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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4日 星期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吴国光：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吴国光：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 吴国光 VOA 【国事光析】20230925 近来中国高层政局"大瓜"供应丰富，甚有戏剧性、刺激性的消息与传言接二连三。先是外交部长秦刚下台，接下来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因"健康原因"缺席外事活动。这两个副国级领导都是在习近平手下得到加速提拔的政...
东京则不同 人人住得起的东京
BINYAMIN APPELBAUM
由于大城市就业前景更好，山崎勇太（音）夫妇十年前从日本南部移居东京。他们现育有三个儿子——分别是10岁、八岁和六岁——并在寻找一处面积更大的居所。但山崎并不打算搬太远，他经营着一家意式冰淇淋店，妻子则是一名保育员。他们有信心在现居社区找到一套能负担得起的三居室公寓。
在美国和大部分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房价飙升之际，搬离经济最发达、就业环境最好的地区已经成为常态，因为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过高。繁华都市越来越像私人会所，供应有限的住房都是价高者得。
东京则不同。
凭借交通系统投资以及对房地产开发的容许，东京在过去半个世纪增加的住房单位数量已经超过纽约市的住房总数。东京通过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来确保人们在这里住得起，也通过确保人们能在这里住得起而成为世界最大城市。
在东京23个区的六个区里，两名全职员工用东京最低工资就能轻松负担两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相较之下，两个拿底薪的人没办法负担纽约大都会区23个县任何一套两居室公寓的租金。
维持大量可负担住房有其不利之处。在东京，绿色空间极其稀缺，按照西方标准，这里的生活空间很小，无休止的再开发也是对社区的扰乱。
但这么做的好处太多了。想住在东京的人一般都能住得起。这里几乎没有无家可归者。整座城市保持了经济的多元，也保留了大量城市便利设施和就业机会。由于租金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人们有更多钱用于其他消费，或者收入少点也能维持生活，这有助于维系这座城市由小餐馆、商铺和手艺作坊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结构。
当发达国家城市地区的政治领导人还在努力思考疫情后什么才是振兴城市的良方之时，东京可被视为一个榜样。
从空中或众多城市观景台上俯瞰，东京就像一片满是中低层建筑的广阔海洋，高楼大厦像群岛一样点缀其中，每座岛屿都是铁道线路上的一个站点。山崎一家住在田园都市线的用贺站附近，这条线路连通了东京西南部与市中心。他们以每月15万日元（约合100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
东急电铁在上世纪50年代开发了这条线路，作为连接广大郊区独户住宅区的主线路，这种社区的灵感来自欧美城市里那些绿树成荫的郊区，例如长岛花园城，这片位于纽约市郊的独户住宅区同样是沿着通勤铁路线开发而成。
随着东京城市发展和住房需求增加，铁道公司重建了车站周边区域，公寓大厦、购物中心和写字楼拔地而起。二子玉川站就坐落于东京最大的新城市中心，东急拆除了上百所房屋，以建造可容纳上千户的新公寓大楼，还有科技公司乐天的新总部。山崎的意式冰淇淋店就开在附近。
“这里住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来散步，”他说。
车站周边的社区也变得愈发密集，独户住宅之间穿插着公寓楼。田园都市线所服务的人口已从2万人增加到60多万人。这条线路以前每小时只有三趟两节列车，现在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类似地铁的列车，其中许多都能通过地铁线路前往东京市中心。
“我们认为自己是一家城市塑造公司，”东急时任社长野本弘文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二子玉川站的再开发项目刚刚完成。“例如在欧洲，铁路公司的作用仅仅是用终点站来连接城市。这是这一行业相当常见的运营方式，但我们所做的却完全不同：我们创造城市。”
长期以来，人们涌入繁华的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直到近来，城市大体上都还能容纳新移民。经济学家凯瑟琳娜·诺尔和她的合著者在2014年的研究中总结，从1870年到1950年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房价之所以能在人口快速增长之下保持稳定，是因为交通运输的创新拓展了可居住区域的范围。随着纽约等城市不再新建公共交通线路，并开始限制已有线路沿途的新开发，增长便陷入停滞，房价也出现攀升。在长岛花园城，车站周边的大片区域仍是独户住宅，大部分都没有改建，但如今均价已经超过120万美元。
新加坡和维也纳等城市则依靠公共资金建造经济适用房扭转了这样的趋势。近80%的新加坡居民都住在公共房屋里。
相比之下，东京几乎没有公屋或补贴住房。政府转而将重点放在了给开发商提供便利之上。例如，全国性的区划法律极大限制了地方政府干预开发的能力。日本不允许某一社区的居民阻止他人入住，而是将决策权交给了全体市民的代表，从而更好地平衡了当前居民和一切潜在居民的利益。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小型公寓楼，全市大部分土地可以建更大的建筑。即便是在指定修建写字楼的地方也允许建住宅。上世纪90年代东京写字楼市场崩溃后，开发商就开始在之前购买的写字楼用地上建造公寓了。
“在开明的城市，我们也许对民间主导项目批评过多，”长居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城市问题研究教授克里斯蒂安·迪默说。“我不是要提倡一种新自由主义观点，但东京靠民间主导项目创造了美好的东西。”
东京不在保护老房子上下很大功夫。虽然保护历史街区的法规在日本其他城市有，但日本最大的城市却没有。新建筑备受推崇。人们对待房子的态度与对待汽车的一样：他们想要最新的。根据政府的最新数据，新房销售在2013年至2018年间占日本房屋销售的86%。而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美国的新房销售通常占房地产销售的15%左右。
东京放眼未来的原因之一是，这座城市过去的东西已所剩无几。地震、火灾，加上“二战”期间美国的狂轰滥炸摧毁了城市战前的大部分地区，东京在战后急于为居民提供住房，而国家当时相对贫困，这意味着那时候盖房子不是为了持久。战后盖的一些“广告牌”建筑在东京仍可看到，但这些外面用金属板外墙装点的便宜木质建筑正在慢慢散架。门杜裕香（音）在东京市中心北边的藏前社区拥有一座有百年历史的米仓，她说，几乎每周都有身穿西装的男人敲她的门，询问她和丈夫是否愿意把米仓卖掉。他们要的是土地；米仓虽然是座有特性的建筑，但仍会被拆掉。门杜女士和丈夫曾住在旧米仓里，但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在附近的新楼里租一套公寓会住得更舒服。米仓的上下水管不可靠，风从老木墙的缝隙中吹进来。她说，新楼“舒服多了”。
若再发生地震，新建筑和住在里面的人幸存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日本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保留过去的东西的价钱简直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例如，在东京的墓地有坟墓的家庭每年必须缴纳维护费；如果不维护坟地的话，墓碑和遗骸可能被移走，坟地会被作为新下葬地转售给他人。
公园有时也被当作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公园和花园的面积只占东京土地总面积的7.5%，远低于纽约的27%和伦敦的33%。御岳山公园曾经是人口稠密的涩谷区为数不多的绿地之一，现在正在被改造成一栋有26个单元的公寓楼。在附近的新宿区，政府今年已授权建造三座高层建筑，这些高层建筑将占用东京最古老、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明治神宫外苑的土地。
虽然这里的生活成本可能比伦敦或香港低，但东京仍然是迄今日本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门杜在千叶县的农村长大，她说她的很多同学都到东京上大学或找工作，然后回到家乡成家生活。
35岁的小山贵子（音）与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一套一居室公寓里，每月支付大约相当于1500美元的房租。她说，她正计划搬回父母居住的日本北部宫城县。
“东京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她说。“但那里更便宜。”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藏前的物价仍然可以承受，即使新建筑取代了旧建筑，它在经济上仍然是多样化的。东京建筑的便利性意味着新建筑并不等于豪华住宅。小的作坊和工厂随处可见。门杜一家的邻居包括一家定制花边制造商、一家为百货商店压花的小工厂和一家纸品店。
身着棕褐色马甲、打着领结、打扮潇洒的柳濑义信（音）在一家时尚配饰公司当了十多年的推销员，他涉猎设计领域，甚至说服公司生产一些他的产品。然后，三年前，他开始在藏前一栋多层零售大楼的一个房间里销售自己设计的皮革背包、邮差包和其他皮革制品系列。他每个月只卖出30到40件商品，但每月只需支付9万日元的店铺租金，并为隅田川对岸一套56平米的一居室公寓支付11万日元的房租。二者加起来大约相当于每月1400美元。
“在东京，”他说，“这样做是可行的。”
星火不熄：“铁拳”也不能粉碎的中国地下史学家运动
张彦
1959年，中国西北城市天水的一群大学生开始了一场螳臂当车的计划。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时期，这场由政府政策引发的灾难导致了多达4500万人死亡。这些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农民饿死和吃人的场面；也看到了政府如何残酷惩罚或杀害上访求救者。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传出去。于是，他们决定办一本杂志。
学生们将这本杂志命名为《星火》，取自“星火燎原”之意。他们将文章刻在钢板上，并在当地官员帮助下用油印机印刷。
《星火》杂志只有八页，没有照片或插图，看起来十分粗陋。但里面的文章全都正中中国专制政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的要害：农民不可以拥有私产，一切都属于国家；最高领袖容不下任何反对意见；官场腐败猖獗；甚至连忠于政权的批评者都受到迫害。杂志首页的发刊词就已经奠定了基调：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
这本杂志没能出到第二期。几个月之内，与该杂志有关的43人被逮捕。三人后来遭处决，其余人都被送去劳改多年。
“
星火”燃烧了不到一年似乎就熄灭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它不过是反对党权力滥用的无数小规模反抗之一，可能转瞬就被遗忘。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它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抵抗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如何做到的？这是通过中国一群非主流历史学家的努力实现的。这些地下历史学家是一群志愿团结在一起，希望讲述共产党统治全貌的公民，他们将上世纪的饥荒与当代的疫情等事件纳入了中国的集体记忆。49岁的记者江雪是该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为了不让另一段中国历史丢失或被扭曲，她决心讲述发生在她家乡的真实故事，这让《星火》激励了那些追随其创作者脚步的人，证明了即使最严酷的镇压手段也是有限的。
在世界各地，历史已成为争夺当下的战场。美国人就奴隶制在建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展开争论。欧洲人努力面对当初殖民帝国的残暴行径。年轻的非洲人则在挖掘尼日利亚内战和种族隔离时代被埋葬的记忆。日本、新加坡、印度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出生前发生的事件已成为塑造他们未来的关键。
但这种掌握历史叙述权的想法在中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对现代中国领导人来说，历史是其合法性的关键：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救中国；历史决定了它的成功；历史也将确保它继续掌权。当然，这个历史是由共产党书写的，它雇佣了大量文人、电影人、摄像师和记者，帮助推动它对或近或远的时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描述。通过他们，中共控制着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通俗历史杂志，甚至电子游戏。
因此，人们对最近的过去往往一无所知。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仍被委婉地称为主要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国家主导的暴力夺去了多达200万人的生命，学校被迫停课，知识分子被送去劳动改造；关于“文革”的讨论眼下越来越成为禁忌。被抹杀的不仅仅是发生于上个世纪的事情。就连新冠危机也被抹去，吹哨人被塑造成支持政府的英雄，严厉的封锁现在也成为公开讨论不可触及的禁区。
不过，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这种对历史的垄断正是中国专制主义流弊的根源。如果人们从小到大认为中共是由一群任人唯贤（而非通过幕后交易任命）的官员领导，通过严格但公平（而非缺乏权力制约）的公务员体系来统治中国，捍卫存在了数百年（而非从一个四处征战的帝国继承）的国家边界，那么他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容易发生清洗、腐败和种族冲突。简而言之，如果他们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统治中国，那么就永远不会质疑其统治的权利。
这种历史何其重要的信念正在推动一场全国性的地下史学家运动，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它逐渐形成。我把他们统称为历史学家，他们是中国最聪明的一批人，其中有大学教授、独立电影制作人、地下杂志出版商、小说家、艺术家和记者。有些人可能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处于体制内，始终从事的是体制内工作，拥有财产，有家有口。他们冒着失去事业和前途甚至是牢狱之灾的风险，出版秘密杂志、禁书和独立纪录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下历史学家就一直存在，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前50年里，他们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章、艺术作品和书籍很快就被安全机构没收。他们甚至常常不认识彼此。
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始终关注着这些地下史学家，他们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在多次的镇压中得以幸存。他们分享故事、分享英雄，分享共同的信念，这得益于并不复杂的数码技术，比如PDF文件、价格能够接受的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影片编辑软件，他们现在可以相对容易地传播这些东西。当大规模的骚乱令政府穷与应付时，例如2022年底的疫情封锁期间，他们就能够将自己的想法注入公共辩论中。
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兴起挑战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传统观念。今天，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那里只有一连串反乌托邦的恐怖——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作为一名撰写过大量关于中国的宗教和政治迫害文章的人，我知道这些问题是的确存在的。但是，有其他愿景的中国人也是存在的。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
反正史(counterhistory)运动在中国的持续存在也让人对有关中共统治社会能力的假设产生疑问。尽管困难重重，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还是在发表作品，制作挑战权威的电影。他们的理念得到传播，当社会中的问题达到沸腾的状态——就像去年那样——人们往往向他们寻求看待当下的不同方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努力让中国年轻人重新发现了自己与共和国早期的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联系。曾经仅存于外国学术书库的图书现在能以数字形式方便地分享。电影记录英勇抵抗的故事，并在私下里传看。持着审辩态度的思想者在中国曾经是各自为战，现在他们拥有中国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强大集体记忆。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家族的历史，江雪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要去延续《星火》的记忆。和许多地下历史学家一样，她相信历史的力量始于家中。
1960年初，大饥荒期间，江雪的祖父张儒林（音）、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每天能分到一个大玉米面馍馍。张儒林知道他们会吃不饱，于是做了一个决定：其中一个人需要死掉，这样其他人才能活下去。但是如何选择，如何让其他人接受这种牺牲？
江雪讲了一个她儿时父亲每年大年夜都会讲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个非常公正的人。他会用刀把馍馍切成6等份。每人一份。每份一样大。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小姨）和祖父的馍馍一样大。但他需要劳动，需要更多食物。大家都活了下来，但祖父却饿死了。”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家族史，江雪的父母每年都会让他们穿上冬衣，徒步半个小时来到屋后小山上的一小块平地，那里埋葬着祖父的遗骨。一家人带着食物，在冰天雪地里磕上三个响头。然后她的父亲就会讲起这个故事，每次都以“当年我们饿着肚子……”开头。
这些家庭经历让江雪对权威产生怀疑，并在她大学毕业后愈演愈烈。她的正式姓名是张文敏，但当她刚开始做记者时，她取了笔名“江雪”——字面意思是“江上的雪”——它来自一首九世纪的诗，描写了一个渔夫在落雪的江上独自驾舟。这是中国诗歌中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暗示着一个人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孤独地追求着许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的东西。
1998年，她在《第一财经日报》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正是中国媒体的一段神奇时期。当时的报纸被鼓励面向市场。审查制度仍然存在，但相对宽松。
2003年，中国新闻业似乎处于转型边缘。那一年，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在广州被警察拘押期间遭殴打致死的事件激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愤怒，他们成功地呼吁起诉十几名公务员，并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农民工。突然之间，媒体和公民社会似乎可以影响变革，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部分封闭的体系中也是如此。像江雪这样的记者开始报道越来越宏大的题材：强迫拆迁、腐败和环境问题。
但慢慢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共产党开始反击。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编辑室，安排了更多顺从的编辑。到2010年代初，党缩小了可以调查的主题范围。江雪一直在她的报社工作，直到2014年，编辑发布了一条命令：只发表正面评价政府的文章。江雪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解雇，于是辞职了。从此，她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
当时，江雪已被视为是中国新闻界的代表人物。但摆脱了官方限制之后，她得以写出作为中国知名的独立记者享誉海内外的文章。
奠定江雪业界声誉的是她在2015年发表的《一个妻子的这一年》，这是一篇关于一位著名人权律师的妻子孟群的人物特写。该文章角度非常罕见，将关注焦点从中国异见人士的阳刚世界转移到许多为变革而奋斗的勇敢女性——包括江雪自己——身上。
但这篇文章也让她引起了可怕的中国安全机构的关注。她在2017年的文章《闭嘴，你看起来很像国家的敌人》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遇到的困难。该文章分析了数字技术如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追踪她这样的人，以及普通人为何对自身经历的历史一无所知。
“如果这土地上有另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我们身在其中，心智难道不是无时不在受影响吗？”她写道。“普通人本应获取的关于这世界的常识，要拖延多久才能得到呢？”
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她开始对《星火》的故事产生兴趣。有天，一位外地来访的教授问她是否听过这本刊物。她没听说过，在得知该杂志起源于她的家乡天水后，她十分惊讶。当晚，那位教授做了一件此前几代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给江雪用电子邮件发来了一份关于“星火案”的500页PDF文件，其中包含一本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和学生遭公安拷问后的供词。后来，她甚至发现了该杂志两位主笔写给彼此的情书。令她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为普通读者写过关于此事的深度文章。
出于好奇，她给父亲打了电话。他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这本杂志呢？他没听说过，但他知道有人能帮上忙。几天后，江雪就坐上了返乡的火车，回去搜集更多情况。由此她也开始了对该杂志长达数年的研究。江雪从自己的家乡开始探访，但为了这个项目，她自费走遍中国，寻找创办《星火》的那些今已垂垂老矣的学生，探究当代中国是否能以他们的故事为鉴。
她得到了其他地下历史学者的帮助，他们给了她建议和鼓励。她采访了中国最杰出的地下纪录片制作人之一胡杰，后者拍摄过两部与《星火》相关的影片。常住西安的反正史历史学者张世和帮她剪辑了一段采访的短片。她还与艾晓明有过长谈，后者是一位女权问题学者，拍摄过多部纪录片，其中一部长达六个小时的影片是关于江雪老家附近一处臭名昭著的劳改农场。
2019年，香港《今天》杂志刊载了江雪关于《星火》的文章。这是她迄今为止写过最长、涉及面最广的文章，总计四万多字，堪称介绍《星火》及其所挑战的体制方面的最权威书面记录。
文章以第一人称写成，对历史的叙述只占到部分内容。文章的核心是江雪发掘家乡遭到遗忘的历史篇章的过程。在一系列的短文中，她引领读者拜访了那些曾奋力创作《星火》的幸存者。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将我们带回了“大饥荒”时代，他们还描述了如今为对抗官方的刻意遗忘所做的努力。其中一位受访学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江雪问他现在是否还会怀念当年的同学。
“经常这样。”
“想起他们那时候的音容笑貌，”她说。
“对。”
“（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对，我永远不会忘，直到我在地球上消失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忘记。因为这些人都是善良透顶的人，都是非常崇高的人，应该被人们所记住。我希望，我们国家要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也更希望年轻人要有正义感，要发扬有正义感的品德。应该敢做敢为。但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太可惜了，不是吗？”江雪问道。
“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当需要的时候，也应该勇于慷慨地奉献出来。”
江雪说，这是她最有意义的作品，尤其是因为它讲述了自己老家的历史。她家过春节的仪式让她明白，自己的祖父死于饥饿。但直到研究了《星火》，她才明白饥荒的整个大背景，更重要的，还有那些人曾经的反抗。
文章发表后得到的大量支持也让她深受感动。文章以PDF格式在大陆广泛传播。一位在天水经营印刷业务的读者主动提出印刷装订一批杂志，以便老年人阅读。另一位天水读者写信给江雪，称自己仍清楚记得当地批斗学生的群众集会，以及其中一位学生谭蝉雪如何在漫长的羞辱和威胁中傲然而立的样子。“现在我知道她是个真正的英雄！”她在信中写道。
“《星火》是历史，”江雪告诉我。“但它是段未完待续的历史。老一辈面对过的问题，尤其是缺乏言论自由，也是我在今天面对的问题。看看新冠疫情和所有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一切都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
但挑战历史这一中共最敏感领域的代价是巨大的。江雪多年来都只能靠积蓄度日。她的工作与身为政府智库宗教研究员的丈夫想要事业有成的愿望发生了冲突。当“思想警察”到研究所发出警告，丈夫要求她停止手上的工作。她拒绝了，两人于2021年离婚。
支撑江雪和其他许多地下历史学者走下去的是他们这场运动所提供的群体归属感。一些受访者成为了江雪的好友，比如谭蝉雪，在她于2018年去世前，江雪经常拜访她。今年6月，她在北美旅行期间还致电曾在1960年为《星火》出版出过力的向承鉴。逢年过节她都会打电话问候，两人会聊半小时左右的家常。那次是在端午节前后，这个节日特别应景，因为它起源于古代一位著名诗人自杀抗议朝政败坏的故事。
“向叔，”她在视频电话里说，“大家都很关心《星火》。谁都没有忘记。”
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江雪引用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话，阐述她所描绘人物的关联性——以及她自己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对于所有致力于今日中国变革之人来说，这段文字是如此相得益彰，令我深受触动：他们的努力究竟是无谓，还是革新？那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阿伦特的引言之所以十分贴切，因为它没有预设结局。在黑暗时代里为变革奋斗的人不一定能赢，邪不压正或其他一些老套说法不一定适用。但这话蕴含的意义明确的：在黑暗时代，光明弥足珍贵；它永远都很重要。
那些认为中国威权主义无可救药的人——这是当今许多国家的主流观点——会指出江雪和其他参与反正史运动的人所面临的麻烦。例如，湖南作家谭合成花了数十年时间记载中国一个县政府下令执行的法外处决，描写了发生在该县湖泊、河流和桥梁上的谋杀案。然而，随之而来的代价包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还有持续不断的报复威胁。曾制作多部纪录片的导演艾晓明被禁止出境。地下出版物《记忆》在过去15年已出版340多期，但其编辑经常面临骚扰和警方监视。
然而，这只是对他们的人生，以及这场维系了75年之久的运动历程的片面解读。和其他地下历史学者一样，江雪仍在写作，她的文章在中国仍被广泛阅读。其他人也在不断寻找机会，通过拍摄影片、编辑杂志和撰写历史小说来挑战政府的遗忘运动。他们受到了迫害。杂志被封，电影节被叫停。但他们总会卷土重来，他们和他们的前辈75年来都是如此。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衡量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困难的。但有趣的是，我总能发现有人不断发布和转发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社交媒体当然可能是个回音室，但当疫情刚暴发的最初几个月我还住在中国时，这些反正史的叙事似乎突然无处不在，因为中国人都在寻找各种方法去理解威权主义为何再次给国家带来了严峻挑战。
我无意宣扬虚假的乐观主义，但这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包括习近平上台并开始实现其强国愿景的整个2010年代——的人所经历的现实。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面临如此严厉的管控。这就是黑暗的时代。也正如上世纪90年代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互联网”极易受到威权国家的控制，使得社交媒体更像一种统治工具而非自由载体。
但人们仍在抵抗，并以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之道进行抵抗，这一事实应该比独裁政权只有独裁的陈词滥调更加重要。事实上，独立思想在中国依然存在。它并没有被碾碎。中国的地下历史学者或许在巨大的阴影之下工作，但他们是我们知识界的一份子，也是关于我们如何探究过去、创造未来的更广泛全球讨论的一部分。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就值得了解。他们作品的深度和野心堪比冷战时期那些伟大的作家和导演，比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和米洛斯·福尔曼。值得记住的是，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东欧知识界的许多巨擘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当这些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停滞，老百姓为了给未来一个预期，才会开始寻求其他理解过去的办法。
一部分中国的反正史学家干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时间胶囊。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太可能在中国自由传播，但和一代代中国历史学者一样，他们相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总有一天他们的作品将具备重要价值。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人知道，在2020年代，当党似乎成功地将时钟倒拨，中国的人民没有贪图安逸或屈服于恐惧。他们继续写作和拍摄。并非所有人都选择认输。
但还有很多人相信，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那么漫长。他们认为，尽管大权在握，但如今的中共十分脆弱。
随着中国从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繁荣过渡到增长缓慢和面临人口挑战的时代，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渴望从新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国家。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严酷封锁导致了死亡与苦痛，随后突然放松管制又在短短几个月内造成至多达百万人死亡——让党无往不利的形象完全破灭。VPN技术长期以来都可以绕过中国的防火墙，但愿意忍受麻烦的人相对较少；现在，许多人都会使用VPN来浏览被封禁的网站。
对于作品总被中国网站屏蔽的江雪来说，这意味着会有新读者被她的作品所吸引。她发现自己的文章经常被转换成图片文件，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发到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因为国家机器难以读取这些文件并识别出敏感词。
2023年元旦刚过，在中国各地的抗议浪潮迫使政府放弃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后不久，江雪发表了她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她问候了去年年底那群引领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因为你们，疫政三年，人们承担的苦难仿佛才有了一丝意义，”她写道。“是你们，大声喊出心里的话，为所有被损害与被奴役的人赢得了一丝尊严。”这篇文章发在了一个被封禁的网站上，但很快就被发布和转发至Telegram、微信等其他平台。她收到了大量中国民众发来的感谢邮件和信息。
在追求使命的过程中，江雪经常被问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真有任何意义。有次我们前往西安南部的山区时，她给我讲了几年前她在纽约一次聚会上的遭遇。她遇到了一位著名记者，当时他已经离开这个行业，逃到了美国，经营着一家餐厅。他告诉她，她的作品有道德价值，但实际上还是无关紧要的。写中国历史能写出什么结果呢？
在向我讲述此事时，她眼睛低垂，慢慢摇头，仿佛被打败了一样。但随后她停了下来，整理思绪，以出乎意料的决绝口吻说道：
“但我不同意，”她说。“只要尝试了就有意义。我想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做一个正常人。”
对于江雪这样的人来说，前方等待的不一定是成功。他们会老去、死亡，可能会被逮捕或被遗忘。但如果说这场运动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尽管遭遇了挫折，它还是在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壮大。个人的斗争可能失败。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创作的无限循环，新的星火就在历史燧石的每一次敲击中不断迸发出来。
张彦(Ian Johnson)是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也是即将出版的新书《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者及其未来之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的作者，本文改编自这部作品。张彦曾在中国生活20年，并凭借对该国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日本的长寿主要原因有两个，那就是日本人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完善的医疗保障，今天主要介绍日本完善的医疗保障。
包子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引领中国崛起
日前，习近平前往枫桥经验陈列馆引起外界联想到毛泽东时代掀起的“群众斗群众”运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记者黎小葵综合报导）亚运外交上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提前抵达浙江，先后前往义乌、绍兴，并将亲临23日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外界留意到，习近平在前往绍兴时曾到枫桥经验陈列馆，这也引起外界联想到毛泽东时代掀起的“群众斗群众”运动。
新华社报导，习近平9月20日抵达浙江金华市，先后前往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义乌国际商贸城，了解当地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及发展对外贸易、推动高品质发展等情况。 此后，习近平又在绍兴市考察，前往浙东运河文化园，了解古运河发展演变历史及大运河保护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情况。 他并到枫桥经验陈列馆，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情况
一时间，有关“枫桥经验陈列馆”与“枫桥经验”又成为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什么是“枫桥经验”？ 它是指1960年代初毛泽东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今为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制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所谓斗争经验。 当时，虽然中共中央决定对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中，依然采用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 杀一批”的做法。
独立时评人、作家蔡慎坤22日在海外X平台（原推特）上发文称，他认为“习近平高调视察枫桥陈列馆绝对经过深思熟虑”，因为他上任之初就臭名昭著的对“枫桥经验”作出 充分肯定；“时隔十年，再一次明确鼓吹“枫桥经验”，对外传递出清晰的斗争信号”。
蔡慎坤也进一步指出，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大大发挥，大批基层干部和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一度被冷落，但如今中共官方再次发动民众监控民众的体制，且不断升级。 蔡慎坤也说，这种作法后来发展出北京的“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网格治理以及网络五毛等形式。 那么，一旦政治局势紧张对政权构成威胁，北京“会不会效法毛泽东再次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值得高度警惕”。
相关话题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表示，“其实，人斗人一直都没有停，城管、网格员、居委会乃至后来的大白、农管，就是枫桥经验的延续”、“经济停止没钱，不斗争不控制意识形态 玩不转的！必然而为。”、“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不是曾经被车轮碾过，而是还没爬起来，又听见倒车的声音。无产阶级专政声音的绵延不绝叫人不寒而栗！ ”、“发动起来，可能会失控，矛头指向哪里还真不好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枫桥经验卷土重来的同时，中共对媒体的新一轮管控和大规模的大外宣早已登场。 2020年8月，《人民日报》曾刊登系列文章第八篇，强调“党管宣传、党管媒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性这条铁的原则绝不能变。舆论工具一旦不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就不会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舆论导向，其危害和祸乱难以想像 ”“我们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紧紧抓在党的手中，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所有的党媒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把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远、传得更深入。”
今年3月底，公安部印发《加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要求“市县公安机关警力向派出所下沉”，“派出所警力向社区前置”，并于 2025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今年6月，海外曝光浙江青田县公安局局长颜华荣一篇题为《新时代海外“枫桥经验”之实践》的论文，文章指出，海外枫桥模式是要加强与中领馆的协作，建设网格化涉侨维稳机制，对境外涉稳重点人员及其家属开展走访、威慑，包括上线运行青田“警侨驿站”海外服务中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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