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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经历极不寻常的人，叫郑念。她出身优越，美丽优雅，经常被称为“真正的贵族”“上海最后的名媛”。
如果不是中共发动的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郑念，很可能会在上海安静地老去，过完一生。
但历史没有如果。
十年浩劫，彻底打碎了她原本的生活。她被批斗、被抄家、被关进监狱，最后痛失女儿。
后来，郑念把这一切写进了一本书，中文译名“上海生死劫”。书里记录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郑念的一生，看看一个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卷进那场无法逃脱的迫害之中。
文革前的郑念
郑念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曾在北洋政府任职。
郑念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来又赴英国伦敦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她的丈夫郑康祺是留英博士，两人在英国结婚，学成之后一同回国。民国时期，郑康祺出任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
郑念的独生女郑梅平，在二战期间出生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郑念后来在写给友人张志强的长信中回忆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那七年，是她一生中最平静、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中共建政之后，郑康祺举家回到上海，受聘担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又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因癌症去世。此后，英方挽留郑念继续担任总经理助理，直到1966年壳牌正式结束在中国的业务。
也正是在1957年这一年，她改掉原本的名字姚念媛，开始用“郑念”这个名字，来纪念去世的丈夫。
当时，留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经所剩无几。正因为在壳牌任职的这层身份，郑念和她的家庭，长期游离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之外。
张志强后来在《上海生与死——我与郑念》一文中说，在那个年代，上海大概只有十来户人家，还能像郑念家这样，基本维持着“解放”前的生活方式。
郑念为人低调，不关心政治。和她相依为命的女儿郑梅平，当时就读于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她品学兼优，开朗、健康，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抄家 审查 软禁
郑念在《上海生死劫》书中回忆说，早在反右运动中，她就已经隐约意识到，政治运动一旦启动，个人命运随时可能被吞没。
她看到，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有人突然失去工作，有人被隔离审查，原本稳定的生活，开始变得充满不安。
但那时，这对她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背景性的压力。真正的转折，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
随着政治气氛急剧升级，公司里的环境彻底变了。郑念被要求不断参加政治学习，反复听取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她逐渐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里，政治立场已经压倒了一切专业与事实。
很快，她丈夫郑康祺的经历，被重新翻了出来。郑念也因此被列为“需要审查的对象”。
有关人员反复要求她交代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一再追问她丈夫过去的政治身份，以及她长期在壳牌公司工作的情况。
她发现，无论怎样解释，对方都并不关心事实本身。那些谈话，更像是在不断暗示：她的经历，本身就是问题。
不久之后，红卫兵上门抄家。
她在书中回忆说，红卫兵闯入家中，翻箱倒柜，查找所谓的“证据”。书籍、信件、文件被带走，她和丈夫多年的私人资料被撕毁、没收。
有人指着屋内的陈设质问她：“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也有人当面指控她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郑念试图解释，但任何回应都被当作“狡辩”。
抄家之后，她的人身自由被进一步限制，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软禁期间，有关人员不定期上门，要求她继续接受谈话和审查，结论却永远是“不达标”。
由于政治身份的变化，朋友和同事开始刻意回避她，邻居也刻意和她保持距离。
郑念，被迫进入了一种孤立的生活状态。
六年半牢狱生活
后来的一天，郑念突然被带离住所。来人只说了一句：“组织上有安排”，她就被送往指定地点，开始隔离审查。
据郑念回忆，她被单独关在一间封闭的房间里。房门长期关闭，窗户被遮挡，看不到外面的天色变化。房间里没有钟表，也没有任何可以阅读的东西。
她不得与其他被审查者接触，也无法获知任何外部信息。她的行动被严格控制。起居、谈话时间，全部由他人决定。
后来，隔离变成了提审。
郑念回忆说，提审没有固定时间，她常常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带走，提审结束后，再被送回那间单独关押的房间。
提审过程中，她被要求长时间站立，不能坐下。讯问动不动就是几个小时，问题反复围绕她的家庭背景、丈夫的经历，以及她在外资公司工作的情况。
她被要求反复写材料。前一次写过的内容，常常在下一次谈话中被否定，被要求全部推翻，重新再写。
随着提审次数增加，对她的刑讯逼供，也越来越严重。
她的双手被特制的加重方形手铐连日连夜地反铐在背后，致使皮开肉烂，脓血感染，直至昏死过去。手腕上累累的疤痕，从此跟了她一生。
1987年，郑念在接受《台湾光华杂志》采访时说，自己当时拒绝“交代”，原因很简单，她认为自己没有错。
有一次，审讯人员对她说：“别人都交代了，为什么你不肯交代”时，她回答：“我没有错，为什么要交代？”
对方却说：“你要是没错，全上海一千万人，为什么你会入狱？”
郑念当下反问：“你把猫搁在狗笼里，怪它不会汪汪，是你错还是猫错？”
女儿出事
在郑念被关押的那些年里，她始终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更残酷的事情。
在被关第二年，她二十四岁的独生女儿郑梅平，遭到牵连。
郑念那时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郑梅平多次被逼指控母亲，但她不肯为了自保去作伪证、陷害母亲。不久后，她在南京路的“上海体育界造反司令部”大楼内，被人活活打死，并从九楼被推下，伪装成自尽。
郑念说，在漫长的羁押岁月里，她始终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被证明清白。正是这一信念，支撑她坚持下来。但她不知道的是，她一直期待的和女儿的重逢，已经不能实现了。
1972年出狱之后，郑念四处打听女儿的消息，却发现有关郑梅平的消息非常有限。她去相关单位，联系曾经认识的人，但得到的回应，不是沉默，就是回避。
她找啊，打听啊，最终得到女儿惨死的噩耗。
张志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郑念在得知女儿死亡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崩溃，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后来，她逐渐冷静下来。她意识到，自己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女儿的冤屈将永远无人再追问。
之后，郑念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申诉过程。她多次找有关部门，要求查明女儿死亡的经过。但是，始终没有人承担责任。
郑念逐渐意识到，对她而言，上海已不再是可以继续生活的地方了，中国也是如此。
1980年，郑念想办法终于离开中国，前往加拿大，三年后，转往美国华盛顿定居。
在《上海生死劫》的结尾，郑念写道，她在离开上海时站在船的甲板上，看着中国的海岸线逐渐隐没。她为自己成为生还者而深感负疚，并认为，女儿的惨死，与当年他们选择留在共产中国的决定直接相关。
不再踏足中国大陆
张志强说，郑念后来多年在世界各地演讲，她通过写下《上海生死劫》和演讲，告诉全世界中共“文化大革命”的丑陋和惨况。
郑念晚年曾多次去过香港，但始终没有再踏足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她选择不回去。她在那里失去了女儿，经历了无法回首的疯狂时代。
2009年11月2日，郑念去世。她一家的悲剧落幕了，但是，只要极权专制的中共政权依然存在，中国大地上的悲剧将继续上演，只是剧情和版本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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