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长城关隘 |
大同城 明长城线上的重要城镇，明大同镇治所，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处，素有“北方锁钥”之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在战国初已发展为军事重镇，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奉命率军民增建大同城，使之更为坚固完善。其城呈正方形，边长1.5——1.75公里，周长6.5公里，面积 2.63平方公里，城墙夯筑，外包青砖。 杀虎口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北，明称杀胡口。杀虎口两则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为开阔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杀虎口关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筑与旧堡等大的新堡一座。 威鲁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境内，明称威虏堡。堡城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明嘉靖年间蒙古贵族曾多次率兵由此攻入长城，隆庆初年此关亦曾多次被围困。今城堡毁严重，但四周围墙均有遗址。 金锁关 北齐长城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汾阳市黄芦岭。北齐文宣帝三保三年（522）和七年两次较大规模修筑长城，均西起此点。关隘内外山高谷深，林密路险，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长城遗址尚存石砌关和瓮城券洞。 黄泽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左权县，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关西地势平缓，出关东为河北省武安县，一路山势急转直下，故称十八盘。关城已废，仅残存关门遗址和新建的标碑。 黄榆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和顺县，因关建于黄榆山上而得名。明洪武初年置巡司戍守，明嘉靖年间重修。今关城遗址尚存，关券拱门洞较好。关北依山为障，关南有两段各长百余米石砌成墙，坍塌严重。 北楼口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应县，为翠微山麓的一个最大隘口，东接平型关，西连雁门关，历为兵家所重视。关始建于明正德九年（1514）。北楼口楼峪河两侧长城墙体尚存，高约6米以上。 利民堡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朔州市，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所筑。嘉靖十八年（1539）设守备，今城堡夯土墙残存，城东砖券拱门完整，门额上嵌有一匾，阴刻横书“利民塞”。城堡附近长城黄土夯筑墙体尚存，包砌砖石皆无。 得胜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建于明初，嘉靖二十八年（1549）宏赐堡参将移驻此堡后增修。今城堡砖墙多已不存，仅南关内砖砌券拱尚好，关门洞外十分精巧的砖雕图案。关门内外各有一匾，分别书有“得胜”、“保障”。门洞内东西各嵌存一块石碑。 镇宏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阳高县。明时名靖虏堡，建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设守备，分守长城11里。今堡城已毁，由镇宏堡至边堡长城尚存黄土夯筑墙体高2--5米。 平远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三镇县境内。明长城宣府镇与大同镇之交界。平远堡在长城南约5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堡城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隆庆六年（1572）砖包。城高二丈五尺，周二里八分，明时在此设守备驻守，分管长城十二里，边墩二十座，火路墩十三座”。嘉靖年间，蒙古兵曾由此入犯宣府、柴沟等地。今堡包砖已被拆，只残夯土城墙。 新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新平堡紧畔长城，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此堡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置，隆庆六年（1572）增修。周三里有奇，……嘉、隆中，屡为寇冲。归款后，设市口于此，亦要地也。”堡墙多已被人为所毁，仍可看出残存的夯土城墙与城堡建筑的规模。堡东门尚残存砖券拱。城堡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鼓楼。 保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隆庆六年（1572）砖包。城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七分。分守长城十里，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十一座。”嘉靖三十七年（1558），蒙古兵曾由此入犯。保平堡至杏园窑村一段，基本上是在平地上筑墙。由杏园窑村经红土沟村至李二口段，沿山脊筑墙。 桦门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当地又称花面墙，居红土沟村东一里的山顶上，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此堡为“万历九年（1581）设，十九年（1591）增修，周不及一里。”明时在此驻操守，“分守长城九里，边墩十八座，火路墩三座”。考其旧址，见里墙为夯土，外包有青砖，墙基为石砌。全城只向东南开有城门一座。此堡虽遭到自然及人为破坏，但同邻近其他城堡相比尚属较好，城四周均有残存的包砖，还有砖券城门，宽9米，高约6米。 瓦窑口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建，隆庆六年（1572）砖包。“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六分。明时在此设守备，分守长城七里九分，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八座”。明嘉靖时，俺答汗寇宣府，由缮房堡入，由此堡出。瓦窑口堡今只存残圮的夯土围墙。 镇宁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距白羊口长城南500米。据史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设，隆庆六年（1572）砖包。堡高三丈五尺，周一里二分。”明时在此驻操守，“分守长城十三里，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座”。明嘉靖年间蒙古族俺答汗部多次由此入犯，今镇宁堡已废毁。 镇口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天镇县境内。距水磨口长城周岁500米。据史载，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设，隆庆六年（1572）砖包。堡城“周一里三分，高三丈五尺”，明时在此驻操守，防守长城“十三里，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座”。明嘉靖年间蒙古族俺答汗多次由此入犯。今已废毁。 守口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口堡。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据史载，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设，隆庆六年（1572）砖包，城周“一里二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只城东有一门，明时在此驻守备，分守长城“十三里，边墩二十三座，火路墩四座”。明隆庆年间俺答汗部由此入犯，曾使大同全镇告急。今城堡已毁。长城由守口堡至镇宏堡，人为破坏较少，地势稍有起伏。 镇边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镇边堡原非官设驻兵这城堡。嘉靖十八年（1539）更筑此城，以守备驻之，并以镇边堡名之。万历十一年（1583）砖包。城周“三里八十步，高四丈一尺”。明时镇边堡分守长城“二十一里，边墩三十座，火路墩六座”。今城堡已毁。长城出镇边堡向西约4公里出阳高而进大同市。这段黄土夯筑的长城墙体较为完整。 镇川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镇川口长城南2.5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十八年（1539）创筑，万历十年（1582）砖包。堡城周“二里五分，高四丈一尺”。明时在此设守备，分守长城“二十里，边墩二十八座，火路墩三座”。镇川堡今破坏严重，砌砖全部被拆毁，夯土城墙西侧、南侧已毁为平地，东侧墙半毁，仅北侧墙多残存。 宏赐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十八年（1539）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宏赐堡周“四里三十二步，高三丈六尺”。明时在此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九里，边墩二十六座，火路墩八座”。此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大同镇城的安危。今堡城砌砖早已被拆光，残土墙亦破坏严重，城南侧墙基本已平，南门原为砖砌券拱门，今已成豁口状。 镇羌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城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设，万历二年（1574）砖包。城堡周“一里七分，高三丈八尺，北距长城仅十五步”。此处原开有马市，今长城外侧紧傍长城尚存马市围城遗址。 拒墙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此堡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设，万历二年（1574）砖包。城“周一里八分，城高三丈六尺”。明时拒墙堡守备驻此，分守长城“十三里九分，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三座”。因自然坍塌及群众刨墙取土，今已十分残破。仅砖砌券拱南门尚残存。 拒门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七分，高三丈七尺，内驻守备。分守长城十五里，边墩二十三座，火路墩七座”。堡城今已废毁。 助马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据史载，堡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四分，高三丈八尺，内驻参将守御，分守长城二十里三分，边墩二十五座”。今堡城南墙、东墙有多处残圮，北墙高大坚固，保存较好。 破鲁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境内。东黄土口长城南3.5公里。明时称破虏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高三丈三尺”。破鲁堡城北墙、西墙今尚残存，南墙，东墙破坏极为严重。 保安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境内。西距长城1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堡城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一里三分，城高三丈七尺”。明时在此堡驻操守，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今城堡包砖早已被拆毁，只有夯土城墙残存。 宁鲁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左云县境内。原名宁虏堡。据《三云筹俎考》载，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二里七分，高三丈董尺”，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一里三分，边墩十八座，火路墩十一座”。嘉靖年间，蒙古贵州曾率兵由此入犯。宁鲁堡只向南开有一门。今东、西、北三面将城墙掘成豁口通行。城墙包砖虽早被拆光，但整体堡城尚存。 破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原称破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万历二年（1574）砖包，堡城“周二里，高三丈八尺”，城向南开有一门。明时驻守备，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五座”。破虎堡城包砖早已被拆毁，黄土夯筑墙尚残存，城南砖砌券拱城门亦存。 残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少左云县境内。关口长城南2.5公里。原称残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隆庆六年（1572）石包，堡城“周一里六分，高三丈六就”。只向南开有一门。明时设操守，分守长城“十五里，边墩二十四座，火路墩九座”》残虎堡砌石早已被人拆光，今只残存砖砌券拱南城门，及已残损的黄土夯城墙。 马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马堡，据史载，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土筑，万历元年（1573）石包，城“周一里一分五，高三丈五尺。明时设操守，分守长城十四里，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嘉靖年间，蒙古兵曾攻陷此堡，抢劫一空。今堡城砌石已被拆毁，只残存夯土城墙。 云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云石堡分新旧两堡。据《三云筹俎考》载，云石旧堡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土筑，后因山高无水，防守为难，且离边太远，不便防守，于万历十年（1582）移建云石新堡。新堡“周一里七分，高四丈”，明时设守备，分守长城“十里，边墩二十二座，火路墩十七座”。云石新堡今为一村庄，城堡包砖早被拆毁，仅存夯土墙。 少家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长城内约1.5公里。据《三云筹俎考》载，此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称威胡堡，万历九年（1581）砖包，后忙改今名。堡城“周一里五分，高四丈，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三里七分，边墩十座，火路墩十座”，今城堡包砖已被拆毁，夯土残墙尚存。 大河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原名大水口堡，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堡墙砖包，“周一里六分七步，高三丈五尺”，只设东门，门上原有门楼。大河堡居山坡之上，四面黄土夯筑残墙尚存，砖石几乎被拆光，已无人居住。今尚存一方庙碑，仅可辨认为“大同平鲁路”，“大水口堡”等字。还有一块石匾，阴刻楷书“汤永固”三个大字。据说原嵌在关门额上。 败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原名败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隆庆六年（1572）砖包。堡城“周一里零一百八十步，高三丈六尺。分守长城八里三分，边墩十五座，火路墩四座”。此堡地当极冲，防守极难。明嘉靖年间蒙古零骑不时入掠。隆庆四年（1570），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于败虎堡投明，导致了“隆庆议和”，使长城沿线30多年基本保持和平状态。城堡今包砖已被拆走。仅存夯土残墙。 迎恩堡 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万历元年（1573）砖包，堡城“周一里零一百八步，高三丈七尺。分守长城十里，边墩十七座。火路墩五座”。明隆庆元年（1567）蒙古兵大举进犯，曾由此直抵山西。今城堡已被拆走，仅存夯土残墙。 阻虎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原称阻胡堡。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土筑，隆庆六年砖包，堡城“周一里零三十六步，高三丈五尺。分守长城八里九分，边墩十一座，火路墩四座”。阻虎堡城包砖早已不存，夯土墙亦无城状，仅零星残存几段。 将军会堡 明长城大同镇关堡。位于山西省平鲁县境内。据《三云筹俎考》载，堡为万历九年（1581）建，二十四年（1596）砖包，初称白草坪堡，后改今名。堡城“周一里零一百八十四步，高四丈四尺”，明时内设守备，分守长城“十七里，边墩三十二座，火路墩七座”。堡城全部为石砌，大部分已被拆毁。 丫角山 山名，现废而不用。明长城大同镇与山西镇的交界处。位于内蒙古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东。长城由口子上分为三道，似三角形外延。最西道长城抵野羊洼交于主长城；中路和东路城墙各在白羊岭山东、西两而交于主长城。这些长城全为黄土夯筑。虽残破，但墙体尚连贯，远看十分壮观。 老营堡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偏关县境内。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正统末置，弘治十五年（1502）、万历六年（1578）增修，周四里有奇。老营堡，位于偏关城东40公里，关河北岸，建筑规模为偏关县境仅次于偏关县城的第二大城堡。堡城原为砖砌，今砖多已拆走，只存夯土。从高大的夯土墙尚可看出城堡原来的规模。 红门口 明长城大同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偏关县东北40公里。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在此处以红门口长城为界。据《山西通志》载，红门口于“明宣德九年（1434）都督李谦以沟通塞外，建敌台，桥洞一座，外边设墙一道壕堑、品窖三层。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备道赵颜增左、右双翼砖台。”红门口建筑已荡然无存。明代中叶，红门口是朝廷在长城所开官市之一。红门口南0.5公里设有水泉堡，是红石口的纵深防御阵地，因该地泉水旺盛而得名。水泉堡今亦毁，包砖和基石已被拆为民用，仅零星存有夯土残墙。 老牛湾堡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偏关县境内。据《山西通志》载：老牛湾堡北至长城0.5公里，“明成化三年（1467）总兵王玺筑墙，崇祯九年（1636）兵备卢友竹建堡，堡周一百二十丈，高三丈五尺。”老牛湾堡东接滑石堡，西临黄河岸，首当西北之中。今堡城尚存。 阳方口 明长城山西关隘。位于山西省宁武县北约13公里。阳方口堡城，东靠长方山，西傍恢河，为明嘉靖十八年（1539）巡抚陈讲所筑，万历四年（1576）增修。堡城周1公里左右。有“山西镇中路第一冲口”之称。阳方口堡城今已残毁，尚存城北砖券拱门，用横木支撑着，供行人来往。 白草关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代县境内。今尚存一座关楼和一个关便门。楼北、南、东三面各开有三个箭窗。南、北、西三面墙顶各有一个龟头吐水嘴。这座砖砌关楼西为砖砌城墙，墙上有一砖券拱门，门洞已被土石淤死。 广武城 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堡。位于山西省山阴县境内。广武堡有新、旧两座，新城紧傍长城而筑，旧城在新城西，居长城之外。据《代州志》载：新广武城，“洪武七年（1374）建，万历三年（1575）重建，周三里有奇。”新广武城，南面城墙基砖墙尚好，并有一砖券拱门，门额上有一石匾，因风化字不可辨。城东、西两面墙包砖被拆走，存8--10米高夯土墙，局部亦有圮坍。城北面墙大部分包砖被拆为民用。尚存夯土墙体和北门砖券拱门洞。北门城门同城门台连为一体，全为砖砌。 北楼口 亦称碑楼口。明长城山西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应县境内，是翠微山麓的一千最大隘口，东接平型关，西连雁门关，历代为兵家所重视。关口处有场面堡一座，为北楼口堡。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堡城正德九年（1514）筑，嘉靖二十三年、（1544）万历五年（1577）增修，周四里有奇，所辖边二百五十三里。”北楼口堡，四面各开一门，今四门皆残存。城堡破坏严重，砖包墙仅西北角部分残存。从残存的夯土残墙尚可辨出原堡规模。 狼牙口 明长城真保镇关隘。明代所筑，位于山西省灵丘县龙须台村和河北省沂涞源县狼牙口村交界处，因建在海拔1700余米的狼牙口而得名。此关口居两座山峰间的一段平缓山梁上。关两侧建有石砌城墙，今多较好。关门尚存石砌券门，今仍为南北通道。 龙泉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河北省阜平县西部的龙泉乡，距县城约35公里的太行山一出口。东临阜平县城，西界五台山，北近平型关。明代曾派重兵把守，素来是战略要地。龙泉关上关在西北，下关在东南，相距约五公里，沿山曲折，隘口很多，现存龙泉关城遗址为上关关城，原为周围2.5公里、城高约12米，砖砌城墙。遗存北门向南开，砖拱门洞，宽3.5米，深10米，大型条石砌基。 固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境内。由娘子关南约6公里，有固关（旧关）遗址。据《大清一统志》载：“明正统二年（1437）修筑关城，分兵防戍。正德九年（1514）设管通判，嘉靖二十二年（1543）营新城，增设兵备副使，二十三年设参将。”固关（新关）在故关（旧关）南约2.5公里，新关关城砖券拱门尚好，门额上嵌有一块石刻“固关”两个大字。固关城墙上，有一块清顺治元年（1644）重修固关城记事碑。 鹤度岭 明长城关隘。位于山西省昔阳县皋落乡长沟村东南约1.5公里的山梁上。因山峰险峻，惟鹤可度，故名。据《故关志》载：鹤度岭口，“有月牙城，长50丈，高2丈5尺”，城有楼，城门有勒石曰：“鹤度仙踪”。鹤度岭石城基本完好，有少许圮残，城高4~5米，上宽2米，下宽约5米。 马岭关 位于山西省昔阳皋落乡圪瘩店村东南2.5公里处。马岭关建于明正统年间。关城为石砌，城南北以崖为墙。东西墙砌有券门，今仍存，城墙及垛口大部较好，西城墙长于东城墙。关口两侧山上，南有2座、北有3座石砌墩台。靠东门口有一石屋，为两开间窑式。城堡中有半块石碑，碑文记叙马岭关地理位置之重要。城堡中靠南侧有屋址残迹及砌石碎块。 支锅岭口 明长城真保镇关隘。位于山西省和顺县小董坪村东1.5公里处。《四镇三关志》载：支锅岭口关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关城南侧为山涧，深不可越，西侧为壁立悬崖，陡不可攀，所以只在北、东两面筑有石墙。 峻极关 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左权县城东约60余公里。峻极关，初建于明正统年间。峻极关南北峭崖，陡不可攀，关门北约50米处是一深涧，石砌城墙由陡崖起止临涧的一座小山顶，现已全坍成堆。 吴旗秦长城 位于陕西省吴旗县。&127;始建于战国秦昭王时代（前３０６－前２５１），用于防御北部游牧民族,为黄土夯筑,部分地区遗址高大。虽经长期自然侵蚀,但墙体、墩台仍保存较好，遗址周围散布有大量绳纹陶瓦残片。 平型关 平型关在雁门关之东，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明时为内长城重要关口。正德六年（1511）筑岭口堡城，嘉靖二十四年、万历九年都曾增修，这就是后来的关城。 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城周长1公里余，今残高6米。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4米，宽2.7米，墙厚2.7米，今关楼已毁。城内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两侧岭上明长城遗迹尚存。 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两山之间尽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低地，平型关所在的平型岭是这条带状低地中隆起的部分，所以形势很险要。由于恒山和五台都是断块山，十分陡峻，成了晋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这条带状低地便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条东西向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连北京西面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彼此相连，结成一条严固的防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时代，京畿恃以为安。 明代国力衰弱，蒙古骑兵频繁侵边，抢掠财物，尤其嘉靖年间为烈。最严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鞑靼部俺答又率兵大举南侵，从大同深入浑源攻平型关，明军不能抵挡，遂陷平型关。接着由此直趋灵丘、广昌（今河北涞源），进逼紫荆关。途中遇明将陈凤率军抵抗，蒙古兵便分头掠繁峙，犯蔚县并屠掠延庆诸城，后因连日下雨才引军北归。 平型关在现代战争史上曾写下辉煌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初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在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后，冀中一路沿平绥线方向西进。当占领了大同以后，便以精锐兵团进攻南面的雁门关及其东西关口，企图南下欧太原。这是刚开到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决定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给日本侵略军一歼灭性的打击。八路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在平型关之东）公路附近的山地上；另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出平型关向灵丘、涞源、广灵方向前进，以钳制敌人，保障侧翼安全。当日军约4000人，军车10O余辆，大车20O余辆，由灵丘向西前进时，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迅速将敌军分割，展开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敌全部军车。缴获各种木仓支1000余支，还有野炮、机枪以及战马50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和树立起必胜信心。 现在平型关战役旧址已辟为抗日战争纪念地。旧址在灵丘县城西桥沟一带。距平型关约5公里。这里北依恒山余脉，南屏五台山峭崖，附近峰峦峻陡，比肩连袂，中通一路，形势非常险要。遍山松柏叠翠，风光秀丽，常有游人来参观游赏。 今从北京至太原的京原铁路通过平型关下，附近还有公路通河北、山西各地，这里仍不失为晋东北交通要冲。 偏头关 “黄河曲曲涛西下，紫塞隆隆障北环”。明人崔镛的《偏头关》诗说明了偏头关在当时边防上的重要地位。这座偏头关，就是现今晋西北的偏关县城。西濒偏关河，邻黄河谷地，东倚芦芽山脉北端的黑驼山，地形东仰西伏，因称偏头关，亦称偏关。它是明代“外三关”中最西面一关，又有外关之称。早在五代北汉时置偏头寨，宋代因之，元时升为关。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O）筑起土关城，与内长城构成一套防御体系。万历三年（1575）关城再经改筑而成为一座要隘。 偏头关城建于黑驼山的山坳内，城周近3公里，四面环山，形若覆盆。关外有四道边墙：第一道称大边，在关外60公里处，东起平鲁县崖头墩，西抵黄河，长15O公里，无墙而有藩篱。第二道称二边，在关外30公里，东起老营鸦角墩，西至黄河岸老牛湾，南至河曲县石梯隘口。这道边墙实际上是外长城的一部分。第三道在关东北15公里，东接老营堡，西抵白道坡，长45公里。第四道在关南1公里处，东起长林鹰窝山，西达教场。今在黄河岸边桦林堡地段，尚存边墙约30公里，全部砖砌，高耸于河岸之上，甚为壮观。其余大部分夯土犹存。明时这关的防备严密性，比宁武、雁门二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代这关实际上已处在北界。北接蒙古高原，西隔黄河与鄂尔多斯高原相对，内外长城在关东老营堡处相接。 初时，蒙古势力不断侵犯边界，稍后又深入鄂尔多斯内部，屡犯晋西北，这关首当其冲。《偏关志》称：“宣大以蔽京师，偏头以蔽全晋。”这话一点不错。 明弘治年间，蒙古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后，经常率兵南犯。嘉靖年间，其孙俺答数次入侵偏头关。隆庆初，蒙古兵再由偏头关西北侵入，进犯岢岚、岚县，并深入晋中地区，所到之处，杀掠殆尽。由此可知在明代中期，偏头关成了蒙古兵和明军较量的重要场所。 偏头关人民具有抗御外侮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偏头关是晋西北根据地。1938年，日本侵略军集中万余人，分两路围攻该抗日根据地：一路从井坪向偏关、河曲进犯；一路从原绥远清水河向偏关方向进犯。八路军359旅北上阻击敌人，但南下的敌人乘机先占领了宁武、偏关等县城。八路军120师根据上级的指示集中力量首先打岢岚、五寨的敌人。岢岚的敌人受到连日困扰，水源断绝，向北撤退。偏关的守敌也只好向东撤退。八路军迅速夺回了偏关。 登上古偏头关，东望黑驼山，巉岩壁立；西望黄河，滚滚千里，长城与边墙依关蜿蜒，景色壮丽！诚然是一地险关雄，边防要冲，非属虚言。 现在，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通山西太原的公路干线经过偏关县，这里仍是晋西北的南北交通要地。 雁门关 《吕氏春秋》、《淮南子》都称天下九塞，句注其一。可见句注早以险要著名。古句注就是雁门．雁门关位于此。“雁门”名称的由来，据明《永乐大典·太原志》称；“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大约在汉武帝初年已置关，以防匈奴。至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重新建关，就称雁门关。其时是为了防南，不是防北。隋唐时称西陉关，后复名雁门关（另说雁门关由其西侧的西陉上同名关迁此）。历经各代迄乎明初，这关已倾颓殆尽。明洪武七年（1374）在旧址上重建关城，并筑“内长城”与其西面的宁武、偏头两关相连，总称“晋北三关”，亦称“外三关”（与北京西面太行山上长城“内三关”相对而言），以防北西蒙古势力侵扰。经嘉靖年间增修，于万历年间复筑门楼。以后大概再未有修建。 雁门关关城踞于雁门山雁门之口，距山西省代县西北的20公里。城周长1公里余，墙高2丈（约合今4米余）。 石座砖身，形势雄固。有关门三座，即东门、西门和西门外的一座南北向小北门。北门门额石匾刻“雁门关”三个大字，其两侧镶嵌砖镌联语：“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现仅残存部分关城及三座关门。 雁门关是“外三关”中最大的一关。附近峰峦错耸，峭壑阴森，中有路，盘旋幽曲，穿关城而过，异常险要。古时防备十分严密。关下的雁门山北麓，还建有新旧广武二城，为山外防御据点。旧城建于辽金时，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约5O0米，有三座城门。现存城墙尚完好。新城与关城同时建，紧贴雁门关北口，依山修建，周长1.5公里，一半坐落在半山坡，一半修在山前洪积扇上。北门外又筑有北关，此外，关外还筑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隘口十八个，以增强防御力量。明代内长城横于关北，彼此钩连，形成严固的防御体系。今明长城仅存遗迹。 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古时塞外北方民族入侵内部的渠道，所以，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是山西吕梁山脉北支云中山向晋东北延伸的部分，东与恒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忻代盆地之间，海拔15O0米以上，构成南北之巨防。而它又是断块山，峭拔险峻，难以攀越，这更增强了山北山南的隔离性，以致山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为汉族统治势力所不及，而为北方诸民族所占据。雁门关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雁门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从早期的匈奴、鲜卑、突厥，到后来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都先后与汉王朝在此进行过许多次战争。 早在战国后期，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已经相当强大，赵国大将李牧曾多年驻守雁门，以防匈奴。匈奴单于曾率1O万余骑攻打雁门。李牧利用有利地形与匈奴决战，结果大败匈奴。 西汉前期，匈奴屡屡来犯，汉武帝曾先后（前129——前119）派李广、卫育、霍去病率骑兵1万至数万出雁门关，北击匈奴。除李广兵败外，其他都获大胜。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乘机率部南徙，到达雁门，雁门山成为拓跋魏与西晋的边界，双方屡次发生冲突。 隋代，北方的突厥渐见强大。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巡视北塞，到了雁门，被数十万突厥兵包围，突厥兵急攻雁门关。后赖吏部尚书樊子盖设计送出诏书，募兵来救，始得脱险。 到了北宋，雁门关的战事更为频繁。当时雁门山棗恒山一带是宋与辽的分界，辽多次向宋进攻。宋抗辽名将杨继业及其后代多年与辽作战，主要就在雁门关内外。杨家将镇守边关，对遏止辽军想从幽州南下取宋，起到了牵制作用。宋对辽的战争是生死存亡之战，战争很激烈，也极艰苦。陆游曾有诗云：“全师出雁塞，百战运龙韬。”“夜沙风破肉，攻垒雪平壕。”今日读来，心绪犹不禁为所震撼！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12O师曾辗转眼门关与日寇作战。1937年10月，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伏击南北对开的日军汽车约500辆，经3小时激战，歼灭日军5OO余人。八路军曾几度占领雁门关，切断敌人的南北运输线。 古老、雄伟和风云激荡的雁门关，今日莅临犹难禁激情飞动，感慨万千！雁门关内至今尚存李牧祠旧址，有碑石数通，记载李牧率兵屡胜匈奴的事迹。关上原有宋杨继业父子塑像，今已毁。雁门关北面远处，在起伏的群山之间有一片方圆10公里的平滩地，据说就是杨家将与辽血战的金沙滩。据记载，其他原有村庄田野，树木草丛，由于历代战火的破坏，今已是一片覆沙的荒滩。另外，在代县城东10公里鹿帝涧村，有杨家祠堂。古代州是杨继业故里，因杨继业破辽有功，后为乡人所奉祀。元代，杨家十七世孙奉旨建祠，明清间又重修。现存祠内建筑及塑像，大部分为明代遗物。正殿有杨继业及佘太君坐像，八子彩塑分列两侧。祠内有“宗祖图”碑一通，铭刻杨继业后裔世系。大殿前竖有鹿蹄石一块，形状奇特，镌刻秀美。相传杨继业第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梅花鹿，鹿带箭而逃。杨友即随后尾追，到鹿蹄涧，鹿忽钻入地下，经挖掘，得一方石，上刻梅花鹿带箭，并踏有蹄印。后移于祠内存放。鹿蹄涧村即由此得名。 在雁门关南的代县城内有“雁门第一楼”，它正面对雁门关，并是拱卫这关的首座高楼，故有此称。它是我国现存的最大一座木结构古楼，为北方文物中的一绝。这楼与雁门关在明初同期初建，后毁于火，成化十二年重建。清代续有维修。楼通高40米，宽7间，深5间，周有围廊。楼底下为券洞台基，上为三层四檐歇山顶，最上层挂着两块巨匾，南面一块书“声闻四达”，北面一块书“威镇三关”，形势雄伟。登高远望，北面勾注山莽莽苍苍，雁门关蹲伏于勾注山下恰像一头野兽，南面的五台山高入云霄，滹沱河在脚下从东北向西南流去，蜿蜒如带。山川美景，令人陶醉。 雁门关是可贵的古代军事文化遗迹，并具有游览价值，近年已吸引不少游客来参观游赏。今山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修复这座雄关，辟为旅游区。现在从大同通省城太原的公路线经过雁门关。这条公路是晋北至晋中的最便捷道路，故这里仍具有交通上的重要性。 |
2010年6月2日 星期三
山西长城关隘
2010年5月12日 星期三
美国 对待退伍军人也曾有教训
如何对待退伍老兵，美国就有沉痛的教训。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谋得一笔补助金，补偿他们因为参战而失去的薪水，平均每人1000美元，但这些补助金要等到1945年或持有人去世时才能支付。
1929年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失业和贫困使老兵们度日如年，都想提前拿到补助金。国会议员帕特曼觉得老兵的愿望合理，提案提前支付老兵现金。老兵们看到了希望，纷纷从四面八方云集首都，一下子涌来了两万人，天天到国会山请愿，到白宫要见总统，大有不解决问题就呆下去的意思。
总统胡佛认为，这是给美国抹黑，采取不与理睬的态度。后来，帕特曼法案虽在众议院勉强通过，但被参议院否决。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奉命清场，流血冲突终于爆发。老兵们便把怒火转移到武警身上，扔了好多酒瓶子和砖头。事后，当局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极少数“暴徒”聚众闹事，老兵被别有用心的共产党利用了！胡佛总统宣布要严惩煽动者！但布莱克参议员振臂高呼，严正抗议中央政府用军国主义方式对待蒙受苦难的上访群众！约翰逊参议员奋起响应，愤怒质问总统和陆军参谋长，仅仅10年前退伍老兵还作为救星和英雄被各界欢呼，为什么现在要“动用联邦军队来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兵”？在如何维稳问题上，胡佛是失败者。
有评论说，上访者要的是面包，总统给他们的是子弹。因此，胡佛在随后不久总统选举中惨遭败绩。新任总统罗斯福批评胡佛说：“他应该邀请1位代表进白宫，喝咖啡，吃三明治。”1年后，另一批老兵来华盛顿上访，罗斯福派出的不是民警和军队，而是他的太太。3年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完成了对老兵补助金的支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未到此止步，而是通过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门、退伍军人协会和退伍军人纪念日，颁布多个保护退役军人权益的法规等不断完善法规、机构和机制，较好地维护了退伍军人权益，实现了退伍军人的稳定。这再次证实：“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美国二战老兵回忆录：从大一新生到密电员
核心提示：本文可能是《品读美国》项目中最有翻译挑战性的文章之一。原文作者是一位老历史学家，二战时期的一名学生兵。在他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刚好珍珠港事件爆发，于是作为“粗懂日语的专业人才”参加了那场战争。故事读起来很生动，阅读时如身临其境，读后感触良多。不过文章可不短喔，衷心希望读者在品读过程中给予拍砖，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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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舟共济。”伯纳德·韦斯伯格（上图）著书和大家分享二战时期数百万美国人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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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一个和我共过事的朋友，二战时期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著名回忆录《天海雄鹰》（Flights of Passage）中写道：那场战争，就是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踏入成年年龄的那一代军人的共同秘密。在这期间或其中部分时间里穿上军装的美国人大约有1200万人，对于这个群体或其中的个人而言，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是空前绝后的。那些经过战火磨难而侥幸活下来的军人，伴随他们的只有身心上的伤疤。而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虽然只是配角，可我们的工种也不可胜数，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至死难忘。
我当年就在情报处（SIS, 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这个机构也就是今天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身。如果把NSA比作一棵巨大的橡树，那么当年的SIS就是孕育出这棵大树的那一粒种子。我当时负责翻译日方的电报，这些无线电信息则是我方专业人员从空中截取到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密码专家对截取到的电文进行破译。我们这些人翻译出来的英文文稿都要统一送到我方的作战决策者手中。和其他那些日语速成班学生一样，我所接受的培训时间极短，水平捉襟见肘，根本难以真正理解日语，但不管怎么说，在收集一些重要情报方面，大家那点儿水平也还凑合。
我们终于赢得了那场战争，尽管我在其中只是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我还是很开心的。当然，和那些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拼杀的退伍老兵相比，我这种也叫做退伍老兵的人真是感到自惭形秽。但是，我们这些临时拼凑出来的民兵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都是突然接受国家的召唤去履行我们的义务的人，有很多战士的生命，更离不开我们所尽到的这种义务。我们这个群体，年龄确实很大了，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可我们依然共守这个秘密，都一起顶着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巨大压力而成长和慢慢变老。当然，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退伍老兵都一样。然而，那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其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谁也无法幸免。而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数百万人组成的群体的集体感受，更有我们的独特之处。在那个世纪舞台上，也许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都是演员。
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从纽约市哥伦比亚学院的教室里开始的。我那时候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可就在这时候，珍珠港事件爆发，无情地断送了我们的学业。与日本突然成了敌对国，才突然发现当时我们的日语翻译人才多么严重不足，因为那时候的美国，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本来就没几个。那时候的世界还是欧洲人的世界，外交语言用的是法语，国际贸易往来用的主要是英语。当时只有几所大规模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才有日语课程，而这还是为了专门给那些攻读亚洲历史、文学及艺术的少数研究生开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毫无疑问了：尽快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学习日语，而且这是属于压倒一切的死任务。那年春天，一切都很疯狂，一切都是压倒一切的。就这样，我和其他很多语言能力稍好的学生一起，报名参加了基础日语强化班。
那年春天，每天各大日报的头条几乎都是盟军到处受挫的消息，令人沮丧不已。就在这个笼罩着盟军失利阴影的春天，我和同学们还在埋头苦学日语，痛苦地记忆那些象形文字一样的东西——日语每个词就是一幅小小的图画，这种语言正是由这一幅幅微型图画组成的。到了那年夏天，我还在哥伦比亚学院增修了8个星期的日语课程。这8个星期可谓专心致志，每天在课室里苦学六七个小时，每星期五天，这还不包括课外作业的时间。到了这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有所提高了。随后，征兵的人也来了，其中就有一个来自情报处。那时候的情报处，并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我也一样。这说明是个秘密部门，按照当时的军事政策，并不想让公众注意到这个部门的存在。
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我们挨个接受情报处面试主官的提问。与其说是面试，倒不如说是我们在考问他们。在那间房里，“情报”这个词并不象我和他所玩的游戏那么好玩，那么滑稽。我问他，在情报处我能做什么？他回答说，能做的都是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日语。我又问他，那么我将在哪里工作？他说，为突出工作的重要性，所有工作地点都由政府决定，所需要的人员都应掌握日语。这就是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回答。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学日语，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敌方情报，除此以外别无它用。我还天真地以为，我一定会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负责日语的笔译和口译，负责审问俘虏，或把截获的文件迅速翻译出来。后来，当需要我审问一名疲惫至极、满口日本方言的日军士兵的时候，或者要我翻译从士兵口袋里搜出来的、用日语草书写成的字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其实，美国军方在明尼苏达州原本就有一所专门的军事情报语言学院，招收的主要是在美的日侨（Nisei）学生，经过强化训练之后才有资格充当战时审问工作的。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的人就不是日侨，这些学生最后全都在大型的情报中心工作，负责翻译那些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文件。
我爽快地答应了面试官，并按预定计划来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一个叫李堡（Fort Lee）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新兵接待处，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为全体新兵举行的入伍仪式。但是，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士兵。我被分配在第二情报营，地点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阿灵顿赫尔（Arlington Hall）。那里有一片占地100英亩的绿地，原本是一家私立女子学校所在地，后来却用木头匆匆搭建起一排排的军营。我所在的这个营还在迅速扩充，营房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就在这所军营里，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今后的工作，竟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本土一个通宵达旦都亮着灯光的地方，负责破译截获到的无线电报。
我们在军营里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与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完全不同。日文不能直接翻译成莫尔斯密码的嘀嗒声，只能按读音翻译成罗马数字（日文叫做“罗马字”—romaji）。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去记忆单词了——对于任何表意文字而言，记住那些字的写法是最为困难的。此外，任何军事情报使用的都是最简洁的语言，需要的词汇量很少，即便是很专业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文字。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参与的竟然是那场战争中最为秘密同时也最为重要的环节。在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专业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读过赖肖尔教授编写的教材。他还是美国政府在日益加快的对日事务方面的指路明灯，战后他还成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为建立新型的美日关系而巧妙斡旋两国之间。赖肖尔和他的两名助教每天按部就班地带着我们学本事，练习日语听力，还翻译一些情报实例。
密码学（即编码和解码的学问）的基础知识虽然十分简单，可真要实践的时候却极其复杂。所谓密码，是指只有情报的收发双方才能明白的任何“语言”。其实，自古以来，外交官、将军、商人甚至一些秘密情人都用过密码，双方只需要知道某些术语特指什么即可。例如，“我要饼干”的意思可能是“今晚在面包店门口见”，或者“多派些骑兵”。但是，密码本所涵盖的范围却很有限。而密码编制人员的做法则与此相反，他们必须与电报接收方共同使用某种约定的“解码本”的对应方式，把某一“纯文本”中每一个字母都转换成不同的字母、符号或数字，这种做法等于要把一本大字典摆在密码编制人员面前。如果没有解码本，那么加密后的文本简直成了天书，特别是词与词之间根本没有空格，而是随机排列的一串串字母的时候，看起来更是一派胡言。
然而，任何密电码都是有办法破译的，这是因为所有的语言——或者，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员中使用的那些语言范围内——都包含某些最常见的单词、字母及字母组合（例如英语中的‘the’），只要把这些常见词分离出来，再经过艰苦异常且往往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反复分解、比对，密码编制人员就可以根据所得到的蛛丝马迹而破解出更多的字母来。
这样一来，密电员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多层编码的手段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伪装起来，比如，将数字全部变成字母，再给这些字母添上别的数字。可是，最后这些被深埋起来的数字还是会以某种形式浮出水面的，而只要专业人员得到足够的电文储备并加以研究，任何密码都还是有可能被他破解的。
情报大楼里配备的那些IBM电报机源源不断地吐出无数的机打卡，这种电报机可以把截获到的情报内容转变成任一种有含义的可能组合，并加以分类。作为情报翻译员，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密码分析人员把将各种字母串交给我们，我们就逐个过目，以寻找其中的日语单词，另一个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解的信息翻译出来。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让人头昏眼花。昨天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今天就得阅读日本驻柏林大使不到48小时前提交给他东京主子的报告。
我的工作有赖于美国在战时阶段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那就是对日本主要外交电码的破解技术，这是一种通过机器生成的密码，代号“紫色”。“紫色”电码和德国的“英格玛”电码或我们美国的“西格巴”电码道理相同，都是利用机电一体化原理设计而成的：各种转子和开关的排列方式是可随时变化的，它们把电脉冲信号传送给打印机键盘，从而对情报进行加密或解密。这类机电系统虽然大大提高了情报中心工作人员编写密电码的速度，可是原始文本的伪装办法也会成倍增长，而负责破解密码的人员的工作量也因此极为艰巨复杂了。美国在该项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要归功于被誉为20世纪美国密电码分析技术之父的美籍俄罗斯人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他的合作者还有两位数学家，即弗兰克·罗列特（Frank Rowlett）与所罗门·库尔伯克（Solomon Kullback），其中罗列特还是西格巴电码的主要发明者。1940年底时分，这个三人小组就已经完全破解了日本人的密码，在珍珠港情报处前身的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只是置身于那些极为隐蔽的狭小办公室里，就完全能够监视到日本人建造“紫色”密码机新机型的全过程。
我在阿灵顿赫尔服役期间，这三位专家已经是那里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我想应该见不到他们本人。其实，今天覆盖全世界的电子监测系统的诞生，也有他们的功劳。现在看来，当时的情景简直就像电话电报主机房一样，而身着工作服、在楼上忙着研究如何改进电话电报收发技术的职员简直就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萨缪尔·莫斯（Samuel F. B. Morse）这两位大人物再世，在那里忙碌着。
1943年元月期间，我参与翻译一部分的一份长长的“紫色”电码终于“出炉”了，这份电报是当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Hiroshi Oshima）从纳粹军官们口中得到的关于希特勒1943年春季战略意图的一份摘要。象我这么一个瘦弱不堪、年龄只有20岁的昆斯（Queens）小伙子所翻译出来的一份小小材料，竟能成为当时每天从各种情报中提炼而成的、代号为“魔术”的最高机密的一部分，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就能看到我的“大作”，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当然，既然是最高机密，就不得泄漏，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重要性在当时属于宁可做过头的大事，一旦确定保密等级，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死任务，因为如果万一日本人从我方内部刺探到他们的密码已被我方破译，他们必定会立即改变编码规则，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而战场上的士兵就得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那时候我那些同事们整天都会紧张得耳根冒汗，脊梁骨发凉，而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肩上忽然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十分吓人。
由于日本人对于他们那套编码规则十分自信，认为我方绝对破译不了，于是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使用这套电码，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窥探其最高决策机构秘密的窗口，这个窗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国海军也成功地破译了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电码，加上我们在“紫色”电码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敢说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信息情报工作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我只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在从事与“紫色”电码有关的工作，后来就调往相对安静一点的前方工作，专门研究一套业已弃用的船运密码方面所涉及的“后方交通”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收集和积累日本在军事物资问题的战略性资料方面，还是在辨别日方的海运线路使之成为我海军潜艇的“狩猎场”方面，这些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不过，我更想进一步接近真实的战争场面。于是，在1943年8月，我耍弄了一点小小的技巧，就如愿被派往新德里执行任务，工作地点就在中缅印战区（CBI）（China-Burma-India Theater——theater在此文中含义为“战区”，含义极为冷僻，几乎是译者的陷阱——译者注）。
我和另一名翻译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时间已整整过去了6个月，这段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旅程有多么漫长，可想而知。我们还没来得及解下背包，就得到一个消息：我方士兵缴获了一本新的日军密码本。我们在中缅印战区开展的工作正是时候，因为日军刚刚发动入侵印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旨在掀起一场推翻业已到期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革命。与此同时，中、美、英三国联军也开始发动反击，企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缅甸北部的控制权，而在三国联军组成的征伐队伍后面的则是美军的几千名工兵部队，他们修建了一条很有名的公路——中印公路，这条公路蜿蜒穿越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群山中，跨越因季风带来的湍急河流，再进入茂密的热带丛林，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陆地生命线。
1944年3月，所缴获的这本新密码本终于带来了第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天半夜，我方截获一条来自日本驻缅甸最高指挥部的一条消息，了解到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已越过印度与缅甸的界河亲敦江（Chindwin River），于是立即将情报送往英军总部。从这时候起，与日军入侵缅甸有关的大多数情报都会通过各种渠道送达英军的情报分析部门，不过日军从缅甸发出的大量情报都是被我们截获后送给英军情报部门的。
当时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日军发送多少情报，我们就破译多少，个别时候日军发送的情报也会多到连他们自己的译电员都忙不过来，我们之所以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截获到某种请求帮助的情报，或要求发送方重发一次情报，因为他们发现发报人按错了发报键。由于阿灵顿赫尔方面对CBI所寄予的希望其实很低，所以在这里忙乎的就只有我和同事兼好友盖伊·哼诺（Guy Henle）俩人。有那么几个星期时间里，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昼夜不分地忙碌着，晚上则轮流值班，好抓紧时间打个盹。后来又来了一个译电员，也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弗朗克·藤尼（Frank Tenny），他是坐飞机来的，随后其他人也跟着来了。1944年春夏季节的新德里，天气潮湿难忍，我虽置身其中，却还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同时由于知道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还是觉得很快乐的。我们所要破译的情报，除那些作战任务的变化、指挥系统的调整等日常内容外，还需要我们提供有关军事实力和部队调动等方面的报告，而这些内容则需要立即送到马路对面的情报部门（当时称为G2办），再由他们的人转交给前线总指挥官、有“醋性子乔”名号的史迪威将军（Gen. Stilwell）。一天早上，我们这个部门的头儿从总部回来了，喜形于色地宣布：最高头目命令我们“接着干下去，别停”。
一天晚上，我和盖伊突然发现有一条情报频频提到一个不是日语的单词“gu-ra-i-da”，我们俩很快就判断出应该是glider（滑翔机）的意思，因为日语是没有“l”这个音的，故凡是有“l”的地方都要换成“r”。整条情报翻译出来以后，我们顿时感到兴奋不已：原来这条情报确切无误地说出了一个负责运载部队与物资的滑翔机部队刚刚在日方控制的地域内降落，同时还涉及到打算对这支部队发动打击一捍卫日军后方的行动。这条情报还特别说出了负责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美军军官的名字，只不过被叫成了“gu-ri-pu ka-ku-ran”。我们俩同时重复说了几遍之后，突然想到了指的是“Flip.”
“天哪！”我大喊了一声，“菲利普？不正是菲利普·柯尔金么！”他可是我喜欢的连环画“特瑞与海盗”中的英雄人物啊。故事中的柯尔金不但机敏睿智，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其生活原形正是连环画作者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大学校友菲利普·科赫雷恩（Philip Cochrane）。1944年的时候，科赫雷恩已经是一名空军上尉。这么说来这条情报应该是各种重要事务中最重要的一条了——说明日本人已经获得充分的情报，准备打一场专门针对我方空中行动的反击战，因为既然敌情报人员连我方组织这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的名字都弄清楚了，就一定还掌握着更具有破坏性的情报。我们急忙把情报送到值夜班的军官手上，该军官又立即叫醒了我们的组长，组长又迅速将我们翻译好的情报依次上交给更高级别的指挥官。
日军对我方“百老汇行动”的反应情况，正是我们这个小小的部门暂获的。百老汇行动是盟军在那场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之一，就是在驻缅甸日军的后方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为了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伞兵运输机已将滑翔机及推土机械空运至密林深处的一小片空地上，同时也隐蔽着一支步兵。步兵则在那里铺设了一个简易机场，足以为英军游击队提供防御保障，还兼有输送给养的作用。这支特殊部队的代号叫魔兽（Chindits），对有效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严重削弱敌人在缅甸的战斗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忙得不亦乐乎的日子也就是那个晚上及刚开始那几个星期，此后新德里的日子多少恢复了常态，看起来一切都好像风光不再了。日子一天天枯燥起来，如果没有足以刺激神经的事情，我们就只有向所谓印度式的“写字台疲劳症”作斗争来解闷了。那时候的印度，一切都让人感到压抑：古城堡和古寺庙，陌生的建筑和装饰，饭馆厨房里飘出来的刺鼻气味，各种无法听懂的语言……在加尔各答，我见到了此生亲眼所见的最贫穷的生活状况——家家户户都在路边展现着其日常生活的一切，甚至还见到上无片瓦的生活惨状：一家人只是在树杈上搭上一块破布，苟且遮挡着几平方英尺大小的地面，就算是一个“家”了。六十五年前（即1944年——译者注），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讲，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坐船到达这个地方。可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这么一个鬼地方，硬生生把千千万万的人提起来扔在这里，一个个傻乎乎地在这里大眼瞪着小眼。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基本都是在短时间里分赴世界各地的，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真是无与伦比。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经历过，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和今天这个时代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当今时代，我们都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在所难免。
1944年底，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又有了改变，因为我被派往昆明，加入一个小型的情报小组，工作地点就在中国战区后方的最高指挥部。中国战区是出于建立更高的政治格局的考虑而专门从中缅印战区独立出来的一个新战区。我干的还是老本行：继续翻译关于船运线路的那些陈年老账。这项工作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军驻扎在中国的轰炸机还要对日本商船实施有组织的轰炸行动，至少还要对那些闯入中国沿海的商船以及那些专门为侵华日军运送战争物资的船队实施轰炸。可是，战争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最后我们都听不到缅甸日军总部往日常有的情报声了，那是每日战况的电报，区区几分钟，总是让人觉得熟悉而刺耳。
战争，还在按其进程发展着。我们跟踪的电报信号涵盖了半个地球之广，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各种关于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业已解体及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的各类消息，可是我们对自己今后的日子将有哪些变化则还没有什么想法。要把分驻欧洲的几百万部队送回地球另一边的家乡就需要不少时间，另外还需要时间为占领日本本土做准备。德国投降后不到四个月，这场大战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多么光彩夺目，大家在惊讶之余，当然也皆大欢喜。至于我国向敌国两座人口密集城市投放两颗原子弹的做法，我们谁也不好说是一种什么心情，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原子弹的破坏范围有多广，老百姓的死伤数字有多大。今天的我已是支持废除核武器的，可是在那年8月份的某个夜晚我还不是。那个夜晚，刚好是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军方电台已播放消息称，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驻地一片欢腾。那一刻，酒瓶子在空中飞舞着，大家纷纷停下手头上的事务。随后整个晚上，大家都在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谁还会去谴责原子弹？又有谁觉得那么做不应该呢？那天晚上，我只是吃了几片烤面包，就找个地方独自坐着，思考着什么，相对于战友们而言，我的神情可能有些肃穆吧。我就在办公室里继续守卫着那些分类过的各种文件，陪伴我的还有另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1945年12月中旬，我乘坐的汽轮终于驶过金门大桥。看到码头边的巨型岩石上写着醒目的白字标语“欢迎回家！好样的！”的字样，我感到有些呼吸困难。接着我又乘坐火车，横跨美洲大陆，赶在新年元旦前夕来到西部和家人团聚。最后，我接到命令，再回到东部的迪克斯堡，去设在那里的军人遣散中心报到。就在那里，我和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军人一样，办理了遣散手续。这期间，我再次感到震惊：诺大的一个国家，要经历多少曲折的过程才能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召集到一起，再把大家一批批地分遣到世界各地，不管是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如今，按计划又需要对我们进行筛选和遣送，而我们对以前的那个自己已经变得陌生了。
如果我们用激进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谴责战胜就等于宽恕邪恶，那么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有必要的，而我莫名其妙地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原文最后这段话实在难懂，我只好根据全文和我个人的理解翻译成这样子，但心里很不踏实，觉得翻译的主观性太强，会不会强奸了原作者的本意？请读者使劲拍砖啊！——译者）
——原文作者简介：伯纳德·A. 韦斯博格（Bernard A. Weisberger），历史学教授，退休前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1970至1972年曾任美国历史杂志副主编，2006年还出版新著，介绍芝加哥垒球队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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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舟共济。”伯纳德·韦斯伯格（上图）著书和大家分享二战时期数百万美国人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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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一个和我共过事的朋友，二战时期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著名回忆录《天海雄鹰》（Flights of Passage）中写道：那场战争，就是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踏入成年年龄的那一代军人的共同秘密。在这期间或其中部分时间里穿上军装的美国人大约有1200万人，对于这个群体或其中的个人而言，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是空前绝后的。那些经过战火磨难而侥幸活下来的军人，伴随他们的只有身心上的伤疤。而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虽然只是配角，可我们的工种也不可胜数，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至死难忘。
我当年就在情报处（SIS, 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这个机构也就是今天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身。如果把NSA比作一棵巨大的橡树，那么当年的SIS就是孕育出这棵大树的那一粒种子。我当时负责翻译日方的电报，这些无线电信息则是我方专业人员从空中截取到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密码专家对截取到的电文进行破译。我们这些人翻译出来的英文文稿都要统一送到我方的作战决策者手中。和其他那些日语速成班学生一样，我所接受的培训时间极短，水平捉襟见肘，根本难以真正理解日语，但不管怎么说，在收集一些重要情报方面，大家那点儿水平也还凑合。
我们终于赢得了那场战争，尽管我在其中只是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我还是很开心的。当然，和那些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拼杀的退伍老兵相比，我这种也叫做退伍老兵的人真是感到自惭形秽。但是，我们这些临时拼凑出来的民兵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都是突然接受国家的召唤去履行我们的义务的人，有很多战士的生命，更离不开我们所尽到的这种义务。我们这个群体，年龄确实很大了，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可我们依然共守这个秘密，都一起顶着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巨大压力而成长和慢慢变老。当然，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退伍老兵都一样。然而，那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其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谁也无法幸免。而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数百万人组成的群体的集体感受，更有我们的独特之处。在那个世纪舞台上，也许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都是演员。
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从纽约市哥伦比亚学院的教室里开始的。我那时候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可就在这时候，珍珠港事件爆发，无情地断送了我们的学业。与日本突然成了敌对国，才突然发现当时我们的日语翻译人才多么严重不足，因为那时候的美国，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本来就没几个。那时候的世界还是欧洲人的世界，外交语言用的是法语，国际贸易往来用的主要是英语。当时只有几所大规模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才有日语课程，而这还是为了专门给那些攻读亚洲历史、文学及艺术的少数研究生开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毫无疑问了：尽快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学习日语，而且这是属于压倒一切的死任务。那年春天，一切都很疯狂，一切都是压倒一切的。就这样，我和其他很多语言能力稍好的学生一起，报名参加了基础日语强化班。
那年春天，每天各大日报的头条几乎都是盟军到处受挫的消息，令人沮丧不已。就在这个笼罩着盟军失利阴影的春天，我和同学们还在埋头苦学日语，痛苦地记忆那些象形文字一样的东西——日语每个词就是一幅小小的图画，这种语言正是由这一幅幅微型图画组成的。到了那年夏天，我还在哥伦比亚学院增修了8个星期的日语课程。这8个星期可谓专心致志，每天在课室里苦学六七个小时，每星期五天，这还不包括课外作业的时间。到了这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有所提高了。随后，征兵的人也来了，其中就有一个来自情报处。那时候的情报处，并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我也一样。这说明是个秘密部门，按照当时的军事政策，并不想让公众注意到这个部门的存在。
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我们挨个接受情报处面试主官的提问。与其说是面试，倒不如说是我们在考问他们。在那间房里，“情报”这个词并不象我和他所玩的游戏那么好玩，那么滑稽。我问他，在情报处我能做什么？他回答说，能做的都是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日语。我又问他，那么我将在哪里工作？他说，为突出工作的重要性，所有工作地点都由政府决定，所需要的人员都应掌握日语。这就是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回答。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学日语，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敌方情报，除此以外别无它用。我还天真地以为，我一定会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负责日语的笔译和口译，负责审问俘虏，或把截获的文件迅速翻译出来。后来，当需要我审问一名疲惫至极、满口日本方言的日军士兵的时候，或者要我翻译从士兵口袋里搜出来的、用日语草书写成的字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其实，美国军方在明尼苏达州原本就有一所专门的军事情报语言学院，招收的主要是在美的日侨（Nisei）学生，经过强化训练之后才有资格充当战时审问工作的。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的人就不是日侨，这些学生最后全都在大型的情报中心工作，负责翻译那些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文件。
我爽快地答应了面试官，并按预定计划来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一个叫李堡（Fort Lee）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新兵接待处，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为全体新兵举行的入伍仪式。但是，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士兵。我被分配在第二情报营，地点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阿灵顿赫尔（Arlington Hall）。那里有一片占地100英亩的绿地，原本是一家私立女子学校所在地，后来却用木头匆匆搭建起一排排的军营。我所在的这个营还在迅速扩充，营房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就在这所军营里，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今后的工作，竟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本土一个通宵达旦都亮着灯光的地方，负责破译截获到的无线电报。
我们在军营里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与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完全不同。日文不能直接翻译成莫尔斯密码的嘀嗒声，只能按读音翻译成罗马数字（日文叫做“罗马字”—romaji）。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去记忆单词了——对于任何表意文字而言，记住那些字的写法是最为困难的。此外，任何军事情报使用的都是最简洁的语言，需要的词汇量很少，即便是很专业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文字。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参与的竟然是那场战争中最为秘密同时也最为重要的环节。在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专业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读过赖肖尔教授编写的教材。他还是美国政府在日益加快的对日事务方面的指路明灯，战后他还成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为建立新型的美日关系而巧妙斡旋两国之间。赖肖尔和他的两名助教每天按部就班地带着我们学本事，练习日语听力，还翻译一些情报实例。
密码学（即编码和解码的学问）的基础知识虽然十分简单，可真要实践的时候却极其复杂。所谓密码，是指只有情报的收发双方才能明白的任何“语言”。其实，自古以来，外交官、将军、商人甚至一些秘密情人都用过密码，双方只需要知道某些术语特指什么即可。例如，“我要饼干”的意思可能是“今晚在面包店门口见”，或者“多派些骑兵”。但是，密码本所涵盖的范围却很有限。而密码编制人员的做法则与此相反，他们必须与电报接收方共同使用某种约定的“解码本”的对应方式，把某一“纯文本”中每一个字母都转换成不同的字母、符号或数字，这种做法等于要把一本大字典摆在密码编制人员面前。如果没有解码本，那么加密后的文本简直成了天书，特别是词与词之间根本没有空格，而是随机排列的一串串字母的时候，看起来更是一派胡言。
然而，任何密电码都是有办法破译的，这是因为所有的语言——或者，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员中使用的那些语言范围内——都包含某些最常见的单词、字母及字母组合（例如英语中的‘the’），只要把这些常见词分离出来，再经过艰苦异常且往往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反复分解、比对，密码编制人员就可以根据所得到的蛛丝马迹而破解出更多的字母来。
这样一来，密电员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多层编码的手段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伪装起来，比如，将数字全部变成字母，再给这些字母添上别的数字。可是，最后这些被深埋起来的数字还是会以某种形式浮出水面的，而只要专业人员得到足够的电文储备并加以研究，任何密码都还是有可能被他破解的。
情报大楼里配备的那些IBM电报机源源不断地吐出无数的机打卡，这种电报机可以把截获到的情报内容转变成任一种有含义的可能组合，并加以分类。作为情报翻译员，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密码分析人员把将各种字母串交给我们，我们就逐个过目，以寻找其中的日语单词，另一个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解的信息翻译出来。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让人头昏眼花。昨天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今天就得阅读日本驻柏林大使不到48小时前提交给他东京主子的报告。
我的工作有赖于美国在战时阶段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那就是对日本主要外交电码的破解技术，这是一种通过机器生成的密码，代号“紫色”。“紫色”电码和德国的“英格玛”电码或我们美国的“西格巴”电码道理相同，都是利用机电一体化原理设计而成的：各种转子和开关的排列方式是可随时变化的，它们把电脉冲信号传送给打印机键盘，从而对情报进行加密或解密。这类机电系统虽然大大提高了情报中心工作人员编写密电码的速度，可是原始文本的伪装办法也会成倍增长，而负责破解密码的人员的工作量也因此极为艰巨复杂了。美国在该项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要归功于被誉为20世纪美国密电码分析技术之父的美籍俄罗斯人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他的合作者还有两位数学家，即弗兰克·罗列特（Frank Rowlett）与所罗门·库尔伯克（Solomon Kullback），其中罗列特还是西格巴电码的主要发明者。1940年底时分，这个三人小组就已经完全破解了日本人的密码，在珍珠港情报处前身的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只是置身于那些极为隐蔽的狭小办公室里，就完全能够监视到日本人建造“紫色”密码机新机型的全过程。
我在阿灵顿赫尔服役期间，这三位专家已经是那里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我想应该见不到他们本人。其实，今天覆盖全世界的电子监测系统的诞生，也有他们的功劳。现在看来，当时的情景简直就像电话电报主机房一样，而身着工作服、在楼上忙着研究如何改进电话电报收发技术的职员简直就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萨缪尔·莫斯（Samuel F. B. Morse）这两位大人物再世，在那里忙碌着。
1943年元月期间，我参与翻译一部分的一份长长的“紫色”电码终于“出炉”了，这份电报是当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Hiroshi Oshima）从纳粹军官们口中得到的关于希特勒1943年春季战略意图的一份摘要。象我这么一个瘦弱不堪、年龄只有20岁的昆斯（Queens）小伙子所翻译出来的一份小小材料，竟能成为当时每天从各种情报中提炼而成的、代号为“魔术”的最高机密的一部分，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就能看到我的“大作”，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当然，既然是最高机密，就不得泄漏，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重要性在当时属于宁可做过头的大事，一旦确定保密等级，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死任务，因为如果万一日本人从我方内部刺探到他们的密码已被我方破译，他们必定会立即改变编码规则，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而战场上的士兵就得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那时候我那些同事们整天都会紧张得耳根冒汗，脊梁骨发凉，而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肩上忽然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十分吓人。
由于日本人对于他们那套编码规则十分自信，认为我方绝对破译不了，于是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使用这套电码，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窥探其最高决策机构秘密的窗口，这个窗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国海军也成功地破译了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电码，加上我们在“紫色”电码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敢说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信息情报工作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我只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在从事与“紫色”电码有关的工作，后来就调往相对安静一点的前方工作，专门研究一套业已弃用的船运密码方面所涉及的“后方交通”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收集和积累日本在军事物资问题的战略性资料方面，还是在辨别日方的海运线路使之成为我海军潜艇的“狩猎场”方面，这些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不过，我更想进一步接近真实的战争场面。于是，在1943年8月，我耍弄了一点小小的技巧，就如愿被派往新德里执行任务，工作地点就在中缅印战区（CBI）（China-Burma-India Theater——theater在此文中含义为“战区”，含义极为冷僻，几乎是译者的陷阱——译者注）。
我和另一名翻译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时间已整整过去了6个月，这段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旅程有多么漫长，可想而知。我们还没来得及解下背包，就得到一个消息：我方士兵缴获了一本新的日军密码本。我们在中缅印战区开展的工作正是时候，因为日军刚刚发动入侵印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旨在掀起一场推翻业已到期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革命。与此同时，中、美、英三国联军也开始发动反击，企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缅甸北部的控制权，而在三国联军组成的征伐队伍后面的则是美军的几千名工兵部队，他们修建了一条很有名的公路——中印公路，这条公路蜿蜒穿越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群山中，跨越因季风带来的湍急河流，再进入茂密的热带丛林，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陆地生命线。
1944年3月，所缴获的这本新密码本终于带来了第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天半夜，我方截获一条来自日本驻缅甸最高指挥部的一条消息，了解到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已越过印度与缅甸的界河亲敦江（Chindwin River），于是立即将情报送往英军总部。从这时候起，与日军入侵缅甸有关的大多数情报都会通过各种渠道送达英军的情报分析部门，不过日军从缅甸发出的大量情报都是被我们截获后送给英军情报部门的。
当时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日军发送多少情报，我们就破译多少，个别时候日军发送的情报也会多到连他们自己的译电员都忙不过来，我们之所以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截获到某种请求帮助的情报，或要求发送方重发一次情报，因为他们发现发报人按错了发报键。由于阿灵顿赫尔方面对CBI所寄予的希望其实很低，所以在这里忙乎的就只有我和同事兼好友盖伊·哼诺（Guy Henle）俩人。有那么几个星期时间里，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昼夜不分地忙碌着，晚上则轮流值班，好抓紧时间打个盹。后来又来了一个译电员，也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弗朗克·藤尼（Frank Tenny），他是坐飞机来的，随后其他人也跟着来了。1944年春夏季节的新德里，天气潮湿难忍，我虽置身其中，却还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同时由于知道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还是觉得很快乐的。我们所要破译的情报，除那些作战任务的变化、指挥系统的调整等日常内容外，还需要我们提供有关军事实力和部队调动等方面的报告，而这些内容则需要立即送到马路对面的情报部门（当时称为G2办），再由他们的人转交给前线总指挥官、有“醋性子乔”名号的史迪威将军（Gen. Stilwell）。一天早上，我们这个部门的头儿从总部回来了，喜形于色地宣布：最高头目命令我们“接着干下去，别停”。
一天晚上，我和盖伊突然发现有一条情报频频提到一个不是日语的单词“gu-ra-i-da”，我们俩很快就判断出应该是glider（滑翔机）的意思，因为日语是没有“l”这个音的，故凡是有“l”的地方都要换成“r”。整条情报翻译出来以后，我们顿时感到兴奋不已：原来这条情报确切无误地说出了一个负责运载部队与物资的滑翔机部队刚刚在日方控制的地域内降落，同时还涉及到打算对这支部队发动打击一捍卫日军后方的行动。这条情报还特别说出了负责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美军军官的名字，只不过被叫成了“gu-ri-pu ka-ku-ran”。我们俩同时重复说了几遍之后，突然想到了指的是“Flip.”
“天哪！”我大喊了一声，“菲利普？不正是菲利普·柯尔金么！”他可是我喜欢的连环画“特瑞与海盗”中的英雄人物啊。故事中的柯尔金不但机敏睿智，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其生活原形正是连环画作者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大学校友菲利普·科赫雷恩（Philip Cochrane）。1944年的时候，科赫雷恩已经是一名空军上尉。这么说来这条情报应该是各种重要事务中最重要的一条了——说明日本人已经获得充分的情报，准备打一场专门针对我方空中行动的反击战，因为既然敌情报人员连我方组织这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的名字都弄清楚了，就一定还掌握着更具有破坏性的情报。我们急忙把情报送到值夜班的军官手上，该军官又立即叫醒了我们的组长，组长又迅速将我们翻译好的情报依次上交给更高级别的指挥官。
日军对我方“百老汇行动”的反应情况，正是我们这个小小的部门暂获的。百老汇行动是盟军在那场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之一，就是在驻缅甸日军的后方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为了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伞兵运输机已将滑翔机及推土机械空运至密林深处的一小片空地上，同时也隐蔽着一支步兵。步兵则在那里铺设了一个简易机场，足以为英军游击队提供防御保障，还兼有输送给养的作用。这支特殊部队的代号叫魔兽（Chindits），对有效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严重削弱敌人在缅甸的战斗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忙得不亦乐乎的日子也就是那个晚上及刚开始那几个星期，此后新德里的日子多少恢复了常态，看起来一切都好像风光不再了。日子一天天枯燥起来，如果没有足以刺激神经的事情，我们就只有向所谓印度式的“写字台疲劳症”作斗争来解闷了。那时候的印度，一切都让人感到压抑：古城堡和古寺庙，陌生的建筑和装饰，饭馆厨房里飘出来的刺鼻气味，各种无法听懂的语言……在加尔各答，我见到了此生亲眼所见的最贫穷的生活状况——家家户户都在路边展现着其日常生活的一切，甚至还见到上无片瓦的生活惨状：一家人只是在树杈上搭上一块破布，苟且遮挡着几平方英尺大小的地面，就算是一个“家”了。六十五年前（即1944年——译者注），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讲，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坐船到达这个地方。可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这么一个鬼地方，硬生生把千千万万的人提起来扔在这里，一个个傻乎乎地在这里大眼瞪着小眼。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基本都是在短时间里分赴世界各地的，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真是无与伦比。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经历过，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和今天这个时代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当今时代，我们都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在所难免。
1944年底，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又有了改变，因为我被派往昆明，加入一个小型的情报小组，工作地点就在中国战区后方的最高指挥部。中国战区是出于建立更高的政治格局的考虑而专门从中缅印战区独立出来的一个新战区。我干的还是老本行：继续翻译关于船运线路的那些陈年老账。这项工作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军驻扎在中国的轰炸机还要对日本商船实施有组织的轰炸行动，至少还要对那些闯入中国沿海的商船以及那些专门为侵华日军运送战争物资的船队实施轰炸。可是，战争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最后我们都听不到缅甸日军总部往日常有的情报声了，那是每日战况的电报，区区几分钟，总是让人觉得熟悉而刺耳。
战争，还在按其进程发展着。我们跟踪的电报信号涵盖了半个地球之广，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各种关于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业已解体及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的各类消息，可是我们对自己今后的日子将有哪些变化则还没有什么想法。要把分驻欧洲的几百万部队送回地球另一边的家乡就需要不少时间，另外还需要时间为占领日本本土做准备。德国投降后不到四个月，这场大战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多么光彩夺目，大家在惊讶之余，当然也皆大欢喜。至于我国向敌国两座人口密集城市投放两颗原子弹的做法，我们谁也不好说是一种什么心情，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原子弹的破坏范围有多广，老百姓的死伤数字有多大。今天的我已是支持废除核武器的，可是在那年8月份的某个夜晚我还不是。那个夜晚，刚好是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军方电台已播放消息称，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驻地一片欢腾。那一刻，酒瓶子在空中飞舞着，大家纷纷停下手头上的事务。随后整个晚上，大家都在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谁还会去谴责原子弹？又有谁觉得那么做不应该呢？那天晚上，我只是吃了几片烤面包，就找个地方独自坐着，思考着什么，相对于战友们而言，我的神情可能有些肃穆吧。我就在办公室里继续守卫着那些分类过的各种文件，陪伴我的还有另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1945年12月中旬，我乘坐的汽轮终于驶过金门大桥。看到码头边的巨型岩石上写着醒目的白字标语“欢迎回家！好样的！”的字样，我感到有些呼吸困难。接着我又乘坐火车，横跨美洲大陆，赶在新年元旦前夕来到西部和家人团聚。最后，我接到命令，再回到东部的迪克斯堡，去设在那里的军人遣散中心报到。就在那里，我和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军人一样，办理了遣散手续。这期间，我再次感到震惊：诺大的一个国家，要经历多少曲折的过程才能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召集到一起，再把大家一批批地分遣到世界各地，不管是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如今，按计划又需要对我们进行筛选和遣送，而我们对以前的那个自己已经变得陌生了。
如果我们用激进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谴责战胜就等于宽恕邪恶，那么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有必要的，而我莫名其妙地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原文最后这段话实在难懂，我只好根据全文和我个人的理解翻译成这样子，但心里很不踏实，觉得翻译的主观性太强，会不会强奸了原作者的本意？请读者使劲拍砖啊！——译者）
——原文作者简介：伯纳德·A. 韦斯博格（Bernard A. Weisberger），历史学教授，退休前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1970至1972年曾任美国历史杂志副主编，2006年还出版新著，介绍芝加哥垒球队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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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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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告祖国同胞书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告祖国同胞书
2010年4月12日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是依祖国广大退伍军人的迫切意愿，经各地退伍军人组织充分酝酿和密切协商，在先后组建的中国5大区域（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退伍军人联合会（地下）的基础上，于2010年3月18日在中国大陆XX市正式成立，并就地设立联盟工作总部（地下）。
大会选举XXX为联盟主席（兼任执行委员会主席），XXX为联盟付主席。选举确定了32位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李契克为联盟秘书长（兼任联盟海外工作部主任）。
联盟成立大会的与会代表们，会后迅即返回各地开展工作。
令中国广大退伍军人悲愤的是，他们曾满腔热血，为报效祖国奉献青春、奉献生命。在服役期间，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将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勇于在极为艰险困苦的条件下，经受摔打锤炼；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义无反顾地以血肉之躯，迎着炸裂的钢铁冲锋陷阵；在抢险救灾等各种严酷的环境中，舍生忘死为人民……
而无论他们怎样表现，都摆脱不了裹着中“共”外皮的霸国强盗势力的主宰、欺压、奴役和监控，摆脱不了被霸国强盗们逼为皇军、皇奴、皇狗（帮助霸主强盗欺压自己的父兄姐妹、充当镇压人民合理维权活动的工具等等）的厄运，无法正常做人、生存、发展和充分施展报国才干利益祖国……
当中“共”霸国统治势力用完了他们的价值时，便将其一脚踢开。统治强盗们表面上说要妥善安置他们退役后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是欺骗愚弄退伍军人。
中“共”霸主势力，建造的是罪恶的帝国王朝；顽固维护的是中“共”党首主宰中国的，残酷的“塔”级社会；只把中国当做霸主强盗势力肆意进行各类统治犯罪的乐园，根本不顾中国广大军民的切身利益。
霸主势力不许中国社会公平，不许军民护卫基本人权，不许国人平等竞争与合理获利。使广大退伍军人退役后，面对各级凶残的中“共”贪官污吏，身陷统治强盗制造的黑恶社会环境，无法护卫正当权益；上访遭捕，陈情无门，抗争被害，只被允许逆来顺受、凄惨一生……
我们已忍无可忍，被迫向祖国同胞宣示：
是中“共”霸主强盗势力，顽固地与中华民族为敌，逼得我们与其不共戴天！
人都有宝贵的一生。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不劳而巨获的霸主强盗势力的欺压、灾害？！
我们可以靠自己创造各类社会价值的能力，保障我们的生存需要……中“共”霸主强盗们不允许！
他们非要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罪恶意志“生存”=自我损害……他们非要成为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主人……
他们手中的政权，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
他们的执政地位，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选举认同，是非法的！
他们在残酷地压迫、奴役、剥削和掠夺中国广大军民的基础上，尽情享受罪恶人生……
这一切必须立即结束！
同胞们，为了我们正常做人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为了我们健康、公平的祖国社会，为了实现我们当家作主的宿愿，为了有效制止霸国统治强盗们继续害国害民，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有效地行动起来！面对凶残的、暴力镇压民主斗争的中“共”统治强盗，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一定要摧毁这万恶的霸主统治，要夺回属于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中国！要选举人民信赖拥戴的利国代表群体（各类优才组成的群体）执政；要建立公平市场与最佳利益产值人民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不要一党霸政，不要多党乱政；要建立健康的民主中国！
一切爱国反霸的退伍军人们，要在各地区和各行业系统的民主斗争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为民主中国的早日诞生，持续作出卓越贡献……
一切有良知的军人家属们，请给在军队服役的子弟们写信，希望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边，不要为欺压人民和欺压他们自己的中“共”霸国强盗们站在一边。在中国各地的民主斗争兴起的时候，不要执行罪恶的中“共”霸主统治势力有关镇压人民的罪恶命令；而应调转枪口，狠狠打击霸主强盗统治势力，在解放民族的斗争中解放自己……
同胞们，只要敢于行动，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中国退伍军人民主联盟
（E-mail：twjrminzhulianmeng@yahoo.com）
2010年4月8日 星期四
武汉千余“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请愿(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08日 转载)
据悉，“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主要要求公开身份、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据随后我们联系上的“援越抗美”幸存者全国维权代表任忠启介绍，“援越抗美”军人是个特殊的群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秘密派出三十余万人到越南参战，当时士兵们都是穿着便衣到越南去的。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尽管参战当年美国广播就播放了中国军队参战的消息，但时至今日，“援越抗美”事件官方还未解秘。任忠启说，现在大家都六、七十岁了，至今不仅身份未公开，相比较抗美援朝和其它退伍军人，援越抗美退伍军人未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和照顾。尽管现在全国“援越抗美”退伍军人上访三、四年了，但至今官方未给个说法。
附：关于给出国参战人员按离休待遇的申诉书
国家人保部：
人民解放军总**部：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及工程兵、高炮部队的退役军人，曾于1965年-1973年以代号为中国后勤部队参加过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在战场上，30多万英雄儿女出生入死，流血流汗，日夜奋战在那炮火连天，弹片横飞的战场上。近万名官兵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许多同志留下了终生残伤。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援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正义斗争，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回国后，我们先后退役到地方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当年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最小的也年过花甲了。
援越抗美同抗美援朝，援老抗美一样是迈出国门去别国国土参加的特殊战争。它既不同于珍宝岛、中印、中越自卫反击，炮击金门和平息西藏叛乱等国内作战，又不同于解放前历次的全国全民性战争。越南地理环境险要，气候恶劣多变，加之美国飞机的频繁轰炸，其艰苦残酷程度可想而知。它的历史功绩远远超过54年后的任何一次作战。而且是和平建设时期稀有的诸兵，军种联合实际作战演练，是全国全军珍贵的资源，是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身价绝不低于解放前参战人员，因为他们是在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安稳生活的时候，奉命出国参战的，其奉献付出精神比解放前参战人员更可贵更高尚。
40多年过去了，这场跨国战争至今未公开，致使广大参战者在**上无荣誉，在生活上无优惠照顾。中宣部等8部门（中宣发（2007）9号）是对参战无业者给了纯属生活困难性的补贴，且很微薄，不如地方上公、检、法、司、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岗位津贴高，也抵不上一个援藏干部待遇优惠。对此我们广大官兵很有意见，许多烈士遗属怨声载道，社会各界也反映十分强烈……
因此，根据我们在和平建设时期出国参战的特殊贡献，参照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出国参战人员实施终生优惠照顾的规定，结合这一弱示群体在全国全军十分稀少的实际，特写信提出申诉，幸存者代表32万参战者强烈要求：
1、给所有参战者（包括已退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已退休人员改按离休办理，享受解放前参加工作人员的一切离休待遇。
2、对无工作者（城镇无业者及农村务农者），比照西藏无业公民，直接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
3、针对目前全国房价太高的实际，给出国参战者发放住房补贴。
4、对幸存者进行全面体检，并按现离休人员享受医疗费用。
5、给出国参战人员颁发纪念章。
6、对烈士遗属，比照抗美援朝标准，做好安抚。
7、向社会公开，对这一特殊战争做出历史评价。
“援越抗美”退伍军人签名信
“援越抗美”退伍军人签名信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滇西缅北会战
| 滇西缅北会战 | |||||||
|---|---|---|---|---|---|---|---|
| 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国军士兵于萨尔温江畔作战。 | |||||||
| |||||||
| 参战方 | |||||||
 中华民国 英国 美国 |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 | |||||||
 卫立煌 约瑟夫.史迪威 |  河边正三 木村兵太郎 田中新一 | ||||||
| 兵力 | |||||||
| 400,000名士兵 | 150,000名士兵 | ||||||
| 伤亡 | |||||||
| 107,000人 | 108,000人 | ||||||
滇西缅北会战为抗日战争的大型战役之一，地点是在中国云南省与缅甸北部交界地区，起始时间为1943年12月初。其战役目的为打通中印公路。1945年3月底，中国远征军、英军及麦瑞尔突击队于芒友会师，日军则失缅北要塞。
盟军由中美英三国军队联合组成，其中中国参战部队有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等部队。战役总指挥为国军卫立煌将军，战役副总指挥为美军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日军主力为日军缅甸方面军，战役指挥有河边正三、木村兵太郎、田中新一等人，兵力总结达150,000余人。
[编辑]背景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攻陷缅甸，立刻准备进攻滇西，期沿滇缅路陷全滇，威胁重庆。1942年5月4日，日军攻入龙陵，同时派出飞机54架，对保山这座千年古城实行了猛烈轰炸；10日日军侵入边城腾冲。至此，怒江以西大片地区落入日军手中。中国远征军71军依怒江东岸设防据守，多次挫败了日军东进企图，遂稳定了战局，并与之隔江对峙了两年之久。
当时，曾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陆路国际交通大动脉的滇缅公路被截断后，大量援华军用物资只能由美军航空队通过“驼峰航线”输送，困难重重，难有保障。为重新控制滇缅公路，中国驻印远征军6个师和英、印军于1943年10月下旬联合发起了对缅北日军的反攻，初获战果。次年4月17日，中国远征军作出了渡江反攻计划。
[编辑]主要战役
[编辑]参考文献
-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1982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2010年4月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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