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航空志愿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1年）苏联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称呼很多，通常也称“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志愿航空队”、“苏联志愿援华抗日空军联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另外还有“正义之剑”此等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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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概述
1937年8月，因为对日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自中东路事件僵化的中苏关系有着解冻的契机。当时蒋介石向苏联请求大规模的援助，由于感觉到日本扩军的压力，苏联在利害关系一致的大环境下决定与中国修好，8月20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并宣称将提供中国上亿美金的军购。
1937年9月14日，苏联向中国出售225架各型军机，同时接受国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以志愿队的身分前来中国协助抗日，在苏联内部这项人员派遣称为Z(Zet)作战，人员则由外贝加尔军区与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部队中选拔的“志愿者”。苏联这种在西班牙内战中也使用相同模式对交战方提供援助，因此当时各地军区认为中央将要求其部队至西班牙参战，故挑选出较好的飞行人员；这批人员编为一个战斗机大队（31架战机、101名人员）与轰炸机大队（31架战术轰炸机、153人），第一批450名志愿队人员与苏联军售的飞机（155架战机、62架轰炸机、8架教练机）于1937年10月分别由海路与从阿拉木图的陆路前来中国。与其他国外志愿队不同的是苏联志愿队在来华时并未如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担心国内舆论而抛弃军籍，而是直接以苏联军方的身分介入第三国战争，日本对此虽表不满，但国力悬殊因此只表示抗议无力直接对抗。
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后于华中地区进行整补，并于12月的南京保卫战开始进行任务，陈纳德的回忆中对于苏联I-16以高速俯冲的混合动作甩开日军战机有着深刻印象，这个回忆经过整理成为日后训练飞虎队时重要的空战技巧。随后志愿队参加了1941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小空战，最大的战果便是1939年以DB-3轰炸机对汉口机场执行轰炸之任务。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德苏战争爆发停止对华军售，并撤走了苏联航空支援队。在华期间，苏联航空志愿队累计操作1200多架飞机，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同时有211名志愿飞行员在中国牺牲。
[编辑]主要人物
顾问群[1]：
| 任职日期 | 阶级 | 职别 | 中文姓名 | 俄语姓名 | 备注 |
|---|---|---|---|---|---|
| 1938年9月 | 少将 | 总顾问 | 日加列夫 | Жигарев, П. Ф. | 1938年10月返国 |
| 1938年11月 | 少将 | 总顾问 | 特霍尔 | Тхор, Г. И. | 1939年初返国 |
| 1939年5月 | 上校 | 总顾问 | 阿尼西莫夫 | Анисимов, П. Н. | 1941年返国 |
| 1940年 | 上校 | 总顾问 | 雷恰戈夫 | Рычагов, П. В. | 1941年返国 |
| 1938年 | 上校 | 顾问 | 齐略恒 | Хрюкин, Т. Т. | 可能即为列别捷夫 |
| 1938年 | 上校 | 副顾问 | 叶尔少夫 | ||
| 1939年 | 上校 | 副顾问 | 互鲁也夫 | ||
| 1938年 | 上校 | 防空顾问 | 札哈罗夫 | 该员在华隶属军事委员会同时担任空军顾问职 | |
| 1938年 | 上校 | 机械顾问 | 布拉霍夫 | 1940年返俄 | |
| 1941年 | 中校 | 轰炸顾问 | 思齐切申 | ||
| 1939~40年 | 中校 | 轰炸顾问 | 依瓦诺夫 | 兼任训练SB轰炸机飞行教官 | |
| 1939~40年 | 少校 | 驱逐顾问 | 乌里也夫 | 兼任参校一、二期战术教官 | |
| 1941年 | 少校 | 机械顾问 | 卡札阔夫 |
[编辑]战绩
由于政治因素，中华民国一向对苏联在抗战时期之援助不多加宣传，而苏联志愿队在此项政策以及苏联生还者并未像飞虎队般公开考证战史，加上战后日本以及国民政府大多档案皆散失于各处，因此苏联志愿队之实质战果至今尚未有经过详细考证之数据。
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飞行员张光明少将回忆，中华民国空军在引进 I-15bis 战斗机之前在部队中不存在真正的战斗机。美国引进的Hawk-III不如苏联飞机来得灵活，除此之外高庆辰在其回忆录"空战非英雄"中宣称当年两国空军在武汉保卫战时期，是如何在战场上历经考验，进而两国飞行员建立革命情感的事迹，甚至当苏联队员要回国时，还发生拥抱过国军飞行员的案例。
另外，前中华民国空军空战英雄柳哲生，在1938年1月7日的南昌空战中，曾救助过遭受日本海军飞行员潮田良平威胁的波罗盖威逊斯基大队长，因而为中华民国与苏联这两个意识型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结下了友谊，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之后，波罗盖威逊斯基都对此是念念不忘，还透过管道到台北找寻罗英德的下落（请参考中国的空军杂志六一零期，"来自莫斯科的一张友谊照片"文）。
不过，许多中华民国的飞行员，仍然认为苏联的飞行员受共产党文化影响太深，导致作战思维相当不灵活，这一点无论是来自张光明，还是后来在中美空军混合团中，与美国飞行员有过实际相处的徐华江而言，都是个既定的事实，也是苏联志愿队受到惨重损失的一大原因，所以自然并不是相当看好苏联人或著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飞行员技术，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台海空战中，都没有什么改变。
[编辑]纪念
- 1956年，武汉解放公园建成，武汉市政府把15名苏联航空志愿队烈士的遗骸迁葬到公园的西北角，建立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重庆市渝中区的鹅岭公园建有苏军烈士墓，纪念两位在重庆上空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尔夫上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那个与苏联友好的时代中，中国曾经一度将苏联志愿队视为两国之间友好的象征，不过毕竟这支单位当年在中国，是协助国民政府作战的，也因此并没有非常详细的去探讨这支部队的战史，整个抗日战争的相关纪念活动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而当中国与苏联终于1960年代交恶以后，对于苏联飞行员的纪念活动也明显减少了，抗日战争的功劳也因此完完全全的被归功给了毛泽东所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游击队，整体内容也以强调延安方面的"自立更生"为主，好与依靠外国的重庆政权进行区别。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为了改善与苏联还有俄罗斯的关系，继续纪念苏联志愿队的历史，不过在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中的画像中，里面的I-16战斗机所漆的是苏联红军的红色五角星机徽，而非战时的青天白日机徽，明显违反了历史事实（参考兵器战术图解39期，"卢沟桥旁的抗战纪念馆"一文）。
[编辑]参考文献
- ^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第129~131页，环球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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