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及其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最近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评论文章《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文章通过点出很多具体事例，说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与中国以大跃进方式掀起生物病毒研究运动、忽略国际通行的生物安全措施不无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文章作者之一的余茂春，请他就文章涉及具体事例做进一步说明。
记者：文章为什么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
余茂春：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反应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中共是理论中毒最深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它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但根本的就两点，第一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围绕着通过各种实践和运动去折腾中国、折腾人民来证明这两个理论的正确性。无论是大跃进、文革，还是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为了证明这两个他们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003年的萨斯（SARS）病毒大流行把中共搞得蒙头转向，不知道发生了怎么回事。于是搞大跃进的劲头又来了。这样就发动了一个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就是全国动员起来研究病毒，去找出萨斯病毒的根源和疫苗。于是中国生化实验室之多，令人惊讶。中国有25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八大学科领域，生化实验室就占了40%，是重中之重，全国上下有好几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研究所，都来搞这个东西。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它忽视了要付出的人的代价。
我们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科学家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经发现了将近2000种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达到了这么多。（余茂春指，这是依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在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中所说）。所以说，这么多病毒在那么一种生物安全管理非常不健全的国家里进行研究，这种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故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重点不是病毒产生于自然或实验室，我们的重点是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非常不健全。这是中共自己也承认的，从总书记到基层实验室主任，都认为中国的生物安全是不够标准的。
记者：文章中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袁志明，他是不是已经看到了生物研究安全的隐患？
余茂春：袁志明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担任党委书记，他本人是科学家，对中国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改进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他写了很多文章，甚至还办了一本英文杂志，名字就叫《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杂志》。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问题，说中国的生物安全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条件差，资料不足，实验室资金和地区资源分配不均，上面也不重视，等等。
记者：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几乎同时，2020年1月初，中国农业大学院士李宁因贩卖实验室动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你们的文章提到了有网民指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是怎么回事？
余茂春：是的。但是这些质疑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有人曾当面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动物管理不善，包括很多实验用的猴子，很多实验动物用完后拿出去当宠物卖，还有实验人员吃实验中用过的蛋，这些现象和指控很多。也曾有有医学背景的网友要求跟研究室副主任石正丽当面对质，石正丽说她可以用生命担保这是不可能的。但她不敢对质。所以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记者：文章指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的不健全对全球健康构成巨大风险，具体指的是什么？
余茂春：中国引进了法国里昂生物实验室的机构蓝图，用法国的技术帮助设计。2015年建成，当时法国一名高级官员到武汉去剪彩，之前中法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法国派至少50名研究人员到武汉病毒所参与研究。结果武汉病毒所建成后连一个法国人也不让进去，建好之后就撕毁协议。法国方面非常不满，一位负责人辞职抗议中方的做法。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标榜是国际透明的标兵，它确实有很多国际上的合作，它跟美国至少6个大学的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所有合作，但是这种国际合作主要是“取”不是“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有的三十多位全职研究人员全部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在德克萨斯大学任职的华人例外。这种合作是皮毛的，它的核心研究都是高度机密和排外的，没有受到国际上的监督，是很不透明的。
武汉病毒所的安全和管理验证过程也是有问题的。中国科技部2016年对中国所有75个重点生物医学实验室进行评估，2017年12月发表评估结果。那时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是首屈一指的，被官媒吹捧为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权研究剧毒和最危险的病毒和病原体。但武汉病毒研究所居然没能平上前20名的“优秀类实验室，”只是46名“良好类实验室”之一。这是急功近利的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自从1950年代“多快好省”的灾难性的大跃进以来，这类事情还没有根本改变，因为就像共产党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轻易改不掉的。
武汉病毒所获得了P4的最高生物安全级别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两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位生化专家，前去武汉病毒所访问，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病毒所的很多情况。参观完后美国国务院的这位生化专家觉得问题很大，向国务院报告，认为他们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人员素质不好，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问题。那时袁志明是实验室主任，石正丽是副主任。
记者：文章提到解放军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生化武器研究项目，能不能作具体介绍？
余茂春：2015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了主要由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及武器专家写的一本书，专门研究人造病毒作为生化武器。他们认为2003年的萨斯病毒是外国敌对势力释放到中国去的基因武器，并十分热情地介绍和推荐了当代科学指导下的基因武器。我们在文章中也提到中国政府在2011年通告国际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审议大会（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Review Conference），说中国的军事专家正研究“人造病原体的创造”，“为病原体转化奠定基础的基因组学”，“特定人群的遗传标记”和“有针对性的药物输送技术，使病原体更容易传播，”等等生物武器项目。我们也提到2021年1月，美国的情报单位有理由相信，在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研究所几位工作人员神秘病倒，而该所跟中共军方有秘密合作的研究项目。
记者：武汉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很长时间没露面，出来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物安全立法，为什么是这样，你的分析是什么？
余茂春：1月初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对此一言不发，几个星期后在国际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才出来为自己辩解，自己讲他1月7日就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讲疫情的问题。但他究竟讲了什么语焉不详。我们知道的是，在1月8日，也就是开会的第二天，在官方媒体全面封杀疫情讯息时，他大讲共产党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党员一定要勿忘初心。所以疫情出来后他重点关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要突出党的正面形象，突出制度的优越性。
这就是理论中毒的现象，不能说党做了失败的事情。而当全世界都在着急的时候，他在2月初出来说要立刻立法，生物样品和标本管理中有短板和漏洞，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严令中国政府马上立生物安全法。如果没有这些短板、漏洞，没有这些违规的事件已经发生，他是没必要说这种话的。
记者：文章提到武汉疫情爆发后，解放军派去了一名将军接管该设施，还说中共下令销毁从最早的患者那里搜集的病毒样本。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否掌握了确切证据？
余茂春：不用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国政府的国家卫健委在1月1日就电话命令武汉病毒研究所，1月2日下达第3号文件，要销毁这些样本，严令控制资料的发表。现在中国大陆有传言说是地方官员瞒不住党中央，其实不是，而是自上而下的。中共报道说陈薇将军1月中旬就去了。而且后来她说在2月的时候中国的新冠疫苗已经批量生产了。所以说，她早就掌握病毒内情，否则不可能吹嘘那么早就能批量生产。
记者：石正丽对蝙蝠的研究国际领先。她专注研究的一种蝙蝠病毒与新冠病毒相似度非常高。但她说她没想到大流行会在武汉爆发。
余茂春：石正丽当时觉得这些蝙蝠都在湖北省之外的地方，她感到吃惊的是为什么病毒没有在这些地方爆发，而在武汉爆发。实际上她忽略了一个重要关键，就是石正丽和她的同事多年以来就把那些他们在其它地方采集的带病毒的蝙蝠样本搜集保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她是该所实验室的副主任，号称蝙蝠女，有成千上万的标本。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从武汉野外自然生长的，而是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这类病毒标本，是不是有可能（新冠病毒爆发）是从这里泄露出去的，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当然确切的答案必须要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布资料、储存系统数据、其生物安全标准我们才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石正丽自己写的、他们做的这方面的对蝙蝠的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大量带病毒的蝙蝠标本这是不可争的事实。
记者：世卫组织从中国调查回来后，虽还未发布正式报告，但其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但最近同时又表示，所有假设都会予以考虑。你对此有何反应？
余茂春：世卫组织说极不可能，我觉得是他们极不负责任。这不是第一次。去年世卫组织已经有了一个团到中国去，中国政府对他们热情招待，但就是不让他们去武汉。结果终于让两个人去了武汉，他们在武汉，呆了一天，没有去疫情爆发的医院，也没有去病毒研究所，走马观花，第二天这个代表团就全体离开中国，回去就写了一些赞扬中国抗疫的报告，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觉得世卫组织有个难处，就是不敢得罪中国，其领导层基本被中国绑架了，但下面具体管事的人对中国非常不满。美国媒体采访很多这样的人，在日内瓦，甚至在北京的世卫组织代表，也对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向中国提出无数次请求要求调查，中国一概拒绝。
所以说，据我的观察，这次世卫组织为什么中共让它进去呢？因为他们想去证明中共最早的一个说法，即病毒是从海鲜市场流出来的。他们希望世卫组织去找到另外一个宿主，可是这个动物的宿主找来找去找不到，所以中共想做这个事情。世卫组织也没有说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去走访多少地方，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只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防范多么严密，生物安全多么先进，这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很多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都认为他们的标准是不够格。而且目前这个团里某些成员有严重利益冲突，本应是调查对象，却成了调查者。这是有问题的。
记者：你认为如果中共不改变大跃进式的做法，疫情大流行就不会是人类面对的最后一次灾难，为什么？也许北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采取了措施，并依然可以证明中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有最强的动员能力”？
余茂春：中国共产党对全中国的资源进行垄断，而且垄断全世界与中国社会的接触方式和渠道，所以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高度垄断的国家。习近平2月讲话重点就是两条，一条是立即颁布生物安全法，称要弥补生物安全的“短板”和“漏洞”。第二点就是要讲正能量，要全面控制舆论宣传，向全世界报道共产党抗疫的英雄事迹，打击任何负面的报道，像方方这些人都受到了打压。
共产党自我优美其形象是一贯的。它这种自我良好感觉从1949年甚至建党以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这样的急功好利、不求实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现在中国要领导全世界，当然全世界会很着急，很担心。所以我们希望中共要降低自己的雄心，要务实一点，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人民非常了不起，但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些急功近利的既定方针造成另一次巨大灾难，中国老百姓已经见得很多了，所以这个疫情又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记者：《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你们的文章“不顾世卫组织专家对于阴谋论的辟谣，继续炒作所谓‘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你对此有什么反应？
余茂春：他们发表了几篇文章，有一篇说蓬佩奥“是个政客”，“是个撒谎者”，余茂春是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有些文章充满了文革批判檄文的气概及政治分析和猜测，但没对我们提出的具体事例作出任何一点令人信服的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