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友琴：130万个罹难者的名字

 2017-05-22 王友琴

作者简介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中文系；1988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教授中文，现为美国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

本文作者王友琴。

——关于俄国人在光碟上刻录了1,345,796个受难者的名字

        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出版前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拿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当初拒绝删去一些名字的坚持感到欣慰。虽然 “可读性”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还是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则正相反。有人说，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个批评，我完全接收。我总是回答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我从不反感这种说法，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很远。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

        2004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130万个名字，这些人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英文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迫害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130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130万个人，是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鲜活生命。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最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像一个身份证号或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130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44500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时期最高领导层的人们手写的批捕文件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活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批又一批人送下地狱。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捕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叫做Lily Brik女士的名字勾去，他对专管逮捕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这可以说明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130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130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是他要手下完成的杀人、判刑、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枪毙，“第二类”送劳改营。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控制，需要亲自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第一类囚犯）比杀死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上图：斯大林签名的条子“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名”。

下图：苏联杀人和逮捕人的计划，各个加盟共和国有指定的人数。第一纵栏是要杀的人数（ 第一类），第二纵栏是要逮捕的人数（第二类）。制定日期是1937年7月30日。

 

        这套光碟的标识，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识的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的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那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规模，反而使人更能感受到人民实实在在的悲痛和留在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资料来源的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其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出版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有的遍地出现，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极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间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所遭受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3卷的《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继续。有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高中时他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 他立志学习历史。成绩优异，他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

        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及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10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有关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说他已经收集了12.3万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25万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3万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在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刻有60万个受难者名字的光碟。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300多篇。

        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也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134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10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做。

 

        谁是做这项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做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道德的自救。

        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需要在很强大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许多细节。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或没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也是为肯定生者的存在。他们所完成的，他们的努力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的伟大的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好不久以后，学校里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20来岁，穿牛仔裤和T恤衫，说英文有口音。他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做中文教研室主任），来探讨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样的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有“搜索”功能小窗口。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妈妈那一边的，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看了光碟上的文字，他说：“不会错，是他”。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一个小地方，就是他外婆的老家所在地，不会有一样的名字。他的曾外公是那里一个矿上的视察员。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 1938年2月处决，法律根据是58条之二和之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说明。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这个法律“第五十八条”，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14个分条。第2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第4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帮助。第58条中最为广而无边的是第10条：包括号召推翻、颠覆或者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  

        这名数学研究生指着光碟上的名字说：“他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还活着。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那么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紧密相关。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还给另外的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光碟之后，我只和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这个事情，他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总人口和受难者的比例，就知道这是规模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第五十八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10年徒刑，如这名研究生的曾外祖父，因为“第五十八条”就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我们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决定中，一份写于1967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份写于1968年的判刑15年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写于1970年的判处13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显然从文革的第3年开始，判决书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些时间，俄国人把受难者的名字列在了网上（www.memo.ru）。标识是一支燃烧的蜡烛，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纪念”，搜集关于受难者的资料和物品如日记、书信等。

（原载微信公号“熊窝”，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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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让全球经济生病 世界面临二次衰退

 纪元

作者: 

江枫

中共病毒（COVID-19）于2019年12月从中国武汉传出。它可以让人类的身体生病，出现包括发烧、咳嗽、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但是，人们很少意识到，它也可以让人类的经济生病。

在中共病毒蔓延到全球之后，美国曾经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令很多人庆幸的是，那次衰退仅仅持续了两个月。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中共病毒的“毒性”被美联储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和政府撒出的“现金雨”强力压制下去了。

两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再次面临经济衰退的威胁。这一次，是各国央行为了应对因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措施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而大幅加息所致。中共病毒的“毒性”在被压制一段时间之后，第二次发作了。

2020年1月20日，美国疾控中心报告第一例中共病毒案例。1月31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Alex Azar宣布美国爆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关闭，工厂停工，2240万美国人失业。

当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惊人地下降31.4%。然而在第三季度，GDP神奇地反弹了33.4%。在这两个月里，美国央行和政府施行了什么魔法？

美联储开启无限量量化宽松

首先来看美联储的组合拳。在2020年3月3日，美联储紧急降息50基点。3月15日，美联储再次召开FOMC会议，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至0%至0.25%之间，并启动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计划。美联储随后再宣布取消QE限额，按照“实际需要”购买资产，开启无限量QE。

美联储还搬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各种紧急贷款计划，同时还使出一些新招，比如支持向中小企业放贷和购买公司债。一系列操作实现了解除短期危机的目标，但也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截至12月2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7.41万亿美元，而2月份还仅仅是4.2万亿美元。

再看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国会推出两项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巨额刺激法案，向数百万居民发放现金——2020年4月份发放了1,200美元，2020年12月和次年1月再发放600美元。

这些措施，帮助刺激了消费者支出以及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大部分经济体开始复苏并且表现强劲。根据全国房地产协会的数据，到2020年底，房屋销售较年初增长23.6%，房屋的中位销售价格较年初上涨5.4%。

然而，通货膨胀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全球通货膨胀

2020年底，美国通货膨胀率从5月份的0.1%攀爬到1.4%，此后一路飙升。到2022年6月，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9.1%，创40年来最大涨幅。

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弗朗科斯·德索瓦等人今年7月撰文说，他们研究了COVID-19危机期间财政刺激措施如何影响各国供需平衡。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措施刺激了商品消费，却对生产没有任何明显影响，增加了市场的过度需求压力。因此，财政支持导致价格上涨。

研究表明，具有大规模财政刺激或通过国际贸易受到外国刺激的国家经历了更强烈的通胀爆发。他们的计算表明，美国在大流行期间的财政刺激措施导致美国的通胀率上升了约2.5个百分点（ppt），导致英国通胀率上涨0.5个百分点。

该报告特别指出，2022年2月的通胀，跟俄乌战争关系不大。

政策制定者们曾经天真的以为价格上涨是“暂时的”，他们认为供应链混乱、劳动力短缺和其它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迟早会自我纠正。然而，在美国通货膨胀率连续八个月保持在7.5%以上之后，拜登政府官员承认他们错过了灭火的时机。

美国不是唯一一个正在经历通货膨胀的地方。皮尤研究中心对来自44个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几乎所有这些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自大流行开始以来都大幅上涨。

在这44个国家中的37个国家中，今年第一季度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至少是2020年第一季度（中共病毒开始传播之际）的两倍。在16个国家当中，第一季度的通货膨胀是两年前水平的四倍多。

在所研究的国家中，土耳其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是迄今为止最高的，达到54.8%。

过去两年通货膨胀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以色列。2020年第一季度，以色列通货膨胀率为0.13%。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通胀率达到3.36%，是2020年同期的25倍以上。

除以色列外，其它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的国家包括意大利，瑞士和希腊。与两年前相比，意大利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第一季度增长了近20倍；瑞士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0.13%上升到今年同期的2.06%；希腊今年第一季度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7.44%，几乎是两年前的21倍。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年度通胀率平均略低于8.0%，在所调查的44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美国第一季度的通胀率几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四倍。

各国央行疯狂加息

为了浇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火焰，美联储和各国央行开始了疯狂加息。

9月21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00%至3.25%之间。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是自1981年以来最大幅度和最密集的加息。今年3月以来，为应对物价飙升，美联储加息幅度累计达300个基点，但美国通胀率仍未出现明显下降，仍处于自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它国家央行也不遑多让。9月8日，欧洲央行史无前例地将三大关键利率单次上调7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1999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

9月22日，英格兰银行将基准利率再上调半个百分点至2.25%，将其带到2008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日，瑞士央行加息7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0.25%上调至0.5%，这一转变结束了欧洲负利率时代。

还是在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台湾、菲律宾、南非和挪威的央行纷纷加息。

各国同步加息恐导致全球衰退

世界银行今年9月15日发布报告，题为“全球衰退是否迫在眉睫”？报告说，为遏制持续高通胀带来的风险，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正在撤回货币和财政支持。因此，全球经济正处于过去50年以来国际上最同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收紧阶段之一。这些政策行动对于遏制通胀压力是必要的，但它们可能会导致增长放缓加剧。世界可能会在2023年走向全球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出现一系列金融危机。

报告称，全球央行今年一直在以过去50年未见的同步性提高利率，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然而，这些加息可能仍然不足以使全球通胀回落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投资者预计，到2023年，各国央行将把全球货币政策利率提高到近4%，比2021年的平均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

研究发现，除非供应中断和劳动力市场压力消退，否则这些加息可能会使2023年全球核心通胀率（不包括能源）保持在5%左右，几乎是大流行前五年平均水平的两倍。根据该报告的模型，为了将全球通胀率降至与其目标一致的水平，各国央行可能需要将利率再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加上金融市场压力，全球GDP增长将在2023年放缓至0.5%，人均收缩0.4%，符合全球衰退的技术定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7月也发布报告说，当前的通胀水平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明显风险。“由此产生的各国同步货币紧缩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预计其影响将产生影响，明年全球增长放缓，通胀减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主任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说。

“世界可能很快就会在全球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距离上一次衰退只有两年时间。”

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黄峻（Davy Jun Huang）对大纪元表示，疫情期间美联储实施了人类经济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叠加俄乌战争与供应链断裂，最终导致历史性高通胀。“疫情期间的过度量化宽松只是‘以时间换空间’，把经济危机延后罢了。”

专家：中国告知全球爆发疫情前 早就开始囤积防具

 新闻

数据显示，中国在告知全球境内爆发COVID-19疫情数月前，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衣与口罩，并向欧美与澳洲大量买进防具，这项发现再度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
欧新社

数据显示，中国在告知全球境内爆发COVID-19疫情数月前，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衣与口罩，并向欧美与澳洲大量买进防具，这项发现再度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今天报导，中国在2019年8月至9月间对美国的防具（PPE，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下滑约50%，庞大降幅引起美国重要政府机关警觉。作为全球最大防具制造国的中国减少出口，也再度引人质疑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何时出现的真正时间表。

上述异常是由麦金（Tom
McGinn）和霍夫曼（JohnHoffman）等前美国政府官员揭露。麦金现为国土安全部（DHS）资深卫生顾问；霍夫曼则是食品保护与防御研究所（Food
Protection and Defenc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在美国政府与军队服务时间历时数十年。

麦金与霍夫曼不相信病毒是2019年12月源于武汉市场，并投入研究其他理论。在爬梳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资料库的进口数据后，他们发现，中国开始囤积防具的时间，远比疫情开始日期早得多。

霍夫曼表示：“你可以往前回溯大约3年（的进口数据）。这并非正常起伏现象。”

他们把资讯交给国土安全部的反制毁灭性武器办公室（Counter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ffice），但对方拒绝调查，声称这不过是反映了正常的供应波动。

不过，霍夫曼联繫美国连锁医院“HCA医疗保健”（HCA Healthcare）后，该组织证实这种数据极不寻常。

“HCA医疗保健”经营约200家医院和2000家诊所，该组织一名代表指出，2019年9月底，手术衣和外科用覆盖巾出现延期交货情形，导致医院乱了套。

霍夫曼表示：“我问HCA的人说，最近有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答案是没有，他们想不起来哪时候看过这类东西延迟交货量这么多。”

前国务院官员艾薛尔（David
Asher）表示，缺货成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大量买进美国、欧洲、澳洲的防具存货。艾薛尔曾扮演抗疫要角，现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他表示，当时中国採购量持续上升，“明显到我在国土安全部的同僚都听到美国防具业者，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国各医院回报说，他们无法获得口罩、手套、手术衣、护目镜的正常供应量”。

中国曾在2020年1、2月疫情之初努力扫货，将全球防具运回中国。但2019年8、9月中国的採购行动，令人质疑它是否更早知道有疫情。

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实验室在研究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许多专家现在认为，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可能是她的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外溢所致。

而差不多就在中国限制防具出口的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移除了一个蝙蝠病毒基因序列资料库，而且一直没有恢复。

麦金与霍夫曼也谘询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资深科学家，该组织以提供美国政府资金给石正丽实验室而闻名。

根据一名基于安全理由而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生态健康联盟的科学家证实，疫情“不可能起始于武汉市场”。

一些研究也支持COVID-19比原先认为更早出现的想法。

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CDC）去年一份报告显示，有一名义大利男孩早在2019年11月就染疫；米兰科学家另外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同月还有一名女性感染COVID-19；英国研究则指出疫情最早起始于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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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強：武漢肺炎的驚天內幕正在浮現？

 2020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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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在美國衛生部門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衛生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Alex Azar）表示，美國繼續提出派遣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官員前往中國幫助應對武漢肺炎疫情，但被中共政府再次拒絕。

在重大的天災發生後，中共拒絕國際援助是一種常態，在歷史上有過多次。但是，這一次拒絕擁有世界頂級專業技術的美國團隊進入中國，和以往的原因理由都不相同，很大可能，是中共要掩蓋這次武漢肺炎病毒來源的真相。

多種跡象顯示，造成這次武漢肺炎的驚人內幕正在浮現。

一篇論文透出病毒來源

 2020年1月21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員、軍事醫學研究院國家應急防控藥物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鍾武研究員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李軒研究員合作，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國科學：生命科學》英文版），在線發表了題為「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的論文。

該論文分析闡述了引起近期武漢地區肺炎疫情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進化來源，及與導致2002年廣東「非典」疫情的SARS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冠狀病毒的遺傳進化關係，並通過對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spike-蛋白的結構模擬計算，揭示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spike-與人ACE2蛋白作用並介導傳染人的分子作用通路。

該成果評估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人間傳染力，為儘快確認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制定高效的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學理論依據。

這篇論文最重要的結論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雖然換掉了4個關鍵蛋白，但是與人ACE2的親和力還是很強。研究人員在吃驚之餘，又仔細地比較了SARS的S-蛋白與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S-蛋白結構，結果發現，雖然替換了4個關鍵胺基酸，但是結構並沒有發生變化，二者RBD結構域的3D結構幾乎相同。

難怪新型肺炎病毒和SARS那麼像。

這個研究說明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應該是通過S-蛋白與人ACE2相互作用，來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細胞。而且，這個結果也暗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很強的對人感染能力。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換掉了4個關鍵蛋白！這是與SARS的最大不同！

病毒的變異只有兩種渠道，第一，自然變異；第二，人工干預。如果是自然變異，這種病毒精確換掉4個蛋白至少要經歷1萬次以上變異才能實現。機遇極小。假如不是自然變異，那就只有一種可能——人工干預基因改變！那麼作者會是誰呢？

這篇論文從專業角度得出的結論就是：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人工干預基因改變的可能性很大。

財新網的一篇文章

武漢肺炎爆發擴散之後，中共官方控制引導輿論，把造成肺炎病毒的來源引向海鮮市場。但是，1月28日，中共官媒財新網發表一篇題為「首例患者被曝未涉海鮮市場 新冠病毒或有多個疫源地」的文章。

文章引述英國權威醫療學術刊物《柳葉刀》的文章內容，根據《柳葉刀》披露的情況，金銀潭醫院收治的首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發病日期為2019年12月1日，從文章披露的內容看，其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家人也未出現發熱和呼吸道症狀；至12月10日，才另有3人發病，其中兩人也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在金銀潭醫院收治的前41名患者中，僅有27名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文章釋放的信息，等於推翻了此前官方媒體的輿論導向。

財新網的這篇文章，其實是一個重磅信號，有著強烈的暗示效果：面對疫情快速的擴散和造成的巨大災難性後果，任何政權的領導人都難以承擔，如果這種災難真是政敵人為製造的話，那麼，最終拋出災難製造者，就成為激烈政治內鬥中最後的一個可能的選項。從這個角度來看，財新網的這篇文章，或許就是當局的一種試探性的準備和鋪墊。

另外一篇新聞，也透露出了這個信息。

武漢病毒P4實驗室

這幾天來，一篇題為「中法武漢病毒實驗室P4合作項目為何引發巨大爭議？」的文章，出現在中國大陸的門戶網站上。

這篇文章轉述了法國網站的一篇報導，向外界透露了法國幫助中國在武漢建設P4病毒實驗室的來龍去脈。

這篇文章刊登了《法國-中國之間的危險關係》一書中有關中法合作建設P4病毒實驗室的內容。該項目是按照法國梅里埃在里昂的P4實驗室「盒中盒」的模板幫助中國建設的。被中國媒體稱為是「一帶一路」的典範。今天武漢P4實驗室是中國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控科學研究基地，也是烈性病原的保藏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烈性傳染病參考實驗室。

法國是全球病毒研究領域的領先國家，1999年，法國就在里昂設立了全歐洲規模最大的病毒研究中心，2003年，中國科學院就向法國政府提出協助中國開設同類病毒研究中心的要求。

2005年中國官方選擇武漢當地設計所IPPR（中元國際工程有限公司）負責工程，而根據法國安全部門的調查，IPPR設計所與中國軍隊下屬部門有密切關聯，這些部門早已是美國中央情報部門的監督目標。由於上述安全擔憂以及協議具體落實部門的一再延遲，再加上2008年法中之間的外交危機，這才導致武漢P4病毒中心到2017年才正式投入運作。時任法國總理卡澤納夫出席了實驗室的啟動儀式。

此實驗室可從事三類病毒研究，包括埃博拉、剛果-克里米亞出血熱以及尼帕病毒的研究，此實驗室原計劃於2020年獲得世衛組織的認證，從而被納入世衛組織的合作實驗室，投入全面使用，現中方依據法方提供的資料，興建了多個類似實驗室，而且某些實驗室非常可疑。

這家P4實驗室位於距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約20英里處，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主任高福曾對外界表示，這個華南海鮮市場就是這場武漢肺炎病毒的發源地。

這篇文章可以出現在中國大陸的門戶網站，顯示出官方正在把病毒來源，指向武漢P4病毒實驗室。

病毒來源於生化武器實驗？

《華盛頓時報》於1月24日報導，研究過中共生物戰的前以色列軍事情報官員肖漢姆（Dany Shoham）披露，武漢的P4實驗室也與中共軍方有關，並可能參與了中共的生物武器計劃，中共的抗SARS疫苗就是在那裡生產的。肖漢姆說：「這意味著SARS病毒將在那裡保存和繁殖」，但是他認為SARS病毒與武漢肺炎病毒並不完全相同。

根據以上多種信息，我們或許可以做出推測或者判斷：此次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是在武漢P4實驗室人工改變病毒基因而產生，可能是中共軍方研製生化武器的一種。

那麼，此病毒從實驗室傳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實驗人員操作不當或者沒有做好防護工作不慎泄露。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中共高層在激烈內鬥中失勢的一方，用超限戰方式，人為地釋放出病毒，製造瘟疫來對付政敵，同時也製造翻盤的機會。這種判斷雖然頗有些陰謀論的味道，但是，中共的邪惡已經超出人類的任何想像，或許真實的情況，要超出陰謀論的推斷百倍千倍。

據坊間傳聞，中共早在12月底，已經非常清楚疫情失控，但是武漢市政府在封城前「4天」，也就是1月20號，還在全國發放「20萬張」包括黃鶴樓在內30個武漢景點的免費門票！而武漢居民反饋說以前從來沒有這種操作，這種反常的行為，頗有刻意擴散病毒的嫌疑。

隨著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真相將會出現。人們將會發現，隨著這次巨大災難的降臨，越來越多的那些原本相信「黨和政府」的中國民眾開始認識到：中共政權才是造成巨大災難的元凶。

恐怖分子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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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怒獅

半個世紀以來，切格瓦拉在全世界獲得了無數的神聖光環，比如什麼「塵世的耶穌 」，「自由和正義的旗幟 」，什麼「我們時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蝕的人 」等，其革命激情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至今仍被眾多青年膜拜景仰。

然而，真實的切格瓦拉並不像輿論和文藝作品中描繪的那般完美，也完全不值得頂禮膜拜。

一、在古巴，切·格瓦拉把經濟和人民生活搞得一塌糊塗

革命者切格瓦拉在其唯一一次勝利——古巴革命成功之後，成為掌控這個國家經濟命脈的人。但這個經濟總管卻將古巴經濟搞得亂七八糟，也把古巴人折騰得夠嗆。

1、《時代》雜誌：切格瓦拉是古巴向左轉的主要負責人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雖然跟切格瓦拉並肩作戰，但他謀求的僅僅是民族獨立，並不支持共產主義。他認為自己的政策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人道主義，古巴既不要右的專制，也不要左的專制，現在進行的是人道主義革命 」。 1959年卡斯特羅以古巴總理身份訪美時，還強調不會沒收私人財產，甚至重申了反共的立場。

但當時負責古巴經濟建設的切格瓦拉輔一上任就開始推行「左 」的政策：首先，他主持古巴的土地改革，宣稱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正義戰爭。土地改革剝奪的是那些強佔別人土地的人，而強占得最多的權貴或美國政府的人 」。隨後，格瓦拉將160餘家美國企業和古巴民族資本強行收歸國有，後來甚至「把哈瓦那街頭的理髮鋪、修鞋鋪，都迅疾地實行了國有化 」，連曾經支持古巴革命的古巴「紅色資本家 」——古巴首富朱利羅伯也被他逼得逃離古巴。

對此，美國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時代》雜誌明確說：「卡斯特羅是當代古巴的心臟和靈魂；勞爾卡斯特羅是革命的拳頭，格瓦拉則是大腦。他是古巴向左轉的主要負責人。 」

2、格瓦拉搞經濟讓古巴人連吃飯都成問題

格瓦拉在古巴新政權中擔任工業部部長和國家銀行總裁，可以說基本掌握了古巴的經濟命脈。然而，其一系列「左 」的政策，讓古巴百姓飽受其苦。

在經濟領域，格瓦拉去除一切市場機制，實行高度的中央計劃，每個企業都要在政府安排下進行生產，結果由於行政程序過於復雜，繁文縟節多得令人窒息，嚴重影響了工業生產。 1963年的調查顯示，有些生產計劃需要經過20多個行政部門審批才能進行。

同時，為了應對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封鎖，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他貿然將古巴經濟命脈砂糖業大規模減少產量，把一半的甘蔗田燒毀，改建煉油、煉鋼、發電、水泥等重工業，他不斷從蘇聯和東歐採購各種機器，卻不管國內是否需求，也不管古巴沒有礦產，原油需要進口，甚至連專業人才也沒有等情況……格瓦拉不切實際的折騰加上計劃經濟管理上的弊端，讓古巴人付出了慘重代價：

「1961年開始，普通家用物品的缺乏引起很多不滿。房屋供應不足。……公共運輸（很多人靠它得到工作）減少。生產和分配的混亂使得那些有汽車的人驅車若干裡到鄉下去覓購食物。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的食品購銷部，受權專管食品分配，可是它缺少卡車和運貨車輛來做好這項工作。……即使按照官方的數字，農業生產1962年也下降。新種的甘蔗落後於計劃17%——甘蔗合作社里落後到30%。大米產量1962年將從三十萬噸減到二十萬噸，每公頃產量從十七公擔減到十四公擔。玉米的產量也降低。

國營農場的產量比殘存的私營農場的產量降得更快。門迪托村的保守的小農民，沒有灌溉也沒有拖拉機，種的是受了浸蝕的山上的瘠壤，每公頃還收穫將近七噸的芋頭。國營農場，在比較肥沃的土壤上，有拖拉機又有灌溉，只收得上述數字的三分之二（二到四噸） ‘國家收購了屬於小農場主的大多數豬；很多死掉，主要由於太擁擠。全國各地的交通由於零件缺乏在日呈崩潰。食品供應越來越不正常。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的食品購銷部工作混亂，農民不知道他們的產物是否會被收購。商店空空的。 」

為此，由於食物不足，卡​​斯特羅不得不在1962年3月12日宣布實行食品配給制，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麵等必須憑票才能買到。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個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從沒有出現過食品匱乏的現象。一直到格瓦拉離開，古巴的糖產量和經濟狀況才有所好轉。

3、「新人 」實驗：格瓦拉想把古巴人改造成「革命機器上幸福的齒輪 」

格瓦拉還熱衷於把古巴人改造成所謂的「新人 」。何謂新人呢？據格瓦拉說，這樣的人「必須徹底消除個人主義 」，是「革命機器上的‘有覺悟的、幸福的齒輪’ 」。 （徐路加《製造格瓦拉還是格瓦拉製造？》）

他如何培養所謂的「新人 」呢？

首先，他在自己主管的部門裡要求人們進行不領報酬的義務勞動。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業部有一個叫阿乃特的模範，創造了連續6個月每天工作9小時、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領取加班費的記錄。同時，切格瓦拉在其主管部門裡堅持使用精神鼓勵法，即使在給予物質獎勵時也避免使用貨幣。他還號召古巴人進行義務勞動，此主張後來被制度化，古巴全國有名目眾多的義務勞動日和義務勞動週，時間最長的是「吉隆灘雙週 」（工人和乾部連續兩週每天下班後參加2到3個小時的志願勞動）。同時，還會有很多特殊的義務勞動，比如1963年12月，由於收割甘蔗的人力缺乏，政府組織了大批「志願 」產業工人來收割甘蔗。

其次，為了避免工人消極怠工，設置「危害生產罪 」對付缺勤的工人。 1960年9月，格瓦拉領導的勞動部門還想出一種「危害生產罪 」，以對付經常缺勤的人——罷工是不可能的，不上班就是表示抗議的唯一方法。同時，古巴還為對現有勞動制度不滿的人設立了「勞動裁判所 」，處理諸如未能完成預定計劃、有計劃的缺工、損害國家機器和玩忽職務之類的問題，並加以各式各樣的懲罰，如減工資、調工作地點、解僱以及押送強迫勞動營等。 （休托馬斯《卡斯特羅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再者，將下屬的金錶鍊捐給國家銀行。格瓦拉的「新人 」主張給下屬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參加那些義務勞動，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場的時候。 「當心，切來了 」，成了他們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個下屬看到他去出席會議時忘了帶手錶，就把自己有金錶鍊的手錶解下借給了他。當切格瓦拉把表還給他的時候，金錶鍊不見了，換上了一根皮錶帶和一張收據：「古巴國家銀行感謝你的捐贈 」。 （程映虹《共產黨革命如何塑造「新人 」——蘇聯、中國和古巴共產黨革命的比較研究》）

還有，格瓦拉要求人民道德生活無比「純潔 」，凡「行為不軌者 」、「有違法傾向者 」、「流浪者、無業遊民 」、留長頭髮的青年、聽西方音樂的人、穿緊身褲的人、公開的基督教信仰的人……都會被視作違反了革命道德，一旦發現統統關進勞動營，關押這些違規人員的勞動營被稱作「幫助生產的軍事單位 」。

此外，格瓦拉的「新人 」必須識字，文盲則要接受掃盲教育，他下令禁止一切工業企業和機構僱傭文盲，已經就業的文盲不得提級，此舉雖然有助於古巴的掃盲工作，但是也讓很多人為此失業或喪失升遷機會。

4、格瓦拉的鐵血手段讓戰友和古巴人心驚膽戰

格瓦拉不但熱衷對古巴人進行精神改造，他的鐵血政策也讓古巴人心驚膽戰。

據卡斯特羅的貼身通訊員盧西安諾梅第納回憶：格瓦拉「殺人如喝粥一樣輕易 」。 「一天我們衝進一個小小的咖啡種植園，切說農場主朱安佩雷茲是巴蒂斯塔政權的暗探。事實上，這個倒霉的朱安唯一的錯誤就是大聲嚷嚷說他不贊成革命。一個小時後，在朱安的妻子和孩子麵前，切將他槍斃，那三個小孩分別是一歲、三歲和四歲。此後，從1957到1958年，那一帶共有15個人像朱安一樣被指為叛徒或暗探，被切從肉體上消滅了。 」

1959年1月，古巴革命勝利，卡斯特羅讓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格瓦拉的冷酷在這裡得到了充分展現。當時監獄的牧師雅維爾阿祖加神父回憶說：「被切格瓦拉判死刑的人中數十人是無辜的。切從未打算掩飾其殘忍。恰恰相反，人們越是請求他的憐憫，他越是顯得殘酷。他完全沉溺於自己的烏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殺人，他就殺人。革命要求他撒謊，他就撒謊。他喜歡當著哭泣的母親的面在電話裡命令處死她的兒子；當犯人親屬前來探監時，他會故意要求他們從行刑地點走過，那面牆上滿是新鮮的血跡。 」

美國裔古巴作家亨伯特馮托瓦書中的一份文件記錄了1961年４月，哈瓦德安德森被處死時，體內的血液被抽乾。從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羅里達的古巴流亡者也證明了在被處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這些人並非遭受了什麼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將他們的血賣到了越南。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後就存在血液銀行中，然後再運到亞洲。一些受害者因體力不支被抬上刑場，還有一些身體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過程中就死去。 1967年4月7日，美國人權委員會對此發布了一份詳細報告。

同情受害人也會被威脅，有一個古巴律師在為一個被控曾與過去的政府有關係的婦女進行辯護時想到格瓦拉曾在1959年這樣說：「我不懂你怎麼敢對這個人這麼熱心……我一定要槍斃她……如果任何人為過去的政府說句好話，我就大可以把他槍斃。 」

為什麼神聖的革命者切格瓦拉會如此殘忍呢？格瓦拉的一個親信解釋說：「我們把死刑作為社會預防的一種手段。 」

5、格瓦拉的政策造成了大批古巴人逃亡

正是由於格瓦拉在革命激情下的折騰與殘忍讓古巴人苦不堪言，從古巴革命勝利的那天起，就有大批人外逃。每天有兩架飛機滿載流亡者從哈瓦那飛往邁阿密。到了1961年3月，已經有十萬人離開古巴，大多是到美國去，但也有人到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的其他地方去。中產階級的古巴人以及現在許多工人階級的人也擠滿了泛美航空公司開往邁阿密的飛機；熟練的專門人才就這樣越來越多地離開了古巴。僅僅在1959至1962年這三年中，就有30萬人逃離古巴，希望離開的人佔人口的十分之一。 （休托馬斯《卡斯特羅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切格瓦拉1965年之所以辭去古巴的所有職務到剛果去打游擊，恐怕與其治理古巴失敗不無關係。

二、在剛果和玻利維亞，切·格瓦拉也不得人心

切格瓦拉放著古巴高官不做，重新拾起槍到剛果和玻利維亞輸出革命打游擊，一直被無數青年人視為英雄之舉。然而事實是，當地的老百姓並沒有理會他澎湃的革命激情，他們完全忽視甚至反對他的這種革命輸出。

1、與卡斯特羅不同，切格瓦拉非常熱衷輸出革命

在輸出革命的問題上，格瓦拉與卡斯特羅完全不同。卡斯特羅並不十分熱衷於繼續搞革命，1964年7月他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只要美國停止敵視古巴，古巴就會終止援助拉美的革命運動。

格瓦拉則完全不同，他輸出革命的熱情極高。早在1959年，格瓦拉的一個隨從就記錄了他的「全洲革命理想 」：他計劃在祖國阿根廷發動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成功後，再把革命推向南美的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國，最後推向整個拉丁美洲。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在離哈瓦那不遠處建立了「零度點 」訓練基地，集結了來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秘魯等各國的青年，分36個營區接受訓練。格瓦拉不僅向戰士們傳授戰爭知識，講授游擊戰戰術，更向年輕人講解馬克思主義。

2、剛果人對切格瓦拉的輸出革命完全不感興趣

切格瓦拉出走剛果打游擊，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敗。因為剛果人對其輸出革命完全不感興趣，對他的游擊戰術也基本不予理會。

首先，格瓦拉等人在剛果連最起碼的溝通都有問題，他們對格瓦拉的革命理論根本就不感興趣。在剛果的游擊隊員和領袖看來，革命並不是要打倒什麼帝國主義，只不過是要打倒現任政府領袖，爭取他們的權利而已。甚至有些人認為他們的敵人就是白人。一次，幾個士兵追問格瓦拉：「你這個白人為什麼要跟我們一起打仗？人家告訴我們，我們只要把你們這些白人消滅，日子就好過了。 」同時，剛果戰士無心訓練，閒來就喝喝酒，或者花錢弄張通行證，大搖大擺渡過大湖，去坦桑尼亞嫖妓。格瓦拉反而需要幫助醫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酒精中毒的人。

其次，剛果人對格瓦拉的游擊訓練也完全不做理會。格瓦拉想訓練一下剛果戰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動他們。讓他們下山扛點糧食，他們發牢騷：「我們不是大卡車！ 」要他們加緊訓練，他們又發牢騷。格瓦拉在日記中寫道：「人民解放軍就像是一堆寄生蟲，不勞動，不訓練，不打仗，只知道強迫老百姓供養他們，為他們勞動。照這樣下去，剛果革命的失敗是不可挽回的。 」

最重要的是，這次他並沒有像在古巴那樣努力去「改善農民處境 」。他們在這裡根本沒有什麼像樣的政策綱領，同時當時的剛果人也沒有什麼動力團結起來推翻現政權。因此，格瓦拉的這次革命嘗試在當地基本上沒有任何影響和效果。

3、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革命很奇葩，竟與當地老百姓交往絕緣

1967年，格瓦拉重新把視野轉回拉美，他想在玻利維亞大展身手。他認為，玻利維亞將會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農民和礦工將會聲援他領導的游擊隊，他的游擊隊也能與當地戰士打成一片。然而，由於他一心想掌控游擊隊的軍事領導權，導致他與玻共領導人鬧翻，失去了在此立足的群眾基礎，最終致其失敗身亡。

玻共第一書記蒙赫對於格瓦拉的游擊隊在自己國家買土地、建立基地，從一開始就頗為不滿，他認為這是古巴人干涉陰謀玻利維亞內政。 1966年12月31日，為了爭取玻共支持，格瓦拉秘密會見蒙赫。當時蒙赫提出「只要戰鬥是在玻利維亞境內展開，他就要求取得政治和軍事的雙重領導權 」。但格瓦拉對於游擊隊政治和軍事領導權問題堅決不讓步，他對蒙赫表示：「我絕對不能接受。軍事司令應該是我，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允許模棱兩可。 」雙方談崩，蒙赫威脅說：「當人民知道這支游擊隊是由一個外國人領導的時候，他們就會翻臉，不再支持你們。你們盡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

正是因為與玻共鬧翻，格瓦拉的游擊隊根本無法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更談不上發動群眾，使當地農民像之前在古巴那樣給他們「通風報信，監視敵軍，發現敵人弱點，傳送緊急信件，在偽軍中當暗探 」。同時他們也失去了一切援助，無法得到戰鬥所必需的武器、藥品和食品。不但如此，此次格瓦拉的游擊隊規模比古巴革命時要小的多，最多時才不大50人，而且完全封閉在訓練基地中，基本不與玻利維亞老百姓交往。因此後來在戰鬥所到之處，幾乎所有人都將他們當做敵人。格瓦拉最終也是因為當地人的出賣被政府軍圍困在峽谷中被俘身死的。

結語：這位一直被膜拜景仰的革命聖徒不但沒讓民眾得到絲毫好處，反而讓他們吃盡苦頭，如此「英雄 」，實在不該卻被青年人當成偶像！有人指責他「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 」，實在是中肯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