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每次從美國來到台灣，都能感受到這個國家朝氣蓬勃向前邁進的足音。而每次觀察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的艱難和努力，都讓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之路。雖然時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樣目標，走著相同的道路。
回顧美國的獨立之路，比今天台灣的奮鬥更艱難。在內部，由各種移民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缺乏獨立意識；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後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體來說，有三個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他在《獨立宣言》中提出人生來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護這三種個人權利。一旦政府成為個體追求這三個自由的障礙，那麼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改變、或者拋棄這個政府。這個宣言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
另一位是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這位當時獨立軍統帥，身先士卒，率領美國人和英軍作戰。撰寫這段歷史的暢銷書《一七七六》作者、美國歷史學名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說，對美國獨立的貢獻，華盛頓超過傑佛遜，因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並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局面，獨立做出重大決定。
第三個對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的最重要貢獻者，是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傑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角架」，為美國撐出了一個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本書《常識》是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所寫的最重要文獻，這位英國人為美國的獨立，以至整個人類邁向自由的歷史，做出了極為特殊的貢獻；其獨特之處，起碼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潘恩有「權利高於國家、是非大於族群」的人權觀。
他完全超越「大英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於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他在《獨立宣言》發表近兩年前才來到北美，然後迅速發表了鮮明而堅定地支持美國獨立的《常識》。他提出，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在北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建議美國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他說，「從廣義上來說，美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是整個人類的奮鬥目標。」這個宣稱至今仍激勵著美國人領導全球在通往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道路上跋涉。
傑佛遜、華盛頓作為先賢，受到美國人的愛戴。但從族群角度來說，他們是為本國人爭自由。像後來的知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是為自己所屬的非洲裔族群爭權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爭取自己的國家獨立。這些人都為本種族，當然也是為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能超越本國、本族群的範疇而爭取更高的人權價值則更難能可貴。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知識分子，都和今天台海兩岸知識分子的情形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對大英帝國的忠誠超過對人權價值的追求；而且知識分子的「國族情結」、「民族主義」都遠比普通民眾更強烈。
超越「民族、國家」的艱難還在於，他們不僅會被本族裔知識份子的責難、謾罵，攻擊，甚至遭到本國政府的迫害，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像潘恩的書就被英國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國獨立十年之後，回到英國，希望為英國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卻一度要被英國政府逮捕；而且英國還曾通過議案，永遠拒絕他回國。但潘恩完全不考慮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堅信、並親身實踐「權利高於國界」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人類二千年歷史以來罕見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對美國必須獨立的認知，比美國人更清晰，立場更堅定。
當時在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主張尊崇英國的國家體制，保持現狀；而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
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君主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他說，美國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在《常識》中，潘恩歷數英國對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壓。他說，如果說英國是我們的母國，那英國對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恥的事，因為「老虎都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殺其家屬」。因此 我們承認自己是英國人後裔又有什麼意義？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們必須反抗，以獲得獨立。他說，不許美國獨立，就如同一個孩子是吃奶長大的，所以他永遠不該吃肉一樣論證荒唐。他預測說，美國之興起，是整個人類的一項極為偉大的策略使然。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符合北美大陸人民的利益。
針對那些主張和英國「和解」的妥協派，潘恩堅定地指出﹕英國既然是我們的公開敵人，那麼我們就應該切斷和它的關係。他批評「和解說」滑稽可笑；甚至批評那些主張「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見；腦筋遲鈍，無遠見；不願瞭解真相；過於重視歐洲光明面；判斷失當，會給北美帶來更多災難的人」。
《常識》當時也曾被許多忠於英國的保皇派作家所攻擊，但比較著名的，都是用筆名來抨擊潘恩，說明他們自己都底氣不足。
當時亞當斯、富蘭克林，甚至開始時連華盛頓等美國開國元勛，都對美國到底該不該獨立、脫離英國後是否應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立憲制完全不同的政體而心存疑惑。當時只有潘恩一個人鮮明、堅定、強烈地指出，「只有公開地、斷然地宣佈獨立，才能很快解決我們的問題。」他甚至說，「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鬥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思想，後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從上帝的角度來論述美國獨立的權利。他說，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國安排在遠離北美大陸之處，也是強有力的證明，英國不應有對北美的統治權，這是天意！
潘恩在《常識》中告誡和鼓勵美國人說，「那些想收獲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他說，「我們的偉大力量，來自北美人民的團結一致，而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
第三，《常識》產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思想，用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冊，最後銷售了約五十到六十萬冊（等於當時每五、六個美國人就有一本），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對於《常識》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潘恩說，「我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事實、淺白的論點和基本常識。」他的文字非常淺顯、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寫給普通人看。但這本寫給普通人看的書，卻贏得了美國前三位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建國之父們的高度讚賞。
美國獨立之路，走得非常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而面對的是幾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國。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所以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最少時，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傭軍就有一萬七千，正規軍超過三萬。
在此關鍵時刻，潘恩不僅參加了獨立軍，和美國人並肩作戰，而且在戰地上寫出了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機》等十三種小冊子。這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戰鬥檄文，極大地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潘恩呼籲，「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那些堅守的勇士，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
獨立軍統帥華盛頓曾親自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北美危機》以振奮人心。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在上帝之下，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英國甚至有家報紙說，「在一小時前還是一個堅決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讀了潘恩的書之後，也瞬間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常識》所表達的清晰而堅定的立場，不僅強化了無數普通美國人走向獨立的信念，連美國的建國之父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了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隻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功於托馬斯．潘恩。」當時率軍助美的法國將領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說：「如果沒有托馬斯．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
第四，哺育人類自由思想的經典。
回顧人類的自由思想史，人們自然想到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等經典之作。但這些宣言，都從潘恩的《常識》那裡獲得了思想營養。
《獨立宣言》甚至可視為《常識》的「姊妹篇」，因為在《常識》發表半年之後，傑佛遜起草了《獨立宣言》。這個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參考了《常識》（還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權價值；而且在形式上，《獨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識》的模式﹕先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然後歷數大英帝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後宣佈，獨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傑佛遜曾表示，他對曾引用《常識》而感到驕傲。
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並不是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和英國的君主制、法國的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個能為全人類樹立樣板的偉大政治體制。他說，「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只是從英國獨立出來，那就太渺小了。」他強調美國要通過「新憲章」，成為一個既無任何國王和世襲，也沒有貴族和權貴，真正法治的平等社會。他響亮地喊出「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從而把「建國」和「共和」聯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全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後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因此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為《常識》再版所寫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革命，並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局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後來潘恩所以支持法國大革命，是他堅信這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因此當他到巴黎參與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就毫不遲疑地把美國的原則，包括天賦人權、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等思想，寫入法國的人權文件，強調法蘭西應該走「共和主義」的道路；同時反對處決路易十六國王。因此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把他投入監獄，差點上了斷頭台。他後來對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滿拿破侖的帝國，因而返回美國。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權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響深遠。他當時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並認知到，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彌補人們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並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終堅持理念，發出獨立的聲音。
潘恩對美國獨立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於追求天賦人權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識》當年的銷量，等於今天在美國賣出六千萬冊，在台灣賣出四百萬冊，但潘恩卻把版權捐給了美國，不僅沒有獲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負擔了第一版的印刷費。在美國獨立九年之後，他生活拮據，相當困窘時，美國政府只是給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補助金，以表彰他對美國獨立運動的卓越貢獻；並授予他「美國公民」。
在《常識》中他說，「我不是出於驕傲、黨派或怨恨等動機，來支持美國獨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絕對相信，這種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陸的利益。」「我一向堅信，美國的獨立遲早會實現。根據目前形勢發展趨勢，獨立將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寫出《理性時代》等書，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認為信仰只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遭到基督徒社會的美國民眾反感。當時美國三百萬人口，99.8％是基督徒。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除一名上校外（當時還沒有什麼將軍，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會的牧師。
在這樣一種非常濃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於發表《理性時代》一書，強調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評基督教義對獨立思考的壓制，對社會發展的阻礙。結果引起教會強烈反彈，指責潘恩是「無神論者」。他還曾發表公開信批評指責華盛頓。即使在今天的美國，「無神論者」也會被教會視為近乎「野蠻人」。而在當時的美國，敢於挑戰被視為立國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為建國之父的華盛頓，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遭致美國人的反感、厭惡甚至痛恨。當時潘恩在美國的地位從「號手」變成「眾矢之的」。
在聲望一落千丈、處境十分艱難時，潘恩也從未動搖對獨立而自由的美國的熱愛，更沒有對自己支持「美獨」而有絲毫的後悔，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政府應選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來美洲是因為對我來說，美洲代表著未來，象徵著，至少我認為，可能象徵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熱愛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國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即使上流社會有人譏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為所動。 當他身體衰弱，經濟拮據，孤獨一人，甚至周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仍棲居在紐約的農莊，直到最後的時刻。
潘恩始終沒有妥協，堅持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不靠群體壯膽的強大心靈。哲學家胡克曾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樣，在他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時候，遭到他的前戰友們那麼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對待。」
今天，《常識》已成為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2003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出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常識》問世二百年之後，才有了中譯本。這是台灣第一次有繁體字譯本。譯者陳水源先生的努力，給更多台灣的讀者帶來一個重新認識「獨立價值」的「常識世界」。對於這個「常識」的實現，潘恩在《北美危機》中斬釘截鐵地預言﹕「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就有希望得到光榮的結果。」
——原載《開放》2007年10月號
20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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