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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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八路军光复娘子关,高举中国国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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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八路军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部队等 |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蒙军等部 | ||||||
指挥官 | |||||||
朱德 | 多田骏 | ||||||
兵力 | |||||||
包括大批民兵和游击队,共约40万人 | 日军20万人,伪蒙军、伪满洲军等约15万人[1] | ||||||
伤亡 | |||||||
1.7万余人 | 四种说法,3万、2万、1万、3千[2] |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下皆以八路军称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间发动的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大规模破袭作战(又称晋南游击战)。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与当地民兵。也是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参与较具规模的战役。战争初期战报统计(第一阶段)共达一百零五个团,因此定名为百团大战(原正太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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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背景
日本出于战略要求从1938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议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意图拉拢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时国共摩擦不断,双方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的进展,对于形势过于严重估计。加上认为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在通报中央军委而尚未有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3][4]。
华北局势
1939年,国民政府成立晋察冀敌后战区,鹿钟麟任战区总司令。1940年春季,华北八路军在山西省策反收编国民革命军九七军,将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逐出省外。同时1939年,山西爆发晋西事变,和八路军摩擦不断,1940年初双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间,日军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进行春季晋南战(国民革命军约8万)、乡宁作战(国民革命军约3万)、晋南反击战(国民革命军约4万)。日军发现共产党军队在作战期间积极扩大根据地势力,引起日军内部的关注与探讨,寄望有效利用国共冲突[5][6]。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7]。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军军力分布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百团大战经过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八路军原定动员兵力为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目标为正太铁路,其次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段和白晋铁路。为了攻击的突然性,未经中共军委批准展开了战斗。战斗开始后,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9月10日)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当时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对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的主要分布区,同时井陉煤矿也在这条铁路上。因而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日本方面将9个独立混编师投入战场。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
第二阶段(1940年9月22日-10月5日)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第三阶段(1940年10月6日-12月5日,中共官方宣称)
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骚扰游击战术)进行反击。到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因日军展开大扫荡而宣告结束。
中共官方宣称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15天,中共宣称:整个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及热南大部,配合作战的地区,战线延及至鲁、皖东、豫东、苏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日军参战的有110师团和25师团全部,26、36、41师团各两个联队,35、3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6、第1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还有大量伪军,约二、三十万人。[8]
实际情况争议
日军110师团驻石家庄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接触中。日军第一混成旅团驻邯郸,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交战中。中共宣传:“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几已消灭殆尽,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消灭过半,独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团各消灭一大队,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师团均有严重伤亡。”这种被共军指为消灭殆尽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实际上只战死276人,还参加了2次晋中反击扫荡。共军自称一百零五个团,这当然是中共的宣传,骗那些不懂军队编制之人。[9]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原本要攻下四个县,但日军已有防范,八路军勉强打下其中一个县,且立即放弃,百团大战正式结束,第三阶段实际上从未进行过。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夸大战果的宣导需要,将日军追击共军的反击战称为“第三阶段抗日反扫荡”。彭德怀曾接获毛泽东电报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黄桥战役),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则为此定调百团大战在12月5日结束[10]。
日方记载
日军组成如下:
- 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参谋泉可畏翁中佐)
- 第三十四大队(驻井陉附近)
- 独立第四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参谋土田兵吾中佐)〔该旅团伤亡最为严重,阵亡总数276名。)
- 独立第九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
- 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察南南部)
- 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北部同蒲路)
- 池田龟市中尉排级分队(驻娘子关警备队)
注:每大队约700人
日军华北方面兵力密度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师团兵力平均分散在约200处。百团大战后日军正式实施对八路军的剿灭战。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
第一次反击战(1940年9月1日—9月18日第一期晋中作战)
独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区与独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顺地区相互策应前进,至松塔镇附近,摧毁敌人后方设施,并扫荡周围潜伏之敌军。
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1940年10月3—11月2日)
临时第101混成旅团(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
第二次反击战
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第二期晋中作战,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驻蒙军)。
日军并进行情势判断:
华北共军自今春以来实施改编扩充,合正规军、准正规军可能达25万以上。自今年8月所谓百团大战以后四个月,因被我军彻底扫荡,其大部分根据地设施覆灭,要重建需要相当时日。……百团大战中的战死者,以朱德所发表,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没有积极从事抗战,专心储蓄的资材几乎全部泡汤,根据地设施被破坏,加以因与重庆对立激烈化,军费拨付困难,其重建自非短时日所能完成……国共的关系,与时日的经过在逐渐下降,但今后无论双方是否能够妥协,在中共无法以实力对抗蒋军的现况下,其活动范围将局限于皇军占领地区警备比较脆弱的方面,或蒋系势力比较稀少的杂军地盘。故从确保北支治安的观点,需要细心注意并监视其动向。[11]
根据日军战史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与盂县战死66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涞源地区战死133人、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1人、第二次反击战(察南南境失踪31名),皇协军(“伪军”)伤亡失踪1202人。百团之战是游击的战略进攻,平汉铁路于8月25日恢复通车,同蒲路9月8日全线通车,石太路9月20日勉强可通车,井陉煤矿区机器修复仍可使用。
战役结果
百团大战之实际情形,录呈如次:(一)此系八月号(20)日开始,与敌正面作战五天,有(25)日即将大部撤往平山、孟县、五台一带,只留少数兵力在铁路沿线续行袭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线所用兵力共十一团,朱彭报为三十余团(三)所获战绩计破坏铁路二百余里,破坏大道桥梁四十余座捣毁车站十一所……(四)斯役敌伤亡三千左右,及伪军二千余,中共伤亡亦约三千余……[12]。
- 彭德怀在自传中记载“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1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资料另有两种数据:
- 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版本为:八路军(包括当地民兵在内)共进行战斗1,824次,日军死伤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等18000多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1845人;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60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共产党所控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为华北437个县中的10个县。[14]
- 百团战后八路军总部所作的总结:攻夺敌人据点293座,毙伤日军12645人,毙伤伪军5153人,俘虏伪军1407人[15]
- 由于八路军随后遭到日军反击战的强大打击,作战转趋消极,日军第36师团成功扫荡并消灭了辽县、涉县、潞城等地共军根据地,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击战。11月19日,日军第37师团发动第二期第二次反击战,由沁县、南关镇一带出发;独立第16旅团由平遥、霍县出发;第41师团一个大队由洪洞东方向沁源前进,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顺利消灭沁河一带共军根据地。[18]
- 根据日军战史(参见《华北治安战》(上),第295-319页)为: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孟县战死60人,负伤180余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蔚县涞源地区战死133人,失踪31名、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5人,浑源、灵邱方面战死78人,日军合计战死人467,失踪33人,负伤251人,伤亡合计751人。
战后
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彭德怀在向延安的中共中央通告后,没有等候批准就决定发动[19],违背了中共中央所主张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擅自打百团大战[20],在战役打响后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与支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彭德怀自传载)[21]”事后国民政府也发来贺电、覆电[22]
百团期间虽然减少国民政府的压力,但中共控制的地区却遭到打击,这场战役将中共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即日统区)的部队暴露在日军的视线内。日军原本只在华北平原只留下少数兵力,此战促使日本调回约二十万的部队进行“扫荡”(伪政府协同治安肃正作战),于1941年至1943年进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的结果八路军几乎全面撤出山西,并调整回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来源请求],化整为零。日军在发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同时,于1941年将目标转向在太行山区(晋南)的国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卫立煌部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为主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评价
- 彭德怀在自传中写到:“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但由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擅自发动抗日,使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毛泽东连怒骂了40天。[23]
-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进程而先后出现过一定的出入。百团大战刚胜利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毛泽东还要求彭德怀有机会再多组织几次。但在1941年、1942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彭德怀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战术上的争议
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较多了采用攻坚战,造成了八路军自身伤亡较大,这种战术引起了批评。
彭德怀后来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当时有些蛮干的指挥。[27]
关于暴露实力的争议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26]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会中党内一致对于百团大战持否定态度[29]。彭德怀被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30]
现在认为日军的反扑确实给根据地带来很大困难,但中华民族的对日抗战本身就准备着巨大困难和牺牲,因“招来”困难而被指责是不正确的。
文革中的批判
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中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拚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 [31]
1967年2月24日北京出版“战报”第六期以‘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罪行’为标题批评:百团大战是朱德、彭德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请示毛泽东,擅自搞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并把日军的兵力吸引过来,导致重大损失。
1981年中共为彭德怀完全平反后,对百团大战基本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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