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严
导语：一个学校的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不仅反映了一所学校诞生、成长、发展的历程，也承载了一所学校的人文精神、光荣传统。八一学校校史亦是如此，但与众学校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着一段特殊经历和姓“军”的历史。你可能不知道，今天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八一学校，是由1947年聂荣臻元帅亲手创办的荣臻子弟学校发展而来的。建校以来，八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的精英：其中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聂力、徐小岩等，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及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本文讲述了八一学校在解放战争时期，师生如何度过难关，并确保师生安全、提高教学质量，后来又如何成为北京市最早的寄宿制学校的艰难历史。
1947年2月8日，晋察冀军区党委作出决定：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在后方成立子弟学校。司令员聂荣臻指示：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自召集会议布置，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宗槐负责筹备组建工作。校址确定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之北的沟槽村（原军区抗敌剧社驻地），命名为晋察冀军区荣臻子弟学校。3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幼稚园，有工作人员24名，小学生32名，幼稚园小朋友18名。军区子弟学校就这样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诞生了。一开始由易茵主任主管教学工作，后来调入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学的边振瀛担任了校长。
一所战地子弟学校
荣臻学校开学后，先与沟槽村小学合用3间破房作教室，天气暖和时就在沙滩上上课。第一批入学的孩子，有的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有的经历过地下斗争的考验，有的在行军的马背上长大，有的从农民家里接来刚会走路，有的在失散中当过流浪儿，更有的已尝过失去亲人的痛苦。
随着学生日渐增多，很快沟槽村的校舍就住不下了，于是又搬到易家庄的较大的村子，那里有近百间房，原是气象局驻地。气象局随军到前方，这些房子就交给学校用了。
学校成立之初，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待遇都是部队供给制。由于前线还被敌人占领，边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学生们享受到最好的待遇，也只能是每天吃两顿小米饭，菜是萝卜干，一个月吃一顿细粮，吃盐很困难，烧的是毛柴和劈柴。教职员穿的是供给部发的军衣，孩子们的衣服是领来布，学校自己做。由于大家经常上山打柴割草，鞋子不够穿，破得常露着脚指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自己打草鞋补充。
教学设备一无所有，到了易家庄后，借了老乡几块棺材板当桌子，石头当凳子，在土墙上用锅烟子刷黑当黑板，用白土当粉笔。在屋里上课还得提高警惕，经常有敌机轰炸，所以春夏秋冬常在沙滩上、树林里、防空洞口上课。这样上课也有好处，直观教具多，自然条件可以利用，山崖地层的矿石多种多样，林中的鸟兽形形色色，远山出现的奇峰，洞旁一丛丛的绿草野花，美丽的大自然，在教学上很有价值。
教材很困难，边区小学课本出版很少，找本样本都不容易。张秀阶同志骑着毛驴到边区教育处去一次，才找了一本课本。教员们给学生们抄写好了，再交给孩子们去学习。
1947年11月21日，解放军收复华北重镇石家庄。庶务主任钟景星到石家庄把学校用得着的战利品带回来，40头毛驴驮着物品浩浩荡荡进入易家庄，学生走出大老远迎接。这些战利品在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和教学用品方面给了学校最大的一次补给，解决了不少困难。
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
1948年3月10日，白求恩卫生学校派三辆马车，把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日本专家的几个孩子送到荣臻小学读书，其中有内科主任津泽胜的女儿田子和（日本名津池田子鹤）、外科主任安达仁（日本名安达次郎）的儿子安达勇、安达猛以及高纪子（日本名久野纪子）和吉田进等。田子和嗓音好，会唱歌，不仅教同学们唱歌，还去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录制歌曲给北平的小朋友们听。4月初，徐特立在一间农屋的会客厅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在农村，一旦与农民的孩子吵架，这些孩子就被骂“小日本鬼子”，而在荣臻小学内，此类事情极少发生。有一次，六年级学生张业凡，与同班同学吉田进吵架，吵急了，骂吉田进是“日本鬼子”。吉田进哭着告诉班主任，班主任批评了张业凡，给他讲道理。张业凡接受了批评，并向吉田进认错，双方握手和好如初。张秀阶老师根据这件事和领导指示，对全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使中国学生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罪恶之源，日本军阀使中国人民蒙受痛苦，而日本人民是无辜的，要把日本法西斯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样，几个日本孩子成了“国际友人”，他们在学校里过着和中国学生一样的生活，既没有特别待遇，也不受同学歧视，骂“日本鬼子”的事再未发生。
印度共产党柯棣华大夫的子女，美国医学专家马海德的子女都是在荣臻学校培养长大的，甚至学校还为加拿大、苏联、朝鲜、老挝代培学生。
第一次欢度儿童节
1948年4月4日，军区直属队在学校召开庆祝儿童节大会。为了开好这个会，学校作了充分的准备，举办了学习成绩展览、体育运动会和学生文艺演出，还请来军乐队联欢。
这是对学校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阅，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和领导晋察冀边区宣传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徐特立参加大会，发表了演讲，大家很受鼓舞。徐老说：“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谁说我们没有教具，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要稳固，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强。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徐老在参观学习成绩展览时，给学校很多宝贵的指示，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学习的计划性。他还要来同学们的作文，逐一批改。
家长们看了孩子们的成绩非常满意，认为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展览作品中，有图画、范文和诗歌，有反映大生产的《解放军开荒图》和《背粮淘米》，有反映学校生活的《姐姐给我补衣裳》《打柴晚归》，有反映土地改革的《地主交了地农民分了牛》，有的用胜利捷报编写成诗歌，有的用歼敌数字和解放军前进速度编写四则运算题，有的编写帮助农民推碾子、拔麦子、送牛粪、摘棉花等义务劳动的儿歌。手工劳动作业反映了学生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学以致用的精神，展品有用旧布条打的草鞋、羊毛织的毛衣、棉花捻的线绳（打背包用）、碎布做的袜底、苇子编的芦席、荆条编的筐等等。在运动会上，同学们表现得健康活泼、精神饱满、动作迅速、整齐不乱。
儿童节庆祝会提高了学校的声誉，是学校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一次大会。
难忘的勤工俭学活动
虽说军区政治部大力支持学校，经常送来生活用品，但由于师生人数不断增加，日用品仍然紧张，于是学校号召勤工俭学。
一是老师带领学生，上山割草砍柴，山草可以铺炕，铺上厚厚一层草，晚上睡觉就暖和多了；柴火可以做饭，也可以卖钱。有一次雁头村的驻军上山砍了1000斤柴火，送给学校，由于另有任务，没有时间送过来，要学校自己运。于是老师组织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参加运柴，从老乡家里借来绳子，步行15里路，把柴火一根不落地全部运回。二是打草鞋，鞋破了，不能再穿了，就把破的鞋底再打成草鞋，小同学不会打，大同学帮助小同学打，仅两个星期就打了170双，穿上草鞋和小军装，上体育课时，就好像看见一群小红军在做操。三是参加生产劳动，利用课余时间，在房前屋后、山前河边种了共计23亩地的蔬菜、白薯、玉米、棉花等，既弥补物质上的不足，又改善了生活，同学们吃着自己种的白薯，觉得格外香甜。四是垒炕，每到一个新地方住下时，由于睡觉的地方不够，同学们自己动手，用石头和炭砖垒成一个方池子，里面填上沙土，上面铺上茅草或麦秸，就可以当床睡了。五是外出背粮食，当时边区供应困难，有时供给学校的粮食不能及时到位，学校组织师生一起组成长长的运输队，步行背粮食。没有麻袋，就脱下裤子，把两个裤腿口扎紧，装满粮食。往脖子上一挂，一路上有说有笑，一早出发，来回80多里路，天黑才能回校，没有一个人叫苦。六是女同学学织毛衣，捻棉线，纳袜底，男同学用芦苇编席子，用荆条编筐，同学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气氛非常欢乐。产品除去自用，还可卖钱。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科学知识，增长了生活本领，也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生活艰苦，心中不苦
学校里的饭菜比较简单，主食以小米和玉米面为主，每个月吃一次细粮。菜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和野菜，盐很少，油很少，肉极少。只有逢年过节，菜里多点儿油和多点儿肉。8个学生分成一组，组长用瓦盆打回全组饭菜，再分给每一个人。分完菜还有一点儿剩汤，就再分一次，每人一份，没有人争抢，都很自觉。
在沟漕村时只有一个炊事员，名即薛鸣皋。到了易家庄，师生数量过了百，炊事员增加到3个，但仍然很辛苦。于是学校规定，炊事员星期天休息，饭菜由高年级的女同学轮流做，高年级的男同学则负责上山砍柴。学生生病，还有病号饭。军区首长议定，奶牛由荣臻小学代为饲养，饲养员是余德海、彭树才、宁德胜和朱英杰，共养两头奶牛和一头公牛。牛奶供军区首长和幼稚部孩子食用。所以，那时幼稚部的伙食相对较好，每天三顿饭，一菜一汤，另加一碗牛奶、一份水果。
总的来说，师生们在阜平时期伙食还是相当普通的。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军区政治部总务处竭尽全力保障师生的基本给养。司令员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十分关心孩子们的伙食，中午常到学校与孩子们一起吃饭，全校师生非常感动。
1947年8月3日，解放军收复平汉线上的重镇定州城，缴获大批物资，政治部给学校送来1000斤大米和200斤食盐。孩子们吃着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大米，边吃边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10月，青沧大捷和保北大捷的胜利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孩子们，都高兴得睡不着觉，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学校石墙东边的小空地上扭秧歌，边扭边唱：“平保铁路已不通，我军解放定州城。捷报佳音来重重，大家扭个秧歌舞，场地就在小墙东，给咱前方庆大功。”
再困难也重视卫生和健康问题
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洗一次外衣衬衣，每周洗一次头，洗两次澡，剪一次指甲，每两天洗一次脚。在沟漕村洗澡，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三四个大水缸，晚饭后烧几大锅热水，放满水缸，男女分两处，学生排好队，一个个脱下衣服，放进水缸，洗干净后，再一个一个捞出来，大家都很高兴。学校迁到易家庄后，每逢星期天，师生步行8里路，到温塘村洗一次热水澡。温塘水内含硫磺，常洗可以治愈某些皮肤病。由老师带领去洗澡，要过一条河，河上架一个独木桥。人一走上去，桥就晃动，太小的学生由老师背过去，拂晓出发，赶得上回来吃早饭。边振瀛校长写了一首《温塘晨浴》的诗，记下了孩子们当时的情景：
一群小朋友，温塘去洗澡，进入八里沟，晨鸡才报晓。小班走得慢，大班向前跑，坡路险又滑，坠崖不得了。学校像家庭，团结互助好，姐姐抱妹妹，哥哥背小小。防止路上饿，老师背着枣，泉水清又温，不必用火烧。纵有皮肤病，洗洗也能好，师生沐浴完，回校有点早。校长带着队，石室访徐老，儿童见徐老，问早又问好。徐老爱儿童，儿童爱徐老，歌唱《东方红》，下周再见了。
医务主任范景明在50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荣臻小学里，确实不乏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英雄教师，因为有了他们，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环境那样艰苦危险，硬是没有死过一个孩子。有的孩子发烧到40℃，卫生所只有阿司匹林等最简单的药品，医生便整夜守在孩子身边，用各种土方法给他们退烧，凭一腔爱的真情守护着每个孩子。那时候，前方将士们有了孩子，都是放手交给荣臻小学、交给组织，就好像交给了家人一样。给范景明印象最深的是，张秀阶从一名普通老师到后来担任教导处主任，为办好学校奋斗了一生。
学校有了自己的缝纫小工厂
刚入学时，学生服装不一，学校要求统一着装。开始，师生都要自己缝，小孩子的衣服由老师和大点的孩子帮助缝。两年发一身棉衣，拆洗时，学校发给针线，都是自己缝。棉衣不好做，尤其是上袖子，常常上歪了。经老乡和老师多次指教，孩子们慢慢学会了做单衣和棉衣。
小同学的衣服由老师洗，稍大的学生自己洗小件，大的学生完全自己洗。没有肥皂，把麦秸秆烧成灰，用水过滤一下，叫草木灰水，就用这种水洗衣服。孩子们手持小木棒，在河边的石头上敲打洗衣服。
棉被是三年换一次被面和被里，发给每个人1/4块肥皂和6条线，用来清洗被里、被面和缝纫。1947年12月，学校成立了缝纫小工厂，军区政治部拨给两台美国缝纫机，后勤部拨给两台四四牌缝纫机和一台三一五式缝纫机，同时调曹瑞芝、徐根才、崔长江、王学德、宋宝谦等同志到工厂工作。由于军区下发的军衣和棉衣太大，孩子们不能穿，便改发布料，由小工厂统一缝制，衣服大小，用料多少，统一调剂。从此，衣服、鞋袜和被褥都由小工厂联系购买布料和负责包制。
进北平最早的寄宿制学校
1949年初，荣臻子弟学校改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全校师生怀着北平解放的满心喜悦辞别古贤村，迁至北京西城府右街李阁老胡同二十号，成为老区进北平最早的寄宿制学校，叶一峰任校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50年， 乐家将自家花园（原是清代礼亲王花园）捐献给国家，随后这里便作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新校址。同年，华北军区拨款对该园全面整修，并在此园南购地百余亩，历时两年，建成新校舍。1952年8月9日，八一小学由西城区府右街李阁老胡同迁入新校址，并成为全军较为正规的寄宿制学校，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处于北京市先进行列。
过去只收华北部队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随着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形势发展，党中央、政务院、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干部子女也纷纷来八一学校上学。军区指示学校：为了支援战争和干部子弟教养问题，不仅要收学生，而且要为全军开展保教工作打下基础。
1958年8月25日，北京军区党委决议，八一小学设立初中部，八一小学改为八一学校，揭开了学校校史的新篇章。而就在1965年积极筹建高中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八一学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1979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纪希晨的署名文章《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为具有光荣传统的八一学校恢复了名誉，八一学校由此重获新生。■
（作者单位：北京中创印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樊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