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在呐喊

权利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 in China: 老兵在呐喊: (2013/3/12)权利运动发布： 强烈要求增补中国转退军人人大代表资格，中国转退军人群体曾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服务，他们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忠实群体，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唯独他们缺席两会是不公平的，更是对转退军人的不尊重，强烈要求引起中央重视，中国人大代表中应该有转...

强烈要求增补中国转退军人人大代表资格，中国转退军人群体曾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服务，他们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忠实群体，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唯独他们缺席两会是不公平的，更是对转退军人的不尊重，强烈要求引起中央重视，中国人大代表中应该有转退军人们一席之地，他们不该被边缘化，更不该沦落为无人问知的群体，希望国人支持本老兵的呼吁，谢谢。
                            
强烈谴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1】总政；面对年年日益递增来总政上访的转退军人，涉核、参战、志愿兵、等老兵们，作为老兵们的娘家--总政，你们到底为老兵们做了什么？

【2】民政部；涉及军转人员的专项拨款你们落实了吗？你们检查督催核实了吗？究竟有多少钱给了老兵你们知道吗？

【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转退老兵们的社会保障机制你们落实了吗？转退老兵们的养老问题你们清楚吗？

【4】国务院人民来访信访接待中心；访民称你们为‘人贩子’，你们对这个称号满意吗？有异议吗？

【5】中南海；中南海墙高园深，你们真的看不见听不到吗？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服务负责任的政府

中国转退军人代表、北京 刘彬明  

                                   河南周口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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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开国十大元帅是依什么标准评定的

明鏡歷史網: 开国十大元帅是依什么标准评定的: 核心提示：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正符合这个严格的标准。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8军团、红5军团中央代表，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问，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7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后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军作战，参与战略决策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1955年授衔时，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大将的名单中也曾经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以及张鼎丞的名字。

　　李先念，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4月率7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一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1928年7月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第7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12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4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7军57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4军第4纵队党代表、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所以，授予他们大将军衔也是理所应当的。授衔时，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建议：“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都未授元帅或大将军衔，最后确立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人选。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正符合这个严格的标准。“红军之父”朱德元帅年高德昭，“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勇猛刚烈，“红军灵鹰”林彪元帅常战常胜，“军神”刘伯承元帅多谋善断，“贺胡子”贺龙元帅创立源头，“诗人”陈毅元帅能文能武，“政治元帅”罗荣桓元帅军政皆能，“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智勇双全，“儒帅”聂荣臻元帅儒雅忠勇，“叶参座”叶剑英元帅机敏异常。他们的鸿才睿智，垂范后世；他们的盖世功勋，彪炳史册。

　　1955年我军实行的军衔制，对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很高。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写到：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对元帅军衔的批准与首次授予权限规定得也很高：元帅军衔，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由国家主席命令授予。

　　最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

　　元帅这个地位显赫的头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含义：一是官职名称，二是军衔称号。

　　元帅一词用于官职名称，源于中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33年的春秋时期。当时是表示对军队中资历、威望和战功最高者“将帅之长”的一种尊重的称呼，还不是官职名称。从南北朝起，元帅逐渐成为战时统军征战的官职名称。如公元578年的北周宣政元年，宣帝宇文氲任命其叔父宇文盛为“行军元帅”，率军作战。史书中对“帅”的记载，在《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命为军帅”和《汉书·赵充国传》“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里的“帅”，都是指军队中的最高级别指挥官，如元帅、统帅。到了隋、唐、五代和宋朝，战时都开始设置元帅职务，而且按其职权轻重和执掌分工，冠以不同名号，如“天下兵马元帅”、“兵马大元帅”、“行军元帅”、“行营元帅”，其中又有“都元帅”、“元帅”、“副元帅”的等级之分。唐太宗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以前曾担任过“西讨元帅”。到了金朝，战时设置元帅府，任命不同级别的元帅，专掌征讨之事。元朝各道、州，凡有军旅之事的地方，则设置都元帅府或元帅府、副元帅府，任命不同名号的元帅，掌管当地的行政及军事大权。明朝，在枢密院之下设置诸翼元帅府，任命元帅、同知元帅等官职，统军征战。

　　元帅一词用于军衔称号，以表示最高军衔，则始于16世纪中叶的法国军队。当时法兰西二世首次授予4名高级将领以元帅军衔称号。至19世纪的拿破仑一世，法国先后有44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继法国之后，元帅军衔先后被许多国家所采用：16世纪有日尔曼帝国，17世纪有奥地利、俄国，18世纪有英国，19世纪有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日本，20世纪有苏联、中国、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印度、泰国、朝鲜、蒙古、埃及、苏丹、巴西等国。有的国家将元帅区分为不同等级。元帅级别设置最多的国家是苏联，设有苏联大元帅、苏联元帅、主帅、元帅四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元帅区分为帝国元帅和军种元帅两个级别；朝鲜的元帅，区分为元帅和次帅两级；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的法律文件规定，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两级，只是大元帅设而未授。有的国家还将元帅区分为不同种类。一般分为陆军元帅、海军元帅和空军元帅三种。苏联还在陆军中又区分为炮兵元帅、装甲兵元帅、工程兵元帅、通信兵元帅等。

　　话题又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他们何以被评为元帅军衔？尽管《军官服役条例》对此作了阐释，但一些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这十位元帅都是我军创建时期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

　　192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0年辉煌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年份。中国共产党为了对抗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反革命行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独自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次最著名的武装起义，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这期间，还举行了比较著名的黄麻起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接着，在1928年又相继发动了湘南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等。十大元帅分别领导或参加了上述这些著名的、重要的武装起义，成为我军创建时期的领导者或实践者。

　　贺龙是南昌起义和桑植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两个起义军的总指挥。

　　刘伯承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总指挥。

　　聂荣臻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

　　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为筹划南昌起义作出过重要贡献。

　　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总指挥。

　　陈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73团党代表；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

　　罗荣桓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特务连党代表。

　　徐向前是广州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中的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

　　林彪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湘南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7连连长。

　　另外，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是从旧的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将领，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始人。

　　朱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云南参加武装起义。1915年底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任滇军步兵团长。1917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任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旅长。1918年改任靖国军第2军第3混成旅旅长。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1922年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贺龙，1916年以两把菜刀起事，率领农民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支，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旋即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指挥。1920年10月任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团长。1923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1混成旅旅长。1925年3月任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同年4月任澧州镇守使。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率部北上讨伐吴佩孚。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刘伯承，1915年在护国战争，1917年在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1926年12月与杨婺公、朱德等发动泸顺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叶剑英，1920年8月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之役。1921年任江防舰队陆战队营长，曾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2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兼第2师独立营营长、新编团团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2师师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

　　彭德怀，1923年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

　　而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罗荣桓、林彪等，则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培育出来的革命新人。

　　聂荣臻，1923年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团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

　　陈毅，1925年末于北平中法大学毕业。此后在北京、重庆、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曾参加粉碎夏斗寅等部进攻武汉的战斗。

　　徐向前，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冬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

　　罗荣桓，1923年在长沙协均中学参加反日爱国运动。1925年在青岛大学参加反帝爱国革命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7月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赴鄂南参加农民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

　　林彪，1926年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连长。

　　比较起来，朱德等人是前辈，聂荣臻等人是后起之秀。

　　第二，他们都是我军各个时期的重要领导者

　　十大元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时期，在革命浪潮的风云际会中，在革命战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拼杀，充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而成为各个时期我军重要的领导者和重大战役战斗的指挥者。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红军总司令，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刘伯承首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叶剑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林彪任红4军军长、红1军团军团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罗荣桓任红4军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聂荣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彭德怀任红3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贺龙任红2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陈毅任红军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林彪任第115师师长；聂荣臻先后任第115师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先后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龙先后任第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徐向前先后任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陈毅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第四野战军政委；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龙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第三，他们分别领导和指挥或参加了我军重要的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从井冈山会师到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各次战斗，和周恩来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率部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叶剑英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刘伯承和聂荣臻参加了第四至第五次反“围剿”。贺龙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指挥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和悲壮的西路军西征。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因担任八路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运筹帷幄，进行战略决策，而辉映中华；林彪以指挥平型关战斗一战成名；彭德怀以指挥百团大战而彪炳史册；罗荣桓以经略山东并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而荣耀；贺龙以指挥齐会战斗而威名远播；刘伯承因指挥长生口、香城固战斗而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陈毅因重建新四军的辉煌而声名鹊起；徐向前因指挥广阳、响堂铺战斗而再度辉煌；聂荣臻以击毙日酋阿部规秀而饮誉华北；叶剑英因在国统区进行出色的统一战线工作而闻名遐迩。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还与毛泽东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彭德怀指挥部队在陕北地区与十倍于己之敌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疆域辽阔的西北五省。

　　林彪、罗荣桓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指挥了辽沈战役，随后又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接着，林彪再挥师南下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及海南岛。

　　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扫除了障碍。还取得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参与了平津战役的指挥。

　　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又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千里跃进大别山，多次打破敌重兵围攻。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华东广大地区和西南四省。

　　贺龙转战西北，参与指挥了绥远、晋西北、大同、集宁和晋南等战役。后又率部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

　　陈毅与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华东军民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后来又参与了淮海战役的指挥，率部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东南广大地区。

　　徐向前组织指挥了指挥临汾战役、晋中战役，还带病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叶剑英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参加同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停战谈判。任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作为毛泽东与朱德的军事高参，参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运筹。

　　建国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粉碎了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建立了殊勋。

　　第四，他们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其中朱德、彭德怀、林彪等3人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第一等的军委副主席级，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7人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第二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级别高是他们荣获元帅军衔的重要条件之一。

　　欧阳青，摘自：《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黄河出版社

明鏡歷史網: “井冈山双雄”被冤杀内幕：死于中共党内争斗

明鏡歷史網: “井冈山双雄”被冤杀内幕：死于中共党内争斗: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均是32岁。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的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泽东率领部队先进...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均是32岁。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的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泽东率领部队先进驻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后来通过袁文才的关系，又率部进驻王佐的大本营茨坪。


　　茨坪是当时井冈山中最大的村庄．多年来，王佐在此苦心经营，后来这里成了红军的大本营。如果当年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泽东率领的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草生根的，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袁、王被杀，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说：“杀错了，要平反！”并批评了坚持杀袁、王的那些人……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Youth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史参考》

帮林肯打败南方军队的军舰是中国人出钱造的？

　　如果说南北战争挽救了美国，那么美国人还得感谢中国人，因为南北战争中帮助林肯打败南方军队的明星船舰“大清”号，原来是中国人出钱建造的。


　　大清来了个洋干部

　　1860年4月，一个貌不惊人的美国人华尔来到上海。此人一头印第安人厚密的黑发，深褐眼，大下颚，身材略瘦，肌肉异常发达。他爹弗·甘·华尔以掮客为业，拥有一艘15吨重的单桅快艇。

　　华尔天生是个冒险家，他曾经因为抢劫邮车而被美国通缉，又曾经贩卖过人口，卖“猪仔”牟取暴利，他还曾经参加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官拜中尉，甚至在中美洲都组织过雇佣军。他自个儿经常吹嘘，说他跟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共过事。闹腾了半辈子，华尔来到中国，想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大显身手。

　　刚开始他受雇于清方，在一艘中国舰船上充任大副，这艘船的船号对他这样的西方流浪汉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嘲弄——“孔夫子”号。正是在这艘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船上，他迎来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机遇。1860年6月初华尔受命组建洋枪队，仅用了半月时间便组建完毕，即开赴火线作战。也只有上海这个“烂水手港、海盗滩、罪恶城”，才能产生这支雇佣军——每天停泊在黄浦江面的300艘外轮上，起码有6000名外国水手——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华尔随之成为上海滩的大人物。

　　最初的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由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人（菲律宾水手）为士兵。从装备上看，大部分士兵使用来复枪，发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尖圆子弹。各种火炮37门，每门炮规定备200发炮弹，常备500发。华尔还拥有作战用的机动设备：野战桥、野战炮架、铁甲汽轮。

　　华尔带兵“纯用夷法”，就连发号施令都要用英语。刚开始他请来翻译，不过后来因翻译错误发生混乱，于是在军中搞起英语培训班。不过培训班效果不佳，“一二一”干脆被翻译成“温杜温”，连长转化成“美治”。

　　华尔选兵，更是一绝——先是直愣愣盯住对方，冷不防猛打猛踢，吓不退的才予录用。他吸收被俘的太平军当兵，并且给士兵发高薪，洋兵每月最高时可领350两，华兵最低8元、9元，是清军士兵的5倍。江湖曾传闻，华尔以五百洋枪兵，打败十万太平军的神话。

　　华尔也确实有一手。他是少数正式加入中国国籍的洋人，并且还娶了中国官员杨坊的女儿。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做中国女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华尔都得到了大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奖赏。一方面，大清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洋典型，另一方面，并不懂中文的华尔也展现了协调中国官场的卓越能力。华尔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再达到华尔那样与中国官场琴瑟和谐的地步。

　　“洋枪队”期间，华尔成立洋行招揽生意，变成上海滩的大军火商。1862年初，太平军攻占宁波，并传出要采购军舰、沿运河打到北京的消息，在上海的清朝官员顿时惊慌不已，“买舰自保”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位洋干部为了中国真是操碎了心，他对清朝官员说：“叛军（太平军）的舰队迟早会绕开（常胜军）防区，沿水路打到上海，他们的大炮会把货栈、仓库、军营乃至教堂夷为平地……如果我们不行动，上海将岌岌可危。”他弟弟小华尔也跟着添油加醋：“40万两白银即可购得大兵轮一艘、小兵轮四艘”，华尔兄弟坚称自己不会像其他白人那样“胳膊肘往外拐”，看来他们准备为大清国奋斗终生了。


　　都是骗银地

　　在华尔兄弟的游说下，上海地方势力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从美国订购军舰，组成一支小型的上海舰队，让华尔兄弟管理，日后既不用听命于朝廷，又能维护自身在上海滩的地盘，岂不妙哉？他们便极力赞成亨利赴美购舰，为制造既成事实，上海地方官员擅自动用府库存银，向在沪的江苏、浙江商人摊派，东拼西凑弄到40万两白银，背着李鸿章交给华尔。

　　1862年3月，华尔的弟弟携这笔巨款从上海出发，他沿途大肆挥霍，还故意在香港溜达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反复向上海地方当局写信要钱，称美国发生内战，造船厂生意应接不暇，船价自然上涨，要追加银两，又从上海地方当局手中骗取白银60万两。之后，心满意足的他才不紧不慢地向美国进发，中途还停留在欧洲游山玩水，直到当年夏末才到达纽约。1862年底，小华尔与弗吉尼亚州杰维特公司签订合同，订造3艘军舰，即“大清”号木壳炮舰、“浙江”号和“江苏”号辅助舰。为尽可能多地侵吞造舰款，小华尔勾结船厂老板，在合同上玩起猫腻，使合同上的军舰造价远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而且这些军舰设计存在问题，根本经不起太平洋上的风浪，即使建成后也无法开回中国。

　　1862年圣诞节前夜，正当小华尔盘算如何应付清政府的盘问时，他收到一封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寄来的信件，告知他的哥哥已经被太平军击毙。与此同时，蒲安臣还专程向林肯总统作了报告。报告中，蒲安臣还向林肯转交了一笔巨额捐款：华尔这位大清国的“洋家将”在弥留之际，请求公使向林肯总统转交1万两白银，供讨伐南军之用。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得知哥哥暴毙的消息，小华尔居然没有一点悲伤，在他看来终于可以脱身了——自己的哥哥都为大清帝国献身了，你们还好意思问我要这笔钱吗？清政府也拿他没办法，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经手巨款的上海官员被李鸿章除掉，百万银两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了。

　　“大清”号战功卓著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在俘获了一艘南方运输船，北军的船名为“大清”号。正当其押送俘虏返航时，突然遭到南军袭击。在激战中，由于身处狭窄河道中难以机动，“大清”号被南军炮台射来的炮火打得遍体鳞伤。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大清”号渐渐不支，舰长被迫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将“大清”号开上河岸搁浅。但“大清”号搁浅时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利，整个左侧都暴露在南军炮台面前，南军试图用凶猛的炮火将“大清”号上所有官兵消灭掉。就在这危急时刻，援军及时赶到，被困在“大清”号的舰员们这才得以脱身，纷纷划着救生筏逃离已燃起熊熊大火的军舰。战斗结束后，“大清”号全体舰员因战斗英勇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表彰，而已经被大火烧成灰烬的“大清”号也因其战功永久留在了美国的史册上。

　　这船为什么叫“大清”号呢？事情就是这么巧，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进入转折之年，北方联邦政府为断绝南方邦联与欧洲的航运，竭尽全力扩充海军，搜罗市面上所有能够买到的战舰。当年6月，美国海军上将保尔丁等人找到小华尔，愿意买下他经手的3艘中国军舰，小华尔遇到买家求之不得，立即满口答应。他瞒着清政府将3艘军舰低价卖给了联邦政府，通过倒腾，他赚了17.7万美元。

　　北方海军购入这3艘军舰后，将“浙江”号更名为“郁金香”号，“江苏”号改为“吊钟花”号，为北方军队执行巡逻、运兵等任务。吨位最大、火炮最多的“大清”号则以本名加入北方海军，并在日后成为北方海军的一艘名舰。

　　1864年6月，“大清”号参加了围捕南军袭击舰“塔科尼”号的战斗。随后，它又加入了南大西洋封锁分舰队，参与了攻打南军要塞的战斗。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大清”号屡次截获南军军舰和运输船，在美国联邦政府与南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叶雨，《看世界》2011年8月上，原标题为“‘大清’号救了美利坚？”

打造Facebook，不是一个人

 作者：郑渝川

市面上常见的企业传记，实则多为企业家传记，根据传主有意选择性提供的资料，再加上些坊间传闻拼凑而成。这样的处理方法，显然具有误导性，会让普通读者误以为只有企业家才是企业的创造者、企业成就的贡献者，把企业家个性特质看得比一个公司的创新文化、制度环境更重。

    互联网业界三巨头Google、苹果和Facebook当中，后两家面临的上述误读最为严重。不少有关苹果公司的著述、研究作品，实际上就是对史蒂夫·乔布斯个人性格特质的赞颂文章结集，也正因为此，当“乔教主”去世后，研究者们感到万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评价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同样，关于Facebook，无论是看好者，还是持批评意见的人，得出结论的依据竟然也仅仅是对马克·扎克伯格这个人“能够走多远”的预期。

    有趣的是，最近国内出版了两本Facebook前员工的回忆作品。一本是Facebook初创时期的第51名员工、曾任公司海外扩展部负责人、“代笔”扎克伯格本人Facebook账户的凯瑟琳·罗斯所写，叫做《孩子王：我眼里的马克·扎克伯格及其Facebook王国》（中信出版社引进，2012年12月出版）。凯瑟琳·罗斯一度跟马克·扎克伯格和谢莉尔·桑德伯格等Facebook高管走得很近，在经历不愉快之后离职，她在《孩子王》书中将Facebook比作一个游乐场，而扎克伯格本人就是其中的孩子王，揭示了商业分析家们未能清晰洞察的Facebook公司文化。

    另一本出自一位Facebook中国籍前雇员之手。王准毕业于浙江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在雅虎工作，加入Facebook后参与创建了Facebook的支付安全和客服工具领域，还曾大量推荐中国籍员工加入Facebook。王准在Facebook工作的5年（2007-2011），正好是这家互联网新贵上市前集中业务爆发、品牌成熟化的5年，他所著的《打造Facebook：亲历Facebook爆发的5年》则更为理性深刻的解读了Facebook这家推崇黑客文化的公司，是如何按照工程师原则建立并严密运转的。

    在笔者看来，将《孩子王：我眼里的马克·扎克伯格及其Facebook王国》和《打造Facebook：亲历Facebook爆发的5年》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读，要比阅读其他从未在Facebook工作甚至从未进入互联网企业一线岗位的专家的研究分析，更能让人看懂Facebook。

    王准在书中解释了，他在2007年同时接到Google和Facebook的加盟邀请后，选择后者的原因。在当时，Google已成业界新霸主，而Facebook仍处于新创期，加入前者应当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考虑，因为后者遇到技术、市场问题或吸引不到足够的资金，随时可能倒闭，风险完全无从控制。王准本人更愿意到Facebook尚未成型的创业公司学习运作，而将去Google视为保守选择。在经历严格缜密的面试后，他加入了扎克伯格的工程师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打造Facebook：亲历Facebook爆发的5年》书中还专门谈到了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创业企业的面试架构、进程和常见问题，进行了针对性阐释，这部分内容显然对国内的互联网创业企业改进人才引进和招聘，以及毕业生提升面试印象和得分可以带来帮助。王准还以他本人参加Facebook面试及入职后代表团队、项目组招人作为面试考官的经历，梳理得出了Facebook远离非一流人才的宝贵经验：招人宁缺毋滥，坚持招聘原则；发现不合格人才后，要果断予以解雇。

    为让新员工更好的适应在Facebook的发展，这家公司建立了“新兵训练营”。Facebook规定，所有可能升职为经理的候选人，此前必须至少做过一期“新兵训练营”的导师——这些导师每周和被指导的新员工做“一对一”的重点讨论，给予其最直接的反馈；参加导师碰头会，研究新员工融入具体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分配一些代码错误给新员工修改，并全程提供指导；最后，还要根据新员工的训练情况，为其找到合适的工作职位。Facebook的“新兵训练营”及配套的导师制度，显然优于一些互联网同行企业盲目照搬通行的人力资源部主导新员工培训及职位分配的做法，强化了新老员工的业务联系和情感联系，有助于新员工融入公司、理解企业文化，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员工非正常流失率。

    王准在《打造Facebook：亲历Facebook爆发的5年》书中第四章，阐释了这家公司将最为推崇的黑客文化转化为产品创新的具体做法。2012年2月，Facebook上市前夕，扎克伯格在对外发表的公开信中曾解释了他理解的“黑客之道”：“‘黑客’仅仅意味着快速开发，或是挑战能力的极限…具有两面性……黑客文化是一种持续改进和衍变创新的做事方法……黑客们迅速发布小规模创新，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试图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他们希望通过长久努力打造出最佳服务”。王准介绍说，上述“黑客之道”，完美的融合并转化为了Facebook产品开发的三个准则：迅速发布，再进行监测；坦然对待不确定性；不追求极致，应该不断地发布以达到目标。

    作为近年来引入注目的创新型公司代表，Facebook一直引领着互联网公司的创新浪潮，很多产品甚至一经推出就被全盘照搬，但无论他人山寨的工夫多么强，Facebook的原创产品始终仍是网民的最爱。王准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就解密了Facebook产品的开发流程，并借此解释了为什么Facebook而不是其他的跟风者、跟随竞争者可以获得成功。Facebook的产品开发流程包括九个步骤：描述远景、设置目标-收集想法并排序-跨团队沟通-告知所有可能关心的人-设计产品-指定项目责任人-定期碰头会-了解进度、汇总报告-发布产品、监测数据。

    王准对这九个步骤都进行了细致解读，举例来说，在对第五个步骤“设计产品”的介绍中，他首先介绍了Facebook设计产品考虑的功能、预期完成时间、预算、完成质量四个维度；然后引入“产品预览”、“技术预览”做法的叙述，以及Facebook产品设计团队如何通过内部讨论避免产品出现大的设计缺陷；再提到一些重要的基本理念，包括不要过度设计、产品要简单但不能简陋、设计师必须是自己产品的用户、产品要有用且流程流畅、不追求完美、保留最基本的质量底线。

    笔者以为，《打造Facebook：亲历Facebook爆发的5年》一书将产生一定的祛魅效应，让读者、研究者恰当的评价企业家在企业中的角色和作用，真正将关注点放在Facebook这样的成功企业的制度、文化、流程之上。读懂这本书，你将明白，打造Facebook，不仅仅是扎克伯格一个人。

中共关于防止、处置突发事件若干政策性指示的12条文件

香港《争鸣》杂志透露，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9月出台《关于防止、处置突发事件若干政策性指示》的12条文件，下达至省、地二级政法、公安、武警等部门。

据报导，这12条〝政策性指示〞包括：对于冲击、保卫外国驻华使领馆、商务机构、国际驻华机构等，不许朝人开枪；而对于有组织冲击、占据省一级党政机要部门，可对为首分子作出打击；对于有组织冲击、占据军事、国防部门、军事基地等，准动用武力处理。

这是中共首次对于〝保障外国使馆安全〞，与〝保障党的自身安全〞之间，作出的如此泾渭分明的界定，而背后的真实目地却令外界猜测。

自今年初以来，中共内斗高潮迭起，王立军出走美领馆，曝光薄熙来谋反以及活摘器官罪行，胡锦涛，习近平联手处置薄熙来。据报导，薄案将于10月15号开庭审判。与薄案紧密相关的周永康和江泽民势力担心自己遭清算，寝食难安。

时事评论员刘国华认为，这一内部维稳的规定实际上非常阴险，非常邪恶。他分析说，周永康放出所谓的12条指示，是中共内斗激烈的一个信号，也是他想在十八大前有意搅局，挽回失败命运的一个招数。

时事评论员刘国华：前段时间钓鱼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周永康一伙人在背后煽动，那个警察把衣服脱了后，穿了便衣，然后上街打砸抢。国内的活动如果冲击到国外的使领馆，国内的混乱造成国际影响。目地就是让中共十八大不能如期召开，习近平就不能正常接班。周永康有可能把他的权力继续往后延伸。〞

不过，因中共内斗不断曝光的江派罪行，近期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译言网 | 【图片散文】革命之路

 

【图片散文】革命之路

yuxuan2658 2011-02-09 3267

简介

近来，世界的目光定格在阿拉伯穆斯林的抗议活动上，阿拉伯世界真会发生革命吗？

Revolutionary Road

革命之路

Almost as long as there have been governments, there have been attempts to overthrow them. But what does history tell us about the recent uprisings in the Middle East?

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人试图推翻它。但是，对于近来发生在中东地区的起义叛乱，历史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BY BRITT PETERSON | FEBRUARY 7, 2011

撰文：布里特·彼得森 2011.2.7

England's 1688 Glorious Revolution was short and sweet: Dutch Protestants William and Mary joined with a bloc of English parliamentarians to overthrow the Catholic King James II, and a new era of parliamentary monarchy began. Like many revolutions that came after, England's of 1688 was a discrete event that ended as soon as a new status quo could be achieved. ·

1688年，英国爆发了短暂的光荣革命：荷兰新教徒威廉和玛利联合一群英国国会议员推翻了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开创了君主立宪制的新纪元。像后来的许多革命一样，1688年的英国革命是一种离散事件，一旦一种新的现状达成，它也就结束了。

1688: Prince William of Orange landing at Torbay/Engraving by William Miller

1688年：在托贝登陆的奥兰治王子威廉。雕刻：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

Similarl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1775 did not bring "permanent revolu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major contribution to worldwide revolt w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document intended for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that became the inspiration for many revolutions to come.

同样的，1775年的美国革命也没有给美国带来“永久革命”。有助于全世界起义的是他的独立宣言—一个旨在鼓舞国内外听众革命的文件。

“The Destruction of Tea at Boston Harbor”/Lithograph depicting the Boston Tea Party, by Nathaniel Currier

“波士顿倾茶事件” 平版印刷：纳撒尼尔·克里尔（Nathaniel currier)

Among them, of course, w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 which adopted the language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Unlike its American precursor, howev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evolved in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ts instigators -- agitating for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 had intended. Once the radical Jacobins assumed power in the early 1790s, the revolution turned bloody and extreme, culminating in the Reign of Terror, during which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guillotined for so-called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当然，还有1789年的法国革命，它冠以美国标榜的言论和权利自由。然而，和美国先驱们不一样的是：法国革命发展成为一个和鼓动者目标完全相悖的体制（他们想建立君主立宪制）。当激进的雅各宾派于18世纪90年代执掌政权以来，革命变得血腥、极端，最后，以恐怖统治告终。在这期间，成千上万的人们因所谓的反革命活动被送上了断头台。

As David A. Bell writes on Foreign Policy, describing this type of revolution, "Their leaders and supporters see regime change 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n arduous, ambitious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at may require years, even decades, to complete. For them, the revolution is not a discrete event, but an ongoing cause. They eagerly define themselves as 'revolutionaries' and even speak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Revolutions of this type generally have much stronger utopian tendencies than the others and more frequently lead to large-scale violence," as well as to expansion beyond the country's own borders.

大卫A·贝尔在《外交政策》上这样描述“领导者和支持者把政权更替看作政治、社会、文化改革进程的开始，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来完成。他们急于的把自己定义为‘革命分子’甚至‘永久革命’。这种革命比其他的革命更具乌托邦性（也就是空想），更易演变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种革命时常超越国界，并且蔓延到邻国。

1848 was the year of revolutions across Europe, from France to modern-day Germany, from Austria to Italy. Like the uprisings sweeping the Middle East today,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followed and fed off one another, with opposition figures consciously mimicking the rhetoric of revolutionaries past. David Armitage quotes Karl Marx describing the phenomenon, "Luther put on the mask of the Apostle Paul, the Revolution of 1789-1814 draped itself alternately in the guise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 knew nothing better to do than to parody, now 1789, now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f 1793-95."

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法国到当代的德国，从奥地利到意大利。1848年的革命，就像今天席卷中东的起义一样，此起彼伏，反对者拙劣模仿革命者过去的言辞。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描述这样的现象。“马丁·路德戴上使徒保罗的面具，于是1789-1814年的革命假借罗马共和和罗马帝国的幌子，交替上演，1848年的革命最有讽刺意义了，一会像是1789 年，一会像是1793-1795年”。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like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d multiple distinct periods, and its end result didn't look much like the vision its founders had intended. While the initial uprising,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czar and set up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 made up of members of the czarist Duma,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ater that year -- led by Lenin and Trotsky's Bolsheviks -- demolished this stopgap structure and began a wholesale dismantlement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creating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at would last in one form or another for more than 70 years.

1917年的俄国革命像法国革命一样，明显的分为几个阶段，但最终结果不像发起者所期望的那样。起初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一个由沙皇杜马成员组成的临时政府；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这个临时机构，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废除俄国政治、社会的革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持续了70年。

Russian soldiers, sailors, and civilians listen to a speech by Rodzianko in the Catherine Hall of the Tauride Palace, Petrograd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October phas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十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ST.Petersburg）图哈罗德（Tauride）宫殿的凯瑟琳宫大厅上，俄国士兵、海员和平民在听罗江科（Rodzianko)的演讲。赫尔顿（Hulton）档案馆·盖提图片社。

In 1945, Ho Chi Minh led an armed uprising against French colonial rule in Vietnam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August Revolution. Reportedly a fan of George Washington, Ho Chi Minh managed to push the French south of the 16th parallel and declar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in the north -- and began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in the process.

1945年，胡志明在越南领导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后来人们称之为八月革命。据报道，胡志明是乔治华盛顿的粉丝。胡志明设法将法国人向南打退到16°纬度线，在北方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进程。

The leader of the Vietnamese delegation Ho Chi Minh (sixth from the left) poses with French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Georges Bidault (fourth from the left) after talks, in June 1946 in Paris, France.

1956年6月，法国巴黎。越南代表团领袖胡志明（左起第六）同法国临时政府总统乔治斯·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左起第四）会后站在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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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盖提图片社。

The 1949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came as the final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fought between Mao Zedong's troops and the ruling, U.S.-backed Kuomintang, or Nationalist party. The conflict phase of the revolution ended with Nationalist leader Chang Kai-shek fleeing to Taiwan; but Mao placed his country into a permanent stat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similar to Stalin's collectivization projects and purges, that was immensely shocking and traumatic to the country's citizens, not to mention its economy.

1949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后一个阶段成了中国内战，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队和当时的统治党派—背靠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内战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逃到台湾而告终，但是毛泽东发动了相当长的“文化大革命”，极大的震惊和创伤了国民，更不要说经济了。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attack on Shanghai. Keystone/Getty Images

进攻上海的中共军队 凯斯通 盖提图片社

Egypt has had revolutions before, notably in 1952, when the charismatic army officers Muhammad Naguib and Gamal Abdel Nasser overthrew the king, abolished the monarchy, and declared a republic under the banner of a secular, socialist pan-Arabism. This, of course, became known as Nasserism, after the figurehead Naguib was thrown out of power. Nasser's movement inspired several nationalist coups throughout the Muslim world, including Muammar al-Qaddafi's in Libya and Ahmed Ben Bella's in Algeria.

埃及很早就爆发了革命，1952年，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和加麦尔·阿布德拉曼·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废除了君主立宪制，打着世俗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旗帜的建立了共和国。在名誉领袖纳吉布下台后，演变为著名的纳赛尔主义（一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鼓动了穆斯林世界政变，包括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政变和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政变。

Meeting of the Egyptian "Free Officers" in Cairo in 1952. AFP/Getty Images

会见埃及“自由主义军官”1952年 开罗 法新社 盖提图片社。

In 1959, Fidel Castro's communist guerrilla army defeated Cuba's corrupt U.S.-backed strongman ruler, Fulgencio Batista, after years of increasingly organized and targeted attacks. Castro's revolution is another example of a permanent one: His 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 system began as a Soviet-style network of informers, designed to root out counterrevolutionary behavior.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共产党游击队经过几年有组织有目标的不懈进攻，打垮了背靠美国支持的腐败统治者，铁腕人物，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卡斯特罗革命是另一个典型的持久革命：他的委员会开始建立前苏联式的告发网络—革命防护体系，目的是根除反革命分子。

Cuban revolutionary Fidel Castro during an address in Cuba after Batista was forced to flee. Keystone/Getty Images

巴提斯塔军队逼迫逃跑后，古巴革命主义者菲尔德·卡斯特罗在讲话。卡斯通 盖提图片社。

The wave of nationalist, anti-U.S. revolutions continued in Iran with the 1979 Islamic Revolution, which overthrew Mohammed Reza Pahlavi, who was seen both as a secularist Western toady and a corrupt autocrat. With powerful opposition leader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returning from exile, a theocracy swept into power -- launching a permanent religious revolution in which devout purity has become twinned with Iranian nationalism. Both are harshly enforced by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s.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看来既世俗又腐败、又独裁的伊朗国王默哈穆德·利萨·巴列维，但伊朗的反美民族主义革命浪潮仍在继续。随着反对派领导人阿亚图拉·鲁和拉·赫梅尼（Ayatollah Ruhlllah Khomeini）的流放归来—神权政体神气十足的登上了王位，从而引爆了新一轮永久的宗教革命，从此，虔诚、纯洁的宗教与伊朗民族主义成为一对孪生兄弟，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两者的坚强后盾。

Iranian protesters hold a up a poster of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during a demonstration in Tehran against the Shah in January 1979. AFP/Getty Images

1979年1月德黑兰爆发的反对伊朗国王沙赫示威游行，伊朗反对者高举着阿亚图拉·鲁和拉·赫梅尼的画像。法新社 盖提图片社。

Given the anti-Western flavor of the revolutions of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it may be no surprise that the 1989 revolutions in Eastern Europe -- as Soviet bloc countries pulled away from Moscow's rule -- deliberately avoided the term. Bell writes, "Polish Solidarity leader Jacek Kuron went so far as to write in the summer of 1989, apropo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s bicentennial, that Poland did not want a revolution because revolutions spill too much blood. Germans refer to the events of 1989 as the 'Turning,' not the 'Revolution.' It was, above all, in Czechoslovakia that the word 'revolution' came to describe what happened in 1989, but paired with the word 'velvet' to underscore the differences from the great revolutions of the past."

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的早期的反西方主义味道浓烈，也许没有必要惊诧1989年的东欧革命—前苏联国家脱离了莫斯科的统治，这里故意避免采用这一术语。贝尔这样写道：“波兰团结领袖加赛克·卡隆（Jacek Kuron ）在1989年的夏天，就是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上说，波兰不需要革命，因为流血太多了；德国将1989年的事件说成‘转向’，而不是‘革命’；捷克斯洛伐克首先将1989年的事件描述为‘革命’，但在与之派对的单词‘天鹅绒’下面画线来和以往的革命加以区分”。

East German border guards stand on a section of the Berlin wall with the Brandenburg gate in the background on Nov. 11, 1989 in Berlin. GUNTHER KERN/AFP/Getty Images

1989年11月11日，东德边境守卫士兵站在柏林墙上，背景是勃兰登堡门。巩特尔·科恩 法新社 盖提图片社。

Recently, permanent revolutions have seemed to be a thing of the past.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in 2004, inspired by allegations of election fraud, concluded once a revote could be called and declared fair by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And, in fact, almost as soon as the revolution began, it was reversed: Viktor Yanukovych, the incumbent in 2004 who was said to have benefited from vote-rigging, won an internationally certified election in 2010 and is now the president.

最近,永久革命似乎会一去不复返。因选举舞弊而引起的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曾经进行了重新投票，但被国际观察员宣称是公正的。革命在爆发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就变质了：维克特·亚努科维奇(Vicktor Yanukovych)，据说早在2004年任职期间就得益于选票，在2010年的国际注册大选中获胜，现在是总统。

Kiev's Central Square is empty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Orange Revolution" in Ukraine on Nov. 30, 2004. JOE KLAMAR/AFP/Getty Images

2004年11月30日，也就是“橙色革命”爆发的第八天晚上，基辅中央广场一片空虚。乔·拉马尔 法新社 盖提图片社。

The recent uprising in Tunisia,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Jasmine Revolution, succeeded in unseating President Zine el-Abidine Ben Ali. But though it began for familiar reasons -- a frustrated middle class demanding basic economic liberties as well as democracy and other freedoms in the face of oppression by a Western-backed, corrupt dictator -- it's still too early to assess historically. Will the new government in Tunis continue to act as revolutionaries, or have the people's goals been met? It did, however, set off a ripple effect, as opposition group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began to ask: Why not us?

近来在突尼斯爆发的起义，被称之为茉莉革命，成功的罢免了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但是起因具有相似性—失意的中产阶级要求基本的经济、民主和其他形式的自由改革。在西方势力的支持和腐败独裁者的统治下，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它也仍然为时较早。突尼斯新政府是继续充当革命分子还是实现人民的意愿？然而，它确实引发了一系列的连环反应，中东的反对党该是时候询问自己了：为什么不是我们？

Graffiti adorns a hoarding as an uneasy peace hangs over the country on Jan. 21 in Tunis, Tunisia. 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

围墙上的涂鸦—1月21日的突尼斯笼罩在不安当中。克里斯多夫弗隆 盖提图片社。

It's also too soon to know whether Egypt's young revolutionaries will be satisfied with a middle-ground solution -- a temporary provisional government with elections in a few months -- or whether, like the Jacobins or the Bolsheviks, they will demand a larger-scale permanent revolution. We may not know the answer for months, even years. What's clear is that the chaos of revolution can frustrate the best-laid plans -- and that even those initially responsible can't always control the wild tumbling of events.

下结论为时太早，埃及的青年革命分子是否走中间道路—建立临时过渡政府，几个月后进行选举。还是像雅各宾派或者布尔什维克党，要求进行大规模的永久革命。我们或许不知道，答案要好几个月，甚至几十年才能揭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混乱的革命妨碍了完美方案的实施，即使当初负责任的行为也控制不了事件本身带来的狂暴。

A youth waves Egyptian flags from a lamppost in Tahrir Square on Feb. 1 in Cairo, Egypt. 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s

2月1日，在克罗的解放广场上，一位青年在灯杆下挥舞着埃及国旗。盖提图片社：彼得·麦克迪尔米德

Britt Peterson is deputy managing editor of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布里特·彼得森：《外交政策》杂志社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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