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


滦州兵谏,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直隶滦州的一场争取立宪的兵谏事件。其后滦州起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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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兵谏 [编辑]

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发生革命武装起义
10月29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收到天津兵给司令部副官、同盟会秘密会员彭家珍急电,要张在滦州扣留由彭负责押运的军火。张见电即刻行事,共截获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之后,张联名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1]
1.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2.于本年内召集国会。
3.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
4.缔结条约及讲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5.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必经国会议决。
6.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
7.特赦国事犯。
8.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
9.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
10.本年度预算未经国务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
11.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
12.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同盟会滦州兵谏的同日,山西宣布独立,东西呼应,给清廷以极大威胁。清廷急忙将滦州以西的火车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
11月1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清廷参考十二条政纲,制定并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11月6日,宣统帝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精卫黄复生
11月7日,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张绍曾交出兵权,避居天津英租界。同时朝廷提拔潘矩楹为第二十镇统制。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七十八标调往关外,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抚宁)。这样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切断了第二十镇与第六镇会合的可能;调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至此滦州兵谏平息。

滦州起义 [编辑]

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曾建议张绍曾,趁此时机与吴禄贞蓝天蔚联合起义,但张犹豫不决。后吴禄贞被袁世凯派刺客暗杀,蓝天蔚逃亡到上海,此事未果。张绍曾被王金铭派人送到天津租界避居。
此后,王金铭、施从云和第二十镇第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和天津同盟会的革命党组织——北方共和会(会长为白雅雨)取得联系,秘密筹饷并策动起义。1912年1月,王、施等接受同盟会指示发动起义,1月3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通电全国。
清朝通永镇总兵王怀庆率部于1月10日镇压了滦州起义。王、施等率部西进,在雷庄与清军遭遇,王、施被诱至清军营地谈判,被伏兵逮捕后遭枪决,白雅雨等兵败突围,也遭到枪杀。冯玉祥逃脱。

参考文献 [编辑]

  1. ^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11页
  • 赵润生、马亮宽:《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相关条目 [编辑]






士官三杰





吴禄贞.jpg
吴禄贞(1880年3月6日-1911年11月7日),字绶卿,湖北云梦吴家台人。末军事将领,实则为卧底于清廷的革命党员。

生平 [编辑]

Wu Luzhen.jpg
6岁就读于伯父处,10岁其父至省垣教馆,举家迁往,由父课读,好经史,尤爱岳飞词及熊廷弼文。体魄矫健。
15岁丧父,迫于生计,入织布局当童工。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新编护军营,次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
1898年,冬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习骑兵科,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士官三杰”。并参加兴中会,广泛联络留日学生。同时与第二期生清贵族良弼交谊甚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康有为唐才常回国组织自立军勤王,吴禄贞回国参加,统领大通军。后起事日期推迟,吴不知,仍按原约于8月9日率先发难,仅以身免,逃日复学。
1902年,毕业回鄂,张之洞以大通旧案,将吴禁闭于弁学堂,访谈后却视之如门生。张之洞先后委以鄂军学务处会办、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备学堂会办等要职。吴以职务之便,常与李书城、朱和中、曹亚伯、耿伯钊、贺之才等聚会于花园山李步青家,计议革命;并介绍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多人投入新军。诸人皆视吴为当然领袖,并称聚处为花园山机关部。
1903年11月,应黄兴之约,赴长沙参议筹备华兴会事宜。次年,2月,再赴湘出席华兴会成立大会,预议长沙起义计划。是时,清廷成立练兵处,来电指名调吴进京,吴本不欲往,经同志劝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莫若投身中央,伺机而动。”乃于5月晋京,充任该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毫无实权,乃请准去陕、甘、新、蒙等地考察边防。
1906年秋,至兰州,以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辞气之间未能谦和逊顺 ,被诬其“冒充钦差”,沿途“需索供应”。铁良奉旨查办,电升放其回京,撤去监督差使。
1907年7月,随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东北,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推举柏文蔚参谋。8月,奉徐命调查间岛问题,被任命为延吉边务帮办,常住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派兵防守边境要隘,组织民团,安抚侨民,并亲自沿图们江流域测量河流、地形,旁考列国舆图,违译西人记载,证以日韩邦志,断以国史及诸名家着录,于1908年4月,编辑成《延吉边务报告书》三册,以确凿史实论证该地区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吉林巡抚陈昭常忌之,将其调回。旋以延边交涉事急,清廷迫不得已,于1909年授吴陆军协都统、延吉边务督办、仍驻延吉。清政府根据吴禄贞调查报告, 迫使日方签订《图们江中韩边界条约》,确认延吉为中国领土。
吴在延吉时,为奉天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负责人,清廷已微有所闻,借口经费支绌,于1910年2月,将边务督办公署撤销,改授吴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随肃王巡视蒙古。吴草成《经蒙条议》数万言,不久,被派赴德、法两国考察军事,11月归国。
党人李书城等劝其谋取一巡抚实缺,以利开展革命。同盟会员黄恺元家乃巨富,慨然出银两万两,馈送庆亲王奕劻,以促成其事。庆亲王以巡抚无缺,任其为第六镇统制。
武昌起义,吴请命南征,冀脱羁绊,而陆军大臣荫昌不许,且抽该镇第十一协编入第一军南下,令吴率余部留保定待命。10月29日,驻滦州 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通电要求清廷立宪,清廷惶惧不安,急派海军大臣载洵前往疏解不成,乃再派吴。吴、张会商以武力反清,直捣北京。是时,山西亦宣布袒义,举阎锡山为都督,清廷直接下令第6镇第12协协统吴鸿昌率兵进驻石家庄,攻打娘子关。吴闻讯,星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制止部队进攻,并派参谋长何遂与晋民军商谈合作,又派副官长王孝缜去武昌联络。
时孔庚自武昌来,向吴陈述汉口战况及清军焚烧汉口罪行,吴大愤,断然下令截留南运武昌军火,并电请清廷严惩纵火军官,大赦革命党人。清廷疑其为革命党,但以其地处要冲,不敢撤换,乃佯为嘉许,并于11月4日委其署理山西巡抚平定滦州起义。吴阳为接受,于6日赶赴娘子苯会晤山西都督阎锡山,密议组织燕晋联军,由吴任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副之,并约定会师北上日期。
袁世凯已受命组阁,以除吴为急务,乃密遣被吴革职,清廷命未准的原协统周符麟潜入石家庄,以2万元巨款收买吴之卫队长马惠田行刺。11月7日凌晨,吴在石家庄车站司令部草拟复张绍曾联军入京急电,马率暴徒突然闯入,将吴戕害,取其首级而去。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另说主使者是清政府,也有说是六镇亲袁势力自发所为。
民国元年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予吴禄贞以大将军例赐恤, 次年,营葬于石家庄,亲撰祭文,赞道:“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1]派员代为致祭。其墓现列为重点保护文物。有《吴绶卿先生遗诗》二卷行世。

参考文献 [编辑]




張紹曾禮服像
張紹曾(1879年-1928年3月21日),字敬輿直隸大城縣張思河人。曾任中華民國總理。

生平 [編輯]

Zhang Shaozeng3.jpg
1895年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被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02年回國,獲光緒皇帝接見,任陸軍第三鎮炮兵標統1910年載濤出洋考察歐美陸軍。後任陸軍貴胄學堂監督。
1911年辛亥革命時,任陸軍第二十鎮統制,響應革命,發動灤州兵諫。兵諫後任長江宣撫大臣。1912年綏遠將軍。當時外蒙古宣布脫離清朝,成立大蒙古國,並向綏遠(內蒙古)滲透,妄圖挾持內蒙古也脫離中國。張到任後,用「武裝邀請」的方式召開內蒙古兩盟王公會議。會議從召集到結束共計90多天,有700多人參加,動用數千駱駝騾馬。會議圓滿成功,避免了內蒙古的分裂。
1915年支持蔡鍔組成反袁討逆軍,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1921年,到廬山發起「國事會議」,主張各省軍閥解除兵權,全國議和,但未獲響應。1922年以後,在唐紹儀王寵惠汪大燮三屆內閣中連任陸軍總長。
1923年1月初,經黎元洪提名,國會通過,張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張主張和平統一,並建議迎孫中山入京協商南北統一,與曹錕吳佩孚武力統一之政見發生分歧。1923年6月直系倒黎,黎元洪離京,張也被迫辭職下野,隱居天津英租界
1928年3月21日,張紹曾在天津南市高等妓院彩鳳班被暗殺。傳張作霖因嫉恨他與馮玉祥北伐軍往來,派刺客殺害。
前任:
王正廷
(代理)
中華民國政府總理
1923年1月4日─1923年6月13日
繼任:
李根源
(代理)


Lan Tianwei.jpg
蓝天蔚(1878年-1922年3月11日),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末民初军事将领,中国民主革命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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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编辑]

清末的革命活动 [编辑]

蓝天蔚幼年从事学问兼经商。长大后,加入张之洞的新军,入将弁学堂学习。1902年光绪28年),经张之洞推荐,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1]
1903年(光绪29年)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拒俄运动,成立拒俄义勇队。蓝天蔚任学生军队长。不久,在清朝政府的压力下,义勇队解散。1904年(光绪30年),自陆士工兵科第2期毕业。他和同时期留学的吴禄贞张绍曾后并称“北洋士官三杰”。[1]
归国后,蓝天蔚就任湖北督练公所提调兼湖北将弁学堂教习。其间,蓝天蔚组织长沙日知会,宣传革命派思想。其后,改任第32标统带。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怀疑其宣传革命,对其进行监视,蓝天蔚遂自动辞任。[1]
1907年(光绪33年)4月,蓝天蔚赴奉天,与吴禄贞、张绍曾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手下任职。1910年宣统2年)春,奉东三省总督锡良之命,赴日本考察军事,入陆军大学校学习。归国后,任第2混成协协统,驻扎奉天北大营[1]
1911年(宣统3年)10月,蓝天蔚、张绍曾、吴禄贞准备在直隶省永平县(今河北省卢龙县)举行的永平秋操中举兵。但是,随着武昌起义爆发,秋操中止,计划变更,他们发起滦州兵谏,向清朝提出宪法制定、责任内阁制实施等要求的声明。除他们三人外,陆军第三镇第5协统领卢永祥、第39协统领伍祥祯、第40协统领潘矩楹列名。这对清朝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起到了一定压力。但是,蓝天蔚等人遭到清朝及袁世凯的严厉追究。张绍曾、吴禄贞遭撤职,吴禄贞被刺客杀害,张绍曾被迫下野。[1]

民国时代的活动 [编辑]

此后,蓝天蔚被革命派推举为关外革命军大都督,率第2混成协策划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丰。但赵尔丰早作处置,蓝天蔚的混成协统领职务被罢免,军权被剥夺,逃往上海。此后,蓝天蔚继续担任关外军政府大都督,从事革命活动。[1]
中华民国成立后,蓝天蔚加入黎元洪领导的民社,疏远掌握大权的袁世凯1913年(民国2年)参加二次革命1914年民国3年)被投入监狱,经参谋次长陈宧斡旋而获释放。[1]
1915年(民国4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蓝天蔚率湖北的独立军起义,但遭到失败。1916年(民国5年),赴奉天省,策划驱逐奉天督军张作霖,但因事机泄露而失败。1921年(民国10年)5月,为呼应孙文北伐,在湖北省组织鄂西联军。1922年(民国11年)1月,遭孙传芳击败,逃往四川省。随即被川军指挥官但懋辛逮捕。[1]
在护送前往重庆时,3月11日,蓝天蔚开枪自杀身亡。享年45岁。[1]

参考文献 [编辑]

  1.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张奇林“蓝天蔚”‘民国人物传 第11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书局、2002年。ISBN 7-101-02394-0

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宪法十九信条》出台始末

所谓"近代中国",可能有很多解读,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面对西方挑战而给出的回应。西方的挑战,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传统中国文明面对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中国能不能在西方全新的工业文明挑战后给予积极回应,能不能在精致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文明,确实一度成为中国人的焦虑。

不过从过往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想想,并不那么可怕。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是一个不必怀疑的主题,关键只在于中国怎样走上世界?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并将这些制度文明拣择性地融入中国既成制度架构,中国也在甲午战争之后做了认真的尝试,直至维新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发生,中国终于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沉痛反省,开始了新政,进而开始了预备立宪。应该承认,中国在这个时间段的尝试并不错,踏准了世界历史的节奏,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指日可待。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皇族内阁,一个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将先前努力付之东流,中国还能走上宪政之路吗,成为许多中国人1911年下半年的现实焦虑。

忍不住发难

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不三日,光复武汉,通电全国,成立湖北军政府。清政府按照惯例,迅速启动危机处置程序,将瑞澂革职仍署湖广总督,命其反攻省城。又命军谘府、陆军部派陆军两镇开赴湖北,另命海军部派兵轮由萨镇冰督帅赴武昌,又命长江水师由程允和率领赴援,又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兵前往,所有援军及湖北军队均归其节制。稍后,清廷又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应该承认,清廷的应急响应并非不及时,但是湖北新军的行动却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在全国蔓延。12天,10月22日,长沙新军、陕西新军起义;13天,23日,九江江西新军起义,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不过,弥漫全国的烽火并没有让清廷感到绝望。第一,各省新军起义,究其本质而言还是体制内的分歧,各省新军说到底还是大清国的柱石,他们之所以发动起义,不过类似于传统的"清君侧",善为利用,未尝不是推动改革的动力;第二,各省新军只是地方部队,大清国兵力精华在中央军,即北洋六镇。清政府的底牌是,只有北洋六镇不动,各省新军翻不了天。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驻扎在滦州的中央军主力一部还是毫不客气地发动了兵谏。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为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

张绍曾为河北大城人,原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时名列第一,回国后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陆军贵胄学堂监督、第二十镇师统制等。武昌起义发生后,奉命率部驻扎滦州。

蓝天蔚为湖北黄陂人,出身于湖北武备学堂,后被张之洞选派赴日学习军事,并在那里与张绍曾、吴禄贞结识。日俄战争爆发后,蓝天蔚为义勇队队长,助日抗俄。回国后历任将弁学堂教习、第二混成协统领等。

吴禄贞为湖北云梦人,经历与蓝天蔚相似,也是张之洞选派赴日学习军事的。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学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不过,他们虽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留学人员,但却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深刻影响,是"体制内异己分子"。

在武昌以及各地新军起义影响下,10月27日,张绍曾联合统领伍祥祯、潘矩楹、卢永祥、蓝天蔚等军事将领向清廷发难,通电要求改定宪法,以英国君主立宪宪章为准的,并附有政纲十二条: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二、于本年内召集国会;

三、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

四、缔结条约及讲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五、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必经国会议决;

六、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

七、特赦国事犯;

八、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

九、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

十、本年度预算未经国务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

十一、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

十二、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十二条政纲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份重要文件,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之后宪政方案的具体化。这个文件既具体回应了各地新军的政治诉求,也比较明白地指出皇族内阁政治架构不可原谅的错误,为清廷指出了政治改革方向,打破了武昌起义以来所形成的僵局。清廷如果按照十二条政纲逐条落实,相信还有机会挽回信誉,重建宪政改革共识。这是滦州兵谏的真意义。

恐慌中的让步

滦州兵谏成为此后时局转折的关键,环绕北京,握有重兵的军事将领奏请绝非泛泛。当此时局亟亟,人心向背至关重要,军心不稳,人心不固,大局必将陷入更加不可收拾的境地。所以,滦州兵谏的警告着实让清政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过去讨论过无数遍无法定案,争论不休,现在却可匆忙通过,匆忙颁布,清廷和皇族所能守住的底线似乎只有两条:一是不能实行共和政体,一是不能实行排满主义。除此之外,所有改革要求,均可照准。只是这一切似乎都晚了。

托克维尔敏锐发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关联,发现了旧体制系统崩溃的内在原因,发现旧体制不改革或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一旦启动了改革,可能会加速崩溃。清廷在危急时刻匆忙颁布的这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形。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而此时如此改,更有点饥不择食、乱上添乱的意味了。

29日,山西新军起义,击毙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第二天,又传来云南独立的消息。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压力,真的使从来都是喜欢掩耳盗铃,从来喜欢报喜不报忧的朝廷和皇族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付。

与此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也正在秘密策划联合山西和滦州军队直捣北京。张绍曾于10月31日扣留了自奉天运往武昌前线的军火。陕西、四川、湖南、江苏、山西、广东、安徽、江西等省,或发生兵变,或出现骚动,有的甚至直接宣布独立,宣布光复。于是,北京各种传言不一而足,到处弥漫着恐慌情绪,稍微有点办法的官员纷纷携着家眷逃亡天津租界,据说隆裕太后也准备携带小皇帝溥仪逃亡承德"北狩"。

这些变化和传言当然使刚刚抵达湖北前线的袁世凯感到震惊和不安,他或许不知道,假如大清国真的突然没有了,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袁世凯果断采取了几个重要措施或步骤。

在前线,袁世凯加强攻势,将前敌指挥部前移湖北孝感,督促清军不惜一切代价猛攻汉口,以前线胜利稳定后方人心。11月1日,冯国璋统帅的清军终于突破革命军的防线,进入汉口城区。

在后方,袁世凯一方面通过庆亲王奕劻等皇亲国戚稳住隆裕太后,阻止帝后出京,以免人心更加慌乱,社会更加动荡,一方面要求心腹赵秉钧以民政大臣名义,利用一切手段,恢复和稳定北京社会秩序,保证商户照常开业,剧院照常演出,人民照常生活,以一切照旧安抚人心,不要自我恐慌。

更重要的是,先前被吴禄贞解除职务的陆军第六镇步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潜伏至石家庄。周符麟用两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部下马步周等人。11月7日凌晨,马步周带领几名打手闯进吴禄贞住所将其杀害,"士官三杰"不复存在。

吴禄贞之死给滦州兵谏领导人张绍曾、蓝天蔚带来极大恐慌,在一定程度化解了滦州兵变对京师的威胁,从根本上稳定了后方情绪,为南北僵局最终化解赢得了时间,也使清廷执政者真正明白了袁世凯的厉害。

当然,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是,不管怎样设计阻止清军哗变,怎样猛攻武昌,打击革命军,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整个事变的关键点,依然是清廷的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自武昌起义以来的全部问题,其实还是怎样推动停滞已久的政治改革,只有加大、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才能从根本上解除政治危机。

在各方压力下,清廷最大限度地表示了改革诚意。滦州兵谏第二天(10月30),摄政王监国载沣下诏罪己,承认清廷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承认责任内阁变成了亲贵内阁,与君主立宪的原则相违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出台,既是受蒙蔽于政治小人,也与舆论倾向相违背;政府从人民那里获取的税赋已多,可是未办一件利民之事;朝廷的司法诏令一道接着一道,可是在现实政治中就是不见守法之人。鉴于如此现实,清廷罪己诏中誓言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同时宣布解除党禁,尽快颁布宪法,尽快组织完全内阁,决心以踏踏实实的政治改革,重新唤起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摄政王迟到的政治检讨很快赢得了资政院立宪党人的认同、同情和默认,他们在第二天召开的资政院会议上决定向全国宣布朝廷的"德音",通电各省咨议局,表示现在朝廷幡然醒悟,决心改革,政体已立,政本已定,所以各地不应再有武装举事或兵燹之举发生,朝廷不欲用武力平内乱,那么人民也就不必以武力避朝廷,期待以和平手段化解国内冲突。

然而,与资政院议员们的看法很不一样,张绍曾等以为清廷颁布的这几份上谕并没有全面坦诚回应军队将领早几天的通电要求,对军队将领通电中的精义忽略太多,他们遂于11月1日再上一折,要求清廷不要再忽悠人民了,必须立即组织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取消宪法大纲,将宪法交给议院制定。同时组织"立宪军",以兵力为请求改定宪法的最后手段和最后保障。

张绍曾等军方将领的坚决不妥协无疑深刻影响了清廷执政者摄政王,为收拾久已涣散的人心,也为了早日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摄政王载沣于11月1日立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邹嘉来等亲贵内阁集体辞职,为新内阁的组成扫清道路。紧接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对湖北军务稍作部署后迅速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来不及了

至于张绍曾和各方面一致要求的宪法问题,摄政王载沣于11月2日令资政院负责起草宪法,并期待用最快的速度予以公布,以慰民情。在当天的资政院会议上,议员们重点讨论了宪法信条和相应的奏稿。根据内阁官报11月3日,"十九信条"的文本是:

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海陆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由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资政院起草、修改、通过之后《十九信条》第二天(11月3日),就将这个文件上奏朝廷,强调这个重大信条参照了东西各立宪国家宪法文本,以英国君主立宪主义的大致原则予以制定。这个文件对各地立宪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积极回应,在皇权、民权等方面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议会和内阁总理的权力,但是皇权至上,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依然是十九信条的基本原则。

公平说,十九信条所宣布的皇权至上只是立宪国家的一般原则,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依据这些原则制定正式宪法必然要规定君主的权限在宪法的范围内,而宪法起草、修改的权力都在议会;总理大臣虽然由皇帝任命,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因为这个十九信条已经明白规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族成员永远不能担任这个职务。所以,这个制宪原则就是英国的虚君共和,也是先前立宪党人多年来所追求的东西。

然而,多年来的追求并不被朝廷所理解所接受,现在到了危机的状态下,清廷欣然接受欣然答应,似乎一切都晚了,并没有受国人的认同、支持,更不要说欢呼了。

十九信条宣布第二天,贵州宣布独立,紧接着,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广东等也相继宣布不再是大清国的属地,不再承认清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

先前那些信誓旦旦与朝廷共患难的各级官吏,到了危急时刻再也不愿意绑在大清王朝这个破车上了。

宪法信条十九条中最大限度的政治让步来的太晚了。11月7日,严复致信莫理循,就清廷的几个让步有一深刻分析。

严复认为,清廷10月30日以来几个诏书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朝廷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些宣示固然很好,但太晚了: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的宪法十九项条款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它不过将专制政权从皇帝转移到未来的国会或现在的议会。这种事绝不会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的。

严复是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发自内心不希望清帝国倒台,但他看到以摄政王为首的统治者太低能太弱智,所有的应对都慢了一步。按照严复的意思,假如这些让步发生在半年前或者一年前,那么中国的面貌就决不会这个样子。

现在,这一切都晚了,摄政王的让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让步,没有办法挽救大清王朝,而且在事实上彻底瓦解了大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法理基础,人民,至少是以人民的名义,越来越不满足清政府的这些让步。许多人情不自禁想到,清政府的政治让步不过就是君主立宪,那么南方的革命党人一直在鼓吹的民主共和不是比你这个君主立宪更好吗?所以,当中国政治改革的多米诺骨牌松动之后,但凡有革命党人活动的省份,无不争先恐后宣布脱离大清王朝,宣布独立和自治,等待重建一个全新的共和民主制度,清廷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宪法十九信条没有挽救清帝国,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结束。

共识网编辑按:发表于《财经》杂志2013年第15期,刊出标题为《宪法十九信条》出台始末。此文为作者所赐原稿。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的两支部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的两支部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本刊特约丁晓平先生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毛泽东批评胡乔木“讲的话不对”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以他的远见卓识,深刻理解文化作为“武器”的巨大作用。1940年初,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

 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本刊特约丁晓平先生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毛泽东批评胡乔木“讲的话不对”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以他的远见卓识,深刻理解文化作为“武器”的巨大作用。1940年初,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必须批判地接受古今中外的进步文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因此他在文化战线队伍的建设上特别注重为人民大众、为抗战服务的思想。

  随着丁玲、萧军等一大批国统区和大后方的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到来,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有了新发展。但由于各自的文艺观点不同,文艺界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许多文艺工作者没有了刚开始到延安的那种热情,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开始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真心朋友”。在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纷面前,毛泽东开始专门研究作家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和一些同志交谈和书面交换意见。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就整风问题先后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也就在这个时候,《解放日报》文艺副刊3月13日和23日发表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写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毛泽东看了,极不高兴,生气得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对身边的胡乔木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说完立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打完电话,毛泽东又委托胡乔木致信王实味,指出其杂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对同志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不利于团结。随后,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解放日报》再次改版。但毛泽东此时并没有把王实味定为“托派”。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先后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传达了毛泽东的希望和意见。胡乔木在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而此前的3月9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发表,在延安文艺界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出的墙报《轻骑队》中,也出现了许多消极的内容,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像国统区小报上的“黑幕新闻”,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因此有人建议中央封掉这张报,不许它再出。毛泽东知道后说:“不能下令封,而是应该让群众来识别,来评论,让群众来做决定。”

  尽管《野百合花》引起的争论比《三八节有感》还要尖锐,但胡乔木认为后者在延安文艺界更具有代表性。这天,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员开会,谈改版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会上,贺龙、王震等都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很生气。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贺龙的话说得很重,丁玲有点下不了台。胡乔木一听,感觉问题提得太重了,这样批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毛泽东装作没听见,没有作声。

  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毛泽东批评胡乔木“看不出来”的问题到底是哪些问题呢?

  晚年胡乔木回忆说: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这是作家罗烽一篇文章的标题)。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胡乔木认为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五个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中央研究院,用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3月23日起,这个墙报的最初三期连续刊登了王实味的《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政治家与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毛泽东看完墙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祝贺开展了斗争”

  1942年4月底,延安的100多位作家和艺术家们,几乎同时收到了一张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4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致信毛泽东,反映文艺界出现的各种问题。4月9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拟面谈一次。”11日,欧阳山和草明二人面见毛泽东。13日,毛泽东第二次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不久,毛泽东先后邀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何其芳、草明、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谈话,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交换思想。接着毛泽东又与欧阳山、艾青等写信探讨或面谈。

  艾青面见毛泽东时,恳切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

  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5月2日下午,延安“飞机楼”中央会议室里的20多条板凳上已经坐满了人。1941年建成的“飞机楼”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大楼,乃延安当年最为现代化的建筑。其主楼三层,两侧配楼各一层,从宝塔山俯瞰,此楼形状如飞机,因而得名“飞机楼”。而这个中央会议室平时就是中央机关的食堂。

  会议室里已经是济济一堂,100多位来自各条战线的文艺家和作家们,可以说是“延安六七千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些文化人绝大多数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会集延安的,他们除少数受中共的派遣,大多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泽东走进会场,与大家一一亲切握手。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泽东第一个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革命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就是朱德,“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一武,一文,毛泽东生动形象的开场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可见毛泽东一开场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在毛泽东讲话中间,外面炮声隆隆。那是国民党军队在洛川向红军进攻。当时好多人刚从重庆来,听到枪炮声有些紧张,就有人递条子给毛泽东,问有没有危险。毛泽东看了条子后说:“我们开会,听到炮声,你们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们的部队,能顶住。我提几个建议:第一,你们的母鸡不要杀了,要让它下蛋;第二,你们的孩子要自己养着,不要送给老百姓;第三,我们的部队在前面顶着,万一顶不住,我带你们钻山沟。”毛泽东的话又赢得一片掌声和笑声。大家又安心开会了。

  毛泽东在这天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后来正式发表时,“总司令”的说法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讲话时,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份自己准备好的提纲。他的一侧坐着速记员。

  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等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做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他希望大家把意见写出来寄给他本人。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引言”后,争先恐后发言,有许多话要说。

  萧军是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也是发言最长的一个。当时“他身旁有个人提一壶水时时给萧军添水,一壶水全喝完了,他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提水的人又去后面打水去了”。萧军主要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萧军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会场后面响起洪亮的声音:“我发言。”

  大家抬头一看,会场上霍地站起来一个人。而此人就是坐在萧军旁边的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这多少让大家有些意外,而更让大家意外的是胡乔木的发言既尖锐,又明朗,当场就对萧军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胡乔木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显然,是对萧军的意见实在忍不住了,胡乔木才站起来反驳他的。

  因为萧军在当时名气很大,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他。平素言语不多的胡乔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了关键的话,在会场引起震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毛泽东非常高兴。一开完会,毛泽东就请胡乔木到他家吃饭,说:“祝贺开展了斗争。”可见,毛泽东对于当时解决文艺界意识形态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是多么的坚决,多么的鲜明!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胡乔木参加了会议,认真地做记录。

  座谈会的空气是十分活跃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

  几乎一言不发的毛泽东,整天时间一直全神贯注地听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做记录。

  座谈会上还有一位党外作家提出:“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胡乔木回答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立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5月23日举行的。又是开了一天。下午,朱德在会上作了最后发言,他有针对性地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呢?”“有人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马列主义是真理,我在真理面前举双手投降……”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座谈会“结论”。参加会议的人比前两次的还多,因此只得换到“飞机楼”大门外的广场上,但还是挤得满满的。

  毛泽东说: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我做文章,题目就叫做“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好,他已经作了结论。

  毛泽东一口湘音,尽管许多人对他的湖南话听起来有些费劲,似懂非懂,但大家都明白毛泽东要说的是什么思想。正如胡乔木所说的: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具体讲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批评”和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并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毛泽东说:“我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的结论,同志们还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结论。”


  《讲话》的发表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毛泽东的讲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文艺战线出现蓬勃新气象,文艺苗圃里百花怒放——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报告文学《荷花淀》《张村无故事》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出,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激励鼓舞人们觉醒同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战斗的号角和鼓点。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讲话并没有立即发表。为什么呢?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胡乔木说:“那是因为整理费一点时间。整理后,毛主席看过就放在那里了。发表还要找个时机,同鲁迅逝世纪念日可能有点关系。”

  毛泽东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尽管在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他不仅找来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谈心,或通过书信形式进行了很深很广泛的交流,获得了文艺家们在文艺创作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他还在座谈会之前整理了一份发言提纲,并让胡乔木根据会议记录做了整理修改,但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不着急发表这份讲话的毛泽东,他先要看看座谈会的实际效果。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余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改造自己。从此延安掀起了作家、艺术家下乡的热潮。为配合这个形势,经毛泽东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发表。

  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

  10月19日,“讲话”的全文正式由《解放日报》发表。编者在前言中说:“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明确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内外人士中去。”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白羽后来在《我与胡乔木同志》一文中回顾了自己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的真实思想。他坦率地说:“当时,我是一个矛盾的人。在支部书记岗位上,我与那些歪风邪气进行斗争,忍人之不能忍,行人之不能行;但在那蔓延开来的文艺浊流影响下,我的思想也摇摆了,而且写出两篇小说《胡铃》《陆康的歌声》。轻一点说,起码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重一点说,也可以属于‘暴露黑暗’。经毛主席两次教诲,我已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所以提出了‘犯了错误怎么办?’……”

  毛泽东对刘白羽说:“犯了错误,你在什么范围犯的,你就在什么范围收回来。”

  刘白羽又问道:“要是写了错误的文章,白纸黑字印了出来呢?”

  “一个人讲了错误的话,是影响不好的,如果写成了文字印了出来,就更大的传播了谬误,那影响的范围就更大更久,真正有好心的人应该在原来发表文章的地方,再写一篇文章,批判错误,收回影响。”

  整风结束后不久,胡乔木请刘白羽去杨家岭作客。在张如心(时任军政学院教育长)的陪同下,刘白羽来到胡乔木的家。

  胡乔木告诉他:“现在,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最好有人写点文章表示自己的态度。”

  刘白羽立刻将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我正在准备写一篇文章,绝不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

  胡乔木听了刘白羽的心里话,满面春风,笑意盈盈,高兴地说:“那你就赶紧写出来吧!”

  他们谈得非常愉快,告别的时候,胡乔木还依依不舍地送刘白羽和张如心走下山,走过河滩,一直走到延河边才分手。

  刘白羽回去后,在中央党校三部花了几个通宵,于1943年11月19日的黎明时分,写出了《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随后,他立即送给胡乔木审阅。胡乔木看完后,马上把刘白羽找来,两人一起进行了修改。修改中,胡乔木非常尊重刘白羽的原意,只是在刘白羽写自己今后决心去做实际工作的结尾处提了一个重要意见。

  胡乔木说:“文艺整风不是让作家不做作家了,因此改为:让我们欢迎这个新文学时代的到来吧!我能够作这个新艺术中的一个兵士——这就是我的希望与我的喜悦。”

  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白羽的这篇文章。刘白羽首先进行自我批评,说过去“我还是把鼻子、嘴连眼睛,埋在小资产阶级烟雾里,看不见群众”,“自己口头上讲‘人民大众’,但是看不见人民大众”,“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因此我写的人物只能说是穿了农民衣服的知识分子”;“不粉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就不能认识我的错误”。1995年,刘白羽回忆说:“延安整风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胡乔木的两次谈话,给我很大推动。”晚年刘白羽在出版其文集《心灵的历程》里还将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收入。


  胡乔木是《讲话》的整理者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胡乔木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直到1992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他在跟他的助手们回忆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才透露了这个已经在他的心中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且他也只是很随便极谦虚地说了一句:“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

  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胡乔木夫人谷羽回忆说:“他那时才30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比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当时,中央在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但是,乔木多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乔木一生坚持用‘讲话’指明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在《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泽东告诉胡乔木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很欣赏郭沫若的这个说法,还告诉胡乔木:得了一个知音。毛泽东为什么欣赏郭沫若“有经有权”的说法,胡乔木认为:“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确实认为《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后来,胡乔木在重庆还专门同茅盾谈起这个问题。茅盾说:外地去的作家对解放区的生活不适应,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发生一些争论。胡乔木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大后方,同延安相比,环境都有很大变化,作家原来把延安理想化了,觉得什么都好。但到了延安之后,理想与现实有了距离,这样各种各样的议论就出来了。


  《讲话》发表的时候,整风运动正如火如荼。由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在延安搞出了很多“特务”,所以《讲话》刚发表时就把文艺界的“特务问题”特别标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有关“特务”的话删除了。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因为当时说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根本方法,胡乔木就向毛泽东建议说:在有的地方加一些话,讲讲现实主义的问题,能不能把日丹诺夫讲社会现实主义的定义写进去。毛泽东很不满意。《讲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除了删除了“特务文艺”的提法之外,还将在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由“借鉴”改为“继承和借鉴”,原来说国统区作家脱离群众问题上跟国民党“有些不同”改为“不同”,等等,这些细节上的遣词造句,毛泽东都是经过认真琢磨的。

  毫无疑问,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者,又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丁晓平,中华读书报  2013-05-22,原标题为:胡乔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希特勒上台八十年后


2013年2月26日
原文 “Eighty years since Hitler’s coming to power” 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3年2月2日发表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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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1933年1月30日,保罗 • 冯 • 兴登堡总统任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 • 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在随后的12年中,希特勒政权犯下了人类前所未见的罪行。它粉碎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使国家遭受极权的独裁统治,并无端发动侵略战争,导致欧洲被摧毁,数百万计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杀害。
1933年1月30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野蛮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被认为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特征。然而在1933年,这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精英,竟把权力交给了一个野蛮的反犹太主义者和他那个依赖社会渣滓建立起来的政党。
这样的局势发展源于德国和国际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始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后果,对广大工人和中产阶层生计造成了巨大破坏。德国社会分化严重,民主只是在名义上存在。走向一场社会爆炸的魏玛共和国,实质上只残存于紧急法令和总统内阁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需要纳粹党镇压工人运动,兴登堡决定委托希特勒掌权。他们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和流氓无产阶级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并被动员起来反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破坏工人运动是德国企业界所迫切准备的征服战争的先决条件。
兴登堡的决定得到了军队的头头、大企业及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希特勒无需夺取政权,而是由统治精英移交给他。宣称大多数德国人是支持希特勒的论调是假的。
在权力移交之前,即1932年11月所举行的的最后选举,两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取得的选票超过了希特勒的纳粹党达五十万票。工人们痛恨纳粹党。他们不仅投票反对希特勒,而且还要与他战斗。但是,他们的领导人们却无法进行这样的斗争。
曾经镇压1918-1919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民党,并无意去动员工人。这个党只会躲在国家机器之下,并声称靠它就能控制纳粹党。它鼓吹对警察、军队和兴登堡的幻想,社民党更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支持兴登堡。然而,九个月后,兴登堡就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社会民主派控制的工会走得更远。德国工会联合总会(ADGB)宣布对新政权效忠,并于1933年五一节展示纳粹党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纳粹党徒于5月2日就捣毁了工会总部。
制止希特勒的关键责任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上。成立于1919年的共产党,是对社民党向右转的政策的回应。然而,德共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却追寻一条灾难性的路线。它拒绝对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任何区分,更把后者列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德共领导层严厉抗拒与社民党缔结反纳粹的防御联盟。
列昂 • 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们不顾疲劳地爭取这样的联合战线,但却被斯大林主义者恶毒迫害。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事实上却是掩盖了共产党拒绝去承担揭发社民党领导层的任何斗争,不去爭取社会民主派工人去发动一场认真反对希特勒的斗争。
“共产党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政策能够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一个革命的党,” 托洛茨基在1933年5月写道。“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需尽可能利用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法西斯主义,同时也通过向工人揭发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无能,去削弱改良主义。自然,这两个任务是溶为一体的。共产国际官僚的政策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改良派的投降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而服务,而并非共产主义,社会民主派的工人仍与他们的领导人站一起,共产党工人则对自己和自己的领导层失去了信心。”
托洛茨基从德国工人阶级的惨败中得出了深远的结论。在此之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所为之斗争的,是使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政治上重回正轨。但是,随着共产国际拒绝从德国的惨败中吸取任何教训,还禁止其成员对德共的灾难性政策作任何的讨论,再用这样的方针已不再可能。
“一个组织若在法西斯主义的雷声下还不能惊醒,” 托洛茨基宣告,“ 这表明它已经死掉了,任何事情都不能使它复活。我们坦白和公开地说明这一点,是出于我们对无产阶级及其未来的必要责任。” 任务已不再是改革共产国际,而是要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和一个新的国际。
托洛茨基遇到了中间派团体的激烈抵抗,他们认同一些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但却宣称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是言之过早。他们认为,这样的步骤只能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高潮的基础上才有所作为。
托洛茨基果断地拒绝了这种论点。“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是宿命论者,” 他写道。“他们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卸下历史进程要他们承担的任务... ... 没有一个千锤百炼和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社会主义革命是难以设想的。”
这些话再次显示了其迫切的现实意义。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已急剧地恶化,把爆炸性的阶级斗争提上议程。在埃及、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工人每天都在反抗他们的政府所展开的残酷紧缩措施和政治攻击。政府的回应则是诉诸于专制主义手段,并鼓励法西斯组织的发展,如希腊的金色黎明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匈牙利的更好匈牙利运动(Jobbik)。
众多的伪左派组织与工会联手,正在尽一切努力把工人的斗争带入一条死胡同,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今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层去团结国际工人,并动员他们去进行建立工人政权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这个领导的任务体现者就是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及其支部,即各国社会主义平等党。
彼得 • 施瓦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