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日 星期三

最后一位雅加人 因冠状病毒病逝,享耆寿93岁

 


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的杰出女儿
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
Cristina Calderón
A photo of Cristina Calderón in 2013, sitting in a chair
2013年的卡尔德龙
出生1928年5月24日
 智利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纳瓦里诺岛威廉斯港罗巴洛(Robalo)
逝世2022年2月16日(93岁)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
职业民族志学者、工匠、作家和文史工作者
知名于最后一位已知以雅甘语为母语的人士
儿女10(包括莉迪亚·冈萨雷斯
传统的雅加篮子,由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编织

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西班牙语:Cristina Calderón Harban[1],1928年5月24日—2022年2月16日)是智利民族志学者、工匠、作家和文史工作者,是2005年其姐姐乌苏拉(Úrsula)逝世后最后一位纯血统的雅加人[2][3]自2004年起,卡尔德龙(通常被称为“Abuela”,西班牙语“祖母”之意)和其嫂埃梅琳达·阿库尼亚(Emelinda Acuña)成为火地群岛本土语言雅甘语唯二的母语使用者(后者于2005年因心脏病逝世)。[4]

生平[编辑]

早期生活[编辑]

1928年5月24日,卡尔德龙出生于纳瓦里诺岛威廉斯港的罗巴洛(Robalo)[1][5],父亲胡安·卡尔德龙(Juan Calderón,Akačexaninčis)是奥地利传教士、人类学家马丁·古辛德的线人之一[6][6],母亲则是卡门·哈尔班(Carmen Harban,Lanixweliskipa)。[7][6][8]卡尔德龙于四岁时成为孤儿,并被祖父母威廉姆斯·哈尔班(Williams Harban,Halnpenš)和朱莉娅(Julia,Karpakolikipa)收养,朱莉娅教导她有关雅加文化的知识。[8]卡尔德龙与父母的生活十分贫困且经常挨饿[6],后来祖父哈尔班被一名西班牙人袭击后不久便去世[7][6],她之后被其舅妈“格蒂奶奶”(Granny Gertie[6]、舅舅费利佩(Felipe)和表姐克拉拉(Clara)抚养长大[7],他们进一步教会卡尔德龙雅甘语[8]卡尔德龙在儿时曾听闻欧洲移居者侵略和雅加人反抗的故事,也尝试打猎,并通过观察亲戚们学会制作手工艺[8],她在9岁前仅会使用雅甘语,后来才由同龄人学会西班牙语[7][6],并向居住在英国圣公会传教区的舅妈格蒂学习英语。[7]同时,卡尔德龙和其家人因雅加人的原住民身份受到政府当局和当地人的歧视。[8]

卡尔德龙的第一段婚姻始于15岁,其夫费利佩·加雷(Felipe Garay)的前妻在未离婚的情况下离开他,加雷自己育有三名子女。两人结婚的决定系出于经济考量,以及卡尔德龙家人的媒合,因为加雷可以提供身为孤儿的她较好的生活条件。[6]卡尔德龙起初因自己年龄较加雷年轻而拒绝此婚事,惟最终仍顺从家人的要求与其步入婚姻。[7]加雷于1948年因阑尾炎逝世,由于和前妻未办理正式离婚流程,其财产归由后者继承[6],卡尔德龙在加雷去世后再次陷入贫困,依靠亲戚的接济度日,惟她亲戚的生活条件也同样不佳。[6]

卡尔德龙的第二任丈夫是卢乔·萨拉加(Lucho Zárraga),瑟尔科南人,是名牧羊人领袖,婚后与她育有五名子女。萨拉加于1962年在蓬塔阿雷纳斯去世,死因可能为肺结核[7][6]1964年,卡尔德龙遇到其第三任丈夫特奥多西奥·冈萨雷斯(Teodosio González),为一名剪羊毛工,两人自幼即认识,过去由于外界因素未能步入礼堂[7],彼此被描述成“女孩时的她就想拥有的”亲密关系,冈萨雷斯于2009年去世。[6]

后期生活[编辑]

卡尔德龙常被当地社区的人称为“克里斯蒂娜奶奶”(西班牙语:Abuela Cristina)或直接简称“奶奶”(Abuela)。[9][10][11]2005年,她与孙女克里斯蒂娜·萨拉加(Cristina Zárraga)、姐姐乌苏拉·卡尔德龙(Úrsula Calderón)出版一本讲述雅加传说和故事的书《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Hai Kur Mamashu Shis)。[12]萨拉加和其夫奥利弗·沃格尔(Oliver Vogel)根据卡尔德龙的口述,于2010年出版一本雅甘语词典和故事书《Yagankuta》。[13]卡尔德龙的传记于2017年出版,书名《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回忆我的雅加祖母》(Cristina Calderón, Memorias de mi abuela Yagán),作者为其孙女克里斯蒂娜·萨拉加。[12]

截至2019年5月,卡尔德龙居住于家乡威廉斯港附近的尤克卡村[14],同时也是10个子女的母亲、19个孩子的祖母。[8]她花费时间制作传统手工艺品,并向家人分享雅加文化[10],其女莉迪亚·冈萨雷斯于2021年以雅加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智利制宪会议的议员。[15]

卡尔德龙因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引起并发症[10][16],2022年2月16日于蓬塔阿雷纳斯的麦哲伦临床医院(Hospital Clínico de Magallanes)病逝,享耆寿93岁[17],其女莉迪亚·冈萨雷斯通过社交媒体Twitter宣布她的死讯。[18][10][11]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区长豪尔赫·弗利艾斯合恩角自治市政府在卡尔德龙逝世后宣布该地区为期三天的哀悼期[1][18][1]智利总统当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指出[10][11]

荣誉[编辑]

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被智利政府视为雅加人传统文化和语言的传播者和保存者[11],且被正式尊称为“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的杰出女儿”(Illustrious Daughter of the Magallanes Region and Chilean Antarctica)。[17][8][11][9][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将卡尔德龙列为“活的人类财富”。[18][9][11][8][1]此外,在2010年智利建国二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卡尔德龙被提名为该国50位杰出女性之一。[19][8][1]

参考资料

中国年轻人工作难找 被迫开始“报复性存钱”

 

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工作难找。近期,“报复性存钱”一词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有人提出一天只花费10元(人民币,下同)。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前景不妙,年轻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增加收入。

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迟迟无法走出阴霾,房地产市场崩盘,失业率飙升,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年轻人没有像各国同龄人那样冲动消费,而是疯狂储蓄。

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导,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仍在持续。但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反其道而行,积极投入“报复性存钱”。

近两年,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许多与储蓄相关的话题,例如“存钱大作战”“存钱打卡”“攒金豆”等标签,许多年轻人开始寻找“存钱搭子”(伙伴),设定严格的储蓄目标、缩减开支,相互监督,这也反映中国经济前景不妙。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副总监贝多尔(Christopher Beddor)告诉CNBC,“年轻人可能和其他人有同样的感觉:经济形势不太好。”

这凸显年轻人对未来的不安。一位用户名为“小宅宅”的26岁女孩在社交媒体上描述,她平日如何控制自己每月生活花费自300元之内,即每天只用10元。

专家认为,由于大陆年轻人持续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这种“报复性存钱”的现象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另外,“反向消费”和“抠门经济”等词语也日益流行,前者是指有意识地减少开支,后者则是指在购物时积极寻找折扣和优惠。

中国年轻人有一种报复性储蓄心态。”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董事总经理雷小山(Shaun Rein)告诉CNBC,中国年轻人的信心已消失,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繁景,他们才能放心地进行报复性消费。

专家指,劳动力市场紧张,加剧了年轻人面对的困境。

“人们拒绝花钱是真实现象。”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缪佳(Jia Miao)表示,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他们发现增加收入更加困难。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减少消费。

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6月19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2%。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3月份该组失业率为15.3%。

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7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智联招聘上月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只有48%的应届毕业生收到非正式的录用通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经济萧条,职场竞争激烈,找工作难,许多中国年轻人被迫躺平。面对经济危机,中共当局束手无策。

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

谁还记得于光远被迫害致死的前妻?

 共识网

1、“悲怆”的涵义

“孙历生”,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孙历生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1957年她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那是对“右派分子”的惩罚。她很年轻时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丈夫和她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她母亲家里养大。她在劳动三年后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体力劳动,后到资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学教员聂宝珣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

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斗争”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亲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红卫兵抄家剃头并殴打。她也被红卫兵抓到她母亲家中一起挨打。

1966年夏天该校校长被打死,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

这就是孙历生的“悲怆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形容孙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体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谓“悲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其中不仅有她生前的遭遇,还有她死后遭到的论说以及不被论说。

2、“否认”受难者

于光远就是孙历生的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我尽可能地了解孙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些调查的结果,写在书中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击对象成为“受难者”的共同命运。她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为“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传统的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编辑《文革受难者》书稿的时候,在“孙历生”中的一处加入了“于光远”的名字。这也有道理。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绍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等等以显示真实性,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是一个方面。何况于光远确实属于所谓“公众人物”,可以写到。

后来,2009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文学会议上,我的发言是对比小说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为例。发言后一名美国教授提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其时,孙历生和其他几名中学教师受难者的照片等资料刚在大屏幕上显示过。会后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请这位教授马上给于光远或王蒙打电话,他们两人总不能说孙历生是你编造出来的人吧。

看来,为了显示孙历生的真实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经的知名丈夫。不过,提出那种问题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国内的教授要正面评价文革,提出毛泽东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显而易见,孙历生等受难者的“悲怆”故事会使得他们的“理论”无法成立。之前,已经有过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认受难者存在。后来还有为了捍卫自己拥护文革的理论的人也来参与这种“否认”。二十世纪发生的迫害和屠杀,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过“否认者”(deniers)。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千万受难者被揭露,就出现了对中国人受难惨状的“否认者”。

3、王蒙用庄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

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要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样挨整的?《共识网》),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于光远的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陈寿仁老师的光辉

我很遗憾,《文革受难者》出版数年之后,我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她居然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她的电脑技术在她的同龄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陈老师1954年在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孙历生在一个教研室。1957年,陈老师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减薪去教职。他们夫妇忍辱负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文革中陈老师也被“揪”出来,和孙历生同在该校的“劳改二队”中。

1966年8月18日,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的百万人集会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红卫兵开始殴打折磨校长沙坪,直到深夜。8月20日上午,全校大会“斗争”“牛鬼蛇神”,沙坪在会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时候,孙历生和陈寿仁等老师也都跪在沙坪旁边挨了打。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陈老师也和孙历生都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他们是“难友”。

和王蒙和于光远不同,陈寿仁老师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坚持真理守护良心。她不为名利也不为出版(因为不能),做了仔细的回忆和调查,写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斗争”直至被杀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电邮给我。

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966年,红卫兵高潮的“红八月”中,校长沙坪被打死。数学老师张梅岩和体育老师何瑾被抄家侮辱后“自杀”。我在这里加上引号,因为即使他们确实是自己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该校校内,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人,红卫兵说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红卫兵还毒打和逼迫学校对门一个住户马宝山的妻子在他们面前吊死。她是七个孩子的妈妈,被说成是“破鞋”。

1968年,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一批老师被作为“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到关押和“斗争”。所谓“特务”,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所谓“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家中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针别到贴在墙上的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的空白边上。

在孙历生去世前,化学老师方婷芝也被关在学校,她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对她召开全校“斗争大会”。12日中午她端着一个茶缸走出校门穿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革命委员会”宣布她“畏罪自杀”。陈寿仁老师认为方婷芝并非自杀,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钢铁学院教授高诒善先生知道方婷芝的死讯后,于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杀了。家破人亡。

陈寿仁老师说,在孙历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东配殿(该校原来是帝王庙)最北端的教室里,召开了教职员工的质问会。陈老师也在会上。孙历生跪在地上,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结束时,“革命委员会”主任双手叉腰,宣布要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给孙历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陈老师和一起被关的同事不见孙历生来吃午饭。后来他们听说她吊死在厕所里。

盛荃生老师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黄教授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说他“继承了黄药眠的衣钵”。不断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威胁说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导致盛荃生精神错乱,言行不正常。“革命委员会”主任骂他“他装疯卖傻”并继续批斗。盛荃生由精神分裂症发展成疯子。从那以后直到2005年去世,他的多数日子是在安定医院度过的。

陈老师还列出了该校有七名教职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于晓岩的爱人齐XX,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XX,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女三中一个中学(文革后改名159中学),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有七名家属被害死,有至少两名外校人员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校外打死的北京居民还未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对这个学校,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杀戮。

陈寿仁老师说,1960年代初她问过孙历生:“你为什么反党成了右派啊?”孙历生说,她看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和人议论了,被报告了,成了右派。陈老师又问:“你为什么离婚啊?”孙历生说:“他要离。我也愿意离,免得影响他。”1966年8月20日上午“斗争”和打死了校长沙坪,孙历生和她都是“劳改二队”的,跪在沙坪的东边。

回顾孙历生的一生,一定会发现她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党背叛了她,她的第一个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学和朋友(那人文革中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陈寿仁老师作为一个与她无亲无故的普通历史教师没有背叛她。陈老师坚持写出了真实的孙历生之死,写出了女三中的受难历史。这是浸透了无辜者的血的历史。陈老师也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老师。

我和陈老师在网上认识几年后才见到她。她已经年近九十,曾患癌症,但我见到她时,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机智,灵活,精神焕发。看到她,让我相信,心里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会“美”。

6、孙历生之死成为历史“三棱镜”

以上所写,很多是孙历生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围绕着怎么认识怎么看待怎么叙述文革历史发生的事情。我曾把这些称为“历史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孙历生像一个历史的三棱镜,分离出了一些对历史和迫害的相当不同的态度和持有这些态度的人,就像三百年前牛顿用三棱镜把人们认为的“白光”分离成了七色光。对孙历生之死,有坚持回避的于光远,有使用了从“庄子梦蝶”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的通俗比喻来淡化孙历生死亡血迹的王蒙,有否认孙历生其人存在的美国教授,有坚持想要弄清母亲死亡真相的女儿,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副总理陆定一,有同命相怜的高云校长,有深深记得她美好形象和气质的郑培蒂老师(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在电视上教英语而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还有心胸宽广仁慈坚持真理的陈寿仁老师。在这精神的“光谱”上,我们看得到有好有坏的不同的人和价值观念。这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心态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革历史更深的一部分。

在这个“光谱”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审判的薄熙来。他的反历史行动,实际上也和孙历生相关。

7、薄熙来的反历史行动

1966年,薄熙来是中学生。薄熙来兄妹在1966年8月当了红卫兵,参加了红卫兵暴力行动。这在当时不算特别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可以当红卫兵而拒绝当的人,也没有发现没有受过暴力斗争的校长。但是薄熙来后来有了权势的时候做的事情,希望不是老红卫兵中平常普遍的事情。薄熙来邀请了一些北京的中小学教员到他的领地大连过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烂了所有东西的老师,有文革后参加追查女三中红卫兵暴力事件后遭到制止而只好中断的老师。“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师说,“离开时还送给每人一箱礼物,很好的礼物。”对老师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再讲文革的事情。

2000年,一名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和我谈话。第一次谈话很顺。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当了红卫兵,参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亲是中学校长,很快就被斗争,被关押,被剃“阴阳头”,在“红八月”末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亲也是一名高级干部,朋友和他一起当过红卫兵,两年后朋友的父亲“自杀”了。实际上这也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中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谈到这些,也谈到自己母亲之死给他造成的内疚,因为他毕竟也参加过对别人施暴。我和他约好再谈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愿再谈。他说,他告诉了他的哥哥他和我的谈话。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谈。哥哥说应该学习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们不谈,他们识大体。

薄熙来的母亲在他父亲被“打倒”后,在1967年1月“自杀”了。

这位哥哥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显然,对文革迫害事实,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来自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并且导致了对事实的不同说法和做法。母亲的死不见得会使某些人否定文革的迫害原则,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自己有权力控制他人的生死。

正因为如此,历史写作变成复杂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多层次上观察和记录历史。回顾历史写作中的这些“历史的历史”,请让我在这里再向陈寿仁老师致敬,也再向女三中的文革受难者们表示哀悼。

2013-11

四口之家过得舒适 在美帝各州需要多少收入

 

记者李言综合报导)根据SmartAsset最近的一项研究,抚养一个四口之家成本最高的州不是纽约、加州或夏威夷,而是马萨诸塞州,而该州对于舒适单身人士来说,收入要求也是位居榜首。

在麻州,拥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要想生活舒适,父母双亲每年需要赚301,184美元。(先前报导:普通美国人在各州收入一览 麻州最高

“舒适”在这里的定义是满足一个四口之家50/30/20预算所需的收入,即50%的收入用于住房和公用事业费用等必需品,30%用于可自由支配支出,20%用于储蓄或投资。

麻州对于想要生活舒适的单身来说,收入要求也在全美居首,高达116,022美元。而在美国大城市,一个人维持舒适生活的费用平均需要9.65万美元,这包括偿还债务和投资未来的能力。

在纽约,单身人士要想过上舒适生活,需要的钱最多。时薪为66.62美元,年薪为138,570美元。作为纽约市的单身人士,要支付生活必需品,估计需要70,000美元的工资。(延伸阅读:在美国大城市过舒适生活 单身者需赚多少钱?

对于家庭来说,舒适生活的代价当然更为昂贵,他们需要平均合计约23.5万美元的收入,才能养活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而不会出现生活拮据的局面。除了麻州,在夏威夷、康涅狄格、纽约和加州等几个州对同类数据的要求均超过27万美元。

但在六个城市,四口之家必须有超过30万美元的年收入才能过得舒适,抚养子女无忧。这六个城市分别是旧金山(339,123美元)、圣荷西(334,547美元)、波士顿(319,738 美元)、弗吉尼亚州阿灵顿(318,573美元)、纽约市(318,406美元)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316,243美元)。

SmartAsset使用麻省理工学院生活工资计算器的数据,根据必需品成本推断出50/30/20预算所需的收入。

以下是生活舒适的四口之家在美国各州所需要的收入,按字母顺序列出:

阿拉巴马州: 193,606美元

阿拉斯加州: 242,611美元

亚利桑那: 230,630美元

阿肯色州: 180,794美元

加州: 276,723美元

科罗拉多州: 264,992美元

康涅狄格州: 279,885美元

特拉华州: 228,966美元

佛罗里达: 209,082美元

乔治亚州: 212,826美元

夏威夷: 294,611美元

爱达荷州: 211,245美元

伊利诺州: 231,962美元

印第安纳州: 206,003美元

爱荷华州: 211,411美元

堪萨斯州: 196,768美元

肯塔基州: 190,112美元

路易斯安那州: 189,613美元

缅因州: 229,549美元

马里兰州: 239,450美元

麻萨诸塞州: 301,184美元

密歇根州入: 214,490美元

明尼苏达州: 244,774美元

密西西比州: 177,798美元

密苏里州: 202,259美元

蒙大拿州: 211,411美元

内布拉斯加州: 213,075美元

内华达州: 237,286美元

新罕布什尔州: 244,109美元

新泽西州: 251,181美元

新墨西哥州: 203,923美元

纽约州: 278,970美元

北卡罗莱纳: 209,331美元

北达科他州: 202,176美元

俄亥俄州: 209,331美元

俄克拉荷马州: 194,106美元

俄勒冈州: 257,338美元

宾州: 230,464美元

罗德岛: 249,267美元

南卡罗来纳: 200,762美元

南达科他州: 192,608美元

田纳西州: 195,770美元

德州: 201,344美元

犹他州: 218,483美元

佛蒙特: 248,352美元

弗吉尼亚州: 235,206美元

华盛顿州: 257,421美元

西弗吉尼亚: 189,363美元

威斯康辛州: 225,056美元

怀俄明州: 203,424

作为一个总体趋势,与加州和纽约州等众多大城市所在的州相比,美国更多农村州生活成本更低,尤其是在住房方面。

但农村地区的工资也往往较低。例如,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密西西比州工人的年薪中位数为37,500美元,而纽约为56,840美元。◇

在美国大城市过舒适生活 单身者需赚多少钱?

 记者李言综合报导)根据SmartAsset最近的一项分析,要想在美国99个最大的都市区过上“舒适”的单身生活,中位收入需要达到93,933美元。在美国大城市过舒适生活 单身者需赚多少钱?

图为加州奥克兰市。(Shutterstock)

“舒适”的定义是满足50/30/20预算所需的收入,即每月收入的50%用于支付住房和水电费等必需品,30%用于自由支配,20%用于储蓄或投资。

平均而言,在美国大城市,单身需要96,500美元才能获得可持续的舒适感。这包括能够偿还债务和进行未来投资。然而,不同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低可能差距很大。

在纽约,单身人士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需要的钱最多,年薪高达138,570美元,也就是说,时薪要达到66.62美元才行。作为纽约市的单身一族,即使只是支付生活必需品,估计也需要70,000美元的工资

相比之下,休士顿的单身一族赚75,088美元就足矣了——这是美国所有主要城市中最低的标准,时薪也只要36.10美元即可。

根据SmartAsset的计算,以下是在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10个城市过上舒适单身生活所需的收入:

1.纽约市:138,570美元
2.加州圣荷西:136,739美元
3.加州欧文:126,797美元
4.加州圣塔安娜:126,797美元
5.波士顿:124,966美元
6.圣地牙哥:122,803美元
7.加州丘拉维斯塔:122,803美元
8.旧金山:119,558美元
9.西雅图:119,392美元
10.加州奥克兰:118,768美元

根据社区和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数据,所有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都是全国最高的,尤其是住房成本。

尤其是加州人,长期遭受住房短缺的困扰,其情况比美国整体情况要严重,因此该州11个城市跻身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里,自然需要更高的工资才能过舒适的单身生活。

据社区服务协会表示,在纽约市,三分之一的居民将收入的一半用于租金。为了弥补高昂的住房成本,居民通常只好通过减少可自由支配支出等方式加以平衡。

作为比较,以下是过上舒适单身生活所需收入最低的美国十大城市

1.德州休士顿:75,088美元
2.德州埃尔帕索:75,254美元
3.德州拉伯克:75,379美元
4.俄亥俄州托莱多:77,501美元
5.德州拉雷:78,458美元
6.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79,664美元
7.肯塔基州列克星敦:79,997美元
8.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81,078美元
9.堪萨斯州威奇托:81,203美元
10.俄亥俄州克利夫兰:81,786美元

美银分析师:底特律三大车企应尽快撤出中国以保存资本 壁面被共產

 

记者陈霆综合报导)一位知名分析师周二(6月18日)警告,通用汽车(GM)、福特汽车(Ford)和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等美国汽车制造商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以保存资本。

“我认为你必须尽快看到D3(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退出中国”,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不再是通用汽车、福特或斯特兰蒂斯的核心。”

就在几年前,这种前景对汽车制造商来说是不可想像的。但随着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车商的崛起,加上中共对电动车领域的钜额补贴,给这些美国车厂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包括合资企业在内,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从2015年的约15%,骤降至去年的8.6%,这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跌破9%。根据监管部门的文件,通用汽车在华业务的盈利也在下降,自2014年达到顶峰以来已下降了78.5%。

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还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拜登总统上个月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四倍关税。

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与价格竞争。为此,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都把业务重点,放在削减成本之上。

墨菲警告说,底特律三巨头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削减开支,尤其是在汽油发动机业务领域,但该业务目前提供了大部分利润。

墨菲还指出,美国企业很难在中国战胜本土对手,中国买家对本土品牌的忠诚度很高,等到8月1日美国开始对中国电动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他呼吁,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应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包括汽油动力卡车,而非中国市场,同时加强电动车生产技术,直到它们能与特斯拉媲美为止。

不过,尽管墨菲呼吁底特律三大车厂需反思在华经营方式,但他认为美国电动车领导者特斯拉(Tesla)的情况则略有不同。

墨菲说,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使其暂时在中国市场仍有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