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阚凤芹 | 2013年04月30日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7月)，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地方爱国人士发动的冀东大暴动，曾迅速从日伪统治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和百多万人民。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军就是以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战斗力为基础发展和组建起来的。然而，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却在后来被八路军冀热察 挺进军司令肖克(开国上将)设计诱捕， 并以“叛国投敌罪”枪毙。当时，共产党对外不敢公开高志远被害的真相，宣称高司令是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政府追认高志远是抗日烈士。而公开说高志 远是叛徒，是肖克和李运昌等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时至今日，中国官方仍然没有给高志远平反。
沉冤70载的抗日英雄—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1907-1939)我 和我丈夫都是滦县(明清时期称滦州)人。滦县属于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祖籍地(孤竹国)，也是评剧、皮影的发祥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滦县曾 发生过一些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大事件。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12月)由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领导的滦州起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胜 利。民国时期张学良在滦县恒山上的古庙里决定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7月)，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地方爱国人士发动的冀东大 暴动，曾迅速从日伪统治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和百多万人民。小 时候，就听家乡的老人们讲过一些“起便衣队”、“闹红军”的故事。后来知道，那就是说的冀东暴动。这次起义浪潮波及到冀东及周边的20多个县，参加起义的 人数达20余万，暴动部队组成的冀东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在历次战争、战斗中活下来的这次暴动的一些领导者和参加者，后来成为 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就是以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为基础发展和组建起来的。然而，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却在后来被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肖克(开国上将)设计诱捕， 并以“叛国投敌罪”枪毙。主要罪证是“企图投靠吴佩孚”和“投靠国民党CC系”。解放后，肖克、李运昌(原冀东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曾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长期压制和抵制给高志远平反的呼声。有些关于冀东大暴动的书籍和网页中，还是以叛徒的形象来描述高志远(阎瑞庚：冀东大暴动)。有些则不提高志远的名字，或注明高志远的叛徒身份有争议(http://baike.baidu.com/view/186083.htm；http://baike.baidu.com/view/4359428.htm)。在肖克(1907.07.14-2008.10.24)、李运昌(1908.09.21 - 2008.10.24)去世后，在高志远的家乡(马城镇多余屯，今属河北滦南县)及被害的涞水县，才有了对高志远的公开纪念和讨论。但官方仍然没有给高志远平反。今 天看来，高志远被害，这是一个十足的大冤案。因为，即使投靠吴佩孚，也说不上是叛国投敌。吴佩孚是旧军阀，但也是一个不肯屈服于日本人的有气节的中国人。 而投靠国民党，则是莫须有的罪名。高志远的朋友和抗联队伍中，既有国民党人，又有共产党人；既有吴佩孚的义子，又有绿林人士。况且，国民党当时是共产党的 友党，是抗日力量，投靠国民党也不是叛国投敌。高 志远是河北滦县马城镇多余屯(今属滦南县)人。自幼习武，双手双枪，百发百中。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爆发。高志远立志报国，从当地招募200 余壮士，组成抗日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此后，25的高志远岁被推举为滦县第三区的保卫团大队长，大智大勇铲平了县内最大的两股土匪，杀掉了悍匪头目刘兰 亭、胡宝山，且“不图钱物之私，不动女色之念”，甚得民心。1935年，在滦县火车站亲自刺杀了东北抗联叛徒、大汉奸刘佐周，震动中日朝野。县志中记载此 事件为“一枪存国脉，铁血正民心”。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高志远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历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兼华 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副主任。他参与筹备组织了冀东20万人抗日大暴动，被提举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总司令(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指挥起义队伍英 勇作战，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日伪统治下解放了一百万人民。昌、滦、乐三个县除昌、滦县城以外所有城镇、伪军据点都获得解放。1938年8月，虽然高志远等抗 联主要领导有不同意见，但为了大局，高志远还是服从宋时轮等八路军第四纵队领导的决定，率先跟随四纵西撤(现在知道，西撤是违背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一个错误决定)。西撤造成冀东根据地损失了90%以上的人口和面积。而西撤过程中，抗联队伍也损失了90%以上(被日伪军消灭或溃散)。高志远感到愧对冀东父老，尤其是西撤途中牺牲的两位抗联副总司令洪麟阁(国民党员)、陈宇寰(无党派)，以及大部分抗联战士。由此产生了返回冀东，恢复抗日根据地和部队的想法。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武器支持，高志远派部下赵云昌(吴佩孚义子)与吴佩孚联络。此举被秘书陈飞诬告为高志远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冀东抗联攻下房山县十八台后，陈飞的表弟侯某某因强奸妇女被告发，被高志远处决。时为司令部机要秘书的陈飞向高志远求情未果，所以挟私诬告)。1939年4月，高志远被肖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开国上将)以宴请为名设计逮捕，27日以“叛国投敌罪”枪毙于涞水县山南村。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参谋处处长李荣久。主要罪证是“企图投靠吴佩孚”。接任抗联司令的王仲华(共产党员、原冀东抗联总政委。原名董毓华，董必武族侄)为 高志远亲自穿上新衣，买了当地最好的棺材将高志远安葬，并立碑以示纪念。同时，指示下属安抚高志远在天津的家属，并按烈士家属给予抚恤金。涞水当地人民多 年来一直称呼高志远墓地为“高志远渠”。1942年日本鬼子扫荡时曾将墓地炸掉，但山南村的百姓们又重修了墓地。1993年清明节时，高志远的后人们在当 地干部们和百姓的帮助下再次重修了墓地，并立碑以示祭奠。当时，冀东共产党组织对外不敢公开高志远被害的真相，宣称高司令是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政府追认高志远是抗日烈士。关于高志远被冤杀，相关网页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23439-1-1.html 上有些记述：“1939年4月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根据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秘书陈飞（陈绍昌）揭发高志远有与军阀吴佩孚私通书信的问题，…召集中共 冀热察区党委、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冀东抗日联军领导全体会议，讨论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处理问题。…冀东抗联副总司令…李运昌和李楚离及丁振军化妆到 了平西专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邓华及冀东抗联政委王仲华极力主张让高志远到延安学习去。而李运昌却说：“高志远这个人 得罪不的，他枪法准又心狠手辣。昔日刘佐周如何，威风八面卫队随从无数，还不是被他高志远刺杀了吗？咱们如果把高志远放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 想！”为此，…肖克未经请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情况下擅自将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错误地处决了！！从而酿成了冀东第一大冤案！！！”参见“冀东史上第一冤案”(天津社科院历史所 秦戈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011/25/a2f6a6.html)；“冀东抗日大暴动暨高志远学术研讨会在北河宾馆隆重召开” http://tieba.baidu.com/p/878520719?pn=2；
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23439-1-1.html有一些详细史料(高志远的乡亲及老部下的回忆)
45年前，我与钱万胜、唐玉振、张振起、尹宏、冯宗臣，于1967年10月3日深夜在滦县老城城关贴完“反标”的第二天清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滦县西关部队的辛团长亲自指挥4814部队的两个分队，一队封锁进城赶集的各个路口，一队迅速揭下所贴之“反标”。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有人竟敢贴出了《告滦县人民书》及“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等标语，不啻晴天霹雳，震惊全县，波及周边。“八十三张反标案”遂成为196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特大要案。“公安部立即下令：河北省公安厅与唐山地区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侦破‘八十三张反标案’。结果专案组费尽心机侦察了数月，因当时滦县派性严重，侦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专案组只得无功而返。”这些话都是后来我所在服刑监狱的几位领导找我谈话时不止一次亲口与我谈过的。
一、因由
书写和张贴标语时，钱万胜24岁，地主出身，社会关系复杂，但他一直追求进步，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是兴隆庄公社兴四大队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一概在行，又是生产能手，木工、瓦工、农活儿样样精通，且有正义感；唐玉振，30岁，贫农出身，1958年对“大跃进”不满，因写过“反动词句”被判刑4年，琴棋书画、吹奏乐器，人医、兽医、木工、瓦工、煎炒烹炸均会；张振起，22岁，中农出身，擅长吹拉弹唱，爱下棋，且头脑灵活，人缘不错；尹宏，22岁，富农出身，祖祖辈辈为人诚实、厚道，耿直、爱讲真理；冯宗臣，44岁，贫农出身，有磨香油的祖传手艺，为人正直，好较死理；高小平，17岁，判决书中说是“地主出身……其祖父被我政府处决。”
我之所以敢于豁出命来参与书写、张贴大字报、标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根源：
一、我认为祖父就是抗日民族英雄。他是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总司令，无端地被八路军平西军政委员会以所谓“叛国罪”枪杀，而且至今不予平反，我们全家遭受牵连。冀东的老百姓、老抗联战士至今不服，愤愤不平。早在我4岁时，随父母去探亲，有几位长者看我是个小男孩，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朝着太阳鞠躬，嘴里喃喃地说：“老天爷有眼哪，高翔云（高志远）有后了呀！”夏夜乘凉时，许多农村老人像讲评书一样讲我祖父卖地买枪打日本、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剿灭各路土匪及领导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等传奇故事，慢慢地，我的脑海里就印上了：祖父就是抗日民族英雄，谁诬蔑他，我就与之抗争到底！
二、父母亲有文化，心地善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母亲几乎是完人。当年，父母亲在兴隆庄行医开门诊时，对待患者，不论是穷是富、是官是民一视同仁，有钱无钱一样给治病。有时父母亲垫钱或免费给穷人治病，所以父母亲在兴隆庄一带的人缘比较好。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文革”初期却把我父母无辜下放，并对我父亲实行强制劳动等迫害，令我非常气恼！
三、我本人上学始终遵循父母的教导：“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祖父及家庭出身的问题，剥夺了我进入滦县最高学府（滦县一中）的录取资格，硬把我塞入滦县二中，不久，又免去我的班干部。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掀起了打砸抢的风潮，一时间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田，学生不能上课，老一辈革命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像“神”一样被供奉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万寿无疆”的祈祷声响遍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三忠于”、“四无限”的造“神”运动充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为地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大革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上学深造的夙愿，至此注定成为南柯一梦。
二、经过
1966年秋，我父母下放到河北省滦县兴隆庄公社兴四大队，我也从学校回村参加劳动，就连“下乡知青”的资格也没有。此间结识了教我做农活的钱万胜，我们无话不谈，互为知己。
1967年夏天，我把自己的一首诗给钱万胜看了，得到他的好评。此后，钱万胜又与张振起、唐玉振谈到我的这首小诗，张振起和唐玉振也颇赞许。由此，钱万胜、张振起、唐玉振与我的关系便成莫逆之交。这首诗是：“文攻武卫”烽火稠，“造反有理”遍神州。国家宪法遭践踏，民选主席蒙辱羞。三山五岳含悲耸，长江大河带恨流。独裁专制何时了，前辈摧肝后辈愁。
1967年9月的一天上午，钱万胜与张振起约我带着毛笔去钱家车棚屋。我吃完了午饭如约而至。钱、张二人已到，钱万胜说：“前几天，张振起我俩从古冶搞了点纸，去了港北村唐玉振家，我们仨在唐家写了一些标语，主要内容是我们仨商量的，由唐玉振执笔写了几张《告滦县人民书》，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毛林集团的独裁统治，只有走刘少奇主席的道路，才能国富民强。剩下这一半，唐玉振说让咱们仨按原来的意思写完！”我说：“好！笔已经带来了，就写吧！”于是，我们仨写完了剩下的一半，这次我写得多。
过了没几天，即1967年10月3日夜，唐玉振来到兴隆庄找到钱万胜、张振起和我说：“咱们今夜把所有的标语贴到县城，明天是滦县大集，看到的人肯定少不了，如有时间的话到火车站往列车上一贴，效果会更好，让老百姓都知道：还有人民群众是拥护刘少奇的。”张振起说：“尹宏愿意参加这次行动，让小平与尹宏打糨糊去吧。”我就找尹宏去了。最后唐玉振又找来冯宗臣，刚好6个人。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并且做了分工：我与张振起一组，负责酱园、一中、电影院到阁上、东门一带；钱万胜与冯宗臣一组，负责北门至北市场大集一带；唐玉振与尹宏一组，负责阁上至西门、西关一带，每组携带40张左右标语，贴完后到三里坎下的树林集合。
由于没有时间到车站去，所以原计划到火车站贴标语的计划取消了。我与张振起从酱园边上进的北门，边走边贴。那夜武斗刚结束，街上的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造反派”的巡逻队照常巡逻。我与张振起在北街贴标语时，刚好从阁上过来一队巡逻的，我俩一闪就进了后宅胡同，从里边绕道东街，贴了剩余的几张，最后一张贴到东门外马路边电线杆子上。我们这一组顺利完成了任务，于是我就把糨糊筒和刷子一起扔进了滦河里。我们贴的方式是一人刷糨糊，一人贴，为了防止破案，除匿名外，都戴着手套，并订立攻守同盟：“刀架脖子上也不能当叛徒。”在阁上南边临出城时与钱万胜和冯宗臣汇合去三里坎下的树林里。我们4人等了约一个小时，唐玉振与尹宏还没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快回去吧，再不走就该天亮了，别碰上赶集的熟人。”大家都同意，于是我们4人按原路返回。
唐玉振和尹宏这一组当夜在中共滦县县委门口贴《告滦县人民书》时，院里的人以为是武斗人员，于是叫了好多人把唐、尹二人赶跑了。唐、尹二人一口气跑到西关西边的野地里趴了半宿，所以说他们俩没完成任务，把没贴的标语埋在地里了，后来听说被拾柴火的发现并报了案。其实，标语写了不少于120张，因为唐、尹二人没完成任务，被发现的仅有83张。因此被官方定为“八十三张反标案”。
三、事发
三年半之后的1971年5月，“八十三张反标案”事发。但是，并不是公安人员侦破的，而是港北唐玉振因另外的事交代出来的。自1967年10月至1971年5月因“八十三张反标案”被错抓或受牵累的大有人在。滦县老城城关一带凡是有点文化且又成分高的或者是有些文化也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例如：滦县老城四街的段新民，河北滦师的著名音乐教师、曾任滦县音协主席的于连甲，滦县老城一街的韩某某（名字已遗忘了）等等都是因为“八十三张反标案”而蒙冤入狱的。办各种学习班及被隔离审查的人数更无法统计，他们年岁大的年过花甲，年龄小的刚刚步入社会，正值青春妙龄。
在滦县看守所里，我除了频繁地交代“罪行”外，针对“文革”的形势做了深刻的剖析。1971年底“林彪事件”后，也曾有过希望——希望国家因之改弦更张，推行新政，盼望自己能早日脱离苦海，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兴邦建设中去。然而，严酷的现实否定了我天真幼稚的想法，使我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反思之中。因之曾作了如下两首小诗：
文革：“文化革命”革“文化”，千年文明一风罢。夫妻反目分两派，父子成仇传佳话。忠良贤士遭贬斥，流氓文痞官升大。何日苍天能睁眼。阴霾一扫救华夏！
作于1971年夏
盼望与失望：“秃子”叛逃已身亡，（注）惊喜万分暗思量：泱泱中华许有救？浩浩神州沐春光？年转星移祈新政，日思夜想盼兴邦。魑魅离去魍魉在，遗恨纷纷泪满裳。
注：“秃子”即林彪。
1971年12月
在关押我们10个月之后的1972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72）滦军判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
“……首犯钱万胜、唐玉振一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一九六六年以来，多次密谋策划纠集骨干分子张振起、高小平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反动言论。谋害我干部、夺取枪支、抢劫经费、酝酿反革命集团名称、拟定反革命纲领，预谋进行反革命叛乱。更为严重的是钱、唐、高、张四犯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标语，勾结尹宏、冯宗臣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深夜在滦县城关张贴出反动标语八十三张。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判处钱万胜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唐玉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处高小平有期徒刑二十年。
判处张振起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处尹宏有期徒刑五年。
判处冯宗臣管制三年。”
宣判会是1972年2月11日在河北滦师大操场开的。前一天，即2月10日（农历辛亥年腊月廿六）下午，我正在看守所监号里读报纸，突然有一伙人窜上炕，一下子把我推到地上，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因为当时我戴脚镣已半年多了），揪脖领子的、拽胳膊的仨人，把我连推带搡地弄到监号门外时，我心想：“这辈子算到头了，无法孝敬父母了，下辈子再活个样儿……”“当啷”一声，监所的大门开了，监管人员把我拽到我的监号里，锁上门走了。难友们赶紧过来安慰我，特别是老站大队的汪礼全关切地说：“别怕，还没到那一步呢，没啥事了，到了劳改队就会好的……”过了约一个钟头，看守所的侯所长进了我们监号，看我仍在念报纸，就说：“高小平，刚才那一刻你有啥想法呀？”我说：“按你们的话说，就是罪有应得呗。”侯所长说：“好，听着不大对味，可我也佩服这种说法，别等着像有的人那样，一听说枪毙就尿裤子，你早干啥来着？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随后侯所长把我叫到提讯室安慰了一番就说：“你还年轻，国家培养你上了学，所以给你留有改造的机会，你要好自为之，争取早日减刑或提前释放。因为你父母就你一个儿子，出狱后娶不住好的，就是娶个瘸拐秃瞎的也要成一家子人家，一对得起你父母，二要传宗接代。”这些实在话，令我万分感激。
宣判大会后，把我们游街示众，我与钱万胜和唐玉振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每人胸前挂个铁牌子，脚上戴着大镣，捆住双臂，嘴上戴着嚼子。游街的顺序是城关一、二、三、四街，新站、老站，最后到紫金山南麓挖好的沙坑边上执行死刑。当天被执行死刑的两个人，一个是钱万胜，一个是陈银（因杀死自己的妻子）。钱万胜由我和唐玉振陪绑。钱万胜当时是自己跳下汽车走到刑场的，而陈银已经成了一团肉泥。钱万胜的气概连法警也不得不佩服。难怪第二年清明节时，西刘各庄的刘振义拿着鲜花到钱万胜被处决的地方祭奠，并写诗词和日记予以赞颂，这也因此成为后来刘振义被逮捕、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主要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