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日趋深入，中国抗日战争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到底什么是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是如何形成的？东方主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只有将中国抗日战争放在世界格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框架中，才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中国的抗日战争
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意义
长久以来，人们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局部抗战，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单纯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就像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一样，不但与后来爆发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没有关系，甚至同中国自身的十四年抗战也无太大关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的侵略本性由来已久，数百年来，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从理论到行动一直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侵略中国是它向世界扩张的核心步骤。
早在16世纪末，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就提出征服朝鲜，侵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侵略计划。19世纪，号称日本布衣学者的佐藤信渊、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鼓吹者福泽谕吉，以及吉田松阴等人均把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视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鼓吹日本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开国，“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
1868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更是赤裸裸地声称要用武力征服世界：“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按照“强兵—扩张—富国”的路线图，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到1890年，日本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其标志是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提出的保卫国家“主权线”“利益线”理论。山县有朋在向明治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中毫不掩饰地表述道：“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釜山、新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几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1]
这样，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正式成型。其第一步是侵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入侵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
日本统治阶层正是按照这个方案，一步步实施侵略计划的。
继19世纪70年代陆续入侵中国台湾和朝鲜以及强占琉球之后，日本又通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割占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使朝鲜逐渐成为其殖民地，从沙俄手中抢夺了对旅顺、大连以及中国东北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权，更是占领了中国山东半岛，并南下掠取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一跃成为远东霸主。在1927年6月的东方会议上，日本田中内阁策划了侵略中国的具体部署：一是把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作为最高国策；二是日本将随时出兵，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三是在中国扶植亲日政权。日本策划已久的入侵满蒙、灭亡中国的帷幕就此拉开。
此外，在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出于打破战后和平秩序这一共同目标，日本与德意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成为法西斯阵营在东方的重要成员，明目张胆地与全世界为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关系。这是一个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体系。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图谋称霸世界，一直在想方设法打破这个格局。
随着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实行侵略扩张，东方战争策源地形成，大大刺激了西方法西斯政权。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标志着欧洲法西斯势力从退出国联、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扩军备战等非武装行动，公开转入武装侵略别国的阶段。这成为国际格局转换和德意日法西斯力量组合的重大转折点。
通过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德国和意大利于1936年10月25日签订了《柏林协定》，柏林—罗马轴心正式形成。希特勒在欧洲有了盟友，但这还不够，他还需要在东方有一个牵制苏联和英美的盟友，构成法西斯同盟的另一翼。这就是日本。
1936年3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成立，标志着以天皇和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在日本正式建立。8月，广田内阁在《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中，正式把早在明治时代前期就已出现的“南进”和“北进”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推行。所谓“南进”，就是占领东南亚地区及太平洋诸岛，即海洋战略，针对的是美、英国家；“北进”，就是占领“满蒙”和西伯利亚地区，即大陆战略，针对的是苏联。目的只有一个：“对抗苏联、英、美”，确保日本“在东亚之霸主地位，排除在东亚对帝国之阻压的一切势力”。[2]为了实现这个庞大目标，日本迫切需要“再次在世界强有力的国家中寻找朋友”。
于是，德日两国一拍即合。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正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建立了德日同盟。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该协定。1937年11月6日，德意日三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柏林—罗马—东京法西斯集团轴心国正式形成。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并逐步向西欧扩张。意大利法西斯趁火打劫，于1940年6月向英法宣战，7月发起入侵东非的战争。欧洲和非洲大陆燃起的战火，促使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进一步加强同盟关系。1940年9月，在《反共产国际协定》基础上，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标志着一个以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了。
日本侵华战争搭上了德意法西斯的战车，欧洲和非洲的战火逐渐同中国战场连成一片。这验证了毛泽东在1939年1月就说过的话：“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从日本数百年来秉承的侵略扩张理论和19世纪以来几乎未曾间断的侵略行径，到它最终与德意法西斯国家结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充当法西斯战争的急先锋，日本的侵略本性已是昭然若揭。纵观日本历史，其侵略扩张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立足大陆，北攻苏联，南击英法殖民地及美国，称霸亚太。
日本是三大法西斯轴心国之一，是最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日本打着“领导其他亚洲国家去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旗号，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它称霸世界的第一步。它看似侵略中国，实则其终极目标却是针对英、美、苏等大国，侵略中国是为它侵占亚洲、太平洋地区，进而称霸世界搭桥铺路。
从这个意义上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六年的局部抗战，实质上是中国率先同最凶恶的法西斯国家之一展开殊死搏击，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的局部抗战与后来爆发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间，日本法西斯的战火从中国东北蔓延到内地，又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多东方国家和岛屿相继沦陷，唯有中国坚持抗战不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很快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主战场，与抵抗德意法西斯的欧洲、非洲战场遥相呼应，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诗篇。
东方主战场的确立，
靠的是中国军民坚持抗战十四年
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个地位来自长达十四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和八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见证。在如此漫长的反法西斯战争年代，贫弱的中国在三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在比她富有、强大得多的其他国家纷纷沦陷的情况下，不屈不挠，英勇抗敌，即便是在德意日法西斯最为猖獗的时刻，依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不倒。中国的坚持，为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奠定了重要基础，彰显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是从局部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这些局部战争包括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局部抗日战争，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至1939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三场局部战争是德意日法西斯开始践踏战后和平秩序的第一步，因此都具有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同时，这也是中国经历的第一个关键时期。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入中国东北，随后向华东、华北等地区进一步侵略扩张。中国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上台后，即制定了称霸地中海的扩张计划，后于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弱小的埃塞俄比亚人民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抵抗。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是以西班牙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力量组成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与西班牙驻摩洛哥殖民将领佛朗哥为首的反动势力之间的一场交锋。佛朗哥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军也得到英、法、美、苏和中国等54个国家的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支持。西班牙内战很快演变为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这场战争最大的意义之一，在于初步显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容—世界民主进步力量和以德、意为首的法西斯力量—的形成与碰撞。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三场局部战争，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各自实施的局部侵略扩张。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它们各自的侵略扩张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埃塞俄比亚在1936年沦陷了，西班牙内战也于1939年以共和政府被颠覆、佛朗哥建立法西斯专政而告结束。唯有东方的中国，尽管最早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尽管贫穷落后，却仍在坚持独自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在世界东方率先树立起一面不屈不挠、英勇抗日的旗帜。中国的局部抗战也逐步与全面抗战融合在一起，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关键时期是从1939年9月开始的。德国和意大利先后入侵欧洲和非洲国家，在德意法西斯的进攻下，欧洲、非洲的小国家相继沦陷。就连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也未能幸免，在抵抗纳粹德国40多天后宣告投降。
东西方的法西斯国家在大举进攻民主国家和弱小国家的过程中，尝到了得胜的滋味，他们迫不及待地订立军事同盟，划分好各自的势力范围，向着最终称霸的美梦迈进。
但是，他们低估了仍在坚持抗战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西方的英国，另一个就是东方的中国。这是到1940年下半年，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在法西斯侵略中不屈不饶、傲然挺立的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刻，羸弱的中国竟然能同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比肩，这不能不为世人所刮目相看。
英国，在粉碎了纳粹德国登陆的企图之后，成为欧洲抵抗运动的中心和盟军日后反攻欧洲大陆的基地和跳板，被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中国，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以自己柔弱的肩膀，独自承担对世界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并最终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军打击日本的重要基地。
第三个关键时期是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纳粹德国在横扫了除英国之外的所有遭受入侵的欧洲国家之后，已经从西线转入东线，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至此，遭受法西斯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几乎全部沦陷，与日本侵略者孤身奋战十年的中国，也已经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是，中国依然在坚持。此时此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只有苏联、英国和中国坚持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中国再一次与强国并肩抗战，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之后北犯苏联、南取南洋的妄想，将大量日军兵力牵制在中国战场，从而制约了日本向世界扩张的计划。中国不仅在为保卫祖国而战，而且还担负起为东方而战、为世界人民而战的重任。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
为同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
提供了有力支持
首先，中国战区是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大陆最大的战区。中国死死拖住日本法西斯南进、北进的步伐，打乱了轴心国的战略计划，为同盟国集中优势兵力先行击败纳粹德国作出重要贡献。
在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愈发严峻的情况下，1941年1月至3月，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联合会议，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总方针。会议确认，“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因而大西洋和欧洲战区是决定性的战区”，“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并未改变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美英两国此后一再重申：“尽管日本参加了战争，我们的观点依旧是，德国仍是头号敌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旦失败，则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将随之而来”，“我们必须选择集中力量打败德国，而稳住日本。”[3]
美国倡导的先欧后亚大战略得到了各大同盟国的认同和支持。然而，在打击德国的同时，如何顶住日本在亚太的攻势，也是同盟国特别是美国格外担忧的事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不到4个月就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打开了通向印度洋的道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一旦把欧、亚、非战场连成一片，集中兵力紧密配合，那么，英、美、苏都将陷入两线作战和被各个击破的险境。美国总统罗斯福很清楚，要扭转危局，亚太战场的战局在很大程度上要继续指望中国来支撑了。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26国联合宣言签字仪式上，罗斯福公布了建立中国战区的决定，3月，中国战区盟军指挥中心在重庆正式设立。中国战区的建立拉开了中美英共同对日作战的帷幕。这表明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最早举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旗、独自抗击日本侵略军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重大历史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敬重，标志着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得到同盟国的正式认可。
其次，由于中国的配合与付出，苏联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从远东抽调兵力，全力对付纳粹德国，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苏联一直被日本和德国视为主要敌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大规模屯兵始终针对苏联后方。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将2/3的精锐部队投入到苏德战场。可以说，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苏联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负成败。
1941年6月22日，在苏联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法西斯德国出动300万大军，兵分三路向苏联发起一场疯狂的突然袭击。三个月后兵临莫斯科城下，对苏联造成严重威胁。
此刻，希特勒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三次向日本提出，“德日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在这个危急关头，倘若日本从西伯利亚地区发起进攻，苏联就将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一旦苏联战败，反法西斯战争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中国抗日战场对日军主力的打击和牵制，打乱了日本的侵略步骤，制约了它与德国的战略配合。日寇为了应对它在中国的后方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两面夹击，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甚至不得不从南昌抽调兵力去“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导致兵力稀缺的日寇南昌守军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中国军队一个反攻，再把南昌收回。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哀叹道：“日本目前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正因如此，斯大林才敢于将远东地区的兵力西调，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从1941年秋至1944年秋，苏联总共从远东和中亚地区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仅在莫斯科会战期间，苏联就从西伯利亚调集了16个师的兵力投入战斗，大大加强了苏联对德作战的实力。莫斯科会战的胜利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势头，粉碎了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成为苏联卫国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起点。
1942年1月，就在莫斯科会战期间，传来了中国军队长沙会战胜利的捷报，西方媒体称其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这使同时期在东南亚战场一败涂地的同盟国深受鼓舞。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有苏联红军的功劳，更有“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的数十万中国将士的功绩。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袭扰阻击，把日军主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苏联红军才能放手一搏，集中兵力对抗德国法西斯。
再次，为保证“先欧后亚”大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不仅给予同盟国巨大的支持和配合，而且忍辱负重，做出了重大让步和巨大牺牲。
苏联元帅崔可夫曾感慨道：“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一语道破中国为保证“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所付出的艰辛。这一点不仅反映在苏德战争中，也反映在缅甸战役问题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往中国内地的物资补给线几乎全部被切断，仅剩的最后一条赖以生存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从1942年5月开始，美国军方以及同盟国的一系列会议就陆续提出为“保持中国参战”而打通滇缅路，并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英国一再以兵力不足，无法分身缅甸为由进行阻挠，不仅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被推迟，而且，中国军队应英国要求于1942年3月入缅作战后，盟军之间意见不一，配合不力。其间，中国远征军有着解救数千名英军的仁安羌大捷的战绩，也有独闯野人山的惨痛撤退经历，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重大牺牲。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的主力部队，入缅时全军共4.2万余人，而最后牺牲野人山的官兵就有近3万人。
为了保证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中国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一再作出让步和牺牲。其结果是，国家一面饱受战争摧残，一面又长期遭受日本的封锁，这对于贫乏困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即便如此，中国依然在坚持，没有与日本单独媾和，致使日军主力陷入中国战场无力自拔，同盟国得以避免了两线作战和分散兵力。战后日本史书也承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最后，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它还是对日作战的基地，更是同盟国进攻日本本土的桥梁，为同盟国共同抗击日寇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保障。
1942年至1943年，美国集中兵力全力以赴在欧洲、非洲作战，太平洋诸多岛屿被日本侵占，使美国丧失了打击日本的平台。这个时候，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就成为美国反击日本的理想基地和跳板。美国需要中国在情报、气象、机场、导航、训练、特种作战和救护美军飞行员等方面的大量配合。
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大部分来自中美两国在重庆设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该机构多次及时破获日本密电，曾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配合美国海军给予日本海军以毁灭性打击。瓜岛、硫磺岛、冲绳岛等夺岛作战，以及给予日本海军致命一击的莱特湾海战等，美军都是得益于来自中国的军事情报和气象情报而灵活排兵布阵获胜的。
据统计，中美所在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总共截获日军密电11万多件，并破译多种密码[4]，对二战中整个东方战场的抗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不仅继续抗击并牵制住日军上百万的兵力，而且成为同盟国共同打击日本的基地。这个基地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为美军打击日军目标，轰炸、甚至登陆日本本土，提供机场及附属设施等一切可靠保障。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开罗会议，确定轰炸日本本土是B-29轰炸机战略轰炸的首选目标，批准了美英军方提出的对日轰炸计划：美国陆军第20航空队从印度加尔各答经驼峰飞往成都，再从成都出发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根据计划要求，中国四川民众在4个月内便完成了成都地区4个远程轰炸机机场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1944年6月15日，美军92架B-29型轰炸机从成都机场起飞，轰炸日本八幡市钢铁厂。这是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军远程战略轰炸机首次轰炸日本，它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长距离的轰炸纪录。日本天皇裕仁的强烈反应也算是颇有预见性：“美国人今天炸八幡，明天就会炸到东京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军飞机从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日本时，大量有价值的敌情报告和气象预报，竟然来自延安情报站。更让美国人大加赞赏的是，延安气象站提供的数据最可靠，在美国协助建立的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而敌后抗日军民救助的美军飞行员更是数以百计，为此，25万中国百姓惨死在日军的报复性屠杀中。
总之，从世界反法西战争的层面看，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贯穿始终的。中国实施持久战战略，自始至终死死拖住日本法西斯南进、北进的步伐，打乱了轴心国的战略计划，使同盟国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先行击败最凶恶的敌人—纳粹德国，然后再回头收拾日本法西斯。可以说，在东方，中国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在世界范围，中国为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注释：
[1]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6—197页。
[2] [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防国策大纲》，东京美铃书房1962年版，第357页。
[3] [美]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和战略：文件和评论》，加利福尼亚美国书目中心克利俄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第42页。
[4]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责任编辑 陈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