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9日 星期三

厲害国三个“世界第一”背后的惊人真相

 掸封尘:

两个世界正数第一换来一个世界倒数第一

2025年3月,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劳动总量和劳动参与率双双名列世界第一。劳动总量,是所有工作的人工作时间的总和。劳动参与率,是参加工作的人占全体人口的百分比。

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具体究竟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76%。也就是说,只有24%的人闲在家里,这些人里面包括了老人、幼儿和学生。

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5%,日本只有58%,只有巴西勉强能够和中国有一比,达到70%,而印度劳动参与率低至55%,差不多一半的国民选择宅在家里。

那么,中国劳动总量和劳动参与率双双名列世界第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或许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勤奋早已习以为常,但老外却看不下去了。一位留学中国的老外在知乎上吐槽:“可怕的76%的劳动参与率,你们中国人就不需要休息的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变革中国》中都感叹:“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有一点恐惧。”

曾经,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一个讲座上,列举了世界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数字,七大工业国在50%—60%,南美是33%,东南亚是28%,中东是25%,非洲是20%以下,中国排名倒数第一,为8%,离非洲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印证了郎咸平的说法。该年鉴披露:2023年中国工资总额为197,416.7亿元,2023年总就业人数74,041万人,平均工资年收入只有2.66万元。根据这个数据,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15.6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跟非洲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可能更低。

中国‌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GDP是18.74兆美元。但中国人从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中,只分得8%,连非洲黑人都不如。

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深四个城巿的最低工资水平,2025年北京月最低工资是2,540元,上海是2,740元,广州是2,500元,深圳是2,520元。而2025年台湾的最低工资是28,590元台币,折合人民币是6,498元,台湾的最低工资是北上广深的两倍以上。

2020年5月28日,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两会”闭幕时透露,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低收入群体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月收入低于500元的有2.2亿人,这意味着还有2.2亿中国人日均收入不到3美元。

另外,独立学者刘植荣披露,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

再有,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每月平均养老金仅123元(人民币,下同)。在广大中西部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依然靠每月100元左右的养老金生活。

世界部分国家农民每月退休金(美元):美国1,842,1,820,德国1,796,日本1,780,韩国1,760,法国1,710,瑞士1,698,新加坡1,750,中国25。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的劳作成果大部分被政府或其它势力剥夺了。

中国穷人究竟有多穷

中共宣称,中国到2020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几年又宣称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1. 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曾有网友在大陆最大的问答网站知乎上提问:“你见过的社会最底层有多底层?”许多留言中披露的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形令人吃惊。下面是一个网友的留言——

“本地的一家私营炼钢厂,有一次出事故死了一个工人,外省人贵州的。

老板我认识,他跟我说,估计得赔五六十万才能解决问题了,就是比较担心家属狮子大张口。几天后,死者老婆带了几个亲戚过来,都是壮小伙。

老板心想,完蛋,得大出血了。面对悲伤啼哭的家属,老板心虚,问要多少。‘至少六万,少了不行’。

老板懵了,遂给钱。一晚上睡不着,担心第二天变卦。第二天才发现,一群人连夜跑了,担心老板变卦。

后听说该工人所在村子年人均收入才一千元。喀斯特地貌,一亩地不是靠量的,是在石头窝里种完一盆玉米就算一亩。”

2. 贵州女大学生吴花燕之死。

2019年11月女大学生吴花燕的故事刷爆了朋友圈。她每天只有两元(人民币)的生活费,穷得吃不起早饭。五年,整整五年,她都靠吃两块钱的白饭拌糟辣椒过活,瘦得只剩21.5公斤。

众所周知,贵州在中国属于不发达省份,GDP仅排在全国第22位。贵州女孩吴花燕。这名出生于当地农村贫困家庭,父母早逝,因省钱救弟而导致长期营养不良的女学生,生前仅靠辣酱拌米饭果腹。2020年1月13日,身高只有1.35米,体重仅为21.5公斤的她走完了凄惨的一生,年仅24岁。

3. 贵州父母官与贵州省穷人好有一比

2024年8月14日,中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孙志刚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孙志刚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利用担任贵州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

我们知道,孙志刚曾经是贵州人民的父母官。而异地打工死亡的工人一条人命只值6万元。如此算来,孙志刚贪污的8.13亿元,可买下13,550条人命。而贵州女孩吴花燕每天的餐费只需要两元(人民币),如此推算下来,孙志刚贪污的8.13亿元可供吴花燕用餐110万年!

对此,如果非要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的话,那不妨这样表达:“华夏365天大晴天儿——全中国一年无语(雨)!”

钱都去哪儿了?

为何中国人全世界最勤奋,中国GDP且排名全球第二,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却那么低,与之严重不匹配,钱都哪去了呢、

1. 行政费用。

中共官员人数举世无双,党政两驾马车并行,官员奇多。加之人浮于事,躺平怠政不作为,这是中共体制性带来的死结。因此,行政费用高的惊人。早些年有数据显示,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的比率:德国百分之二点七,埃及百分之三点一,印度百分之六点三,加拿大有百分之七点六,中国百分之三十。中国占比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中共政府本身的行政支出也名列世界第一。

看来,有人把中共国务院所在新华门影壁墙的标语“为人民服务”PS为“为人民币服务”不是没有原因的。

2. 贪官敛财无度。

有消息说,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中共查办的亿元贪官多达112人。而到了年,当年审判终结的亿元贪官竟然达到33人。

据自媒体“Edward文鸣”披露,曾经在X平台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中纪委抄家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地下室的场景,地下室里满满码放着一排排的百元大钞,据说,光这些贪污受贿所得的金额就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而全部贵重物品,十辆卡车一星期才能拉完。美国政府,正国级4人,副国级33人。中共国政府呢,2025年数据,正式岗位编制正国级8人,副国级62人。笔者透过消息源获得一个数据,2018年,中共国实际享受正国级待遇人数为78人,实际享受副国级待遇102人。之所以多出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中共的高官(国家领导人,人称“中南海老人”)退位后,其待遇基本是保持不变的。这部分人的各种特权供奉、家丁随从、人吃马喂,加起来定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3. 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

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并在2015年和2018年

中非合作论坛上许诺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党章。显然,中国的援外议程需与“一带一路”的整体外交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官方数据来自白皮书显示,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巨大,2000—2014年间达3543亿美元。2014—2024年间,达7000亿美元。合计万亿美元之巨,人民币近7万亿规模。党媒新华社报导称,2024年中共对外援助总额高达12,880亿元人民币,超越美国,稳居全球榜首。

4. 军费。

根据中共政府公布的数据,2024年国防支出为16,655.4亿元,增长7.2%。

5. 台海军演。

2024年中共军队组织了近24场军演,涵盖台湾周边海域及空域,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等科目。

进入2025年,中共军队对台军事演习次数呈现密集态势。例如6月上旬,‌辽宁、山东双航母编队‌,在台岛东北部海域展开为期三天的实战演习。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台军演成为军费明显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军费稳居世界第二。

目前中华民国台湾岛政通人和,2300万人民安居乐业。中共打着“统一祖国”的幌子觊觎台湾久矣。事实上,让中共统一台湾,比让金正恩统一韩国更加荒唐无道。

6. 维稳费用。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政党,通常会把与其竞争轮流作桩的正常视为敌手;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则会把侵略其领土的视为敌人。而中共却不按套路出牌。中共独裁暴政,恶贯满盈,以民为敌,草木皆兵。维稳是中共保命的重要手段。公开数据显示,中共的维稳费用自2009年起超过军费总额,且逐年持续攀高。期间年增长率均高出军费增长率,至2019年,维稳费用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而同期军费为1.28万亿元。

杨兰兰把中国财富的天捅了一个大窟窿

或许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像,正当我们求证为什么两个世界第一换来一个世界倒数第一的时候,一个大瓜在澳洲引爆: 7月27日凌晨3点半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东区的富人区玫瑰湾街头,一声巨大的闷响划破了深夜的寂静,一辆超豪华的劳斯莱斯SUV迎面撞上了一辆奔驰。

肇事司机杨兰兰驾驶的这辆蒂芙尼蓝劳斯莱斯-库里南(Rolls-Royce-Cullinan)价值上百万澳元,是一款限量版豪华车,车漆蒂芙尼蓝(Tiffany Blue)是客户订制颜色。

车祸发生后,杨兰兰首先弃车逃离现场,一分钟后在有人陪同下再度返回现场。警方现场对她进行初步呼气测试,结果呈阳性,但被带到警局之后,杨兰兰拒绝接受正式的呼气测试。杨兰兰随后获得保释。

故事似乎到此划上了句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8月7日,海外中文圈流传出的一则消息称,杨兰兰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她的账户上有上亿澳元。这则消息迅速将杨兰兰推向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于是这起车祸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多路网络大神各显神通,挖呀挖,挖呀挖,挖出萝卜带出泥。

杨兰兰居住的Vaucluse是悉尼著名富人区,她的住宅是一幢豪华顶层公寓,这里是一处海景房。澳洲媒体前往杨兰兰的住处,发现除了肇事的订制款蒂芙尼蓝劳斯莱斯外,地下升降车库里还停放一辆未注册的白色劳斯莱斯敞篷车,车前的仪表台上,摆满限量款Labubu玩偶。

这位23岁华裔女子,住着豪宅,乘坐限量版劳斯莱斯,全身服饰价值数十万澳元,有专职司机和贴身保镖,但是她的名字在澳洲却几乎没有任何记录——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没有公司、房产登记记录,甚至没有清晰的身份来源。澳洲媒体用了一个词形容她:“查无此人。”

1. 杨兰兰事件被曝涉及习近平。

X平台网友James Quan发帖称,杨兰兰,真名习明兰,大约2003年出生于杭州,母亲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员,当时为其接生的医师是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黄荷凤。当年,正是习近平调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的时间段。

习近平的女儿叫习明泽。据公开资料,习近平家族的确有多人在澳洲定居。习近平的二姐齐安安(原名习安安)是澳洲籍,长居墨尔本。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是澳洲永久居民。

中共高层命名规律证据:中共顶级权贵给子女取名有习俗,如果不走仕途就取叠音字为名:薄熙来的儿子叫薄瓜瓜,罗瑞卿的女儿叫罗点点,邓小平的女儿叫毛毛,万里的孙女叫万宝宝,毛泽东的曾孙叫毛东东, 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叫李特特,杨兰兰这个叠字名字符合这种命名规律,暗示可能确实是红三代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杨兰兰事件即将发酵之前,8月5日,中共解禁了持续15年的澳洲苹果进口。杨兰兰天价保释金在网络广传之际,8月8日,中共一反常态给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Fortescue142亿人民币(20亿美元)贷款。中共媒体报导说,这是澳大利亚首例人民币贷款。

中共对澳洲做出的这种巨大战略让步,到底是与杨兰兰事件直接相关?还是说,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让外界强化了杨兰兰与习家族的亲缘联系。

显然,中澳之间的上述交易,一般人是玩不来的。幕后黑手,必有通天手眼。

2. 习近平的敛财方式。

习近平天价书费固然是事实,但却不会是他敛财的主要渠道。不要说习近平,光是一个部级贪官,他不用写书,也能轻松攫取近万亿。

当整个官场都成了所谓习家军、习家帮的时候,那就是习天下的成型。矿山、能源、商业、贸易、文化、教育、对外商贸、贪官追讨、援助、“一带一路”,甚至14亿韭菜们的身价性命和器官,都是他们予取予夺的资源,无一不可以换取海量财富。不用明说,一个暗示,就会成为多少官员巴结讨好的机会;又有多少财富是奉迎者们的揣摩上意的主动奉献?

独裁者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去年斯里兰卡总统自曝习近平给他二十亿,告诉他可以用于任何他想用的项目。习近平鼓励斯里兰卡总统不接受监督,甚至中饱私囊。哪里有对外援助几十亿交给个人支配的呢?

而通过此番操作,习近平从中得到的更多。据说,当时习近平指使手下人报账100亿之多,其中70亿以后续储备金的名义支付转账到海外习近平家人所控制的账户上,另外10亿是外交联络部门、国际发展合作署和财政经手人员层层瓜分,只有20亿到了斯里兰卡总统手中,于是皆大欢喜。

3. 杨兰兰事件与澳洲“后花园”黑幕。

这一事件,一时间揭开了澳洲作为中共权贵存放情妇、后代和子孙的“后花园”的黑幕。这一波热闹才刚刚开始。紧接着,澳洲又爆出另一名有背景的华裔女子涉案消息:一名身份不明的中国籍女子涉嫌粗暴进行外国干预。具体而言,她接受中共公安部的指派,在澳洲监视一个佛教团体。警方在上周逮捕她后,搜查了其在堪培拉的多处住所。其名下房产、车辆及奢侈品总价值超过4000万澳元(不包括银行存款)。但从2017年起,她从中国收到总计23万澳元的汇款,澳洲警方将其描述为“报酬”。然而,这笔钱远不足以支撑她的奢华生活,因此她的资金来源成为谜团。同时,人们质疑:她如此富有,为何还甘愿为中共从事间谍这种“肮脏活”?

法庭公布的更多信息显示,该女子最初以留学生身份进入澳洲,多次往返中国,其家人也在中国。她的间谍活动从2002年开始,由中共国安部直接指令,任务包括搜集堪培拉当地佛教社团的相关信息,且涉及从犯,不止她一人。在澳洲,此类人层出不穷,可以想见,背后得有多少只大老虎们用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民脂民膏滋养着这些蠹虫。

4. 根据知名媒体人、旅美学者章天亮分析

这个事件揭示了中共权贵在海外藏匿的巨额财富,据估计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资金可能10万亿-20万亿美元甚至更多。中共权贵海外财富转移的深度分析章天亮在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红三代就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那么整个中共权贵集团在海外藏匿的资金规模将是天文数字。他估计,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资产至少10万亿-20万亿美元,甚至可能更多。

这个估算并非凭空而来。早在若干年前就有传闻,中共五十个顶尖家族的海外资产就已经高达十万亿美元。2020年,据流亡美国的大陆某富豪和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同时爆料,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至少坐拥5,000亿美元以上资产,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财富至少在1万亿美元。而江家控制的企业有上千家,金融机构、集团、公司,通过国有、金融票据、金融机构、大额担保、特权等一系列手段,在海外已经洗白的资金有5,00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转移到各地,包括投资到美国几大基金和几大科技公司。

结语

中国人凭着“两个世界正数第一”,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至今15年来,用牛马血汗,创造了天文数字的财富。这财富,可以填满东海,可以堆满南山。然而,享受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红朝杨兰兰们,宁愿被财富压死,也不愿分给民女吴花燕们一杯残羹。

中国财富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中共权贵们举办饕餮盛宴的蛋糕。红朝各家族刀叉在手,肆意瓜分。一不小心掉下些许渣渣,渣渣越掉越多,天意使然,终于组合成十个大字——“立党为公款,执政为民膏”。

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

 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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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张春桥与长女张维维合影

【原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

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张秋桥,时为《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

一直到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

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

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

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

但事实是,1973 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源:特色文苑

2026年9月2日 星期三

大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鲜为人知

 在中国大陆,人们知道“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五”日本投降等,然而逐渐意识到,为何没有抗战胜利日?翻阅史料发现,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问题是,为何这个让中华民族特别自豪、多少先烈惨死沙场换来的胜利日,却在大陆默默无闻?

大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鲜为人知

“你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吗?”大河网记者9月2日到河南洛阳市洛龙区的一所高校,随机采访了20名大学生,大部分同学表示不知道。只有6名同学回答“8月15日”,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日本宣布投降日混淆了。

这个纪念日显然是“寂寞”的。用百度简体中文在网上搜索,“日本投降日”有707万条相关结果,“南京大屠杀”535万,即使“诺曼地登陆”也有258万,而“抗战胜利纪念日”却只有23万个相关结果,而且连翻三页,大部分都是在问: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啊?不是8.15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吗?怎么变成9.3啦?《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称,知道“9.3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网民恐怕不到一成。

回顾历史,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四国政府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并将每年的这一天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部大礼堂,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接受日军代表投降书。(历史档案图片)

虽然1951年8月13日,时任中共总理的签署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然而大陆官方长期回避这个纪念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年轻人对此并不了解,各类教科书上也没有“9.3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只有“8.15日本投降日”。

其中重要原因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并没有积极参与抗战,甚至和日寇夹击国民党,保存实力伺机夺权,当然就没有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的自豪感,也不会去隆重纪念这个日子。毛泽东甚至之后感谢日本侵华,使中共上台。

马英九于忠烈祠主持中枢秋祭

相反地,在海岸另一边的,每年都要举行隆重仪式,纪念抗战胜利这一重要时刻。

中华民国102(2013)年“中枢秋祭忠烈殉职人员典礼”9月3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总统马英九亲临主祭,副总统吴敦义、行政院长江宜桦、立法院长王金平、司法院长赖浩敏、考试院长关中及监察院长王建煊陪祭。

典礼开始,钟鼓齐鸣,主祭、陪祭、与祭人员包括中央与地方文武官员、三军部队、警察、消防及遗族代表等就位,奏国歌,随后马英九向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上香、献花;在恭读祭文后,马英九率同陪祭、与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典礼庄严隆重。典礼后,马英九并向烈士遗族代表慰问致意。

马英九在脸书表示,中华民国政府特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后称为军人节。抗战胜利,是国军前仆后继、惨烈伤亡320万官兵所换来的,这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死伤最多的民族御侮战争,以光荣的胜利日作为军人节,当之无愧。

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浴血抗战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掩盖并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宣称自己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然而,铁的历史事实表明,国民政府主席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才是领导全国军民浴血抗战的真正领导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7月17日,蒋中正在江西庐山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一到,只有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揭开了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浴血抗战的序幕。(翻摄/钟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蒋委员长号召全国军民:“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14年艰苦卓绝浴血抗战,采用白崇禧上将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发动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等10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22次,血战台儿庄这样的重要战役1127次,国军206位将军壮烈殉国(其中包括8名上将),陆军伤亡321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空军4321名飞行员牺牲,2468架战机被击落,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迎来近代历史上最伟大与荣耀的时刻。

蒋介石领导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记录:1937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三分之二以上。从1931年到1945年,在中国战场上与日军进行的大小战斗16.5万余次,歼敌150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

据史料记载数字,战争中死亡的国民党将领超过200人、军人超过300万,是共产党军队死亡数字的40倍以上。据记载,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共产党军队总数没超过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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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抗战之最和不朽历史经典画面

◆ 抗日最惨烈的会战——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爆发了抗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淞沪大战。蒋中正命令中国军队“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倭寇企图“三月亡华”的严重挑战。

蒋中正亲任淞沪战场最高指挥官,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蒋中正在淞沪投入了全国兵力的近60%,约70万国军。在淞沪战场,国军至少有28位团长以上指挥官(包括10余位将官)壮烈殉国,85个师拚光,伤亡总计30余万人。“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国军当时仅有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又毫无与日军交战经验,全凭血肉之躯铸造抗战长城,英勇抗击30万绝对优势的日本陆海空军达三个月之久。

◆ 抗日首场大捷——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8年初,上海、南京、杭州已经沦陷,全国笼罩着悲观气氛。日军大举进犯山东,徐州会战打响。3月24日,台儿庄决战前夕,蒋中正携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视察陇海前线。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决战前夕,蒋中正(中)、白崇禧(右)、李宗仁(左)视察陇海前线合影。(翻摄/钟元)

徐州会战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上将共同挂帅指挥。国军各地方军和中央军空前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血战三路日军,终于在台儿庄聚歼一万多凶残日军,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大惨败。此役国军严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遏制了日军侵华凶猛势头,粉碎了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因上海南京等地沦陷而笼罩在全国的悲观情绪,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各地举行祝捷会,大本营武汉超过十万人上街游行,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巨幅照片为游行队伍开路。死守台儿庄的功臣孙连仲、池峰城、田镇南和在外围打运动战的汤恩伯等九位将领均荣获国军最著名的青天白日勋章。

◆ 抗日规模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日军在徐州会战惨败后,纠集九个师团25万兵力,外加500架战机、120艘战舰大举扑向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武汉。蒋委员长把战区划分为江南和江北两个战场,上将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担任南北两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薛岳、张发奎、孙连仲、廖磊、李品仙上将担任各自所辖区域的方面军指挥官。

武汉会战,国军总共出动117个师,总兵力110万人,在四个月时间中,进行马当战役、九江战役、黄梅战役、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瑞昌战役、马头镇战役、星子战役、万家岭战役、富金山战役、信阳战役共11场战役,共歼灭10万余日寇,从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 抗日首场攻坚战大捷——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

1939年12月初,日军发动桂南之战,企图切断中国通往越南的生命补给线,进一步围困中国,逼迫蒋中正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骄狂地宣布:“这是对华最后一战。”

日本最精锐王牌军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分三路进犯桂南,中日两军之最精锐军队在昆仑关决战,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指挥杜聿明第五军等中央军和夏威桂系以及张发奎粤系国军精锐,血战三路日军,与敌反覆争夺关隘,浴血奋战,终于消灭日本“钢军”,两度攻克昆仑关,粉碎了日军的亡华企图。

◆ 歼灭日寇最多的会战——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至1942年期间的三次长沙会战,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任总指挥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指导监督,军委会军政部部长、第九战区前任司令长官陈诚上将也参与会战的策划指导。

这三次会战,均以白崇禧主持制定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会战)“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战略布署为蓝本,在实质上并无多大修改。根据此一战略策划蓝本,薛岳、杨森等人设计出一套逐步抵抗、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战法,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法”。

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二十余天,歼敌约两万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战役。此战之后,薛岳由代司令长官正式晋升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三次长沙会战共歼灭日军十多万,尤其以第三次会战歼敌5万6000余人为最多,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也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薛岳成为抗战期间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国军将领,被日军称为“长沙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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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桂林保卫战无一人投降

八年全面抗战,说到最英勇之战,大多数人通常只知道1943年余程万“虎贲师”(74军57师)常德保卫战和1944年方先觉第10军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本人和第10军三位师长均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血战常德的57师师长余程万虽未获勋章,但他和方先觉的英雄事迹早已经公开被海内外媒体报导,常德保卫战也被大陆拍摄成电影《喋血孤城》。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整个侵华战争,日军承认仅有两次战役自己不如中国军队英勇:白崇禧任总指挥的1939年昆仑关战役和1944年由白崇禧做前期布署指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任总指挥的桂林保卫战。

许多侵华日军老兵一致承认1944年桂林保卫战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战役。白崇禧指挥的广西桂军被日军认为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中国军队”。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称“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在桂林保卫战中,绝对优势的强大日军对桂林市中心进攻27次,由广西桂军和当地民团组成的桂林守军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孤军奋战,英勇抗击,漓江之水被鲜血染为红色。日军最后以毒气弹进攻,但桂林守军无一人投降,全部血战到底,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日军战报中称:“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慨。”

◆抗战最精采之战——上高会战VS.湘西(芷江)会战

1941年,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任上高会战总指挥官,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将近一比一的情况下(日军为7万,我为10万),歼灭日军1万6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2800余匹,辎重物资无数,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采的一战”。战役主力王耀武第74军在战役中“拚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也有不少人认为,抗战最漂亮精采的战役是1945年的湘西(芷江)会战,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任最高指挥官。会战历时55天,日军两万余人被王耀武、王敬久、汤恩伯部国军分别围歼。战役以中国军队大胜告终。据当时何应钦致蒋介石一份密电称,此役日军死伤大佐以下2万4300人,俘虏军官11名、士兵203名。

张灵甫在芷江保卫战(雪峰山战役)大获全胜,被称为“常胜将军”,再获三等宝鼎勋章及金质自由奖章,并升任74军军长。湘西会战不但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也为日本法西斯敲响了丧钟。仅仅两个多月后,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就来到芷江洽降。

◆ 日机持续轰炸最久的城市——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战时首都,蒋中正任委员长的中华民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持续轰炸。根据1945年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统计,重庆城区1938年到1941年因日机轰炸,只是房屋一项就损毁1万1814栋、2万1295间。

抗战期间,四川省向前线输送兵源300万人,为全国第一,其中重庆籍的士兵就多达96万人,占了三分之一。英勇的重庆还承担着抗日物资、武器和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用品等的制造和生产任务,为支援全国抗战做出了伟大贡献。

◆ 人均出兵和征募劳工最多的省——广西

上世纪30年代,白崇禧把贫穷落后的广西创建为“三民主义模范省”,获得孙科、戴季陶、、徐悲鸿等中外名流的高度赞誉。

抗战期间,广西全民皆兵,保家卫国,英勇抗击日寇侵略,本地人没有当汉奸的。日军从1939年开始进攻广西,几乎没能在广西任何一个城市和村庄占领超过三个月。广西某地一个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合资买一支火枪,也干掉几个日本兵。

宾阳几个年轻人,把日本一个骑兵小队的战马全部偷光。全洲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铳和农具,夜晚偷袭日军,也能夺取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

国民政府1945年统计,抗战期间,1200万人口的广西出兵100万,人数在全中国排第二,按人口比例排第一。广西征募士兵及劳工450万,占全省人口近40%,为全国之最。

黄埔中央军、中国远征军和一些地方军中都有广西籍将士的身影。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淞沪、徐州、武汉、桂南等多场大会战的中国远征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就是广西人。

国军十大王牌军之一、被誉为“抗日铜军”的张发奎粤系李汉魂、邓龙光第64军是由桂军第31军131师和粤军改编组成的。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头号主力军蒋光鼐、蔡廷锴粤系第19路军中也有不少广西籍士兵。

抗战期间,广西有45万将士牺牲在沪苏浙鲁皖鄂豫赣湘桂粤滇战场和缅甸战场。

中共“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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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对整个抗战的贡献超过99%,曾任蒋中正侍卫长六年的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这样评价中共的抗战贡献:“‘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到百分之一!”

中共以前一直宣传“平型关大捷歼敌一万多”,近年悄悄改为一千多人。事实上,指挥的“平型关战斗”只是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上将指挥的太原会战的一个小部分,林彪所部只是袭击了日军后勤辎重队,缴获若干日军皮大衣等军需物质而已。日本军史记载,“平型关战斗”日军仅伤亡200多人,损失运输车140多辆。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实际上是扒铁路、炸碉堡的游击袭扰战,消灭不足上千日军。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说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共军实力,违背了中共当时制定的“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共没有一个将军死在抗日战场。左权是病死的,也有资料揭露说是被中共自己人整死的。新四军彭雪枫是在偷袭国军的战斗中死亡的。

蒋中正侍卫长郝柏村:大陆抗战纪念馆造假

郝柏村于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出版《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一书,他提到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上将代表同盟国,在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接受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及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次郎签订降书。当天蒋公由何应钦上将陪同,乘敞篷车由军委会广播后,检阅沿途民众,当时他即立在群众中,狂欢已极。

郝柏村说,他曾经走访大陆建立的多个抗战纪念馆,发现上海“松沪抗战纪念馆”,对抗战的记录“99%都是假的”,就连发生“七七事变”的芦沟桥,对抗战的描述也完全不对。


领导八年抗战胜利,蒋中正披挂彩带勋章及佩剑的大元帅英姿,照片上为蒋中正亲笔题赠的墨迹。(翻摄/钟元)

郝柏村驳斥中共宣称抗战是毛泽东所领导的说法,强调“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没有第二个人”。他强调,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蒋公的坚强意志,凝结成中华民族正气的精神力量。面对日寇的和平攻势,抗战阵营内割据势力的妥协自保,及中共藉抗战之名夺权之实,汪伪的投敌,乃至美、日的谈判,中日休战三至六个月的阴谋,皆为对“坚持抗战到底”国策致命的伤害,稍一动摇,整个抗战到底的民气便一吹而散。

“蒋公何以能突破这些重重难关,一鼓作气奋战到底?”郝柏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蒋公自始即以一举复兴中华民族,建立三民主义现代化、统一的中国为完整目标,他个人从无偏安、苟安的念头,在最艰险、绝望的局势中,亦不放弃奋斗,甚至回复独立抗战,亦毫不畏惧。纵然1949年,中央政府播迁至台湾,依然维持此一路线政策。

中共卖国勾结日寇 偷袭国军

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在延安搞整风,种鸦片。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毛泽东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明确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毛泽东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在延安搞整风。毛泽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图为1947年1月毛在陕北流窜。(AFP)

1947年7月24日,民营的《时事公报》二版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暗中勾结侵华日军的罪证:“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30年8月7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在1942年到1945年间,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他在《延安日记》记叙中共为了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个总体方针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违背的。

彼得还披露中共勾结日军夹击国军的罪恶勾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中共乘国难坐大 侵华

1972年,中共跟日本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则感谢日本侵华,并不要日本赔偿。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

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本文转自第343期【】“焦点新闻”栏目(2013/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