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 ）

• 飞虎队 

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
以鲨鱼牙涂装在机首的飞虎队P-40，是二次大战各空军中最易辨认的战斗机之一。
存在时期	1941年12月20日—1942年7月14日
国家／地区	中华民国
效忠于	志愿工作者
部门	空军
种类	队列
规模	3个中队; 大概90架战机
绰号	飞虎队
著名指挥官	陈纳德

缝在飞虎队飞行员制服上的识别，指示军民救护被击落的飞虎队员。(R.E. Baldwin Collection)

飞虎队创立人陈纳德

飞虎队的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英语：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目录   [隐藏]  1 创建 2 名称由来 3 作战 4 组成 5 后续 6 轶事 7 参考资料 8 相关条目 9 外部链接

[编辑]创建

中华民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主要由美国退休飞官上尉陈纳德所创立。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为了建构对抗日军的战力积极的对外寻求人才，空军寻求意大利与美国的协助，陈纳德于1937年初到中国，以其人脉及技术获得蒋中正及宋美龄之信任并以空军上校的待遇雇用其担任中华民国空军顾问，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及训练飞行员，面对日军威胁陈纳德利用中国的战略纵深建构出一套原始的预警网防卫重庆，同时他估计只要手上有100架驱逐机以及优秀的驾驶员就可抵抗日军空中威胁。

1940年，苏联与日本关系出现缓和，同时为了抵抗德军入侵，因此撤离在中国作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受蒋中正所托，成立以美国飞行员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到美国宣传中国之抗战，并且取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在1940年底至1941年从租借法案替中国争取到英国不想接收的Hawk-81A2（P-40战斗机外销型），这批战斗机约100架，又获批准让美国现役，退役及备役军人到中国作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多数为后备役军官，也有少数为美国政府授意下自航空队中自愿退役转往AVG服役之飞行员，不过这些飞官有飞过战斗机训练者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是从轰炸机单位招募而来；另外亦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飞行员名义上为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1]雇员，飞行员月薪600美元（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347美元^[2]），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原来计划的志愿航空队分三个大队，包括两个战斗机大队及一个轰炸机大队；但至偷袭珍珠港时只成立了一个战斗机大队。

1941年秋夏之间，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开始抵达缅甸编训。陈纳德被飞行员称为“老头子”（Old Man），飞行员则学习以柯蒂斯-莱特公司P-40与日机作战的技巧，包括以团队作战，高度优势攻击日机，并且避免日机进行水平面的回转缠斗。志愿航空队面对的问题并不少。部份招募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多，空中射击技术不佳，亦有人借故离队。由于运输困难，各项设备及战机很迟才到达前线。志愿航空队最多时只有约62架战机及飞行员处于作战状态。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将能力较低或者是拒绝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转至文职，并使其中一至两个中队在备战状态。

[编辑]名称由来

左下角为飞虎队的图案

最初，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份的战机更有飞虎标志的涂装。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AVG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不过后来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了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份以后，才开始被漆到AVG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请参阅Dan Ford的Flying Tigers一书）。

[编辑]作战

飞虎队首次作战是在1941年12月20日，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由越南起飞轰炸昆明，监察台总薹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所有战机都升空迎击，入侵日机10架，被飞虎队拦击，仓皇丢弃炸弹返回。飞虎队号称击落5架，不过日本战报确认损失的只有第二编队的3架轰炸机，其它飞机中阵亡2名机组员，而飞虎队1架P-40因燃料用尽在机场迫降损失。这次空战胜利让接下来整年西南地区再也没有从越南攻击的轰炸机队。

第三中队则在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保卫缅甸仰光，在12月23日至25日的日本轰炸中，声称击落约90架轰炸机。之后至1942年3月，各中队轮流驻守仰光，直至仰光陷落后撤回中国，在撤离缅甸时销毁了维修中来不及运回的22架P-40。

由于飞虎队于1941年12月20日的空战中创下了自从零式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以来的首次空战胜利，随后在缅甸战场上盟军失利时又算是一支创下较多击落日机战果并且体面撤出缅甸的盟国空军单位，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力宣传，官方说法认为有299架日军飞机与1000名的日本飞行员在与AVG交手时遭到击落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因此创造了18位王牌飞行员。

由于日本方面许多资料在战争结束前随部队调动而佚失，或是在战争结束前遭到销毁，必须依靠许多回忆录或者是间接的资料。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以及400多名日本陆航的空地勤人员，当中包括在地面击毁的敌机。而飞虎队到解散为止总共接收129架P-40，损失了78架的P-40C与2架P-40E。损失原因包括因各种事故损失23架、自行销毁22架、空袭损失13架、空战遭到击落12架、遭高射炮击落10架。另外90名的飞行员中有21名飞行员战死、被俘及失踪，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

许多人至今还是认为当年在中国与缅甸上空与志愿队作战的为海军的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不过事实上那大多是志愿队飞行员将与零战外型极为相似的陆军中岛一式战斗机误认为零式机的缘故，日本海军航空队于1941年8月到12月之间便开始陆续将零战撤出亚洲大陆战场以支援太平洋战场，仅管日后零战确实有于1943年返回中国战场，驻防于广东，上海以及海南岛等沿海基地，飞虎队早已在零战回到中国之前面临了解散的命运，于1942年7月4日正式解散，除少数飞行员继续留在中国两个星期，大部分的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编辑]组成

飞虎队总部“虎穴”外景

飞虎队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称为“亚当与夏娃”（Adam & Eves）；第二中队称为“熊猫”（Panda Bears）；第三中队称为“地狱天使”（Hell's Angel）。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时，飞虎队有82名飞行员及79架飞机，但并非全部在作战状态。当中一、二两个中队驻扎在云南昆明，第三中队在缅甸仰光附近，担任保护直接通往中国的最后一个海运和公路运输线的安全。

所谓的飞虎队一般而言所指的就是美籍志愿大队，这个名称狭义上并不包含之前的第14国际志愿大队以及之后的驻华空军特遣队或14航空队，与后来同样获得飞虎队徽称呼的中华民国空军第5大队也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如今许多两岸的新闻媒体乃至大部分的民众依然一律以“飞虎队”称呼所有抗战期间驻华的美军作战单位，甚至连非陈纳德所指挥，空袭东京后降落于中国浙江的杜立德机组人员以及装备B-29超级空中堡垒驻防于成都的第20轰炸机指挥部都以“飞虎队”称呼，形成一些误解。

在美国参战后，陈纳德获恢复美国陆军现役上校，之后升为准将及中将，指挥第十四航空军。1942年7月4日，志愿援华航空队由美国第十航空队之下的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取代。但原来的志愿空军中只有五名飞行员接受任命转往新的单位，多数人转为担任运输机师，或加入军队到其他地方作战。原来的志愿空军解散后，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成立，尽管大多数飞行员认为自己继承了“飞虎队”的精神，且也有部分志愿队的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作战，不过正统的AVG成员大多并不承认1942年7月以后还有所谓的“飞虎队”存在。

实际上可能因为人员接触时机点的不同与文献的落差造成部份的个人解读，因此仍需查访所有人员与单位并比对所有史料，并将所有资料整合后始能完整呈现原有样貌，因此所有叙述资料仍需进一步提出证据查证。

[编辑]后续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于志愿航空队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飞虎队的老兵亦可得到退役军人待遇，并于1996年获颁发奖章。飞虎队则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en: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United States))。根据当年部分美籍飞行员的著作所述，他们确系奉命退伍，以便以平民身份加入飞虎队。

为了争取飞虎队的名称，以志愿队老兵组成的飞虎协会还有第14航空队老兵组成的14航空队协会甚至在法庭上有过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协会从此各办各的纪念年会（虽然部分先参与志愿队，后参与14航空队的飞虎协会老兵仍会参加14航空队的纪念活动），形同分裂；此外，台湾方面的空军人士也经常将401联队的前身5大队视为飞虎队，尽管第5大队曾经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由陈纳德指挥参与对日作战，然而事实上5大队是于1943年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当时志愿队早已解散两年，因而与飞虎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而5大队的美籍老兵对此也并不采取直接否定的态度，因而每当台湾方面派人参加5大队年会时，就习惯将5大队称为飞虎队了。

由于飞虎队曾经协助中华民国空军抗战，陈纳德并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前数天离开中国，并在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于在美退役后，1949年后仍然赴台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民航局，并担任中华民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并随后改组为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则位于现今的台北松山机场，随后返回美国后又是台湾在美国的有力支持者，因而长期以来是台湾与美国维系邦交的一段历史象征，而在中国大陆则因为陈纳德的反共态度而对飞虎队采取全盘否定的地步。

这一切直到1990年代之后起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台湾逐渐走向本土化之后，绿营人士于取得政权后为了否定与中国之间的相关联系，刻意逐渐的淡化所有国民党于中国执政时期抗日战争与其他的相关历史，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甚至在1997年1月将1950年代即陈列于台北新公园(后称二二八纪念公园)的陈纳德铜像移出，因为二二八公园的成立当时只考虑到一部份的需求，在缺乏考量下，并未考虑到陈纳德将军为美支援人士，且于二战期间对抗日军侵略整个东亚地区的防卫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同为美国民众后续对于战役精神支柱的关键人物，造成飞虎协会的老兵们极大的不满，飞虎协会因而纷纷开始与过去势不两立的中共接触，从而导致现在飞虎协会的成员选择前往大陆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

随后陈水扁卸任后，并由田在劢将军在下一届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支持及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的同意下，将被移至台北新生公园的陈纳德铜像迎接到花莲基地安置，并于花莲基地成立“飞虎纪念馆”，该纪念馆成立时，陈香梅女士并与来自美国的廿多名昔日飞虎队飞行员及眷属与会参加揭幕。

关于陈纳德将军铜像，因为新公园改建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后，公园纪念对象与铜像有所不符，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发文，将陈纳德将军雕像移至位于新生公园航空轨道下，而后迁移至花莲基地安置放至于“飞虎纪念馆”馆内收藏。

[编辑]轶事

• 陈纳德当年还带来数百只信鸽协助作战。今天，这些信鸽的后代仍在中国成都军区的一支部队服役^[3]。

[编辑]参考资料

1. ^
   •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由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官。9月1日，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云南省垒允中央飞机厂内。中飞厂的首长是钱昌祚，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定。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是陈一白，垒允的防空指挥部设立了20多部电台就是陈一白将军创建的。陈一白将军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陈纳德负责迎击来犯日机。
   • 1941年的夏天至1942年5月期间，美国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和空袭的日军作战，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精确，经常取得胜果，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被称为“飞虎队”。
2. ^ Bowman, Martin. USAAF Handbook 1939-1945.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Ltd.. 1997. ISBN 0-811718-22-0 （英文）.
3. ^ 陈炳德在美国演讲时讲述飞虎队信鸽故事，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0日

[编辑]相关条目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

飞虎队

• 驼峰航线
• 中国远征军
• 滇缅公路
• 苏联航空志愿队
• 加藤隼战斗队
• 芷江机场
• 重庆大轰炸

[编辑]外部链接

• 飞虎队官方网站
•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
• 美国飞虎队员拍摄的中华民国及抗战时期图像

井蛙：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六四狱中记

老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反动后代-----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六四狱中记
以下由中国著名诗人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与井蛙的对话，一个老中共党干部的后代竟然没有继承上一代的革命传统，也没有受到独裁制度的毒害，他经历过“上山下乡”、“十年文革”，当时他是个热爱中国共产党歌颂革命的热血青年，他写的都是为当时政治喊口号诗歌。他父亲直到逝世前还相当热诚地爱国爱党。但后来，这个生长在革命家庭的年轻人开始对那个统治过他(现在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已。)的政党表示怀疑，并且发展到持反对态度。是什么使被洗过脑的人走上觉醒的呢？
   井：请问您是党员吗？您还像从前那样热爱党吗？为何？
   郭：我不是党员。自一九八零至八一年，我回到北京。我父亲的老部下，也就是我当时的顶头上司曾动员我入党，当时我就拒绝了。文革结束后，大约一九七八年我就开始反思我在过去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思考中国人的命运，思考文革之后我们要怎么活才更有尊严？我的思想是受了邵燕祥、白桦、黄永玉、公刘等人的影响，一九七八年在黄永玉家，他听了我说的那些当时的套话，就板着面孔骂了我一顿：“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
   之后一九七九年，我开始写批判腐败的诗歌，比如《戒烟》，内容是四人帮之后我们不能不再思考国人的命运。当年《诗刊》二月号发表了该诗。我那时在一个农村中学教书，《诗刊》举办诗歌座谈会，邀请信直到诗会结束后我们学校的领导才交给我，我的信件被扣压，使我对这个政权没完没了地压制与盘剥人民更加反感。八零年，我回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你知道吗，作协就是盯着作家、监视作家的团体。
   想起来好笑，我于六四年读中学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一直近十年都没批准。因为我爱给领导提意见，多少还保留自己的思想的缘故。但是我们国家是需要绝对服从的子民。那个没人性叫你杀了爹娘就杀爹娘的制度，跟黑社会本质上没多大区别。
   井：请您谈谈“六四”运动你具体做了些什么？能否谈谈当时被捕的情形？您是怎样理解这场运动的？
   郭：我没做什么。有人传言我在天安门前演讲，其实整个运动我是个旁观者。我因为在街上说了两句愤愤不平的话，就被关起来了。两句话被关了119天，平均一句话关两个月。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是学生运动,学生也对外界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能介入我们工作单位游行示威队伍之中。虽然也参加过广场上人们自发的争论，深夜赶到郊外参加群众劝阻军队入城的行动。但这完全不是我被捕的原因。
   当时我兴奋，人民开始觉醒了！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我不在北京，文革也不在北京，我终于能赶上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了。我很傻，“六四”开始后，我根本想不到人民军队会对着人民开枪。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经过判刑就随意处死别人，那是犯法的！还有，我心里最不悦的是，人民向政府交情愿书是跪着的。这就是中国一贯来的“官贵民贱”的意识在作怪。那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我的潜意识中最好把完全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可怕的高墙一下推翻。我要明确地说，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血腥镇压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其严重的犯罪！退一万步说，即使学生错了，群众错了，政府也没有任何理由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打死打伤那么多无辜的人。何况还号称“人民政府”、“最先进社会制度”。更何况，学生群众本没有错，一开枪，那些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六月四日早八时许，我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径奔前门，一路所见，珠市口有人卸了一卡车碎石子，紫兰时装店二层的玻璃被打碎，人们传说着一个年轻姑娘在旁边某商店门口被士兵用刺刀挑破了肚子……
   到了前门新大北照相馆一线，只见平时路中间的隔离栅已被横放马路上，从路东的新大北墙边一直贯穿到马路西侧某商店的墙边，一切交通全部阻断。栏栅后面就是黑压压一大片静坐在地上的士兵，沿着箭楼两侧的Y字形路，估计是延伸到天安门广场方向去。一些市民隔着栏栅情绪激动地与士兵说话，人多嘴杂我根本听不清什么。但一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站在栏栅旁，面向士兵放声痛哭------这一奇特景象刺激了我------我想一定是她的亲友遇难了，导致“人民军队”在心目中的形象完全破灭吧，她才如此痛心疾首。
   一路上我脑海里都是白衣姑娘引起的感想，我觉得政府的反应太过度，竟用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我觉得军人既可笑又可怜，他们只不过是被政治家当作枪使，只不过是工具。因此我产生了一个很愚蠢的念头，劝劝他们。面对如此局势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当有自己的态度，而表达它也是我的权利。来到六部口已是九时，我停在音乐厅与纸张油墨批发部之间的小胡同一线，用左脚支着地，人仍坐在自行车上。周围只有五六个人，皆沉默不语。我便向士兵喊道：“你们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给的！”稍后又加了一句：“你们已失去了血染的风采！”
   不料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暴喝：“抓住他！”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就带领两个士兵猛跑过来，我心想“坏了”赶紧蹬车欲走，但自行车启动不像人跑，它要一两秒钟的过程。就在这时，成战斗小组队形的三名士兵已经旋风般扑到跟前，把我连车拽倒，并立刻反剪我的双臂，喝道“走！”我的身体被折成90度，成文革中最常见的“喷气式”，我扭过头申辩：“我没说什么呀！”那个班长长得很壮实。他吼道：“抓的就是你！”
   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推搡着我往北走去，我稍有挣扎他们就叱骂“再不老实就打死你！”一直把我带到六部口与长安街拐角处一棵槐树下-----路口的人群看不见的地方。四五个士兵立即围拢过来，士兵用细而结实的白色塑料绳子很熟练地将我双臂紧紧反绑起来，接着有人一脚把我踢到树下。
   “看他戴个眼镜的样子就不是好人！”
   “四十多岁，一定是个坏头头！”
   “你们吃着大米白面，住着高楼大厦，还要闹事！老子就是来收拾你们这帮刁民的！”
   另一士兵扯下我的眼镜往地上摔，用枪托狠狠地砸，边砸边说：“都是你们他妈有文化的人闹的事！”三两下就把我的眼镜砸得稀烂。（自此至放出的119天中，我这个高度近视就一直近乎盲人似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一个士兵很技巧地抬起右脚，用皮鞋尖把我的下巴往上抬了抬，没等我的头低下去，他飞速收回右脚紧接着猛地踢在我抬起的下巴上！我只觉得“梆”的一声，上下牙撞在一起，整个口腔就麻木了，竟然没感到疼痛。但嘴里有几块碎牙齿。那个砸眼镜的士兵又用枪托比划着要打我的脑袋，说“不老实就打死你！”我虽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听出一种渴血的疯狂。我本能地缩成一团，低语：“我没不老实。”周围的士兵在起哄“打死他！打死他！”
   来了个胸前戴着照相机的军官命令他们道：“派人看住他，其他人不准靠近，也不准打他，如果他企图逃跑，可以开枪！”
   十点左右，我被拖到长安街面朝中南海的红墙下，被六月的烈日晒到下午四时许。当中还有被紧绑得几乎全身血脉不通而且被打得血流不止的四个人。最惨不忍睹的是一个叫乔的科研工作者，被打的耳朵血染湿了大半件衣服。士兵对止血的要求竟然无动于衷！街上传来成千士兵：“誓死保卫党中央！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似的喊叫。那时我觉得我将要被枪毙。应激反应下，我忘了身上的疼痛忘记饥渴。
   井：狱中，你作为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你受到特别的照顾吗？监狱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吗？警察是以什么手段虐待政治犯的？从初审到出狱，他们有没判你的罪吗？
   郭：对，是两种犯人关在一起的。让刑事犯管政治犯。他们清楚刑事犯人多非善类，而且他们可以借刀杀人。 6月5日第一晚，在中央警卫局一楼大厅，对我们进行预审，查完家底后他们得知我是郭小川的儿子，似乎没先前那么凶狠了。但还是慌慌张张地把我等五人绑在车上坐了一天一夜，每人只给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警察怕被老百姓看到，6月6日夜里才用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城二龙路公安分局看守所。
   经过收走裤带、钥匙、照相、按手印、脱裤检查等例行手续后，我们被分开了。我进了X号监室。在监狱里，除了学习就是检查交代。这种做法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共产党不厌其烦地做这事。有意思的是，共对自己的工具----警察同样也不信任，他们也要写在六四期间的活动和表现情况。有个警察还叫我帮忙作文。
   我是以言论入罪。我的罪名是“违法戒严令”。虐待政治犯人的手段还有，饿肚子、用侮辱言辞侮辱你、殴打等等。
   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有被游说去当他们的“线人”的经历，即是帮他们搜集情报，好把异议分子一网打进。但警察并不用“特务”、“线人”等词，只单独跟我们说这是很光荣的任务。其实他们是看中犯人渴望早日重获自由的弱点，才以此威胁利诱的。我假意答应了。但从他们不断找我谈话中，我没道出任何有用的线索，我出狱后一两年里，他们还致电我去公安局，甚至请过我吃饭。他们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去西单一家名“三味书屋”的书店找线索，他们说那儿常有异议分子活动，我说没有新发现，也假装不理时政的样子。因此，他们对我也厌倦了，才摆脱了被“追踪”的苦痛。
   井：您被关了119天，而有些异议分子至今亦未重获自由，您认为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与您父母是老革命高级干部有关吗？当时家人为您做了些什么吗？
   郭：我被捕后半个月，我的家人还不知道我的消息。他们四处查找我的下落，甚至也到各医院的停尸房里找，看有没我的尸体。从我的母亲到我的女儿，他们无不过着痛苦、彷徨、无奈的日子。半月后，才发了张明信片到我家，要我家人给我送日常用品到监狱，出狱时还交每天块多元的伙食费。
   外界传言我们家跟中央领导写了信，那领导说了话，我才得以获释的。不错，我母亲写过信给王震，其夫人回复了，但未提我的事情，只跟我母亲谈了些官话。我妹妹亲自去拜访他，但未见到，我认为我获释与此无关。
   井：您觉得“六四”之后，中国社会最令您不满的是什么？除了经济改革上的进步，您还看到其他方面的进步吗？
   郭：最不满的是政治改革的停顿。其他方面的进步，就是百姓的觉悟提高了，大家再也不去迷信这个政党，虽然言论不自由，但起码大家心里明白。这次“萨斯”病毒的隐瞒真相，后来由于国际社会压力下，才编了那么多数字游戏，多数老百姓都不去相信他们的游戏了。嘴里不说，不代表认同和信任。
   井：作为中国作家，您关心文人的命运吗？钳制传媒是压制言论自由最有效的方式，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郭：我怎不关心文人的命运呢？我认为钳制传媒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但，相比以往，他们的手段不同了。过去是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比如动不动就枪毙。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等人惨遭杀戮就是一个铁证。现在钳制传媒的工具不同了，但仍是最有效的。《南方周末》的换血就是一例。连“凤凰卫视”也不让看，香港的《争鸣》、《前哨》、《动向》等杂志就甭提了。国人都成了不了解自己国事的“傻瓜”（本国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可以让百姓知道的真事）。所以使我想起我在监狱里跟一个被捕后精神极度郁闷的大学生说的那番话来，我说：“你要想开点，理由有两个，一是我们被关进了监狱，但我们应当看到，在我们被关的同时，全国人民也被关在一个巨大的监狱里，我们不过是关在一个小点儿的监狱罢了。二，现在谁最着急？我们的亲人最难过，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音讯，不知我们的死活。对于我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这些，我难过那些无辜被枪杀的学生和群众！”对政府来说，采取任何钳制人民自由的方式都是有效的，因为他高高在上。


井：请问您上网吗？
   郭：我少上网。但我坚持听法国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我的诸多外界的消息都从此处得来。它不像美国的电台，被扰的厉害。为什么我听法国的呢？因为我的好朋友“六四”后逃到法国去了。
   井：您觉得您与父亲郭小川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郭：过去我仅仅认识到：郭父子这样忠诚的奴才还要挨整，这个制度也太不“仗义”了。这种认识缺乏主体意识，还是“千里马情结”，是向“上面”、向“长官”、向“皇帝”乞怜。而具备了独立人格、主体意识真正的人，不用去依傍任何势力，完全依靠自己，为自身权利起而抗争。因为，为自身权利斗争，还有获得自我拯救的一线生机。（如鲁迅“打破铁屋子”说）：而丧失主体意识的奴隶，其万劫不复的悲惨性是必然的、注定的。
   总之，郭小川悲剧的第一重意义是作为工具“用完即扔”的命运。第二重含义则是诗人在这个制度中是没有价值的。两重含义的实质是一个：人的价值完全丧失。
   诗人，在这里成了一个头衔，与领袖、军事家、理论家、还有什么什么者，是一样的，尽可能地往权力最大者头上堆。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我今天要与它的极权主义观念彻底决裂。从我父子两代的遭遇可以看出，领袖们对于自己最忠实的信徒是与爱斯基摩人对待雪撬犬的态度差不多，需要拉雪撬则用之，饥饿时也可以食之的。我不愿意再有父亲的下场，与其当狗被杀吃，不如说真话而死。
   井：您认为中国的文人应如何才活得更有尊严？反对独裁制度最有效的做法是什么？
   郭：仗着我是“郭小川的儿子”，我有数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但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反对独裁制度最有效的做法便是与这个政权保持一种相对分离的距离。中国的民主进程急不了，因为他太强大了！他的监视系统太可怕了！每年他都不惜花大量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监视老百姓！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假的，不说假话就活不了。长期说假能骗得了谁？中国的文人一但靠近政权，好像活得很有尊严，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刚才说的，只是残害真理残害百姓的代替工具而已。另一种靠近是反对他，那得付出更大的尊严和生命！
   井：您认为香港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从健全走向残缺的开始吗？
   郭：完全同意。
   井：“六四”运动，使中国人失去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
   郭：“六四”使国人得到的是，对共产党本质上的认识加深了。这场运动对共产党最大的伤害是人民不再信任他！老百姓对他的态度已经很消极了，大家只是表面上的服从。中共从未想给国人民主自由，他想改什么就改什么，不想就不改，最高统治者考虑的是他们“家族”的问题，而不是人民。我不幸成为中国人-----“奴才”的代名词。
   井：为何您不选择流亡？
   郭：离开自己的国土是万不得已的做法。中共和所有独裁政权一样,把不同政见者驱逐，要不永久“软禁”，不让出去。驱逐出去的，就意味着与中国“隔离”，以免外国的“病菌”传回来，“感染”了这十几亿万的同胞。为了中国民主改革事业，我想留在这里，也是责任。荒诞的是，我们也像在自己的国土里流亡-----主要的是思想、精神的流亡。
   井：是啊，很荒诞。中国人不能回中国。这，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就更有切肤之痛。
   郭：说起流亡，使我想起1990年，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受苦受难的地方-----北大荒来。那就是在自己的国土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亡”了。我们几个人曾探讨过什么是“北大荒”精神？与官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不同。我们当时的看法是：被不公正地遣送到这里的人们，在这块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以非凡的勇气、意志、创造精神和相当大的代价（许多宝贵的生命牺牲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生存下来并建设起巨大粮仓的精神。如今，我再补充一点，我们那时是一群缺乏主体意识、缺乏保卫自己权益意识的“犯人”。只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知道忍辱负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权益”，而况，潜意识里还有点自卑，因此养成日久的绝对服从性格，使我们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更显得软弱无力。
    所谓的北大荒精神，无非是一种包含正反两面内容的人生态度。积极意义上讲，它意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顽强奋斗精神，消极一面来说，它也有逆来顺受服从至上的东西。
   真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再怎么扭曲，好歹还尚存一命，有的就没这么幸运，早被扭掉了脑袋。
   井：您怎么评说邓的功过？
   郭：当局所说的“三个代表”，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是检验它们真假的试金石。“六四”不仅仅是当局对学生和民众采取过火的镇压行动，而是更为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极其险恶的阴谋。4-26社论就是故意激怒学生，以便激化矛盾，为日后的血腥屠杀制造口实。胡耀邦逝世仅10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一方面是要激怒天真的学生，另一方面是要测试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忠诚信任度。结果，从社论发表到六四前夕总共40天，社会各界并没有因为邓在改革开放上有功就无条件地追随他，反而始终把学生们看成是爱国的，学生运动是民主运动，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与支持。这就使以赵紫杨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本来党内民主派在角逐权力的竞技场中是居于劣势的）。因此，邓调动几十万大军，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对广场上的数万学生和街头的数百万群众----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向赵的民主派显示力量，以行动的语言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服，我完全可以命令军队他你们抓起来。
   既是阴谋，那么邓所谓的“迫不得已”的说法就是谎言。
   井；谢谢您的坦言与敢言！
    二00三年五月
(老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反动后代-----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六四狱中记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毛泽东欲让高岗当总理 周恩来下死手

【2012年06月12日讯】（记者金睛报导）司马清扬所著《周恩来与林彪》一书，在“高饶事件”中，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颠覆了中共传统上对周恩来的美化，还原了一个嗜权而心狠手辣的周恩来。

毛泽东与刘、周争权 高岗成替罪羊

中共窃国后不久，毛泽东对靠延安整风成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在延安整风中的被整者周恩来都产生了新的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提出批评，甚至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东湖情深---毛泽东和王任重的十三年情义》中披露，毛泽东曾对王任重讲，要批判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高岗则在这些争论中，同毛的立埸和观点完全一致，进而得到毛泽东的大力褒扬。

毛泽东封周恩来的不满主要是，“搞分散主羲，未经我看阅，就印发中央文件。”毛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辨公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辨公处）!”“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毛感到“大权旁落”了。

中共夺权后，在全国成立了柬北、华北、华柬、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为避免地方权力膨胀，以加强中央领导能力为名，行削藩之实，中共中央于1952年8月下令调高岗（柬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俗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而其中的“一马”是高岗，负有最重要任务。

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由于当时的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级，因此，高的计委主席同政务院总理同级。此一职位地位的突出，从他麾下计委的组成人员，可见一斑。

计委成员包括：副主席邓子恢，委员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薄一波、彭真、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人。这么多中共大佬作为计委的一员，亦表明了高岗的地位之高。到1953年1月，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

1953年，是中共所谓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局之年，经济建设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原来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工负责的。但在出现新税制风波之后，毛对周恩来未经中央讨论就擅自主张大为不满，国家计划工作、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由高岗负责，政务院所属的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俱划归高岗掌握。

而周恩来只剩下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同时撤销。另外，毛也多次就外交的事情征求高岗意见，并让高岗去处理。

高岗夫人李力群在接受外界采访时称：“是毛主席跟高岗谈话。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是毛主席跟高岗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但随后毛在推动倒刘活动中遇到中共高层的种种阻力，刘少奇、周恩来反弹的力量超乎毛的想像。毛为自保，不得不把高岗作为替罪羊抛出。刘少奇与周恩来联手，对高岗落井下石。

据李立群回忆，“七届四中全会根本不准高岗说话。他说，他妈的，共产党讲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

周恩来落井下石 对高岗诛心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敌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给其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周恩来根据一封斯大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断言是高岗向苏联透露中共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给高岗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从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来领导并号召揭批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勤”。高岗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

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给高岗定了性。

周恩来说：“事实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揭发他的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虽然自杀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背叛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周恩来在发言中无限上纲，并且毫无根据的断言，称“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他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句诛心之论最终置高岗与死地。

周恩来构陷高岗 比毛泽东恶毒

随后，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上纲上线，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周恩来随后向毛、刘汇报，“经过党的半年管教，高岗毫无悔悟，于8月17日自杀死去。”

高岗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批示，高岗可以礼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高岗死前对秘书赵家梁说：“如果我真的想取代周恩来，就不会拒绝毛泽东的提议——代替周恩来组阁。”高岗质疑道，这种只有两人私下里说的秘密，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恩来呢？

后来，赵家梁向周恩来汇报了高岗的疑惑后，周恩来楞了一分钟，才告诉赵家梁，说是毛泽东告诉他的，说高岗反周。

其实，高岗在第一次自杀前，并未认清周恩来的面目。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托孤的信，拜托周恩来在他死后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在高岗死后，周恩来还不罢休，亲自打电话给李立群，要李立群揭发高岗，想把高岗一案做成铁案。周恩来的心狠手辣，由此可见一斑。

据东北军区的一位老军人对大纪元记者透露，当年高岗在东北把经济搞得很好，大量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关内。高岗在东北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高岗死后，许多东北干部私底下非常不服，都在说他是被中央给冤枉整死的。

高岗简介

高岗（1905年10月25日－1954年8月17日），中国陕西米脂县武镇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一。

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陕西渭华暴动，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0年潜入驻宁夏的国军发动兵变，次年率部在甘肃加入刘志丹的部队。1933年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高岗任政委。

1934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共产党西北区书记等职务。1945年举行的党的七大上，当选为1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5年10月下旬，高岗和张闻天一起乘坐美国调停小组的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政委林彪）。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率领大军入关，高岗留在东北，先后担任共产党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职务，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的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人。

1949年9月，高岗当选中共中央政府副主席。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主政东北的高岗为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1951年10月，高岗又兼任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姜斌）

孙运祥：一个退伍军人的“金色人生”

孙运祥：一个退伍军人的“金色人生”

　　13年前，一个70后的退伍军人，靠借钱和贷款购置的一台挖掘机起家，历经磨难和打拼，带出了一个员工1200多人、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集团，这就是山东金正阳集团董事长孙运祥实现的华丽转身。
　　创业艰难百战多　　1996年底，在河南某部服役四年的孙运祥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退伍回到老家。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面对职业的重新选择他也曾“底气”不足，也曾陷入迷茫，甚至痛苦和彷徨，最终是军人的本色和优势，促使他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他的第一次创业是在1999年，当时从亲朋好友手中借钱、靠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台挖掘机揽活，天天风吹雨淋、风餐露宿，有时为了工程进度需要24小时不停地工作，累了就在车上眯会，饿了啃几口干馒头，夏天晒得皮脱了好几层，冬天手脚肿得像馒头，凭着吃苦耐劳与诚实守信赢得了市场与客户的信任。市场大了，车辆添置多了，不是一个人能忙活过来的。凭着对市场的敏锐判断，他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临沭县沂蒙工程有限公司。2003年他又成立了临沭县运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临沭县最早经营汽车贸易的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的销售与售后服务。
　　部队模式融入企业管理　　企业由小到大，孙运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靠把部队的管理经验运用到企业生产和管理之中，才实现了财富的积聚和经营理念的磨砺。2005年，他开始进入钢铁行业，在经济开发区投资5000万元成立了临沂市金正阳管业有限公司。钢铁生产员工是主力军，如何提高员工的待遇，稳定队伍思想，鼓舞工作士气，是他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他把在部队当班长带兵的理念融入到了企业管理中去，靠日常规范化管理和文化思想工作凝聚人心。他先后投入150余万元，建成了干净整洁的浴池，宽敞明亮的食堂，饮用水净化设备，建立了集学习、娱乐、休息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室，不断满足员工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需求，进一步营造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企业就做好了。
　　军人情结汇聚创业新锐　　2010年集汽车销售、无缝钢管生产销售、房地产、国际商贸、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集团——山东金正阳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尽管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孙运祥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一名军人”的标准，虽然脱掉了军装，但不能失去军人的本色。他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而自豪，退役军人的荣誉就在于奉献，他富了不忘党恩，真情回报社会，满怀信心投身临沭县“创业富民”新的实践。企业每年都会招收一批退伍兵，既解决了退伍兵的就业问题，同时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现在很多已经走上领导岗位。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安心本职，爱岗敬业，是一名合格军人的基本素质，他们把这种优良的军人精神渗透到企业的每一名员工，从而在实现企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谭培国 徐钧

找到自由和真爱 解放军军官成美国大兵

 

刘斌是美军36步兵师特种兵营指挥及支援连士官机械师（图片来源：美国36步兵师公关办公室∕36th Inf. Div., U.S. Div.-South Public Affairs Office）

找到自由和真爱 解放军军官成美国大兵

【2011年05月31日讯】（记者沙莉编译报导）“和妻子住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我喜欢这个国家，她的环境、人民、甚至食品。”

“在中国，政府控制一切。所以你没有很多……当然，你有些自由，但没有这么多的言论自由。在这里，说出我的想法时没有压力，没有问题。”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在中国）的人总是说，美国是‘自由国家’，但我不懂他们的意思”。“但是我在这里生活后，我意识到，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事。这是自由的国家。”

刘斌是美军36步兵师特种兵营指挥及支援连士官机械师，他在2007年11月获得签证来到美国德州，到目前已经结婚四年了。

移民美国本来不是刘斌生活计划的一部份。他在中国高中毕业后，通过了所有进入军校的测试，获得了通讯专业学士学位，并成为了中共空军的军官。他的职业生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晋升为上尉军衔，成为通讯及导航连指挥官。工作让他满意，在军队的待遇也不错。
但是最简单的事情也可能改变终身的计划。刘在中共空军已经服役15年，当晋升为少校时，与旧识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说：“我的妻子在德州从事亚洲事务，在美国居留已经超过12年。”“她回到中国看望她的家人。在为她举行的聚会上我们见面了。当时我们两人都离婚了，所以我们打算去了解对方。”“她回到美国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每天给对方打电话。”“我们最终彼此相爱了，她问我如果到美国生活怎么样。我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

他说，放弃他的军官职位、获得中方批准以移民到美国不是很难。其政策对接触机密材料的公民出国要求额外的等待时间，但幸好刘的工作不是机密性质。最困难的部份是获得美国签证。

“签证过程非常艰苦，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中方同意我离开，但我需要等待美国的文件。我把我所有的申请资料送给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们把所有资料送到华盛顿（特区），以得到批准并送回中国。这就用了一年。”

“当我来到这里时，我想，我该干什么？我的英文不太好，我知道我需要学习，我只是想工作。我不想呆在家里。所以我对我妻子说起这事。她说：‘军队工作怎么样？’我说，‘我喜欢军旅生活。’因为我曾在空军工作15年，我就是喜欢军队。于是她说，‘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经过一年的英语学习，刘在互联网上搜索美国军队的就业机会。他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国民警卫队（后备役）和现役之间的差别，我想，也许是同样的事情”，“我在网上发现了本地国民警卫队的招聘电话。”

刘立即打了电话。他说，招聘人员告诉他最好应聘机械师，因为该职位缺人。这样他从中共空军通讯主任变身为德州国民警卫队的机械师。“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很好。”刘说，提高语言能力对他非常重要。他现在是美军36步兵师特种兵营指挥及支援连士官。即使他被部署到伊拉克南部进行“新黎明”行动时，他还不忘继续英语学习。
“我想再次成为军官。”“我妻子告诉我，我应该这样，所以我说我需要学习更多的英语。这样我将有信心参加考试。我不在乎，我最终会做什么工作（因为人员分配要根据军队的需求），只要是全职就好。”

刘表示，他热爱军队这种有纪律的生活，并希望能全职从事军旅生涯，这可能意味着目前在伊拉克的部署结束后，调到现役陆军，或在德州首府奥斯汀找到国民警卫队现役和后备役工作。

2011-05-31 20: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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