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编辑]
唐代农业生产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开元年间发明了曲辕犁，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统一全国，在之后稳定的一百三十年之中，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总计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安徽镜湖、山东窦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总耕地面积达到14,003,862顷（折合今市制为12.197亿市亩耕地）。农业工具的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发展促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天宝八载（749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五谷的丰盛直接体现在唐朝前期各地户口与垦田数量的增长。
唐朝中期之后，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遭受破坏，而淮河以南地区遭受战争的破坏相对小得多，所以淮河以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在之后的发展之中超越黄河中下游地区，唐朝中期淮河以南的土地大量开垦及大修水利，插秧移植水稻，使江淮的粮产量大幅增加，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35]:102。白糖的制造始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宋以后长江以南各省种植甘蔗[注 30]。种植贩运茶叶的发展形成了南方经济的一大收入。饮茶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逐渐普及。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各地，至吐蕃渤海，甚至远及波斯大食。然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盐铁使张滂奏请在主要产茶州郡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在唐朝中期以后成为国家的重要收入，因此在历史上成为正式建立税茶之始[36]。
[编辑]手工业
唐代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35]:107。丝、麻为主要纺织对象。河南道的绢，江淮的布都是其中的上等品种。唐朝的丝织品广泛沿用北朝的蜡缬法染色，并先后研发出夹缬、绞缬两种新染色法。织品图案亦受西域胡风影响体现出少许波斯风格。白瓷的精细，唐三彩[注 31]的数量可以证实当时陶瓷业之发达。唐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表现了当时对施釉技术的熟练掌握，虽是随葬物品，但制作精致，取材涉及唐代社会上下的方方面面。金银器制造业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术，采用灰吹法达到很高的金银纯度。淮南扬州出产方丈镜、江心镜等上等铜镜。唐朝中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纸业和造船业：民间普及饲养桑蚕，开辟用竹造纸，制造人力脚踏轮船[1]。越州越窑烧制出的秘色瓷是唐朝后期南方陶瓷业的杰出代表。
唐代装饰艺术受到当时中东及其他外国流行风气影响，在陶艺及金属工艺都有新的风格。举例而言，大口水壶、角状酒杯等彩釉土器模仿波斯银器，而波斯纺织图案则亦用在中国织品上。[37]
[编辑]商业与交通
唐代的城市商品经济处于成长的胚芽时期。长安、洛阳、苏州、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业中心。唐朝国内交通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发达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道路遍布全国。水路交通则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为主。全国共有驿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一百六十六所。商人用于存放商物的邸店因其利润之高，在交通枢纽周边发展开来。唐朝中期开始，由于大批士绅与工匠南迁，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发展快速，国家的经济财政亦仰赖南方的补给，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东道治所苏州的繁华程度在唐朝中期已逐渐开始超越扬州和洛阳，在全国仅次于长安，成为整个中国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级的州——雄州，有“甲郡标天下”之说，即所谓“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而坊市分开的制度在苏州、扬州等商业城市被打破，还出现了夜市。
大唐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飞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和认可的最早纸币，两百年后的宋代，交子作为一种地方货币才在四川“正式”发行及通流。[38][39][40]。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注 32]。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35]:113。
唐代，海外贸易开始兴盛，西元八世纪下半期，从广州经由麻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将通往西方的海道与往新罗及日本的海道连接起来，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商人如犹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纷纷东来。中国沿岸的交州、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等城市，因与蕃舶互动频繁，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为因应海上贸易的新形势，唐代还特别设置“市舶司”，用来管理蕃舶的进出以及征税事由。海外贸易的数量，自此不断成长。
[编辑]货币制度
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注 33]，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品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䌷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15]:290。
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注 34]，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随着贞观末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仲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29]:144。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41]。
[编辑]土地与赋税制度
隋末民变削弱了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得大量田地变为无主田。唐廷将一部分官田设为赐田（供贵族、官吏、功臣）、公廨田[注 36]（供官署）、驿田（供驿站）、屯田（供军政），而剩余田地实行均田制分配于众。均田令规定政府依户籍授田，所授田地分公私两田区[注 37]，是一种公私折中的制度。人口三岁或以下为黄，四岁或以上为小，十六岁或以上为中，廿一岁或以上为丁，六十岁或以上为老。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公田八十亩、私田二十亩），老男和残障人授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田卅亩。和尚道士每人授田卅亩，尼姑女冠则有廿亩。奴婢、妇人及耕牛不受田地。贵族、官吏和勋官则分别按其戚亲近远、品级高低、功勋大小分配适当的私田。相较隋朝，唐朝对土地的买卖宽松了许多，但仍有严格的限制。均田制不仅有助于确保朝廷财政收入和满足上层贵族官僚对地产的需求，同时它也对唐初生产力的复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5]:117。
唐朝课役[注 38]分徭役、正役两种。正役只征收丁男，而徭役亦征中男。徭役有杂徭、色役两种。杂徭多为地方的临时补修建筑工作。色役多为各类工匠艺活。正役包括税役和兵役。税役又有按照租庸调制收纳的正税与地税和户税两种辅助税。租庸调法是与均田制配套实行的赋役制度。租庸调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根据各地的不同生产，每年交纳绢二丈，锦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要服徭役廿日，闰月加两日。如果不想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日，免调；卅日，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可超过卅日[35]:117，这种制度精神在于政府为民置产，其因其产而缴税，即没有重征累民的问题，又可以防止兼并之风，自然是一种良制，但实行这种制度，必须满足特殊条件，社会秩序须要稳定、人口不能大幅流动、户籍与田籍又须非常清楚。户税税额根据户内丁男多寡分成九等。唐朝前半叶，户税逐年上升，高宗朝约收户税十五万余贯，至玄宗朝已高达二百多万贯。因其税收分量之重，逃税情况普遍存在[注 39][42]。唐从隋制，在全国各地建造义仓，每年每亩收纳地税粟（或麦、稻）二升，以备紧急。至天宝年间，户地二税已占据唐朝税收的很大部分。
武周末年均田制开始形同虚设，政治渐不以往，加上突厥、契丹连年入侵，人民逃避徭役，逃亡者渐增，大庄园制经济日益发展。安史之乱后，庄园制的形成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这种情况导致税收人口紧缺。据统计，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其中纳税人口只有两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户口逃匿者越多，旧有的户口名籍，则不敷使用。唐朝的财政陷入崩溃；租庸调制度便无法继续实行。为解决财政困难，刘晏开始实行赋税制度改革，采用“疾足”来回报各地经济风景，以便稳定物价，优化税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朝的财政制度由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两税法[注 40]沿袭过去地税和户税的形式，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以征收实物为主，缗钱为次，且以实物价值折算得额[43]。这样，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纳税，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另外因为简便而且公平，后代各朝持续沿用[注 41]。但是，两税法有诸如钱重物轻等弊病，只能暂时缓解唐朝的财政收入，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官僚、地主、大商人仍利用特权手段减税、免税、逃税。唐后期随着物价上升，两税制度对平民的剥削愈来愈严重[29]:143。唐朝后期，为解决财政拮据的局面，实行盐铁专卖制度。政府设立盐铁使管理各地的专卖情况。结果导致物价飞腾，民怨四起，民间贩卖私盐者不在少数。而盐铁专卖制度也是黄巢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35]:97。
两税法实施后另有几个重要意义：第一，政府只管征租，不再授田，失去“为民制产”的精神。第二，改以耕地为课税基准，户口的整理不如以前重要。第三，两税法只依土地所有人为课税对象，等于变相承认其土地所有权。于是，均田制以来的土地国有制从此结束，土地私有制确立。也使均田户转为自耕农或佃户，佃户的身份地位，际遇远比以前的部曲好。他们属于国家的编户，佃户和地主的关系，是租佃的契约关系，而不是私属依附，他们只要按照契约缴税，地主便不能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其次，佃户力役较前代减轻，部曲为豪族私属，需负担所有庄园的工作，而均田户则有“庸”的负担。在两税法之下，即使是佃户，亦不需负担劳役的责任。因此，佃户比起部曲，有实质的改善。然而土地兼并益发严重，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为了寻求更高的报酬，通常只租小块的农地给佃户，让其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产量，地主才有更大的获利，于是分割零碎的农地，成为唐朝后期中国农村的常态。大多数的佃户和自耕农，都只有小块农地，因而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仅能维持不饥不寒的水平。一遇灾荒，往往要流离失所。这也是近世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之一。
[编辑]文化
[编辑]学术思想
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例如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由汉晋大儒完成，尤其是郑玄的功劳最大。唐初与明初比较类似，国家在做的是执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进发生，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思想创见，承前启后。还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价值同样不能被忽略，他们不仅仅是诗人。后世所谓经学，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汉晋唐经学”，后世所谓理学，应该叫做“唐宋明理学”。
韩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体现唯心主义思想，而柳宗元和刘禹锡更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韩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复古崇儒、驳斥佛道，认为僧道不顾及生产，浪费社会财富，僧尼道士应当回乡还俗，焚烧佛经咒文，将寺庙观宇改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论语》中道述的道德观念，以其作为日常伦理的标准。他认为天生人性，并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复性书》发展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乐之情的干扰，使得性无法发挥，要求恢复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欲，所谓“复性”。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
柳宗元在他的《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与天命无关，天即自然元气，无法对人世赏功罚过，“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的遭遇纯属自己创造。刘禹锡发展荀子的天论观点认为宇宙之内竟是物质，天本身同样是物质，虽有客观规律存在，但不能影响人事[注 42]。他认为唯心理论的产生是因为人世间是非颠倒，人无能胜天，所以宣扬天命理论[1]。
[编辑]文学与史学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44]:712。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44]:715。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44]:724。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44]:730。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15]:293。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44]:727。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44]:736。
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44]:746。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44]:749。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15]:292。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官修史书成书较快、收录详尽，丰富国家的历史档案，但因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会根据编书时的政治需求出现删减夸大的行为。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扩写《政典》的政书《通典》与刘知几[注 43]的修史专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视财政经济与典章法令制度，认为历史多有现实政治中可以采纳效仿之处。刘知几强调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要有独自创新的评论见解，是为中国历史理论学的开端[44]:749。
[编辑]宗教
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转变，由出世转向入世。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经济实力之大、信徒人数之多都远在唐代道教之上[44]:654。
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认为其为老子之后，唐高祖，特别在终南山建太和宫，来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诏令王公百官研习老子的道德经。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国的地位达到顶峰。玄宗亲自注解《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与儒家经典，同列《明经》科举人策试教本，明显有将道家列为国学，颇有与儒家经学齐足并驰的意义。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年间全国有宫观1687所，其中女观550所。当时主要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睐，主要原因是他们多炼取金丹，唐朝的许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丧生，例如唐太宗、唐宣宗[44]:706。
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注 44]、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但社会影响力较小。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其中以伊斯兰教和景教为最大。伊斯兰教是唐的敌国大食的国教，称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为使节两次出使中国，得到高宗接见以及传教的准许，在广州筑建怀圣寺。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伊斯兰教随着西域商人沿途陆海两条丝路入唐，在中国发展壮大[注 45]。景教通过同一个路线传入中国，因被误认是大秦国（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所以称作“大秦景教”。638年为唐朝所认可并得到政府资助在长安兴建大秦寺，并立下石碑[45]:154。然而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举废佛，因此景教也同时被禁，此后几乎在中国绝迹。
摩尼教为西元242年创建于波斯沙普尔一世时的摩尼，安史乱后，回纥势力大，摩尼教凭著回纥的庇荫下在中国传教，不过后来受会昌灭法影响，摩尼教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不过并未断绝，该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较弱的南方并渐与其他宗教相结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传教据点，流传到东南浙、闽沿海地区，从此转为民间秘密宗教[46]。
[编辑]教育与入仕制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武德五年（622年）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13]建中二年（781年）三元状元崔元翰。[14]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授课，学生称生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有五百余生徒；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生徒多达千人。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名额限于十余人。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每校有学生十来人。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注 46]。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31]:150。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推行。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1]；尤其是唐朝后期黄巢之乱对门阀士族的沉重打击，在后来的宋代中科举制度真正得到完善。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编辑]艺术
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44]:758。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进一步发展人物画。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风景多为衬托人物主题的配景，而隋唐以来，山水风景成为主题，出现了山水画这个重要分支。当时分南、北两派。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是南派的代表，苏轼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派画家李思训善用青绿画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善画牛，薛稷善画鹤，边鸾善画孔雀等。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44]:761。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九成宫醴泉铭》为其名作。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代表作品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摹兰亭序》等。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宝庙碑》、《麻姑仙坛记》等；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后者奔放挥洒，深具个人风格及艺术性[44]:755。
唐朝音乐舞蹈发达。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并入原有的九部乐成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47]。唐高宗以后，十部乐开始衰落，音乐家开始研究新的乐舞，各部乐间的区别逐渐消失，至玄宗朝撤销。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种乐器，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他非常重视雅乐事业，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48]，曾经亲选坐部伎三百人，号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唐朝的舞蹈则是以健舞和软舞最为出名。健舞因其节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辽》、《柘枝》、《拂林》、《大渭州》、《黄獐》、《阿连》、《剑器》、《胡旋》、《胡腾》、《杨柳枝》等多种。软舞即文舞，优美柔婉，节奏舒缓，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借席》、《乌夜啼》、《凉州》、《绿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称“三大舞”，流行于宫廷。舞蹈家则有杨玉环、公孙大娘、谢阿蛮等[1]。晋朝永嘉之乱后西域舞乐东传中原，与华夏舞乐融合两个多世纪，至唐代已有很强的胡风特色。多种健舞软舞都采用一种昂首望上，双脚原地急转如旋风的动作，因来源西域，谓之“胡旋”。唐代散乐多含杂技，统称“百戏”，包括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项目。
[编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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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科技相对于前代有明显进步。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发明，所谓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两个都诞生于唐朝，即火药和雕版印刷。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他还与梁令瓒合作，铜铸制成黄道游仪与水运浑天仪。他在《大衍历》历书中运用二次差内插法并创新近似三次差的内插公式，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础。李淳风等人修订《算经十书》是唐朝算学的重要成果。尊称药王的孙思邈撰写的《千金要方》和补本《千金翼方》，论及药物之本、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养生之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医书。《新修本草》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国家官修药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唐初大型地理志书《括地志》共550卷，内容丰富，对后世的地理研究影响深远。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有唐近邻的数百国家。此外还有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杜佑撰写的政书《州郡典》，樊绰介绍云南南诏国的《蛮书》等。唐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展修建首都长安城，与东都洛阳规划同样规划严整，规模宏大，是中国历史都城中规划最为严谨端正的两个[49]。盛唐年间极盛时人口达到80—1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为后世留下了城市规划的样板。当时周边国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罗金城、高句丽平壤和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是仿照长安建造。大明皇宫占地广大，现今遗址范围相当于明清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之多。
唐朝的木结构建筑规模雄浑，气魄豪迈，建筑流程进一步定型化，提高了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国与印度的造型，显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和敦煌都发现过雕版印制的《陀罗尼经咒》。雕版印刷为五代以后书籍的大量发行和普及创造了条件。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之中传入大食国，之后在12世纪传入西班牙，到13世纪传入意大利，到14世纪初叶传遍整个欧洲。646年，甘蔗熬糖法也从摩揭陀传入唐朝[50][51]。
[编辑]社会
唐代社会，虽然世族的势力被削减，但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唐律》中也明订，人分为“良”“贱”两大类，贱民只能与贱民结婚；地主杀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杀害地主必处斩。虽然科举制度实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子弟的文化修养也就跟着较高，不论是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难；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数[12]:144。唐代进士选拔，另有一些社会公评的含义，防弊措施并不严格，[注 47]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请托，自我吹嘘的情形，但当时人并不视为舞弊，所以录取进士的，有许多是权门子弟；而才气纵横的杜甫，两次考试都落榜。
唐朝时，北方的山东郡姓，保持很高的社会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编氏族志，希望根据政治上的地位来评等，结果成效不彰，不过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门第地位。牛李党争便是为了科举制度存废而起的党争，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术的问世，书籍流通便利，私人讲学普遍，门第更加无法垄断知识。唐朝中期与五代这段时期的连年动乱，让北方士族基业遭受空前的破坏，到北宋时便已凋零，此后的中国领袖，不再是传承不替的门第，而是经由“富不过三代”，从科举制度出身的士绅。
唐代是“胡风”盛行的时代。所谓“胡风”，特指流行于唐朝社会各阶层的种种并非汉民族原有的社会风习而言，其中主要有当时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风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国时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遗留的社会风俗，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唐朝胡风盛行的局面。如“胡乐”、“胡服”、“胡食”等在长安城是极其盛行的[注 48]。西域外族服饰文化对唐朝服饰影响巨大。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有胡汉双轨制度，日常庸服为鲜卑胡服，庄重祭祀场合改用传统汉服（唐服）。唐代妇女的地位较高，在服饰中也有体现。贵族及宫廷女子多为半裸胸的宽松罗裙。裙腰系得较高，在腰腋之间。歌女服饰染色醒目绚丽，贵族染色富丽高雅。按领子款式分为圆领、翻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隋文帝开创穿黄龙袍的习礼，唐高祖武德年间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袍成为皇室专用之服[52][53]。
[编辑]评价
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在北狄传对唐朝的功绩进行肯定：“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极炽而衰，厥祸内移，天宝之后，区夏痍破，王官之戍，北不逾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于亡，顾不痛哉！故曰：治己治人，惟圣人能之。”[54]
- 历史学家向达：“李唐一代之历史，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其取精用宏，于继袭旧文物而外，并时采撷外来之菁英。两宋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别焕新彩，不能不溯其源于此也。”
- 明宪宗：“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也，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有治未纯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为行远登高之助也。”
- 汉学家马克斯·韦伯：“作为中国版图和文化的真正奠基人，唐王朝彪炳千古。”
- 明代王夫之：“开元之盛，汉宋莫及。”“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读史者鉴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治学矣。”
[编辑]帝王年表
[编辑]参见
[编辑]注释
- ^ 690年10月16日至705年3月3日间，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并改称“神都”。唐中宗复辟后还都长安。904年2月，唐昭宗被梁王朱全忠所逼再迁洛阳。
- ^ 唐武德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 ^ 唐天佑四年四月十八日。
- ^ 唐朝正式国号为“唐”，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大”字加入正式国号的大一统王朝。参阅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国号上加大字，始于大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国尊称之词。”
- ^ 详见成书于720年的同时代史册《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卷二十六•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和《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中对唐朝国土、军舰、将军与其使节的称呼，皆冠有“大”字样。例子，“付汝国使令送到大唐”、“奉敕乘新罗船往大唐国”、“向大唐大使触嶋覆”、“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等。此外，唐朝636年所修的《隋书》也称“大唐”。
- ^ 后称西京、中京、上都、京城。
- ^ 后称东京。
- ^ 后称北京。
- ^ 设立北都太原前另有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合称为“二京”的说法[1]。此外，之后又陆续建立了一些陪都如成都、凤翔、江陵等，但都很快取消。
- ^ 后改名余吾州。
- ^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 太宗继明重熙，柔远能迩，逾大碛通道，北至仙娥，于骨利干置玄阙州。高宗嗣守丕绩，克广前烈，遣单车赍诏，西越葱山，于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复配天之业，不失旧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图。玄宗以大孝清内，以无为理外，大宛骥录，岁充内厩，与贰师之穷兵黩武，岂同年哉！
- ^ 《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 ^ 近代，陈寅恪先生在其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中考证出李氏家族并非出自西凉王室与关陇贵族李氏，只是河北赵郡隆庆李氏的一个小支系，而此支系所处地域即在鲜卑拓拔氏北魏政权治下。这支李氏的先祖中有两人，一名李初古拔，一名李买得，汉姓而鲜卑名。据此，陈先生断言，李唐之祖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的破落军户。
- ^ 参阅隋末农民战争。
- ^ 一说被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合谋。
- ^ 16.0 16.1 繁：“龜茲”，简：“龟兹”，拼音：Qiūcí ，注音：ㄑㄧㄡ ㄘˊ ，音同“丘辞”。
- ^ 17.0 17.1 繁：“吐谷渾”，简：“吐谷浑”，拼音：Tǔyùhún ，注音：ㄊㄨˇ ㄩˋ ㄏㄨㄣˊ ，音同“土育魂”。
- ^ 参阅唐朝行政区划。
- ^ 繁：“僕射”，简：“仆射”，拼音：púyè ，注音：ㄆㄨˊ ㄧㄝˋ ，音同“葡叶”。
- ^ 繁：“安車骨”，简：“安车骨”，拼音：Ānjūgǔ ，注音：ㄢ ㄐㄩ ㄍㄨˇ ，音同“鹌居古”，另作安居骨。
- ^ 另作惠超。
- ^ 一说吏读为薛聪所创。
- ^ 繁：“勣”，简：“责力”，拼音：Jì ，注音：ㄐㄧˋ ，音同“绩”。
- ^ 繁：“焉耆”，简：“焉耆”，拼音：Yānqí ，注音：ㄧㄢ ㄑㄧˊ ，音同“烟奇”。
- ^ 参阅唐与突厥的战争。
- ^ 意为“准备作战”。[32]
- ^ 见于李白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 ^ 见于杜甫诗：“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里头，归来头白还戍。”
- ^ 《新唐书•兵志》：“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 ^ 苏东坡诗：“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宋时的“糖霜”，即今日的冰糖。
- ^ 原称“三彩陶俑”。
- ^ 飞钱又称便钱或便换，是商人先到京师，置钱于各道驻京之进奏院，然后换取凭证(即飞钱)，当到各道做生意时，凭证兑现钱花用，类似于现在的汇票。
- ^ 《旧唐书 卷48•志第二十八食货上》：“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 ^ 经济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1)自然经济：以实物交换。(2)货币经济：以货币作媒介。(3)信用经济：以信用票券作为媒介。西元二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中国以实物交易为主，钱币流通较少，所以学者称为“中古自然经济。”
- ^ 《通典》卷六《赋税》载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 ^ 繁：“廨”，简：“廨”，拼音：xiè ，注音：ㄒㄧㄝˋ ，音同“谢”
- ^ 公有田即隋之口分田，北周之露田；私有田即隋之永业田，北周之桑田。
- ^ 繁：“課役”，简：“课役”，拼音：kèyì ，注音：ㄎㄜˋ ㄧˋ ，音同“客易”，即赋税和徭役。
- ^ 代宗大历四年（769年）记载九等户税年收税额分别为：“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
- ^ 每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所以称为“两税法”。
- ^ 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把力役合并到田租，都是两税法的沿续。
- ^ 参阅《荀子•天论》。
- ^ 繁：“劉知幾”，简：“刘知几”，拼音：Liú Zhījī ，注音：ㄌㄧㄡˊ ㄓ ㄐㄧ ，音同“留之基”。
- ^ 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
- ^ 参阅中国伊斯兰教。
- ^ 唐朝诗人描述进士登科后的狂喜心情：“昔日龌龊不足跨，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 ^ 沆瀣一气的由来。
- ^ 有关唐代胡风的研究，主要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1-116页；〔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66页}。
- ^ 626年六月唐太宗即位沿用。
- ^ 649年八月唐高宗即位沿用。
- ^ 762年四月唐代宗即位沿用。
- ^ 820年闰正月唐穆宗即位沿用。
- ^ 824年正月唐敬宗即位沿用。
- ^ 826年十二月唐文宗即位沿用。
- ^ 840年正月唐武宗即位沿用。
- ^ 846年三月唐宣宗即位沿用。
- ^ 859年八月唐懿宗即位沿用。
- ^ 873年七月唐僖宗即位沿用。
- ^ 888年三月唐昭宗即位沿用。
- ^ 904年八月唐哀宗即位沿用。
- ^ 《旧唐书•本纪第二十下》：明宗时就故陵置园邑，有司请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中书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称宗，存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