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看了这数据，估计也惊了

 慈禧太后看了这数据，估计也惊了： 2024年北京市颐和园事业编制1261人，实际1120人。离退休人员1129人，其中：离休9人，退休1120人。2024年支出预算五亿三千多万，比2023年增加2185.90万元。 慈禧她老人家说：竟敢僭越，退休的奴才都这么多啊，这些年花的钱可以买多少军舰，拖出去斩了。 你说，推翻了大清，有什么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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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马国川：政治观念比枪炮重要（直播）

2025年3月25日 《混搭的承诺》

专访｜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寻求普遍共识是一种偏执

 任剑涛

2022—2023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看理想”平台推出了一档政治学普及课程《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深受听众们的欢迎。如今，这一课程的文字版著作面世。

借此机会，理想的编辑部与任剑涛进行了一场对谈，谈谈政治观念与我们当下的政治现实。

任剑涛很有观众缘，网友们戏称最喜欢看他“摇头晃脑”讲课的样子。尽管身为大学教授，但他日常的代步工具是一辆自行车，最大的爱好是在北京潘家园淘旧书，“每周都会去一次”。

在与他交谈的两个小时里，任剑涛展现出的旺盛的精力与敏捷的思维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他能够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扩展到很深远的层次，而且表达几乎不带停顿和口水词。

今年62岁的任剑涛兼具学者与长者的风范，在谈及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保守主义浪潮时，他淡然地说，“保持信心，等待转机”，“不要躺平，躺平的结果只会更糟”。

以下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理想的编辑部：我们先从您的这本书谈起，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一本关于现代政治观念史的著作？

任剑涛：这和我的个人兴趣和近期工作有关，我一直以来的研究兴趣就是现代政治思想史、观念史和概念史。最近一段时间，我与“看理想”“理想国”合作推出的音频课程和图书《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往大了说，我想通过这本书和这门课讨论一下普通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是我们生活的本质属性之一，但我们却经常遗忘了这一点。我们常常认为政治是国家领导人才关心的事情，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只要有三人以上，就会存在权威与服从关系，政治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读者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提个醒，与其回避政治生活，不如深入政治生活，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更自觉也更合理。

理想的编辑部：这本书的落脚点是观念史，它和思想史的差异是什么？

任剑涛：思想史关注的是思想家们对政治的理解和理论建构，而观念史则不局限于思想家的想法，它关注的是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如果离开了某种观念，我们就不知道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了，所以政治观念史考察的也就是我们考虑政治问题、组织政治行为的底层逻辑。

理想的编辑部：为什么要给本书取名《混搭的承诺》？混搭和承诺如何理解？

任剑涛：所谓混搭，是指政治观念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复杂交错、相互作用的关系。承诺指的是人对人的承诺，特别是领袖对群众的承诺，这种承诺与古代社会的宗教承诺很不一样，它带有很强的世俗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广泛、持续、深刻的影响。但是，现代政治观念通常标榜自己具有绝对正确性，提供一揽子承诺，好像按照它的方法来，我们就能得到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一个看似完美无缺的承诺往往会引发排斥、冲突和敌对的行动。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提醒大家理解政治的复杂性，形成多元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这样我们在选择政治观念和进行政治行为的决断时就会更加理性、慎重。

理想的编辑部：这几年，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的趋势非常明显，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兴起让很多习惯于过往政治秩序的人感到不安，但也代表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改变的意愿。在您看来，当前这股保守主义浪潮是如何兴起的？

任剑涛：如今保守主义出场的原因来自两个失败。第一个是激进主义许诺的通过革命解决所有弊端的承诺失败了。1991年苏联解体，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但我们仍处于这一事件的余波之中。

第二个失败是自由主义的激进变革与大众的生存追求脱节了。“二战”以后，美国通过雅尔塔体系确立了对全球政治秩序的主导地位，这套秩序的内核由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组成，我们把它称为自由主义左翼。在这套观念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的普遍心理是同情弱者，对移民、LGBTQ+等群体的态度非常宽容，他们觉得这些人的权利需要被承认和尊重，社会应该腾出空间回报这些原先没有得到善待的群体。但是，当这种宽容发展到出现了100多种性别、青少年被赋予了不用告知父母即可做变性手术的权利时，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引起了人心和秩序的混乱。在这两重失败的基础上，保守主义获得了出场的机会，美国最新的选举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纠偏的意愿。

理想的编辑部：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悲观的声音，认为民主宪政可能是人类历史长河里光辉灿烂但偶然、短暂的阶段，这也许反映了时下人们对民主自由精神岌岌可危处境的消极心态。很多人担心保守主义的浪潮会引发社会、文化、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的倒退，您担心这一点吗？

任剑涛：任何人类政治活动的结果都是偶然的，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乃至宗教因素综合博弈的结果。只有三种情况下会推导出必然的结果：神定论、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但这三种决定论思维都不太站得住脚。但偶然的结果是不是说颠覆就颠覆？我们只能束手无策、随波逐流？也不是如此。人类的活动有向善避恶的天然倾向，任何伤害生命、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观念和主张最终一定会被拒斥。所以我不认为哪种观念或主义占主导了，就会把一个偶然的成果毁掉。

保守主义本身是现代政治观念的一部分，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作斗争，彼此的拉扯和交叠共同形塑了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伯克阐述的保守主义六大原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维持人性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底线条件，所以我们怎么会从中读出现代社会遭到毁弃的结论呢？除非保守主义放弃了自己作为现代政治基本观念的主张，那时它才可能会毁弃现代社会。保守主义最具价值的内容是提供了一种审慎的眼光，审慎地看待世界，审慎地看待新事物。它提醒我们不要一出现新事物就欢呼雀跃，而无视了传统的智慧。

所以我们不能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保守主义一出场就是错的，唯有我才是进步、才是正确。这种时候，自由主义阵营更应该自我反省，自己为什么退场了？如果不明白退场的原因，未来也很难找到重新出场的机会。

理想的编辑部：我们过去习惯于进步主义提供的叙事和愿景，期待整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多元。但保守主义在移民、性别乃至全球化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局势的动荡，让很多人感到灰心，觉得未来不再有希望了。

任剑涛：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会遭遇什么处境其实带有强烈的运气色彩。我们这40多年发展得非常顺利，我们唱《明天会更好》唱了几十年，大家生活在一种和平主义、进步主义乃至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气氛里，没有想到如今遭遇了一个结构调整期。美国债务高企、向内收缩；欧洲承平日久，现在也开始应对战争危机；中国长期的粗放式发展也到了必须调整、提高的阶段。所以我们习惯的生活被外部力量不情愿地打断了，从全世界范围看，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等待转机。如果我们就此陷入绝对的悲观主义，躺平的结果只会更悲催。

理想的编辑部：比起保守主义是否会引发倒退的担忧，可能更需要担心的是政治极化的问题，不管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越来越呈现出极端的面貌，例如我们刚提到的100多种性别，这其实是很激烈地把性别平等理念推向了极端。

任剑涛：我们的社会此前整体上是向上发展，大家的生活比较如意，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争执。从心理上讲，平淡无奇的生活会让人觉得没有盼头，没有刺激感，所以我们想采取一点激进的行动，不要小看这种内在的冲动，这是人类社会青春期的表现。

但是物极必反，任何极端的行动都不可能长久维持，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之前声势那么浩大，甚至开始打砸抢掠，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反感，然后就偃旗息鼓了。“零元购”和“安提法”运动也是类似的结果。所以说政治激情常有，但想要长久维持则非常困难。身份政治必须要回归到更普遍的公民政治，政治行动要从对抗、激化回到理性妥协，回到相对宁静的秩序状态中去。

《第十三修正案》

理想的编辑部：您在书里提到“为观念而生，为观念而死”是现代观念竞争史的典型现象，观念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互相排斥有利于观念的发展。但如果各个思想流派都需要通过排斥和形塑边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我们如何在思想领域给互相容忍留下一个合适的空间？

任剑涛：我把基督教的“一神”统治解体后现代政治观念的竞争称为“诸神之争”，这场竞争的突出表现是各家都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于是彼此相互排斥。这种绝对正确的自信一旦诉诸国家权力，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在绝对的主张面前留下一个相对的思想判断空间。我们如何确保这个思想判断空间的存在？

首先，虽然各家自认为绝对正确，但诸家一直在竞争，当你认为包揽了一切时，其他流派就会指出你认为绝对正确的思想中的错误和缺陷，所以思想之间的相互竞争非常重要。其次，越是单纯的政治理念，在进行理想化实践时，越容易导致灾难，这促使理念进行自我修正。最后，所有的政治理念在落实为实际的政制方案和制度安排时都会面临诸多困难。比方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强调分配的平等，但当它成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时，就会意识到分配的正义必须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所以就必须去解决生产活力的问题。所有上述的原因都给思想留下了巨大的空隙，找到一个可以作为的空间。

理想的编辑部：您在书中特别提倡“中道政治”，什么是“中道政治”？这是极端政治的解药吗？

任剑涛：中道是一种政治立场，政治立场不是只有左中右，中道也是，而且更为高妙。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其实都秉持着中道的立场。亚里士多德就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勇敢？一看到事情就挺身而出是鲁莽，一看到危险就躲得远远的叫怯弱，居于其间的才是勇敢。孔子也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为什么中道观念会被这些伟大思想家们推崇？原因在于，政治的目的是保护绝大多数人，这一目的内在规定了政治必须以中道思想为基础。如果只强调个人看法和组织主张，就会引起广泛的争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一意孤行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已经在美国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他上任才一个月，署名弹劾他的人就已经超过10万。这种压力使得特朗普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就会受到社会性的约束，中道是人类社会性的重要体现，中道其实就是共识。

《孔子》

理想的编辑部：谈到共识，我的感受是，如今是一个观点分裂的时代，人们能够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少了，这似乎离中道政治的愿景越来越远。那么，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我们该如何寻求普遍的共识？

任剑涛：恕我直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共识偏执。十几年前我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思想网站就叫共识网，连续五六年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国内的左中右各派都主张要重建改革共识，我当时就提出来，重建改革共识已经不太可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无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改革目标，各自发表自己的改革主张，看看到底有多少社会群体接受，进而上升到公共决策。

我们愿意重视共识，是因为人类生活本质的社会性，人们要共同生活，彼此要打交道，所以共识比个人的意识更重要。但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达成过普遍的共识，缺乏共识的社会容易出现危机的结论，我觉得值得商榷。当社会在表面上的意识分裂程度越强，其实最核心的那个共识反而凸显出来——我们彼此不能灭掉对方，必须共同生活。未来的社会形态会更加多元，我们已经走向后人类时代，要处理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相异的意识问题，还要处理人与机器人相异的意识问题，这是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所以我觉得不必追求在任何问题上都要达成共识。这就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强调的“重叠共识”，我们可以互相不买账，不必达成广泛的共识，但是只要达成尊重生命、尊重财产自由的最小共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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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警告中国人：只靠现金、房产很危险

—只靠现金、房产很危险 巨头建议中国投资者…

 巨头警告中国人：只靠现金、房产很危险

76岁的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被誉为“全球对冲基金之父”。近期，他在中国参加访谈，结合低利率环境与全球市场波动，专门向中国投资者提出了十条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理财建议。

在他看来，中国家庭财富过度集中在现金和房地产中，亟需建立更科学的资产配置理念。以下是达利欧为中国投资者总结的关键法则：

一、只持有现金和房产是危险的

达利欧直言，“现金从长期来看是一种糟糕的投资品。”通胀会不断侵蚀现金购买力，而房地产虽然在过去几十年是中国家庭财富增长的核心，但未来受到人口结构、政策调控和经济周期等多重不确定性制约。

他提醒，中国投资者如果财富过度集中于存款和房产，一旦进入下行周期，家庭整体财务安全将面临严重风险。真正稳健的做法是建立多样化投资组合，涵盖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等不同资产类别，让它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互为补充。

二、任何时候都是分散投资的好时机

很多投资者习惯等待所谓的“低点”再买，但达利欧强调，普通人几乎无法准确预测市场走势。真正应该做的是随时构建平衡的资产组合。

在他看来，“择时”是一种零和博弈，风险极高。与其试图抄底，不如通过分散化来降低波动。当市场某一类资产表现不佳时，另一类资产往往会对冲风险。尤其对中国家庭而言，分散投资不仅能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还能提升组合的长期稳定性。

三、黄金应成为组合中的“压舱石”

黄金的价值在于它是“不依赖他人承诺的货币”。央行之所以长期持有黄金，是因为它在货币贬值、地缘冲突和债务危机中能提供安全性。

达利欧建议中国家庭，将5%—15%的资产配置到黄金，不是为了追逐价格上涨，而是作为财富的“保险”。在市场大幅波动或货币体系承压时，黄金往往成为最后的避险工具，能够稳定家庭整体资产的防御力。

四、放弃择时，避免零和博弈

“低买高卖”是投资者的直觉，但达利欧指出，这种策略长期来看几乎没人能做到。他提醒中国投资者：与其押注短期价格，不如管理风险敞口。

例如，股票的波动率大约是债券的两倍，如果按照资金等额配置，就意味着组合整体风险严重失衡。正确的方式是按波动率分配权重，实现风险均衡。这样，即便市场方向难以预测，整体组合也能保持稳健。

五、比特币可作为小比例的分散工具

达利欧本人已持有少量比特币多年。他认为，比特币的最大价值在于分散投资，而不是替代货币。

他提醒，中国投资者可以考虑将比特币作为极小比例的“调味品”，但必须明确：它波动剧烈、监管风险高，无法成为财富基石。真正能担当核心防御角色的，仍然是黄金和通胀对冲资产。

六、用系统化方式执行理财计划

很多投资失败的原因，不是资产本身不好，而是投资者被情绪左右：市场上涨时盲目加仓，市场下跌时恐慌抛售。

达利欧几十年来将自己的原则写入模型，通过系统化的方式来避免情绪干扰。他建议中国家庭至少要有一个清晰的投资框架：收入的多少用于储蓄、多少用于投资，不同资产的比例如何分配，何时进行再平衡。这样才能在市场波动时保持理性，而不是被短期情绪主导。

七、不要试图预测市场走势

即便桥水基金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研究市场，依然很难长期精准预测。达利欧直言：“如果连我们都很难预测，普通投资者更不应该幻想靠预测来赚钱。”

因此，中国投资者应该把精力放在组合建设上，而不是猜测涨跌。只有构建能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全天候组合”，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定的回报。

八、家庭安全垫至关重要

达利欧提醒，投资之前必须先建立安全垫。他的个人习惯是：计算在没有任何收入时生活能维持多久，然后将这个时间翻倍。

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安全垫意味着要有足够的储蓄来应对收入中断、医疗支出等突发事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逐步承担更多风险资产的投资。需要注意的是，储蓄不只是数字金额，还要考虑通胀因素，真正守住的是购买力。

九、警惕主要依赖价格上涨的资产

很多投资者往往被“资产价格上涨”冲昏头脑。达利欧提醒，如果一项资产的回报主要来自价格上升，而不是现金流（如利息、租金、股息），那么风险正在积累。

在中国，这一提醒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房地产被认为“只涨不跌”，但当人口红利消失、杠杆率过高时，房产的上涨逻辑可能失效。投资者必须警觉这种过度依赖价格的模式，避免家庭财富因资产泡沫而受损。

十、再平衡是纪律的体现

市场上涨时容易贪婪，下跌时容易恐惧。达利欧强调，定期再平衡是克服情绪、保持投资纪律的关键。

再平衡的本质是：当资产价格过高时，适时减持；当价格低迷时，适度加仓。通过这一方式，投资者不仅能锁定收益，还能在低位布局，确保组合的长期稳定。他提醒中国家庭，应养成定期检视和再平衡的习惯，把投资当作一个长期系统工程，而非短期博弈。

达利欧的十条投资法则，核心关键词是：多元化、风险平衡、守住底线。

图片来源：Adek Berry/AFP/Getty Images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FX168财经

中共罪行录：文革有多少名人被逼自杀

 中共罪行录：文革有多少名人被逼自杀

整理：袁斌

共贼罪行，罄竹难书。祸国殃民，百死莫赎。图为2013年乌云密布下的北京天安门。 (Getty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大陆历史学家丁抒说，世界历史上，从不曾像文革那样，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他估算，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以下是部分被逼自杀的名人。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著名翻译家，文革时被红卫兵逼死，在家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他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舒庆春（1899年1月21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都是老舍的名著。文革时期，他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陈长捷（1892年－1968年4月7日），字介山，中华民国军事将领。他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在阎锡山的部队中服役。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南口会战和平型关战役。后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59年获特赦。1968年在文革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

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国化学家。文革期间，陈天池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在天津自杀身亡。

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1967年7月30日），中国湖北武汉汉阳人，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政委；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文革中遭受迫害，服毒自杀。

陈琏（1919年－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谿人，中共党员。陈琏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中共建政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少年儿童部部长。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革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跳楼自杀。

陈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江苏靖江县人。笔名马铁丁，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遭到批斗，与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尽（一说北京龙潭湖），终年49岁。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政治原因被撤销职务，文革之初自杀身亡。

范长江（1909年－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曾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革时期遭到监禁并受到迫害，1970年在其下放劳改地河南确山一口枯井中发现其遗体，怀疑为自杀身亡。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文革期间，忍受不住政治迫害，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身亡。

方擎（1884年－1968年），字石珊，福建省侯官县人，日本千叶医药专门学校毕业。1949年后，历任中华医学会第十六届理事兼总干事。文革期间自杀。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1969年1月31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中国女钢琴家，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黄绍竑（1895年－1966年8月31日），又名绍雄，字季宽，广西容县珊萃村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1957年，黄绍竑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严重冲击，两次服毒不死，后在北京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曾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任《世界知识》主编，中共建政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在书房上吊自杀。

江红蕉（1898年－1972年），名铸，字镜心，江苏吴县人。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笔名红蕉、老主顾等。他还是包天笑的内表弟，叶圣陶的妹夫。1972年文革期间，江红蕉撞车自尽。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文革后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中国广东省番禺人，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赛获得冠军。后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自缢于先农坛体育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