长 
  李立三1899-1967 湖南醴陵 中共中央委员 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李奇中1906-1983 湖南资兴 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李道国1902-1927 湖南长沙 武汉中央军校中央教导师政治部副主任 
  吴树隆1907-1988 湖南     北京军区第251医院院长 
  吴溉之1898-1968 湖南平江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 
  邹  范1900-1929 湖南新宁 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中校大队长 
  佘  惠1897-1933 湖南慈利 红军第一军团第七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 
  汪泽楷1894-1958 湖南醴陵 湖南省图书馆馆长 
  陈  昌1894-1930 湖南浏阳 中共中央特派员 
  陈  恭1905-1928 湖南醴陵 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 醴陵工农革命军司令员 
  陈  赓1903-1961 湖南湘乡 中共中央委员 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 大将 
  陈公培1901-1968 湖南长沙 国务院参事 
  陈东日1903-1932 湖南宜章 红军第一方面军警卫团政委 
  陈协平1903-1932 湖南桃源 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委 
  陈修齐1904-1930 湖南宜章 赣南红军第二十二军团政委 
  陈浴新1890-1978 湖南涟源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张  毅1902-1980 湖南宁乡 遵义医学院副院长兼药理教研室主任 
  张伯黄1900-1927 湖南湘阴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 
  周小康1906-1932 湖南安乡 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 红军第二军团代理参谋长 
  周不论1903-1930 湖南醴陵 中共醴陵县南四区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 
  周容光1902-1932 湖南道县 红军第三军第七师参谋长 
  周振汉1905-1928 湖南醴陵 南昌起义部队粮秣处科长 
  周锡龄1905-1929 湖南常德 中共湘南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 
  宛旦平1900-1930 湖南新宁 龙州红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 
  柳直荀1898-1932 湖南长沙 红军第三军第八师政委 
  胡长青1907-1950 湖南临阴 国民党第六十九军中将军长 
  段德昌1904-1933 湖南南县 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 
  钟纬剑1903-1935 湖南醴陵 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 
  姜冶方1907-1980 湖南长沙 湖南大学法语教师 
  姜济寰1879-1935 湖南长沙 江西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厅长 
  贺  龙1896-1969 湖南桑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元帅 
  贺  恕1898-1947 湖南耒阳 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贺声洋1905-1931 湖南临澧 闽西红军新编第十二军代理军长 
  贺锦斋1901-1928 湖南桑植 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 
  袁也烈1899-1976 湖南武冈 海军副参谋长 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 少将 
  袁仲贤1904-1957 湖南长沙 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 
  袁国平1906-1941 湖南宝庆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常委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袁德生1901-1933 湖南浏阳 中共湘赣省委常委兼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徐  林1908-1951 湖南耒阳 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徐特立1877-1968 湖南长沙 中共中央委员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涂国林1909-1998 湖南华容 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政治部顾问 
  郭  亮1901-1928 湖南望城 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 
  唐  克1903-1930 湖南零陵 龙州红军第八军军事顾问兼政治学校大队长 
  唐天际1904-1989 湖南安仁 中纪委常委 总后勤部副部长 中将 
  陶  铸1908-1969 湖南祁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 
  萧  克1908-2008 湖南嘉禾 中顾委常委 中央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 军事学院上将院长 
  萧克允1899-1933 湖南嘉禾 鄂东南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 
  萧君玉     -1932 湖南     中央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副团长 
  黄让三1902-1928 湖南宁乡 工农革命军闽粤边游击队总指挥 
  黄振常1903-1928 湖南醴陵 湘南暴动农军副大队长 
  曹其灿1909-1934 湖南益阳 红军第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 
  梁鸿钧1905-1945 湖南湘潭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 
  覃  苏1905-1932 湖南石门 红军第三军第八师师长 
  粟  裕1907-1984 湖南会同 中共中央委员 总参谋长 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 大将 
  彭  文1905-1994 湖南岳阳 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 
  彭  鳌1903-1933 湖南岳阳 红军第三军团第三师师长 
  彭士量1905-1943 湖南浏阳 国民党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少将师长 
  彭明治1905-1993 湖南常宁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中将 
  傅  杰1900-1939 湖南绥宁 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 
  舒佑伐1902-1927 湖南沅江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特训队员 
  游步瀛1903-1927 湖南宝庆 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 
  谢  晋1883-1956 湖南衡南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谢  鑫1905-1947 湖南长沙 新四军第七师代理参谋长 
  蔡申熙1903-1932 湖南醴陵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彭杨学校校长 
  蔡协民1901-1934 湖南华容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 
  蔡晴川1903-1927 湖南石门 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代理团长 
  谭  衷1902-1929 湖南耒阳 湖南赤色游击总队队长 
  谭庆南1897-1928 湖南宜章 湘南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参谋长 
  谭家述1909-1987 湖南茶陵 空军副司令员兼军校部部长 中将 
  颜昌颐1898-1929 湖南安乡 中共中央军事部军委委员 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秘书
资料提供人:陕西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 熊兴华(湖南华容人)

揭秘:一份绝密情报促使红军踏上长征路

长征前夕部分红军将领合影[资料图片]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历经一年多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第5次"围剿",被迫走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决定红军长征的因素固然很多,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份绝密情报,及时促使党的临时中央做出战略大转移的决策。"铁桶计划"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第5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并在他的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订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以瑞金为目标,各部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进行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迷惑红军。

  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该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手中。

  冒险提供情报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铁桶计划"如此之快就被共产党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的人,竟是他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年),广东英德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极度不满的莫雄,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反蒋行动。

  1930年,他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赴上海时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哑佛,经其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中共领导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2路军总指挥薛岳所邀到南昌帮助工作,经昔日好友、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苏区 


  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与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安排在专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同年7月,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出炉,并于9月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会。等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铁桶计划"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

  经过反复思考,莫雄冒杀身毁家之险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

  莫雄焦急地对项说:"你赶快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异常感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项与年拿到情报,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过关卡比较隐蔽。

  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

  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随后,项与年便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

  这里要对项与年作个介绍。他原名项廷椿,福建连城县人。1927年,项与年被调入中央特科"红队"。1928年8月,中革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中共领导彭湃等人后,一直躲在国民党情报处长范争波家中。正是项与年带领4名队员昼夜守伏,将终于露头的白、范二人击毙。 此时的项与年已近不惑之年,地下斗争经验非常丰富。

  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见状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求时机。

  时间不等人,心急如焚的项与年终于想出一计,他心一横,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4颗门牙。

  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山了。

  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的临时中央。

  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站的老叫花子就是相熟的老部下,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来源:《世界军事》杂志

2013年12月22日 星期日

鄧小平未參加百色起義

百色暴動,又叫百色起義右江暴動。是1929年底中國共產黨利用蔣中正桂系軍閥俞作柏李明瑞之間的矛盾,在廣西百色發動的旨在反對蔣中正和國民黨,武裝奪取政權的一次成功的軍事暴動。暴動是在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央代表鄧斌(即鄧小平)的指導下,由陳豪人張雲逸中共廣西前委直接領導下舉行的。

經過[編輯]

百色暴動舉行時陳豪人是中共廣西前委書記和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是中共在廣西右江地區和紅七軍的首要領導人,在暴動中起著旁人無法取代的作用。在當時中央和廣東省委文件中他的名字和鄧斌是並提的,可是後來在大陸的一些出版物中,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陳豪人的名字和他在百色暴動中的領導作用是經常有意或無意不被提及的。
張雲逸是前委常委和右江督辦主任,也是參加暴動的廣西警備第四大隊的大隊長。參加領導和策劃暴動工作的還包括南寧市公安局長龔鶴村李立三的弟弟李謙(隆光)、廣西特委在右江的負責人雷經天、和東蘭縣農軍總指揮韋拔群等中共黨員。其中的龔鶴村雖然並不在前委委員的名單之內,但全程參加了暴動,還主持了紅七軍成立大會,應該在領導者之列。不過後來龔鶴村逃離了紅軍,並在香港和中共徹底決裂,在百色暴動領導人的名單中就完全消失了。
作為中央代表鄧斌曾經參與策劃和領導暴動的前期準備工作,擔任指導左右江地區工作的中共廣西前委第一任前委書記。領導了南寧兵變和解決廣西警備第三大隊的武裝等前期工作。可是在暴動發生的三或四個星期之前,鄧斌已經離開了左右江,在前往上海彙報的路上。所以後來說鄧斌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百色暴動,多少是有一點兒勉強和顛倒史實的。
參加暴動的人員除了中共派來的骨幹外,主要是由張雲逸和李謙掌握的廣西國民政府警備第四大隊的三個營和南寧軍官教導總隊的一部分,加上來自恩隆奉議思林凌雲等縣的農民自衛軍,約3000人,以及韋拔群領導的東蘭鳳山農軍,加上百色的農民自衛軍,約1000多人。
1929年12月11日,在廣西西部的百色轉變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簡稱紅七軍。張雲逸為軍長,陳豪人為政治部主任,龔鶴村為參謀長,下轄三個縱隊,李謙為副軍長兼第一縱隊長,韋拔群任第二縱隊長。中共廣西前委也改名紅七軍前委,陳豪人任書記,張雲逸、何世昌、李謙、韋拔群等任委員。第二天,在平馬成立右江蘇維埃政府。選雷經天為主席,實行了工農武裝割據。

參考文獻[編輯]

中国工农红军沿革路线图(1927年至1937年)

中国工农红军沿革路线图(1927年至1937年)
Roadmap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1927-1937



本路线图系根据多部中共和解放军官方战史手工绘制的字符界面图表。首发于“水木社区BBS”中国近现代史版。参见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935&id=117148

2013年12月21日 星期六

抗日铁军 国民革命军74军成败史

  •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58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而成,俞济时任军长,冯圣法继任第58师师长。全军共8个团,2.1万人。其中第58师炮兵营有6门105毫米榴弹炮,在当时可是相当具有威力的重炮了,曾在淞沪会战中大显神威。

    俞济时是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历任蒋介石侍卫大队排长、连长,侍卫大队扩编为警卫团后任营长、团长,后任第6师31团团长、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警卫1旅旅长,警卫1旅扩编为第1师后任师长,后改任第58师师长,而74军的骨干就是58师。


    74军成军不久就参加了淞沪会战,51师在罗店,58师在蕴藻滨,都是战线的关键之所,浴血奋战,尤其是51师无论在阵地防御还是在撤退中,均表现非常出色,当时有名的《申报》和《大公报》都曾报道过51师的英勇作战。

    74军从淞沪战场撤出后,还来不及补充休整就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湖熟镇、汤山镇、熟化镇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南京沦陷后51师奉命突围,全师撤至浦口仅有4000人。

    74军经过补充先后参加徐州、兰封会战,在兰封会战中74军重创日军第2师团。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日军苦战两个月进展甚缓,为了尽快突破国军德安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命令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一线,然后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协同正面攻击部队围歼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国军。

    9月25日,第106师团突破五台岭,迅速向国军防线纵深推进。10月1日,106师团主力已进至万家岭一带地区,但在白云山遭到了国军第4军的顽强阻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讯后立即果断决定调集重兵围歼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这一作战决心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战区调集12个师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国军各部从各方向发起向心攻击。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见形势危急,而正面进攻部队又无进展,便迅速放弃原定计划全力突围,突破口便选在了74军58师防区,58师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日军1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师也付出巨大代价,全师经过两天激战,仅存500人!眼看阵地难保,58师师长冯圣法连连向军长俞济时求援,此时俞济时手里也没有预备队,他只留下了一个班警卫军部,将军警卫营投入战斗,这才确保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

    10月7日,国军调整兵力,发起全线总攻。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第51师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后305团团长张灵甫献计从山后偷袭,并亲率突击队从山后偏僻小道袭占张古山。74军攻占张古山,为突破日军106师团防线立下头功。10月9日,薛岳令各部组织敢死队作最后决死攻击,经过激战国军攻占万家岭、雷鸣鼓两处要地,当晚国军第4军的突击部队一度曾进至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处,淞浦组织师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准备迎战,连自己都拿起了枪。由于第4军没有确切情报,又是夜间,才没有发现日军,使淞浦得以侥幸逃脱。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万家岭之战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国军火力之优,全靠将士浴血苦战,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1946年3月,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师3万余人,全副美械装备,师长张灵甫兼任南京警备司令,下辖整编51旅(陈传钧)、57旅(陈嘘云)、58旅(卢醒)。驻扎在南京孝陵卫,拱卫首都,被誉为天下第一师。张灵甫,1903年出生,原名锺麟,字灵甫,陕西西安人,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入胡景翼国民二军驻豫军官训练团。1925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升入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后在嫡系第1师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6年因枪杀妻子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官复原职,戴罪立功,任74军51师153旅305团团长,在德安战役中因献计奇袭张古山而一举成名,后任153旅旅长、58师副师长、师长、74军副军长。并经蒋介石特批,成为陆军大学将官甲级班里唯一的少将。张灵甫在俞济时、王耀武的大力举荐下,才坐上这个被誉为五大主力之首的师长宝座,因此得罪了竞争对手李天霞,对此李一直耿耿于怀,日后的孟良崮李见死不救,就是原因之一。

    全师装备计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卡车牵引)、36门75毫米山炮(吉普车牵引)、108门105毫米迫击炮(骡马牵引)、108门81毫米迫击炮(骡马牵引)、108门37毫米战防炮(吉普车牵引)、486门60毫米迫击炮、255具火焰喷射器、324具M1“巴祖卡”火箭筒、324挺7.62毫米勃郎宁M1917水冷式重机枪、1080挺7.62毫米1918A2轻机枪、2400支9毫米美制M1汤姆森冲锋枪和加拿大斯太令卡宾枪、4800支7.62毫米M1903A1春田步枪,军官配9毫米勃郎宁M1911A1手枪。无线电报话机配备到连,共有机动车约300辆、骡马1000匹。


    1947年2月,国军撤消徐州、郑州绥靖公署,组建徐州司令部,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指挥,统一指挥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国军在山东地区的总兵力为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师),约45万人,占进攻各解放区总兵力的27%,重点进攻兵力的64%。以整编74师、第5军和整编第11师这三大王牌部队为骨干,组建三个机动兵团,担负主要突击作战,另以第2、第3绥靖区共7个整编师(军)担负守备和配合,采取“密集靠拢、加强联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计划第一步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占领鲁南;第二步主力继续推进至泰安、莱芜、新泰、沂水一线,迫使华东解放军与之决战或压迫解放军北渡黄河,占领整个山东。

    3月下旬,国军开始全面攻击,至4月上旬,基本实现第一步计划,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占领鲁南,随后继续向鲁中进击。其间解放军进行了高度机动回旋,以求调动敌人捕捉战机,并五次求歼来犯之敌的决心,除4月24日至26日在泰安歼灭整编72师主力(川军)外,均未实现。

    5月3日,华东野战军决定以第6和第1纵队穿插至鲁南,第7纵队南下苏北,以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5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要诱敌深入,要有极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在手,不要性急,不要分兵。据此,华东野战军决定原定插入敌后的第1、第7纵队停止南下,已经南下鲁南的第6纵队隐蔽潜伏待机,野战军主力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待机。

    解放军主力东撤后,国军迅速跟进,于5月10日占领莱芜、蒙阴、河阳,顾祝同判断解放军主力正节节后退,国军主力应跟踪追剿,第1兵团向坦埠、沂水推进,第2兵团向博山、张店推进,第3兵团则集结于新泰、蒙阴,在第1、2兵团得手后发展进攻,实现第二步计划。


    国军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被解放军行动所迷惑,一改稳扎稳打的战术,不待与友邻兵团协同,立即命令整编74师、25师为主攻,从垛庄、桃墟北进,限令12日攻占坦埠;第7军和整编48师各一部向沂水行动,主力集结于汤头、葛沟,策应主攻方向;整编83师一部向马牧池攻击,掩护主攻部队右翼,主力为兵团预备队;整编65师担负蒙阴地区防御。

    5月10日夜,解放军发现第7军和整编48师有进攻沂水迹象,考虑该部位于第1兵团侧翼,比较孤立,决心集中主力实施围歼。

    5月11日,国军各部按计划发起攻击,74师于当日攻占重山、艾山,25师攻占黄斗顶山;83师进至孤山以南;第7军向沂水方向推进。当晚解放军掌握了第1兵团行动计划,陈毅、粟裕认为歼灭74师更为有利,因为其一该师正位于解放军主力正面,不需要作较大的兵力调整即可形成5:1的兵力优势;其二74师虽为全美械装备,但受山区地形限制,重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其三该部为嫡系精锐,素来骄横,与其他国军(如83师)矛盾很深,在解放军顽强阻击下不会全力援救,而且目前该师态势突出孤立,两翼空隙较大,易于被分割;其四正因为该部是国军精锐主力,战斗力强,一旦被歼将对国军造成实力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退一步,即便不能将其全歼,给予重创也将大大挫伤国军锐气,振奋解放军士气。因此决定按照原计划正向东机动准备围歼第7军各部立即重返原地集结待命,12日下达围歼74师部署命令:第1、4、6、8、9共5个纵队担负围攻,其中第1、8纵队从74师两翼穿插迂回,第6纵队从鲁南兼程北上,断其退路,这3个纵队负责割裂74师与友邻联系,第4、9纵队从正面出击;第3、7、10纵队阻击国军第7军、第5军、整编48师和11师,第2纵队保障第8纵队侧翼安全,并策应第7纵队;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下位之间;鲁南军区部队截断临沂至青驼寺公路,并以一部袭扰临沂,牵制国军。定于13日黄昏发起攻击。

    5月12日,国军第1兵团继续推进,74师攻占黄鹿寨、三角山、杨家寨,25师占领旧寨,83师攻占野猪旺。

    早在11日国军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命令整编83师派出1个旅(2个团)部队进至沂水西岸,掩护74师侧翼。但83师师长李天霞与张灵甫矛盾很深,他对此命令阴奉阳违,只派第19旅57团出动1个连携带报话机冒充旅部(有不少人把这一行动误以为是83师后来救援74师,特此更正),而且57团曾在苏中战役中被歼,是由新兵和收编的伪军刚刚重建,装备差士气低,战斗力最弱,李天霞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存其主力。结果导致74师侧翼遭到解放军攻击,57旅一度与师主力被隔开。12日李天霞一面命令57团占领现阵地,并听从74师指挥,确保74师侧翼安全,一面又暗示57团团长罗文浪一旦发生战斗可以后撤。当晚57团就遭到解放军猛攻,损失过半,团长罗文浪想如果率部后撤,必成为李天霞的替罪羊,不如向74师靠拢,还有一线生机,便指挥余部于13日凌晨调头杀入包围圈,占领垛庄以东高地,向74师报到,与74师58旅172团并肩防守西南阵地。

    5月13日,国军继续攻击前进,74师经激战攻占马山、迈逼山、大箭,距离坦埠已不到6公里。黄昏前后发现坦埠附近有解放军重兵,恐夜间遭袭,便除了在前沿要地留置少数部队警戒,主力收缩至杨家寨、马牧池、重山、艾山地区,准备次日拂晓总攻。而就在这两天里,解放军各部已完成了战役各项组织准备,并达到预定集结位置。


    13日晚,第1、8纵队主力寻隙向敌纵深穿插,至14日上午,1纵以攻占曹庄、黄斗顶山、天马山等要点,割裂74师与25师的联系,并占领285和330高地,切断了连接垛庄的急造军路;8纵攻占桃花山、鼻子山,割裂了74师与83师的联系;6纵也连夜急进,于14日晨到达垛庄西南观上、白埠地区;正面之第4、9纵队连夜猛攻,夺取黄鹿寨、马牧池等地。面对解放军的夜间进攻,74师最初还以为是解放军的局部反击,仍在为次日进攻坦埠进行准备,当马牧池失守后,才发现情况不妙,决定查明情况再行定夺。14日上午10时,74师师长张灵甫得知天马山等要地均被攻占,而且垛庄附近也发现解放军,意识到解放军有围歼全师的企图,立即向垛庄南撤,并组织力量向1纵迂回部队发起反击。粟裕见其南撤,也随即指挥各部发起攻击,74师在解放军各部侧击、尾击下,只得于当晚退守芦山、孟良崮以北地区。

    此时,解放军已基本完成战役设想,形成了对74师的围攻态势。但合围还不严密,外围国军距离也不远,近者还不到10千米,远的也不过50千米,凭74师的战斗力,如果内外合击,突围应不成问题,即使做不到全身而退,至少大部分主力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但是蒋介石认为74师占据着制高点,享有地利之优,加上其强劲的战斗力,附近又有兵力雄厚的外围部队,正是与华东解放军主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命令74师坚决固守,吸引解放军主力,来个中心开花!有关电文如下:

    “顾司令祝同兄北恩伯、灵甫兄勋鉴: 今已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我国军寻找了一个歼灭共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因为我74师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且处于有利地形;再之,有恩伯、敬久、欧震三兄兵团大军云集,正是我国军同陈粟决战的好机会,现命令74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总之,一切均仰仗诸位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为党国大业献身出力,乃千秋之荣也。“同时严令新泰之整编11师、蒙阴之整编65师、桃墟之整编25师、青驼寺之整编83师、河阳之第7军和整编48师火速向74师靠拢,并急调第5军、整编64师、20师和9师兼程驰援,集中外线10个整编师(军)与解放军决战!74师副参谋长李运良力主坚守孟良崮,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配合外线友军与解放军决战,参谋长魏振钺认为此地孤山绝地,为兵家大忌,不宜坚守。师长张灵甫认为自己部队建制完整,战斗力又强,外围友邻相距又近,虽然弹药、粮食、饮水都很缺乏,但坚持一两天没有问题,而一两天足以实现中心开花的战役企图,正是建立殊勋的时候,因此立即调整部署,依托孟良崮等险要山头进行防御,同时要求空投粮、弹、水接济。

    海拔600米的孟良崮是芦山山区的主峰,芦山山区位于蒙阴东南60千米,南北长约30千米,东西宽约40千米,孟良崮、万泉山、雕窝等山峰起伏相连,山势险峻,草木稀疏。74师决定依托孟良崮坚守后,将58旅部署在孟良崮、雕窝和芦山一线的核心区域,51旅防守西北的540、520和285高地,57旅防守北面的石旺崖、大碾,这些山峰全部是石头山,石质坚硬,无法构筑坚固工事,只好用石头垒成围墙,以山沟和石头缝隙为隐蔽所,并在山路上设置鹿砦和障碍物。但是12门105榴弹炮无法上山,只好抛弃在山下。

    解放军也察觉国军正在组织庞大兵力来援,形势非常严峻,一面命令阻援部队坚决顶住外线国军,一面要求主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以“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在外线国军到达前,消灭74师。

    14日天黑后解放军发挥夜战优势,连夜组织连续攻击,经彻夜激战至15日拂晓,6纵在1纵协同下攻占关键要点垛庄(垛庄是74师的前进补给基地,储存有大量弹药和近百辆汽车,全数被6纵所获),8纵攻占万泉山,3个负责穿插割裂的纵队联成一气,正面的第4、9纵队也攻占唐家峪子、赵家城子一线,并一度攻占当阳、雕窝。至此5个主攻纵队打通相互联系,形成了对74师的合围,并构成了对83师和25师的防线;与此同时,解放军阻援部队10纵迫近莱芜;3纵到达新泰东南阻击整编11师;2纵在界湖地区压迫整编83师,并阻击第7军;7纵在河阳地区攻击第7军和整编48师侧翼;鲁南和滨海军区部队迫近临沂,威胁国军后方。粟裕在艾山脚下张林村的一个山洞里开设了前进指挥部,于当晚23时下令:明日拂晓3时发起总攻,以期尽可能于明日上午解决战斗!


    15日激战全面展开,1纵除以4个团抗击25师的增援,其余部队全部投入对74师的攻击;4纵猛攻西北的540高地;9纵主攻西南制高点雕窝;在各阵地上,均展开了激烈的反复争夺。国军第1兵团的战斗详报这样描述:“匪军陆续增加,不断扑犯,枪炮如雨,火光冲天。战斗之惨烈,素所未见!万泉山失守后,匪即猛攻雕窝。同时东北麓之匪军蚁聚麋集,于其炽盛火力之下,逐波冲锋,势如潮涌。午间,垛庄方向匪之6纵沿西麓进犯,战况更为紧迫。午后至夜间,匪军更番迫近,我军抵死搏斗,反复冲杀,战斗殊为惨烈!”由于孟良崮山区全部是石头山,无法构筑工事,74师人员、马匹和物资全部暴露在解放军炮火之下,炮弹落地碎石头随着弹片四下迸飞,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炮火杀伤威力,而且弹药、粮食、饮水俱无,国军空投物资一来因为74师占领地区狭小很多落在解放军阵地上,二来74师唯一的对空联络电台又在14日战斗中被毁,无法进行准确指引空投。74师官兵伤无医,饥无食,渴无水,仍不失王牌军的风范,丝毫未见溃乱,每一阵地都经过数次乃至数十次争夺,防御相反顽强,反冲击仍是相当凌厉,战况之激烈为解放战争以来所罕见。张灵甫预感到已处绝境,于当日下午决定突围,首先在飞机掩护下兵分两路向垛庄突围,被6纵击退,再向西突围又被1纵打退,继而向东,虽然夺回雕窝高地,但突围还是被9纵所阻。

    战至黄昏,74师非但没能突围,而且因伤亡惨重被解放军乘势反攻,所占阵地相继失守,被压缩在孟良崮、芦山南北不到2千米、东西不到3千米狭小区域,只控制着几个山头,74师师部退到600高地的一个山洞里,汤恩伯通过报话机指示张灵甫向万泉山突围,以求与距离最近的83师会合,但74师此时已无力组织突击了。

    孟良崮地区激战正酣,外线国军也在全力进击以解74师之围。上午10时起,整编25师以2个团的兵力向覆浮山、界牌、天马山一线猛攻,25师师长黄百韬确实尽了全力,而没有像其他国军那样保存实力,他指挥所部在炮火掩护下,以连营规模连续发起集团冲锋,战至午后,已连下覆浮山、界牌,只剩下天马山一处。担负该地阻击的是由1纵1师指挥的4个团,其中2个团还是刚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的新部队,下午16时许,4个团的守军几乎已经伤亡殆尽了,25师则攻到天马山的山腰,1师师长廖政国投入了最后1个连的预备队和师部警卫排,手里只剩下师部的警卫班了,而1纵主力此时正在阻击74师的突围根本无法抽兵支援,眼看天马山即将失守,而天马山之后就再无险可守!就在此危急之时,4纵10师28团一个营正巧路过,廖政国立即拦下这个营,将其投入天马山阵地,25师此时伤亡已经近万,这时就是增加一个连都会产生压倒性的优势,何况一个主力营呢,25师最后的攻击被击退,其援救功亏一篑。

    与张灵甫有着矛盾,惯打滑头仗的83师师长李天霞此时也不敢怠慢,在坦克掩护下全力向桃花山一线猛攻,攻占鼻子山,距离74师仅5千米,但仍未突破8纵的最后阵地。

    整编11师从新泰南下驰援,推进10多千米,3纵拼尽全力,白天阵地失守,夜晚组织反击,终于将其阻遏于蒙阴以北。

    第7军和整编48师则受到7纵侧击,无法全力攻击,前进迟缓。


    国军其他部队第5军已到新泰,64师到青驼寺。

    全天,国军驻济南和徐州的第5大队27中队的P51、第1大队的B25和第3大队的P51,频频出动,倾尽全力空中掩护,由于战区狭小,双方战线又是犬牙交错,空中掩护很难奏效。

    当晚22时,陈毅与主攻的几个纵队司令叶飞、许世友等通电话,通报了外线战况,指出如果不能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那华野全军就将陷入被敌合围的险境,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陈毅重申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的三大战场纪律!为了防止部队有保存实力之嫌,特意保证在战役结束后补足各部伤亡,打掉一千补一千,打掉二千补二千,这在解放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据说,当时陈毅是这样说的:“叶飞啊,山东解放区的安危决定于能否在1天之内歼灭74师。你们要不惜代价尽快拿下孟良崮,哪怕拼掉2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许司令吗?现在各路援敌节节逼近,打援、阻援的部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聚歼74师,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能争取的时间已经不多,你们要尽快把孟良崮拿下来!” “蒋介石拼死和我们决战,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74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1千,我给你们补1千,打掉2千,我给你们补2千,那怕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现在只有冲锋,后退就是死亡。”

    随后粟裕下达总攻部署:9纵以6个团攻击520高地;4纵以6个团攻击540高地;8纵以4个团攻击芦山;6纵6个团和1纵7个团分别从南、西两面攻击,然后围攻孟良崮。总共投入29个团由1纵司令叶飞统一指挥,预定于16日凌晨1时开始总攻。

    16日1时,解放军集中全部炮火猛轰74师阵地,由于74师人员猬集在狭小地区,又没有工事掩蔽,一发炮弹就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战斗队形开始混乱,但当解放军攻击开始后,74师余部仍顽强迎战,与解放军拼刺刀拼手榴弹,很多阵地都是经过白刃肉搏之后才被攻占。天亮后,520高地和540高地接连失守。

    8时,蒋介石亲自向外线援军下达手令:“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齐向当面共军猛攻,务期歼灭共匪,以告慰总理及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如有萎靡犹豫,梭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共匪漏网逃脱,定必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勿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也相继电令各部加速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外线各部哪里还敢保存实力,无不全力赴援,距离74师最近的25师和83师,25师在前几天的战斗中大伤元气,已是强弩之末,再难有进展。83师李天霞知道现在可不是打滑头仗的关头,连预备队也投入了战斗,但在2纵、8纵顽强抗击下,直到当晚才占领孙祖、桃花山,可惜为时已晚。


    外线阻援激战不休,孟良崮地区战斗也紧张进行,陈毅、粟裕对战况非常关心,几乎每隔5分钟就打电话向各主攻纵队询问,主攻各部也意识到情况紧急,奋力突击。中午前后,张灵甫用电台发出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围攻数日,今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决定与仁杰(74师副师长蔡仁杰)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上报国家领袖,下对部属袍泽。老父来京,未克亲侍,希善待之,幼子希善抚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13时,8纵23师在6纵一部协同下,攻占芦山。随后解放军各部从多个方向向孟良崮、600高地展开攻击,战至15时许,攻占孟良崮和600高地。74师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阵亡,74师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51旅旅长陈传钧、57旅旅长陈嘘云被俘。关于74师师长张灵甫之死则是个谜,一直没有权威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自杀,这是一个侥幸突围的74师副团长向国防部报告的,另有1位就在师部门口的74军连长回忆是张灵甫命令副官刘立智将张灵甫、蔡仁杰和卢醒打死的;二是击毙,张灵甫和警卫坚守师部所在山洞,解放军攻击时多人伤亡,只好投入手榴弹然后乱枪扫射将其击毙,这是5月30日陈毅、粟裕向中央报告的;三是被俘后被杀,4纵30团曾于16日报告华野司令部俘虏张灵甫,后又告失踪,据查押解途中6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因自己部队伤亡很大,气愤不过将其枪杀。这一论点的根据是陈毅曾于5月29日在团以上干部会议就此进行过严肃批评,陈毅说:“此次对俘虏政策的破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对放下武器的自由杀害,各级干部不加责备,不追究责任。”此战由于74师顽强抵抗,解放军参战各部伤亡都相当严重,战斗结束后枪杀俘虏以报仇的事情屡屡发生,因此张灵甫被杀也在情理之中。粟裕在解放后接受《红日》的作者吴强采访时被讲到,张灵甫的致命伤口是汤姆森枪从左脑后打进,右下颚穿出(与张灵甫杀妻之弹道如出一辙)。而张灵甫身材高大,这样的弹道只有在他下蹲或弯腰姿态才有可能形成。——张灵甫的尸体被掩埋在沂水县野猪旺村后山冈上,解放军还在坟墓前树立一木牌,上书“张灵甫之墓”,以便其家属认领。蒋介石为其颁发第3号旌忠状,在南京玄武湖畔为其修建纪念碑(解放后被拆毁),将山东蒙阴县改名为灵甫县,并将英国援助的1艘驱逐舰命名为灵甫号。1949年国军退至台湾,建军人祠,张灵甫为“烈士”第一人。

    14时许,战斗基本平息,各部正在打扫战场,华野指挥部电台监听到孟良崮地区还有国军电台活动,立即判断74师还有残部没有解决,粟裕随即严令各部清查毙伤俘虏战果,发现所报数字与74师编制数目尚有数千之差,马上命令各部加强搜索,果然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发现约7000多人,这些官兵不开枪不走动,静静等待解放军撤走后与增援部队会合,大败之后还能如此,其战力之强军纪之严可见一斑!解放军先前曾发现过,但见其既没有开火也没有奔跑,以为是友军而未注意,解放军第4、8、9纵随即组织兜剿,这7000人枪膛里几乎都已没有了子弹,所以基本没有抵抗,很快就被全歼。

    17时,孟良崮战斗彻底结束。这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这场雨要是早下一天,或是半天,74师也就不至于饱受缺水之苦,不仅士兵可以再坚持作战,而且74师营团火力骨干是美制M1917重机枪,是水冷式的,必须要靠水冷却,由于孟良崮没水,74师很多重机枪都无法正常使用,其火力大受影响,似乎冥冥天意?

    对于此役,国民党方面这样描述:“孟良崮为沂山余脉,高逾千仞,乃石岩光山,构工不易,峭壁深谷,运动尤难,目标暴露,形成弹巢。且弹落石飞,增大伤亡,但灵甫势逼此处,部队既无法展开,火力亦不能发挥。虽有驻徐州、济南、青岛等处飞机增援空投物质,然孟良崮山地险要,地域狭窄,空投无效,更致张灵甫部粮弹饮水奇乏,遂致以尸体作掩护,以便溺充饮渴……”

    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将军这样描述:“敌人临时占领的阵地均为岩石,无法构筑工事,人员、马匹、辎重等完全暴露在我军强大火力之下。敌人空投的粮弹也多半落在其阵地之外,为我军所获。敌饥无食、渴无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士无斗志,军心动摇,乱成一团。我攻击部队集中强大炮火,向敌群猛烈轰击。只见山上一片火海,血肉横飞。74师人马东躲西藏、互相践踏、争相逃命,战斗队形完全混乱……”


    接到战斗彻底结束的报告,陈毅、粟裕都如释重负,陈毅后来坦言:“打张灵甫这三天,我的脑子简直要被压碎了!以后儿子长大了,不能让他带兵,这不是人干的。”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原来解放军还计划在歼灭74师后再扩张战果,攻击83师或25师,但一来部队经过多日苦战,已相当疲乏,又没有预备队;二来国军几支部队都已经相互靠拢,队形密集难以分割,因此16日深夜,粟裕下令各部脱离战场,撤至坦埠、马牧池以北地区休整。

    此役,解放军歼灭整编74师和整编83师19旅57团,毙伤敌1.3万人,俘虏1.9万人,合计3.2万人,缴获山、野炮28门,步兵炮和战防炮14门,迫击炮235门,轻重机枪987挺,长短枪9828支,火箭筒43具。解放军阵亡2043人,伤9300人(不包括阻援伤亡),几乎相当于74师伤亡数。损耗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53挺,长短枪531支,消耗炮弹3.3万发,子弹199万发,手榴弹2.9万枚。作战地区为老解放区,不仅实行了坚壁清野,还出动7.6万随军民工,15.4万二线民工,69万临时民工,运送弹药、粮食和伤员,为战役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74师在孟良崮的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地形不利,山区不利于重装备部队行动,74师无法将105毫米榴弹炮拉上山就是明证,而且孟良崮是石头山,既无法构筑工事,又没有水源,是标准的绝地;第二是轻敌冒进,认为解放军没有力量吃掉74师这样的王牌,即便在这样的绝地坚持一两天也没有问题(确实,74师坚持了3天),如果在14日就坚决组织突围,应该能突出包围;第三情报不力,对于鲁南地区有解放军6纵活动的情报,也未加以重视与核实,结果正是该部袭占垛庄,切断74师南撤之路。

    有人说,孟良崮之战的失利,是张灵甫有勇无谋,把好一支王牌军带上了绝境,也有人说,孟良崮战役对于国军是个机会,但是需要作出牺牲,张灵甫毅然以单骑闯阵、匹马斫营的勇气争取这样一个机会,那是慷然赴死的无畏气概。

    国军战后召开军事检讨会议,25师师长黄百韬自知难过此关,便主动承担责任,顾祝同、汤恩伯均表示张灵甫骄傲自大轻敌冒进才是主要原因,况且25师在后来救援作战中确实相当卖力,伤亡逾万,因此黄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汤恩伯因指挥不力被免去兵团司令。83师师长李天霞一开始就有意保存实力,没能有效掩护74师侧翼,念在74师被围后还算积极救援,免于一死,但被撤职送交军事法庭,后靠其家人花费巨资(据说是花了十多条金条)上下打点,才逃脱牢狱之灾,于一年后复出,任73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