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8日 星期二

孙力军栽倒在两个警花身(床)上 未出武汉就被控制

这样评判 习近平 并不正确:谈 重磅网文《客观评价习近平》.(2022.2.8)

人權協會: 失踪女孩李莹亲叔叔的申请书

人權協會: 失踪女孩李莹亲叔叔的申请书:   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2-02-08 20:24 【民生观察2022年2月8日消息】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徐州丰县8孩母亲杨某侠,有网友将其与98年登记在“宝贝回家”上的12岁失踪女孩李莹的照片进行比对,结果相似度极高,怀疑杨某侠可能就是当年失踪的李莹。 ...

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最新公告 再引舆论沸腾

 江苏徐州丰县一名被铁链拴颈、24年生了八个孩子的女子(杨某侠)的命运持续引发关注。当地政府在发布两则通告引发舆论更大的讨伐声浪后成立调查组。日前官方发布调查进展情况,再次引发舆论翻车。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最新公告 再引舆论沸腾

江苏“八孩母亲”遭铁链锁小黑屋事件震动国际社会。(视频截图)

2月7日晚间,徐州官方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情况称,杨某侠的身份已经认定,政府对八个孩子与董某民、杨某侠的关系作出了鉴定。纪检机关正在对此事中涉嫌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后期将根据对董某民的调查处理情况,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公告称,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据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

同村的桑某某(女,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称,当年她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后续调查情况将适时公布。

对于徐州官方的上述公告,微博评论再次翻车。

“桑某某和她有亲属关系吗?为什么要带已经精神失常的人跑到两千多公里外看病,母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她说受其母亲所托谁能证明?恰好没看病恰好就走失了恰好就被‘捡回去’当生育机器?桑某某这不就是人贩子?”

“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也是普通的人,能做的只希望这些女子被解救。希望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三次通告三个版本呢,你说我信哪个?”“我可不相信你们通告,之前不是还说是本地人吗?”“前面的那些通告都是骗人的吧?”“之前不是说隔壁村的吗?这云南可真是江苏隔壁啊,隔千百里了呢!”

就连《环球时报》的退休总编胡锡进也发出几问,被很多网友转发。

胡锡进的几问大意是:

1. 结婚时,女方精神正常吗?怀孕生八个孩子,合法吗?
2. 桑某某把小花梅带丢了,不通知家人也不报警,什么性质?
3. 警方对董某民在调查,可能会给他定罪。还认为会对市值公职人员进行调查。胡认为这与丰县最初定调不同。
4. 互联网压力让徐州被迫调查,互联网舆论场对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

截至7日,“官方通报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情况”在微博的阅读量达20亿,但大陆媒体、妇联等团体几乎集体失声。而最先发布影片的“徐州一修哥”被警察谈话,此前的视频也全被删除。

八孩母亲视频引全网愤怒 官方两次通报未释疑

在事件未被曝光前,八孩之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打卡网红点,早期由抖音上一名靠拍摄贫苦人家的博主发现。此后常有抖音博主到他家打卡、拍视频赚人气。董家因此收获民间捐赠,还有商家找八孩的爹拍视频推销商品。但八孩母亲从未在视频中出现,直到1月份抖音用户“徐州一修哥”才第一次拍到八孩母亲被铁链拴在小黑屋的视频,随后在网络热传,引发全网震惊。

在相关视频登上热搜当天,丰县县委宣传部发通报,否认有拐卖行为,强调视频中的女子杨某侠和乡民董某民是领证结婚,女子因有精神疾病和暴力倾向才被关在小屋。

有精神疾病的女子是如何领证结婚的呢?该通告被网友质疑后,该县在大年除夕当天(1月31日)再度发通告称,曾流浪乞讨的杨某侠于1998年被董某民的父亲(已故)收留,其后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杨某侠有智障表现,但生活尚能自理。去年杨的病情加重,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人,董暂时用锁链约束其行为。

通报又称,公安在2020年将杨某侠的DNA与全国被拐卖或失踪儿童系统库、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有符合的亲缘信息。

通报承认,在杨某侠与董某民办理结婚登记时,民政办人员未对女方的身份信息严格核实。

至于生育八个孩子的问题,通告解释说,董某民和杨某侠生育一孩、二孩后,镇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但因身体原因失效。董某民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逃避计生部门的管理和服务。

官方的两次通报并未消除各界的疑虑,网民反而提出更多质疑,八个孩子是否同属一个父亲?其中有否涉及强奸?计生部门、公安部门是否违规、渎职?

陆媒、妇团集体失声 警方称八孩母案属国家机密

连日来有关注妇女权益的热心市民尝试到当地了解情况,但当地近日已加强戒备。微博网民“乌衣古城”在丰县试图声援,并在自己的车身上写下“丰县董志民涉强奸精神病女逼生八孩 反领补贴得救助”,但两名警察迅速地出现在她住宿的酒店房间,直接破门而入。

视频显示,警察要求她擦掉车身上的字,称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国家办理案件属于国家机密,不允许通过这种形式对外宣传,如果有需要,应该找宣传部门”。其后“乌衣古城”发帖称,酒店以满房为由不让她住。此后她的微博显示处于禁言状态。

当下,对此案大陆媒体、妇联等团体几乎集体失声。

另一名网民拍摄的影片显示,在丰县董庄村旁边的吴庄村,有警车和多名黑衣人员把守,“进来时没有人要求要出示核酸检测报告,但(在这里)要求我们出示,对其他人没有要求”。

知情者:董某称邻居女子是买来的 育两子 被吊打致残

八孩母亲在徐州丰县当地并非个案。有前媒体人在微博透露,与八孩母亲同村的另一个外乡女孩亦被锁,现在神经不正常、无法正常行走,而她没有被自媒体关注的原因是家里“人丁不够兴旺”。

最先拍到“八孩之母”的抖音用户“徐州一修哥”发布的另一则影片显示,一名女子趴在地上不断摇头,嘴里发出无法辨识的声音,举止不似常人。旁边一只狗不住地吠叫,影片中的男子称:“二十多年都在地上生活,衣服都不能穿,她就用被子裹着,太可怜了!”

港媒《明报》8日报导,据知情人士透露,视频中的女子就在“八孩之母”居所附近,董姓男子对外宣称“那女的是买来的”,并育有两子。妇女在村里的外号是“吊死鬼”,因经常被男方吊在屋子虐打而得名。村民反映该女起初正常,但后来因遭受虐待致残。

而在丰县两次通报八孩女子事件后,两户人家大门紧闭,村民因受警告纷纷绕道而行。

八千女兵赴新疆结婚纪实

 进疆女兵部队

 进疆女兵部队

  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

  1949年8月,新疆和平解放。为了边疆的长治久安,1950年2月,毛主席命令驻守在新疆的20万解放军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当时,许多战士都还未成家,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将军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为解决男女比例的悬殊,王震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愿戍边的女兵。于是,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时间里,约有8000名湘女志愿参军进疆,其“使命”就是要嫁给屯垦戍边的解放军官兵。

  1950年初,《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在湖南招聘女兵的启事。启事中说,新疆军区要招募一批女兵到新疆进工厂、学俄语、上学校、开拖拉机,条件是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此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热”,更是激荡着无数年轻人的心。长沙及周边城市的在校女学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段充满理想和憧憬的岁月,一批又一批的女孩子高唱着著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义无反顾地朝着理想飞奔而去。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的资料统计,在这8000名湘女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

  1951年6月,第一批入疆的湖南少女们到达了新疆。没有房子,她们和官兵们朝地下挖掘出一个个深两米的地窝子,这就是她们的宿舍和后来的家。她们和男兵一起在这里开荒种地、修水库、打土坯、盖房子。没有水,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就互相抓“革命虫”;女兵们来月经没有卫生纸,血水顺着大腿往下流,她们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塞到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过度的劳累使一些女兵停了月经。但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工作的节奏。一位女兵说:“在那种激情燃烧的氛围里,任何人都会被感染,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肖叶群:先结婚,后恋爱

  肖叶群今年70岁,兵团退休教师,她是1951年人疆的湘女。当年,她怀着光荣与梦想,与姐姐一起报名参军。当时她还不满15岁,体重不足40公斤。入疆后,姐妹俩被分到了22兵团9军26师,肖叶群在师机关,姐姐到了文工队,当时26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入疆的第二年,肖叶群所在部队的师政委就给不到16岁的她介绍了对象——21岁的教导员王富民。肖叶群说:“一见面,他就说对我没意见,非常满意。我看他长得浓眉大眼,大高个,还不是我不喜欢的鹰钩鼻子,也比较满意。但相处不久后,王富民告诉我,其实他的真实年龄是25岁,比我大9岁。我听了后就不愿意了,哭哭啼啼,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政委又找我劝我,他说,男的比女的大10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品行也好,长得也精神,根据你的家庭情况,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包票!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交谈的机会更少。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我们彼此没多少话好说。婚后,我连续为他生了3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保护了我,使我受的罪相对少一点。

  2002年,肖叶群的丈夫患急性淋巴癌去世了。现在,肖叶群和儿子仍生活在石河子市。她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后,希望她也移民美国,但肖叶群没有去,她说她的根已扎在了新疆。

戴庆媛:我们的婚姻更多的属于道德婚姻

  戴庆媛,湖南长沙人,在垦区被誉为维吾尔族语言“活字典”。她是1952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

  戴庆媛是一个木匠的女儿,小学毕业后就一心想当兵,连报几次名都因年龄太小没有通过。1952年,她穿了一双厚底鞋,身高才勉强够了1.50米,怀里揣着秤砣,体重才勉强达标。她参军后,高兴得不得了,一路上唱着歌来到了新疆。戴庆媛说:“到了乌鲁木齐,在八一广场,王震将军给女兵们讲话。王震将军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媛说:“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都不能单独接触和交往。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40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 后来,戴庆嫒在干部文化补习班做教员时认识了一个比她大8岁的西北野战军战斗模范。那时,部队里经常组织女兵展开讨论:老同志为谁打仗负的伤?老同志为什么没文化?老同志为什么没成家?通过这些活动,戴庆嫒逐渐理解了部队官兵军旅生活的不易。最终,戴庆嫒嫁给了那位战斗模范,婚后两人的家庭生活一直很和睦。现在,她的3个儿女一个是博士,另外两个也都是大学生。

  戴庆嫒说:“当时对我们这些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这种婚姻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湘籍女兵江莉华总结了一条规律:湘籍女兵年龄越大(入疆时最大的才19岁)结婚越早,结婚越早的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且文化程度高的——因为漂亮,就越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内心就越痛苦。当时,因为军官年龄普遍大过湘籍女兵十几岁,这和女兵们的理想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是年轻、有文化的。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1952年,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这些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大适合介绍给老同志,他建议找一些农村的姑娘,最好是找丧偶妇女。于是,军区决定到山东去找,此后,大量山东女性被招入新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兵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几年中,较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相继结婚成家,丈夫们大多是部队的中层军官。

  在这8000名湘女中,虽然大多数是经组织介绍结婚的,更多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其中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湘女们入疆后,10年后才准许回乡探亲。1962年,湘女陶先运探亲回来时,从长沙一直哭到兰州。由于路途遥远,直至现在,有的湘女还没有回过家乡。现在,湘女们的丈夫大多已经过世,因为,当时这些丈夫们都比湘女年长10余岁,而且,他们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和50年代的超强体力的劳动,一些人在七、八十年代就去世了,这使很多湘女在中年以后就成了寡妇。其中一些在60年代响应号召退出工作回家成了看孩子的家庭妇女,在生活上更加依赖丈夫,一旦丈夫去世,她们的生活只有依赖子女,目前的医疗和日常生活都比较困难。 

参军,进疆!这是湘籍女兵们的梦想,她们用50多年的岁月,演绎了为梦想生存的人生。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军心的军嫂,但她们超越了原设计的期望,她们不仅贡献出了青春和爱情,同时也使荒原上第一代母亲成为了第一代教师、医生、农技师、拖拉机手,全面改变了当地的诸多生态,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辉。也许今天,这种梦想对我们来说有些遥远,有些陌生,但我们相信,面对她们,没有人能不肃然起敬。作者:庄鸿雁)

八千湘女上天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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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新一轮对口援助新疆的部署全面展开,预计 2011年19个省市援助资金总量将超过100亿元,同时,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援助行动也将协同推进。其实,早在60年前,一纸“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招兵告示,就曾掀起一股“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热潮。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进疆湘女们献身边疆的精神及其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今依然令人掩卷长叹。

公元前105年,当西汉文弱的细君公主告别长安、为和亲远嫁乌孙(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一带)时,她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细君公主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后,新疆的稳定和安宁,再次与女人结下不解之缘,这难道就是历史宿命吗?

“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

1949年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委王震,从西北战场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当时,全国解放在即,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中共将领们,开始思考胜利后的建设。向来以敢吃大苦、敢为人先、敢挑重担闻名的王震,这次把目光瞄向了占祖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西北边陲——新疆。

3月4日,王震抵达西柏坡。当日,毛泽东即单独接见了他。“胡子,你辛苦了!这是慰劳你的。”毛泽东将两包“三炮台”香烟递给王震。王震毫不客气地打开一包香烟,放在鼻子上闻了又闻:“好香啊!这样好的香烟还是主席留着自己抽吧,我有这个‘四美德’烟抽就行了。”

“你倒是容易满足啊!我想听一听今后的革命任务,你有什么想法?”毛泽东笑着说。“将革命进行到底!”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啊!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可这仗是不会打多久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晚了就赶不上形势发展了。”

王震拿出了一份他亲手起草的申请报告:“主席,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需要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需要发展经济。”

当年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时候,是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率先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而今,在革命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夜,王震又提出进军边疆、开发边疆,去完成西北解放大业。

“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你们就去不得大城市和富足的地方喽!”毛泽东接过报告说道。“我生来就喜欢吃苦!”“好啊!这才像你王震。今天晚上我请你看戏,你要赏光啊!”毛泽东欣慰地笑着说道。

当天晚上,为欢迎与会代表,在西柏坡会场的小俱乐部里,上演了京剧《红娘》。王震没有应毛泽东之邀去看戏,他独自在屋里思考着,一旦中央批准他的请求,将如何率领部队完成进军新疆的使命。

毛泽东发现王震没有来看戏,便连夜找上门来。“胡子,你怎么不去看戏呀?那里热闹的很咧!”“主席,我是个粗人,没有文艺细胞啊!”

“你是在遵守‘勤有功,戏无益’这个信条吧!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这出戏你应该去看,那个‘红娘’很可爱,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红娘’是这出戏的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好事不要做过头,做过头人家也不喜欢你,会把你赶出来”,毛泽东不忘补充一句。

喜爱京剧的毛泽东,为即将进疆的王震找到了角色定位——当“红娘”,为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在西柏坡的会议上,王震代表部队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毛泽东当即插话说:“王震同志的意见很好!很有全局观点。”毛泽东不忘嘱咐王震: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没有老婆安不了心”

1949年9月,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王震率领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揭开了新疆大规模屯垦的序幕。

历史上,新疆自汉代以来就出现了“屯垦戍边”的治理模式,唐代在新疆共开垦田地约50万亩,屯垦人数达5万余人,一度开创了新疆屯垦事业最繁荣的局面。但各朝的屯垦,最终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边疆,他们的家人往往都在内地,随着年岁的增长,人心思归。

为此,王震要实现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理想,首先要当好“红娘”。

当时有军垦战士埋怨说:“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让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一位参曾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赵营长,因为找不到对象,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划,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就上吊自杀了。

王震很理解部队官兵的心情,他曾说:“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王震向党中央反映了部队官兵婚姻难的严峻问题。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允许新疆军区从内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参军,支援新疆建设,解决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一次,王震在会议发言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王震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1950年秋,王震委派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熊晃为招兵团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王震直截了当地对熊晃说:“你到湖南去,招一批女兵来。我们湖南妹子打得赤脚吃得苦,现在不打仗了,女同志越多越好。”

王震还给湖南负责同志黄克诚、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帮忙。信中写道:“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去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是已经离婚离异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

王首道看后笑了,黄克诚忍俊不禁地说:“这个王胡子,真是乱弹琴。要人家黄花闺女到新疆去生儿育女,哪个敢去哟!”玩笑归玩笑,他们在听了熊晃的汇报后,都为王震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当即决定大力支持熊晃的工作,动员湖南女青年积极参军支援新疆。湖南省委专门在长沙市营盘街38号设立招兵点,这里曾是辛弃疾和左宗棠驻兵的地方。

长沙的大街小巷贴出了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广告,招聘团还大量印发了《新疆鸟瞰》,把新疆描绘得如诗如画、令人神往。《新湖南报》也登出了招兵启事:条件是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参军进疆后,可分别入俄文学校和其他各类学校学习,或进工厂做纺织女工,或到农场开拖拉机,或进部队文工团……只是没有提“婚配”和“生儿育女”之类的话。这一切,对于在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来说,莫不群情高涨。

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有志青年到新疆去,为祖国大西北贡献青春”口号的感召下,一批批湘女高唱着著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义无反顾地往长沙招兵地点赶。其中有中学学生,有大学生,也有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有的徒步走到长沙,有的瞒着父母家人,身高不够的就把鞋跟垫高了,体重不够就在口袋里装石头、秤砣,年龄不够的谎报年龄……

结果,熊晃一年内共招收湘女3862人。1951年冬,这些湘妹子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上演了一幕“湘女出塞”。1952年,又有4000多湘女进疆。“八千湘女上天山”由此扬名。

最初,湘女们通往新疆的旅途充满兴奋。西行的列车上,车厢里反复播放着 “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等革命歌曲。通常,湘女们从长沙乘火车到达西安后,先进行10来天的政治教育,然后改乘汽车继续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越过天山后,才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总行程4000多公里。

长达四五个月的进疆行程,是横在湘女身上关乎生死的一道坎,有些生命因为突如其来的车祸,或者疾病,还没进新疆,便在路途上凋零了。

曾任兵团农八师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的戴庆媛,回忆当年转道兰州入疆的经历说:“大卡车上架了篷布,一车坐四十个人,为防止沿途残匪的偷袭,还有两个武装战士随车保卫。我们就坐在行李上,相互靠着。”有时,湘女们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或者拿在路途中买的伞伪装成机枪等武器。

当时湘女们进疆坐的车,大多是抗战时美国援华的“道奇牌”汽车,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得来时,这些车都老掉牙了,经常抛锚,加上路况太差,进疆队伍一天下来往往只能走一百多里。

最让湘女们不习惯的是,平时在家乡经常吃的白米饭、红辣椒再也难以品尝了,而北方的大饼,硬得难以下咽。为此她们改写了一句歌词:“我是一个兵,来自湖南省,三天没吃大米饭,气得肚子疼。饼子像磨盘,坐在臀下面,进入甘肃给灾民,也是为人民。”

在戈壁滩上,水更是珍贵,因为极度缺水,人人嘴上都起了泡,最后大家唱不得哭不得也笑不得,一张嘴,唇上就裂开一道道血口子。

然而,迪化并非她们最后的归程。略做休整,湘女们又被四散分到千里之外的和田、喀什、阿克苏、伊犁、阿勒泰等。有些被分到若羌、且末的湘女,还得骑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每当车队在戈壁滩上某目的地停下时,带队的干部总会大声喊:“到了,同志们下车吧!”坐在车上的湘女们,探头向车外一看,茫茫戈壁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她们头脑中打满了疑问,营房呢?

这时,只听到带队的干部又喊一声:“湖南的女兵到了!大家快出来欢迎呀!”

嚯,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数百号人。大家冲她们热烈鼓掌。原来,人都是从地下面钻出来的——战士住的都是地窝子,这也成了广大进疆湘女的房子。

这些地窝子,一面是“门”,三面是泥墙,地上有一面的土基高一点,那就是床了。床上铺着一层红柳枝,洞顶上铺着红柳和胡杨枝,上面垫着土,头一碰地窝子顶,泥土就会不停地掉下来。冬天早晨起来一层冰壳,要把冰壳弄掉以后,才能正式起床。

生存的残酷,很快被情感的苦恼所取代。当年驻疆部队中,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十万大军,平均年龄38岁,98%的官兵家在内地,96%的官兵没有成家。而解放军入驻新疆的十万大军,团以下的指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官兵们的婚姻问题,随着战争的结束,渐成燃眉之急,事关半壁河山的安危。

由于湘女是分期分批来新疆的,迫于现实,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就按职务、年龄、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批一批地解决。时不时便有领导会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二八五团”的说法逐渐流行。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只有遵从、认命了。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工作总结中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当时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些湘女们的命运: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

除了招收8000名有一定文化的湖南女兵先解决老同志的婚姻,王震还四处“化缘”。1951年,从华东招收了2000多名部队医院的护士,以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还从山东招了一批妇女,以解决连排级干部的婚姻。山东妇女大多已经丧偶,她们的丈夫死于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后来,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些老兵没有成家,于是,王震通过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又招了920名改造好后“从良”的妓女进疆。

在各地妇女成批进疆的同时,王震还要求各级干部,让那些在内地有家属、亲属的官兵给家里写信,动员她们来新疆。至1954年,当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的女姓比例已经增长到约占全体人员的40%,将士们的婚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献了青春献终身

在新疆屯田垦荒,是一场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面对望不到边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八千湘女和其他援疆女性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荒凉的戈壁留下了青春和生命的印迹。

童应桃在八一农场当了第一代拖拉机手。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犁地,昼夜不停地干, 任务量大得出奇,每个人一天要开荒130亩。童应桃最怕晚上犁地,因为总有狼两眼闪着绿光尾随她。当时开荒实行两班倒,没日没夜开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每次开荒回来,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大伙都开玩笑说这是“黑人牙膏”。

由于干活时风沙大、出汗多,湘女们身上都长了“成疙瘩”的虱子,她们都把它叫作“革命虫”。 过度劳累,使得很多湘女都没了月经,被她们称为“干血痨”。王震将军去农场看望她们,了解到如此差的生活情况,把大队长好好“骂”了一顿:“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湘女们的青春在年复一年的劳动中不知不觉流逝,她们逐渐学会接受与理想截然不同的现实。当荒原中的新城拔地而起,湘女们的腰身已不再挺拔;当沙漠变成绿洲,八千湘女已是满头白发。

回不去的是故乡

早在1952年,在新疆举行欢迎入疆湘女的大会上,王震曾鼓励她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为新疆人民大办好事,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他的话还没讲完,台下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两三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当场就哭了。

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乡时,总会唱起当地的一首民谣——“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 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 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泪流满面。

难以排遣的乡愁,成为进疆湘女心中永恒的痛。湘女们入疆10年后才准许回乡探亲。新疆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的侄孙女陶先运曾说:“走得越远越想家,年轻时想父母,年老了想家乡。”1962年,阔别家乡10余年的陶先运得以回湘探亲,在返回新疆的途中,她从长沙一直哭到兰州。由于天高路远,有的湘女从离开家乡那刻起,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的资料统计,在进疆的8000湘女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这样一群花样年华的女孩,怀着青春的梦想,义无反顾地背起背包,踏上了西行之路。当故乡渐行渐远,迎面而来是陌生的荒凉时,曾经热血沸腾的心一点点冷却,她们认清了残酷的现实:曾经的豆蔻年华,终究免不了在风沙中化作苍苍白发。

由于进疆湘女结婚普遍较早,丈夫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很多人的身体都垮了,加之年龄偏大,这就注定了她们大多中年守寡。更有一些湘女在上世纪60年代,因响应号召退出工作回家成了看孩子的家庭妇女,在生活上更加依赖丈夫,一旦丈夫去世,她们只有在艰难中守望岁月。

如今,新疆的面貌远非昔日能比,这里边,有多少援疆儿女的血泪与汗水?在大时代的潮流中,她们的命运已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牺牲也罢,甘苦也罢,面对自己的青春和情感、付出和收获,能否无怨无悔,也许只有她们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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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八千湘女上天山》,卢一萍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王震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我在这边也现身说法一下:我的外婆就是八千湘女的一员,十五六岁应国家号召去新疆建设。当时也确实有组织介绍军官,外婆不喜欢,和我帅气的外公自由恋爱。我的外公是河南人,也是建设新疆的热血青年。两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之后他们留在了阿勒泰,养育了五个子女,把根扎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那个时候是真的苦,新疆茫茫戈壁草原,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车也要好几天。冻土开犁,沙漠开荒,太艰苦了。我的小姨关节炎就是坐卡车斗长途冻出来的。那时候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和热情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换成在安逸生活中的现在的人,会响应号召的是少数。 但是,没有他们一代人的努力,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新疆。我能坐在有暖气的房里刷微博,能开车在蜿蜒的新疆公路上自驾游,都是我们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们毕生的奉献。说句难听的,没有当年全国各地奔赴新疆建设的热血青年们,现在这块土地属于谁还不一定呢。 说到政策,那个时候整个新疆就是兵团人,条件艰苦,都是大老爷们儿,都思念故乡。王震将军说,没有老婆孩子留不住人,新疆搞不好,这是大实话。这是时代的无奈,也是必然。还有别的办法吗?如果没有号召全国各地的女性进疆,也没有我们现居于此的第二代、第三代了。也没有现在这些城市。他们的选择,很伟大。我的外婆并不是什么生育机器,她首先是一名人民教师。他们确确实实身体力行建设了祖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从一无所有到建立城市,把青春和人生都奉献给了这片热土。

你这个抒情成分太多。包括你外婆这些人本身就是相应号召去参军支边的,而不是去给人做老婆。2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再说你外婆的幸运也只能代表她个人或者运气的那一批,要知道各类西北的电视剧里,人家对当年这事(组织安排)是毫不掩饰,至始至终是秉着赞扬的态度。

要是以牺牲一批人刚获得解放不久的婚姻自由换取来士兵安心戍边的代价,你问问你自己愿不愿意?喊口号不算。若打下江山就一定要这样犒劳将士,是否让你想起古代破城后军队的各种惯例?

土共当年有威望就是因为它解放重生了当时的中国,消灭了旧社会的恶疾。但转头把威望换成对人民的压力,用欺骗性手法把妇女送入蛮荒之地,再重新启用包办婚姻这种旧社会的糟粕强迫人选择终身,这事多烂还要人说?

在解放前女性遇到逼婚还有私奔的可能。你让那些已身负兵役的妇女在那遥远的边陲能有什么办法?大部分不只能“来都已经来了咯!”

可惜80年代又搞两少一宽 不计生少民 导致这方面“成果”越来越危险了

官方出来发文咯

@阿勒泰公安在线:近日,实名认证帐号@黄青蕉 发文,虚无历史造谣抹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建设者(截图一)。我们说,历史就在那里,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发展建设成果就在那里,新疆在祖国版图上的战略地位就在那里,我们无需作过多解释。当年奔向天山南北的那些女性,她们不仅是新中国西北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更是戈壁上的第一代医生,第一代教师,第一代拖拉机手……无论他(她)是谁,他们永远值得国人尊重!永远值得历史尊重!他们功在千秋!

对于“八千湘女上天山”,@黄青蕉 在文章中称:”有多少家庭永远失去了最疼爱的女儿……”我们不禁要问,自近现代以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国土不被外族践踏,又有多少家庭永远失去了最疼爱的儿子和女儿?他们为了什么?没有他们的牺牲,又何来黄青蕉们今天的安逸?关于响应国家号召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黄青蕉 竟然称:“永远别被任何政策、号召、理念忽悠过去,珍惜你的身体,保护好你的身体,这才是你自由灵魂的唯一容器……”我们,“八千湘女”们的后继者,新疆新一代的建设者、保卫者,第一代新疆建设者的继承者,我们就是响应祖国的号召,战斗在这里,守卫在这里。新疆,作为反恐前沿,没有历代新疆建设者、保卫者的流血牺牲,黄青蕉们“自由灵魂的容器”又将在哪里?

我们也珍惜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更珍惜自己的灵魂!珍惜守卫祖国和人民的灵魂,珍惜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灵魂!我们就是响应祖国的号召,战斗在这里,守卫在这里!

稳定边疆很重要,我们都是受益者,我们很感激。

但骗人过去拉郎配到底是真是假?

官方钦点,就是牺牲了,怎么的。

中共史上最大的人口拐卖:十万妇女进疆或称女兵进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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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进疆或称女兵进疆[参 1],是1950年代发生在新疆的历史事件。自1949年9月在甘肃征召女兵开始,解放军新疆部队通过招收女兵、迎接女性家属、招募职工等方式,在1950年代大量吸收女性到新疆用以解决军队男性婚姻问题[1][2]

在1950年与1952年,曾有7千多名湖南年轻女性入疆参军,称八千湘女上天山[3][4]1953年,中央军委计划,在1953年至1958年间输送十万女性进疆。到1954年时,已从华东、山东等地招收万余名女兵入疆[2]。其中,有1.6万名山东女兵、妇女入疆[参 2]。1955年之后,由于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大规模进入新疆,中央军委的计划实际停止实施[参 1]

虽然女性个人应招入疆的目地,多为获得工作、学习机会,寻求个人“解放”[参 3]。但在女兵婚姻问题上,部队领导普通存在使用各种强迫手段进行包办婚姻的问题[5][6][7]。即使对妇女进疆持正面态度的研究者仍指出,“国家政治动员下的进疆,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个体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同时,“在国家父权制的框架下延续了传统的男性的特权”,“一定程序上使社会性别等级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参 3][8]

经过[编辑]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王震宣布10日开始向新疆进军。此前,入疆部队在甘肃时,已开始征召女兵[2]。此批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的女兵,共有一千多名[9]

《八千湘女上天山》一书[1]指,当时部队为解决官兵婚姻问题,提出“家里有老婆的、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的也可以送来;路费等一切由公家负担。”,但最终解决办法,是从内地吸引妇女进疆[9]。1950年,王震委派熊晃前往湖南招收女兵。[10]当时王震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的信中,表明征招女兵的目地、要求:解决屯垦、戍边部队军人的婚姻问题。女兵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婚的也行。不计家庭成分。女兵入疆后,参加新疆建设,“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7][11] 而湖南出现的招兵广告,以高待遇吸引年轻女性。却未涉及“结婚”、“生儿育女”、“路途遥远”、“新疆条件艰苦”等不利方面。宣传与实际境遇的差异造成了巨大的落差[7]。对进疆妇女进行过访谈的研究者,指女性选择进疆,是为获得工作、学习机会,是摆脱传统社会女性身份限止、寻求个人出路的自主选择。但相关部门没有将妇女权利给予优先考虑[参 3]

女兵抵达新疆后,通过组织介绍,认识对象,结成夫妻是常见现象,根据1952年参军的湖南女兵戴庆嫒回忆,她们被组织决定和谁结婚后,就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她们都服从这个结婚的命令[12]。《八千湘女上天山》一书提及的女兵大都遇到此类“联谊”式的相亲[7]。相对18岁左右的女兵,结婚对象的年龄通常在30岁以上,是年纪大十余年的男人[9]。一些女兵不接受组织安排的结婚对象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据《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记述,有一名姓胡的团长因为婚姻问题把一个女兵逼自杀的事情[13]。“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愿接受年龄过大结婚对象的现象[9]等。又戴庆媛回忆,1951年3月,在哈密,有一个长沙女兵拒绝一个营长求爱后被该营长枪杀,也有女兵被逼嫁丧偶大20岁的老干部结婚当晚就疯掉的[12]。王震本人亲自处理,聂姓团长强迫湖南女兵结婚的事件中,聂姓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王震接受女兵控诉,处分聂团长的同时,让他自己到湖南找妻子[14]。同时,《八千湘女上天山》也提及进疆军人在甘肃张掖成婚的个案,出生贫苦、年轻的地主家“丫环”高兴的接受45岁的结婚对象[7]

各部队对不愿接受组织包办婚姻、坚持自由恋爱的女兵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压。有些部队通过不断地劝说,进行心理施压;有些部队通过岗位调动,以处境艰苦的岗位惩罚女兵。2009年,网易采访湖南女兵李明时,李明回忆,在婚姻问题上,部队领导经过数次谈话,就可使意志薄弱的女兵屈服。文化程度高、意志坚定的女兵,则无法使用这种方法强求。多数女兵为了自由恋爱的权利抗争过。她本人则是拒绝了三个领导介绍的对象,自由恋爱结婚[7]。《八千湘女上天山》 书中,采访一名叫做李蔚花的女兵,她曾考上军政大学,因为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婚姻,被罚到新藏公路当差[15]

1951年冬,王震派人到华北和华东招收女兵。其中,从华东野战军医院征调山东籍未婚女医护军人2000余名。1952年初,解放军第22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湖南女兵过于年轻,与部队老同志并不适合,不愿结婚。刘锡宪建议,找农村姑娘,最好是丧偶妇女。因山东是老战场,很多男人在战争中死亡。王震决定在山东寻找农村丧偶妇女。但此批招入的山东女兵多是18岁左右的女孩子,出现与湖南女兵同样的问题。[16][9]

1953年,驻疆部队开始整编,分编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4.15万人,生产部队13.5万人。当年6月,《新疆军区请求输送妇女入疆的报告》称:部队人员年龄偏大,未婚,强烈要求解决婚姻家庭问题。生产部队13.5万人,家属小孩1.95万人,未婚女青年0.6万人,因此要解决部队婚姻问题,尚缺10万妇女。7月,中央军委作出《军委关于输送妇女入疆的五年计划之初步意见》:1953--1958五年内,川鄂湘豫冀鲁陕甘等省,输送10万妇女入疆。年龄18至30岁,寡妇可以带孩子。路途住宿就餐医疗等费用,由新疆军区预算向总后勤部报销。新疆军区在兰州,西安设接待站。战士在内地的妻子、未婚妻,由当地政府送至西安接待站,转抵迪化的2753公里费用由公家承担[2]。10月28日,新疆军区下发《关于生产部队妇女工作待遇问题的若干规定》,1953年以后进疆妇女,除知识分子参军的状况外,不再给予军籍[参 1]

1954年初,新疆建设妇女工作总队原计划在山东的文登莱阳专区招收5000名建设妇女进疆,实际招收7000人。在3月至4月间,分为五批、每批三个大队进入新疆。实际抵疆人数为7718人,6528名妇女所携带的子女数为1190人(7岁以下683人,8岁以上507人)[参 1]。时年31岁的山东妇女宋巧菁是带着3个孩子进疆,并重组家庭的个案。当年10月7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17.5万人中,妇女占4万余人[2]。有研究者统计,1952年和1954年,山东籍的入疆妇女为1.6万人(女兵1万人左右、妇女6528人)[参 2]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

  1. 1.0 1.1 《八千湘女上天山》 - 序章 命运的背景 - 三、张明儒: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
  2. 2.0 2.1 2.2 2.3 2.4 新中国进疆女兵和女青年屯垦戍边历史回顾. 责编:赵晶、谢磊.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