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3日 星期一

3D列印

一個ORDbot Quantum三維印表機.
列印的延時攝影視頻,hyperboloid物體列印(聚乳酸PLA製作),使用RepRap「Prusa Mendel」三維印表機,以熱溶聚合物成型。3D列印通常是採用數位技術材料印表機來實作。這種印表機的產量以及銷量在二十一世紀以來就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增長,其價格也正逐年下降。[1]3D列印英語3D printing),屬於快速成形技術的一種,它是一種數位模型檔案為基礎,運用粉末狀金屬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透過逐層堆疊累積的方式來構造物體的技術(即「積層造形法」)。過去其常在模具製造、工業設計等領域被用於製造模型,現正逐漸用於一些產品的直接製造。特別是一些高價值應用(比如髖關節或牙齒,或一些飛機零部件)已經有使用這種技術列印而成的零部件,意味著「3D列印」這項技術的普及。
該技術在珠寶,鞋類,工業設計,建築,工程和施工(AEC),汽車,航空太空[2],牙科和醫療產業,教育,地理訊息系統,土木工程,槍枝以及其他領域都有所應用。

歷史

長久以來科學家和技術工作者一直有著一個複製技術的設想,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3D列印的概念才算真正開始實作。1982年,首次公開實作實體模型印製的是日本名古屋市工業研究所。 然而,最常被冠以發明「現代」3D列印機的人是查爾斯·W·赫爾(Chuck Hull),1984年,他定義了專利術語Stereolithography「立體光刻造型技術」(系統透過建立多個截面的方式生成三維物體物件」)。 增材製造是指建立物件的技術,透過順序分層疊加的過程。增材製造的物件可應用於產品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環節,從預生產(即快速原型)到規模生產(即快速製造),作為模具的應用和後期的客製化。 在製造業中,特別是加工中,減材製造通常為傳統方法區別於新的添加製造技術。雖然在過程中類似「添加」(如加入透過鉚接,板材,片材,鍛件,軋工作擰,鍛焊,或更新各類焊接), 它不包括資訊科技元件基於模型的定義。通常加工(產生精確的形面)是透過高精度銑削和磨削實作。

術語

由於物品透過材料被一層層的累積列印出來,該技術也被稱為累積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一般原理

三維模型的分割

三維設計

3D列印的設計過程是:先透過電腦輔助設計(CAD)或電腦動畫建模軟體建模,再將建成的三維模型「分割」成逐層的截面,從而指導印表機逐層列印。
設計軟體和印表機之間協作的標準檔案格式是STL檔案格式。一個STL檔案使用三角面來大致模擬物體的表面。三角面越小其生成的表面解析度越高。PLY是一種透過掃描來產生三維檔案的掃描器,其生成的VRML或者WRL檔案經常被用作全彩列印的輸入檔案。

列印過程

印表機透過讀取檔案中的橫截面訊息,用液體狀、粉狀或片狀的材料將這些截面逐層地列印出來,再將各層截面以各種方式粘合起來從而製造出一個實體。這種技術的特點在於其幾乎可以造出任何形狀的物品。
印表機打出的截面的厚度(即Z方向)以及平面方向即X-Y方向的解析度是以dpi(像素每英寸)或者微米來計算的。一般的厚度為100微米,即0.1毫米,也有部分印表機如Objet Connex系列還有3D Systems' ProJet系列可以列印出16微米薄的一層。而平面方向則可以列印出跟雷射印表機相近的解析度。列印出來的「墨水滴」的直徑通常為50到100個微米。 用傳統方法製造出一個模型通常需要數小時到數天,根據模型的尺寸以及複雜程度而定。而用3D列印的技術則可以將時間縮短為數個小時,當然其是由印表機的效能以及模型的尺寸和複雜程度而定的。
傳統的製造技術如注塑法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大量製造聚合物產品,而3D列印技術則可以以更快,更有彈性以及更低成本的辦法生產數量相對較少的產品。一個桌面尺寸的3D列印機就可以滿足設計者或概念開發小組製造模型的需要。

完成

目前3D列印機的解析度對大多數應用來說已經足夠(在彎曲的表面可能會比較粗糙,像影像上的鋸齒一樣),要獲得更高解析度的物品可以透過如下方法:先用當前的3D列印機打出稍大一點的物體,再稍微經過表面打磨即可得到表面光滑的「高解析度」物品。
有些技術可以同時使用多種材料進行列印。有些技術在列印的過程中還會用到支撐物,比如在列印出一些有倒掛狀的物體時就需要用到一些易於除去的東西(如可溶的東西)作為支撐物。

技術

世界範圍的快速原型成型技術
奧迪公司(Audi)使用快速成型技術的KUKA機器人來製造的Audi RSQ汽車
現在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技術。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以可用的材料的方式,並以不同層構建建立部件。有些技術利用熔化或軟化可塑性材料的方法來製造列印的「墨水」,例如:選擇性雷射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SLS)和熔融沉積式(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還有一些技術是用液體材料作為列印的「墨水」的,例如:立體平板印刷(stereolithography,SLA)、分層實體製造(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LOM)。每種技術都有各自的優缺點,因而一些公司會提供多種印表機以供選擇。一般來說,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列印的速度和成本,3D列印機的價格,物體原型的成本,還有材料以及色彩的選擇和成本。
可以直接列印金屬的印表機價格昂貴。有時候人們會先使用普通的3D列印機來製作模具,然後用這些模具製作金屬部件。
累積技術基本材料
選擇性雷射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SLS)熱塑性塑料金屬粉末、陶瓷粉末
直接金屬雷射燒結(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DMLS)幾乎任何合金
熔融沉積式(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熱塑性塑料共晶系統金屬、可食用材料
立體平版印刷(stereolithography,SLA)光硬化樹脂(photopolymer
數位光處理(DLP)液態樹脂
熔絲製造(Fused Filament Fabrication,FFF)聚乳酸(PLA)、ABS樹脂
融化壓模式(Melted and Extrusion Modeling,MEM)金屬線、塑料
分層實體製造(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LOM)金屬膜、塑料薄膜
電子束熔化成型(Electron beam melting,EBM)合金
選擇性熱燒結(Selective heat sintering,SHS)Thermoplastic powder
粉末層噴頭3D列印(en:Powder bed and inkjet head 3d printing,PP)石膏

印表機

家用印表機

RepRap 2.0版本 孟德爾(Mendel)印表機
MakerBot Cupcake CNC印表機
Airwolf 3D AW3D v.4 (Prusa)印表機
有一些機構以及公司正在努力開發一般家庭負擔得起的3D列印機,其中有許多是相關的。這項工作的推動,並有針對性地DIY/發燒友/早期採用者社群的學術和駭客社群的連結。
RepRap3D列印機是一個在桌面類的執行時間最長的專案。RepRap專案的目的是產生一個自由和開放原始碼軟體(FOSS)的3D列印機,其規格在GNU通用公共許可證下發行的,並可以列印自己的部分(列印件),以創造更多的機器。截至2010年11月,RepRap可以列印塑料件,並要求電機,電子和一些金屬支撐棒來完成。[來源請求]列印印刷電路板,以及金屬部件的裝置正在研究中。一些公司和個人出售部分建立不同的RepRap設計,開始於2012年的價格約€400 / US$500。[3]
由於RepRap具有的開放原始碼軟體的目的,許多相關的專案都用它的設計中獲取靈感,創造一個生態系統的許多相關的或衍生的3D列印機,其中大部分也是開源設計。這些開源設計的可用性意味著,發明3D列印機的變體很容易。但是,不同的印表機設計的品質和複雜性不同,套件或成品的品質也良莠不齊。這種快速發展的開源3D列印機的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大量客製和設計,因為它可以透過管道在公共領域使用,如Thingiverse製作的適當開源的技術。這項技術也可以協助在可持續發展,這種技術很容易在當地取得資源,因此十分經濟,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開放原始碼的Fab@Home專案一般使用的印表機,可以使用一個噴嘴做出任何產品,從巧克力到矽密封劑和化學反應物。印表機可以從供應商的工具包專案的設計或組裝的形式,在2012年該地區的價格是2000美元。[3]
許多這些印表機以套件形式提供的,還有一些是完全組裝好的形式。完全組裝好的Solidoodle2,一個6x6x6英寸的印表機的價格為US$499。印表機套件的價格從400美元為開源SeeMeCNC H-1,500美元的Printrbot,這兩者都是來自以前的RepRap印表機的衍生模型,到超過2000美元的Fab@Home的2.0雙注射器系統。

商用和家用印表機

開發和能超級自訂的的基於RepRap的3D列印機製作了一類新的印表機,適用於住宅及商業用途。最便宜的組裝印表機是Solidoodle 2,而RepRapPro的的DIY套件售價為680美元左右,是最便宜的和最可靠的。還有其他的進階工具包和完全組裝好的機器,是基於RepRap的機器增強型號,能以高速和高清晰度來列印。根據不同的應用,列印解析度和速度的的程度介乎個人印表機和工業印表機之間。印表機的價格和其他訊息的清單被人維護[3]。大部分最近的delta robots已經用於3D列印來進一步的增加製造的速度。[4]

應用

3D列印的限量版首飾的例子。這個項鏈是由玻璃纖維填充的染色尼龍。它具有的旋轉連結和其他部件都用了相同的製造步驟。攝影:Atelier Ted Noten

工業應用

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工業的3D列印機已經存在,並已廣泛用於快速成型設計和研究目的。這些通常是較大的機器,使用專有的金屬粉末,鑄造介質(如沙子),塑料或磁帶,並用於許多快速原型使用的大學和商業公司。製造工業用3D列印機的公司包括Objet GeometriesStratasys3D SystemZ Corporation公司。

快速成型

快速製造

在快速成型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使用材料用於最終製造的能力。在材料的使用這些技術進步帶來的直接生產成品元件的前景。3D列印技術的優勢在於相對廉價的生產少量的零件快速製造。

民用和愛好者用

3D列印服務

有些公司提供網上線上的3D列印服務,既對消費者也對工業界開放。人們上傳自己的3D設計到3D列印服務公司網站,設計被透過工業的3D列印機列印後運到客戶。3D列印服務公司的一些例子是Shapeways,Kraftwurx,i.materialise和Freedom Of Creation。MakerBot工業的Thingiverse允許共享的3D列印檔案和作為一個社群資源。

新應用的研究

其他應用程式將包括創造開放原始碼的科學裝置[5] ,或用於其他科學為基礎的應用程式,例如重建古生物化石,複製古老而珍貴文物,重建骨骼和身體各部位的法醫病理學,以及重建嚴重受損來自於犯罪現場調查的證據。
美國太空總署(NASA)資助美國一位工程師,設計3D食物印表機,如果機器設計成功,不僅能為長途太空任務提供食物,未來地球人類過多引發資源不足時,也能直接印出食物餵飽大眾[6]
2013年11月,第一把3D列印金屬槍問世。[7][8][9]

大批次生產

展覽會

評價

大部份媒體都予以了正面評價[10],或者因其成本過高而對其發展速度與規模產生了疑問。也有部份媒體對其列印物是否合法產生了懷疑,質疑其列印塑料槍械和手銬鑰匙威脅社會治安[11]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廣西竟然有50萬政治土匪

1949年10月1日,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毛澤東主席,隨即向林彪、葉劍英、陳賡、張雲逸、李天佑等解放軍將帥發出一次又一次嚴厲的電令,限期平息廣西匪患。
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動正規作戰部隊兩個兵團、4個軍、17個師又1個團,其中10個師為主力師,加上地方部隊和數十萬武裝民兵,開展了歷時3年的廣西剿匪作戰行動。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廣西軍區司令部的剿匪戰報,3年剿匪作戰共殲滅廣西境內的土匪51.2917萬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這個數字,實在令人驚駭!廣西剿匪作戰時間之長,相當於全國解放戰爭的時間,消滅的土匪,則相當於決定中國命運的淮海戰役殲滅的國民黨軍隊的總數。是否可以這樣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西又經歷了一次不同形式的解放戰爭和相當於淮海戰役的大決戰?
這個數字,實在令人驚駭!廣西土匪之多,多到令人難以理解的程度。
根據1948年國民黨廣西省政府的公佈,全廣西人口總數為1463.6337萬人,1949年底至1950年初,全廣西人口也不過1500萬左右,如果按1500萬人口這個數字除以50萬土匪,則大約每30個廣西人中,便有1人當過土匪,如再扣除尚在襁褓中的嬰幼兒和老病不能活動者,那麼比例數還要高!但是,令人費解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廣西軍區司令部1949年12月31日做的《敵土雜武裝情況調查》和1950年1—3月份的《匪特綜合材料》統計,當時廣西境內只有土匪24股共約3550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西的土匪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土匪呢?
這50余萬土匪又是怎麼突然冒出來的呢?
既然是烏合之眾的土匪,為何能抗拒把幾百萬國民黨正規軍打得丟盔棄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達3年之久?
答案始終被歷史的落塵厚厚地封壓著。
有關歷史著作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廣西土匪分為三類。
廣西匪患相當嚴重。據解放初期不完全統計,公開活動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計9萬多人。主要由3種成分組成:
(一)國民黨潰退前夕有計劃有組織留下來的正規武裝、行政人員和特務。主要有:桂北軍政區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動於桂北的百壽地區;桂北縱隊司令莫敵所部1000多人,活動於桂北的永福地區;桂西軍政區司令莫樹傑所部2500多人,活動於桂西北的南丹地區;桂東軍政區司令甘麗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軍政區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動於平樂、瑤山地區;桂南軍政區司令羅活所部1000多人,活動於大容山區;滇桂邊區司令張光瑋所部2000多人,活動於百色西北地區;“龍州對訊督辦”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動於中越邊境固邊、九特一帶,以及桂綏遊擊第二支隊司令林秀山,第八專區專員羅紹輝,靖西專員賴慧鵬等部共10000多人在邊沿地區活動。上述正規武裝共3萬多人,是廣西土匪的骨幹力量。
(二)反動的地主武裝。廣西的地主階級是一支真正擁有反動武裝力量的封建統治階級隊伍,他們是廣西土匪的基礎力量。
(三)慣匪(即經濟性、職業性的)。慣匪是廣西土匪的急先鋒。
上述三種土匪,以惡霸地主為社會基礎,偽軍官為指揮,特務為軍師,偽軍為骨幹,蔣介石集團為後臺,是一夥經過訓練的政治土匪,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別動隊。(引自廣西軍區政治部、廣西區黨史辦編《廣西剿匪》之《概述》第2—3頁。1991年9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從上述引文中,讀者不難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西土匪是一種政治土匪。什麼是“政治土匪”呢?即“以惡霸地主為社會基礎,偽軍官為指揮,特務為軍師,偽軍為骨幹,蔣介石集團為後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別動隊”。
《辭海》對“土匪”一詞的釋義是:以搶劫為生、殘害人民或者一貫窩藏盜匪、坐地分贓的分子。
“政治土匪”的定義,《辭海》上沒有解釋。
“政治土匪”的含意,我們必須到歷史中去尋找,然而,它被更深更厚的歷史落塵掩埋著。
在中國有一句流傳悠久的俗語:“勝者王侯敗者賊”。“賊”即“匪”。
從陳勝、吳廣到黃巢,到李自成,到洪、楊為首的太平天國,再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共産黨,翻開有關歷史,不難找到被執政者稱為“賊”、“寇”、“匪”的代名詞。特別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國民黨統治者的官書、報紙上,“赤匪”、“共匪”、“朱毛匪”更比比皆是。
蔣介石給他的將軍們下的“剿匪”手令不知有多少。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蔣介石在全國成立了“東北剿總”、“華北剿總”、“華中剿總”等等一批專事對付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剿匪”指揮機構。蔣介石多年來把中國共産黨人及其領導的革命武裝污衊為“土匪”,把中國共産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污衊為“匪區”。“政治土匪”一詞,蔣介石把它的內涵表達得淋漓盡致,比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1965年7月26日上午,中國共産黨領袖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裏,接見了從海外歸來的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剛坐定,毛澤東便操著他的湖南口音詼諧幽默地對李宗仁説:“嚇!嚇!德鄰先生(李宗仁字德鄰),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臺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祖國大陸做‘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麼呢?”
李宗仁早年在廣西剿過土匪,雖然客觀上也對人民有利,但主觀上是為維護桂系集團的統治。李宗仁也剿過“共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後期的廣西報紙上,幾乎每天都刊有《廣西懲治匪共暫行條例》、《通緝大批共匪名單》、《省保安司令部槍決共匪一批》、《兩年來共匪罪行一斑》等等之類“剿匪”消息,真是舉不勝舉。然而,晚年的李宗仁卻毅然回到被蔣介石先生口口聲聲稱為“匪區”的大陸來了。毛澤東詼諧幽默的話語,當然不是要和李宗仁算歷史的舊賬。正當李宗仁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時候,陪同李宗仁回大陸、機敏過人的程思遠先生忙替李宗仁回答:“我們搭上這一條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副委員長點頭跟著説。
毛澤東、李宗仁哈哈大笑起來。
這是政治家的胸懷!
還有一個同樣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小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一次世界性的體育大賽中,臺灣運動員被某國運動員擊敗,而中國運動員恰在決賽中和擊敗臺灣運動員的某國運動員爭奪冠軍。
這天,臺灣運動員在看臺上觀看比賽,當比賽進行到白熱化的程度時,坐在看臺上的臺灣運動員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拍手吶喊高呼,為中國運動員充當啦啦隊,他們呼喊的既不是“中國隊加油”,也不是“大陸隊加油”,而是:“共匪加油!共匪加油!共匪加油……”
比賽結果,中國隊獲得冠軍。兩岸運動員在接觸中,大陸運動員問臺灣運動員:“既然為我們鼓舞加油,為何稱我們為‘共匪’?”臺灣運動員先是有點尷尬,隨後卻大方地回答:“這不怪我們啊,我們從上小學時,教科書上就稱大陸為‘匪區’,你們……自然就是‘共匪’了,‘共匪’當冠軍,我們高興啊!”
隨即大家爆發了一陣友好的哈哈大笑。
這是運動員的胸懷!
李宗仁先生晚年在美國,不斷發表有讚揚當年他稱之為“共匪”的中國共産黨治國的偉大成就。後來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回歸仍被臺灣當局稱為“匪區”的中國大陸;臺灣運動員為“共匪”加油,為給中國人爭光的大陸運動員獲得世界冠軍而由衷地高興。
不論是曾任代總統的李宗仁,還是從教科書上認識“共匪”的臺灣運動員,都衷心地希望中國人在世界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都希望中華民族能繁榮富強。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接待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
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關於“匪”的問題有段精彩的談話:
尼克松: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國,改變了世界。
毛澤東:我沒能力改變世界。我能改變的只是北京附近幾個地方。咱們的共同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贊成這個(説法)。他罵我們是“土匪”。他最近還發表了篇演説。你看了嗎?
尼克松:蔣介石罵主席是“匪”。那主席怎麼罵蔣介石呢?
周恩來:一般來説,我們稱他們“蔣介石集團”。我們的報紙有時叫他“蔣匪”,我們也被回罵成“匪”,反正我們是罵來罵去。
毛澤東:其實,我們跟他的友誼比你們跟他的友誼歷史還長。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周恩來非常高明地用一句“反正我們是罵來罵去”告訴尼克松:大陸和臺灣的“共匪”與“蔣匪”問題,都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國不應干涉。
“勝者王侯敗者賊”這一被中國人畫定又延續了上千年的歷史怪圈,即將被中國人自己衝破。
然而,真正衝破這個歷史怪圈的是中國共産黨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偉大設計師鄧小平。他以雄才大略的襟懷,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從此,在海峽兩岸的新聞媒介中,“政治土匪”這個特殊的怪名詞,在國共鬥爭的充滿腥風血雨的半個多世紀後,終於壽終正寢了。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環境下,筆者才有可能根據大量的歷史資料和深入採訪的筆錄,從宏觀和微觀把握上較為實事求是地創作出這一部反映國民黨中央政權退出大陸後,發生在廣西的這場國共雙方歷時3年之久驚心動魄的大決戰的作品。

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摘录自政变:实用手册

“只要国家代表的道德力量被摧毁,立法机构,无论它可能是,这意味着没有更多的军队比一大群500人,缺乏活力和纪律比相同数量的一个营。” 
     -夫人偷,说拿破仑政变
“听我说大使先生你他妈的议会和你的体质....如果你的总理给我讲民主,议会和宪法,他,他的国会,他的体质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总统Lyndon约翰逊希腊大使,大约1967年
     (作为讲述了一名目击者。)
+ + +

摘录自政变:实用手册
爱德华卢特瓦克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页引文是从1979年平装版)。
[内留言括号 ]是这个编辑器的,不是作者的。粗体部分是由这个编辑器,不是作者强调。斜体意见括号内是由原作者强调。
爱德华卢特瓦克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安全顾问,里根总统。他也有很多联系,智库与已知的连接到美国的情报。目前,他的作品为中心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特区。对于卢特瓦克在CSIS的网站上的一个简短介绍,请参见http://www.csis.org/html/4luttwak.html

通道。1 - 什么是政变?

[P。26 - 27]
“政变涉及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通过该电源可检[即,政变,革命,内战,战争解放]但是,与大多数人的一些要素政变并不一定是要么介入协助群众,或以任何显著程度,军事型的力量。 [ 着重号另加 ]
“这些形式的直接力量的援助,无疑会使其更容易夺取政权,但它是不切实际的认为他们会提供[或可取]以政变的组织者。
“如果政变不会使群众使用,或战争,什么乐器的权力将使它能够抓住国家的控制权?简短的回答是,电力将来自国家本身 ...
“ 甲政变由一个小但关键段的状态的装置,其然后用来从它的控制,其余的取代政府的渗透。 “
从作者的前言1979年版
[P。16]
“该公开的腐败[多]指出常见揭示了缺乏政治共同体的全部后果,只有从后者可以有效的规范出现,规范感受到每个公民的意识,没有政治共同体,国家是不超过一台机器,它是那么的政变以来,与任何一台机器,人们可以抓住保持的关键杠杆获得对整个控制变得可行。“

通道。2 - 当是一个政变的可能?

[页。37 - 55,各处]
[三个主要政变的先决条件:]

  1. “目标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必须是如来限制政治参与的人口的一小部分。”
  2. “我们的目标状态必须是基本独立的,在其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外国势力的影响必须是相对有限的。”
  3. “我们的目标状态,必须有一个政治中心。如果有多个中心,这些都必须是可识别的,他们必须在政治上,而不是种族,层次分明。如果状态是由一个非政治组织单元控制,政变只能进行出经其同意或中立性。“
[页。20 - 21]
“现代官僚机构的发展有两层含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变的可行性:国家的常设机构和政治领导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发展,而事实是,像大多数大型机构,官僚机构有用命令的确切链的结构层次...
“这种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官员都与领导,非法夺取政权必须采取'故宫革命”的形式,它本质上涉及统治者的人的操纵,他可以被迫接受的政策或顾问,他会被杀死或俘虏,但无论发生什么宫的革命只能从“内部”进行,并通过“内部人士”......
“这次政变是一个更加民主的事,它可以从”外部“来进行,它工作在政府以外的地区,但它是由永久性的和专业的公务员,军队和警察。形成了州内的目的是从政治领导层分离状态的长期雇员,这通常不能发生,如果这两个是由政治,种族或传统的忠诚联系在一起的。“
“... [T]他的国家官僚机构有其工作分成强项鲜明的区域,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在每个部门必须有命令的接受链条,标准程序必须遵守。因此,一个给定的信息,或一个给定的顺序,其次是在一个刻板的方式,并且如果订单来自适当的来源,在适当的级别,它被执行。
“......国家的设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机器“,这通常会表现得相当可预测的和自动的方式。
“ 政变经营者利用这个机器般的行为优势: 在政变期间,因为它使用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抓住控制杆,后来因为'杠杆'的值依赖于一个事实,即国家是一个机“。[ 着重号另加 ]
[P。30]
“在[ 社会政治统治者之间]对话排除[ 这延续一个电子政务的合法性 ]只能发生,如果有社会的足够大的部分是足够识字,衣食和安全,以“顶嘴”即使那么一定条件下可以导致关系恶化,而 ​​这有时会产生足够的冷漠和政权的不信任,使可能的政变。“
[页。35 - 37]
“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参与,是在小知识精英的手中,这是精英有文化,有教养,吃饱和安全,因此从他们的同胞绝大多数完全不同,实际上是一个种族分离。群众认识这一点,他们也接受对权力精英的垄断,除非一些不堪勒索导致他们接受其政策拼死反抗。 同样,他们将接受政府的变化,无论是法人或其他方式。 [ 着重号为原文 ]毕竟,这仅仅是另一个很大的'他们'接管。
“因此,政变后,村里的警察来读出一个公告,无线电说,旧政府腐败和新的人会提供食物,医疗,教育-有时甚至是荣耀的广大人民的意志既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这些承诺或指控,而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在其他地方,很远。 这种缺乏反应是所有的政变需要对人民的一部分,继续执政。 [ 着重号后加 ]
“官僚的较低水平的反应 - 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反应 - 以类似的方式,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的'老板'给订单,可以提升或降低,首先,是源。权力和威望,使他们村半神政变后,谁坐在在地区总部的人仍然会服从 - 不管他是男人谁是有前与否 - 只要他能支付的工资和有链接到首都的政治平流层。
“对于高级官僚,军队和警察,政变将是危险和机遇的混合.... [F]或更多数量的那些谁不太深犯,政变将提供机会,而不是威胁。他们可以接受的政变,惟集体不可缺少的,可以为更好的薪水和职位洽谈...
“由于政变通常不会代表大多数的elitem的选择是反对派的巨大危害和无所作为的安全之间的一个威胁所有这一切需要,以支持政变时,简单地说,什么也不做 - 并且就是通常会做。
“因此,在各级,最喜欢的动作之后政变当然是验收......这种缺乏反应的关键是政变的胜利......”

通道。3 - 政变的策略

[页。58 - 59]
“......如果我们是革命者,想要破坏某些政治势力的力量,和革命减员的长期和经常血腥的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然而,相当不同:我们要夺取政权现行制度下,我们只停留在权力,如果我们体现那些很有势力的一场革命可能会寻求破坏。如果我们要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我们可以这样做之后,我们已经成为支持一些新现状 政府。这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当然一个痛苦少一个)比一个经典的革命。[侧重点原创]
“虽然我们会尽量避免与”政治“势力所有的冲突,其中一些几乎肯定会反对政变,但是当我们已经取代我们的新现状为旧的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将消退,并可以通过执行呢我们控制了国家官僚机构和安全部队,我们随后应进行征收我们控制的国家机器,而在同一时间的双重任务用它来 ​​强加我们对国家的控制在逃。[ 着重号另加 ]。 ..
“我们的策略,因此,必须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需要最高速度的过渡阶段,以及需要充分抵消之前和政变后可能反对我们的势力如果在运行阶段政变,我们是在拖延的阶段,那么我们必不可少的疲软将出现:我们将可能获得一定的政治色彩,而这反过来会导致那些反对我们代表(或者被认为是趋势的力量的浓度代表)。只要政变的执行速度快,而且我们是隐形的匿名性,无期政治特别派应该有一个动机,还是一个机会,来反对我们.... [A]延迟将失去我们我们的主要优点:自愿中立“观望”的元素,以及那些需要时间来集中部署和行动力的非自愿中立“。

通道。4 - 政变的策划

[P。141]
在发达国家方
“无论是两党制,在许多盎格鲁 - 撒克逊世界的何处各方arein压力团体的影响联盟,嗷嗷不论是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阶级或宗教为基础的政党,主要政党在发达和民主的国家不会出现直接威胁到政变,虽然上述各方有群众的支持在选举时,他们及他们的追随者都精通质量搅拌的技巧。政治生活的比较稳定已经剥夺了他们所需的经验采用直接法,和周围定期选举的概念,其运作的整个气氛围绕....
“党的装置,其分支机构和当地组织者,可以,但是,允许他们执行的信息和协调这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一个角色,即使他们的领导可以不采取任何行动,该设备尚可作为反政变风潮的框架因此,我们将密切-行政-分行网络,这应足以抵消这一特定威胁[ 或中和党司法,嗯WOT? ]
“从这个方向唯一的严重威胁将来自其隶属于左派的群众性政党的工会运动。”
[P。144 - 145]
“虽然一些形式的对抗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必不可少的,以避免流血事件,因为这很可能其中有军队和警察的人员至关重要负面影响。【重点补充 ]参看的行为的失稳效应在巴黎警方上周五1968年5月4日,这是[的雷管夜巴黎起义 ]危机。“

通道。5 - 政变执行行政法院

[P。147]
“有了详细的规划,就没有必要在政变的活跃阶段任何形式的总部结构;。因为如果没有余地的决策就没有必要为决策者和他们的设备事实上,有总部将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它会contitute反对派和其中一个将是既脆弱,很容易识别一个具体的目标一旦政变开始,统治集团会知道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是除非政变是非常频繁的国家,他们不会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是......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任何会澄清威胁的性质,从而减少了留在政权的防御设备的混乱任何行动。我们的团队将会出现从他们的基地和进行操作时作为独立的单元,以抓住其指定的目标,因此他们的集体目的和协调将仍然不明,直到为时已晚的任何有效反对政变的领导人将分散在各个团队之间,每个。加盟其最终目标需要他在场球队,因此政变发言人将与球队将抓紧[ 或增选 ]无线电电视台和警察的准首席将与他们的目标球队是警察总部[ 或州议会,视情况而定。由于每个团队将是既小且流动性很强,而且因为没有总部整个政变的活跃期,反对派将不会对任何一个目标,它将能够集中力量,这样他们人数上的优势将会消散,政变的小势力将在每一个特定的目标区域局部优势,这将是政变胜利的关键。“
[页。165 - 166]
稳定的官僚[ 以下政变 ]
当中的国家官僚机构,以下政变 ]“...他们的主要占领前的将是posisble危害其层次结构中的位置......在政变后立即时期,......他们可能会视自己为孤立的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是生命,可能是处于危险不安全的这种感觉可能是促成两种可供选择的反应,无论是极端的:他们要么向前迈进一步,以维护自己的忠诚政变的领导人,否则他们会尽量挑起或。参加反对我们反对这两种反应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希望的忠诚断言,通常是不值钱的,因为它们是由谁刚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甚至更多的合法男人看的,主人,反对派将永远是dnagerous和。有时灾难性我们对军队和官僚干部政策将减少这种不安全感,我们应建立尽可能多的更多的高级官员和官员尽可能传达一个主体思路以有力和令人信服的方式DIRCET通信:即政变不会威胁到他们在层次结构中的位置和政变的目的不包括现有的军事或行政结构的重塑。[ 着重号另加 ] ...
[P。167]
从权力监督:Stablizing群众
......“群众的军队既没有武器,也不是官僚的admiist​​rative设施,但他们的态度政​​变后建立的新政府将最终决定。我们当前的目标将是强制执行公共秩序,但我们的长长远的目标是要获得群众的认可,使肉体胁迫将不再需要,以确保符合我们的订单。“
[P。168 - 170]
“我们的...更为灵活的工具将是我们控制大众传播的手段......此外,政变的困惑和戏剧性的事件将意味着广播和电视服务将有一个特别细心和接受观众。在broadcastin在电台和电视服务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有关情况的信息,而是通过利用我们的垄断[影响其发展或其他实际控制这些媒体。我们将有两个主要目标thatwill启动宣传活动政变后:(一)以阻止抵抗我们强调我们的立场的实力,以及(b)压抑的恐惧,否则这种阻力产生。
“我们的首要目标将被输送政变的现实和力量,而不是试图证明它可以实现......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积极抵抗将是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反对派,使每一个人的对手将有CAFT孤立地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的任何进一步阻力的消息将作为一个强大的兴奋剂被打破隔离的这种感觉,进一步阻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隐瞒这样的消息。如果在事实上,一些阻力,如果它的强度和语言环境等,使其很难从公众的特定部分掩盖,我们应该承认它的存在,但我们应该着重强调,这是孤立的 [ 着重号为原文 ]的产品obstinancy谁不隶属于任何政党或团体显著会员几误导或不诚实的个人。隔离的动机的连续工作......并强调了法律和秩序已重新确立的事实,应该有使得电阻的影响出现危险的,无用的。
“我们的宣传活动的第二个目标将是消除担心的政变并非由外国和/或极端分子激发安抚公众,并说服该政变是不是对他们的威胁特别的群体。第一个目标将通过操纵国家的象征,并通过我们的主张在当时的虔诚信仰来实现.... [T]他难免怀疑,政变是“公司”的阴谋的产物 [ 俚语中情局本身中使用中情局只可通过在其上的暴力袭击被驱散。 这些,是口头上,而不是意外,将安抚公众,而不会干扰企业的利益,而且攻击应该是所有的更猛烈,如果这些怀疑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着重号另加 ]
...“我们将利用一个合适的选择......不可爱短语[ 如“非美国” ];虽然他们的意义已经通过不断的和故意滥用被完全遮蔽,他们将作为我们无可挑剔的有用指标民族主义 ......“ [ 着重号另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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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与镇压:苏俄社会主义变形记之三

【利用与镇压:苏俄社会主义变形记之三(金雁)】革命与变形之四:“红色共和国”的覆灭


在对待波罗的海水兵的问题上。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亲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根据传统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打出的。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国选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是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是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当时为了争取农村的选票,列宁还特意指示给水兵们放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布尔什维克做宣传。

由于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革命,在临时政府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兰湾中的岛屿要塞喀琅施塔得军港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以至于当时盛称喀琅施塔得全岛成了一个“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后来喀琅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声誉。

但是在革命仅仅三年以后,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走狗”(参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页)。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几年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革命”后的现实使这些士兵越来越失望。尤其是残酷对待农民的“余粮收集制”在内战基本结束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变本加厉,让那些大多数是农家出身的士兵忍无可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复旧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苏维埃”。

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支柱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水兵们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7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15页)的口号,以及上千份的退党声明。结果起义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而喀琅施塔得军港则被宣布为敌占区,遭到重兵包围,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其实,这次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要塞的水兵曾争取和当局进行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进行任何谈判或做任何妥协,暴动分子必须受到严惩,而且还要株连: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怀疑的水兵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经过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都充满憎恨,他曾经提出干脆撤销波罗的海舰队算了。但别人告诉他,海军对于保住政权还是必须有的,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不过后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是从官到兵完全更换。尽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至今仍然作为“革命图腾”摆在涅瓦河边供人参观,“红色共和国”可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列宁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反对我们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而且列宁也认为发生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过分了。吸取教训后,列宁改弦更张,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便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可见列宁也明白水兵抗争的原因所在。

但是尽管如此,列宁对他们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白匪”。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起义被镇压后,这些水兵被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当然,起义中还有8000多人成功突围,从冰面上逃到了对岸的芬兰。就这样,当局还不依不饶——这个当局痛恨“自己人犯上作乱”历来比痛恨敌人更甚。就像许多白俄贵族可以终老异国他乡,而“托洛茨基同志”一旦反目成仇,即便逃到地球那一边,时隔十多年,还是没能逃出毒手一样,很多白俄贵族逃到芬兰,列宁也就算了。但这些“犯上作乱的革命者”可没有那么幸运,直到24年之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芬兰,仍然不忘算当年的老账,苏联内务部穷搜彻查,找出这些曾经的喀琅塔得水兵并予以逮捕,从芬兰带回,关进了苏联国内的集中营,他们绝大多数没能活着出来。其实这些水兵20多年来大都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已经在芬兰落地生根,加入了芬兰籍,而且到1945年都已垂垂老矣,对苏联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革命与变形之五:恐怖的“粮食专政”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对于农民,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有成见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有时还“反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指望的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毕竟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主张与他们为敌,不主张剥夺他们,而是指望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自然解决农民问题,希望这种发展使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使农民分化成“农业工人”和“资本家农场主”,然后再考虑城乡无产阶级联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继承了这种对农民的成见,彻底否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脱胎的母体俄国民粹派的“亲农民”观点。但是民粹派漠视民主自由规则、主张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对这一点列宁却十分欣赏,并且大加发挥。于是两者结合便形成了列宁独特的农民观。民粹派主张依靠农民搞革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农民,因而不认为在农民国家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与这两者都不同,他认为革命可以搞而且必须搞,但要准备把农民作为敌人,不择手段地对待之。

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其逻辑理由是:由于统治阶级是少数,所以不会允许占多数的劳动者有民主权利,在暴力镇压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内战”来争取解放,战时独裁(“专政”即dicta-torship一词的本义就是战时的短期独裁)因而是难免的。而列宁对于“专政”的必要性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早在1902年他就论证说,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统治者不允许民主,而在于俄国是个农民国家,“保守、反动”的农民占多数,所以民主对居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是有害的。列宁声称: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绝大多数”会反对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以少数人的“专政”来对付,以便强迫“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可见,列宁从一开始就是准备以“专政”手段对付农民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切为了夺权和掌权”这个大前提下,列宁的意识形态又非常灵活而且极为“实用主义”。到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看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反斯托雷平的农民情绪高涨,可资利用,列宁又来了个急转弯,对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开历史倒车”的农民反资本主义情绪百般迎合,予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这时列宁形成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主张。尤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民情绪的迎合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俄国农民要求取消斯托雷平改革、恢复传统农村公社的主张是由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来体现的。对于这一纲领,过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的,列宁在斯托雷平时期也只是主张支持这一纲领的“否定的方面”(即利用它来打倒沙皇和斯托雷平),而对“肯定的方面”(恢复传统村社)仍然予以指责。但是沙皇倒台、斯托雷平改革也被取消后,在土地—农民问题由“否定方面”走向“肯定方面”(由破旧转向立新)时,列宁却又再次“大转变”,全盘接受了农民要求的“肯定方面”,支持恢复传统村社,还“完全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并且反过来斥责社会革命党“背叛了自己的纲领”,而列宁(似乎也“背叛”了原来自己的那一套?)却成了“别人纲领”的保护神。

即便如此,列宁成功的夺权仍然很少得益于农民的支持。到了大权在握后,尤其是通过1918年立宪会议选举,列宁看到农民仍然倾向于支持社会革命党,而不是支持自己,他便又记起了自己当年关于对“落后的多数”必须实行专政的主张。1918年,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粮食专政”政策的农民暴动,使农村形势骤然紧张。曾有很短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农村内部的“阶级斗争”,成立“贫农委员会”来作为自己在农村的依靠。但这个办法很不成功。于是1918年底贫农委员会被解散,当局完全采取了从外部征服农村的办法。政府调动最精锐的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来对付农民的反抗。

当时针对农民反抗形势最严峻的奔萨省,列宁频频发出指示:“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从奔萨抽调一部分军队,没收参加暴动者的全部财产和粮食”,“拟个法令草案——每个产粮乡都要有25~30个富人作为人质,他们要用性命保证全部余粮收缴上来”,“整个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应该弄出样板来……要找一些强硬一些的人,1.绞死(务必绞死,好让人们看到)不少于100个罪恶昭彰的富人、富农、吸血鬼。2. 公布他们的名字。3. 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4. 指定人质。要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发抖,都知道,都喊叫:‘他们把富农吸血鬼都绞死了’,全都要绞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3期,“列宁致库拉耶夫的电报”,4页)。在给奔萨省委书记敏金的电报中说:“从你们的800名士兵中选出最可靠的人,先对一个乡采取无情的行动,如果需要,我们再派兵力去,请更详细、准确地电告,你们在什么地方占用了多少兵力,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往哪里支援”。“要趁热打铁,要利用镇压富农的机会,无情地镇压粮食投机商,没收大财主的粮食”,“这样的指令(指定‘人质’)发到所有的征粮队”。当时俄国有4.5万个征粮队。列宁指示,“要一个乡一个乡地把余粮一点不剩地全部收上来、运出去,这样做极为重要”。“收净那里所有的余粮”。其实,在这种口号下好多地方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收净”了。在这个时期,列宁给各省的电报和信件都充满这样的口气:“绞死”、“强硬”和“采取无情的群众性的恐怖手段”。

这里要指出的是:与中国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不同,俄国在1917年革命时布尔什维克还是个城市党,在农村很少影响。自二月革命沙皇政权垮台后,不满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农民就以传统村社为组织,自发地开始了“土改”。到十月革命发生、布尔什维克上台时,土改已经大部分完成。这种土改主要是反斯托雷平之道而行,动用村社的集体压力迫使斯托雷平改革中分离出去的私有农民重新回到村社,当然也没收了村社以外地主的土地。不过,传统俄国的“地主”是指乡村社会以外的贵族,像中国传统乡村中那些平民身份的地主,俄国是没有的。俄国的村民中只有一些出售余粮、兼做小生意的所谓“富农”。实际上斯托雷平时代农民中的分化主要也不是“贫农”与“富农”的分化,而是村社农民与离开村社的独立农民的分化。但是,由于1917—1918年的土改主要是在共产党影响很小的情况下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自己搞的,目的是恢复村社,而不是刻意发动“阶级斗争”。只要独立农民回到村社也就完了,并没有划定什么“阶级成分”。所以列宁一再痛骂,并且要求“绞死”的所谓“富农”其实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富农就是指不服从“余粮收集制”的农民,只要你藏了粮食不交,甚至还偷偷拿自己的一点粮食去换钱买了盐巴(这些人当时被称为“背小口袋的人”,可想而知,这“小口袋”粮食算得上什么“富”?),你就是“富农”了。

还要指出的是:俄语“кулак”一词被中译为“富农”本来就是为了对应我们后来的政策,其实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握拳”,引申为“抠门”、“吝啬鬼”之意,本是俄国民间“骂人的话”,原来它既没有“富”也没有“农”的词义。而那时的当局对一切不听话的人都用“骂人的词”称之,与工人罢工就是“流氓”、“坏蛋”一样,农民不乖乖交出所有粮食就是“吝啬鬼”、“吸血鬼”。所谓“富农”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只是后来才被塑造成一个“阶级”的形象

而1918年列宁签发的文件要向农民发起一场“无情的战争”。列宁提议,打击富农的法令要具体规定: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国家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没收其财产,永远把他们驱逐出村社。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信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是一种合法的政府行动方式:可以即刻判决、扣押人质、就地处决、监禁那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所以不仅“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而且这种手段的使用“应尽量广泛”,要突破一切心理障碍,创造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

布尔什维克党从1918年6月开始(正式法令于1919年1月11日公布)在部分省份实行余粮征集制,并于同年夏末推广到全国。余粮征集制的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它的强制性。1918年8月20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应不少于75人,并配备2~3挺机枪。实际上这已不是“征粮”而是“抢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是口粮和种子粮。到1920年,“不少地方因缺乏种子而无法播种”。这时的农村已经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了。

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尤以1921年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为严重,农民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中曾经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回到家乡后看到农村的惨状,愤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他成立了“劳动农民联盟”作为造反的组织者。该省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上说他是“全民政权和‘立宪会议’思想的狂热鼓吹者”,他在“告红军书”中说:“红军战士们!难道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的桎梏”。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刚刚参加完苏波战争又镇压了波罗的海水兵起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为“唐波夫剿匪集团军司令”,他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4.5万人),706挺重机枪,250桶氯气,18架飞机。除了战争中杀人如麻外,最后到事态平息时又有10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红军炮兵司令舍伊杰曼和唐波夫省军事委员瓦西里耶夫联合给“剿匪”部队下达命令说:“建议唐波夫指挥部动用毒气攻击。”图哈切夫斯基于是要求部队,“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确保它能散布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说,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内战中使用毒气。这可比叶卡特琳娜时代帕宁将军镇压普加乔夫起义不知要惨烈多少倍。

根据资料,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共调动了27个步兵师去镇压农民暴动。不少出身于农家的红军官兵不忍这样屠杀乡亲,因此发生了许多哗变。如1920年7月,红军第21师的师长萨波日科夫率部反对“征粮队”,他们在萨拉托夫省建立了一个“真理红军”,主要口号是“打倒余粮收集制”,“自由贸易万岁!”后来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无怪乎有史家称: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农村,国家农奴制“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即便是18世纪的农奴主也想象不到”(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28页)。

就这样,1920年以来,先后是工人、军队,更不用说农民,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承认,此时如果“允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可以肯定,他们全都会被赶下台”。布尔什维克原来以为,在1917年支持过他们的工人阶级肯定会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他们对付农民,但是事实使他们懂得,只有“专政”才能拯救革命,确切地说,才能拯救他们自己。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12.html

广西解放初期的土匪问题

广西解放后,紧接着就进行剿匪,因为广西的土匪太多。
由于影视剧的原因,人们都熟知湘西剿匪,实际上,湘西与广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那只是一个狭小的地区。
全国,几乎所有的山区都有匪,但唯广西是全省有匪。
对于广西剿匪,60年代有电影《英雄虎胆》,70年代有电影《火娃》,两个电影都是名星云集,但以前一个称为经典,当时的美人王晓棠演女匪阿兰小姐,给人印象最深。
这些影视给人留下印象,似乎匪都是政治匪,都是忠于台湾的游击队,这是错误的。
当时,有坚决反共的政治匪,也有以抢劫为生存手段或者致富门路的经济匪。
经济匪里,有专职匪,就是普通意义上的匪,躲在山林里,时常袭击村庄,抢劫生活用品,粮食、猪牛。有兼职匪,而且后一种居多,也就是讲,广西的匪,多是农民,平时种田,带着武器,见有单身过路人就抢劫。
这种情况是全国独有的,因为在桂系时代,广西就和美国很相似,武器自由交易,很便宜,经济条件许可的家庭都拥有枪支,一个农民要枪做什么呢?平时防身,有机会时抢劫。广西的农民与美国牛仔的区别,第一没有牛仔裤,第二,牛仔通常用带手枪,广西农民都带步枪。
这种局面,原因是桂系的“寓兵于民”的政策,桂系战争动员极容易,随便一召集,就有十多个团,桂系以团为基本作战单位,十几个团合起来两个军了。
桂系曾经败得很惨,李白黄四处潜逃,但一回到广西,马上就有一支可观的军队。
鼓励民间拥有枪支,好处是战争动员容易,但坏处就是治安恶劣。当然,从前全国的治安都恶劣,其它省也是匪如牛毛,只不过枪支少,冷兵器为主罢了。
到广西解放,开始剿匪,首先开始剿的当然是大股的政治匪,也就是忠于台湾的游击队,就如电影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但是漫长时期,是解决治安问题,对付兼职的经济匪。
如同敌后八路,零敲碎打,一个个端炮楼,最后消灭日伪数字统计起来是一个大数一样,那些兼职的经济匪,闹出的小动静累计起来也是一个大数。当时广西私人老板的汽车不敢在公路上独自跑,都跟在解放军的卡车后面,形成奇观。这样也不安全,解放军的运输卡车也经常被袭击、抢劫。
有的村,整村都这么做,后来就叫“土匪村”,后来很长时间是治安重点。政治待遇上,土匪村算是另册,村里人要参军、提拔干部,基本上不太可能。
理论上,只要收缴武器,结束桂系“寓兵于民”的状态,就解决了,然而实际上不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民风。
广西民风本来彪悍,经过漫长的有枪时期,人们已经形成了见钱就抢的习俗,没有了武器,拿锄头、棍棒一样抢劫,见单身旅客从田埂走过不去抢劫,好象见钱包不弯腰捡一样,是犯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60年代,比如1965年,一个人要穿越人迹稀有的山路,仍然象过景阳冈一样凶险,只能象阳谷县令布告的那样,三五成群,正午时分结队而过。
直到今天,广西仍然凶杀频繁发生,也不为什么深仇大恨,仅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怒就痛快地要你的命。云南大学广西籍学生马家爵以锤子击杀多名同学,是有民风背景的。
广西农民心理素质都超强,杀人以后,能坦然面对警察的眼睛,没有丝毫躲闪和惊慌,要从表情上破案不可能,你看不出谁有可能是凶手,凶手和别人同样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