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二战老兵（腾冲篇）回顾展

梓荣

时间转眼将又过八年。这是我在2005年底至2006年初在滇西腾冲拍摄的照片，为了庄重起见，我选用了国产及柯达胶卷，哈苏相机。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6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我把这些照片送上北京，参加并有幸入选了22届全国摄影展。

之后，于2008年春节在我的家乡——新会景堂图书馆 举办了个人摄影展。2009年4月至6月，再次深入云南滇西寻访抗战老兵。

这些年来，照片中的几位老兵已经离开了我们。

谨以此片纪念已经离开我们的抗战老兵以及怀念那些曾经和我在一起的老兵们。。。。。。

今天，我仍在路上，寻访老兵。

 

 

作为困难户的邹国和，虽然社区为他搭起了房子的框架，但四面透风的墙泥板地依然无法修补，每餐就是没肉的白饭和着没油的野菜汤，直到去世，生活依然没有什么的改变。撇下下这个残疾的儿子，含恨离开了他年轻时曾为之流血牺牲的人间家园。

许洪川， 带着他的尊严安静地离开人世；

 

 

杨成济始终没能回贵州凯里老家去看一看他父母的坟，为父母供上一炷香，他的遗憾永远地留在滇缅边界的山地里。

 

性格刚烈的蒋绍福老兵因误以为那些救助金是政府给他停发了，愤而服毒自杀。。。。。。

 

有人说，周光永不是抗战老兵。而他坚持说：国殇墓园上碑刻的名字周龙玉就是当年红小鬼的他自己！

幸好，年近90岁卢彩文老师除了能泼墨挥毫还能骑摩托车为黄埔同学会的事的奔走！

 

家在台湾桃园的邵应壬老师，还在为建老家腾冲的教学楼及乡道捐款而奔走大陆和台湾两地吧？就在老家腾冲父母坟的旁边，他已为自己做好了百年之后的归宿。

他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我”——听说杨在景老兵的老伴去年已去世了，那可是一对郎才女貌的般配！还记得那张合照吗？就算是给您们拍的金婚纪念照片吧。不知杨老还能到公园里弹琴唱歌否？

 

许本祯老师还记得哼您在山上护林时作的小曲吗？

站在村口的潘发安老人还会天天等着我的再来吗？风起了，回老屋生起堂火暖暖双手吧，老兵！

独裁朝鲜民怨深 竟盼战争瓦解专制

2013年03月09日讯】一名在朝鲜住了47年的男子，因无法忍受饥饿与禁痼的生活而出逃到国外，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透露，朝鲜官方长期大搞军备竞赛，却漠视民不聊生的问题，使民众对这个政权彻底绝望。
化名为李相奉(Lee Sang-Bong)的脱北者日前在东京接受采访，他担心在朝鲜的家人受到报复，因此要求使用化名。

谈到联合国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李相奉说，这对平民并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已跌到谷底。

脱北者李相奉：〝即便韩国、日本或是美国提供食品援助，那些食物也永远不会送给普通朝鲜人吃，而都是送到了军队以及权力机构的精英们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朝鲜的普通民众，有没有制裁都没有关系。〞

李相奉还描述了，饱受饥荒折么的朝鲜人民活得非常无奈，他们甚至希望，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好。

脱北者李相奉：〝朝鲜民众说，他们希望尽快看到结束，不管是饿死还是被打死，因为他们的生活极端痛苦。如果南韩向朝鲜发射了导弹，朝鲜民众不但不会埋怨，甚至还会说：做得好！来场战争把这一切结束吧！〞

李相奉说，一些知名人士，如美国前NBA球星罗德曼(Dennis Rodman)，到朝鲜访问，只会被独裁者金正恩用来宣传政绩，并且也使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加制裁的力度有所抵销。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四句话夸张... 更多 »

老兵在呐喊

权利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 in China: 老兵在呐喊: (2013/3/12)权利运动发布： 强烈要求增补中国转退军人人大代表资格，中国转退军人群体曾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服务，他们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忠实群体，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唯独他们缺席两会是不公平的，更是对转退军人的不尊重，强烈要求引起中央重视，中国人大代表中应该有转...

强烈要求增补中国转退军人人大代表资格，中国转退军人群体曾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服务，他们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忠实群体，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唯独他们缺席两会是不公平的，更是对转退军人的不尊重，强烈要求引起中央重视，中国人大代表中应该有转退军人们一席之地，他们不该被边缘化，更不该沦落为无人问知的群体，希望国人支持本老兵的呼吁，谢谢。
                            
强烈谴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1】总政；面对年年日益递增来总政上访的转退军人，涉核、参战、志愿兵、等老兵们，作为老兵们的娘家--总政，你们到底为老兵们做了什么？

【2】民政部；涉及军转人员的专项拨款你们落实了吗？你们检查督催核实了吗？究竟有多少钱给了老兵你们知道吗？

【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转退老兵们的社会保障机制你们落实了吗？转退老兵们的养老问题你们清楚吗？

【4】国务院人民来访信访接待中心；访民称你们为‘人贩子’，你们对这个称号满意吗？有异议吗？

【5】中南海；中南海墙高园深，你们真的看不见听不到吗？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服务负责任的政府

中国转退军人代表、北京 刘彬明  

                                   河南周口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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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开国十大元帅是依什么标准评定的

明鏡歷史網: 开国十大元帅是依什么标准评定的: 核心提示：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正符合这个严格的标准。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8军团、红5军团中央代表，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问，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7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后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军作战，参与战略决策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1955年授衔时，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大将的名单中也曾经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以及张鼎丞的名字。

　　李先念，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4月率7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一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1928年7月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第7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12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4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7军57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4军第4纵队党代表、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所以，授予他们大将军衔也是理所应当的。授衔时，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建议：“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都未授元帅或大将军衔，最后确立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人选。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正符合这个严格的标准。“红军之父”朱德元帅年高德昭，“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勇猛刚烈，“红军灵鹰”林彪元帅常战常胜，“军神”刘伯承元帅多谋善断，“贺胡子”贺龙元帅创立源头，“诗人”陈毅元帅能文能武，“政治元帅”罗荣桓元帅军政皆能，“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智勇双全，“儒帅”聂荣臻元帅儒雅忠勇，“叶参座”叶剑英元帅机敏异常。他们的鸿才睿智，垂范后世；他们的盖世功勋，彪炳史册。

　　1955年我军实行的军衔制，对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很高。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写到：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对元帅军衔的批准与首次授予权限规定得也很高：元帅军衔，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由国家主席命令授予。

　　最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

　　元帅这个地位显赫的头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含义：一是官职名称，二是军衔称号。

　　元帅一词用于官职名称，源于中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33年的春秋时期。当时是表示对军队中资历、威望和战功最高者“将帅之长”的一种尊重的称呼，还不是官职名称。从南北朝起，元帅逐渐成为战时统军征战的官职名称。如公元578年的北周宣政元年，宣帝宇文氲任命其叔父宇文盛为“行军元帅”，率军作战。史书中对“帅”的记载，在《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命为军帅”和《汉书·赵充国传》“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里的“帅”，都是指军队中的最高级别指挥官，如元帅、统帅。到了隋、唐、五代和宋朝，战时都开始设置元帅职务，而且按其职权轻重和执掌分工，冠以不同名号，如“天下兵马元帅”、“兵马大元帅”、“行军元帅”、“行营元帅”，其中又有“都元帅”、“元帅”、“副元帅”的等级之分。唐太宗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以前曾担任过“西讨元帅”。到了金朝，战时设置元帅府，任命不同级别的元帅，专掌征讨之事。元朝各道、州，凡有军旅之事的地方，则设置都元帅府或元帅府、副元帅府，任命不同名号的元帅，掌管当地的行政及军事大权。明朝，在枢密院之下设置诸翼元帅府，任命元帅、同知元帅等官职，统军征战。

　　元帅一词用于军衔称号，以表示最高军衔，则始于16世纪中叶的法国军队。当时法兰西二世首次授予4名高级将领以元帅军衔称号。至19世纪的拿破仑一世，法国先后有44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继法国之后，元帅军衔先后被许多国家所采用：16世纪有日尔曼帝国，17世纪有奥地利、俄国，18世纪有英国，19世纪有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日本，20世纪有苏联、中国、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印度、泰国、朝鲜、蒙古、埃及、苏丹、巴西等国。有的国家将元帅区分为不同等级。元帅级别设置最多的国家是苏联，设有苏联大元帅、苏联元帅、主帅、元帅四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元帅区分为帝国元帅和军种元帅两个级别；朝鲜的元帅，区分为元帅和次帅两级；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的法律文件规定，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两级，只是大元帅设而未授。有的国家还将元帅区分为不同种类。一般分为陆军元帅、海军元帅和空军元帅三种。苏联还在陆军中又区分为炮兵元帅、装甲兵元帅、工程兵元帅、通信兵元帅等。

　　话题又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他们何以被评为元帅军衔？尽管《军官服役条例》对此作了阐释，但一些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这十位元帅都是我军创建时期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

　　192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0年辉煌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年份。中国共产党为了对抗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反革命行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独自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次最著名的武装起义，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这期间，还举行了比较著名的黄麻起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接着，在1928年又相继发动了湘南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等。十大元帅分别领导或参加了上述这些著名的、重要的武装起义，成为我军创建时期的领导者或实践者。

　　贺龙是南昌起义和桑植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两个起义军的总指挥。

　　刘伯承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总指挥。

　　聂荣臻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

　　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为筹划南昌起义作出过重要贡献。

　　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总指挥。

　　陈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73团党代表；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

　　罗荣桓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特务连党代表。

　　徐向前是广州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中的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

　　林彪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湘南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时任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7连连长。

　　另外，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是从旧的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将领，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始人。

　　朱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云南参加武装起义。1915年底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任滇军步兵团长。1917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任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旅长。1918年改任靖国军第2军第3混成旅旅长。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1922年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贺龙，1916年以两把菜刀起事，率领农民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支，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旋即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指挥。1920年10月任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团长。1923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1混成旅旅长。1925年3月任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同年4月任澧州镇守使。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率部北上讨伐吴佩孚。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刘伯承，1915年在护国战争，1917年在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1926年12月与杨婺公、朱德等发动泸顺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叶剑英，1920年8月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之役。1921年任江防舰队陆战队营长，曾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2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兼第2师独立营营长、新编团团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2师师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

　　彭德怀，1923年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

　　而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罗荣桓、林彪等，则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培育出来的革命新人。

　　聂荣臻，1923年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团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

　　陈毅，1925年末于北平中法大学毕业。此后在北京、重庆、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曾参加粉碎夏斗寅等部进攻武汉的战斗。

　　徐向前，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冬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

　　罗荣桓，1923年在长沙协均中学参加反日爱国运动。1925年在青岛大学参加反帝爱国革命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7月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赴鄂南参加农民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

　　林彪，1926年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连长。

　　比较起来，朱德等人是前辈，聂荣臻等人是后起之秀。

　　第二，他们都是我军各个时期的重要领导者

　　十大元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时期，在革命浪潮的风云际会中，在革命战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拼杀，充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而成为各个时期我军重要的领导者和重大战役战斗的指挥者。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红军总司令，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刘伯承首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叶剑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林彪任红4军军长、红1军团军团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罗荣桓任红4军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聂荣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彭德怀任红3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贺龙任红2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陈毅任红军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林彪任第115师师长；聂荣臻先后任第115师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先后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龙先后任第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徐向前先后任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陈毅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第四野战军政委；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龙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第三，他们分别领导和指挥或参加了我军重要的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从井冈山会师到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各次战斗，和周恩来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率部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叶剑英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刘伯承和聂荣臻参加了第四至第五次反“围剿”。贺龙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指挥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和悲壮的西路军西征。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因担任八路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运筹帷幄，进行战略决策，而辉映中华；林彪以指挥平型关战斗一战成名；彭德怀以指挥百团大战而彪炳史册；罗荣桓以经略山东并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而荣耀；贺龙以指挥齐会战斗而威名远播；刘伯承因指挥长生口、香城固战斗而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陈毅因重建新四军的辉煌而声名鹊起；徐向前因指挥广阳、响堂铺战斗而再度辉煌；聂荣臻以击毙日酋阿部规秀而饮誉华北；叶剑英因在国统区进行出色的统一战线工作而闻名遐迩。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还与毛泽东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彭德怀指挥部队在陕北地区与十倍于己之敌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疆域辽阔的西北五省。

　　林彪、罗荣桓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指挥了辽沈战役，随后又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接着，林彪再挥师南下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及海南岛。

　　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扫除了障碍。还取得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参与了平津战役的指挥。

　　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又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千里跃进大别山，多次打破敌重兵围攻。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华东广大地区和西南四省。

　　贺龙转战西北，参与指挥了绥远、晋西北、大同、集宁和晋南等战役。后又率部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

　　陈毅与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华东军民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后来又参与了淮海战役的指挥，率部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和东南广大地区。

　　徐向前组织指挥了指挥临汾战役、晋中战役，还带病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叶剑英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参加同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停战谈判。任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作为毛泽东与朱德的军事高参，参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运筹。

　　建国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粉碎了美国侵略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建立了殊勋。

　　第四，他们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其中朱德、彭德怀、林彪等3人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第一等的军委副主席级，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7人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是第二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级别高是他们荣获元帅军衔的重要条件之一。

　　欧阳青，摘自：《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黄河出版社

明鏡歷史網: “井冈山双雄”被冤杀内幕：死于中共党内争斗

明鏡歷史網: “井冈山双雄”被冤杀内幕：死于中共党内争斗: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均是32岁。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的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泽东率领部队先进...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均是32岁。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暴动的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两位绿林武装的领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泽东率领部队先进驻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后来通过袁文才的关系，又率部进驻王佐的大本营茨坪。


　　茨坪是当时井冈山中最大的村庄．多年来，王佐在此苦心经营，后来这里成了红军的大本营。如果当年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泽东率领的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草生根的，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袁、王被杀，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说：“杀错了，要平反！”并批评了坚持杀袁、王的那些人……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Youth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史参考》

帮林肯打败南方军队的军舰是中国人出钱造的？

　　如果说南北战争挽救了美国，那么美国人还得感谢中国人，因为南北战争中帮助林肯打败南方军队的明星船舰“大清”号，原来是中国人出钱建造的。


　　大清来了个洋干部

　　1860年4月，一个貌不惊人的美国人华尔来到上海。此人一头印第安人厚密的黑发，深褐眼，大下颚，身材略瘦，肌肉异常发达。他爹弗·甘·华尔以掮客为业，拥有一艘15吨重的单桅快艇。

　　华尔天生是个冒险家，他曾经因为抢劫邮车而被美国通缉，又曾经贩卖过人口，卖“猪仔”牟取暴利，他还曾经参加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官拜中尉，甚至在中美洲都组织过雇佣军。他自个儿经常吹嘘，说他跟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共过事。闹腾了半辈子，华尔来到中国，想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大显身手。

　　刚开始他受雇于清方，在一艘中国舰船上充任大副，这艘船的船号对他这样的西方流浪汉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嘲弄——“孔夫子”号。正是在这艘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船上，他迎来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机遇。1860年6月初华尔受命组建洋枪队，仅用了半月时间便组建完毕，即开赴火线作战。也只有上海这个“烂水手港、海盗滩、罪恶城”，才能产生这支雇佣军——每天停泊在黄浦江面的300艘外轮上，起码有6000名外国水手——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华尔随之成为上海滩的大人物。

　　最初的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由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人（菲律宾水手）为士兵。从装备上看，大部分士兵使用来复枪，发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尖圆子弹。各种火炮37门，每门炮规定备200发炮弹，常备500发。华尔还拥有作战用的机动设备：野战桥、野战炮架、铁甲汽轮。

　　华尔带兵“纯用夷法”，就连发号施令都要用英语。刚开始他请来翻译，不过后来因翻译错误发生混乱，于是在军中搞起英语培训班。不过培训班效果不佳，“一二一”干脆被翻译成“温杜温”，连长转化成“美治”。

　　华尔选兵，更是一绝——先是直愣愣盯住对方，冷不防猛打猛踢，吓不退的才予录用。他吸收被俘的太平军当兵，并且给士兵发高薪，洋兵每月最高时可领350两，华兵最低8元、9元，是清军士兵的5倍。江湖曾传闻，华尔以五百洋枪兵，打败十万太平军的神话。

　　华尔也确实有一手。他是少数正式加入中国国籍的洋人，并且还娶了中国官员杨坊的女儿。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做中国女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华尔都得到了大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奖赏。一方面，大清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洋典型，另一方面，并不懂中文的华尔也展现了协调中国官场的卓越能力。华尔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再达到华尔那样与中国官场琴瑟和谐的地步。

　　“洋枪队”期间，华尔成立洋行招揽生意，变成上海滩的大军火商。1862年初，太平军攻占宁波，并传出要采购军舰、沿运河打到北京的消息，在上海的清朝官员顿时惊慌不已，“买舰自保”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位洋干部为了中国真是操碎了心，他对清朝官员说：“叛军（太平军）的舰队迟早会绕开（常胜军）防区，沿水路打到上海，他们的大炮会把货栈、仓库、军营乃至教堂夷为平地……如果我们不行动，上海将岌岌可危。”他弟弟小华尔也跟着添油加醋：“40万两白银即可购得大兵轮一艘、小兵轮四艘”，华尔兄弟坚称自己不会像其他白人那样“胳膊肘往外拐”，看来他们准备为大清国奋斗终生了。


　　都是骗银地

　　在华尔兄弟的游说下，上海地方势力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从美国订购军舰，组成一支小型的上海舰队，让华尔兄弟管理，日后既不用听命于朝廷，又能维护自身在上海滩的地盘，岂不妙哉？他们便极力赞成亨利赴美购舰，为制造既成事实，上海地方官员擅自动用府库存银，向在沪的江苏、浙江商人摊派，东拼西凑弄到40万两白银，背着李鸿章交给华尔。

　　1862年3月，华尔的弟弟携这笔巨款从上海出发，他沿途大肆挥霍，还故意在香港溜达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反复向上海地方当局写信要钱，称美国发生内战，造船厂生意应接不暇，船价自然上涨，要追加银两，又从上海地方当局手中骗取白银60万两。之后，心满意足的他才不紧不慢地向美国进发，中途还停留在欧洲游山玩水，直到当年夏末才到达纽约。1862年底，小华尔与弗吉尼亚州杰维特公司签订合同，订造3艘军舰，即“大清”号木壳炮舰、“浙江”号和“江苏”号辅助舰。为尽可能多地侵吞造舰款，小华尔勾结船厂老板，在合同上玩起猫腻，使合同上的军舰造价远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而且这些军舰设计存在问题，根本经不起太平洋上的风浪，即使建成后也无法开回中国。

　　1862年圣诞节前夜，正当小华尔盘算如何应付清政府的盘问时，他收到一封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寄来的信件，告知他的哥哥已经被太平军击毙。与此同时，蒲安臣还专程向林肯总统作了报告。报告中，蒲安臣还向林肯转交了一笔巨额捐款：华尔这位大清国的“洋家将”在弥留之际，请求公使向林肯总统转交1万两白银，供讨伐南军之用。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得知哥哥暴毙的消息，小华尔居然没有一点悲伤，在他看来终于可以脱身了——自己的哥哥都为大清帝国献身了，你们还好意思问我要这笔钱吗？清政府也拿他没办法，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经手巨款的上海官员被李鸿章除掉，百万银两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了。

　　“大清”号战功卓著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在俘获了一艘南方运输船，北军的船名为“大清”号。正当其押送俘虏返航时，突然遭到南军袭击。在激战中，由于身处狭窄河道中难以机动，“大清”号被南军炮台射来的炮火打得遍体鳞伤。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大清”号渐渐不支，舰长被迫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将“大清”号开上河岸搁浅。但“大清”号搁浅时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利，整个左侧都暴露在南军炮台面前，南军试图用凶猛的炮火将“大清”号上所有官兵消灭掉。就在这危急时刻，援军及时赶到，被困在“大清”号的舰员们这才得以脱身，纷纷划着救生筏逃离已燃起熊熊大火的军舰。战斗结束后，“大清”号全体舰员因战斗英勇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表彰，而已经被大火烧成灰烬的“大清”号也因其战功永久留在了美国的史册上。

　　这船为什么叫“大清”号呢？事情就是这么巧，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进入转折之年，北方联邦政府为断绝南方邦联与欧洲的航运，竭尽全力扩充海军，搜罗市面上所有能够买到的战舰。当年6月，美国海军上将保尔丁等人找到小华尔，愿意买下他经手的3艘中国军舰，小华尔遇到买家求之不得，立即满口答应。他瞒着清政府将3艘军舰低价卖给了联邦政府，通过倒腾，他赚了17.7万美元。

　　北方海军购入这3艘军舰后，将“浙江”号更名为“郁金香”号，“江苏”号改为“吊钟花”号，为北方军队执行巡逻、运兵等任务。吨位最大、火炮最多的“大清”号则以本名加入北方海军，并在日后成为北方海军的一艘名舰。

　　1864年6月，“大清”号参加了围捕南军袭击舰“塔科尼”号的战斗。随后，它又加入了南大西洋封锁分舰队，参与了攻打南军要塞的战斗。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大清”号屡次截获南军军舰和运输船，在美国联邦政府与南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叶雨，《看世界》2011年8月上，原标题为“‘大清’号救了美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