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5日 星期三

俄國內戰(俄語: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羅馬化:Grazhdanskaya voyna v Rossii)

 

俄國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1923年革命的一部分
CWRArticleImage.jpg
從上起順時針,1919年的頓河軍、1920年的一支白軍步兵部隊、紅軍第一騎兵軍、1918年的托洛斯基、1918年在葉卡捷琳諾斯拉夫被奧匈軍絞死的農民
日期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1922年10月[1]
地點
結果
領土變更蘇聯建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獨立
參戰方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俄以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


 黑軍(1918–20)
 社會革命黨左翼(至1918年3月)

 綠軍(至1919年)

俄羅斯 白軍


新建立國家


協約國武裝干涉

親德軍隊

 奧匈帝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佛拉迪米爾·列寧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列夫·托洛斯基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約阿基姆·瓦采季斯
 謝爾蓋·加米涅夫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約瑟夫·史達林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米哈伊爾·加里寧


 內斯托爾·馬赫諾
 西蒙·卡列特尼克
俄羅斯 亞歷山大·高爾察克 處決
俄羅斯 拉夫爾·科爾尼洛夫 
俄羅斯 安東·鄧尼金
俄羅斯 彼得·弗蘭格爾
俄羅斯 尼古拉·尤登尼奇
俄羅斯 格里戈里·謝苗諾夫 處決
俄羅斯 米哈伊爾·季捷里赫斯
俄羅斯 羅曼·馮·恩琴 處決
兵力
3,000,000人[3]
烏克蘭革命起義軍103,000人
白軍2,400,000人;協約國255,000人
傷亡與損失
1,212,824人死傷
記錄不完整。[3]
至少1,500,000人死傷

俄國內戰(俄語: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羅馬化Grazhdanskaya voyna v Rossii),也稱為蘇聯國內戰爭蘇俄國內戰爭第12次俄土戰爭俄國革命對蘇干涉戰爭,是於1917年11月-1922年10月,在前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發生的一場戰爭,交戰雙方是紅軍和由共和國臨時政府力量組成的聯合力量共和國軍,還有協約國出兵干涉,部分戰事還蔓延到蒙古地方波斯

事件起因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蘇維埃份子向俄羅斯共和國政府發動武裝革命。俄羅斯官方稱法為「1917年-1922年的內戰和俄國大革命」。蘇維埃力量於1919年在烏克蘭擊敗共和國軍南俄武裝力量,並在西伯利亞擊敗亞歷山大·高爾察克的武裝。隨後彼得·弗蘭格爾領導的共和國軍於1920年秋在克里米亞被蘇維埃力量擊敗。

許多獨立運動隨著俄羅斯共和國的崩潰和戰爭的進行而發起。[2]其中芬蘭愛沙尼亞拉托維亞立陶宛波蘭成為主權國家。前俄羅斯共和國的其餘領土在戰後成立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和其他國家一併加入蘇聯。

背景[編輯]

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輯]

俄羅斯帝國從1914年起即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三國協約)一起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抗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三國同盟)。

二月革命[編輯]

二月革命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導致新成立的俄羅斯臨時政府與全國各地組織起來的蘇維埃(由工人、士兵和農民組成的民選委員會)形成了雙重政權的局面。1917年9月,俄羅斯共和國宣布成立。

紅軍的創建[編輯]

十月革命發起的時候,舊的俄羅斯帝國軍隊被解散;志願者組成的赤衛隊是布爾什維克主要的軍事力量,由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安全機構契卡的武裝軍事部分擴建而來。一月,在戰鬥中遭遇重挫後,戰時人民委員列夫·托洛斯基領導赤衛隊改組為工農紅軍,以創建更專業的武裝力量。政治委員被任命到每個支隊以維持士氣並保持忠誠。

1918年6月,純粹的工人組成的革命軍將會變得弱小的問題凸顯出來,托洛斯基在紅軍中建立了面向鄉村地區農民的強制徵兵制。[4]俄國農村對紅軍徵兵部隊的反抗被劫取人質及為強制執行而實施的槍殺鎮壓,[5]同樣的手法也被白軍軍官完全運用。[6]前沙皇時期軍官作為「軍事專家」被任用(voenspetsy),[7]有時為使他們保持忠誠而將其家屬劫為人質。[8]戰爭開始之際,四分之三的紅軍軍官由前沙皇時期的軍官組成。[8]戰爭結束時,所有紅軍師級和團級83%的指揮官都是前沙皇時期的將士。[9]

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編輯]

1918年1月,南俄的反布爾什維克志願軍

白軍對紅軍的反抗開始於布爾什維克起義隨後的時日,和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王國鄂圖曼帝國簽訂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和政治禁令成為俄國內外反布爾什維克團體建立的導火線,[10]把他們推進反抗新政權的行動中。

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組成的鬆散的聯盟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包括地主、共和主義者、保皇黨人、中產階級公民、反動派前君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軍官、懷有不滿的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民主改良主義者,只因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統治而自願聯合。他們的武裝力量由強制徵兵和恐懼[6]和外國影響所支撐,並由尤登尼奇將軍、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將軍領導,人稱白軍,並且在戰爭中的大部分時候控制著前沙皇俄國的重要部分。

被稱作黑衛軍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在戰爭初期活躍於烏克蘭。更重要的是被稱作烏克蘭革命起義軍或由內斯托爾·馬赫諾領導的無政府主義黑軍的無政府主義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出現。擁有為數眾多的猶太人和烏克蘭農民的黑軍在1919年阻止鄧尼金將軍的白軍向莫斯科的進攻時發揮了關鍵作用,隨後從克里米亞驅逐了哥薩克武裝。

1919年,白軍西伯利亞軍隊的士兵

窩瓦河流域烏拉山區西伯利亞遠東地區的遙遠距離受到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的青睞,而且白軍在這些地區的城市建立了許多組織。一些軍事力量建立在這些城市中的秘密軍官組織的基礎上。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曾經是俄軍的一部分,並在1917年10月有30,000人的部隊。他們和新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達成了從東方戰線通過海參崴的港口到法國撤退的協議。從東方戰線海參崴港口的交通在混亂中變得緩慢,而且裝甲兵全部分散在西伯利亞鐵路兩側。在同盟國的壓力下,托洛斯基下令解除武裝並逮捕士兵,這給布爾什維克造成了壓力。

1918年8月,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期間在海參崴的美軍

西方盟國也對布爾什維克表現出了驚訝。他們擔心:(1)俄國與德國可能會聯手(2)布爾什維克的前景會給他們造成不負責任和違約及俄羅斯帝國大量外債的恐懼(3)共產主義革命思想會傳播開來(許多同盟國也有此擔憂)。因此,這些國家的大多數都表現出了對白軍的支持,包括提供裝甲和物資。溫斯頓·邱吉爾宣稱布爾什維克主義必須「扼殺在搖籃里」。[11]英法兩國為俄國支援了大量戰爭物資。條約簽訂後,有跡象表明這些物資很多都落入德國之手。在這一藉口下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向俄國港口派遣部隊開始。那裡有效忠布爾什維克的軍隊的暴力衝突。

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發動十一天戰爭入侵蘇維埃俄國後,並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下創建了幾個短命的衛星緩衝國:「波羅的聯合公國」、「庫爾蘭和瑟米利亞公國」、「立陶宛王國」、「白俄羅斯人民共和國」和「烏克蘭國」。隨著德國於1918年11月在西線中戰敗,這些國家被廢除。

芬蘭王國是於1917年12月率先宣布從俄國獨立的共和國,並在隨後於1918年1月至5月發生的芬蘭內戰中被廢止。波蘭第二共和國立陶宛拉托維亞愛沙尼亞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被廢除後建立了自己的軍隊,並在1918年11月打響蘇聯西線攻勢

格局與大事記[編輯]

  1918年2月布爾什維克的控制範圍
  1918年夏布爾什維克的控制範圍
  反布爾什維克武裝的最大控制範圍(主要為布列斯特條約後建立的緩衝國,這些國家受德國及其盟國保護)

在俄國的歐洲部分,戰爭經歷了三條主要的前線:東部、南部和西北前線。還可大致分成下列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革命一直持續到停火。早在革命那天,哥薩克將軍卡列金拒絕承認並取得頓河流域所有政府軍的指揮權,[12]在那裡開始得到志願軍的支持。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的簽訂也直接導致了盟國的直接干預及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武裝反抗。有許多德國軍官也要求支持反擊布爾什維克,出於與之正在逼近的對抗的擔心。

第二階段,布爾什維克從臨時政府和白軍手中控制了中亞,在草原地區和突厥斯坦建立了共產黨支部,那裡有2百萬俄羅斯人定居。[13]

許多發生在第一階段的戰鬥是零星的,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人處在易變的環境下並迅速轉移戰略場景。處在對抗地位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被稱作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或「白色捷克人」;[14]波蘭第五步兵師的波蘭人和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紅色拉脫維亞步兵團

戰爭的第一階段從1919年1月一直持續到11月。起初白軍從南部(鄧尼金將軍指揮下)、東部(高爾察克海軍上將指揮下)和西北部(尤登尼奇將軍指揮下)的進軍取得了成功,迫使紅軍及其左翼盟友撤退到全部三條戰線。1919年7月,紅軍在大批叛軍在克里米亞加入內斯托爾·馬赫諾領導的無政府主義黑軍後遭遇了另一次失敗,使無政府主義武裝在烏克蘭鞏固了權力。

列夫·托洛斯基很快改革了紅軍,終結了兩個無政府主義軍事同盟的第一個。6月,紅軍首先打退了高爾察克的進軍。經過一系列的交戰,在黑軍進攻白軍補給線的幫助下,紅軍分別在10月和11月擊敗了鄧尼金和尤登尼奇的軍隊。

戰爭的第三階段在克里米亞延長了對最後一支白軍的圍攻。弗蘭格爾召集了鄧尼金軍隊的殘餘勢力,占據克里米亞大部分地區。向烏克蘭南部進軍的企圖被內斯托爾·馬赫諾領導的無政府主義黑軍挫敗。被馬赫諾的部隊推進到克里米亞後,弗蘭格爾在克里米亞轉入防禦。北上反擊紅軍失敗後,弗蘭格爾的軍隊被紅軍和黑軍向南推進,弗蘭格爾和殘餘勢力於1920年11月撤退到君士坦丁堡

戰爭進行[編輯]

十月革命[編輯]

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黨領導赤衛隊(工人和帝俄軍隊的逃兵組成的武裝)以奪取對彼得格勒(聖彼得堡)的控制,並迅速展開對前俄羅斯帝國城市和鄉村的占領。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解散了俄國臨時政府並提前宣布蘇維埃(工人的代表會議)為俄國的新政府。

最初的反布爾什維克起義[編輯]

1917年夏天在俄國莫斯科附近。達恰的公園裡,一個德意志人babushka和她的兩個外孫女。孩子們在戲劇性的逃脫中和瑞士的父母一起到瑞士(大約在1921年),先是居住在俄國南部(頓河畔羅斯托夫),隨後逃經敖得薩通過密封的牛車到了華沙。當家庭到達巴塞爾,他們不得不接受強制隔離檢疫

最初從布爾什維克手中奪回政權的嘗試是1917年10月發動的克倫斯基-克拉斯諾夫起義。這次起義受到彼得格勒的容克兵變的支持,但很快被赤衛隊尤其是拉脫維亞步兵分隊鎮壓。

最初反對共產主義者的群體是聲稱忠於臨時政府的哥薩克軍隊。頓河哥薩克卡列金西伯利亞哥薩克的謝苗諾夫都是其中的一員。過去沙皇時期的軍官也發起反叛。11月,一戰時期沙皇的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開始在新切爾卡斯克組織志願軍。這支部隊的志願者好多都是俄國老兵、軍校學員和學生。1917年12月,阿列克謝耶夫接納了科爾尼洛夫、鄧尼金和其他革命前因科爾尼洛夫事件後被捕而關押的地方逃出來的沙俄軍官。[15]1917年12月初,志願軍和哥薩克占領了羅斯托夫

1917年11月「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稱沙皇統治下的各國應給予自主權後,布爾什維克在塔什干建立突厥斯坦委員會後開始在中亞地區奪取臨時政府的權力。[16]1917年4月,臨時政府建立了這個委員會,其中大部分都是前沙皇時期的官員。[17]布爾什維克曾於1917年9月12日試圖控制塔什干的委員會,但行動失敗,而且不少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被捕。然而,因為委員會缺乏當地人的支持且定居的俄羅斯人很少,他們不得不因為公眾的強烈抗議迅速釋放了布爾什維克犯人,並且兩個月後的11月這個政權被接管。[18]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推翻臨時政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受到了中亞工人階級的支持。1917年3月由1916年為沙俄政府去後方工作的俄羅斯定居者和當地人建立的伊斯蘭勞動人民聯盟於1917年9月在工業中心發起了多起罷工。[19]

然而,在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後的塔什干,穆斯林精英在突厥斯坦建立了自治政府,通稱「浩罕自治政府」(或簡稱浩罕)。[20]白俄支持了這個政府幾個月,由於布爾什維克軍隊與莫斯科失去了聯繫。[21]

1918年1月蘇俄在穆拉維約夫中校領導下入侵烏克蘭並侵占基輔,在那裡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中央議會掌權。在基輔兵工廠起義的幫助下,布爾什維克於1月26日攻占基輔。[22]

與同盟國議和[編輯]

作為他們在革命前對俄國人的承諾,布爾什維克決定立刻同德意志帝國其盟友議和。[23]佛拉迪米爾·列寧的政治對手認為那個決定是由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部資助給予列寧所希望的,包含一場革命、俄國退出一戰。這種懷疑受到德國外交部資助列寧返回彼得格勒的支持。[24]然而,隨著俄國臨時政府發動的夏季攻勢(1917年6月)的慘敗,而且特別是夏季攻勢慘敗後臨時政府打亂了俄軍的編制,列寧實現承諾的和平就變得至關重要。[25][26]甚至在夏季攻勢失敗前俄國人就對戰爭的繼續進行感到懷疑。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如比利時的埃米爾·王德威爾德從英法迅速地趕到俄國去勸說俄國繼續參戰,但無法改變俄國新的反戰主義情緒。[27]

1917年12月16日,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停戰協議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簽署並開始和談。[28]作為和平的條件,同盟國提出的條約割讓大片前俄羅斯帝國土地給德意志帝國鄂圖曼帝國,極大地刺激了民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代表列夫·托洛斯基拒絕率先簽署條約並繼續觀察單方面停火,遵循「沒有戰爭就沒有和平」的政策。[29]

由此,1918年2月18日,德國和奧匈帝國在東線展開拳擊行動,德軍接連攻占愛沙尼亞、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在最後11天的戰役中幾乎沒有遇到抵抗。[29]簽訂正式的和約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是唯一的選擇,因為俄軍被解散,而且新組建的赤衛隊無法阻止戰線推進。他們也認為迫在眉睫的反革命分子的抵抗比承認條約更危險,而前者被列寧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希望之光中短暫的一瞬。

蘇維埃接受了和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於3月6日簽訂。蘇維埃僅僅把條約看作結束戰爭必要的權宜之計。因此,他們割讓了大片土地給德意志帝國,德國在那裡建立了傀儡政權波蘭攝政王國波羅的聯合公國立陶宛王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白俄羅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受德國保護。

1918年4月紅軍總兵力只有19.6萬人。

1918年的烏克蘭、南俄和高加索[編輯]

1918年2月出自《紐約時報》的文章顯示了當時由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宣稱的俄羅斯帝國領土版圖,在吞併奧匈帝國境內的西烏克蘭之前。

在蘇維埃的壓力下,志願軍於1918年2月22日在艱苦卓絕的冰凍三月乘船從葉卡捷琳諾達爾庫班,在那裡他們加入庫班哥薩克以準備在葉卡捷琳諾達爾的未遂襲擊。[30]蘇維埃在次日奪回了羅斯托夫。[31]科爾尼洛夫將軍在4月13日的戰鬥中被擊斃,而且鄧尼金將軍接管了指揮權。隨著對他們的追蹤者不停息的對抗軍隊成功打通道路撤退到頓河,那裡反抗布爾什維克的哥薩克起義已經開始。

巴庫蘇維埃委員會於4月13日建立。德國的高加索遠征軍於6月8日到達波季。鄂圖曼伊斯蘭軍(與亞塞拜然結盟)於1918年7月26日把他們趕出巴庫。隨後,亞美尼亞革命聯盟、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開始和英國波斯軍隊指揮官鄧斯特維爾將軍協商。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左翼社會革命黨同盟者反對,但7月25日蘇維埃的大部分成員投票表決找英國人,並且布爾什維克放棄。巴庫蘇維埃委員會停止存在並被裡海中部專制政權取代。

1918年6月,約9,000人的志願軍打響了他們的第二次庫班戰役。葉卡捷琳諾達爾在8月1日被包圍並在3日陷落。9月到10月間,阿爾馬維爾斯塔夫羅波爾發生了激烈的戰鬥。10月13日,卡雜諾維奇將軍的師奪取了阿爾馬維爾,而且在11月1日,彼得·弗蘭格爾保住了斯塔夫羅波爾。這段時間紅軍沒人逃脫,而且在1919年初,整個北高加索從布爾什維克手中解放。

10月,俄國南部白軍領導人阿列克謝耶夫將軍死於心力衰竭。志願軍領袖鄧尼金和頓河哥薩克首領克拉斯諾夫達成協議,全軍統一在鄧尼金的指揮下。南俄武裝力量由此建立。

1918年的俄國東部和西伯利亞[編輯]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變爆發於1918年5月,[32]而且軍團於6月占領了車里雅賓斯克。同時,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軍官組織設在彼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一個月內白軍控制著從貝加爾湖烏拉山區的大部分西伯利亞大鐵路。夏季,布爾什維克在西伯利亞的勢力被清除。西伯利亞臨時自治政府在鄂木斯克成立。

7月底,白軍向西擴展了戰果,於1918年7月6日奪取葉卡捷琳堡。而在1918年7月17日葉卡捷琳堡陷落前不久,前沙皇和家庭被烏拉蘇維埃政權處死以阻止他們落入白軍手中。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支持農民反抗蘇維埃控制食物供應。[來源請求]1918年5月,在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的支持下,他們占領了薩馬拉薩拉托夫,建立了被稱為「科穆奇」的憲法制定議會議員委員會。7月,科穆奇的權力擴展到大部分由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控制的地區。科穆奇實行了矛盾的社會政策,包含了民主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措施,如建立八小時工作日,含有「恢復性」的措施,如歸還工廠和土地給原來的所有者。喀山陷落後,佛拉迪米爾·列寧要求派遣彼得格勒工人去喀山前線:「我們必須派遣大多數彼得格勒工人:(1)幾十個像卡尤羅夫那樣的『領導人』;(2)幾千個『來自上層』的」。[33]

經歷了前線的一系列失敗,戰時人民委員托洛斯基建立了越來越多的嚴厲措施以阻止紅軍中未經許可的撤退、逃跑或者叛變。在作戰時,契卡特別偵查部隊,人稱「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特別懲罰部」或「特別懲罰旅」跟在紅軍後面,執行現場審理並立即處決從他們的陣地上逃跑、後退或者沒有積極進攻熱情的士兵及軍官。[34][35]托洛斯基拓展了對偶爾撤退或面對敵人逃跑的政治委員的死刑的利用。[來源請求]8月,紅軍部隊持續不斷的戰報中的挫折在戰火中被打破,托洛斯基批准建立督戰隊駐紮在不可靠的紅軍部隊後面,帶有對任何未經批准就從戰線撤退的人射擊的命令。[36]

1918年,被布爾什維克在烏蘇里島尼科利斯克殺害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第八團士兵

1918年9月,西伯利亞臨時政府科穆奇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政府在烏法開會並同意在鄂木斯克組建新的臨時全俄政府,由五人內閣領導:三位社會革命黨員(尼古拉·阿夫克先季耶夫瓦西里·博爾德列夫佛拉迪米爾·津濟諾夫)和兩位立憲民主黨員(V·A·維諾格拉多夫(V. A. Vinogradov)和P·V·沃洛戈茨基(P. V. Vologodskii))。

1918年末,東部反布爾什維克白軍包括了人民軍(科穆奇)、西伯利亞軍(屬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和奧倫堡哥薩克起義軍及西伯利亞、七河流域、貝加爾、阿穆爾及烏蘇里哥薩克,名義上受烏法內閣任命的總司令V·G·博爾德列夫將軍指揮。

在窩瓦流域,佛拉迪米爾·卡普佩爾上校於8月7日奪取了喀山,但紅軍於1918年9月8日隨反攻奪回這座城市。11日,辛比爾斯克陷落,10月8日,薩馬拉陷落。白軍向東撤退到烏法和奧倫堡。

在鄂木斯克,全俄臨時政府很快受到了新的戰爭部長海軍少將高爾察克的影響。11月18日,高爾察克發動政變成為獨裁者。內閣成員被捕,高爾察克宣布成為「俄國最高統治者」。

1918年12月中旬,白軍向東撤出烏法,但他們通過向彼爾姆的進軍擺平了這次失敗。彼爾姆於12月24日被攻克。

1918年的中亞[編輯]

1918年2月紅軍推翻了白俄支持的突厥斯坦的浩罕自治政府。[37]即使這一行動看起來鞏固了布爾什維克在中亞的勢力,更多的問題像盟軍的介入一樣降臨到紅軍面前。1918年英國支持的白軍給中亞的紅軍造成了極大的威脅。英國向那裡派出了三位傑出的指揮官。一位是貝理中校,他從布爾什維克強行驅趕他的地方記錄了一次去塔什干的任務。另一位是馬里遜將軍,他領導了以一小隊英裔印軍援助阿什哈巴特(今土庫曼首都)的孟什維克的馬里遜行動。然而他失去了對塔什干、布哈拉和希瓦的控制。第三位是鄧斯特維爾少將,他在1918年8月到達以後僅用一個月就把布爾什維克趕出中亞。[38]即使1918年因為英國的介入造成的曲折,布爾什維克仍繼續以他們的影響力對中亞人民開展行動。俄國共產黨第一次地方代表會於1918年6月在塔什干召開,為了支援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39]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巴統條約簽訂後及塔爾圖卡爾斯里加條約簽訂前倫敦地理研究所的1919年歐洲地圖

左翼社會革命黨起義[編輯]

7月,兩位左翼社會革命黨和契卡成員布柳姆金和安德列耶夫暗殺了德國大使米爾巴赫。在莫斯科左翼社會革命黨起義被布爾什維克利用契卡軍事派遣鎮壓。列寧親自就暗殺事件向德國道歉。隨後大規模逮捕社會革命黨員。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彼得格勒[編輯]

愛沙尼亞於1919年1月趕走了紅軍[40]波羅的海德意志志願軍於5月22日從紅色拉脫維亞步兵團奪取了里加,但是愛沙尼亞第3師一個月後擊敗了波羅的海的德意志人,有力支持了拉脫維亞共和國的成立。[41]

紅軍遇到了另一個潛在威脅——來自尤登尼奇將軍,他用一個夏天的時間在愛沙尼亞組織北部軍隊並獲當地英國人的支持。1919年10月,他嘗試用約20,000人的兵力以突然襲擊奪取彼得格勒。進攻很利落,用夜襲和騎兵閃電般的行動轉變側翼打敗紅軍。尤登尼奇還有6輛英國坦克,這在它們出現的時候造成了恐慌。協約國給尤登尼奇給予了大量支援,然而尤登尼奇抱怨收到的援助不夠。

10月19日,尤登尼奇的部隊到達城市郊區。一些莫斯科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委員想放棄彼得格勒,但托洛斯基拒絕接受城市的丟失並親自組織反攻。他宣稱,「讓15,000名退役軍官組成的小分隊去掌握700,000居民的工人階級資產是不可能的。」他制訂了在市區防守的策略,宣稱這座城市將「在自己的地盤上捍衛自己」並且白軍在加築工事的街道的迷宮中迷失並「填滿墓穴」。[42]

托洛斯基把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工人武裝起來,下令從莫斯科調兵。僅僅幾個星期內紅軍就守住了彼得格勒並擴充了三倍於尤登尼奇的兵力。此時尤登尼奇缺乏物資,決定轉移城市的包圍圈並撤軍,反覆請求愛沙尼亞允許他的軍隊撤到邊境上。然而,軍隊撤退經過邊境就被愛沙尼亞政府下令解除武裝並拘捕,他們於9月16日與蘇俄政府加入了和談,且蘇俄當局11月6日通報了萬一白軍從邊界撤入愛沙尼亞,紅軍將越境抓捕的決定。[43]事實上紅軍攻擊了愛沙尼亞軍隊的陣地,而且戰鬥一直持續到1920年1月3日停火生效。許多尤登尼奇的士兵隨著塔爾圖和約的簽訂而被流放。

芬蘭將軍曼納海姆制定過芬蘭人干涉支持俄國白軍奪取彼得格勒的計劃。他沒有執行,卻努力給予支持。列寧認為「完全肯定,來自芬蘭的最細微的援助都能決定彼得格勒的戰敗」。

1918年底蘇俄紅軍總兵力已增至300萬人。

1919年的北俄[編輯]

英國占領了摩爾曼斯克,在附近美國占領了阿爾漢格爾斯克。隨著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撤退,他們在冬季封凍港口之前撤軍。

1919年的西伯利亞[編輯]

1919年,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檢閱部隊

1919年3月初,白軍在東線發起總攻。3月13日奪回烏法;4月中旬,白軍被阻滯在格拉佐夫-奇斯托波爾-布古利馬-布古魯斯蘭-沙爾雷克一線。紅軍在4月底展開對高爾察克部隊的反攻。紅軍在猛將圖哈切夫斯基的指揮下,於5月26日奪權葉拉布加,6月2日奪取薩拉普爾,7日奪取伊熱夫斯克並繼續推進。雙方都有勝利和損失,但在夏季的中旬紅軍的規模超過了白軍並設法奪回先前失去的土地。

隨著在車里雅賓斯克的失敗的進攻,白軍退到托博爾河周邊地區。1919年9月,白軍在托博爾河展開進攻,最後一次嘗試改變戰況。但在10月14日,紅軍發起反攻並開始了白軍向東的持續撤退

1919年11月14日,紅軍奪取了鄂木斯克[44]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在這次失敗後失去了對他的政府的控制,西伯利亞的白軍部隊在12月被徹底消滅。白軍的東線撤退持續了3個月,直到1920年2月倖存者經過貝加爾湖到達赤塔並加入了格里戈里·謝苗諾夫的軍隊。

1919年的南俄[編輯]

1918年末哥薩克無法組織起來並爭取勝利。1919年他們開始出現物資短缺。因此,當蘇俄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的領導下於1919年1月發起反攻的時候,哥薩克武裝土崩瓦解。紅軍於1919年2月3日奪取基輔。

白軍宣傳海報「為了統一的俄國」把布爾什維克描繪成倒下的紅色共產主義巨龍,並把白軍比作十字軍騎士。

鄧尼金的武裝力量在1919年春季持續擴張。在1919年冬春之交的幾個月里,局勢難料的惡戰發生在頓巴斯,那裡正在進攻的紅軍遭遇了白軍。同時,鄧尼金的南俄武裝力量完成了對北高加索紅軍的殲滅並向察里津進軍。在4月底5月初,南俄武裝力量在從聶伯河到窩瓦河的所有戰線進攻,而且在夏季開始的時候他們贏得了多次戰役。法軍抵達敖得薩但後來幾乎沒有戰鬥,1919年4月8日撤軍。6月中旬紅軍從克里米亞和敖得薩被追趕。鄧尼金的部隊奪取了哈爾科夫別爾哥羅德。同時白軍在弗蘭格爾的指揮下於1919年6月17日占領察里津。6月20日,鄧尼金發出「進軍莫斯科令」,命令所有南俄武裝力量準備進軍莫斯科。

英國即使從戰區撤軍,仍在1919年給白軍留下重要的軍事援助(錢、武器、食物、軍火和一些軍事顧問)。

奪取察里津後,弗蘭格爾向薩拉托夫推進,但托洛斯基看到他和高爾察克聯合會命令集中大規模兵力對付紅軍的危險,以巨大的損失擊退了他的進攻。當高爾察克的軍隊在6-7月開始向東撤退,大部分紅軍在西伯利亞的威脅被解除,集中對付鄧尼金。

鄧尼金的武裝構成了真正的威脅,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威脅到莫斯科。紅軍因各條戰線的戰鬥被削弱,8月30日被打出基輔。庫爾斯克奧廖爾被奪走。哥薩克武裝頓河軍康斯坦丁·馬蒙托夫將軍指揮下繼續向北進軍沃羅涅日,但圖哈切夫斯基的軍隊於10月24日在那裡擊潰了他們。圖哈切夫斯基的軍隊轉向了另一個威脅,鄧尼金將軍重建的志願軍

白軍反抗蘇維埃的高潮在1919年9月打響。當時鄧尼金的武裝危險地過度擴展。白軍前線沒有縱深或者穩定:那裡成為一連串進展很慢沒有後備的臨時縱隊的巡邏。缺乏彈藥、火炮和新的後援,鄧尼金的武裝在1919年10月和11月的一系列的戰役中決定性地潰敗。紅軍於12月17日奪回了基輔,而且戰敗的哥薩克向後逃往黑海

當白軍在中部和東部被擊潰的時候,他們成功的把內斯托爾·馬赫諾的無政府主義黑軍(正式名稱為烏克蘭革命起義軍)趕出了烏克蘭南部和克里米亞。儘管這樣的挫折,莫斯科拒絕援助馬赫諾和黑軍並拒絕給烏克蘭無政府主義武裝提供武器。

白軍主力志願軍和頓河軍向頓河後撤,到羅斯托夫。一小部分(基輔和敖得薩部隊)撤到敖得薩和克里米亞,前者在1919–1920年冬季阻滯了布爾什維克。

1919年的中亞[編輯]

1919年2月英國政府從中亞撤軍。[45]即使這對於紅軍來說是個勝利,白軍在俄國歐洲部分及其他地區的進攻打斷了莫斯科與塔什干之間的聯繫。一段時間來,中亞地區已經完全從西伯利亞的紅軍部隊中被切斷。[46]即使通訊上的失敗削弱了紅軍,布爾什維克仍然通過3月召開的第二屆黨代會努力支持布爾什維克黨組織。這次會議上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穆斯林區域辦事機構成立。布爾什維克黨繼續通過對中亞人民更好的表現及保持中亞人民的融洽留下印象嘗試並給予當地人民支持。[47]

西伯利亞和俄國歐洲部分的紅軍部隊通訊上的困難在1919年11月中結束。因為紅軍在中亞北部取得了成功,與莫斯科的聯繫得到重建,並且布爾什維克宣布在突厥斯坦戰勝白軍。[46]

1920–21年的南俄、烏克蘭和喀琅施塔得[編輯]

1920年之始,南俄紅軍主力迅速地向頓河撤退,到羅斯托夫。鄧尼金希望控制住頓河的渡口,並重組他的部隊,但白軍無法控制頓河流域,並在1920年2月底開始經庫班向新羅西斯克撤退。新羅西斯克的草率疏散被證明對白軍是黑暗的。約40,000人通過俄國和同盟國船隻從新羅西斯克撤到克里米亞,沒有馬匹或任何重武器,同時約20,000人留下來並解散或者被紅軍俘獲。

隨著慘痛的新羅西斯克撤退,鄧尼金退出,軍事委員會選舉弗蘭格爾為白軍新的總司令。他能恢復對士氣低落的部隊的指揮並能讓部隊重新以常規武裝的姿態繼續戰鬥。這在1920年間在克里米亞維持了有組織的武裝力量。

在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政府與內斯托爾·馬赫諾和烏克蘭無政府主義者簽訂軍事和政治同盟後,黑軍在烏克蘭南部攻擊並戰勝了弗蘭格爾部隊的幾個團,迫使他在他能奪取當年收穫的糧食之前撤退。[48]由於他努力鞏固自己的控制,弗蘭格爾後來向北進攻以試圖利用近期紅軍在1919–1920年波蘇戰爭結束時失利的優勢。這次攻勢最終被紅軍阻止,而且弗蘭格爾的部隊被迫於1920年11月撤到克里米亞,被紅軍和黑軍的騎兵和步兵追趕。弗蘭格爾及其殘餘勢力於1920年11月14日從克里米亞撤到君士坦丁堡。由此紅軍和白軍在俄國南部的戰鬥結束。

1921年3月,紅軍進攻喀琅施塔得水兵

打敗弗蘭格爾後,紅軍立刻撕毀了1920年和內斯托爾·馬赫諾的盟約並攻擊無政府主義黑軍;清除馬赫諾和烏克蘭無政府主義者的戰役隨著契卡特工對馬赫諾的未遂暗殺開始。由於被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政府的持續鎮壓及其任用契卡消滅無政府主義分子激起的憤怒,喀琅施塔得爆發水兵暴動,隨後是農民起義。紅軍在1921年殘忍地加強了對無政府主義武裝及其支持者的進攻。

1920–22年的西伯利亞和遠東[編輯]

新切尔卡斯克惨案 ( 俄语: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新切尔卡斯克惨案 ( 俄语: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或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苏联军队和克格勃官员于1962年6月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屠杀。[1]

新切尔卡斯克惨案
Камень-на-Крови в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е.jpg
纪念碑
位置新切尔卡斯克
日期1962年6月2日
类型射击
武器狙击枪、机枪、装甲运兵车、坦克、车辆
死亡26
主谋苏联军队
动机制止骚乱
2008年2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纪念碑献花

几周前,由于标准生产定额、奶制品和肉类价格的全国范围的上升,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工人罢工。[2]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市中心行政大楼的大规模抗议,武装部队通过枪击驱散抗议者。根据官方调查,26人被杀害,87人受伤。[3] 随后发生逮捕、 审判和掩盖事件,200多人被捕,7人因“大规模混乱”等各种“罪行”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其他约数百人被监禁长达15年(其中一些人后来减刑)。[4]事件直到1992年才被解密。[5][6] 这26名死者被克格勃特工偷偷埋葬在假坟墓里,位置从未向亲属透露过,直到1994年6月2日所有尸体在官方纪念馆被发现并重新安葬。

每年都会举行该事件的纪念活动。

2020年安德烈·康察洛夫斯基执导的影片《亲爱的同志》( 俄语:Дорогие товарищи!)描述了这一事件。该片同时入围第77届威尼斯影展主竞赛单元,获得评审团特别奖。

参考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尼基塔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说:“不论我们党内,还是我们国内,今后永远不会有这种现象和这类事情!”(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之前。)

新切尔卡斯克!它可以说是俄国的一个注定会发生最大不幸的城市。好像内战时期给它造成的伤痕还不够似的,它又一次钻到屠刀下面去了。

新切尔卡斯克!整个城市,整个城市的暴动被彻底干净地镇压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隐藏起来了!赫鲁晓夫时代也一如既往,使一切消息都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使人们全都闭目塞听。因此,不仅国外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一无所知,西方电台没有向我们作出解释,甚至那口头传闻的地火也被完全踏灭在该市的周边上,没有蔓延开来。所以国内大部分同胞甚至连这个事件本身也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那么,就让我们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在这里对它作些介绍吧。

如果我说这个事件是俄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我想我并没有夸大它。除开三十年代初期伊凡诺沃市纺织工人的大规模的(但是和平结束的)罢工之外,新切尔卡斯克爆发的事件要算是四十年来(喀琅施塔得,唐波夫省,西西伯利亚之后)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它是一次未经任何人组织的、没有人领导的、并非有意制造的起义,它是人们心灵的呼声,它表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在全苏联宣布了赫鲁晓夫的又一个得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决议: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而根据另一项与提价毫无关系的经济计划,恰好从这天开始要在庞大的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简称;新电机车厂)实行一项新的、降低计件工资定额的规定(降低幅度达百分之三十)。这一天大清早,两个车间(锻造车间和冶炼车间)的工人们,尽管手时报听话,惯于忍受,尾巴夹得紧紧的,这时在物价和工资两面夹攻的逼迫下,也实在没法勉强自己干活了。大家情绪激动,哇啦哇啦地议论起来,渐渐变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在西方这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在我国却是非同寻常的。工程师们和总工程师都来劝说工人们干活,但无效。这时厂长库罗奇金来了。工人们问他:“我们今后靠什么生活?”而这个喂饱肚子的混蛋却回答说:“从前吃肉馅包子,今后就将就着吃果酱包好啦!”这句话激起了众怒,要不是他和他的侍从们跑得快,恐怕他早就被工人们撕碎了。(假如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话,说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到了中午,罢工已经蔓延到整个庞大的新电机车厂全厂。(工人们还派了联络员到其它厂去,其它厂有些动摇,但最后还是没有支持。)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在离工厂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想使莫斯科尽快知道这件事,还是打算阻止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和坦克来,总之,许多妇女跑到铁路线上坐下来,阻止火车通过。同时有些男人便拆下了铁轨,构起了鹿砦。罢工的规模异乎寻常了,在整个俄国工人运动史上也并不多见。工厂的建筑物上挂出了大字标语:“打倒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做成腊肠!”

在这同一时间里,武装部队和民警部队开始向工厂所在地区集结(工厂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路新切尔卡斯克市区三、四公里,位于图兹洛夫河的另一岸)。坦克从市区开到了图兹洛夫河畔,占据了通往市区的大桥。从当天傍晚到次日早晨桥上禁止通行,市区停止一切交通。工人新村里这一夜也不平静;当夜大约有三十名所谓“带头闲事”的工人被逮捕,关进了市区的民警局大楼。

从六月二日凌晨起,市区的其它工厂(但远不是全部)也开始罢工。新电机车厂里自动召开了全厂大会,决定进城游行,要求释放昨晚被捕的工人。游行队伍(顺便说一下,起初只有大约三百人。人们害怕嘛!)包括妇女和孩子们,举着列宁的画像、和平的标语牌从坦克旁边走过桥去,没有遭到禁止。队伍继续沿着上坡路向市区进发。这时便渐渐有些爱看热闹的人、其它工厂的工人和一些孩子们加进来,游行队伍迅速壮大了。进入市区后,人们便在这里或那里拦住过路的卡车,跳上去发表街头演讲。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了。游行队伍沿着新切尔卡斯克市的主要街道莫斯科大街向前行进,一部分游行工人去冲击市民警分局的大门,企图闯进去,他们以为被捕的工人关在这里。民警局大门紧闭,民警从墙内用手枪向工人射击。莫斯科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列宁纪念像。纪念像坐落在一个街心公园里,绕过公园的两条小马路通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大楼。(沙皇俄国时代这里原是哥萨克长官的官邪。白俄将军卡列金“就是在这里自杀的。)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而这里,市委大楼前的广场和街心公园,尤其拥挤。许多孩子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园的树上去了。

可是,党的市委大楼里这时已空无一人:全市的当权者都及时地逃到罗斯托夫市去了。市委大楼内部:玻璃被打碎,文件乱扔在地上,就像内战时期撤退一样。二十来个工人穿过大楼内部,出现在宽大的阳台上,向集拢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一些杂乱无章的讲话。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内已经完全看不到民警,军队却越来越多、(过的确很形象;刚有点风吹草动,民政当局就躲到军队身后去了。)武装士兵占领了邮局、电台和银行。这时整个新切尔卡斯克已被军队完全封锁,任何人一概不许出入。(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还动员了罗斯托夫几个军官学校的学员,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罗斯托夫,担任巡逻。)”几辆坦克从游行队伍走过的同一条路沿着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楼轰轰隆隆开过来。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盼望孔。坦克开始空弹射击,街道两旁的窗户和橱窗响起一片玻璃破碎声。孩子们吓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继续向前开。

那么,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呢?新切尔卡斯克是个大学城啊!大学中哪里去了?……工业大学、其他大学和一些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从清早便被锁在宿舍和学校建筑物里,不许出来。校长们真机灵!不过,我们还是要说:那些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也并不很强。大概他们自己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托词吧。当代西方国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或者是从前我们俄国的大学生)大概不会是一道门锁能够阻拦得住的。

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军官们不也是这样从阳台上观看肯吉尔暴乱的吗?)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不同的目击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士兵是少数民族士兵,是从军区的另一端刚刚调来的高加索人,用他们把刚才守卫在这里的当地卫戍部队替换下去了。但是,原先守卫在这里的那队士兵是否也接到过开枪命令呢?是否开枪命令末被执行?是否接到这项命令的大尉没有下令开枪,而是自己在队前开枪自杀了?关于这些情况,目击者的说法互不一致。有一位军官自杀,这个事实是大家都证实的。但是人们讲的细节不够清楚,而且谁也说不出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民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

也许普利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射击,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弹。(读者还记得肯吉尔发生过的事吧?在岗楼旁边死伤十六人的那次?)人们仓皇逃命d团在街心公园两旁的小马路上。但是士兵们却如若逃跑者的后背继续射击。直到街心公园外面的广场上,列宁纪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带完全没有人了,才停止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然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也同在肯吉尔那次一样,用电影摄影机把街上的暴乱者拍摄下来了。

射击停止了。恐怖过去了。又有一些群众向广场拥过来,于是士兵们便又对他们开了枪

这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的事。

一个细心的见证人当日下午两点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市委前面的广场上停着八辆不同型号的坦克。每辆前面有一队士兵。广场上几乎空荡费的,只有几小撮人,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对着士兵们喊叫些什么。广场的沥青地面上的低洼处聚着一摊摊血。我并不夸大,在那以前我真没有想到过血还会积聚那么多。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沾满了鲜血,那里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迹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树干有的也被血染红了。整个广场上布满了坦克履带压出的痕迹。一面红旗斜靠在市委大楼正面的墙上,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还挂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上也溅上了鲜血。而市委大楼的正面依然挂着那幅已挂了很久的红色横幅大标语。‘党和人民是一体!”’

年轻人们朝士兵这边走近了一些,数说着羞辱他们,诅咒他们:“你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问”“你们向谁开枪啊?!”“你们是对人民开枪!”士兵们则辩护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刚调来,刚刚换防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国的杀人犯们干得多么麻利(可是人们却说只是些什么“笨手笨脚的官僚”):他们已经及时地把那一队士兵调走,调来了另一批不了解情况的俄罗斯人士兵了。看来,普利耶夫将军对自己的专业确实内行。

渐渐地,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广场上又重新集结了许多人。(新切尔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广播电台不住地重复一句话:“公民们,不要受挑拨者的影响!回家去吧!”广场上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冲刷掉。可是。人们却又集拢过来了。)愤怒的喊叫声。不仅如此,又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这时人民已经知道有苏共中央的六名高级成员乘飞机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击之前就到了吧?)其中当然包括米高扬(处理布达佩斯之类问题的专家)。弗罗尔·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其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说的不准确)。她们住在骑兵军官进修学校(从前是士官武备学堂)大楼里、就像住进了一座要塞。新电机车厂派了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事件经过。人群里喊着。“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亲眼看看这些鲜血!”不,米高扬是不会来的。大约下午六点,倒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进行观察。然后飞走了。

进入骑兵军官进修学校大楼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来了。一切都已协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进去,然后由军官们陪同他们登上市委大楼的阳台。广场上立刻静下来,鸦雀无声。代表们向群众传达说:已经见过各位中央委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经过,当科兹洛夫听说孩子们随着第一排枪声纷纷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都哭了。(有谁了解这位弗罗尔·科兹洛夫吗?谁了解这个列宁格勒的党内蠢贼的头子、最残酷的斯大林分子吗?说他哭了?!……)代表们还说:中央委员们答应一定要查清这个事件,严惩肇事者。(是啊,在特种劳改营也是这样答应我们的!)现在呢,大家尽快散开,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内制造混乱!

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开!傍晚时,人聚得更多了。看,这些无所畏惧的新切尔卡斯克人!(有人传说,政治局的这个工作组在当天晚上曾作出决议,要把全市居民一个不留地强制迁移到外地去!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整个民族都迁移了,一个市的居民算得了什么!当年强制迁移各民族时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这个米高扬吗?)一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曾试图用坦克把市委大楼前面的群众驱走。但是,坦克手们刚要发动马达,人们就紧紧地把坦克围起来,关闭了顶盖,堵死了了望孔。坦克沉寂了。冲锋枪手们站在一套Z并不想帮坦克手的忙。

又过了一小时,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从广场的另一面开过来。上面配备着冲锋枪手掩护。(本来嘛,我们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法西斯都打败了吗!)坦克和装甲车高速前进(两旁便道上的青年人们对它们吹口哨。大学生们这时已经放出来了),终于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车道清理出来了。

一直到半夜时分冲锋枪手才开始对空打曳光弹,群众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够多么迅速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状况呀!昨天夜里,宵禁还显得那么威严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时却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着口哨。莫非这就是隐藏在半个世纪的外壳下面的东西吗?——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气?)

六月三日,新切尔卡斯克广播电台播送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的讲话。科兹洛夫并没有哭。他们也没有再许诺要查明当权者中的肇事者。他们在讲话中只提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是呀。广场上的群众早已散开了嘛!)米高扬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

(但是,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用什么降落伞空降来的呢?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哪怕揪出一个来叫我们看看也好嘛!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受人愚弄了。只要对我们说一声“是敌人”,我们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纪时人们提到魔鬼一样……)一市区商店里的商品顿时丰富了:出现了黄油、灌肠以及其它许多本市商店里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买到的商品。

所有受伤的人从此便不知下落,谁也没有再回来、相反地,死伤者的家属(他们总一要寻找自己家的人吧!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其他许多有牵连的人、被记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样命运。对被捕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审判。也有两次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证只发给各企业党的干部和市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一次公审是审判九名男子(全判枪决!)和两名妇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员原班人马未动。

这个“血腥的”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该市电台广播说:“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如果当初的沙皇不是那么软弱无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来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举着神幡的工人,并且给他们贴上匪徒的标签的。“那就可以宣布: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运动”。

例如,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亚历山德罗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殴打致死,后来又禁止人们抬着死者棺材经过民警派出所l‘帅IJ送往墓地。因此,群众忍无可忍,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派出所。马上开始了大逮捕。(穆罗姆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时间相隔不久。)那么,今天该怎样审理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时期,一个裁缝往报纸上插了一根针,因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条被判了刑。现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时高明多了;捣毁井烧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说成是“一般土匪行为”。上面下达的指示就是这么写的:“群众性的风潮”不算政治行动。(访问:那还有什么能算是“政治”行动呢?)

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七部)斯大林死后(第三章)今天的法律

9月示威:伊朗百年历史政治变迁与女性命运的跌宕

  10月 5, 2022  

9月16日,因一位违反伊朗宗教法律规定的着装规范,而被逮捕的女性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全国各地示威游行,参与示威者高呼“反对独裁者”、“抗议从库尔德区到德黑兰对女性的压迫”、“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去死”等口号,且抗议示威中逐渐出现暴力事件,示威民众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近半个月以来,虽然伊朗官方派遣了更多军警弹压,还采取了切断部分地区互联网通讯等措施,但抗议未有平息,冲突仍在持续,死于抗议的人数继续上升。

本次示威浪潮并非偶然的孤例,而是近年来伊朗民间抗议运动的又一次高潮,也反映着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宗教与世俗、专制与民主、保守与变革的长期斗争,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对伊朗的深刻影响。要想了解本次示威的是非曲直和影响,就要追溯到伊朗繁复又曲折的历史变迁。

不同于中东大多数国家主体民族为阿拉伯人的人口构成,从古至今,伊朗国民的主体是波斯人(占伊朗总人口的61%),而阿塞拜疆人(16%)和库尔德人(10%)则是重要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仅占2%),共同构成了今日的伊朗人。波斯人及其他与之关系紧密的族群,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在中东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波斯”即“伊朗”的拉丁语音译)。7世纪后,经历阿拉伯人等穆斯林族群的入侵后,伊朗逐渐伊斯兰化,伊斯兰化后的伊朗人虽成为穆斯林,但绝大多数(89%)都属于与主流派别逊尼派对立的什叶派。正因为伊朗人与中东主流群体的历史渊源、民族身份、教派认同皆是相异,所以形成了独特的波斯文明。相较于宗教信仰大于民族认同、更加遵循宗教传统的阿拉伯穆斯林,伊朗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比宗教信仰更热烈,偏世俗的波斯文化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大于宗教,从国王到平民的伊朗人对现代化的制度、人文、科技也乐于接受。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曾经有过非常世俗化的近现代历史经验。1925-1941年,伊朗王国“沙阿(君主)”礼萨·巴列维(礼萨汗)在位期间,在伊朗推动了一系列西化改革,发展现代教育和交通事业,并革除旧风俗,禁止妇女带面纱和头巾,削弱宗教对国家和民众的影响;1951-1953年,伊朗左翼政治家摩萨台出任首相,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发展普惠平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妇女解放自然也在议程并有所进展,直到被英美势力策划和国内反对派参与的政变推翻;1941-1979年,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巴列维国王)在位期间,同样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尤其在1963年后推行“白色革命”,进行土地改革、资源国有化、提高妇女地位并给予其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普及教育、培育基层民主、推行全民基本保障等,并强化世俗政府权力。在以上这些时期,伊朗都是高度世俗化的,宗教的影响力颇为有限。

但宗教势力一直试图夺取伊朗政治权力、在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斯兰教什叶派思想家、政治家霍梅尼,即是伊朗宗教势力的代表人物。1960-1970年代,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虽然让伊朗变得富有和强大,但也带来了贪污腐败、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社会上享乐和奢靡之风盛行、部分人道德堕落等问题,巴列维本人的生活也可谓穷奢极欲。当时流亡国外的霍梅尼即利用这些问题,鼓吹推翻巴列维的统治,复兴伊斯兰主义,通过伊斯兰教中关于平等、团结、廉洁、节欲的思想来洗涤人心、改造社会,将伊朗建设为一个伊斯兰教法主导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前,霍梅尼还以一个宽容和蔼的宗教学者的面目示人,并声称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将尊重人权、包容不同信仰的群体和个人,因此博得了伊朗反巴列维的各派别、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好感与支持。

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合作发动了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但伊斯兰主义者并未与其他两派共享革命成果,而是在短暂的过渡期后,经过数年的暴力清洗与舆论控制,将所有非伊斯兰主义者镇压,建立了政教相合、政大于教的伊斯兰共和国,宗教势力垄断了政治权力,霍梅尼担任同时掌管宗教、政治、军事权力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没有履行革命前尊重人权和包容不同信仰的承诺,而是开始实行严厉的伊斯兰教法,一切国家政策与国民行为,全都要遵循伊斯兰教教义及律条。

而伊朗国家宗教化的最主要受害群体,即是女性。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妇女是伊斯兰国家中权利保障相对最好的,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受教育权,也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由和着装自由。而且,在巴列维时代,伊朗妇女经常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呼吁和伸张妇女权利,无论是宗教保守派妇女还是世俗激进派妇女,都能一定程度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提出自己的诉求。而巴列维政权的倒台、革命的成功,本身就有伊朗妇女的参与与功劳。

但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宗教政权即迅速限缩女性权利、打压女权运动。他们根据对伊斯兰教义的原教旨化理解,认为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从属于男性,不能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还需要遵守作为女性特有的一些言行规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求,即是妇女需要穿戴符合伊斯兰教法要求的服饰,如身着黑色罩袍、头戴特定头巾。不止着装的限制,妇女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家庭民事权利等,也都遭到了压缩。妇女被要求做好“家庭主妇”的角色,减少参与公共事务。伊朗裔法国漫画家玛嘉·沙塔碧的漫画《我在伊朗长大》及根据该漫画改编的动画电影《茉莉人生》,即讲述了霍梅尼时代伊朗妇女被压迫和禁锢的情形和她们身心的苦楚。

1989年,霍梅尼去世。霍梅尼的门徒、时任总统哈梅内伊转任“伊朗最高领袖”,而总统一职由拉夫桑贾尼接任(根据伊朗的政治体制,“最高领袖”略相当于其他总统制国家的总统,而伊朗总统则略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理)。继承了霍梅尼的衣钵的哈梅内伊,立场与霍梅尼很接近,但威望远不如霍梅尼。而总统拉夫桑贾尼则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政治家,较为温和和务实。而此时的伊朗,因为国内的政治与宗教清洗、经济僵化停滞,对外又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两伊战争导致的破坏和逊尼派各国对伊朗的孤立,导致伊朗内外交困。

因此,在哈梅内伊的默许下,拉夫桑贾尼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放弃霍梅尼时期的国有化和偏向计划经济的政策,转而推进私有化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改善恶化的伊朗经济民生。而在宗教相关的问题上,虽大体继承了霍梅尼的理念和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上有很大程度放松。伊朗女性在被原教旨主义禁锢的黑暗笼罩十年后,终于重新见到了一些光明。而又一任总统哈塔米,同样是开明的改革派,女性的处境也有了进一步改善。女性不仅仍然拥有受教育权和参与大多数工作的权利,在着装方面也得到了宽松的对待。

但到了内贾德担任总统时期,伊朗的政治风气又变得保守。在突出的着装问题上,又开始要求女性规范着装,遵守宗教的清规戒律。而下一任总统鲁哈尼,其政治立场与哈塔米类似,女性的处境也又重新得到改善。

其实,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至今,除了霍梅尼掌权的十年,伊朗女性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受限,但仍然好于其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这当然不止是因为有几任开明的总统,而是伊朗有着异于各阿拉伯国家的体制与文化。

伊朗实行的是特殊的“二元政治”,即神权统治与世俗政治的结合。一方面,伊朗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代表伊朗伊斯兰教权主义的“最高领袖”手中,宗教势力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皆有控制、渗透、参与;另一方面,伊朗又同时有一套基于世俗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广义的政府机构,由这些世俗化的机构及法条管理国家和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宗教势力虽然掌握着根本大权并影响国家和国民方方面面,但世俗化的国家机器下的人民,仍然可以部分依照基于现世主义性质的民权(而非教权的)规约而生活,并拥有很大的自由度。这就让伊朗女性在被宗教束缚同时也受世俗制度和法律的保护、拥有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像沙特瓦哈比主义政权、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治下女性那样必须接受全套“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的规训。

而且,不同于沙特、阿联酋等君主专制的政权,也不同于埃及、叙利亚等军人掌控权力的国家,伊朗有着虽不完全但颇为真实有力的民主。伊朗的总统、国会议员,均为全民普选产生。虽然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皆需要经过有神职人员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才可参选,当选后还要最高领袖的批准方可上任,但普选是真实的,且往往是差额选举和存在竞争的。拉夫桑贾尼、哈塔米、鲁哈尼三位开明派能够当选总统(且击败了保守派推选的候选人),也说明了选举的真实性和竞争性。

在这样的前提下,伊朗民众起码可以部分的影响国家权力和决策。而伊朗的女性是拥有投票权的,伊朗政府当然需要考虑她们的利益和关切。而伊朗国会还曾经选入过一些女权主义者,并联合温和派议员推进过一些增进妇女权益的政策,这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外,包括女性在内的伊朗民众,是有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哪怕受到很大限制),伊朗经常会有各种政治集会活动,各种民间组织和自媒体也很活跃,这同样是在其他专制国家很难见到的。

伊朗的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份量,在艺术领域也颇有成就。伊朗的女性导演和演员,就占据了伊朗影坛的半壁江山,如纳吉斯·阿贝耶、洛珊·班尼蒂玛是蜚声伊朗内外的女性导演,而如主演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的蕾拉·哈塔米这样的伊朗女演员也让世界为之瞩目。虽然这些女性不会直接批评宗教政权,但其成就和其作品对女性的关注关怀,足以有力促进伊朗女性的地位提高和权利改善。

在文化教育方面,伊朗女性也颇有成就。在伊朗的各大学,六成学生为女性,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女性获得的良好教育,也让她们在自然理工和人文社科领域都颇有成就,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的伊朗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即是典型。更多获得高等教育的女性很多成为了医生、法官、律师、企业家,在社会上地位颇高受人尊敬。

以上这些,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原教旨程度极高的沙特,女性不仅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大多数沙特妇女一生都只能作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而其他伊斯兰国家如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制度与社会环境虽较为宽松,但女性的权利自由也很少能达到伊朗的水平,女性在文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成就更难与伊朗女性相比。

显然,伊朗女性拥有比其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专制国家女性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度。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伊朗女性能够为自身权利和自由而抗争。而同时,伊朗政权本身仍然是宗教神权至上、国家有各种基于宗教的律法与政策。这就意味着,伊朗女性既面临压迫,又有反抗能力,这就导致了伊朗女性与政权冲突的激烈。

2017年,保守派的易卜拉欣·莱希当选伊朗总统。他改变了前任总统鲁哈尼的开明政策,强化了对宗教律令的执行。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更严格的要求伊朗妇女遵守宗教着装规范。

在伊朗妇女权利问题上,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婚姻与财产权、就业权等方面的争议都非常重要。但相对最为显性的,是关于妇女着装问题的要求。根据伊斯兰教法,女性需要穿着遮盖身体绝大多数部位的罩袍,头部需戴头巾/面纱。但在具体服装形式、遮盖多少等细节上,不同教派和不同政权要求不同。一般来说,较为温和开明的教派或政权会放宽管制、允许妇女只象征性的遮盖头部和手脚。而保守派则要求几乎全身都要遮盖,面纱要完全遮住脸部。因为着装问题最日常也最显眼、执法最直接和频繁,也就成了伊朗女性维权运动中与政权冲突最多最激烈的领域。

因此,莱希政权推行更严格的着装法令、加大执行力度后,引发了伊朗女性的激烈反抗。几年来,不少伊朗妇女因着装问题被逮捕甚至判刑。终于,因9月的阿米尼死亡事件,激起了如今极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其实,这次抗议浪潮的爆发,不仅是由于女性着装争议和阿米尼之死,也是伊朗女性反抗教权压迫、伊朗人民在内外交困下发出的尖利嘶吼。

如前所述,伊朗女性既有受教权束缚而不能充分伸张权利和自由发展的一面,又有相对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和专制国家有较多权利自由和较大成就的另一面。但归根结底,伊朗妇女还是深受教权、教法、政权的压迫,不能和男性享有等同的权利自由和发展机会。而着装/头巾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伊朗女性真正要反抗的,是整个教权文化与秩序、争取基于世俗的、男女平等的女性权利。

而这次上街抗议的,并不是只有妇女;女性参与抗议,也不止因为女权问题。伊斯兰革命后数十年来,伊朗政治僵化、经济不振、意识形态保守、外交相对孤立,以及最近几年在美英等国制裁下经济急剧恶化、外部环境更加险恶,才是本次抗议尤其其中暴力活动频繁的最根本原因。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经济状况就非常糟糕。相对于巴列维时期的经济蓬勃发展,革命后40多年的伊朗经济萎靡不振。即便有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这样的改革派推动经济自由化,也无法真正改变经济衰败的状况。而其经济衰败的根源,就在于革命后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分配模式,皆是僵化保守,无法激发经济活力。即便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资源收益大多数归于宗教人士和隶属宗教政权的军警力量(如“伊朗革命卫队”)所有,人民则普遍贫困。

在政治上,伊朗虽然有一定的民主、法治、自由,但毕竟是有限的。代表宗教神权的“最高领袖”权力远大于总统,其他各部门各地方也都是“神”高于“政”、“教”大于“法”。而宗教势力在伊朗一直扮演着保守角色,拒绝变革甚至让国家倒退。霍梅尼时代如此,哈梅内伊掌权后也未有根本改变。伊朗民众三次选出温和的、改革派的总统,显示出人民心向开放和自由。可总统及世俗政府无力与“最高领袖”及宗教势力抗衡,许多改革只能半途而废,一些改良措施想要哈梅内伊首肯,也需做出很大妥协。

更为糟糕的是外交/外部环境。伊斯兰革命后,旋即发生了导致美国与伊朗断交并长期交恶的“伊朗人质危机(伊朗军民闯入美国大使馆并殴打和绑架美国外交人员,危机长达444天)”事件。而霍梅尼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美主张,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视为腐朽的世俗资本主义的象征和伊斯兰文明的大敌。同时,霍梅尼也坚决反对另一大阵营即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伊朗及霍梅尼政权又是什叶派主导、以波斯人为主体,这让它与周边以逊尼派为主的各阿拉伯国家也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与逊尼派领军国家、王权专制国沙特水火不容。1980-1988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伊朗,两国交战长达八年,双方共计近百万人死亡和伤残(伊朗多达50多万),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极大破坏。而在战争中,除叙利亚等少数国家外,中东各国皆支持伊拉克而敌视伊朗,让伊朗外部环境更加恶化。

而伊朗还有一个无论从宗教信仰还是国家利益上都极为敌对的国家,即以色列。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公开将反犹太复国主义、消灭以色列当成其教义及现实目标。霍梅尼和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朗,通过支持以色列的敌人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对以色列形成威胁和滋扰。而以色列也视伊朗为头号敌人,通过暗杀、破坏等方式攻击伊朗军方人士和科学家,以及联合伊朗的逊尼派敌人围堵伊朗。

伊斯兰政权建立以来,伊朗在国际上长期处于高度孤立的状态,孤立程度不亚于1960年代同时与西方、苏联与东欧、第三世界同时交恶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这极大的影响了它正常的对外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也自然对其国内经济民生造成严重伤害。虽然伊朗在1990年代以来逐渐与西方缓和了关系,还与俄罗斯、中国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但总体上仍然是相对孤立的。即便和相对友好的俄中,也更多是利益之交而非真正的亲密同盟。而1995年后,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凸出,伊朗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国际制裁与孤立。

直到2013年,温和派人士鲁哈尼担任总统,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释放善意,并愿意和平解决伊核问题。而此时正值主张和平外交、对待美国对手国家相对友好的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美国当时也试图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摆脱对沙特和以色列的过度依赖。因此,美伊双方关系得以很快改善,还成功于2015年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伊朗承诺放弃核武开发,以换取解除制裁、获得民用核能帮助、恢复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这时的伊朗外交才算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伊朗也逐渐由相对闭关锁国转向更多的对外开放。而伊朗国内的经济民生形势也因此得以好转,鲁哈尼政府得到了伊朗国内广泛支持,连保守的哈梅内伊都支持鲁哈尼政府及其签署伊核协议、改善美伊关系等举措。而伊朗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也在进行中。

但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底,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而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势力,就包括主张对伊朗强硬的右翼鹰派(如约翰·博尔顿),以及伊朗的敌手沙特和以色列。特朗普当选后,合同一众鹰派人物,全盘推翻奥巴马政府对伊政策,不顾国际规则和契约,废除了《伊朗核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并联合伊朗的敌手沙特与以色列,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伊朗。虽然法国、德国、中国等其他参与伊核谈判的国家均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行径,但条约还是被废除、制裁重启。

这对伊朗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于伊朗温和派而言,签订伊核协议、改善对美关系,不仅是为了在外交上打开局面,也是为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革新。如果协议中的条款逐步落实、对美关系改善,就可以极大减少外部压力,摆脱被孤立的恶劣状态,促进伊朗对外经贸发展和技术资金等的引进。温和派得到这些成果后,也能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压倒主张对美敌对的强硬派(大多数属于宗教势力)。如果这样,伊朗国内的社会变革包括政治改革都可以推行,伊朗政权的宗教色彩也会退化,而世俗势力将相对得势,而女性也会因此受益。

而特朗普政府撕毁协议恢复制裁,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其对伊外交政策不仅决定自身行为,还影响世界各国对伊朗的态度和立场。美国重启对伊制裁后,伊朗重新陷入国际孤立之中,对外经贸交流大幅减少,地缘政治处境再趋恶化。更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官苏莱曼尼遭美军杀害,并险些酿成战争(其实特朗普政府就是试图以此诱发战争,伊朗选择了忍耐)。这一系列来自美国及其他外部敌人的打击,让伊朗国内的温和派逐渐消沉和失势,以宗教保守势力为主体的强硬派重新夺取大权,2021年总统选举中莱希的胜选就是例证。这样的结果也导致了伊朗国内改革的中止乃至倒退,伊朗女性的权利也重新被限缩。

外交的挫折及外部制裁,也严重激化了伊朗国内矛盾。此前长期处于困境的伊朗,各阶层都指望改善对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让贫困的伊朗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但协议被毁后,伊朗人又要排长队购物、面对从食品医药品到工业品的普遍短缺,以及从首都德黑兰到边远的呼罗珊省乡间失业青年的骤增。人民对政府外交失败、经济失败、民生失败的不满不断爆发,各种抗议此起彼伏。

面对这样的局势,宗教势力和世俗政府都对解决经济民生束手无策,于是加强了社会管制,出台了更多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法令,以图利用伊斯兰教法和传统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这一方面博得了持保守立场的那部分民众的好感、平息了一部分动荡,但也导致了世俗主义者更大的不满、激发了更多暴力反抗。从2018年至今,伊朗已爆发十多次大规模抗议,内容包括抗议油价上涨、粮食补贴取消、经济疲软等。而女性也广泛参与其中。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伊朗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是弱势中的弱势,是受霸权主义和国家民族冲突、教权、政权、阶级、性别五重压迫的受害者。其受害愈深,反抗愈烈。而伊朗又不像沙特、朝鲜那样是密不透风的完全专制体制,其一定的自由度更让各种压迫有强烈反弹,女性也借助各种条件奋力抗争。

而今年9月因阿米尼之死引发的抗议及暴力,则是这一系列抗议和暴力中的最新一则。它既有强调捍卫女性权利与自由的女权诉求,更蕴有与其他抗议一样的对经济衰退、物价上涨、失业和贫困加剧的共同不满,以及更深层次的对政治专权、思维僵化、内政外交失败的政府及宗教势力的愤怒与痛恨。

虽然本次抗议及冲突仍在进行中,但根据以前类似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本次抗议大抵也会在不久后被镇压下去。但即便政权将之镇压,也只是暂时平息了动荡,而不会让政权长久的稳固。面对长期的贫困、教权的禁锢、专制的高压、无望的未来,再回想古代波斯的辉煌、巴列维时期的强盛,伊朗人民的愤怒不会因军警的暴力而止息,反而会越燃越旺。教权不终结、专制不结束、民生不改善,人民的抗争就不会停止。

那么,伊朗、伊朗人民、伊朗女性,究竟如何才能获得新生呢?

伊朗内部最大的弊症,在于教权的强大和对世俗的凌驾。对伊朗而言,其宗教与世俗的“二元政治”,既避免了宗教对一切教务俗务的垄断,也成为压制世俗力量的枷锁。根据这些年民主选举的结果和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国民价值观念,可以看到伊朗有着非常强烈的世俗民主基础,人民都向往自由。而凌驾于世俗政府之上的教权力量,则让民主不能完善、世俗不得不服从宗教,人民也没有充分的自由。而对于女性,宗教保守主义势力掌权并施行沙里亚法,更是终身的梦魇。即便伊朗妇女处境较为宽松,尤其德黑兰等大城市妇女权利自由得到很好保障,但宗教法令和意识形态压力,仍然让女性如在达摩克利斯剑下般不安的生活。

宗教势力不仅在政治上凌驾于世俗,还垄断了国家的能源开发和外贸等经济命脉,从国家资源中大发其财。“伊朗革命卫队”和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在保卫国家的同时,也是巧取豪夺的能手。伊朗的保守宗教势力就如寄生于国家的瘤子,让这个国家一直不能正常化,经济政治皆被其拖累,女性更是遭受更多束缚。想要伊朗经济发展、人民自由,尤其伸张妇女权利,必须去除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寄生。

而外部环境对伊朗同样重要。事实上,伊朗在对外方面一直是相对谨慎克制、遵守国际规则的。除了霍梅尼时期曾试图“输出革命”,近三十年的伊朗在对外问题上都更多采取防御姿态。相对于其对手沙特到处传播极端的瓦哈比教义、和世界上各独裁政权眉来眼去,伊朗则仅仅为了生存才和部分国家不得不维持外交,并不热衷传教。伊朗在中东构建“什叶派新月”,也是针对逊尼派联盟及以色列咄咄逼人行径的一种反制。而在争取签署伊核协议时,伊朗表现出了极大诚意。更重要的,是伊朗民间普遍的亲西方、亲世俗世界的情绪非常强烈。有些人根据中美两国部分新闻信息以为伊朗是一个强烈反美的国家,这只是政治宣传而已。现实里大多数伊朗民众对美国并无强烈恶感甚至有好感,只是需要配合官方的反美宣传罢了。伊朗人普遍渴望融入世界,尤其对西方世界非常艳羡,这让国际社会促成伊朗变革的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但国际社会并未足够的释放善意,甚至以恶还善。最恶劣的,即是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核协定、重新制裁伊朗,还拒绝向伊朗公民发放签证、阻止美伊乃至伊朗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并联合沙特和以色列在中东和世界处处为难伊朗。这直接导致了伊朗国内温和派的失势和宗教保守势力的重新掌权。而杀害苏莱曼尼也激化了美伊矛盾,让伊朗宗教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用以煽动反美情绪。有的人认为这些制裁和打击可以加剧伊朗国内矛盾并激发革命,而其实这只会导致伊朗国内极端势力得势、贫困和暴力增加,最终受害的还是伊朗人民。尤其对于伊朗女性,将成为国际博弈和内部冲突的棋子与牺牲品。

真正对伊朗及伊朗人民有益的国际行为,绝不是激化矛盾增加仇恨,而是在尊重伊朗国家主权与保障其合理利益基础上,向当权者和人民释放善意、敞开开放与对话的大门、与其积极谈判修约并履行协定,促进伊朗融入世界和实现中东和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有理有节的支持伊朗人民的和平抗争,帮助包括女性在内各弱势群体争取正当利益,为这些抗争和维权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舆论声援、组织与信息支持。即便对伊朗制裁,也应该是出于人权而非地缘政治,制裁对象应是侵犯人权的罪犯而非整个国家和平民大众。如果国际社会能做到这些,伊朗的政治革命、社会革新、女权事业,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当然,以上这些设想只是一种理想。现实里,伊朗的宗教势力已根深蒂固,与国家、政权、军队、司法、教育、传媒紧紧捆绑在一起甚至成为其中一部分,各种利益连接盘根错节,几乎不可能完全去除。而国际形势尤其中东局势更是严峻复杂,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千年恩怨、波斯人/伊朗人与阿拉伯人的两雄争霸、伊朗与以色列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死仇关系,以及伊朗与沙特、以色列、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的代理人战争,都让伊朗深深困于地缘政治博弈之中而难以脱身。而域外各国也都各怀心事,对伊朗及中东的态度也取决于自身利益,而不可能将道理和道义作为最优先考量。在如此的内外条件下,伊朗的变革遥遥无期。

但对于伊朗的国家命运、伊朗人民尤其女性的未来,也不须完全丧失希望。如前所述,伊朗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有过相对世俗开放的历史经验,人文底蕴深厚、自主科研能力强。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伊朗包括女性在内的国民受教育水平高、国民素养和权利尊严意识强烈,还在艺术、教育、科学等各领域诞生过不少杰出人物,且其中许多人物关心时事、热衷于民权和女权运动。无论是历史遗产,还是现实基础,以上这些条件都让伊朗有着极大的变革潜力。

而在国际上,随着特朗普的败选、极右翼反伊(伊朗)亲沙(沙特)亲以(以色列)鹰派的失势和民主党政府的上台,美国开始修正此前几年在极右翼势力把持下扭曲化的中东政策、对伊朗政策,伊核谈判也得以重启。包括美国在内世界许多国家的进步力量也都在想方设法为伊朗女性发声,而非像其他一些势力那样,只有出于利益和教派立场的对伊朗女性的利用和对伊朗国家的破坏。虽然这些改变暂时还没有多少成效,但起码不至于像特朗普时期那样让伊朗国家和人民陷入更大困境。

因此,伊朗的民主事业与女性解放,在短期的无望下,蕴藏着长期的希望。1979年的伊朗人民,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将卓有成就但腐败专权的巴列维推下王位,结束了伊朗两千多年的王权时代,建立了共和国。虽然革命成果被宗教保守势力窃取和独占,但也展示了伊朗人民无畏的勇气和强大的力量。而如今的教权势力虽比巴列维的专制王权更加树大根深,但其与现代文明及民主人权脱节的表现,也反映了其落后与腐朽。在一波波的抗议浪潮冲击下,它不可能江山永固。如果国际社会既不要损害伊朗主权和国家利益,又能够助人民一臂之力,那伊朗民主的胜利、女权的伸张,是一定会到来的。

对于包括哈梅内伊在内伊朗的宗教保守势力,其体面退出历史舞台、将权力移交给世俗政府,然后以宗教领袖身份担任谘询性职务,是其最好的选择。相对于其他一些完全不相信其信仰、自身从不遵守清规戒律、对内铁腕极权、对外播撒极端思想和模式的政权(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宗教王国,还有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现在的中国和越南等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专制极权的一党专政国家),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的伊朗什叶派高层,其实还是比较真诚的尊奉神明与先知、有着虔诚信仰和自律精神的,其也是真心希望伊朗人民得到幸福。

在伊斯兰革命前,他们都曾承诺伊斯兰共和国将保障基本人权与尊重不同的信仰。不仅如前述的霍梅尼曾以温和面目示人,他的弟子哈梅内伊亦曾有过类似承诺。流亡海外的伊朗共产主义者胡山·阿萨迪,曾对自由欧洲电台讲过一段往事。巴列维时代,他与哈梅内伊都因反抗王权专制而被捕,还是同室狱友,二人无话不谈。虽然信仰有别,但惺惺相惜。后来二人分别,哈梅内伊衣衫单薄、冷的发抖,胡山将自己的毛衣脱下送给哈梅内伊,两人紧紧拥抱。哈梅内伊感动的哭泣着说,“当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没有人会再流下一滴眼泪”。

这样的故事令人感动,而革命后宗教势力清洗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行径,则令人明白政治的残酷无情。可革命的理想真的应该忘却吗?如果霍梅尼时代许多伊朗革命者还试图通过这样的残酷手段,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义、“人人皆兄弟”、扶弱救贫、清廉公正、德行美好的人间天堂,那这几十年政治经济的失败,包括许多宗教分子的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还不能反映这样的“乌托邦”其实已经失败且未来也不可能成功吗?如果还真诚的信仰这些而非被利益所诱,难道不更应该改弦更张、弥补旧过、全身而退吗?

哈梅内伊和他的同志们如果能认清现实、回望初心,就应在保留一定权力和利益的同时,逐渐将伊朗过渡为世俗的民主政体,然后功成身退。而他们尊奉的什叶派版本的伊斯兰价值观,完全可以像西方国家基督教乃至俄罗斯东正教现状那样,在政教分离前提下发扬宗教的有益成分,让宗教成为维系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参考和国民的精神慰藉,而非依靠暴力与强权令人民屈服。关于女性问题,伊斯兰传统教义曾在千年前的旧时代有利于女性权利保障,在古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是值得遵守的。但任何宗教和文化都不能拘泥于旧日陈规,而要与时俱进。

曾经的教条已然落伍,伊斯兰教也需要尊重和捍卫现代社会下女性的权利自由。尤其对伊斯兰教什叶派而言,其建立与发展及与主流逊尼派的大相径庭,本来就是一种对伊斯兰传统的扬弃与革新,而非因循守旧。其实,相较于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宗教势力,乃至许多专制的世俗政权,伊朗教权力量已经做的相对不差了。如果其能够利用自身威望和能力,让国家走向更加文明和现代,那功绩足抵其罪,也算一种圆满了。

可现实里,无论因为对权力的眷恋,还是出于偏执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都让他们几乎一定不会放弃权力或改变现状,而是得过且过、击鼓传花,甚至还要更加倒退以遏制革命浪潮、维系教权专制。但逆历史潮流而行、与现代文明脱节、罔顾人民利益,终将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只争来早与来迟”。

伊朗的历史与现实,不止是伊朗的历史与现实;伊朗女性的命运,也不止是伊朗女性的命运。世界为一整体,全球同此凉热。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福祉;女性的自由与解放,无论男女都应追求与捍卫。但愿伊朗人民、各国人民,尤其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都能推翻各色专制势力和强权压迫,解除有形无形的枷锁,“去除一切昏迷与强暴”,都得正当的幸福。

2022年10月2日
共和历231年霞月马铃薯日

(本文已在编辑人员改写后发表在了《天下杂志·独立评论》)

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秋祝福下的评论,让礼仪之邦蒙羞

 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秋祝福下的评论,让礼仪之邦蒙羞

文\江湖小舞

“也祝你们911快乐!”

今天是中秋节,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微专门在上午10点半发布了一条使馆外交官用中文朗诵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视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还在视频中亮相朗诵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句,应该说,美国驻华大使馆对这条视频倾注了不少心血,对我们中秋节的祝福也是诚意满满。


不过,出现在这条中秋节祝福下面的评论却让人感觉有些发烧,有网友不领情也就罢了,还专门挑选人类共同的灾难911去挑衅、刺激美国人的痛处,提前预祝美国人“911快乐”,更有甚者还叫嚣“明天喝一杯,庆祝911二十一周年”。

对于网友的这种不友善行为,有网友直接跟帖,“拿别人的苦难当乐事,知道你是谁吗”,“不笑灾难是人的标准”,“真给利益之邦长脸啊”,“与文明渐行渐远,内心肮脏至极”。

当然,也有文明的网友对于美国使馆的祝福表示感谢,并“祝美国永远昌盛”。有网友表示,“面对一条用心制作的真心祝福,用恶语相加作为回报,评论里有多少仇恨,就知道煽动仇恨者是多么邪恶。”

有网友直言,看到评论区的画风,还以为运动了。名为“桃花庵下桃花仙”的网友说,“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自己的仇恨从何而来,思辨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守住心底的善良,期待明天的美好。”

在一些不友善的网友看来,美国驻华使馆并非真心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前两天还在网络攻击我们,逢年过节说两句好话就摆平了?”“心眼坏地说再好听的话也没人相信”,“给糖一定要笑吗?”“相由心生,再美的诗句,从强盗和骗子嘴中念出来,都不是那么回事。”


不止如此,对于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悼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视频,一些网友也在评论中兴风作浪,嘲讽道,“按照辈份来说美国应该守孝三年”。

不得不说,一些网友不是不可以在评论区表达观点,但拿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来调侃,确实不太合适,这起导致了2977人罹难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

当时,与美国总统通电话后,我们的新闻稿这样写道,“这次袭击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

显然,在我们朴素的价值观中,911不仅是美国人民的灾难,更是对世界和平愿望的挑战,这是对人类的戕害,而无关立场、种族、分歧。

未曾想,多年后,我们的网友竟然堕落到拿着一个国家的灾难或者说人类的灾难进行嘲讽别人,这种认知的落差,绝对是对文明的伤害,给礼仪之邦蒙羞。


2019年访美,特朗普的外孙女和外孙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的视频曾广为传播,成为两个关系的一个注脚。

“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对两国关系高瞻远瞩的深思,更是对未来取得更大发展的期许。

此前,伯恩斯大使首次从北京搭乘高铁到访上海,在上海已经入夜而且刚下过雨的街头,身穿西装的伯恩斯拿着手机在一个核酸采样工作站外面,和其他上海老百姓一样排队等候检测,这样亲民的一幕曾引发网友热议。事后伯恩斯透露,他在上海接受了两次核酸检测,并留言叫“大家加油”。

加上更早之前访问武汉,伯恩斯对复兴号高铁“赞不绝口”,“刚刚乘坐令人赞叹的复兴号在河南以每小时308公里的高速过了黄河。目的地武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还转发了伯恩斯的推文并评论道:“多年以前我也乘坐过从华盛顿特区到纽约的火车,那也很令人赞叹。如果中美两国之间有更多的欣赏与合作,我们的人民就会有更多像复兴号高铁这样的美好事物可以共享。”

可以说,中美之间都在释放善意,以轻松的互动和体面地赞美,让彼此更为融洽,向着对彼此更为有利的方向努力。


驻美大使秦刚在谈及两国关系时曾有一段非常清晰地阐述,他说,“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利益交融、互利共赢,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间的差异不应成为妖魔化、污名化的借口,两国间的分歧也不应成为敌意和对抗的理由。我们不仅要正视分歧、管控分歧,更要化解分歧、超越分歧,扩大两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我们不仅要应对危机,更要预防危机,防患未然。”

确实,比起两国关系的主流,网络上少数网友的杂音不会影响大局,但却有损一个大国的体面,让礼仪之邦蒙羞。

人生在世,看得透,又看得远者prevail everywhere.: 余杰:那些人,生活在猪圈中,却以为是天堂

人生在世,看得透,又看得远者prevail everywhere.: 余杰:那些人,生活在猪圈中,却以为是天堂: RFA 20221004 那么多中国人身上,都有习近平的臭味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日,为了向中秋节这个中国传统佳节致意,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在微博发放视频,用普通话朗诵苏东坡在北宋熙宁九年中秋所写下的经典之作《水调歌头》,祝福中国民众中秋快乐,&quot...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江郎说史 

1951年中旬,毛泽东召见了王近山,详细地询问180师的受损情况和原因。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60军军长韦杰。当时夜已经深了,但是毛泽东没有丝毫困意。韦杰来的时候,毛泽东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60师180师作战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好吗?

韦杰:“180师入朝时,人员为一万一千余人。第五次战役一阶段作战时,掉队、负伤、阵亡减员百分之十左右。此时,180师已经不足一万人。在二阶段作战时,减员很严重,特别是后撤的三天,即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该师第一梯队的538、539两个团,减员很大,据不完全统计,180师突围前的人数,大约在八千左右。

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是:180师538团突围归建900人;该师539、540团突围归建各1000多人,共2000多人;师直属机关、勤务、后勤医院等400人。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八千人算,突围损失三千多人,这三千多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阵亡大约两千多人,吃野菜中毒、饿死的指导员有数百人。”

180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大到惊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很想知道这支部队为什么会损失惨重。为了调查清楚,他与韦杰的会话从晚上十一点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

之后,毛主席说道:“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彭德怀在电报中已经向我与军委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韦杰)来北京前,志司(志愿军总司令部)又来报告,说他们对180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

面对180师的损失,指挥志愿军的总司令员彭德怀一直是耿耿于怀。因为这次180师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一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四千人。这是前所未有的悲壮,是志愿军伤亡最严重的一支部队。

为此,彭德怀亲自给毛泽东汇去电报主动承担错误。但是在往后的几十年内,关于180师的话题被视为一个禁忌,甚至180师被谣传“全军覆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180师损失如此巨大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是什么?

本期文章,笔者将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180师。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国深知“唇亡齿寒”在接到朝鲜的派兵请求后,中国决定派出人民志愿军。

1951年,长白山的冰雪正在悄悄的融化,志愿军也悄悄来到朝鲜,对美作战。

为了保住与朝鲜一山一水之隔的东北,180师的士兵们带着华夏男儿应有的热血激情来到朝鲜,他们人人都有信仰,坚信能战胜美帝国主义。

三月上旬,180师的军人们开始了他们的“长征”。战士们每天负重40公斤,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每天行军100多里。

为了不被联合国军发现他们的踪迹,180师的进军全部都是在夜晚进行。

本就是异国他乡,180师完全不熟悉路况,每个人背着几十斤的装备,还是在夜间行军,一路上磕磕绊绊可是少不了的。但是他们却能达到每夜行军100多里的惊人速度。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正常人在无负重的条件下,每小时最快可行进15公里。且不说180师全体将士每人负重40公斤,就光是在黑夜中前进这一点,就已经表明在这一场无声的对弈中,180师所面对的是超乎想象的困难。

在行军一个月以后,180师终于在4月5日到达伊川。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又要披甲上阵。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因为63军和26军已经在防线上坚持太久了,军人们都已经很劳累了,人困马乏。这次180师一到,就立马被派去接替63和26军的防线。

顾不得休息,180师的将士们迅速投入战斗,开始抗击联合国军的进攻。

很快,五次战役开始了,60军中的三个部队(179师、180师、181师)分批次加入战斗,其中179为第一梯队,正面对抗联合国军的进攻;181师作为第二梯队;180军作为预备队。

4月25日,179师和181师全部渡过汉滩江,随后两军分别被调去12军和15军。

4月30日,作为预备部队的180师跑步20公里来到汉城北部的釜谷里、退溪院里地区。

在五次战役开始的时候,179军和181师的兵力被调去12军和15军,现在60军下属的三个师,现在只剩下180师了。

第五次战役二阶段作战时,60军接到的任务是在楸谷里至大龙山地区割裂美军和韩军的联系,牵制美军陆战部队1师和美军7师。

这任务本该60军下属的3个师来共同完成,但是现在180师只能独挑大梁了。面对美国的王牌部队,180师并没有退缩,选择迎面而上。

当天晚上,180师就率先派出两个先锋团强渡北汉江(538团和539团)。在第二天,180师全部渡过北汉江。随后作为先锋队的538团在新店和美国陆军作战,歼灭敌人一个连,摧毁坦克10辆,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在5月21日,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考虑到这次战役志愿军缺少粮食和弹药,而且西线美军已经开始东移支援了,志愿军取胜的几率大大降低,于是彭德怀当天就下了撤退命令:

“各兵团(3,9,19)准备23日晚即开始向涟川、铁原、金化、华川一带转移……。”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第3兵团接到撤退命令以后,让60军担起3兵团的阻击任务,但是60军现在只有一个180师。

这就意味着180师要负责起一条巨大的防线。这条防线东起3兵团与9兵团分界线,西起3兵团与19兵团分界线。(ps:具体在白逸里南部的华川西南山区)

漫长的防线,这就意味着180师必须要分散兵力。幸运的是阵地在山区,志愿军可以利用山区优势阻击美军,可以有效阻击美军。

5月23日,60军终于等到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军部电令180师向北移,到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要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

但是在22日的时候,180师和美军陆战1师交战,180师深陷战场,根本得不到机会撤退。23日凌晨,180师再次收到撤退命令,他们准备中午再开始撤退。

23日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准备撤退的180师发现63军已经撤退了。

180师师长郑其贵心生疑惑,要知道前一天的电报上要求180师注意和右侧的63军的联系。现在63军不告而别,180军右侧已经没有了友军,一旦被敌方发现,他们就会从右侧进攻180师。于是师长赶紧将这一情况发给军部,希望军部可以派出部队掩护自己撤退。

60军军长韦杰手里已经没有人了,根本没有办法派出部队来协助180师。于是他给180师发去电报,让180师自己派出部队掩护右侧。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180师本就身单力薄,如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在无奈之下180师派出了两个连占领了原来63军的防区。这就意味着180师一个师就要担负起两个兵团的防线,防线被拉长,这情况完全不利于180师撤退。

就在180师主力准备北撤的时候,60军发出了急电,内容大致如下:三个兵团撤退的时候,由于运力缺乏,许多伤员还没有被运走。三个兵团留在战地的伤员多达8000人,其中60军有伤员1000人。所以决定各部暂时不撤退,等伤员运走以后再撤退,要求(180师的)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

60军军部得到3兵团的电报后,居然将电报中的“各部”理解为60军必须掩护全兵团伤员的运转。为此,60军军部紧急发了5次电报,让180师不要撤离,在北汉江南部掩护伤员运转。

60军军部的对电报的解读失误,让本该撤退的180师继续留在阵前。

这晚,180师左右相邻的部队都撤退了,现在北汉江以南留下的部队只有180师了。

180师有一部分已经渡过了北汉江,但是却留在了原地。180师的全体志愿军本着“服从军令的天职”的原则,坚定不移的执行这上级下达的命令。

同时3兵团与下属部队失去了联系,60军军部也没有收到任何一丁点上级的命令,当180师独自留在战地的时候,60军部的人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丝不妥。

5月24日,作为孤军的180师遇到了联合国军的围剿。他们已经发现180师左右两侧空虚,于是美军7师、24师、南朝鲜6师三支部队分别从180师左右两边的空隙处渡过北汉江。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联合国军的三支队伍想控制北汉江,进而切断在北汉江南部180师部分队伍的后路,此举一旦达成,在北汉江的180师可能都会玉碎。

当这三支队伍来到城隍堂渡口的时候,180师下属的部队(540团和1营3连)发现了他们。在营教导员任振华的指挥下,志愿军开始反击美军。几百人对战上万人的队伍,胜负可想而知。

但是最终任振华坚持到了最后,直到弹药都用光了,任振华的手中还剩下最后一枚手榴弹。虽然现在的他已经中弹了,但是仍旧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坚持到敌人靠近,之后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在死前,他是满意的,因为自己还带走了一些敌军。只可惜的是,他们的壮烈牺牲并没有延缓联合国军的进攻,美军控制了北汉江渡口。

此时留在北汉江南边的180师已经没有了退路,他们唯一的退路被切断了,因为错误的军令,他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撤离时间。现在他们的左右两侧都是敌军,退路已经被切断,完完全全被包围了。

在他们孤立无援下的情况下,60军军部再次发来电令:“撤过北汉江,继续沿江布防。”短短十一个字的电报,却让180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撤过北汉江”又谈何容易!60军军部在下达完这个命令以后就撤离了马迹山指挥所。180师又与60军失去了联系。现在180师腹背受敌,如此危机的情况60军军部根本就不知道。

在北汉江南边,还有在坚守阵地的538团和539团。180师急忙发电报给这个两个团,让他们撤离,可是却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有线、无线、甚至派出了12个通讯员都联系不到这两个团。

180师的参谋樊日华和朗东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亲自去下达撤退命令。

5月25日凌晨,趁着敌军在休息的时候,538团和539团开始撤退。由于敌军已经占领了渡口,他们只能靠着横跨北汉江的三根电线偷偷渡过北汉江。

正常人执行这个任务都显得过分危险,更何况他们还带着伤员。在偷渡的过程中,一共有600多人掉入北汉江,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不知所踪。

538团和539团的志愿军根本没有时间为这些战友悲伤,他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局面,倘若被发现了,就是整整两个团全军覆灭,他们必须尽快渡过北汉江。

渡过北汉江以后,538团和539团还没有来得及喘息,就担任起了180师的防御任务。

其中坚守在九唇岱山的539团2营5连全军覆没。大家在20岁的指导员杨小来的指挥下,用一个连的兵力消灭敌军一个营,消灭敌军130名。在弹药用光以后,全连士兵没有犹豫,他们冲出战壕,用刺刀和敌军格斗,最终全连光荣牺牲了。

坚守在鸡冠山的540团四个连队也全军覆没,他们在死前用光了最后一颗弹药,流光了最后一滴血。

5月26日,180师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弹药也不多了,但是他们现在的情况依然不容小觑。因为他们离其他部队的距离太远了,敌军穷追猛打,180师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志愿军们,现在连一口热米汤也没有喝的,他们的生存已经成为了问题。但是60军军部下达的命令依旧是要完成好掩护转移的任务。

在下午17时,60军军长韦杰终于发现180师现在所处的不利情况。他下令让180师的两个团向北占领有利地形来阻击敌人,一个团沿山路到驾德山阻击敌人,掩护伤员后退。

在军令下达后的十分钟,60军军部和3兵团终于取得了联系,3兵团让180师的两个团到驾德山阻击敌人。

军部现在不太了解180师的处境,即使已经知道了180师处境不妙,但是却不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如此糟糕。

180师应该马上撤退,而不是阻击敌军。但是军令如山,在军令面前180师决定让538团和540团继续执行命令阻击敌人,539团带着300多伤员向北撤离。

这时天空中下着雨,路面泥泞不堪,志愿军们艰难行军。饥饿和疲惫感袭来,但是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谁都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回到安全地带,他们知道军部一定不会放弃他们。

180师独自对抗敌人5天后,180师又接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抢占梧月里要点布防。

539团中有三个营,因为没有接到回防坚守的命令,他们一路向北撤,终于摆脱了险境。但是180师中的538团、540团和539团余下部分依旧在危险之中。

这些兵力是180师的主力部队,接到命令后,他们放弃了北撤,在芝岩里以南的地区被围困住了。5月26日,联合国军突破了左侧179师的阵地,并深入180师后方切断了180师的退路。

显然,军部发消息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180师的两个团要独自面对联合国军,面对人数足足是自己五倍的敌人。考虑到180师已经无力固守了,师部向军部请示要进行突围。

当天下午,军部告诉180师,会派出部队来接应180师,让180师突出重围到达马坪以北的地区。

接到电令后的两个小时后,180师开始突围,他们分两路突围。但是现在的180师已经断粮了几天,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够。

他们在黑夜中前行,想要凭借着夜色离开包围圈,可惜被敌军发现了。在激烈的交手后,180师的两支队伍都损失惨重,顺利到达鹰峰山下的人不到两百。其中损失的大半人数,不是牺牲了,就是被俘虏了。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本以为来到鹰峰山就安全了,毕竟军部给的电令是鹰峰山这里有部队接应180师。可是谁也没想到鹰峰山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原计划派出来援助180师的179师被敌人切断了,而181师接到命令的时间太晚了,他们在第二天才派兵陆续出发,救援部队都没有及时赶到鹰峰山。

180师不知道救援部队在哪里。但是这次他们再次陷入了包围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本以为会顺利到达安全区,可没想到是从一个包围圈到了另一个包围圈。180师的大部分人陷入了绝望中,死亡的恐惧慢慢爬上了心头。

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饿极了,将士们就吃草根,啃树皮。这些东西难吃到难以下咽,但是为了生存,大家一声不吭的往下咽。在这过程中,有一些战士误食毒草,失去了性命。

但是只要还能继续作战下去,大家就不会放弃希望,全团的共产党员准备组建一支突击队,带上冲锋枪去攻占主峰东侧高地。最后,全团能战斗的干部战士组成了5个排,战士们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夺下了鹰峰山主峰。

随后60军军长韦杰让180师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部会在这里派部队接应。但是由于连夜的大雨,本该派去接应180师的部队都没有赶到。

5月28日,180师最后的战斗力被编成了三个突击连,现在的他们,已经整整浴血拼杀了8天,断粮了3天,枪支弹药即将用光。

他们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突破了三个阵地,最后在128.6高地前耗尽了最后的力气。180师粮食、弹药什么都没有了,180师师长郑其贵面对着失去战斗力的伤兵,被迫下令分散突围。他知道这样伤亡会大一些,但是伤亡大总比全军覆没好吧,他看着这些兵,流下了热泪。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180师参战人数一万多人,归队大约4000人,死亡三千,被俘三千九百。如此大的伤亡引起中央军委的重视,为了调查180师失利的原因,毛主席秘召60军军长进京。

之后韦杰详细汇报了作战详情、损失人数。毛泽东在听了60军军长韦杰的汇报后,他沉思良久,一是为180师的将士感叹,二是在思考180师损失如此巨大的原因。

最后毛泽东缓缓张口告诉韦杰:“各级都有责任,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原因凑在一块造成的。”这次上到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下到180师领导干部,全部都做出了反思。就连毛主席都有一些自责,认为:“第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之后毛主席批示志愿军总司令部:“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毛主席认为志愿军应该小心谨慎作战,切不可轻敌,尤其是面对美军的王牌部队。不过没多久,中美两国签订停战协议,朝鲜战场的烽火也开始停息。但是志愿军180师却成了一个“禁忌”,长期以来无人敢提,以至于一些人造谣180师“全军覆没”。

回顾180师的历史,师长郑其贵在下令分散突围的时候,把电台砸毁了,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批评他是“罪人”,批评郑其贵不应该这样做。

尤其是这次180师的失利,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很多人就把罪归结到郑其贵砸电台、没有及时撤退。

但是我在这里真的有一个疑问,将军听命难道有错吗?平心而论,郑其贵执行上峰命令,没有及时撤退,难道能算是他的错?如果执行命令也是错,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你可以说郑其贵对战局把控不是很敏感,并没有及时撤退。但是我想为郑其贵叫个冤,他只是一个师长,没有上帝视角,没办法像事后诸葛亮那样制定战术。

晚年的韦杰躺在病榻上,他告诉众人自己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完成,那就是反思180师的失利。韦杰在1987年与世长辞,但是他在生前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写下了180师遭受重大损失的回顾材料。

180师失利,毛泽东密诏韦杰进中南海:损失的确切人数报告一下



韦杰总结了七点,分别为:

1:对敌人判断有误:敌人机械化程度高、机动性强、火力、后勤都要远胜于志愿军。志愿军是劣势装备,粮食、弹药只能维持七天,纵深大了,后勤、机动难免有点力不从心。毛主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自责“第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2:兵力部署分散:由于人数少,部队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在战局焦灼的时候无法添油,无法扩大战果。而且在撤退的时候,部队往往要负责很长的防线,兵力必然会分散。180师就是因为兵力过于分散,没办法集中力量突围,以至于错过突围的黄金时机。

3:没有选择较好的阻击阵地:由于军令频繁,180师不能在“攻”“防”之间自由切换状态,在防御的时候没能及时占领险要之地,导致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

4:与友军协同失调:这一点在上面说过好多次了,好几次提到友军撤了,180师还没有撤。而且在5月23日的时候,友军不告而走,直接导致侧翼暴露在美军的刀口之下,180师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

5:通信工作没有做好:军部翻译错电报,听错命令;180师没有收到撤退的命令,错过黄金突围时机;60军没能发出电报,未能及时协调好部队撤退、友军支援。

6:后勤能力差:这一点不用赘述了,志愿军只能携带七天的粮食、弹药,这一命门被美军所利用,180师在这一点上吃了大亏。

7: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这一点很明显就是说180师师级干部(没能及时转换“功”、“防”状态)以及师长郑其贵(砸电台)。

总的来说,韦杰的总结还是比较靠谱的,有很大的可信度。志司、兵团部、军部、师部、后勤、通信,各级都有一定的责任。

180师的错误不能只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这是不完全,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