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5日 星期二

庚子拳乱

 


庚子拳乱
Siege of Peking, Boxer Rebellion.jpg Battle of Tientsin Japanese soldiers.jpg Beijing Castle Boxer Rebellion 1900 FINAL courtesy copy.jpg
: 美国部队攀爬北京城墙
天津之战中的日本士兵
北京之战中的英日联军
日期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秋-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
地点
结果八国联军胜利,清廷签订辛丑条约
参战方

八国联军


(以下仅被宣战但没有加入八国联军)


清朝 抗命清军
清朝 教民自卫武装

 义和团
 大清


Flag of Korea (1899).svg 在住朝鲜人自卫武装
指挥官与领导者
英国 窦纳乐
英国 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
英国 阿尔弗雷德·盖斯利
俄罗斯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俄罗斯 尼古拉·连纳维奇
俄罗斯 亚历克塞·库罗帕特金
俄罗斯 保罗·冯·伦嫩坎普夫
日本 福岛安正
德意志帝国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美国 阿德纳·查菲
清朝 李鸿章
清朝 李鸿章旧部梅东益
清朝 袁世凯武卫右军
清朝 盛宣怀
清朝 张之洞
清朝 许应骙
清朝 刘坤一
清朝 王之春
 赵三多
 曹福田
 张德成
清朝 慈禧太后
清朝 毓贤
清朝 荣禄
清朝 载漪禁军八旗虎神营
清朝 聂士成武卫前军
清朝 马玉崑武卫左军
清朝 宋庆武卫左军
清朝 左宗棠旧部董福祥甘军
清朝 马福禄甘军
清朝 马福祥甘军
清朝 马福兴甘军
清朝 天津镇总兵罗荣光
清朝 直隶总督裕禄
清朝 山西刘光才李永钦部忠毅军
兵力
华北联军人数不详,后期德军增兵至万余人,东北俄军较多1900年6月14日天津战斗打响前天津市区内武装的义和团有30,000人,天津失守后北洼之战打响前集结在天津城郊高家村义和团20,000人、步枪1,200支[1]
人数不详
伤亡与损失
阵亡日军人数以靖国神社为准、约500-1000名俄军阵亡、德军至进攻山西固关时45人残废[2]英属印度陆军第四团Arthur Robertson Browning少校在秦皇岛附近的抚宁被千名武装义和团击毙[3][4]伤亡不明
32,000名中国基督徒和200名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或在同义和团及山西清军的战斗中阵亡(中国北部)[5]

义和团运动,是一宗发生于晚1900年、受朝廷支持的武装排外动乱。

清朝甲午战争战败后,西方列强划分在满清的势力范围并增加基督宗教的中原教徒,中原北部农村频繁发生宗教案件,又逢天灾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黄河北岸农民与中原天主教教徒之间时常发生冲突。1900年春季冲突激化,发展为武装排外,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当地居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基督宗教中原信徒与外来的西人,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

整个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或统一的领袖,而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行动,行为矛盾和混乱,慈禧太后对这事的态度也多次反复,至同年6月,慈禧太后暂时决定利用并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6],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大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八国组建八国联军远征天津和北京,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名称与起源[编辑]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国变庚子事变庚子之乱庚子拳乱义和团之乱义和团事件等,西方则多称之为拳乱(英语:Boxer Rebellion;德语:Boxeraufstand)。义和团原称义和拳,1899年毓贤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西方亦多以对应的“Boxer”称呼他们)、“拳匪”,义和团参与者称中原基督徒为“教民”、“直眼”[注 4]、“奉教的”、“二毛子”。

关于义和团的源头,高志运有不同观点。清末吴桥知县劳乃宣强烈地主张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因此应当断然镇压。为此他刊布了小册子《义和团教门源流考》,而且亲自出马镇压义和团。当代义和团史著名学者路遥李世瑜、佐藤公彦等也都认为义和拳与长期流行在山东一带的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白莲教有关[7][8]。但另有学者如周锡瑞、戴玄之等人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没有多少关系,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而义和团则不一定提及此神。义和团也不反清;《义和团揭帖》中说“非是邪、非白莲”;义和团组织涣散,白莲教有清楚的师徒关系而形成严密的组织。周锡瑞认为应当从鲁西北的社会文化中寻找义和团的源头[8][9]。且义和团作乱暴动期间对白莲教教徒也一样缺少善意。

后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宣布训政,囚禁光绪帝。而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对外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此举引起慈禧注意,为防止干扰变法的持续推行与训政的正当性,慈禧意图废黜光绪帝,推行己亥立储,遭到列强反对而未成功,对洋人极为愤恨,欲利用义和团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工具,便召团民入京,称之为“义民”。

宗旨与口号[编辑]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佛祖先。男不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皆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神发怒、仙发愁,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口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煙,请来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兵法艺、都学全,平定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背景与义和团的兴起[编辑]

时局图

1856年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华后,咸丰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割地或建立租界已不限于渔村荒地,同时开放通航通商,允许外国人深入内地传教。而列强为巩固殖民地,鼓励传教士拓展教务,发展和袒护教民,以此排斥其他当地居民,引发民众对外国人的反感。这使得义和团产生动机,他们要“扶清灭洋”,但因缺乏军事实力,制造舆论说天灾人祸都是洋人得罪神佛、数典忘祖而来,而且洋人有品德上的缺陷,通奸乱伦,非常邪恶。

所以要请来神仙附身,教导神打,杀死洋鬼子、毁去西方影响,打倒西方列强,最后助“大清一统靖江山”,即便如此义和团出现并未受到民间和官员的广泛认可。而对慈禧而言,发动戊戌政变后,大多参与戊戌变法的官员被杀,只有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经由列强的协助逃往国外,并在海外宣称握有光绪帝的密诏,再加上各国公使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帝的皇位,助长了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外国人的仇视,在后来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

大刀会[编辑]

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20年(1894年)前后,与六壬神功活跃的时期吻合。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10]。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基督宗教,与教会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抗议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在1896年7月斩杀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伏诛之后即沈寂[9][11]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编辑]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张家庄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国圣言会神父能方济韩理加略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国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8]李秉衡因而被光绪帝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1899年3月15日光绪帝下旨,命令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天主教传教士:“分别教中品秩,如总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12]

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190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厉害些咧[13]

赵三多和梅花拳[编辑]

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注 5][8][9][10]。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率众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赵三多为避免牵连同门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但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义和团那样纳入了“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神拳”的做法,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将1900年的义和拳等同于赵三多的义和拳[9][10]

“义和”的提法并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地出现过,譬如1774年王伦叛乱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癸酉之变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1860年代威县为了对付捻军,组建三支团练,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9][10]。据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9]

英驻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14]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编辑]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15],为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6]。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拳会是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

对于匪徒,他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7]。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18]。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

从神拳到义和拳[编辑]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借用了鲁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9][11]

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11]。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10]

己亥建储[编辑]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而康有为在逃亡海外时对外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慈禧太后担忧“密诏事件”扯出光绪帝涉入,恐动摇自己训政的正当性及影响变法的持续推行。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19];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20]。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更为仇恨[21]

历史学家唐德刚支持宫廷权力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激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观点。唐德刚将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名同族兄弟比作四人帮,将刚毅比作林彪,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载字辈四名同族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如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22]

山东和直隶的天灾[编辑]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11]。1898年黄河洪水水灾;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23]。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教徒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0]。《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26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10]。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10]”。据杜金印回忆:“庚子年前总是涨大水,穷人的日子真是没法过。”据张恩回忆:“庚子前一年没收成,蝗灾水灾各种灾都有。”据张恩喜回忆:“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三年两头涝,老百姓吃野菜稗子。”但1900年天津是大旱[1]

1899年末山东和直隶的冲突[编辑]

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编辑]

关于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清政府档案比较丰富。三人的排名也是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

1899年秋天,在鲁西北,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登上舞台。9月17日,在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两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11]。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8]

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8]。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24]。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25]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连续抢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教民,要求赎金。

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烧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

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8][26]。”

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27]。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8]。”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钱财。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26] 。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10][28]。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注 6]。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26]

衡水沧州[编辑]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厌胜,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第一、官府出钱举办筵席,第二、出三百铜钱请戏班唱酬神戏,第三、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30]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抢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30]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

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30]。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

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30]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比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31]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

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30]

2021年5月9日 星期日

英媒:中共6年前就准备用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生化武器

 记者宇宁综合编译)美国国务院发现的一个由中共军方研究人员2015年制作的卷宗显示,中共六年前开始考虑类似萨斯这样新冠状病毒的化武用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在考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研发人造病毒。中共军方在6年前就开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并估计其中可能会出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图片来源:美联社图片)。

中共军方在6年前就开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并估计其中可能会出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

中共卷宗 :生物武器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获胜的核心武器

据英国每日邮报8日报导,就在全球各国忙于控制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而中共由于隐匿中共病毒源头,及糟糕的控疫方式导致疫情全球蔓延而遭各国鞭挞时,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得到的一个由中共军方研究人员撰写的、名为《萨斯病毒的非正常起源 作为基因生物武器的人造新病毒物种》(The Unnatural Origin of SARS and New Species of Man-Made Viruses as Genetic Bioweapons New Species of Man-Made Viruses as Genetic Bioweapons)的卷宗,显示中共的高级官员在2015年就开始讨论将萨斯病毒武器化,并预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生物战。

该卷宗称,萨斯病毒预示着“一个新基因武器时代”;而且他们准备将萨斯病毒人工改造成一种新型致病病毒,然后将这种病毒武器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去。”

卷宗还声称,生物武器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获胜的核心武器(书中声称一战是化学战,二战是核武战);卷宗还声称,释放生物武器不可在大白天或雨雪天气,而应该是在夜半时分或凌晨或多云天气(因为担心日光会导致病原体失效,而雨雪会影响气溶胶颗粒),最好还有风能够将其生物武器吹到其袭击的目的地;该卷宗还提及,使用生物武器能够击垮敌国的医疗系统。 

卷宗提及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研发更具传染力且更致命的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该卷宗还提及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研发更具传染力而且更致命的病毒,而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就是中共病毒病毒的发源地。

卷宗中写道:“随着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在生物制剂的投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例如新发现的冻干微生物的能力有利于存储生物制剂,并令生物试剂在发起袭击时变成气溶胶成为可能。”

此卷宗的出现,让原本就担心中共的实验室缺乏监管规定,可能会导致病毒外泄的人,更担心中共军事顾问的动机。

卷宗是中共把冠状病毒武器化最新证据 英议会领袖及专家发声

英媒前述报导表示,这是中共在2015年就考虑将类似于萨斯这样的冠状病毒武器化的最新证据。而在很多官员仍然相信中共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情况下,让人们更担心中共病毒爆发的原因。

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图跟哈特说:“这份报告令人非常担心向中共领袖提供建议的军事顾问的野心。因为在最严格的管控下,这些生物武器都会是危险的。”

化武专家戈登(Hamish de Bretton-Gordon )说 :“更何况中共还令所有试图监管类似实验的实验室的规定和法规都无法实施。”

西方情报机构怀疑中共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显示,该病毒是故意外泄的。

巴西总统5月5日才质疑中共病毒的源头,他当时说:“这是一种新病毒,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从实验室中产生的,还是由于人吃了某种不该吃的动物引发的。但是军方知道所有的化学战、生物战和放射战,难道我们在打一场新的战争?”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习近平讲红军逃窜 与崇祯帝自尽同一天

 巧合?习近平讲红军逃窜 与崇祯帝自尽同一天

习近平4月25日在广西参观湘江战役纪念园,讲到当年中共红军被国军围剿,向延安逃窜的经历。巧合的是,在300多年前的这一天(4月25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尽,大明王朝覆灭。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习近平25日到访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参观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习近平说,“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的关键一战,也是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所谓的民族复兴,称“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根据史料记载,湘江战役发生于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当时被国民政府围剿的共军,为了活命向中国西部逃窜,中共称之为“长征”。

国共双方在广西湘江沿岸交火,红军虽然侥幸逃脱,但兵力折损大半,由10万人,锐减到仅4万。

时事评论人士钟原在大纪元撰文称,习近平应该是有感而发,把当前的大困局与当年的湘江血战相比,可见习心中的压力有多大。

巧合的是,在三百多年前,1644年4月25日(黄历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煤山的一颗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立国277年的大明朝正式灭亡。

崇祯帝自缢身亡的地点建有碑文。(维基百科)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这一天提及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湘江血战,似乎预示中共也面临覆灭的命运。当前,中共政权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被美国和西方盟友围剿,内外交困无解,走投无路。

此外,当年红军惨败后,最终被迫更换了中共领导人。如今习近平对国际形势一连串的误判,以及实施的左转路线,使中共政权陷入危机,中共内部对习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

钟原猜测,中共内部应该也有不少私下争论,会不会也在酝酿领导人的更迭呢?习近平参观时的论述,是不是也透露了类似的担心呢?

目前,习近平最关心的应是中共二十大,他能否顺利进入第三任期。今年又是地方政府官员换届年,党内各派系人事卡位站已经开打。中共内斗永远不会停止,越是在中共政权不断虚弱之时,内斗反而会更激烈。

钟原认为,习近平为了保位或者说为了保命,几乎毫无退路地要争取终身制。习对内对外都没法放软,只能驾驶着中共这辆破车继续加速冲向深渊。

成长店

 

在的种植店瓦伦西亚西班牙

一个成长店growshop是零售商店出售的设备和用品植物生长室内。类型包括出售用于园艺的水培系统的商店以及专门用于大麻种植的商店

历史[编辑]

在1950年代,大麻在美国的大学社区中变得非常流行,在随后的十年中,建立了一些种植商店来提供大麻种植相关的产品。[需要的引文]从1980年代开始,在欧洲,随着合法大麻种植爱好者在荷兰等多个国家(以及后来在西班牙)的种植者的泛滥,为供应这些市场和术语“他们也采用“种植商店”来指代销售包括大麻种子在内的大麻种植产品的商店。种植商店是专门销售水培系统和产品的商店的另一种术语

产品和耗材[编辑]

在种植店中,有用于室内植物生长的产品,包括:灯/灯泡,通风机,传粉媒介,盆栽,肥料以及许多其他用于室内和室外生长的产品。通常,农作物商店或水培商店不出售毒品用具或任何与毒品有关的物品,例如大麻种子。一些农作物商店可能会出售有关大麻种植的书籍。从广义上讲,“种植店”的名称可以指任何出售在室内生长的设备和用品的商店。蔬菜的水耕种植大麻种植后者的供给(尽管品种比农作物少),也可以在总店出售,这是反文化零售商店,销售毒品用具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衣服和装饰品。

大麻种植店的顾客[编辑]

欧洲[编辑]

在欧洲,大麻的发展使种植园和杂货铺的世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自2010年以来,可以购买可开花的大麻和女性化种子,这使在家中种植变得相当容易,因为植物需要更短的时间来生长,并且保持非常密实和小巧。还开发了植物,使它们对生长环境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这使经验不足的种植者更容易成功地种植自己的大麻。欧洲的自由贸易法使在整个欧洲订购这些种子成为可能,从而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业余家庭种植者市场。[需要引用]

另请参见[编辑]

参考

他把林彪彭德怀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被蒋介石收服

  中华文明五千年,用兵如神的将帅不乏其人,精忠报国的英雄难以计数。其中,民国时期的白崇禧将军即以胆识超人,用兵机巧百变,谋略深远,记忆力惊人,善于捕捉军情,在国军中享有“小诸葛”、“近代第一龙韬虎略将军”、“常胜将军”等美誉,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不仅为国共双方所公认,甚至连侵华日军也不得不仰慕他的智慧和才华,尊称他为“战神”。

1934年,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广西“剿匪军”总司令,指挥桂系5个师,曾将林彪8万多共军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数万。

1934年10月10日,在国民党第五次剿匪攻势下,中共红军86000人被迫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25000里西行逃命的路途。

蒋介石与自己的心腹谋士杨永泰商议之后,开始实行一条“一举除三害”的计策,打算将中共红军消灭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简单来说,蒋介石将以中央军的强大兵力,一路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平乐、昭平、苍梧,另一路压迫其进入广东的新会、阳春。到时候中央军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两广,困扰蒋介石已久的桂系与粤系问题便可以一举解决。

为此,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广西“剿匪军”总司令,指挥桂系第七军、第十五军等5个师。

谋士杨永泰等人提醒蒋介石,粤系桂系不会完全听命行事,而白崇禧的部队乃是防堵共军的关键,所以南京方面是不是应该派人去广西联络一下?

蒋介石自信的回答,命令只管下,白崇禧他们不听令行事,共军进了广西他们也受不了。他们不执行命令,这是我们第二步才要考虑的问题。

随后,蒋介石向白崇禧发电允诺:待湘江一战消灭中共红军之后,将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桂黔绥靖公署正副主任。

同时,蒋介石答应为桂军提供军费100万元,为桂军补充武器弹药。蒋介石要在湘江与漓水以东地区建立第四道封锁线,形成口袋,等待中共红军的到来。

白崇禧慎重的分析局势,最后提出了名为“送客”的作战总方针。简言之,白崇禧既要阻止中共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又不想为了消灭中共红军而丧失桂军的实力。

具体方法上,白崇禧计划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由于白崇禧判断红军的前进方向是川黔山地,因此他下令桂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打击红军的后卫部队,“送客”早走。

于是,按照白崇禧的部署,桂北湘江一带只有桂军3个团分别闭城固守,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整整3天没有桂军正规军防守,这等于给已陷入困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

果然,作为中共红军先头部队的林彪红一军团赶到界首,因为界首已无人防守,所以中共红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这一重要渡口。左翼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则占领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桂军,第五师占领了新圩、马渡桥,准备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

当天晚上,红军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以徙涉过江。中央纵队日夜兼程向渡口进发,准备渡江。

蒋介石得知桂系撤离湘江防线,大为震怒,立即发电报斥责白崇禧:“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相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随后蒋再次令桂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中共红军各部进行堵击。

眼见中共红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江,白崇禧明白时机已到,随即开始动手。他指挥桂系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的1个师回师灌阳,分兵由公路对进,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桂军与左翼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展开激战,湘江战役由此进入共军最惨痛失败的阶段。

面对桂军凶猛的攻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林彪的红一军团都抵挡不住。历时9天的湘江之战,中共红军损失惨重,兵力由86000人锐减为3万人。红八军团第21师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十三师仅剩不足2000人,被白崇禧乘虚而入切断留在湘江以东的中共红军部队更是全部被歼灭。

白崇禧由此成为中共红军最惧怕的大敌之一,他本人对此却并不在意,只是半开玩笑道,中共红军没什么了不起的,比我们桂军差远了。

1936年5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两广实力派失去重心。粤系的陈济棠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救国”为口号,联合出兵湖南。这是白崇禧在抗战前最后一次反蒋。

陈济棠联合了李宗仁、白崇禧,但他们终究还是抵不过蒋介石的政治韬略,从粤军空军开始,陆军海军纷纷倒戈投蒋,陈济棠只身逃亡香港。

白崇禧治军有方,桂军总算没有哗变。可是桂系与蒋介石实力悬殊,该如何应对蒋介石的讨伐?这次白崇禧看准蒋介石在全力消灭中共红军之前,不会冒险和桂军决战。因此,白崇禧又搬出黄绍竑调解,再度与蒋介石消除分歧。蒋介石最终顾全大局,保留了广西全部官员和军队,两方签订停火协定,白崇禧保住了广西。

就这样,尽管白崇禧和桂系将共军引为资本的林、彭二将打得落花流水,但最终仍是被蒋介石收服。

后来国民党从中国大陆撤往台湾时,白崇禧也一同去到台湾。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