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按照中國古老的天干地支紀年法，今年是「甲辰龍年」。「甲辰年」從歷史來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說法，今年可能各種災害和異象較多。唯物主義者當然不信這個。不過，從今年開年的情況看，這個世界好像確實不太平。
國外不講，中國國內是災禍連連，先是股市開年以來一跌再跌，滬市多次擊穿2800點這個重要的心理關口，實際可稱為股災，最近幾天又發生了三起災難事故：19日河南南陽一學校13名小學生死於宿舍之火；22日雲南昭通山體滑坡，47個村民遇難；24日江西新余一臨街商鋪熊熊大火吞噬了39條生命。
中國人講究開年吉利，出現股災和死人的事總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當局現在要大力救市，對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發生地的政府接到報告，黨政領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遠在北京中南海的習近平和李強也是一個指示一個批示，副總理張國清率工作組趕往雲南和江西現場指導搜救工作，自然資源部、應急管理部、國家衛健委等部門啟動應急響應、組織醫療專家到這三地開展救援、調查和善後處置等事宜，省市兩級政府領導也趕赴現場指導救災，這一般是當局處理各種災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習時代的特色
要說習時代和過去有什麼區別，就是特別強調習的指示，對於死亡人數較多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災難和事故，習都會下指示，習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銜令而動，故可想而知，救災現場，官員一定是比救援人員還多。
雖然幾級政府的官員去現場救災，只為表達一種政治姿態，以示「體恤民情、與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災害現場總比待在辦公室裡聽匯報和指揮要好。問題在於，為什麼一發生大的災害和事故，從中央到基層，官員傾巢趕赴現場？答案在習的指示裡。
以最近新余火災事故為例，習的指示是，「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關鍵就是「社會大局穩定」六個字。一般來講，習的指示和總理的批示，都會有這句話，比如李強對雲南昭通山體滑坡的批示，最後一句話是「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將災害事故和「社會大局穩定」扯上關係，是習時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領導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會這麼強調的，比如胡錦濤時期也常發生災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從未見要確保或維護社會穩定之類字眼。
順便提及，胡錦濤時期總書記和總理甚至副總理對災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報導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總書記的作用，總書記的指示稱作「指示」，總理的指示就稱作「批示」。將兩者區隔是習時代才有的。而總理的批示用上「社會大局穩定」，亦是從李強開始的，李克強對災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見這幾個字的。
為何如此強調「社會大局穩定」？
人們會問，習時代特別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連總理的批示都要緊跟他強調「社會大局穩定」？人們很少看到有任何國家——也許社會主義國家除外——將災害事故和社會大局穩定掛起勾來，人家就是把災害作為一起單純的事故來處理，雖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緒也要安撫，然而，不會把事故上綱到「社會大局穩定」的高度。
可偏偏在中國，當局要將每起災害事故和「社會大局穩定」連結起來，各級政府按照這個要求去處理，這是否表明習對災害事故格外重視？表面上看似如此，當局的確是要以此凸顯對事故及人民生命財產的重視，但細究起來，實則是害怕處理不妥，會使一起生產安全或者自然災害的事故演變成一起社會事件，危害社會穩定，衝擊政權安全。
習的這種提法，反映了他是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和處理災害事故的。
所謂「社會大局穩定」，本質上指的是政權安全。這是習深入骨髓的對中國事務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從社會大局即政權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處理。從旁觀者看來，這是一種泛安全化的思維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實無必要，但習顯然不這麼考慮，在他看來，這是非常必要的。中國政府本來就是個全能型政府，你服從我的領導和管束，我來安排和照顧你的一切，為你解決你解決不了的困難。
這是中共構建的統治模式，雖然在實際中無法完全做到這點，但它是以這種方式去行使統治權的。所以，各種安全事故和災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沒有直接關聯，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導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責去救災和善後，因為這本來就是它的責任。
習不過是將中共的此種全能型政權的統治機制推到極致，變成了國家政權和黨的機構為他一人服務，由他一人駕馭，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出自他一人，這樣，原來由國家來負的責任當然就要他一人來擔，全部榮譽歸他一人所有，各種問題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國家的問題變成了他個人的問題。此乃一人統治必然會導致的邏輯結果。
習清楚這點，所以他不能出錯，必須戰戰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錯是做不到的。大權獨攬、一人統治的過程本身，就會得罪統治集團和社會既得利益集團，人為製造出許多反對派；另外，習不是上帝，他的聰明才智有限，專斷最容易導致決策和政策錯誤。過去10年，人們已經看到習的各種大錯小錯不斷，給人的感覺似乎遍地是狼煙，處處是陷阱。
以經濟來說，中國今日經濟的萎靡不振，與習有莫大關係，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將中國經濟列為今年全球第六大風險，認為北京未能解決中國的成長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機等問題，這都是習造成或加劇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為經濟和市場的風向標，已經率先反映出來，其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大局的穩定構成的威脅，讓當局不得不去處理。
可以說，中共的全能體制和習的一人統治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製造更多的問題；或者，問題是暫時解決了，但問題產生的機制照樣存在，所以過後問題會源源不斷複製出來。每個問題和矛盾最後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災害事故，幾級政府官員都要到場，疲於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災者皆不滿，社會情緒也不滿。這就是中國當下現狀。
今年時間尚未過去一月，就有這麼多災難發生，未來11個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讓人意外。當大眾和精英都想發洩不滿和謀變，而經濟的困難程度又得不到明顯緩解，只會加劇社會緊張態勢，影響大局穩定。
故而，站在習近平和當局的角度，拿槍的敵人站在明處，不拿槍的敵人躲在暗處，處處皆風險，時時有危機，他當然就要確保社會大局穩定和政權安全，不能讓每起事故影響大局，然而，這怪不得別人，都是由他招來的，自己為自己製造麻煩，自己給自己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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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客座評論: 習近平執著於從「社會大局穩定」治國，給自己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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