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9日 星期三

老屋不倒

  中央纪委网

       爷爷临终前,还关照说:“这老屋,绝对不能倒!”

  曾经,泥砖砌成的老屋是爷爷奶奶住的。爷爷常常说,这屋子,是党给我建的,是国家给我建的。儿时的崔山,眨着眼睛不是很理解。

  那片老屋,是并排的两间,还记得小时候,崔山从外面跑进来,一阵风般地往奶奶身上扑。奶奶就疼爱地说:“一身汗,奶奶给你洗把脸。”奶奶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倒在脸盆里,把毛巾放入水中,拧干,再给他擦。崔山刚小猫洗脸般地擦了一把,又像阵风般地跑了出去。

  老屋,算得上是冬暖夏凉。夏天前后门全部打开,搬一张躺椅,往上面一躺,这穿堂风别提有多凉快了。崔山没有午睡的习惯,但在上面,只要闭上一会眼睛,保准很快就睡着了。冬天后门一关,灶台上一烧火,房间里暖融融的。爸妈那时要上夜班,崔山就睡在爷爷奶奶的屋里,他经常做梦,梦里是春天来了……

  那些是过去的光阴了。

  崔山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在老屋旁,建起二层的小楼。父亲想拆老屋,老屋拆了,屋基的面积大了,楼房也可以建得大一些。当然,到时爷爷奶奶肯定是和崔山他们一起住,楼上或楼下都可以,随他们选择。

  崔山第一次看到爷爷动了怒,指着父亲,说那是党和国家给我们建的你知道吗?绝对不能拆的你知道吗?

  父亲脸涨得通红,却没有反驳之力。从此,父亲没有再提过老屋的事。

  二层小楼建起来了,崔山和父亲母亲住在小楼里。爷爷奶奶还住在老屋。父亲没有再去劝,那次,爷爷还说:“我死,也要死在老屋。”

  后来,崔山长大了。他从农村走到了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了农村。他看望爸爸妈妈,看望爷爷奶奶,也看望老屋。

  老屋的屋檐上长草了,屋顶的瓦片破损了,外面下大雨,里面滴滴答答是一场小雨。老屋的墙体发黑了,也有部分脱落了,裸露出斑驳红砖。

  父亲默默地请人来修补。自从那次爷爷骂过他后,父亲像是换了一个人,对老屋,似对亲人一样的关照。一直以来,父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

  奶奶是在崔山20岁出头的时候离开了。爷爷一个人,又过了五六年。每次崔山回去看爷爷,就能看到爷爷一脸浑浊的泪水。说不上是爷爷老,还是老屋老。老屋真像是爷爷的另一个伙伴。

  后来,爷爷也走了,剩下了孤零零的老屋。

  有一天,父亲说:“老屋,我要重新翻修一遍。老屋不能倒。”那天父亲说这话时,崔山和母亲都在旁边。父亲这话,像是在对大家说,又像是在和自己说。

  翻修后的老屋,像重新焕发了新生。屋顶的瓦片,父亲请人换了一批。破落的墙体,重新填入了水泥,再用水泥粉刷了一遍……

  前几天,崔山回了趟老家。

  老屋在那里,仿佛爷爷站在那里,说:“我们不能忘本,老屋就是见证……”(崔立

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重磅! 邓朴方给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

 


邓朴方,两会代表,一封公开信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两会即将召开,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知道大家近来的心情都很复杂,心中都有许多疑惑得不到解答,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有些问题想问又不敢问,甚至来北京参加两会都是战战兢兢。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

    近十年来,因身体原因,我早已不过问政事了。然而,这几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些还是事关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此时还没有人站出说话,可能今后想说也没有机会再说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今天我给大家写这封公开信,主要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大家思考。

1、作为两会代表,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要,还是保护某个专权者的权位重要?

2、宪法明确规定,两会代表有权监督和纠正中央政府的各种错误决定,可前几年,中央推出了“妄议罪”,今年又推出了“不知敬畏罪”。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认为两会代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3、当权者要定于一尊。请问代表们,我国的一尊究竟是皇家世袭的皇帝?还是民选的总统?还是党内公投产生的总书记?既然都不是,哪他又是谁的一尊呢?

4、面对中央屡次出现重大错误,党员提意见是“妄议中央” ,民众提意见叫“煽颠” 。请问代表们,我们的国家又究竟是谁的国家?

5、武汉肺炎已蔓延到全世界,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又是否向公众隐瞒了疫情真相?我们该不该给全世界人民有个交待?谁又该对这次疫情失控负主要责任?

6、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中央主要领导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7、香港动荡已持续近一年了,究竟是谁破坏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大好局面?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8、 “一带一路” 无理性投入,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不顾国计民生,中央主要领导人仅凭个人好恶对外四处大撒币,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今项目要流产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9、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也不经过专家论证,中央主要领导仅凭几个人的建议就拍脑袋决定投资上万亿建一个雄安新区,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今项目流产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10、台湾与大陆为何会渐行渐远?中央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11、大批外企撤离中国,大量民企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与中央的错误决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12、现任领导借助手中权力为自己修宪取消任期制,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果谁有权就可以为自己立法,国家宪法又有何用?

13、中央已作出决定,准备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究竟是为了稳固个人政权?还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

14、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家信用荡然无存,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15、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动议,中央居然动用军警把一批老同志和现任党政军大员都加以“特殊保护” ,名为“特殊保护” ,实际上是限止通讯、限止行动自由、限止客人到访,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又是谁给了他这种权力?

     各位代表,你们肩上都被赋予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糊涂。当你们在行使自己的表决权时,应该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是对某个当权者负责。否则,我们都会成为千古罪人。

    最后,祝各位代表身体安康!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共党员:邓朴方

                                                                                 2020年4月30日写于北京

 

网友代李克强妙答邓朴方十五问

朴方同志好!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本届两会的关心和支持!

    您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发表后,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我受近平同志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和两会组委会就您来信中提到的问题给予正式回复。

    1、作为两会代表,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要,还是维护某个专权者的权位重要?

     回复: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这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全权的和最高的地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一个立法和授权机构,全国政协是民主监督机构,而两会代表的职责和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党始终秉承党的主要领导指挥枪,而枪又指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传统。两会代表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只能听枪指挥,而不是听人民指挥。所以,他们首先就要维护最高政治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您作为前政协副主席,您父亲又是曾经的军委主席,我相信您对此更有深刻的体会。望您能理解两会代表的苦衷!

    2、宪法明确规定,两会代表有权监督和纠正中央政府的各种错误决定,可前几年,中央推出了“妄议罪”,今年又推出了“不知敬畏罪”。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认为两会代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回复:法治不诛心,人治不用法。您提的问题既尖锐又深刻,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您讲个典故。

    当年岳飞对皇帝的十二道金牌置若罔闻,直到第十三道金牌下来,岳飞才执行撤军命令。当皇帝将岳飞父子下狱后,欲治其死罪,可群臣不服,问岳家父子犯了哪条王法?皇帝哑口无言,闷不作声。为解圣忧,秦桧只好说“莫须有” 。他的意思很明确,皇帝要治罪,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可惜的是,皇帝后来将这个杀害忠臣的黑锅甩给了秦桧,把秦桧压了上千年,至今还跪在杭州西湖边上没有平反。要是当年秦桧说岳飞父子犯得是“妄议圣上罪” 或“不知敬畏罪” ,他岂然会替皇帝背锅千年?世人都知道,没有皇帝的指示,秦桧怎敢把岳飞这样的国之栋粱处死呢?可是,历来中国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只能怪秦桧多嘴惹祸。请问朴方同志,当年南宋没有“妄议罪” 和“不知敬畏罪” ,皇帝还不是照样想杀谁就杀谁吗?

     而后来居上的和珅就不一样,他常把“治你个大不敬之罪” 挂在嘴边,时刻封住众人之口,所以他就不用给皇帝背锅,反而他还经常让皇帝给他背锅。您想想,难道有“妄议罪” 和“不知敬畏罪” 就不需要和珅和其他大臣吗?如果没有大臣,朝庭还能叫朝庭吗?当今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两会代表,中央还能叫中央吗?当然,我们的今天是没有秦桧、和珅这样的高才,但我们也有(王)沪宁和(高)怀德这样的政治高参。因此,望您能理解中央,同时也理解两会代表!

     3、有人要定于一尊。请问代表们,我国的一尊究竟是皇家世袭的皇帝?还是民选的总统?还是党内公投产生的总书记?既然都不是,哪他又是谁的一尊呢?

    回复:您这个问题本来由我回答不合适,但既然受中央委托,我也只能勉强回答。我想请问朴方同志,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是否定于一尊?他也既非世袭,也不是党内公投,更不是民选,可他统治罗马尼亚20年,难道有人敢不认他是一尊吗?当年您父亲掌兵,全党上下又有谁敢不认他是一尊呢?我知道,口服不等于心服。这也是近平同志一直主张要建立维稳体制的原因。希望您能理解!

    4、面对中央屡次出现重大错误,党员提意见是“妄议中央” ,民众提意见叫“煽颠” 。请问代表们,我们的国家又究竟是谁的国家?

     回复:国家永远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国家的管理者。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中国这几年是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今世界由富国变穷国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中国,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比中国还更惨。

    委内瑞拉马杜罗也是2013年当选总统,可如今,他们的国民连饭都吃不上,尽管委内瑞拉引进了中国的舆论管控和维稳模式,但他们连政权都保不住,如果没有中国出钱、出人、出技术、出装备,马杜罗政权早就垮台了。而非洲的津巴布韦比委内瑞拉还要惨。与这两个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应该要好得多。

    “妄议”也好,“煽颠” 也好,这些都是对政府行为不满的人,也是政府维稳的重点对象。像我们这种一党独尊的政体,如果对官民的言论不加以严格管控而任其泛滥,恐怕中共政权早就像前苏联一样解体了。这也是您父亲当年为什么要下令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因。您我同在一条船上,还望您能理解船长的苦心。

     5、武汉肺炎已蔓延到全世界,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又是否向公众隐瞒了疫情真相?我们该不该给全世界人民有个交待?谁又该对这次疫情失控负主要责任?

     回复: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个道理我党谁都懂得,不懂的人至今还在监狱关着。关于新冠疫情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问题,我虽然是中央防控小组组长,但亲自指挥、亲自布署的不是我。我只能告诉您,国务院、卫健委、湖北省、武汉市都是及时按程序及时上报和批复,至于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我认为这不叫拖延,主要是因为近平同志担任了几十个领导小组组长,工作压力大,要批示的文件也实在太多,待审文件等个20天、30天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何况遇到年关。

    关于是否向公众隐瞒了疫情真相问题,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的国情。中央决定怎样报,下面就必须按规定公布。

    关于我们该不该给全世界人民有个交待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习近平外交思想作指导,正如王毅同志所说,习近平外交思想远超西方300年,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不定疫后各国还会给我国送锦旗呢!

    关于谁该对这次疫情失控负主要责任的问题,我认为近平同志需要谁负责任,谁就得负责任,若是他要我负责,我也决不敢推卸。

     6、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中央主要领导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回复:您父亲曾经说过,中国搞好了中美关系也就搞好了全世界的外交,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然而,如今中国已进入习近平新时代,我们奉行的是习近平大国外交思想,中国不再是缩头乌龟,也不能再让美国一家独大,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理应继承前苏联的衣砵与美帝作斗争,最终解放全人类,这也是我党与生俱来的使命。所以,对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问题,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存在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因为这是国策。

    7、香港动荡已持续近一年了,究竟是谁破坏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大好局面?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回复:中国政府曾经与英国政府签署了一份《中英联合申明》,双方约定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模式,并保持50年不变。可近平同志认为,一国一制更有利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他认为《中英联合申明》是一份过时的历史性文件,中国政府可以不遵照执行。对于香港动荡已持续近一年的问题,中央认为,只要我们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家安全立法,并全面导入大陆的维稳模式,香港自然就会稳定。中央主要领导人也不存在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当年蒋介石丢掉了整个大陆,他也并没有承担什么责任,何况我们并没有把香港丢掉。

     8、 “一带一路” 无理性投入,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不顾国计民生,中央主要领导人仅凭个人好恶对外四处大撒币,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今项目要流产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回复:对于“一带一路”投入未经全国人大批准,如今出现了项目流产的情况,我认为不存在由谁来担责的问题。因为我党历来是党大于法,正如近平同志所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人大也不例外。这也是我党的传统。1956年,毛泽东同志将我国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的江心坡、南坎割让给缅甸;1965年,毛泽东同志将西沙群岛的28个岛礁和老山割让给越南;1962年,毛泽东同志又把长白山的一角(有说是1/2,另个说法是53%)和八个山峰中的三个划给了朝鲜;1961年10月5日,毛泽东同志把大半个喜马拉雅山当礼物送给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1955年,毛泽东同志派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坎巨提地区让给巴基斯坦;1991年5月16日,江泽民同志主动放弃俄国侵占中国的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请问朴方同志,这些事都经过了全国人大批准吗?又有谁承担过责任?如果前几任有过错不需要问责,为什么到我们这任就要被问责呢?何况失去土地比失去钱更重要。

    9、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也不经过专家论证,中央主要领导仅凭几个人的建议就拍脑袋决定投资上万亿建一个雄安新区,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今项目流产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回复:近平同志学识广博,尤其是精通风水学,他可谓是千年不遇的圣君。他认为,北京作为首都风水欠佳,而雄安新区是“龙兴之地” ,所以中央才决定把雄安新区建成一个“副首都” ,当时工程上马是有些仓促,也没来得及通过全国人大批准,投资也是大了些,但这是事关党国稳定的“千年大计” ,中央只能特事特办。何况全国人大也是中央领导下的机关,批准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所以,中央主要领导人也不存在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

    10、台湾与大陆为何会渐行渐远?中央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回复: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历史原因导致两岸致今分离。但我始终认为,两岸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台湾与大陆为何会渐行渐远的问题,这主要是两岸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民众的价值观差异性太大。近平同志主张回归社会主义专制模式(皇权制模式),而台湾蔡英文政府却热衷于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模式(民主化模式),这是两种水火不容的政治生态,今天的香港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更何况我们没有像毛泽东同志当年那样向台湾开炮。如果不是美帝插手干预,我们可能早就武力统一了台湾。所以我认为,两岸出现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不存在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11、大批外企撤离中国,大量民企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与中央的错误决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回复:近平同志历来主张,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应主要放在确保我党政权的稳定上,对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那都是次要的。他还反复强调,若是政权都搞丢了,要其它又有何用呢?不知您认为是确保我党政权重要,还是确保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重要?如果是确保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重要,我们就的确要深刻检讨,可如果是确保我党政权重要,那再大的经济损失也在所不失。因为我党打天下的初心就是为了坐天下。所以,外企撤离、民企倒闭、工人失业的事不存在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12、现任领导借助手中权力为自己修宪取消任期制,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果谁有权就可以为自己立法,国家宪法又有何用?

    回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个道理您应该比我更懂得。纵观古今,又有哪个政治人物不恋权呢?美国总统川普每月只要1美元工资,而每次参选还要花掉几亿美元,这明显是亏本的买卖,可他为什么还要争着当总统呢?何况我们不仅不要花钱竞选,而且还可享受一切特权。所以,这事并不在于当权者的贪婪,也不是我国的宪法没用,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还不够科学。否则,您父亲当年退休后也不可能垂帘听政多年。

    13、中央已作出决定,准备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究竟是为了稳固个人政权?还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

     回复: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历史反复证明,计划经济模式有利于国家统治,市场经济模式有利于人民的利益。这个观点谁也不能否认。然而,近平同志修宪取消主席和副主席任期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多做几届,如果因为市场开放而导致政权不稳定的话,这种修宪还有何意义呢?何况我们口头上从来都没有放弃高喊“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这就像当年您父亲既要打倒“四人帮” ,彻底否认毛泽东路线,但口头上还要不停地喊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一样。喊归喊,做归做。这种政治游戏您应该比我懂得更多。所以,请您以后不要再问这种政治青年所问的问题。

     14、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家信用荡然无存,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回复: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美帝是世界公敌,而美帝又认为共产党搞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公害。这两种意识形态本来就是水与火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么从制度上改弦更张,要么就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切割,靠韬光养晦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如果我们要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迟早要与美帝翻脸。可惜的是,如果当年您父亲能够把经济改革与政体改革同步进行的话,那也不存在今天这种被动的外交局面,国际形象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糟糕。所以,这种事是不能完全由哪个人来承担责任。

    15、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动议,中央居然动用军警把一批老同志和现任党政军大员都加以“特殊保护” ,名为“特殊保护” ,实际上是限止通讯、限止行动自由、限止客人到访,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又是谁给了他这种权力?

    回复: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当年老蒋如果坚持了这个政治原则,我党也不可能有机会得天下,他也不可能会老死在台湾。当今中国也是如此,有许多党内同志总是喜欢抓住近平同志的各种错误不放,甚至有人还到处搞串联、拉山头,更可怕的是,有些老同志还提出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要讨论和评价近平同志的去留问题,这不是公然逼宫造反吗?如果一旦让这些老同志与现任的党政军大员串通一气,近平同志的政治安全就很难确保。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近平同志把大家先“保护起来”也无可非议。这也是他一惯强调“四个意识”和“四个维护”的原因。对于是谁给了他这种权力,我认为,只有他给别人权力,而他根本就不需要别人给他权力。因为他早已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这也是近平同志“四个自信” 的基础。

    朴方同志,不知您对我上述回复是否满意?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欢迎您继续来信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希望您今后不要以公开信的形式,那样会影响党内的安定团结,党內矛盾还是在党内解决为好,千万不要搞得满城风雨,这样对大家都不利,也会对党的形象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您能以大局为重!

    再次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与理解,借此机会,我代表党中央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20年5月2日

邓朴方拍案而起 红二代反目要追责

王力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师民兵应急分队。(public domain)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算得上世界独一无二的组织类型。共产党进军新疆后,改编国民党的投降部队,加上一部分共产党军队所形成,保留军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功能类似古代中国在西域的“屯垦戍边”。今天,“兵团”已成为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下属十四个师,一百七十四个团场,总人口二百六十多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

兵团是新疆最大的汉人组织,被北京列属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新疆到处有兵团“团场”——这个独特的词是指兵团团级单位占有的“领土”。新疆基本每个县都会有一个甚至几个兵团“团场”,有些地名干脆就用团场番号命名,印在地图上。兵团有自己的城市乡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称兵团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一九八一年视察新疆时说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而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对于新疆问题,兵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方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几千公里的中苏边境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百姓,建立起一条纵深十至三十公里的链状边境农场带。那时有四百多个兵团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巡逻,被喻为“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兵团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却拥有永不退役的百万兵员,兵团领导人自夸“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

兵团也许适合“屯垦戍边”,却远非合理的经济组织。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日益暴露。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权力机构,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数十万)。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这种民谣是对它嘲讽性的描画。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

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治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不断发生失衡,必须随时调整,修补局部,以求在夹缝中拓展空间。那些具体应对虽不乏巧妙,但是经年累月,层迭盘错,却变成整体的畸形,且牵一发动全身,造成兵团的状态非常复杂,改造也非常困难。

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位置,现实中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新疆全境,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超过一个宁夏或两个台湾;建立了一个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北京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否解释?

再如中国宪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像新疆的石河子市,行政建制是新疆自治区的区辖市,同时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地盘和师部所在地。这座拥有三十多万市区人口的城市,一九五○年还是一个小村落,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今天模样。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似乎不能说没理。但是法律上它必须是属于新疆管辖的一座城市。目前采取的折中办法是实行所谓“师市合一”体制,由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市长。这本身就有矛盾——师长应由兵团任命,市长应由石河子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按什么执行呢?兵团当然会坚持自己实质上的任命权,但是对新疆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意志维系,用政治说法处理与法律的矛盾。当政权专制程度高时,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兵团为自己辩护的最现成说法就是为了新疆的主权稳定。那可以让兵团一时回避矛盾,长远却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也不能以开放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必然要把新疆当地民族当作被看管的对象,兵团因此会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人民敌视、遭遇地方势力抵制也就是正常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07-18)

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王力雄-文革初期在长春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我1953年出生于长春,父母都是山东人。我父亲出身农民家庭,15岁在中学时投奔了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母亲194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控制的青岛搞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父亲在文革期间遭批斗,被关押中过世,这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我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负责人之一。那是苏联援助的项目。我当时上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长春八一学校",文革开始后解散了,我就没有继续上学,等于中学一天没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小学生一般不参加文革,但我们学校是小学、初中合一的九年一贯制,小学高年级生也裹进了一些。“大串联”时我也跑出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各地晃了两个多月。以那年代的通讯条件,出门跟家里无法联系。家里对13岁的孩子两个多月没消息也不着急。
    
    我父亲的变故,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但到底是哪些影响,我也说不清楚。他被说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后一罪名是因为他曾经跟苏联专家有比较密切的工作交往。他是1968年9月去世的,去世前已被拘押了近一年。正式说法是“自杀”,也有人说他是被打死的,但都无从查证了。当时这种"自杀"的家庭悲剧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都有不少;那个时代人的承受能力要比现在大,因为周围的环境早已给你了很多心理积淀。但打击还是不小。
    
    上山下乡
    
    叛逆青春
    
    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王力雄-叛逆青春
    
    陈:能否谈谈您的下乡经验?
    
    王:我是跟我母亲去农村的,她被下放到吉林省东丰县。那时很多人即使到了乡下,周围有城里一块下去的同学或其他干部家庭,形成自我的小圈子,不会和农民有深入接触。我比较不一样,因为周围人只有我是从城里来的,每天和当地农民在一起。生产队让我做会计,也就成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成员,干了两年。那一段岁月使我真正了解农村,也是了解中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
    
    下乡之前,我的反叛是比较颓废的,就是那种所谓"垮掉的一代"。因为文革的家庭遭遇,对世界愤世嫉俗,对一切横眉冷对,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那时父母都被关押,我家里有很多藏书,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总把自己与小说里的没落贵族之流相比。下乡以后,做了一番自我改造,想从颓废中振作起来,去寻求一些更伟大的社会意义,把个人牺牲视为换取社会进步的必要。那时我一度具有知青左派的色彩。
    
    陈:受毛主席的感召?
    
    王:那年代什么都脱不了毛的影响。自我改造中间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只是很难描述。比如说,即使一天劳动很累,但当回到房子里读书,油灯下有一把野花插在瓶中,周围物品都很破旧,你心中会产生一种审美,甚至有一种自我欣赏的感觉。
    
    陈:您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身分去上大学?
    
    王:1973年我去了吉林工业大学。我进这类"工农兵大学"并不容易,因为我父亲还属于“黑帮”嘛。但负责招生的是我父亲所在的“一汽”的工人,他们同情我父亲的命运,也就对我网开一面。当时对父母有问题但本人表现还不错的人有个专称,现在听上去挺可笑——“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招生时给一个很小的比例,我就算那种人。
    
    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
    
    王力雄-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
    
    陈:您写小说和剧本的兴趣,跟您母亲是电影制片编辑有关吗?
    
    王:有一定关系。我们家的藏书很多,虽然在文革期间损失了一些,相对来讲还是不少。文革以后正好不用上学,我就把这些书全看了一遍,绝大部分是西方古典名著。1967-68这两年,是我读书最多的阶段。当然下乡插队以后也读书,但读的主要就是政治性书籍了, 还有当局以批判名义在内部出版的书。
    
    陈:您在工农兵大学,学的是什么?
    
    王:工农兵大学现在被当做中国教育史上耻辱的一段,我却庆幸我上的是工农兵大学。它除了政治上有要求,其他方面都很自由。不考试,不留作业。我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要用很多时间学马列主义。那也不算浪费时间。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观点的启蒙,基本都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虽然马列也包含了很多八股,跟文革那套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我的“递进民主”最初的萌芽,就是1975年在工农兵大学时产生的。
    
    怀疑文革
    
    陈:您从何时开始对文革、对毛主义产生怀疑?
    
    王:我在工农兵大学里读马列时,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以马批毛”了,是想从马列主义去寻找否定文革和毛的思想资源。我当时主要的思路是:我赞同共产主义理想,但中国只搞了财产公有而没有实现权力的公有。如果权力仍然是私有的,财产公有反而会变成一种最坏的状态,因此我提出“共产必先共权”,消灭私有制必须包括消灭社会权力的私有制。这想法是在1975年形成的。1978年我在北京贴出关于这个想法的小字报。
    
    陈:去“西单民主墙”贴小字报?
    
    王:对,那份小字报的标题就是"共产必先共权"。那时起我就被当局挂号了。1975年我对消灭权力私有制想出了一套方法,起初只是关于选举的"逐级递选"方法,后来逐步发展为更完整的"递进民主"。
    
    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


    
    王力雄-1989六四
    
    陈:您毕业后被分发到哪个单位?
    
    王:先被分到长春的第一汽车厂(一汽),也就是我父亲当年的工厂,我自愿要求去当车间工人。做了一年多以后,我自己活动调到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二汽),"一汽"和"二汽"都是有数万职工的巨型企业。我在"二汽"搞企业管理的计算器应用。一年多后,我认识到单搞企业管理不能解决体制问题,本来我对工科和企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便去了一个制片组,跟着去拍电影、写剧本。从1980年我就基本脱离了体制,不再拿单位工资,一边拍电影一边自己写作。《天堂之门》(1983)和《漂流》(1987)就是在那个阶段写的。《漂流》是非虚构小说,写的是我的黄河漂流之旅和后面实际发生的个人故事。
    
    陈:那时,您跟北京的文学圈子有往来吗?
    
    王: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永动机患者〉是1978年在北岛主编的《今天》上发的。但我当时跟他们并没有更多往来。
    
    创作小说
    
    陈:您的第一本小说《天堂之门》在台湾找不到,它的题材是什么?
    
    王:《天堂之门》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企业改革题材。《天堂之门》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据说差一点得奖,《人民日报》也发过赞誉的书评。当时我一度被主流接受,我也在那时由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和作家朋友史铁生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我没有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天生不喜欢主流,更何况是充满党八股的主流。后来我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批评中国作协,并宣布退出作协。
    
    陈:在《漂流》之后,您写了警世小说《黄祸》。这本小说在华人世界流传很广,跟您的名字至今还是连在一起的。您何以会写这本小说?跟六四有关吗?
    
    王:《黄祸》1988年动笔,1991年出版。八九天安门运动时停了一段,那时我每天去街上和广场看。我没有参加运动,即使想参加也参加不了,因为我的身分当时属于政府方面打压而学生方面看不起的"社会闲杂人员"(就是没有单位的人)。六四之后,我把那时的一些观察和想法融入到《黄祸》写作中。
    
    陈:如果没有六四,《黄祸》的写法会很不同吗?
    
    王:应该也不会。从1980年代开始,我就觉得中国社会存在很多无解的问题,认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有误区。《黄祸》中的"绿色思想",对消费主义的质疑,在六四之前就形成了。当时看了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那类书,但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全民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和对消费的无限欲望,最终一定会带来严重问题。
    
    陈:1980年代的利益追逐和消费欲望跟今天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王:当然是。这可能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总是把问题看得太提前,太严重,这是我的习性。当然,我至今仍然觉得大方向没有错,我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个人的人生很短暂,向前展望时心理上就会不自觉地压缩预期时间。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即便预期被拖后了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也只是弹指间啊。我写《黄祸》时的消费主义,跟现在比的确不算什么,但是才二十几年就发展成现在这样子,再过二十年又会如何呢?《黄祸》为什么描写中国人出走世界?就是因为中国这块土地养不了,人们只好向外求生。当然,中国后来的进程跟我写的不一样,邓小平1992年后在经济上彻底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跟《黄祸》不一样的变化。但那不过是绕了一个弯而已,《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中国现在还在往那个方向走。
    
    六四为《黄祸》增添了素材,但对书的基本逻辑没有大的影响。我担心的生态问题和社会整合问题,不管有没有六四,有没有邓小平九二南巡,都仍然存在。比起1980年代,现在这些问题更迫切了。
    
    陈:您如何理解社会整合?
    
    王:整体来说,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有三种大的整合。其一是生态底座,如果生态好的话,最低限度大家可以各自去耕田、放牧或采集狩猎,有保持基本秩序的物质基础;再一个是道德框架,如果社会成员都有道德底线,即使政权崩溃,没有了警察和法官,人们还是可以和平相处,共同遵行道德基础上的秩序;第三种就是靠政权整合。如果三种整合全有的话,那是一个经得起风浪的社会。但是在中国,生态底座和道德框架已经解体,唯一剩下的就是政权依靠强力的整合。这种整合看似强悍、不可动摇,却随时都可能发生突变。
    
    《黄祸》写的就是这个。一旦政权崩溃,没有了道德框架支撑的社会就会发生人与人的相互争夺。偏偏生态底座也已丧失,政权崩解使得社会压榨生态的能力大大减弱,资源供给必然萎缩,崩溃就会愈演愈烈,无法收拾。
    
    来源:BBC

红军 · 内斗 · 被弃伤员的命运

纪硕鸣:王力雄写中国改革生死劫

 , , 

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作者王力雄推出新作《转世》,他表示,愿把小说引向希望的结局,藉转世走出黄祸!中国的前景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力雄(初版笔名:保密)出版了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出发,推导未来的发展途径,最终促成了在重重危机下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悲剧故事。王力雄亦因此被标签化为崩溃论者。最近,王力雄的又一本力作《转世》完成初稿,并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在网上(httpwanglixiong.com)连载,逐章推出,引来了海外不少中文网站的兴趣,纷纷转载,再次引起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们兴趣。

小说就是小说,既是作者思想的精髓,表达作家的精神,同时也是写作者的美好愿望。王力雄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虽然都是以撰写中国政治社会走向为题材,但《转世》不是《黄祸》的续集,而是姐妹篇。这两本著作没有先后关系,《转世》与《黄祸》是开始于同起点的另一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也差不多,面对的社会形态大致相似。不同的是因有些因素差异,导致某种错位或重组,引发另外的反应链条,使两本书中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

早于二零零二年王力雄就有创作《转世》的想法,二零零五年他又作了很详细的构思。直到二零一一年才静下心思,开始进入小说的写作。

《黄祸》发表时,是在八九年大时代变化中。那时,王力雄对当政者还有期望,虽然《黄祸》是以悲剧划上句号,王力雄表现的立场却是「不必由我来设计中国如何走出困局,我做的只是让中国最不好的可能呈现出来,期望当政者能从中受到刺激和启示,可选择自我调整,绕开灾难找到前景」。

高速增长难以预料

现实与预言总是有距离,中国社会发展并没有依照《黄祸》描绘的轨迹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令所有人难以预料的奇迹。王力雄说,《黄祸》中并没有这一段,邓小平在六四后的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崛起」,使得原本积极联系签版权翻译的出版商们纷纷打了退堂鼓。但是邓小平所做的调整并不是王力雄认为真正可以挽救中国的出路。

《转世》呈现了比《黄祸》乐观的结局,王力雄却表示他实际比写作《黄祸》时对前景更为悲观。「我已经不认为当权者具有找到出路的能力和愿望,而要由我在幻想中,去从激流险滩找到一条出路,摆脱现在的困局」。这是王力雄创作《转世》的初衷,想以小说的形式,让读者看到摆脱目前困境可能的途径。

二零一一年王力雄正式开始写作《转世》时,将二零零五年他规划的详细提纲全部废弃了。当年那个版本还是寄希望于中共以内部权力纷争破局,最终走向全面民主化,实现中国的转型。「但现在已经看到,中共自我破局几乎是不再可能出现。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原本是可以破局的。但我认为薄的倒台恰恰说明了即使是薄氏这种枭雄,也要在党的机器碾压下最后落到此下场。因此新的《转世》要设想在中共内部政改已死的前提下如何走出来的路径。」

《转世》中描述了当政者「弃船」而逃,他们已经把家人资产都安排到了欧美国家,合谋做局企图在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变成最后一场窃国大宴,瓜分完这最后一块肥肉,让中国会变成自生自灭的「王(亡)国」。小说中的这群窃国者不仅自己要跑,而且还要把中国搞乱,搞成一盘浆糊,使得他们巧取豪夺的窃国罪行在混乱中消失于无形。王力雄说:「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有些当权者就是有意让事情变得严重,原本有贪渎行为要受党纪国法的处置,一旦地区事件严重化以后,变成特殊时期了,他们的腐败罪行就会被放在一边不追究了,他们因此得到安全。未来的中国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人自己捞了很大的财富并且转移出去后,就盼着乱,在乱中把自己洗干净。」

《转世》中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当权人物并非是圣贤,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自己权势博弈的乱世奸雄——在《黄祸》里毁灭了世界的小说主人公王锋,因为在争夺权力的同时,还有想做一个历史人物的野心,反而变成了王力雄笔下拯救中国的人物。不过,今天的中共已经机器化。王力雄说,中共与过去最本质的不同是,过去的中共是被领袖所主导,毛泽东可以主导这个党,甚至可以毁灭这个党。「现在则是官僚机器在主导党,党的领袖只是被利益集团推荐上去做老大,你要是当不好,不为我们谋利,马上可以把你干掉。」

王力雄塑造的王锋,在小说开始时只是权力集团的三流角色,他又怎么能够突破党机器的制约呢?怎么的机缘巧合?慢慢在他的《转世》中呈现。王力雄透露给记者的是,最后王锋运用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在四九年掌权后一直在和官僚机器斗争,他的意志通过官僚机器去贯彻,只要会有损官僚机器,就不被接受执行,而是用各种理由变形、拖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跟他分道扬镳,都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只是要平稳地治国,只有他还在想着改天换地宏图,在官僚机器看来,他那些幻想都是胡闹,表面对他喊万岁,实际上抵制他,直到他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官僚机器。王锋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毛的遗产。」

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王力雄眼光所及之处都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写《黄祸》,就是天马行空,充满想象。「这个时代不缺时政评论者,拥有逻辑学术能力的人也很多,缺乏的是想象力。生活就是这样,并不一定非得有扎实的理论,想象有时会更接近现实的本质」。王力雄在网络上一节一节地发表他的小说,其中有「网络大V二神被权势者致死」的情节,现实中就发生政府打压大V事件,这只是直觉上的吻合。王力雄的整个创作都与现实紧密相连。整治网络、台湾的政治内斗、北京对言论的控制等,书中的描写和现实亦真亦幻,难以区分。

其实,王力雄写《转世》的出发点就是现实。他说,如果严格按照和现实时间的对照,小说里的故事应该在几年后发生。书中描述还差三年中共高层要换届,按现在的时段去推,是六、七年之后发生的故事。「我愿意把小说引向我希望的结局,通过转世走出黄祸!我对中国的前景,像我在前言中讲的,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目前的『崛起』什么的都只是中间阶段。眼光放远,大方向只有那种二者必择其一。因此能否找到一条转世之路,同时也就是避免黄祸之路。」《转世》的结局是中国成功地实现政治的平顺转型,避免了社会大的震荡,解决了包括西藏、新疆、台湾问题。其中还有中国被恐怖主义劫持、窃国官员的财产被收回等情节,虽然这些都是故事,但把中国大的现实问题都揭开了。政治平顺转型,从人物故事的细节中,王力雄呈现出国家的命运。「这个命运是需要经过每个人的努力来完成的,尤其需要历史人物的超越。」

未来或是一场突变

王力雄现在一边修改已经完成的初稿,一边连载,他表示,对中国命运的迫切感越来越强。他预计中国未来的变化很可能是一种突变,「一个控制力极强、稳定性极强的系统,它的变化一定是突变,中国的维稳机制把所有的矛盾都压下来,不让任何释放,慢慢集聚。到了有一个孔要透水了,千里大堤溃于蚁穴,可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整个大堤垮了」。王力雄的预言能否成真?中国的命运是否可以从《转世》中走出《黄祸》?这是每一个读者所期待的。

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