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0日 星期三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和斯特罗加诺夫宫

 

建筑纪念碑
斯特罗加诺夫宫
斯特罗加诺夫宫。 从涅夫斯基大街看到的景色。 2008年6月
斯特罗加诺夫宫。从涅夫斯基大街看到的景色。2008年6月
59°56′09″ n。w。东经 30°19′14″ d.H _
一个国家 俄罗斯
城市圣彼得堡,
涅瓦大街, 17
建筑风格伊丽莎白巴洛克风格
项目作者巴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
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拉斯特雷利
建造1753 - 1754  _
地位具有联邦意义的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文化遗产 具有联邦意义的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文化遗产的对象。注册。编号 781620553260006 ( EGROKN )。对象编号 7810605000(WikiGida DB)
网站俄罗斯博物馆.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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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罗加诺夫宫 即斯特罗加诺夫宫,按照建筑师巴托洛梅奥·弗朗切斯科·拉斯特雷利 ( Bartolomeo Francesco Rastrelli)于 1753-1754 年设计建造,是拉斯特雷利独特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典范之一。如今它是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分馆,该博物馆自 1988 年起就拥有该建筑。

该建筑的建造历史[编辑编辑代码]

斯特罗加诺夫宫,从莫伊卡河堤观看

除了F. B. Rastrelli之外, M. G. Zemtsov(大概)、F. I. DemertsovA. N. VoronikhinI. F. KolodinK. Rossi、I. Charlemagne、P. S. Sadovnikov也参与了宫殿的建造

拉斯特雷利的杰作[编辑编辑代码]

朱塞佩·瓦莱里尼 (Giuseppe Valeriani) 设计的Plafond

负责监督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皇后建造冬宫的建筑师拉斯特雷利 (Rastrelli) 住在 S. G. 斯特罗加诺夫 (S. G. Stroganov) 男爵于 1742 年购买的位于河堤拐角处的一栋房子里。莫伊卡和涅瓦大街。建筑师拉斯特雷利 (N. M. Kolmakov) 表达了建筑师拉斯特雷利 (Rastrelli) 对新房子建造时间的第一个想法,他接受 1752 年为建造开始日期,1754 年为结束日期 [1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研究关注,直到 1991 年 Yu. V. Trubinov 建议进行为期六周的快速构建[2]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目前斯特罗加诺夫宫的建造时期被认为是1753年至1754年。此外,应该记住,拉斯特雷利并不是从头开始工作,而是广泛使用了他从建筑历史早期继承的那些结构。Yu. M. DenisovM. G. Zemtsov是这座前两层楼的作者还有理由认为,拉斯特雷利住宅的设计也包括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单层住宅,该住宅位于莫伊卡河堤南稍远的地方。[3] . 然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这座宫殿由拉斯特雷利建造,由两座带庭院的建筑组成;正如建筑师自己所写,其外墙“装饰着意大利风格中最美丽的建筑”。外墙首先被涂上了“黄色沙漆”,就像对面冬宫的墙壁一样,穿过空地(当时还没有冬宫广场),然后被重新漆成粉红色和白色。各个部件(阳台格栅)均镀金。描绘“世界四个部分”的四尊雕像以及主立面山形墙的雕塑均已不复存在。有一种假设认为,A. S. 斯特罗加诺夫 (A. S. Stroganov) 的轮廓被描绘在正面的浮雕奖章上[4]

宫殿的两个立面的构成遵循经典的三部分方案,然而,沿着涅瓦大街的主立面有一个通向庭院的通道拱门,由于强大的支撑、三个椭圆形窗户、一组柱子和一个撕裂的拱形结构,看起来更具巴洛克风格。山形墙,鼓室上刻有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徽章。

主楼梯、大厅、镜廊 ——总共五十个主要房间都以“拉斯特雷利风格”装饰得富丽堂皇。灰泥洛可可装饰、窗框马斯卡罗和绘画均由意大利工匠完成。研究人员指出,在这座建筑中,与其他建筑一样,拉斯特雷利使用了他最喜欢的复合方法,将不同的元素组合成新的、不寻常的组合。例如经典的巴黎酒店(城市豪宅):兰伯特酒店(1642-1644 年;建筑师Louis Leveau ))、劳森酒店(1657 年;L. Levo)、勒布伦酒店(1700 年;Germain Beaufran)、克罗扎特酒店(1724 年;皮埃尔·布尔)。然而,拉斯特雷利本人强调,他“以意大利方式”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筑师在城市贵族宅邸的类型中,结合了意大利经典宫殿和法国酒店的特点” [5]

圣彼得堡建筑历史学家V. Ya. Kurbatov在 1913 年仅提到斯特罗加诺夫宫的外墙时,提到了由I. B. Fischer von Erlach the Elder在 1710-1712 年建造的维也纳特劳宗宫 (Trautzon Palace),作为可能的原型。 6]

同样重要的是,在第一个设计版本中,斯特罗加诺夫宫的庭院具有半圆形轮廓,其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间接影响,通过费舍尔·冯·埃拉赫的德国奥地利学派引入了拉斯特雷利风格( Antoine Lepautre 在巴黎的 Trautzon 宫和博韦酒店也发现了类似的半圆形庭院[7]

在拉斯特雷利的内部装饰中,斯特罗加诺夫故居中保留了以下部分:大厅(由沃罗尼欣部分修改)和主入口大厅。

大礼堂

沃罗尼欣房子编辑代码]

自 1756 年起,这座宫殿归男爵之子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 Alexander Sergeevich Stroganov)所有。1787年,他进行了重大重建。19 世纪初,房子的西部(可能由A.N. Voronikhin设计)的小客厅和大客厅进行了重新装修。A.S.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内阁(博物馆)保存完好。目前现有的大厅:所谓的休伯特·罗伯特大厅、矿物柜、艺术画廊 - 最著名的部分[8]、图书馆和物理研究室。传统上, A. N. 沃罗尼欣 (A. N. Voronikhin)被认为是大部分室内设计的作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N. V. 格林卡 (N. V. Glinka) 为她关于F. I. 德梅尔佐夫 (F. I. Demertsov)作品的论文答辩。其中,以及一些相关文章和 2002 年的一本书中,有人建议 F.I. Demertsov 是《图片和物理柜》以及两个餐厅(位于图片室后面和北面)的作者。大楼西角)。N.V. 格林卡认为最后一个大厅是沃罗尼欣和德梅尔佐夫的共同作品[9]V.K. Shuisky [10]和 Yu.V. Trubinov [11]赞同这一观点,但受到S.O. Kuznetsov [12]的挑战。

A. N. Voronikhin 创造了一个宏伟的前厅、一个带有强大的多立克柱式“帕埃斯图姆”柱的楼梯、一个带有圆顶的矿物柜(2003 年重建)和一个上部旁路画廊。在矿物柜中,伯爵收藏了他的矿物学藏品以及地质学和采矿学图书馆。

大型舞厅由拉斯特雷利设计,天花板由意大利画家朱塞佩·瓦莱里尼( Giuseppe Valeriani,1753年)设计,沃罗尼欣精心改动,创造了拉斯特雷利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和亚历山大的古典主义的独特融合。“建筑师始终如一地实施了一个单一且不断更新的计划,其作者是客户 - Alexander 和 Pavel Stroganov” [13]

物理办公室[编辑编辑代码]

1786 年至 1790 年,A. N. 沃罗尼欣 (A. N. Voronikhin) 与伯爵的儿子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Pavel Alexandrovich)出国旅行归来后,开始着手改造斯特罗加诺夫宫 (Stroganov Palace) 的内部装饰沃罗尼欣在食品储藏室的旧址上建造了一个“埃及风格”的物理柜(炼金实验室)。该办公室作为业主的“共济会圣殿”。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是一位著名的共济会会员,是著名的“ Les Neuf Sœurs ”分会的成员,并在普鲁士和法国的共济会分会中担任要职。参与创建名为“法国大东方”的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A. G. Varnek 著名的 A. S. Stroganov 肖像(1814 年)中,伯爵被描绘在他的埃及办公室里,靠着俯瞰喀山大教堂的窗户(艺术家的想象与教堂的实际布局并不相符)。宫)。后面是宙斯·奥特里科利安 (Zeus Otricolian) 的半身像,上面刻有拉丁文铭文:“Art Aegiptiaca Petropoli Renata”(埃及艺术,在彼得罗波尔更新)。事实上,根据一个版本,该铭文位于埃及内阁入口上方[4] [14]

在历史主义时期[编辑编辑代码]

斯特罗加诺夫宫。美术馆
斯特罗加诺夫宫。莫伊卡夜景

人们普遍认为斯特罗加诺夫宫是由拉斯特雷利沃罗尼欣单独建造的建筑,这是不正确的。第一部分指出了M. G. Zemtsov参与其最终外观的形成。此外,1818年,南部和西部建筑的部分内部由建筑师I.F.科洛丁重建[15]1820 年,K. Rossi 为 V. S. Golitsyn 王子和他的妻子 A. P. Golitsyna(娘家姓斯特罗加诺娃伯爵夫人)的公寓创建了一个项目[16]一小部分幸存下来;其中大部分目前被所谓的带有橡木壁炉的大厅占据,可能与S.A.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时期有关1842年,P.S.萨多夫尼科夫完成了该建筑南楼的组建。它始于一层的 Rastrelli 画廊,它将 S. G. Stroganov 男爵的房间与厨房连接起来。19世纪初,沃罗尼欣对西侧建筑进行了两层扩建,其中设有S.V.斯特罗加诺娃伯爵夫人的办公室。1811 年至 1814 年间,他将建筑又扩大了一根轴线,从那时起,已经有两个办公室——大办公室和小办公室。1842 年,P.S.萨多夫尼科夫 (P. S. Sadovnikov) 使南部建筑呈现出现在的面貌。这位建筑师室内创造力的一个例子只能是南楼所谓的国事卧室(已修复,但不可参观)。许多作品的作者身份尚未确定。大楼北部设有S. G. Stroganov伯爵的大小办公室以及与第一个画廊相邻的所谓的阿拉伯式花纹画廊。它们都是19世纪中叶创作的,就像现在著名的西楼大客厅的装饰一样。

斯特罗加诺夫宫的内院

斯特罗加诺夫故居花园 编辑代码]

斯特罗加诺夫宫平面呈正方形,中心有一个天井(内庭院)。也许,早在 1793 年,露台上就有一座花园,由A. N. 沃罗尼欣 (A. N. Voronikhin)设计。19世纪上半叶斯特罗加诺夫故居的平面图上没有花园。1908 年,它被重新规划为容纳雕塑和“荷马墓”,原位于斯特罗加诺夫别墅它可供游客参观,并在许多镇民的灵魂中留下了对青春时代的怀旧痕迹。它一直存在到 2003 年,后来被砍伐,并在其位置开设了一家带遮阳篷的夏季餐厅[17]

所有者[编辑编辑代码]

拉夫伦森·N·朱尼尔(Lafrensen N. Junior)(?)。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与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以及孩子帕维尔和娜塔莉亚。1777.水粉画。国家冬宫博物馆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收藏和斯特罗加诺夫宫的画廊[编辑编辑代码]

绘画收藏的主要部分属于A. S. Stroganov伯爵[18]大楼二楼的一套房间沿着河堤的立面。莫伊卡建筑师德梅尔佐夫建造了一座艺术画廊。沃罗尼欣完成了建设。沃罗尼欣本人于 1793 年绘制的水彩画《A. S. 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画廊视图》描绘了画廊的开头和结尾都有格子拱顶和柱子(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术馆为艺术学院的学生举办课程。在他去世前夕,A.S.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要求搬到画廊,与他收藏的艺术品一起去世[19]

斯特罗加诺夫的收藏包括世界艺术杰作: G. Boltraffio的《圣塞巴斯蒂安形象中的年轻人肖像》(当时这幅画被认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自 1922 年起在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自 1930 年起) - 莫斯科以 A. S. 普希金命名的美术博物馆),波提切利的《圣多米尼克》(现藏于冬宫),伦勃朗、P. P. 鲁本斯、A. 华托、J.-O. 的作品。弗拉戈纳尔 (Fragonard),F. 鲍彻 (F. Boucher),J.-B. S. Chardin、Y. Robert、A. Van Dyck、N. Poussin。斯特罗加诺夫宫的画廊收藏着 A. Watteau 的《反复无常的女人》(由 P. S. Stroganov 从霍勒斯·沃波尔 ( Horace Walpole)的收藏中获得,自 1923 年起被冬宫收藏)[20]

S.G.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增加了绘画收藏[21]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 (Sergei Grigorievich) 也是钱币收藏品的所有者,并增加了萨珊王朝银器的独特斯特罗加诺夫 (Stroganov) 收藏。最著名的伯爵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Alexander Sergeevich Stroganov,1818-1864 年)的曾孙和同名者大幅增加了银器、古钱币、宝石和伊特鲁里亚青铜器的收藏。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伯爵(Sergei Grigoryevich Stroganov,1794-1882 年)是一位考古学家慈善家收藏家,并于 1825 年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与艺术和手工艺相关的绘画学院”——未来的斯特罗加诺夫技术制图学院(现为 MGHPA 宫殿内收藏有以 S. G. 斯特罗加诺夫 (S. G. Stroganov) 命名的硬币的办公室。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伯爵(Count Pavel Sergeevich Stroganov ,1823-1911)是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Sergei Grigorievich)的儿子,继承了收藏绘画的家族传统。他利用了K. E. von Liphart的咨询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圣彼得堡谢尔盖耶夫斯卡娅街11 号(现柴可夫斯基街)离夏花园不远的一栋房子,他把它变成了一座博物馆。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艺术家的大部分绘画收藏都是在意大利形成的。1912 年,一些画作进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弟弟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Grigory Sergeevich Stroganov,1829-1910)是一位收藏家和艺术学院荣誉院士,他在意大利罗马度过了后半生,并在那里收集了一批杰出的画作。他将一些继承的画作带到了意大利。在他位于罗马西斯蒂纳大街的房子里,他收藏了最丰富的艺术品和书籍。该建筑被命名为“斯特罗加诺夫宫”。这个独特收藏中的画作包括杜乔《圣母》(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拉·安吉利科的圣物箱和西蒙·马蒂尼的《圣母领报》。其他作品包括平图里基奥的画作。《爸爸》 ,马泰奥·迪·帕西诺, J.-O. 的两幅风景画 弗拉戈纳德 (Fragonard )、昆汀·马西斯(Quentin Masseys)创作的鹿特丹伊拉斯谟肖像等等。伯爵还收集奖章以及埃及和古代文物。图书馆藏书三万多册。他去世后,该藏品在巴黎拍卖会上出售。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Grigory Sergeevich)将他的部分罗马收藏遗赠给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并由继承人于 1911 年进行[22]

1918年革命后,斯特罗加诺夫宫被国有化。1919 年,博物馆在其国事厅内开放。该建筑的博物馆化和修复计划是由S.A.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前雇员N.K.利宾制定的[23]1925 年,该博物馆成为国家冬宫博物馆的一个分馆,但于 1929 年关闭。1919-1926年担任斯特罗加诺夫宫博物馆馆长的是K. V. Trever,1926-1930年担任的是T. V. Sapozhnikova [24]家族收藏品分散在不同的博物馆。许多无价之宝被卖掉或被盗。

1931年5月,在1931年柏林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卖了从皇宫非法盗取的杰作,其中包括108幅画作。2000年,以前的杰出艺术收藏中的零散作品被收集起来在美国举办的展览上展出,随后又在法国(2002年)、荷兰和俄罗斯(2003年)重复举办。

1897年的展览[编辑编辑代码]

1897年,斯特罗加诺夫宫举办了私人收藏的艺术品展览[25]

20世纪建筑的命运及其修复[编辑编辑代码]

大礼堂。东墙

1912 年 10 月 4 日,属于宫殿主人的证券和现金从宫殿被盗。该团伙于10月15日被捕。该团伙的监视者原来是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从他的同胞、宫殿镶木地板工人楚古诺夫那里获得了进入宫殿的计划。

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对一些内饰进行了修复。1935 年,外墙重新粉刷,一直保持绿色和白色,直到 2003 年。当年的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设在这里。1937年起,房屋划归军事部。内饰严重受损。

1988年4月4日,列宁格勒市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前斯特罗加诺夫宫的馆舍释放并移交给俄罗斯博物馆”的第248号决定。1991年起进行了科学的综合修复。它于1995年首次开放供参观。于2003年正式开业。从此,就有了从新战线开始并不断完善的展览。到 2012 年,主层只剩下一个内部空间没有修复——与物理办公室相连的图书馆。预计很快就会开放,但由于2014年停止资助,修复工作停止,截至2020年2月尚未恢复[26]

斯特罗加诺夫宫狮身人面像 编辑代码]

斯特罗加诺夫宫的狮身人面像

庭院建筑的入口处有两个由粉红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小狮身人面像。这些神话人物于 18 世纪末首次出现在圣彼得堡的斯特罗加诺夫别墅,并在A. N. 沃罗尼欣1797 年的画作中有所描绘。20世纪初,这些雕塑被放置在斯特罗加诺夫宫附近。1959年至1960年,它们作为制作Bezborodko别墅码头上丢失的四座狮身人面像的模型,这些狮身人面像由灰色花岗岩制成。

注释

这期中国人的起源《中国人与苏美尔人》

 作者:吴友 

贡献者:天涯(责任编辑)
来源:看美西资讯网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类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但很多史前文明的遗迹表明了,在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前,甚至几亿年前,地球上就有人类的活动了。同理,这期中国人的起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对进化论是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史前遗留下来的东西,如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太极,等等。
这期中国人的起源

此次中华文化汇集了上一期东方黄种人和西方白种人的史前文明







从人可以探知的起源看,此次中华文化汇集了上一期东方黄种人和西方白种人的史前文明。

史前大洪水

上期人类文明由于道德毁坏然后被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大洪水是世界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文明中,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英国民族学家弗雷责.本杰明在考察了大量的民族历史传说后发现,几乎所有北半球民族的上古传说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而且内容惊人的相似。《国际标準圣经百科全书》(第2卷,319页)说:“几乎所有民族、部族都有洪水的传说。虽然最广泛流传的地区是亚洲大陆及其南面的岛屿,以及北美洲,可是各大洲都发现有洪水传说。已知的洪水传说总数多达270个左右。由於洪水的故事广泛流传,因此常常给用来证明人类曾被一场全球的洪水毁灭,证明人类是从一个地方或甚至是从一个家庭繁衍开来的。虽然不一定是全部,但看来大部分洪水传说都指向同一场洪水。可是,有学者声称,这许许多多的洪水故事不过来自传教士而已,但这个讲法是说不通的,因為这些故事都是由人类学家在各地搜集得来的,而这些学家并不热衷於维护圣经;况且故事内容离奇怪诞,充满异教色彩,显然是因為这些故事在异教社会中流传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再者,一些写下洪水故事的人对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传统是大力反对的。”

苏美尔古国的传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传说年代比圣经早。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德纳.伍利(C. Leonard Woolley)爵士,开始对巴格达与波斯湾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地带进行考察挖掘,结果发现了苏美尔古国吾珥(Ur)城的遗址,并发现了该城的王族墓葬。正是在这个墓穴之下,伍利和他的助手们发现了整整有2米多厚的干净黏土沉积层。在这层沉积层之上是吾珥工族的墓穴,其中有各种陪葬品,如头盔、乐器、刀剑,还有各种工艺品和刻在泥土书板上的历史记载。经过对黏土的分析研究后表明,这层干净的黏土属于洪水沉积后的淤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类用泥板记载历史之前,这一带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洪水,这场洪水足以摧毁整个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国王列表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大洪水。在国王列表中纪录了这样的情节,“然后Zimbir衰落了,国王转移到了Shuruppag城邦。Ubara-tutu统治了1万8600年。然后洪水冲走了一切。”这就是众多神话中的大洪水的来源。这和之前我们介绍的苏美尔的创造史诗Eridu Genesis的纪录是重合的。为什么说Eridu Genesis和国王列表重合,而不是同一本呢?是因为两个材料的来源不同。我们介绍了Eridu Genesis主要出自2块泥板,而国王列表则主要是根据4块泥板整理的,分别是在伦敦Ashmolean博物馆的WB62号和WB444号,加州大学的UCBC9-1819,Kish泥板和后世的一些资料整理的。这说明苏美尔人有纪录档案的习惯,将国王们整理成表,这是世界档案史的开端;也说明不同的人都观察到了洪水,引证了洪水是可能发生的。和国王列表关于大洪水的简单描述不同,创造史诗详细描述了洪水的过程。

在伊拉克出土的烘干的泥版上用楔形文字记载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传说,这些泥版,有些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都有类似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四位神灵共同统治我们这个地球:苍天之神、大护法、战争与爱的女神、水神。水神是人类的朋友和守护神。在那个时代,地球上人烟十分稠密,人类不断繁衍,整个世界充满嗓音,如同野牛吼叫,吵得天神不能成眠。大护法听到人间的喧嚣、便对座上诸神说道:“人类的喧闹实在刺耳,吵得我们不能安睡。”于是众神决定消灭人类。

水神怜悯国王。他来到王宫,站在芦苇墙外对殿内的国王说,人间即将发生一场大灾难,他得赶紧建造一艘船,保全一家人的性命:拆掉你的房子,建造一艘船,抛弃所有的财物,赶快逃命去吧!莫依恋世俗的时物,拯救灵魂要紧……听着,赶紧拆掉房子,依照一定的尺寸,以均衡相称的长宽比例建造一艘船。将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种子贮存在船中。国王不敢怠慢,立刻动手建造一艘大船。“我把全部财物搬到船上,将所有生物的种子贮存在船舱里。”一家大小上船后,我把牛马和其它牲畜及各行各业的工匠带到船上……那个日子终于来临了。破晓时分,天际涌现一堆乌云,风暴之神策马驰骋,铁骑过处传出阵阵雷声;风暴之神将白昼转变成黑夜,摧毁大地如同敲碎一只杯子。一团黑雾昏昏暗暗,直涌上天堂……。

头一天,风暴席卷整个大地,四处引发山洪,天地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众神也吓得仓皇撤退,纷纷逃奔到天神居住的天宫,蹲伏在宫殿四周,瑟缩成一团。一连六天六夜、暴风不断吹袭,波涛汹涌,洪水淹没整个世界。暴风和洪水同时发威咆哮,有如两支对阵交锋的军队。第七天黎明,南方刮来的暴风终于平息,海面逐渐恢复宁静,洪水开始消退。放眼瞭望。只见大地一片死寂。大海一望无际,平滑得如同屋顶的天台。地球上的生灵全都葬身水中……我打开舱门,让阳光照射到我脸庞上。心中一酸,我弯着腰,周围触目所及尽是白茫茫的大水……约莫40余里外,水中矗立着一座高山。我们的船漂流过去,搁浅在山腰。我把船紧紧系在尼西尔山上……第七天早晨,我打开鸟笼放出一只鸽子,让它飞出船舱,它在水面上盘旋了一会,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树木,只得飞回船上。我又放出一只燕子。它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只好飞回来。我放出一只乌鸦,它看见洪水已经消退、高兴得啼叫起来,四处飞翔觅食,转眼消失无踪。”

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

谈中国大洪水前我们必须介绍女媧,传说天地开闢的时候,还没有人,女媧於正月初一创造出鸡,初二创造狗,初三创造羊,初四创造猪,初六创造马,初七这一天,女媧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於是用一根籐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一点一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黄土製作的是富贵的人,绳子抽出来的是地位卑下贫苦的人。為了让人类永远的流传下去,她制定了嫁娶之礼,让人凭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太平御览》)中国神话裡说共工将撑天的不周山撞断后,滚滚浪花泻满大地,女媧忙炼五色石来补天,苍天补好,四方也正了,人们才得以安稳的生活。在中国神话中谈第一次大洪水,是说共工和祝融大战。共工兵败,就一头撞向不周山,谁知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经共工一撞便断了,於是半边天塌下来,天上露出大洞,大地也裂成沟痕,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滚滚浪花泻满大地,一片汪洋,人类在此情况中已无法生存。造人的女媧眼见此惨烈灾祸,便炼五色石用来补苍天,断了大鱉的四脚当柱子用来撑起四方,杀黑龙以救助冀州,堆积芦灰用以止住大水。苍天补好,四方也正了,大水干竭,天地才算又奠定了,谨慎善良的人得以存活。

另一则洪水神话是发生在尧帝时代,《书经》尧典说鯀治水用了九年,《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水在外十三年,这次大洪水持续有二十二年以上。起先鯀被派去治理洪水,他用堵塞的方法使洪水反而愈高涨,九年下来,毫无所成。后来鯀的儿子禹被派去治水,禹时候的天帝是虞舜。治水之前,曾得到河神的帮助,授予禹一张治水的地图(《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他改堵塞為疏导,结果成功了,洪水平息,解救万民的痛苦,得到人民的爱戴。在中国歷朝歷代,君王就像是该朝的表帅,君王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著臣民的道德举止。而大禹是中国歷史中,德行相当崇高的君王,因此当时中国的百姓能在大洪水中得救,实在不能说与大禹使整个国家社会的民风转為纯朴高尚无关。

中国上古的记载有《淮南子.览冥训》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蛐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洪兴注曰:“凡洪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尚书.尧典》记载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楚辞.天问》曰:“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孟子.滕文公》记载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穴。” 《淮南子.本经训》记:“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绎史》卷五引《归藏》云:“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关于大洪水的发生,不但能在神话传说中找到大量的证据,而且可以在古文字中找到有力的佐证。在甲骨文中,“昔”字下面的三条曲线代表水,上面圆圈中间有一点的图形代表太阳,在太阳底下到处都是大洪水,看不见高山,也看不见平地,可见当时的洪水有多大。这个字的意思是:从前曾经有过大洪水泛滥的日子,大家不要忘记了。

印第安人的传说

保留到今天的墨西哥的古文书《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中说: “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到水中……岩石覆盖了全部地面,发出可怕声音沸腾着,红色的山在上面飞舞……。” 这段话展现给人们的是这一个画面: 地球板块剧烈冲撞引发了大地震,大地在上下颠簸,震荡起伏。同时火山爆发了,岩浆喷发出来。地陷和地震引发了惊天海啸,大海的巨浪,象沸水翻滚一般吞噬一切。人们四处逃散,但不是被大水吞没就是跌入火坑。住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传说,神向一对夫妻男的叫柯克斯柯克斯特里(Coxcoxtli),女的名为苏齐奎泽儿(Xochi quetzal)发出了关于势必降临的大灾变的警告。大洪水果然来临了,地上的人都死光了,而那塔和他的妻子却逃脱了灭绝。夫妻俩建造一艘大船,漂流到一座高山上。洪水消退后,他们钻出船舱,在当地定居下来,生养子女。玛雅人的圣书《波波武经》是这描述大洪水的: 天开始下起了黑色的雨,昼夜不停地下……这是毁灭性的大破坏。人们拼命地逃跑……他们爬上了房顶,但房子塌毁了,将他们摔在地上。于是,他们又爬到了树顶,但树又把他们摇落下来。人们在洞穴里找到了避难的地点,但因洞窟塌毁而夺去了人们的生命。人们都淹死在从天而降的黏糊糊的大雨中,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人相信,一个诺亚式的人物和他的妻子――玛雅人管他们叫 “大父和大母”逃离了这场洪水,重建灾后的世界,成为往后世世代代人类的祖宗。

希腊神话中大洪水

在希腊神话故事裡,也有一段这样的传说:天帝宙斯统治大地,看到人类愈来愈残忍无道,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正义和礼节渐离人而去,就说:“人类是世间祸源,若怜悯他们而让他们享乐,就会立刻繁殖,变得骄纵傲慢;如果惩罚他们而让他们受点灾难,固然会收敛,但转瞬又会堕落,无恶不作;因此,倒不如一次消灭了他们。”便召集诸神开会,结果决定下大雨製造洪水把人类淹死。盗火给人类而受罚的普罗米修斯,他有个儿子,名叫鳩凯林,正在世间和人类住在一起,鳩凯林不时劝人类向善,以免遭受神罚。有一天,鳩凯林到奥林帕斯山探望父亲,普罗米修斯告诉他:“天帝宙斯不久要用洪水淹死全人类,你快准备逃命方法。”鳩凯林下山后立刻造了一艘坚固的船,把生活必需品装到船上避难。果然,没几天,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了数个月,洪水淹没整个大地,连高山都没入水中。数个月后,雨才停止,鳩凯林的船漂到帕那萨斯山山顶,不久水渐退去,大地又呈现出来,但举目茫茫,只有祈求神諭,指示他们怎麼做,神说:“遮上你们的头,往山坡上走,一边捡你们母亲的骨头往后丢。”他们猜想母亲既是大地,母亲的骨头便是石头,便捡石头往后丢,果然奇跡出现,鳩凯林所丢的变成男人,他的妻子丢的变成女人,人类才再度重现大地上。

大西洲的传说

有关大西洲最早的记载见于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他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与中国孔子生活的年代差不多。柏拉图是先知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公元前350年撰写了名著《对话录》,以对话的形式描绘了神秘的亚特兰蒂斯。这本《对话录》记载了公元前421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三个学生之间的一次对话。这本《对话录》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公认的对亚特兰蒂斯描述的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

柏拉图家族的一位祖先、古希腊七贤之一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 (约公元前638年-前 559年),曾在担任雅典卫城执行官任职期满后出国旅行,在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达10年之久。在他结束游历生活回到家后,潜心写作,他的许多作品中提到了亚特兰蒂斯古国。在《对话录》中柏拉图的表弟柯里西亚斯在谈话中说,梭伦有一次到埃及去旅行。梭伦到达埃及三角洲,也就是尼罗河分流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块叫作萨伊斯的地方。在那里,他深受当地人的欢迎和爱戴,但他却发现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的雅典人所知道的有关那个时代神的故事与萨伊斯人相比都是那么的不值一提。有一次,梭伦尝试着尽力向萨伊斯人说明自己正在讲述的这些在希腊人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是如何的年代久远。有一位老祭司站出对他说道,“梭伦啊梭伦,你们希腊人还只是孩子而已啊,你所列举的希腊人中还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老人呢。”梭伦忍住不快,问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老祭司答曰,“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在思想上现在还很稚嫩;你们并没有从你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什么古老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任何科学称得上是历史绵长的。我会告诉这一切的原因: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也还将继续有许多被毁灭了的人类文明。”老祭司向梭伦讲,据古埃及历史记载亚特兰蒂斯沉没的时间是大约在那之前的9000多年前。由于梭伦的所在年代是约公元前600多年,如此推算,亚特兰蒂斯最后的毁灭是于公元前1万年左右,距今约为12000年左右。

祭司说:“亚特兰蒂斯位于‘海克力斯之柱’(即今直布罗陀海峡)之外不远处的地方,这座岛屿比利比亚和小亚细亚加在一起还要大,是大西洋上通往其他岛屿的必经之地,穿过这些岛屿你可以到达环抱大西洋的另外一片大陆”;“这个庞大的帝国还统辖着利比亚在‘海克里斯之柱’之内、埃及以近的部分地区,欧洲以远直至地中海一部分。巨大的权力中心在不断膨胀、汇集,周围的部族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征服,整个海峡以内都是亚特兰蒂斯帝国的势力统辖范围”。 老祭司又说,“后来亚特兰蒂斯发生了猛烈的地震和大洪水,一昼夜之间,所有这些好战的人都遭到活埋,亚特兰蒂斯也就此沉入海中了。”

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查奇华德的英国人长住印度,当时他还是个儿童,在一座破败不堪的寺院中,他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些泥片,这些泥片就是著名的“那加尔书板”,上面有许多古怪的文字。据寺院主持讲,这些泥片是很古老的东西,此寺院代代相传保护着它们,上面的文字只有相延的主持才能解读。因为查奇华德家与此寺院乃是世交,也是出于好奇,他从主持那里学会了这些古怪的文字,上面记述的内容如下:

在印度东南面的大洋上,曾经存在一个名叫“姆大陆”的地方,但是在大洪水发生的时期,姆大陆在一夜之间沉没了。现在的印度人就是“姆大陆”的子孙。19世纪末,墨西哥矿物学家威廉.奈本在墨西哥城附近发现了一个在地表下10米左右的古城遗址,有铁、金、铜、银等金属。据探查,这个古城是大约12000年前被毁灭的。同时,在墨西哥城北8公里左右地点的地下,人们挖出了2600多块石碑,其中第684号的碑文是这样的:“这个神殿是按照夜以继日守护我们的神的代表、我们的君王--拉姆的旨意,修建在姆大陆移民地,用以祝福来自西部陆地--太阳帝国的使者的。”这里所说的“姆大陆”,就是印度“那加尔书板”中的姆大陆。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记录玛雅传说的托洛亚诺古写本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刊六年,十一牟鲁枯,沙枯月发生可怕的地震,粘土丘国姆大陆成了它的牺牲品……这件事发生后的八千零六十年,才写成这本书。”文中“刊”估计是国王的名字,“牟鲁枯”估计是日期,“沙枯”估计是月份。在尤卡坦半岛乌斯马尔的乌斯马尔寺院墙壁上刻着这样的碑文:“这座建筑物是为了纪念姆,即西部大陆,灵魂大陆神圣的神秘发生的地点而建筑的。” 在尤卡坦半岛上居住的玛雅人的口述传说,在东面的大洋(大西洋)中曾经有过一块巨大的岛屿。岛屿上面住着高高个子的白种人,他们有非常先進的文化、天文、建筑和农业。可是这块陆地在一夜之间被淹没。

埃及的《死亡书》中也有关于大陆沉没的图形记载,大意是:一块大洋中的陆地,有一天,火从海洋中喷出,大陆在突然到来的灾难中沉没到了海里。1772年,荷兰远征军雅可布.罗格温率领的舰队驶进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后来被定名为“复活节岛”。岛上的古老传说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首领发现他的土地正在慢慢地沉入海中,于是便将所有的臣民召集起来,乘上能够远涉大洋的船。当他们航行到天涯时,只找到了一个叫毛利的小岛,而他们所在的大陆却沉到了海底。人们相信这是又一块陆地沉没的记载,人们想象,在浩瀚的太平洋可能存在已经消失的大陆,并称之为“太平洲”。欧洲人虽然没有在太平洋中找到沉没的大陆--“太平洲”,不过他们发现,太平洋上数百座大大小小的岛屿,虽然相距都十分遥远,但岛上的居民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习俗等。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也发现,这些众多岛屿上的动物和植物分布基本上差不多,它们在远古以前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大洪水的水位高度

《汉唐地理书抄》记:“宜都上绝岩壁立数百丈,有一火烬插其岩间,望可长数尺。传云,尧洪水,人油船此旁,囗馀,故日插灶。”《艺文类聚》又记:“宜都夷陵县西八十里有高筐山。古老相传,尧时大水,此山不没,如筐篚,因以名。”这两条材料说明,史前的那场大洪水曾在宜都留下过一些痕迹。宜都在今天湖北宜昌附近的枝城,它属于巫山山脉,地图上的标高大约是海拔1200米左右。而宜昌以东,就是广大的江汉平原。

《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郡国志》记载:“济州有浮山。故老相传云,尧时大雨,此山浮水上。时有人揽船于岩石间,今犹有断铁锁。”《太平御览》卷五二引《永嘉志》记载:“永嘉南岸有帖石,乃尧之神人以破石椎将人恶溪,道次,置之溪侧,遥望有似张帆,今俗号为张帆溪。与天台山相接。”在山西龙门山有一个叫禹门口的地方,它与大禹有关,估计也与洪水有关,它在地形图上的标高是1122米,与雁门几乎处于同一个海拔高度之上。

浙江省仙居县境内韦羌山上有一危崖名蝌蚪崖,距离地面大约200米,鸟兽绝足迹。但正是在这处崖面上发现有人工刻制的奇怪文字,俗称蝌蚪文,至今无人能识。这片碑文宽50米,高40米,蝌蚪一样的文字突出崖面5厘米,每个字直径在7--12厘米之间,每个蝌蚪文相距15厘米,排列十分整齐,外崖壁上有许多形如日、月、虫和海洋生物的图形。民间传说,这里原来是一片水乡泽国,当年大禹治水时来到这里,在此崖上刻下了蝌蚪文。

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内晒甲山西,有一片暗红色的悬崖峭壁遥立半天,北侧岩面上,有30多处令人不解的奇怪文字,其中最大一处宽10米,高6米,上面有40多个怪形图案。当地有一句关于红岩碑的民谣,听起来就好像什么咒语一般:“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招,谁人识得破,雷打声去招称来。”目前对红岩碑有种种说法,有人说这是禹碑。

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岣嵝峰上,同样刻有77个古文字,书法怪僻难辨,号称岣蝼碑。晋朝时第一次被发现,但直到宋代才有拓本藏于岳麓书院。关于此碑的来历,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大禹纪功碑,看来也与大洪水有关连。衡山在地形图上,它的最高峰标高1290米。

所有这些有记录的地点,北起雁门、龙门山,经宜昌、枝城到衡山,标高都在1000-2000米之间,这个台阶往东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海拔都在500米左右。这个台阶的西部,就是中国的第二个台阶,海拔高度基本都在2000米以上。大洪水后的古人不可能有意图将治水的所有证据和碑文都排列在几乎同样的海拔高度。唯一的一个合理解释就是:大禹时的大洪水的水位在800-1000米左右,它几乎淹没了整个东南沿海,中原的河北、河南、山西一部、陕西一部,也浸泡在洪水中,中南地区的湖北、湖南、广西和西南部的贵州等地区也被洪水淹没。

地质学证据

本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两条美国海洋考察船对墨西哥湾海底进行钻探考察,他们从海底钻出了几条细长的沉积泥芯,这等于截取了海底的一些地层剖面,其沉积泥芯所代表的地质时间有1亿多年。也就是说,这些沉积剖面中记录了墨西哥湾海底1亿年以来的沉积情况,由沉积泥芯的特点可以推测当时海水的含盐度和地球气候的变化情况。当地质学家研究这些沉积泥芯的时候,竟意外发现,在大约距今1万多年的沉积层中,存在大量有孔虫甲壳。有孔虫是一种微小的单细胞浮游生物,其甲壳中氧同位素含量的比例可以代表其生活时期海水的盐度。科学家通过对沉积层中有孔虫的甲壳分析,证明在这些有孔虫生活的年代里,墨西哥湾海水中的盐度很低。这一情况表明,当时有大量淡水涌入墨西哥湾,稀释了大洋中的海水。那么这些淡水又是从何而来呢?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突如其来的淡水就是史前那场大洪水。

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德国、法国及北美地区,各国地质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层海底浊流沉积物。科学家肯定地认为:这是由一场巨大的海啸造成的,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大海啸,时间大至在距今1万--3万年之间。大家一定会注意到,上述的几个地点都在地球北半部,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这场海啸仅仅发生在北半部。大陆沉没释放的能量实在太大了,有传说称姆大陆和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后的上千年里,地球还在“颤抖”。科学界发现的海啸遗迹正是神话中大洪水的最直接证据。华盛顿大学的大卫•蒙哥马利的《岩石不说谎:地质调查诺亚的洪水》书中,介绍了多个有关在地质调查诺亚的洪水时,找到了许多证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毁灭性大洪水的证据。有地质调查证明,当地球在冰河期时,巨大的冰盖的变化会改变海平面的高度,最终,冰川融化,海的天然地质调查堤倒塌,数百万亿加仑的水,淹盖全球土地,影响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这些灾难中的文化记忆可能已经形成了各民族有关大洪水神话的根源。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2002年在专业期刊《第四纪研究》发表了题目为《北京平原晚第四纪堆积期与史前大洪水》的原创科研论文,作者采用当今标准的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方法精确测定考古年代,系统的考察了北京永定河的古沉积平原的地貌情况。根据实验结果分析,在距今10000-12000年的时候,发生过一场超大规模的洪水,在距今5000-10000年之间,又多次发生过超大规模的洪水,但都比第一次规模小,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最后又发生过一次超大规模的洪水,但这次与前面的比较,相对小的多。在距今4000年之内,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规模的大洪水(图1)。这证明了毁灭上次人类文明的史前大洪水的存在,又比较圆满的解释了中国古籍上记载的不同时期出现的大洪水的矛盾:大约可以确定上古三皇、中古五帝时代是超大规模洪水泛滥的时期,距今5000-10000年之间;而从夏禹(距今4500-5000)开始,华夏文明进入一个逐渐兴盛的朝代时期。据后人推测,距今5000年之间的洪水高度大约在800-1000米左右,从图1可以看到,距今10000年的超大规模洪水是距今5000年的大洪水的3倍左右,据此推算距今10000年的毁灭上次人类文明的史前大洪水高度约在2500-3000米左右。


图1

苏美尔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关系

两河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 culture)。主要由苏美尔(Sumerian)、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组成。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Babylon)的所在,也称巴比伦文明。

两河流域是指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因两河流域的定期泛滥,使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称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现伊拉克(Iraq)境内)。北接亚美尼亚高原,南临波斯湾,东与西伊朗山脉为界,西与叙利亚草原和阿拉伯沙漠接壤。由于这一带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把这一大片的土地称为“新月沃土”。新月沃土上有三条主要河流,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包括今日的巴勒斯坦、约旦河、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共约40-50万平方公里。

两河文明的中心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两河流域习惯上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大体上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北部称亚述(Assyria),得名于亚述城(Assur),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Babylon)。巴比伦尼亚以尼普尔(Nippur,今努法尔)为界,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苏美尔(Sumer),得名于最早文明的创立者苏美尔人(Sumerian);北部称阿卡德(Akkad),得名于阿卡德城及创建者阿卡德人(Akkadian)。两河领域除了这些都城外,还有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尼普尔、舒路帕克、西帕尔、乌玛、阿克沙克、拉拉克、阿达布、尼尼微、马里、埃什努那等许多城市。

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创造者是前4000年左右来自东部山区的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是最先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代民族,在他们带来的石碑上的铭文中,自称为“黑头”。苏美尔人从何处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中东的东方某地,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中亚一带黄种人的一支,一个可能性是从伊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来,因为出土的苏美尔人的最早的建筑物,是按照木结构原理建造的,而木结构建筑通常只是在树木茂密的山区才被广泛采用的。

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12个城市,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苏美尔文明实际是城市、城邦文明,是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这些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形成了以祭司集团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首领叫ensi,有的则是由贵族集团统治,首领叫lugal,但是lugal也是要得到祭司集团认可的。最早的5个城邦有:Eridu、Bad-tibira、Larsa、Sippar、Shuruppak,后来陆续出现了大小20+城邦。这些城邦之间逐步形成了共同信仰的大神Enlil,由于Enlil的神庙在Nippur,所以Nippur逐渐成为苏美尔文明的文化中心。这些城邦之间相互竞争,最厉害的成为城邦霸主,也就是国王(kingship)。这就是苏美尔的国王列表。

早期的人类文明都是以神话的形式纪录的,苏美尔文明也一样,所以在国王列表里面,早期的很多国王的统治时间都相当长,比如第一个国王,按照国王列表的记载,“从国王从天而降以来,他住在了 Erudig城邦,Alulim在Erudig成为国王,统治了2万8800年。”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统治了420年的乌鲁克城邦国王Enmerkar和若干年后的乌鲁克城邦国王Gilgamesh。

Gilgamesh国王史诗是关于苏美尔神话时代国王统治的最著名的史诗,现存的最完整的版本叫做标准巴比伦版,是用闪语写成的,大部分发现在亚述王shurbanipal的遗迹里,一共有12块泥板,这些泥板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300年到1000年。而更古老的版本也是用闪语纪录的,叫做古老巴比伦版,现在只发现了少量残片,时代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到1700年。但是这些泥板的发现揭示了Gilgamesh史诗的创造过程。这些泥板揭示了更早的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Ur第三王朝事件流传的关于Gilgamesh的5个独立诗歌,被阿卡得人整理成了统一的史诗。而在整个早王朝时期(也就是神话时代的王朝)中唯一得到考古证实的,是Enmebaragesi,他是Kish王朝的国王,他的儿子是Kish王朝最后的国王Aga,在苏美尔语的Gilgamesh史诗中纪录了这段历史,讲述Gilgamesh与Aga的战争(很奇怪的是这首诗歌没有被吸收到闪语的Gilgamesh史诗中)。在Nippur发现的两个石膏花瓶碎片上,发现了他名字的铭文,证实了他的真实存在,也印证了苏美尔神话时代的可信性。

早王朝结束后,随着文化程度的进一步普及,王朝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第一个充分证实的王朝是Lagash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2500年到2200年,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交汇处西北,在Uruk的东边,离现在的伊拉克城市Ash Shatrah东面14英里。它的神庙是E-Ninnu,信仰Ningirsu。Ur-nanshe的孙子Eannatum武力统一了所有的苏美尔城市,这可能是Lagash不被国王列表纪录的一个原因,可能他并没有获得所谓的国王(Kingship)。苏美尔的Lagash第一王朝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使用闪语的阿卡得人取代了,这就是著名的Sargon the Great和他的阿卡得帝国。这个帝国大约统治了187年,到后期阿卡得人逐渐失去了苏美尔人的统治,进入打一枪跑一个地方的Gutian时期。在Gutian时期的后期,Lagash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这就是Lagash第二王朝。随后Ur第三王朝取代了Lagash第二王朝,这段时期被称为苏美尔让的复兴,苏美尔文明从阿卡得文明中复辟,并进一步向前发展,达到了顶峰。随着苏美尔文明在Ur第三王朝时期的复兴,苏美尔文明就逐渐走到了尽头,闪语文明最终走到了最后,苏美尔文明的国王列表最终停留在Isin王朝上,就永远终止了。公元前1792年,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即位,征服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史称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直到公元前729年终于被亚述帝国吞并。

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cuneiform):刚开始用图形将猪,牛,马,羊,庄稼等各种事物画下来,发展到後来,图形越来越简单,於是就将图形符号固定下来形成文字,用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刻写在泥板上,然後晒乾,可以长期保存(这与以後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语言接近於汉语。最古老的楔形文字石板(公认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被定期为约前36世纪。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和西南亚,两河流域其他民族也采用了这种文字。公元前1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家交往通用的文字体系,连埃及和两河流域各国外交往来的书信或订立条约时也都使用楔形文字。

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历: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他们创造了农业,培植农作物,发明了犁与轮子;他们开挖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尽管大量的作物和动物在苏美尔社会出现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水利系统,使得农产品得到大规模种植。这些农产品包括现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农产品,不光如此,由于农产品的丰富,苏美尔社会已经和现代西方社会一样,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有证据表明,当时社会中有87%的人口是居住在城市的。

他们发明了冶炼技术,加热矿石成为液体,炼出了青铜,用于制造工具与武器,只是受到资源与技术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发现铁,青铜器也不能普遍推广,大部分农人还是使用木制农具;他们创造了最早的星象天文学,非常相信占卜,这和商周文化极其相似。他们采用泥砖建造房屋,这和巨石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和我们汉人很相似。苏美尔文明在Ur第三王朝出现的大型神庙显示出苏美尔人的建筑水平。苏美尔人当时采取把烂泥晒干并在里面加入芦苇的办法来制作砖。他们创造了城市,建立了12个城市国家(12是个重要的数字,十二个月,十二星座,十二时辰……),最大的国家有5万人;建筑的特点是:城墙是土石结构,房屋是土木结构,会使用经过晒乾的泥砖(这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世界上第一个成文法律出现在苏美尔,这就是在Ur第三王朝时期的Ur-Nammu法典。这部法律清晰讲述了苏美尔社会的政治制度。苏美尔文明奠定了西方的军事基础:兵团作战。苏美尔文明发明了弓,并首先运用在军事上,建立了不同的兵种,步兵、骑兵和弓箭兵。在近代军事和工业革命之前,这一直是西方军事组织的基础。

苏美尔人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数学,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就没有科学。苏美尔人发现了位置制(place-value)和0制,这个数学中有重要作用的两个制度并没有在随后的古埃及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找到。数值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数字在不同的位置可以代表不同的价值。比如我们说32,由于3在2的左边,所以3代表3*10,他的价值是2这个位置的10倍。而古罗马数字没有数值,每个数的价值完全有数来表达,比如又是32,对于罗马数字来说,就是XXXII,每一个X不会因为在左边还是右边而具有不同的价值,都是10,所以是X+X+X。0这个数字的出现就是伴随位置制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个用来占位置的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数字是很难发现的,因为人总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情况来发明数字的在自然界很难发现,需要人的抽象意识。当然0这个数字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出来,是与苏美尔文明长期共存的闪语文明在巴比伦时期发明的。数字的十二进制。现在大家数英文,会发现12是个一套,也就是说从1到12是由独立单词表达的,这反映出十二进制的历史痕迹。十二进制在英文也广泛运用,比如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一打代表十二个。这也是苏美尔发明的。平方、立方和圆周率在苏美尔文明数学中也出现了。

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于1899年出版《中国文明史》一书,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信仰、传说方面之相同者。从这些比较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与苏美尔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下面略举几例。

1.象形文字。中国至今还在使用。苏美尔人也使用象形文字,至于苏美尔的文字是不是最早的,这话不能说得太满。即使在两河流域,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生活在那里的巴比(伯)人,应该是有文字的。

2.土砖。苏美尔人没有方便的石料,也和关中人一样,只能采用土木结构作建筑。他们用的土砖,在关中一直延用至今,用模子压制的叫“胡基”,主要用于垒墙;用泥草制成的叫“泥坯”,主要用于制作土炕的炕面。在中华至少在5000年前已开始使用烧制的“陶砖”。参见“蓝田新街遗址”。

3.历法。苏美尔人使用太阴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这与《颛顼历》非常相似。可能中国人在尧命羲和进行大型天文测量之前,也是使用这种历法。

4.数学。苏美尔人用10进制与60进制并用, 这与中国差不多。

5.天文。苏美尔人划分黄道为十二星座,中国分黄道为十二宫,基本是一致的。

6.中国的神话传说与苏美尔人的文明传说大多不谋而合。

(1)和我国尧、舜、禹等远古传说一样,两河流域历史时期也留下了洪水前远古朝代各城邦的传说。《苏美尔王表》说在远古洪水前最早的五个城市有8个王共24万1千2百年。这八个王显然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了。据王表,洪水前五城之间的王权转移的方式是“某城被(神)放弃了,它的王权被带到另一城”。这种和平获得王权的方式表明和我国尧、舜、禹依次禅让一样,选举苏美尔部落联盟盟主地位的方式是拥戴圣德服众者为王。这从侧面反映了文明的一种传承。

(2)苏美尔史诗记载了在大洪水发生时,王权所在城舒如帕克的国王用方舟解救了人类。在舒如帕克的遗址发现的脱离图画阶段的楔文词汇表和经济管理泥板标志了两河文明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约2500年)。考古发掘表明在乌尔和舒如帕克城早期的确发生过洪水。两河流域大洪水的故事后被写入圣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而无独有偶,中国早期文明中也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这个传说似的成功缔造者是为女性——女娲。

(3)在苏美尔文明中:乌鲁克第三、四帝分以牧人和渔夫著名,他们和我国的后稷尊为农神类似,因毕生从事人类的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而被后人敬为神明。“神”吉勒旮美什和我国的“后”羿一样,同为捕杀巨兽的英雄,求到了长生不死药而未自己得食。前者的不死药被蛇窃吞;后者的不死药为妻子嫦娥偷食。

(4)在苏美尔后续文明的记载中:阿卡德王朝开国王萨尔贡(2291-2236),建立了第一个领土辽阔的楔形文字帝国。萨尔贡任命他的女儿恩海杜安那(En-hé-du7-anna)为乌尔的最高女祭司(entum)。阿卡德国王的儿子们被封为各城邦的公侯(恩西),形成宗主式的间接统治,和我国商、周时的天子邦类似。这从一个方面也证明黄河流域的同根同源。

(5)我们的传说中,是人头蛇身的女娲用泥土造了人,这跟苏美尔神话中,生育女神用泥土造人如出一辙。而且女娲并不是造了一次人,而是至少两次。因为第一次做的人大部分在一次大洪水中毁灭了。女娲和伏羲又做了第二批人类。女娲和伏羲是兄妹俩,而所有的传说都说他们结婚了。这跟苏美尔神话中众神普遍近亲结婚,而亲兄弟姐妹结婚所生的孩子才享有继承权有很大相似性。

(6)据说伏羲和女娲的时代一开始并没有人类,这跟苏美尔神话一致。伏羲能仰头观天象,低首察地脉,是一个类似大工程师样的神;女娲是一个非常勇敢和有智慧的女神,不仅造了人,还补过天。伏羲和女娲的身材要比人类高很多,寿命也长得多。一开始人类并不会自我繁衍,人类不断死去,女娲看到后,决定赋予人类交配繁衍的能力。这个跟苏美尔神话又是惊人的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说:“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牛津大学教授C.J. Ball提供了关键的文字比较考古学证据,他于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Chinese and Sumerian, C. J. Ba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一书,随后还发表了一些其他著作,详细论证古代中国甲骨文与苏美尔楔形文字涵义和读音非常相似。C.J. Ball与R. Pumpelly等人称人类应诞生于中亚细亚,然后分两支东西迁移,一支迁入巴比伦,一支迁入中国。

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是黄种人;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发的人”(sag-gi-ga),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文明的君主的地方”(ki-en-gir)。苏美尔人和殷商人的相同点:黑头发、黄眼睛,青铜器、象形文字,语言相近、迷信占卜,土石城墙、土木房屋,有星相学、信多种神,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苏美尔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事实存在诸多相似的文化,足以说明苏美尔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笔者认为苏美尔人是上古时期在史前大洪水时幸存在昆仑山脉的黄种人后裔,他们掌握了史前东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在洪水退后,向西方发展,穿过伊朗高原,在现今伊拉克一代定居,由于有先进的史前文化底蕴,很快就发展起来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深刻影响

苏美尔文明对后来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对此次的古希腊文明又贡献巨大。

古埃及的壁画明显有四种皮肤的人种,其中就有苏美尔人种的存在。无论是非洲、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有可能有自己的土著人群和文化,有自己的信仰和工具、语言。但是文明出现最重要的标志:象形文字、城市、和青铜器,却是经苏美尔人传播的。著名的巴比伦创造史诗与圣经旧约创世纪(genesis)具有很高的对应程度,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大部分来自圣经,一部分来自旧约,而旧约是承袭了阿卡得人的闪语神话,而阿卡得人又承袭了苏美尔人的苏美尔神话。此次白人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希腊,希腊文明的源头在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伯来-腓尼基文明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文明,爱琴文明主要包括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这些文明地理上连结起来,就是一个漂亮的“新月湾”。尤其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东方文明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

现代欧美各国的文字,追溯其源流,多来自古希腊文,而古希腊文又来自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埃及已发明了24个象形的符号;公元前1600年左右掌握西亚商业霸权的阿拉米人和掌握地中海商业霸权的腓尼基人吸收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后,由于商人们忙于记账,遂把象形符号,逐渐简化为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表示一种单纯的子音,而无表示母音的字母。阿拉米人把这种字母传播到西亚各地,最后传播到印度和中亚,印度的梵文字母即由之发展而来。腓尼基人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左右也把它由海上传入希腊(希腊语phoinikeia的直接含义就是"腓尼基的东西")。腓尼基的22个字母,依次排列,并给予每一个字母一个名称。希腊人采用了这些字母的名称,其顺序也基本上相同,读音上稍有修正。大约到了公元前900年左右,希腊人才逐渐根据这些字母,创造了24个希腊字母。早期希腊的文字也和腓尼基字母一样,是从右向左书写的;但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希腊字母也改为由左向右书写了。为了书写方便,有些字母也反转了方向。优卑亚的卡尔客斯的希腊字母通过它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库迈传到罗马,罗马人利用它创立了拉丁文,拉定文遂成为西欧、北欧各国文字的鼻祖。最初,希腊的拼音文字大都用于商业交易、记账和宗教,公元前7世纪左右,才应用于政治上;至于应用到学术文化上,可能是更晚的事情了。

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进入黄金时代,它在科学、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希腊艺术深受东方世界的影响:一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的影响,一是来自腓尼基、埃及的影响。这主要是因贸易以及希腊人对东方艺术主题与风格的喜爱而造成的后果。结果这使先前几何风格时期(GeometricPeriod,约1000-700BC)整洁的艺术手法变得更加有活力,形状也变得更加富有表现力。以人物、动物为主题的画面充满了以往的空洞的画面,并伴有其他装饰性的因素。美国易经考古学会会长洪天水从中国大陆、美洲、南太平洋、欧洲等地区搜集一千多件古物中有三百余件与易经卦画有关。台湾受邀来美的中华民国易经权威黎凯旋教授,在亲手触摩及研究这些千年古宝后,证实这些古物的造型、功能与刻画和中国古经古史所记载的文字资料密切吻合。洪天水所搜集的宝物中,有一件3200年前古希腊所遗留的陶盆河图,底部有中文古篆铭文“连山八卦图,中国的历数,在遥远的东方。”黎凯旋教授表示,那里的希腊人也懂刻中文,十分耐人寻味。

同时,希腊从东方现成地接受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其标志是铁器即铁制的生产工具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耕技术。大约公元前2000左右,东方发明了炼铁的有效方法。公元前11世纪,希腊人从东方学会炼铁而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这就造成了和铁器相适应的希腊奴隶制这种特殊情况。铁制武器和工具还使希腊人能够有效地在地中海沿岸开拓殖民地,并能抵御北方原始游牧部落的侵扰,使其初建的文明不致被落后的原始部落所消灭。

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子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现在的伊朗,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萨格斯

(H.W.F.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近东。”

鉴于上述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Oswyn Murray)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的概念,不久就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 (《Early Greece》, Glasgow, Fontana Press, 1980)。法国东方学家蒲芳莎•史蒂夫说:“在经历了3000余年的存在与辉煌,以及数百年的衰落之后,古老而又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了。在它的废墟上孕育和诞生的,是我们西方人的文明。” 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4页)。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东方人的成就。

其实早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就曾经指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第1版,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6 月第1版,第340页。)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指出众多的希腊哲人和艺术家都曾在埃及学习过:达代罗斯(Daedalus),荷马,莱库古(Lycurgus),柏拉图,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欧克多索(Eudoxus)等等。(Donald R.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2.)。1987年发表并荣获1990年度全美图书奖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亚之根》(第1卷)是一部研究希腊文明起源的著作(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1987; Black Athena: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Volume II,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1991.)。

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诸文明中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伯纳尔教授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到19世纪30、40年代人们突然改变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这种观点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至今仍笼罩着西方学术界。《黑色雅典娜》一书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

玛雅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关系

玛雅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在包括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这片山川纵横、丛林密布的热带土地上,玛雅人创造了独特而神奇的历史。玛雅几乎没有什么渐进的迹象,这个高度文明究竟从哪里来?为何会突然消失?它又去了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白凤森教授说,国外学者从四百多年前就开始注意玛雅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根据地球物理学、人类学与科学考古的证据,世界史学界大多数人接受这样一种意见:美洲土著的祖先是2万年,由亚洲的腹地中国华北地区,经由内蒙古高原、东北亚和大陆架平原、陆桥、相互比连的岛屿,分批迁到美洲的。白令海峡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端,另一端就是美洲的西北端。现在的白令海峡的平均宽度65公里,最窄处只有35公里,其间有2个小岛,两个小岛相距只有4公里。白令海峡很浅,平均深度42米,最深处也只有52米。由地质学的研究得知,在远古的一段时间, 海平面比现代低100多米。当时,第四季冰川的势力仍未减退,白令海峡由於海平面下降、海水结冰,成為海上陆桥,很有可能就是亚洲人到美洲的通道。

世界人类学家的共识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从亚洲去的蒙古利亚种,玛雅人也属蒙古利亚种。美国学者艾•巴•托马斯(Alfred Barnaby Thamas)在他的《拉丁美洲史》中说,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达美洲的蒙古人型的圆颅人种称作“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在外形上具有亚洲蒙古利亚人的特征:头发硬而直,汗毛较细弱,颧骨突出,面庞宽阔,肤色比较深。遗传学家还测定出蒙古种族人体中线粒体DNA 的四类变体基因俱全,而美洲印第安人身上的DNA也有四种基因。巴西生物遗传学家,皮纳(S.D.Pena)教授做的DNA试验,明了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东西和东北亚。美国埃默里大学道格拉斯-华莱士教授依DNA分析:“现在活著的美洲印弟安人的部份DNA,与亚洲、波利西尼亚群岛,及美拉西尼亚群岛上的土著的DNA是相同的。” 科学家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亚洲特异等位基因 M130T,在东亚分布广泛,并在西伯利亚下阿穆尔河流域及鄂霍次克海地区达到最高频率。M130T起源于东亚的南部群体,穿过中国大陆,到达西伯利亚,并最终进入美洲。一项追踪 10万年前的女性基因——线粒体研究结果表明,最初的线粒体女性基因携带者来自亚洲,支持了美洲土著来自亚洲说。史密斯•桑尼博物馆,也有“印第安人是四万年前来自蒙古区”的陈述。大英百科全书也说,“周口店山顶洞穴发现的三具人骨材料,他们当是印第安人,或西藏人,或是那加人(印度东北部)的祖先”。从中国的华北向东北延伸,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都广泛发现一种细石器工具——扁体石核,越向东走,这种石核出现的时间离现代越近。孙再生在《周易学新论》提到,1972年在亚利桑那州出土的许多零碎陶片,其中一件已有7000年历史的古印第安人彩,其上刻划有易经文字。洪天水经过数十年考证,加上在圣地亚哥又出土破片,发现有9个符号与中国半坡文化使用的表意符号完全相同,经过比对113个标本,又将符号表意内容与中国古籍和易经印证,发现这些应是中国人自上古半坡氏族移居美洲的一个明证。

玛雅的文字大约形成于公元之前不久。现存的玛雅文字大多刻在石碑上或金字塔的台阶上。由于西班牙征服者的破坏,到近代发现玛雅文字时已无认识此种文字的人了。前苏联学者克诺罗索夫(Kn o ro zov)利用汉字表意和表音相结合的构字方法,在50年代释读了部分玛雅字,打开了研究玛雅文字的大门。60年代,苏联学者的研究发现:玛雅字既不是表意文字,也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跟汉字类型相同的表意兼表音的一种“意音文字”和“意形文字”。玛雅字中的基本符号大多能用作音符,音符都是单音节的,音节结构分为“元音、辅音加元音、元音加辅音”等类。意符也有一定数量,还有常常出现的定符,所以说玛雅文字又是“意音文字”。意音和意形相结合的文字在世界上是很少的,现在尚在应用的只有汉字一家了。玛雅字的外貌跟汉字迥然不同,可是它们的实质如出一辙,玛雅字的符号多数写成方块形,或者用方框线条围起来,跟汉字写在方格子里相似。玛雅人称呼小孩、小动物、鱼子用同一词a l,表示人和动物的舌头和火焰(火舌)用同一个词ak,人的手臂(肢)和树枝也用同一个词k ab表示,火k ak则可以表示愤怒(怒火)。更有意思的是玛雅词tan可以表示堂屋(客厅),可以表示胸膛,还可以表示堂堂男子汉(成熟的小伙子,25岁左右的年轻人)。玛雅语tom是圆的,而tom tom则是乱,相当于汉语“团团转”中的团团。这些更是思维方式的特殊对应。玛雅人和中国人思维的共同特点在玛雅文字和中国文字的创作上也有所表现。玛雅文字中有象形字,如“田”,有指事字,如“中”,有假借字,如“中”假借为“种籽”,叉假借为“初”。而且田、中、叉字形也很象中国字。此外,玛雅文字中还有很多形声结合的形声字。中国古代管占卜人叫“日者”,玛雅人管这种人叫ah k in。Ah相当于汉语的“阿”,汉语的“阿”不只在南方方言里普遍存在,古代人名也常加“阿”。K in在玛雅语里是太阳,是日。所以ah k in就是阿日,换成文绉绉的说法,也就是日者。如果玛雅人和中国人没有亲缘关系,这种非常特殊的共性是不可能有的。中国古代的道路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住所供行路人使用,叫庐。玛雅人的道路同样也是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住所,叫lu b,在发音上同中国的“庐”很相似。

由于玛雅人和中国人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所以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词不可能是互相借用的,而只能是共同语言的遗迹。又由于这样的词数量很大,对应规律性很强,所以不可能是偶然的相似,而只能是必然性的显示。这里的古汉语是上古汉语,主要是《诗经》里的词。玛雅语是中古语,也有的是上古语、原始玛雅语的词。先看词汇方面的对应(第一个词是汉语,第二个词是玛雅语):h an(男子)汉:han女婿、丈人;tan谈:tan说话;tan炭:taan灰;ch a叉:ch a叉;su an酸:su u n酸;b ao包:p au o包;ch i吃:ch ii吃肉;ch i齿:ch ii口;ch a i柴:ch e柴;ch u an船:ch em船;zh o n g种:ch um种;tu an团(圆):tom圆;k en g坑:k om坑洼;w a蛙:u o蛙;g an干(戈):k an(捍卫);an俺:en我;y i伊(他,她):y他的;d en g登,凳:tem登,凳;tan坛:tem神坛;p an g胖:p em胖。如果把古汉语词和古玛雅语词进行比较,对应关系就更为突出,亲属关系更加清楚:k a苦:k a苦的;k a i歌:ka i歌唱;h iu a雨:h a雨,水;m iu a无:m a没,不,无;tau刀:ta刀;ta肚:taa肚子;d iek直:tek(to h)直;p iek壁:p ak墙壁;ch iak赤:ch ak红色的;sh iu o k数:x o k(x在此读sh)数;d o k读:x o k读;b iu a t伐(砍):b a t斧;lian g亮:lem亮;d ian g长:tam深,长;ian g央:y am在中央;g iu an倦:k an疲倦;g ian g强:k an强有力的;h u an g黄:kan黄色的;sh en g生:sian生的时间;d z ian前:tan在前。

此外,在语音和语法方面,两种语言也具有共同的特征。下面简略介绍一下:1.两种语言都是声调语言。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调,入声就是以p,t,k收尾的促声,现在闽粤方言仍然有。玛雅语也有低调、高调、降调和促声,和汉语完全一致。用声调区别意义,“这是汉藏语系的一大特点。”远在美洲的玛雅语也具有汉藏语系的特点,这有力地说明了两种语言的关系密切。2.两种语言的方言中都存在有n,n g鼻辅音在词末尾的变化。如汉语北京普通话的许多带鼻音的词在浙江温州话里都不带鼻音。在玛雅语里尤卡坦语算是标准话,因为玛雅古文字书所反映的就是尤卡坦语,而尤卡坦语的一些带鼻音的词在危地马拉的玛雅语则只是一个送气音,没有鼻音。汉语词末尾鼻辅音的变化是汉语语音发展的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在玛雅语里的存在同样表明了两种语言的密切关系。3.玛雅语和汉语的发展都共同体现了元音高化,也就是a变o,o变u,e变i。王力先生曾强调指出:汉语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汉语发展的特殊的内部规律。例如元音高化就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如今我们看到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在玛雅语里也同样存在,对此合乎科学的解释只能是两种亲属语言遵循共同发展规律而发展的结果。4.玛雅语和汉语共同具有大量的重叠现象,特别是在一些方言里。汉语说“天天”,玛雅语说k in k in(日日),意思一样。汉语说“红红的”,玛雅语说ch ach ak(赤赤),意思也一样。另外,玛雅语和汉语还共同具有一种特殊的重叠结构。汉语说“黄澄澄”,玛雅语说k an te lte l,意思一样。汉语说“白苍苍”或“白生生”,玛雅语说sak t in tin,意思也一样。除这些例子以外,对应的重叠用法还有很多。不但结构相同,意思相同,连听觉感受都相同。5.玛雅语与汉语都使用大量的单位名词,也就是量词。汉语的量词在玛雅语里一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词。例如:表示动物的量词在汉语里常用“口”、“头”、“匹”,玛雅语常用的则有k o t,tu l,p o k。表示植物的量词在汉语里常用“枝”、“棵”、“株”,玛雅语常用的则有tsit,h ek,x ek(x发sh音)。表示绳子的量词汉语常用“捆”,玛雅语用k an;汉语用“束”表示成束的东西,玛雅语也有一个表示同样事物量的词ch u y,音义都像。单位名词(量词)也是汉藏语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汉藏语言所特有的。而玛雅语也有,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玛雅语和汉语的语音和语法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特征,如单元音词根为主,缺少形态变化等。全面的语言对应表明两种语言确有亲属关系。

奥尔梅克文明是美洲古代文明的焦点,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揭开这个谜之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在美洲发现的许多奥尔梅克(Olmec)时期的出土文物突出地具有殷商文化的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最早、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拉文塔遗址(La Venta)发掘的一处距今约3200年的遗迹中,太阳神庙地下,发掘出16尊高七,八英寸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6块玉圭(图2)。这一组文物是1953年由美国考古队发掘的,1954年发表考古报告,称该文物距今3200年~3100年之间。六圭分别高23.7厘米~27.3厘米,宽3厘米~4厘米,厚0.95厘米~2.1厘米。其中15尊雕像是黑色的,呈同心圆状排列,都面向一尊红色雕像,但无人知道它们的名称和用途,所以只称为“第四号文物”。这批文物发掘以后,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展出,但没有任何人注意六块玉圭上还有文字,以为是“图案”、“花纹”,甚至“裂纹”。中国学者王大有与宋宝忠、王双有1988年在北京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发现该玉圭上有殷甲骨文“农”、“辛”、“女戎”等字,便开始进行研究。1992年2月28日王大有等《华声报》发表《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一文,在国际学术界第一次把它们命名为“玉圭”;因为它上端微弧,属于东夷民族太昊伏羲氏的“琬圭”;又因为上面用殷商文字和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之间的古文字,刻著殷商祖先的名号谱系,又把它们称之为“玉圭神主牌位”。而那16尊玉雕像就是殷商人的祖先——奥尔梅克人的祖先,这样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成文记载的文献谱牒和祖先形象的宗祀整体。在此文中他们解读了四块玉圭上的文字;2000年10月-2001年8月这组文物在中国展出,他们在西安、北京重新核实对实物,解读出六圭全文,确认它是殷商文字。玉圭上的文字,对殷商甲骨文,夏商周金文研究过的人,能识读出来。他们把玉圭上的文字勾摹下来,与中国古文字作对比,即可解读它们。他们把它们作了1-6的编号,作了复原勾摹和摹本殷文解译对照本,同时发表:1号圭原文:“郊供玄鸟陨卵(上),降而生商,帝俊携玄女茧翟受卵吞食(中),闭台有孕生子(下)”;2号圭原文:“有女戎氏伯女茧翟感应玄鸟”;3号圭原文:“火祭农帝辛”;4号圭原文:“报祭陬訾氏、蚩尤氏、、相土、王亥并上甲微”;5号圭原文:“十二宗祖二”;6号圭原文:“小日皋”。这些玉圭原文,可与中国大汶口文化陶文(距今6500-5000年)、连云港朐山少昊勾芒遗址崖刻文字(距今7000-4000年)、良渚文化玉器文字(距今5100-4200年)、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族徽(距今3600-3100年),一一对应,是纯粹的中国文字。这些雕像与玉圭是殷商王族的祖先牌位,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们不仅证实史书关于商先世记载的可信,而且证实殷商王族在墨西哥生活过。《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戍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淮南子。地形:“有女戍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有女戍,不周在山西南部。甲骨文“喾”字作猴形,暗示帝喾实为夸父族。玉圭铭文说帝喾为神农后裔,补证了这一点。由于La Venta出土了殷人祖先牌位,《诗经》,《山海经》等书的类似记载有了文物证据。

留美教授许辉发表过《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Origin of the Olmec Civilization)一文也认为商代与奥尔梅克关密切。他从奥尔梅克的陶器、玉器、石雕的照片或实物上找到了近一百五十个文字符号,除了自己翻古文字典,也拿摹本请中国大陆的古文字专家鉴定,大都肯定十分近似中国的甲骨文或金文。许辉所收集到的这些与中国的甲骨文相同的奥尔梅克文字符号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有农业方面的,例如雨、水、天、禾、田、木、树苗、太阳及方位和表现拜祖祭祖和巫术神法的,还有中国所特有的天干地支、数字和卜卦等符号。“这批字如果出土于中国,”大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汉平说,“肯定是会被视为先秦时代的古文字或符号。”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说:许辉带来的文字,与甲骨文的相似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这充分说明殷商文化与中美洲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
 

图2

欧阳庚(1858-1941)字兆庭,号少伯,祖籍中山张家边大岭村。史料称他为人严谨正直。欧阳庚受清廷之官39年,自1911年至1927年在民国政府做外交官 16年,共计55年。1910年清府政派欧阳庚为特使,东渡墨西哥,办理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华侨三百多人的索赔案,原来,在1908年墨西哥爆发革命时,在混乱的形势中革命党人杀死了当地的华侨311人,因此清府政派欧阳庚赴墨西哥交涉。经过欧阳庚的据理力争,墨西哥方面同意每人按一万黑西哥银元赔偿,另加20万元商业投资金赔款,共计331万银元。欧阳庚办完专案后的一天,当地印第安人百余家族的代表,前来找欧阳庚愿请。他们告诉欧阳庚:“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印第安人七百五十名,这些印第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Infubu),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请求清政府一并保护索赔。” 殷地安人每日相见、吃饭、睡觉前都要互道一声:“殷地安”。这个家族自称“殷飞虎”,还有“殷飞鹰”、“殷飞豹”、“殷飞蛇(龙)”、“殷飞兔”等,都说是“三千多年前从天国经三千天之浮桥岛”而来,并且所有印第安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西方”,面向西方祭祖,祖先的化身是黑色的“雷鸟”(俗称“大黑鸟”)。这显然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朝遗民逐岛迁徙渡海来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中国殷商人,并祝愿殷人在新地平安。欧阳庚在墨西哥听了殷福布族人的真心愿请后,当即据实报告了当时的清府政外务部。摄政王载沣很草率地作了如下批复:“印第安殷福布簇自称为中国人,于法无据。索赔得偿甚好,予以嘉勉。华侨之中既无殷民东迁之事征,传闻难作三千年前之历史。清驻墨领事馆结束,欧阳庚调驻巴拿马第一任总领事。”这一外交事务档案现存于台湾阳明山外交档案保管处,巴拿马国书存于欧阳庚之第四子欧阳可亮手中。

欧阳可亮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 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 ,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 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

1983年,北京大学教授邹衡赴美洲讲学,他来信说:有一次应邀参加印第安人节日晚会,会上,他邂逅了一位印第安人中学教员。这位教员亲切地对他说,他的祖先来自中国,是殷人,邹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是唐人,而单说是殷人?他回答:“我们是世代相传的。”美籍海南人黄开基先生由他的同学曹幸林先生开车带到纽约附近的康州印地安人开设的赌场参观,受到康州印地安人酋长茱蒂.贝尔(Judith A .Bell)女士的热情接待。茱蒂.贝尔带他们到挂着她祖母相片的墙前说:“我的祖母说,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商族人是怎样到达美洲的?从google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到千岛群岛,经堪察加半岛南端,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在地图上,恰如连接亚洲与美洲的一条浮桥岛!其间岛与岛的相距,大都不过十几二十海里,真正是一座北太平洋上的浮桥。而在这浮桥岛南边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长年向东流动的黑潮暖流和太平洋暖流。从日本北海道经千岛,沿堪察加半岛海岸,穿过阿留申群岛(Aleutian),到达北美洲的西北部。尤其当海潮有利时,就是坐小船也能达到。一位叫布•德•布尔布尔的学者,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历史学院档案馆里,发现了300年前兰达主教所记载的玛雅人的许多传说,称从“海上神路” 来过12个高文化的民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而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居住着玛雅人,他们自称是“三千年前由天国乘涕竹舟经天之浮桥诸岛,到科潘河畔种豆麦黍粟的农民。”

王大有等出版了《龙凤图集》(1988)、《龙凤文化源流》(1988)、《中华祖先拓荒美洲》(1992)、《龙凤传人》(1993)、《图说中国图腾》(1998)、《图说美洲图腾》(1998)、《图说太极宇宙》(1998)、《三皇五帝时代》,《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2000)等二十余部专著,指出奥尔梅克文化的主人祭祀中国殷商祖先,就是东渡美洲成功的殷商人,在中美洲重建了商文明。贾兰坡院士说:“如此高度特化的工具不可能由人类独立地在两个地方同时创造出来,它们向广阔的极地扩散,向东北方向,穿过北亚和北美,分布在东经90度至西经140度,北纬40度至65度之间”,“我称它为华北细石器传统,因为这一传统以华北发现的为最早”,“北美的细石器文化,据我看来是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过去的,因为相同性质的文化以华北的发现最早。分布的路线可能是从我国的宁夏、内蒙经蒙古和我国的东北部先分布到东西伯利亚,最后通过白令海峡分布到北美。根据目前的发现物来看,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在距今11000多年前即到达了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海莱湖地区”,“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美国学者贝蒂.梅格斯就已指出奥尔梅克与殷商的社会组织与聚落分布很相似,两者也都有远距贸易网,并且崇尚玉器与拜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说,汉学家若到中南美洲,常会有“似曾相似”之感。不过他也说,“这并非否定中美洲高度的文化渊源,只是说从亚洲来的影响,可能有助于他们去创造它。”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艾克霍姆曾提出:“美洲文明可能起源于青铜时代的商朝,因为太平洋两岸同时期拥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意识。”

另一方面,北大历史学博士蒋祖棣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大量考古资料,以考古年代学和器物演变序列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玛雅文化区和华夏文化区的形态相近的陶器和其他遗物在时代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并各有自己的发展序列。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两区相似依存之间存在直接联繫的可能。中国拉丁美洲史学会副理事长冯秀文认為:“玛雅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即使存在直接联繫,也不能否认美洲文明主要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考古学家张光直,承认在亚洲与美洲的古文明之间的确有很多相似处,“但就是因为彼此的类似点非常多而且地点分布广泛,不像是偶然接触的结果,才更认为传播论的说法难以接受。”他提出了一个“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认为玛雅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张光直的假设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大洪水时期之前玛雅人的祖先从亚洲迁移到美洲去的时候,同时带去了黄种人的史前文明,它和史前昆仑文明是同源的,都起源于当时黄种人经济文化中心的新疆一带。后来,这种文明在美洲大陆独立发展,经过大洪水时期,在智利和危地马拉的高山上的玛雅人幸存下来,保留下一部分史前文明。大洪水时期之后,殷商人可能通过太平洋黑潮到达美洲,开创了奥尔梅克文化。

华夏文明的起源

任乃强(1894年—1989年)是现代著名藏学家,汉族,南充县双桂乡(今南充市嘉陵区双桂镇)人。1979年以来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任乃强认为,汉藏语系民族与青藏高原有很深的渊源,各个分支就是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走下高原后形成的,只有藏族仍然留在高原上。整个汉藏语系的民族都源于古羌人。

他谈到,羌族的祖先占有河首地区的哈姜盐海,并开始驯养牲畜,形成为一个族类,自呼为羌。以今天的区域说:自冈底斯山以东,昆仑山脉以南,大积石山斜联柴达木低湿地与若尔盖低湿地西南及木雅贡噶大雪山脉以西;念青唐古拉联接当拉岭、伯舒拉岭东北的草原地带,都是羌人住地。大约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在中国西北方,从塔里木沙漠斜联瀚海大戈壁的沙漠带以南,与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草原地区,建成了若干的羌族部落。这时,文化最高的还是羌族,当时中亚地区的草原牧民,都是奉行羌俗和羌语。其他经营农业的民族,亦因与羌族发生交易的关系,多有能说羌语的人。羌族本身因为感到有经营农业的必要,便在他们占据的草原边缘的河谷地带栽培谷物与蔬菜。有些旁支则由半农半牧进一步建成为以农为主业的部落。由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所派生分出的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便逐渐形成若干新兴的民族。

“羌”即牧羊之男,“姜”即牧羊之女。“羌”,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字形上解释为从人、从羊,“西戎牧羊人也”。《风俗通》一书认为:“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后汉书•西羌传》道:“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姜”、“羌”本为一字,“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之姓;“羌”从人,作为族种之名。据考证,在殷商甲骨文中,羌人男子称“羌”;羌人女子称“姜”。而姜与羌,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羊”下面一个是“儿”一个是“女”,也就是“羊”的“儿女”,靠羊生存的“儿女”。可见,我国古代文献中都是把羌作为放羊放牛从事畜牧业的以羊为特色的民族来叙述的。羌人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且以羊为主,这与羌为“牧羊人”的记载一致。

羌族《羌戈大战》说,在远古的时候,羌人的祖先原住在昆仑山下。这里水草丰茂,牛羊肥壮,人民富足。忽然一天,有支“魔兵”从北方杀来,羌人抵挡不住,节节向西南败退,一直退到现今青海和四川交界的“补尕山”才稍微缓和下来。这说明羌族是昆仑山史前部落之后裔。

《左传•庄公十二年》记载:“姜,大岳之后也。”古人喜好以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来命名自己的部落或氏族。大岳应该就是与山紧密相连的部落酋长之名。按傅斯年、闻一多等人研究,姜羌同源。“齐姓姜,四岳之后,春秋有姜戎,自称亦四岳之后,看来齐与姜戎本是同种。”姜是大岳之后,意味着羌也是山岳之后。羌族生存之处所,似乎与山一直相关。《山海经•海内经》云:“伯夷生西岳,西岳先生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羌人之国本来离山不远,而迁徙所到之处为“三危”。“危”有高耸、高峻之义。因此,舜流放了部分羌人到高山峻岭等地。

羌族的首领西王母,就居住在昆仑山上。《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日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日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古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华夏化。华夏族源于古羌族,是一部分率先发展起农业的羌人,而其余羌族部落则留在原处,依然未告别落后的畜牧业时代,这也正是中原的羌人自称为“夏人”或“华人”而不称为羌人的原因,“夏”和“华”都带有菁华之意。其后的历史就是新兴的华夏部落将其文化向四面八方推进的过程,各地的文化均被以仰韶文化为母体的龙山文化所取代,这同时也是华夏族向各方位扩展的写照。

留在原地的羌人后来进入南疆和青藏高原,汉代西域的一部分小国即为羌人所建,青藏高原的羌人自成“僰人”,一部分形成吐蕃人,即今天藏族的祖先,其中一部分吐蕃人南下形成今天的缅甸人,另一部分“僰人”直接南下形成白族,彝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这部分羌人的语言形成了藏缅语族。虽然古青海的各民族都与羌有缘,现在青海六大主体民族中已没有羌族。现在的羌族自称“日玛”、“日麦”“尔玛”“尔麦”。主要分布在四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绵阳市的川北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等地区。据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羌族总人口19.8万人,其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13万余人。羌族聚居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那里重峦叠嶂,境内有岷江、黑水河等多条河。

先秦史其实是部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古羌族。

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史载传说中的炎帝为姜姓,当为远古羌人无疑。其发源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县的姜城堡。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可见炎黄二帝是同一祖先。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黄帝(当时的轩辕)曾是炎帝的一员得力干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姜即羌。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史记•六国年表》:“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广柔在今羌族地区。《水经注•沫水》广柔县条:“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日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高密,是大禹的字。《后汉书•戴良传》也说:“仲尼长于鲁东,大禹出西羌。” 《盐铁论•国疾》也说:“禹生西羌,文王生被夷。”《新语•术事》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尚书正义》也记载:“禹名文命,西夷人也。”《路史》曰:“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史记•三代世表》:“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

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 殷商时期,古羌族有“北羌”、“马羌”等众多部落,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也有一些羌人从事农业生产。(徐中舒:《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论文集》,第27页。)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封于商,赐姓子氏。”“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诗经•商颂•殷武》中有:“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歌颂了殷王朝的强盛,同时也反映了羌族与殷王朝的密切关系。

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说:“羌者,姜也”。傅斯年《姜原》说:“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更大之族之两支。”传说姬姓周的始祖“弃”的母亲姜源是姜部落之女,姬姓周和姜姓羌应是互为婚姻的两大集团。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据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晋国大夫中有不少人是依靠羌戎的力量壮大起来的,晋国因和戎而称霸,大量的羌人也融入晋人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文献记载了这部分羌人由射猎进到田畜的传说。《后汉书•西羌传》说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后教羌民“田畜”。

此后羌族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后汉书•西羌传》说:“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从如上引文可知:伏羲、炎帝、黄帝、夏、商、周、秦都是古西羌民族。

华夏之称,始自西周,是有了“尊王攘夷”这一霸主事业的准则后中原民族的自称。而将四边的民族称为蛮、夷、戎、狄。及至周灭商,又大封商人乃至虞夏遗裔,华夏才算初具规模了。历代新君王不断“攘夷”的结果,加速了夷狄的华夏化。楚、秦、吴、越四大国,在春秋时均已变夷狄为华夏了。战国之时,楚国把更多的蛮族,如濮人、蛮人、庸人、舒人等带进了华夏的领域,秦国则把更多的戎狄,如巴人、蜀人等带进了华夏的领域,其它接近边疆民族的诸侯国无不如此。于是,从族源上看,在华夏中间,蛮、夷、戎、狄的血统一应俱全了。华夏族形成、壮大的过程,便是蛮、夷、戎、狄同化、融合的过程。

华夏文化的基调和特质都是殷人给奠定的,然而特别是孔子却特别地大赞特赞周礼,并亲自实践了三个月的时间,用周礼来管理社会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有些戎狄和华夏并无种族上的差异,如姬姓、姜姓之戎,他们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们文化上落后于周人。……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称为诸夏。姜戎与齐同姓,同住在中国内部,姜戎饮食衣服不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被称为诸戎。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因为华族文化程度较高,政治上有霸主主持盟会,起着互救的作用。华族凭藉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诸族。……中国这一名称,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因此在汉以前,把文化发达的地区(包括中原)称为中国,这些地区的人被称为华人和夏人。

到了汉朝,又确立华夏文化的主干之一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同时对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汉族是因为先进的文化和富裕的经济地作用而自发形成的一个文明共同体,汉人之称(包括华人和夏人之称)最初就是这么形成的。过去历史上有许多文明古国,它们存在一时,后来却中断、消失了。只有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几千年沿续下来,这种深层的凝聚力,就是华夏文化—中华神传文化。

总结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从远古至今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着。上一期人类文明由于道德过于败坏,距今一万年前被全球性的高达近三千米的大洪水淹没。只有少数生活在高山中的人存活下来。上一期黄种人的文化被昆仑山上的幸存者保留下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向西走,穿过伊朗高原,来到两河平原,开创了苏美尔文明,这一文明被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承传,并深刻的影响了这一期的古希腊文明。昆仑山上的幸存者的一部分向东走,穿过青藏高原,来到中原地带,开创了华夏文明。

上一期白种人的文化被喜马拉雅山上的幸存者保留下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南走,来到印度平原,把他们的文化传给了当地的印度人,又通过佛教传入中国。所以这一期的五千年中华文化包含了上一期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史前文化,当然还有更久远更庞大的因素。在大洪水前,有一批黄种人经白令陆桥到达美洲,他们开创的史前美洲文明也被大洪水淹没,幸存在智利和危地马拉一带高山中的人保留了一部分史前文明,也就是现在知道的玛雅文明。上一期白种人最发达的居住区是大西洲(Atlantis),后来在大洪水时彻底沉到了海底。大灾难之前可能有极少部分大西洲人逃离到了美洲,形成了后来的白种印第安人“云族”,他们的文化先进神秘,后来可能进入了地内继续发展。(图3)



图3

《中国人与苏美尔人》

作者:webeditor — 上次修改时间: 2022-08-07 18:18
牛津大学教授C.J. Ball提供了关键的文字比较考古学证据,他于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Chinese and Sumerian, C. J. Ba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一书,随后还发表了一些其他著作,详细论证古代中国甲骨文与苏美尔楔形文字涵义和读音非常相似。C.J. Ball与R. Pumpelly等人称人类应诞生于中亚细亚,然后分两支东西迁移,一支迁入巴比伦,一支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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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作者:杨奎松 

贡献者:淳真 来源:看中国新闻网
四野实际是关东军,住朝鲜日军,满洲军,反蒋的军阀,新疆突厥,蒙古,苏军中朝鲜族等的联军。装备了整个关东军的重武器,还有苏联提供的尖端重武器。四野拥有苏联高级军事顾问,10多万日本技术兵开坦克打重炮做手术,30多万按照日本陆军教程训练10多年的满洲军,还可能有10万朝鲜族苏军坦克部队(这批军人后来编成4个师首开韩战,一直打到釜山)。卫立煌于其守沈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也来沈阳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沈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2019年9月25日,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27名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及12名老战士家属颁发纪念章。

2019年9月25日,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27名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及12名老战士家属颁发纪念章。

 

按:国共内战初始,国民党与中共的军事力量对比大约是5比1,但后期为何战局急转而下?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赢800万国民党军队?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看看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惊人数据,你就明白了。

在大陆共产党的教科书中,一个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说法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内战初始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大约5比1

首先,国民党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仅陆军就伤亡320余万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衡量国家经济力量,尽最大可能缩减成为最小限度之精锐部队”理念下,为休养民生,和平建国,着手整编裁减军队。白崇禧对此表示反对:“现在国共进行谈判,但全面和平未可预期。我们总不能一面打仗,一面裁兵。”但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裁去34个军、110个师、21个旅、83个团和10个营。

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总兵力430万人,包括陆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共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海军3万人,编为3个舰队,有各型舰艇129艘;空军16万人,编为5个军区,有各种飞机443架。国民党陆军86个整编师(军)中已有22个师(军)是美式或半美式装备。

而中共军队,则从1935年逃亡到陕北时的残兵败将2万人和3个县地盘,经过八年假抗日,游而不击和抢地盘扩张,总兵力已经发展到大约127万人。

国共内战初始,国军跟共军总兵力对比大体上是5比1,陆军野战部队数量超过中共两倍以上,各种重装备远超过共军,在自动化武器、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已有39个军(师)换用美械装备,重装备火力与机动性大大提高。

如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胡琏整编第11师配备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火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而中共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汽车,全军只有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特种兵只有炮兵1个旅14个团,装备最好的林彪东北第一纵队也仅配备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火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连汽车也没有。

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也强于中共,其下属的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9000支、机枪1430挺、火炮875门;而中共下属的65家兵工厂月产步枪只有1000支,不能生产重武器。

蒋介石也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13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那么,为何国民党在内战开始的头8个月,便损失大约71万兵力,最后又在短短三年内,败退台湾呢?我们还要从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来寻找真正的历史答案。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惊人数据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苏联援助是中共军事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当年不但有十几万朝鲜部队加入了林彪的部队,而且还有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改编成东北野战军,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

不过这只是一部分,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还有近五十万部队。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注:1946年5月四平惨败),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苏联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许国民党在自己的家门口胡搞)。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

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人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万皇军集体死啦死啦地干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于是国军悲剧,共军反攻。

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不过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在搞活动,一大帮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日本皇军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中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打国军打的太爽了,皇军当年没做到居然跟着街坊军做到了。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在东北,中共的技术兵种几乎都是外国人,因为培训起来需要时间,而从山东带过来的十万土八路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扫盲都需要大量时间,不要说让他们去开飞机驾驶坦克,操作野战火炮。刚好日本关东军的素质就相当高,于是改编了一大批,其中还有几万中共最早的铁道兵。但消灭东北国军的主力,还有大批苏联红军的参与。

在东北,几十万国军主力的覆灭,苏军出了大力。辽沈战役,作战计划早在半年前在莫斯科就制定了出来,6月,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二十一人苏联专家小组启程到达中国东北。表面看廖是铁路运输部门负责人,实际上他是苏联任命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也是辽沈战役的战场总指挥,受命指挥所有中苏部队。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共军从装备上、人员数量上已经取得优势。在辽沈战役准备阶段,更悲剧的是,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装备了四野。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军因为美国武器禁运政策导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八大盖,推出了日军的山炮搞防守,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装备——美国坦克、装甲车、美国榴弹炮,美国四轮卡车。而且为了方便指挥全军,苏联顾问配置到四野营一级单位,所有顾问直接听命科瓦廖夫的苏联作战指挥部,这些人都是久历苏德战争的苏联军官。都远远优于国军。

来看一组数据,从二战开始的1938年到1949年,美国各种类型援助总和30亿美元。而其中对华武器援助只有8亿美圆,而且这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用于二战中对日战场。1946年6月26日,中国内战爆发。1946年底,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停战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军火禁运,而解除武器禁运后,首批少量武器运抵中国港口已经是半年过后的事情,也就是1949年6月,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2日结束。

看完悲惨的国军,来看看共军方面: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

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是通过北朝鲜运进东北,最繁忙时,东北车站里德制军火堆积如山,往往一车卸完另一车又接着进站。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但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不过斯大林还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组成的林彪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辽沈战役是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的加中共军队的混合军队完成的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的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国民党被完全击败。例如锦州之战完全由苏军独立完成,四野的部队不过是战斗结束后帮忙打扫了一下战场。

以后苏军又混编进四野,一路打进关去,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一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中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14万日军,10万朝鲜军,10余万关内干部,30万伪满军。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一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中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

而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还是大规模使用红军的那套打法,也就是人海战术。如果没有苏军、日军、朝军的强大支援,没有他们驾驶的坦克、飞机、大炮、火车、卡车助阵,要搞定几百万国军做梦去吧。

来瞧瞧国军回忆,国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徐州办事处处长姚立夫记述:“当碾庄战幕即启,一时炮声震天,爆炸声此起彼伏,黄伯韬7万余众被迫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下。当炮声隆隆过后,照例是震人心弦的冲锋号声,潮水般的人海,一股一股地涌向我军所扼守的各据点,在黑夜冲杀中,照明弹不停地大放光芒,照映着穿着灰色土布棉军服、胸前挂满手榴弹、拚命前冲的士兵们。国军据守在碉堡内,一待人潮涌近,便集中火力扫射,眼看着一排排的战士倒了下去,又一排排地冲了上来。这种前仆后继的人海,任凭你火力如何充足,火网如何密集,也有着死不完的人来和你的枪弹相拼。

但奇怪的是,在那些阵亡的共军尸体上,却很少见到有肩负皮囊、手持短枪或冲锋枪的,甚至连步枪也见不到一支,似乎都是徒手。当这些勇士们冲进国军的碉堡,雨点般的手榴弹便纷纷投进碉堡,那一簇簇的火花,映着地面上激起的黄土,真乃血肉与炮弹齐飞,泥沙共烟雾一色,在青白色的照明弹的余辉下,构成一幅悲壮的战地图画。有一些碉堡内的国军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即阵亡的共军尸体渐渐地竟成为一座尸墙,遮断了碉堡内国军的视线,以致正面火力无法发挥效能……。共军知道人海战术奏效,此时精锐部队,倾巢而出,在步炮配合下,发起总攻。一时炮火震天,杀声遍野。国军士兵则以尸墙作掩护,无奈敌不过四面八方汹涌冲过来的人潮。也有很多机枪射手们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杀人而杀得令自己害怕和恶心,经过了一次次冲杀,很多机枪射手都换成了军官,因为颇多的士兵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迫。

这种人海战术是以付出大批生命为代价的,东北1946年光复时统计有5千7百万人口,而到了1949年毛登上天安门,人口下降到了3千5百万,这两千万人口哪里去了,莫非都移民俄国了!可以说三大战役都是苏联人策划、指挥的,斯大林可以被称为中国解放之父,而不是土鳖毛。毛1948年还在梦中,说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五年,没多久改口说看起来用一年就可实现,原因就是街坊军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又有日、朝、苏军的加入,一路势如破竹。

 

 

日本投降后,入满洲作战的苏军将千门美制火炮及其他大量饷械无偿交给中共解放军四野,组成机动炮兵发挥攻坚威力。否则中共不可能赢得内战。

网上读到很久以前上海学者杨奎松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一文,便根据我已经采访到事实真相说上几句:驻满苏军曾将缴自日本关东军五十万支、驻朝鲜军十万支、溥仪军的十万支,共七十万支枪(多为步骑枪),缴自德军的枝数不详的枪(多为冲锋枪。抗联人言),以及自身携带入满的美援美制榴炮——应有千门之多,大大多于北方国军之坦克、汽车、燃料、被服、药物、食品等等,无偿送给了四野和三野(通过大连旅顺到山东荣城悝岛海路送给三野)。

苏军将美制千门火炮交给四野

十多年前我面访过时任东北军区军械部部长的张明远将军,他说苏军交给四野的缴获日军武器是全部,不是部分或者少量。他是军械部部长,负责储藏、运输军械;何长工是军工部部长,负责修理、制造军械,何氏并不清楚苏军移交武器全貌。苏军还应协助中共策划、准备、指挥了辽沈、淮海战役。卫立煌于其守沈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也来沈阳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沈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可见“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红军大学学生战胜陆军大学学生”、“小米加步枪可打赢飞机加大炮”乃属过谦之辞。

以下挑出最为重要的制胜武器——火炮来讲。解放军军史集正式版《炮兵史》至今仍为难产(只有炮兵史料汇集)。引起作者怀疑:是不是因为驻扎旅大苏军曾经帮助将那千门榴炮全部或者一部经由或陆或海两路,先于辽沈战役之前运往山西打晋中、太原,后于辽沈战役之末运往华东战济南、淮海此类原因,导致有关方面难以启齿?四野千门榴炮理应原属配备入满苏军的美援租借武器,因为陈诚曾于三大战役前夕报告:内战爆发以来,国军损失火炮仅为二百余门而已。

又据网上资料记载,辽沈战役缴获国军火炮连同高炮不足二百门。四野打下四平之后,陈明仁弟陈明信被俘,在被押往城外俘虏营时,他看到几处共军炮群,内中火炮全为美制,没有他原先相信的苏制火炮,方才悻悻服输。他不知道,这是苏军借花献佛杰作,他的直觉并无误导。电影《决战太原》导演郝蕴,在得知太原城墙墙上、墙内各种工事密布,火力可以覆盖所有墙前地段角落之后,曾经大为感叹“解放军竟能够攻下来太原城,真是不可想像!”其实,四野榴炮到后,一次齐射就可将城墙轰出多处豁口进而形成斜坡,可供攻城士兵一拥而上,各种工事同时也被摧毁大半,有什么难以想像?

苏援军火外金钱数额也大于美援

驻满苏军最多时达十二万人。此时苏共派驻西柏坡的总顾问科瓦廖夫原是苏联铁道部长。卫国战争之中,科氏因为后勤供给得力,立了大功,深受斯大林赏识。斯派他来华,应是看重他组织运送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的能力。科氏此时必与驻满苏军总部有着密切电报往来,将来寻出档案,应可证明这点。另一方面,国军当时只有炮兵旅,没有炮兵师,而且从没像对手那样,被集中使用。

同期美国给予国民党大量饷械援助,国民党仍然败走台湾一事,并不能反过来说明共产党不靠苏援饷械就能打赢敌手;何况事实之上,苏援饷械数量、质量大于美援饷械。仅就钱款而言,苏援是四点七亿美元,美援仅是三亿美元。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姚醒吾将军,一九四○年代后期就曾暂脱军装,担任大连某一钱庄老板,专门处理这笔巨额战费的分拨。由此可见,(中共)若没有苏援饷械,就没有四野、三野等部的暴兴乃至二次国内战的胜利。

 

 

苏联解密档案:中共内战用的真实装备

真的是小米加步枪?

我们教科书一个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知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从中了解历史事实: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数据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中共军队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剧多,精锐越打越少,中共军队越打越多,战争初期中共军队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1、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

2、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3、运往关内的武器: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

除了直接用于东北战场的武器外,还有很多的苏援武器被运往关内直接支援华东和中原战场,这批武器有多少呢?

1946年5月,苏军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苏军开始向山东解放区提供武器。据5月28日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部队。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7月15日到8月7日,又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

5、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

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部,主要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后苏军又将这些工厂要了回去,但允许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中共也先后将抚顺、本溪、延边等地的兵工厂、化学工厂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运走。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正是有了这些工业基础,中共后来才能在北满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据统计,军工部后来在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军工部在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

同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简直就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国民党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共部队倒是进出自由。据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一‘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难怪当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评价建新公司的军工生产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

解放军里有多少原日本军人?

作者:思明洲

又是1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1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公开的书籍比如中国的1948两种命运的决战...等书说是12000人-20000左右,大部分是军工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和军事教官.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1954年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谈话:“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 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15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作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 事,就发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 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1943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

《大东亚战争史》书1737页载1948年满洲“仍有数万日本人留在中共控制的地区”。《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中的表述是:败战后,留在旧满洲的日本人有六万人以上,这个是包含家属的,所以可以征集的人数最多也就是12000--20000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国际友人”,在日本被称为“留用者”。

四野招募2千名日本技师到工厂,从事关键的冲模,配制精炮药,无烟炸药,中碳钢,镍铜合金,引信.............. 这个东西是科学,靠蛮干是不行地,四野的吴运择就是操作不规范,霸王硬上弓结果成了重伤.84在西北整了好多年,只会做黑火药,次品也很多.

日本教官比如关东军林弥一郎队长就是四野第一个空军东北航校的主任教官,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为飞行主任教官。 他带领关东军航空兵第2军团练习大队200多人加入四野,简直就是四野空军教育之父. 林弥一郎的严厉则更是有名。张积慧是当时最好的学员之一,在放单飞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毛病,没想到却被林弥一郎卡住了。别人都不理解,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 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最大的不负责。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又刻苦练了起来。最后他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当时因条件所限,学员一 般只飞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放单飞。正是日本教官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才造就了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闻名世界的空军英雄。

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飞行员全是他的学生.四野韩战王牌,王海,刘玉提,张积慧都是他的学生.另外还有日本教官训练四野的炮兵,机枪,战车军官.也是成绩斐然.比如曾在士官学校学习轻武器,对武器的理论和操作都较熟练田村义男军曹就是四野机枪射手训练班教官.

1954年,日籍人员返回自己的祖国。为了纪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弥一郎亲自发起和组织了“航七会”。到1990年,会员已有800多人,在日本各地设有7个支部,两个筹委会。1986年6月1日是东北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日,林弥一郎率老航校教官50人应邀来中国参加纪念活动。他们受到了空军司令员王海等人的热烈欢迎,老朋友、老学员相逢格外激动。林弥一郎于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的会员们在大阪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林弥一郎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仰慕的空军之友与良师。

3000多日本医护人员也加入84军队,极大保障了四野的军队医疗卫生工作.

说1万日本人在四野工作是很低估地,53年3月中日红十字会协定遣返依然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周恩来说要作好政治工作,物资上加以宽待.黑龙江53年遣返7456人,56年遣返208人,58年遣返1950人.

辽宁53年3-9月遣返5461人,占辽宁日本人的82%[辽宁省公安志,99年版,335页].吉林统计有日本人3627人,回国2837人,呼伦贝尔265人,遣返219人.可以看到84在东北有2万日本人.另外在东北遗留的遗孤结婚的还有5000人.

另外说个,45年12月-47年12月,国军10个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死刑110人,无期徒刑41人,有期徒刑167人.

50年7月苏联移交969名被苏联审讯后判定是战犯地日本战犯,[将军35人,佐官132人][军事单位599,宪兵118,行政39,警察200,特务26].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34次会议决定,给予日本战犯宽大处理.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所有在中国的1017人[包括国军已经判刑地]免于起诉,全部释放.

包括宪兵少将齐藤美夫,调查课长长岛村3郎,警务厅长三宅秀也,锦州,四平宪兵队长掘口正雄,上坪铁一,731部队162支队长神原绣 也..............全使杀人狂,59师团长这个在山东扫荡杀人无数的藤田茂以为自己死定了,结果听到判决,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杀我几次,都 不能赎罪之万一.那想还无罪释放了.政务厅长次长古海忠之说东北每一寸土地都有他们惨无人道的暴行,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坚决要求判处自己死刑.也还是强制释放了.

如果说到这里大家会说俺蒙事,不过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嘛!精彩的还在后面.

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朝鲜, 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和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条约的签署标志朝鲜成为日本国土,《日韩合并条约》全文共8条,其主要内容是:朝鲜将其全部主权永久地让与日本;日本对朝鲜王室给予“尊重”;日本将其控制朝鲜外交大权的“统监府”改为“总督府”,总督直属日本天皇,并由其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

日本和朝鲜成为了1个统一的国家.1910--1945年的朝鲜人就是日本人.

1915年日本宣布日本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土地商租,等所有权利也适用于朝鲜人.其实日本早在1907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把朝鲜人向东北移民.[从此以后中国又多了1个民族].

918以后为了控制开发东北,日本加快了向东北移民的速度.除了从日本本土,还从朝鲜向东北移民.1931年在中国的朝鲜族不过63万,到了1945年达到了216万之多.这些移民的朝鲜人全部是日本国籍.日本为朝鲜移民建立了自耕自卫的屯田兵式的组织,居住在有炮台,围墙保护的宿舍里,白天在自卫队保护下进行农业作业.截止1940年日本投资为日本国籍朝鲜族建设了1132所学校.所以这些朝鲜人文化知识不错,身体素质优良.

1940年日本在东北的日本国籍朝鲜人里建立义勇军制度,16--19岁的,小学文化的朝鲜男孩要接受3年军事训练.

早在1938年2月日本就在全朝鲜半岛征召陆军志愿兵,43年7月开始征召海军志愿兵和在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学徒志愿兵.1942年5月陆军在朝鲜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所有朝鲜男人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服兵役.征集24万人.朝鲜籍日本兵大部分被分配到日本关东军,华北军中。

除了服兵役,日本1939-1945年还征集东北,朝鲜半岛的14.5万朝鲜人做军属.113万朝鲜人做军夫,工程兵.

到了45年日本终战以后四野总共征召了63000朝鲜族加入84军队.其实这些朝鲜人都是日本军队的老兵和接受过义勇军训练的.就是原日军.

当然军工里也少不了这些朝鲜人,比如辉春军工的副厂长就是原关东军一个军工厂的厂长朝鲜人周洪奎,这家伙厉害,他监制的手榴弹不合格率只有1/200,这个工厂多半都是朝鲜人.

除了这些人,朝鲜的金策将军还在1947年带领30000北朝鲜人到东北参战.咱们就先不计算金策将军了,就说前边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75000--83000名关东军直接加入四野军队打击国军呀!

这个时候无知小孩和脑子锈道了的老头,肯定要说国军在山西收留日军了,岗村宁次回忆录111页:46年6月为止,被国军留用的日军,山西691名,南京17人,武汉15人,广州13人,海南58人,总共829人.只有四野的一点点,1%而已.

 

四野日本老兵:三万日籍解放军历史解密

--作者:傅乐平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而我则无意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并与部分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为朋友。

四野原来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时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到中国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军的“娘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我虽然喜欢阅读部队战史和报纸,但从来还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参加解放战争。

当时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兴元,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接待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是: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书长、若生爱子,团员本间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来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而张宝林和尚兴禄当年就曾和日籍战友一起工作过。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负责接待的代表团,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原日籍官兵自费组成的旅行团。因此史称“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梦中常被惨烈的战斗惊醒

访问团从上海入境,探访路线首先是四野南下时征战的旧地:长沙、宜昌、荆门、襄樊、沅陵等旧战场。然后再北上转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那里是他们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

这些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日籍老战友尽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别近40年,他们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内向和彬彬有礼的节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分出来的。

但是,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永远面带微笑,举止优雅,像是演员或大学教授出身。她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代表团的老战友向我这后辈介绍说,只要一想起黑山阻击战,耳边就响起子弹炮弹的呼啸轰鸣。团长中村义光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惨烈的战斗场面,回日本后,睡觉常常梦中惊醒”。

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代表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个温和朴素的小老头,在中国期间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昂扬的精气神,从未见他疲倦过,在代表团成员中非常有号召力。所以对他的经历特别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并保持常年通信往来后,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八路军”(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

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全国解放时,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妇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

1967年,鉴于当时回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恋在四野时期形成的团队认同感却越来越强烈,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

“回想四野会”最初会员达600余人,由于病、亡,现在只有120余人。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季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

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

日本司机被选去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我们为青春留在中国而自豪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鲜族战友的揭发,那位曾担任土匪头目的前日本军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当年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样非情愿的恐怕在多数。建设天兰线的铁路技术人员在中国刚解放时,就曾强烈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后来开出有固定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保证,他们才安下心来。

但是,随着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与他们中国的战友融为一体。参加天水铁路建设的日籍人士回国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护士回忆,朝鲜战争暴发,她所属的部队奉命从湖南开赴丹东,但所有日本籍战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转到地方建制,14岁就参加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允许跟随部队转移。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与中国相似,当年大量日本人参加解放军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如果不知道这些日本老兵回国后,在漫长的中日特殊关系时期的委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对中国怀有那样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参观回来,这些前辈战友们就早早熄灯就寝,房间一齐闭灯,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后来和老战友们谈心才知道,这是他们回国几十年养成的特殊习惯。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们怀念中国,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怀念在第四野战军渡过的日日夜夜,认为那是他们的“再生之地”。他们先后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会”、“回想四野会”、“航七会”、“洛阳战友会”、“鸡公山战友会”、“长城友好会”等十几个日中友好组织,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自九十年代以来,以中村义光为首的“回想四野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访问团”。1998年国防部长迟浩田率军事代表访日,特意邀请“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等老朋友来中国大使馆做客。

日籍官兵参加解放军,是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也是无意中谱就的中日民间友好的插曲。今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当年周恩来总理说的那些话和背后的历史,当让更多人知道。

转自《光冕传媒》

 

 

瞒天过海!林彪的四野中有多少日本关东军

根据侵华日军的军官回忆录记载,当年不但有十几万朝鲜人部队加入了林彪的四野,而且还有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改编成东北野战军。中共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非常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共军在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

不过这只是一部分,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还有近五十万部队,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政府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苏联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许国民政府在自己的家门口“胡搞”)。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几十万皇军集体处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于是国军悲剧,共军反攻。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不过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在搞活动,一大帮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日本皇军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中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打国军打的太爽了,皇军当年没做到居然跟着共军做到了。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在东北,中共的技术兵种几乎都是外国人,因为培训起来需要时间,而从山东带过来的十万土八路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扫盲都需要大量时间,不要说让他们去开飞机驾驶坦克,操作野战火炮也有困难。刚好日本关东军的素质就相当高,于是改编了一大批,其中还有几万中共最早的铁道兵。但消灭东北国军的主力,还有大批苏联红军的参与。

在东北,几十万国军主力的覆灭,苏军出了大力。辽沈战役,作战计划早在半年前在莫斯科就制定了出来,6月,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二十一人苏联专家小组启程到达中国东北。表面看廖是铁路运输部门负责人,实际上他是苏联任命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也是辽沈战役的战场总指挥,受命指挥所有中苏部队。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从装备上、人员数量上共军辽沈战役准备阶段,更悲剧的是,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元武器中的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装备了四野,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军因为美国武器禁运政策导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八大盖,推出了日军的山炮搞防守,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装备——美国坦克、装甲车、美国榴弹炮,美国四轮卡车。而且为了方便指挥全军,苏联顾问配置到四野营一级单位,所有顾问直接听命科瓦廖夫的苏联作战指挥部,这些人都是久历苏德战争的苏联军官,都远远优于国军。

来看一组数据,从二战开始的1938年到1949年,美国各种类型援助总和30亿美元。而其中对华武器援助只有8亿美元,而且这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用于二战中对日战场。1946年6月26日,中国内战爆发。1946年底,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停战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军火禁运,而解除武器禁运后,首批少量武器运抵中国港口已经是半年过后的事情,也就是1949年6月,而共军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2日结束。

看完悲惨的国军,来看看共军方面: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是通过北朝鲜运进东北,最繁忙时,东北车站里德制军火堆积如山,往往一车卸完另一车又接着进站。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但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不过斯大林还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组成的林彪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辽沈战役是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的加中共军队的混合军队完成的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国军被完全击败。例如锦州之战完全由苏军独立完成,四野的部队不过是战斗结束后帮忙打扫了一下战场。

以后苏军又混编进四野,一路打进关去,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一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14万日军,10万朝鲜军,10余万关内干部以及数万伪满军,构成一支强大的日俄联军。而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基本还是使用红军的那套打法,也就是人海战术。如果没有苏军、日军、朝军的强大支援,没有他们驾驶的坦克、飞机、大炮、火车、卡车助阵,仅靠共军根本不可能歼灭几十万国军精锐部队。

据国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徐州办事处处长姚立夫记述:“当碾庄战幕即启,一时炮声震天,爆炸声此起彼伏,黄伯韬7万余众被迫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下。当炮声隆隆过后,照例是震人心弦的冲锋号声,潮水般的人海,一股一股地涌向我军所扼守的各据点,在黑夜冲杀中,照明弹不停地大放光芒,照映着穿着灰色土布棉军服、胸前挂满手榴弹、拚命前冲的士兵们。国军据守在碉堡内,一待人潮涌近,便集中火力扫射,眼看着一排排的战士倒了下去,又一排排地冲了上来。这种前仆后继的人海,任凭你火力如何充足,火网如何密集,也有着死不完的人来和你的枪弹相拼。

但奇怪的是,在那些阵亡的共军尸体上,却很少见到有肩负皮囊、手持短枪或冲锋枪的,甚至连步枪也见不到一支,似乎都是徒手。当这些勇士们冲进国军的碉堡,雨点般的手榴弹便纷纷投进碉堡,那一簇簇的火花,映着地面上激起的黄土,真乃血肉与炮弹齐飞,泥沙共烟雾一色,在青白色的照明弹的余辉下,构成一幅悲壮的战地图画。有一些碉堡内的国军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即阵亡的共军尸体渐渐地竟成为一座尸墙,遮断了碉堡内国军的视线,以致正面火力无法发挥效能……。

共军知道人海战术奏效,此时精锐部队,倾巢而出,在步炮配合下,发起总攻。一时炮火震天,杀声遍野。国军士兵则以尸墙作掩护,无奈敌不过四面八方汹涌冲过来的人潮。也有很多机枪射手们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杀人而杀得令自己害怕和恶心,经过了一次次冲杀,很多机枪射手都换成了军官,因为颇多的士兵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迫。

这种人海战术是以付出大批生命为代价的,东北1946年光复时统计有5千7百万人口,而到了1949年毛登上天安门,人口下降到了3千5百万,这两千万人口哪里去了,莫非都移民俄国了?可以说三大战役都是苏联人策划、指挥的,斯大林可以被称为中国“解放”之父,而不是土毛。毛1948年还说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五年,没多久改口说看起来用一年就可实现,原因就是他的解放军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又有日、朝、苏军的加入,才能一路势如破竹。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的许多朝鲜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至1949年5月初,其规模已达3个师。此时,毛泽东同意将这3个师移交给朝鲜,其中两个师在7月到达朝鲜,另一个师从1950年1月末开始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在同年3月至4月间移交给朝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使当时只有3个师、1个团和2个边境保安旅编制的朝鲜军队实力瞬时大增。1950年6月25日,亦即这3个师被交给朝鲜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与韩国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2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在中国东北经历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朝鲜战争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部队的回朝被视为中国积极帮助朝鲜进攻韩国的证据。

著名朝鲜战争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 Cummings)认为,就朝鲜战争爆发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比苏联大。他甚至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没有在1950年6月以前爆发,是因为在中国南部及海南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朝鲜人精锐部队还没有回国。他还认为,从1946年底起,朝鲜开始派遣数万名朝鲜人部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国民党战斗,特别是在朝鲜将军金策的指挥下,大约3万朝鲜部队于1947年4月进驻满洲。1948年2月,战斗力很强的李红光支队大约1万人回到朝鲜并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此后,1949年7月至10月大约3万至4万、1950年2月至3月大约4万至5万兵力陆续回到朝鲜。从1948年到1950年秋,在中国参加战斗的朝鲜部队陆续回国,其总数在7.5万至10万人之间。还有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的《每日情报》G-2报告,认为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向中国直接派遣了部队。1947年3月到5月间集中派遣的兵力达到3万人,再加上东北的朝鲜义勇军,由朝鲜人组建的部队共计7.7万至12.7万人之间。

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奔赴北京,寻求毛以及中国的支持。毛允诺特使金一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3个朝鲜人师,其中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中国会随时准备把这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朝鲜政府。如果朝鲜同志现在不需要这两个师,那么我们可以负责训练和保障这些部队。另一个师正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等作战行动结束后才能调回。首先在1949年5月17日,第 164 师、第 166 师先后返回朝鲜,分别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1950年4月8日,已经完成作战任务的156师也从江南调回了朝鲜,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4师。6 月 10 日,军委铁道兵团所属的朝鲜人部队 3200余人,编为暂编独立团返回朝鲜。8月1日,东北军区的 3100 余名朝鲜人官兵返回朝鲜,整编为第 10 师。就这样,朝鲜人民军中4野出身的士兵,已经达到5万人之多。而当时朝鲜进攻韩国的所有兵力,也不过8万人。可以说,朝鲜前期的战果,完全是由来自4野的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