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1945-47）[編輯]
戰時對於戰後歐洲的布局[編輯]
盟國之間對於戰後歐洲的去從、國界的變更等等抱持著不同看法[21]，雙方各自持有他們認為應該用來確保戰後權力分配的計畫[21]。西方盟國認為一個穩定的國際體制應該是由許多民主的國家所組成，透過國際組織來協調各國之間的紛爭[22]，而蘇聯則主張因為其在戰時受到龐大的死傷（估計為2700萬人）和經常受到侵略的可能性[23]，自認其有權支配鄰近的國家來確保自身安全[21][24]。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同時，史達林便已經開始有系統的訓練各國的共產主義份子，希望在紅軍攻抵歐洲各國後可以馬上樹立一系列忠於莫斯科的共產政權。在紅軍抵達這些國家後，蘇聯的人員便立刻控制媒體，尤其是無線電台，並且迫害獨立的公民組織，從青年團體、學校、教堂、其他政黨等等都被禁止[25]。為了從二戰中復原，史達林計畫在戰後先與英國和美國保持和平，以求蘇聯國內的重建和經濟成長[26]。
西方盟國對於戰後的布局也有不同意見，羅斯福的目標是在歐洲和亞洲取得軍事勝利、建立一個世界和平組織，而邱吉爾則注重於大英帝國的生存和對地中海地區的控制、以及確保東歐國家扮演英國與蘇聯之間的緩衝國，羅斯福的目標相較更為全球化[27]。
從當時美國決策者的觀點來看，蘇聯是一個可以結盟的對象，而英國的角度則將蘇聯視為是他們安全的重大威脅。隨著蘇聯佔領東歐各國，史達林在談判桌上要脅英美兩國的籌碼也越來越多。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的不同使他們各自與蘇聯進行了獨自的協定，在1944年10月邱吉爾到莫斯科協商，他答應將巴爾幹半島切為數個不同的勢力區塊，而羅斯福則在雅爾達會議上與史達林就亞洲的部分達成協定，但拒絕支持邱吉爾對於波蘭和歐洲劃分的看法[27] 。
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對戰後在亞洲等地的權力布置達成一定共識，但對歐洲的劃分仍然無法達成協議[28]。羅斯福在1945年4月去世後，接替他的哈瑞·杜魯門對史達林抱持懷疑態度，並開始倚重一群外交政策上的菁英作為顧問。蘇聯不顧邱吉爾和杜魯門兩人的反對，在波蘭扶植了親共的魁儡政權，這一舉動也導致反對蘇聯的波蘭流亡政府無法回國重組政府[29]。
隨著聯合國憲章在1945年6月的簽訂，多國組成的聯合國由此誕生，然而其安全理事會的執行權力被其成員國所持有的否決權所限制[31]。聯合國之後也在實際上淪為一個各國用以發表各自言論的場合，而蘇聯則僅將其視為是一種宣傳的管道[32]。
波茨坦會議和日本投降[編輯]
在德國投降後不久的波茨坦會議上，盟國對於德國和東歐未來的布局產生重大分歧[33]，參與討論的各國之間對彼此的不信任和爭論言語也證實了他們對彼此一直以來的猜忌[34]，在會議上杜魯門向史達林透漏美國已經擁有了一種強大的新武器[35]。
史達林早已得知美國在研發原子彈，並且早已在暗中推動蘇聯本身的原子彈發展，也因此對此消息沒有很驚訝，他在會議中稱他很高興美國發展出了可以用來對抗日本的新武器[35]。一個星期之後，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在原爆之後，史達林向美國抗議杜魯門沒有提供蘇聯在佔領日本上的地位[36]。
東方集團的開始[編輯]
早在二戰開始的時候，蘇聯便在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吞併了許多國家為其加盟共和國，包括了波蘭東部[37]、拉脫維亞（拉脫維亞SSR）[38][39]、愛沙尼亞（愛沙尼亞SSR）[38][39]、立陶宛（立陶宛SSR）[38][39]、芬蘭的一部分（卡累利阿-芬蘭SSR）以及羅馬尼亞的東部（摩爾達維亞SSR）[40][41]。
而從納粹德國手中由蘇聯紅軍佔領的東歐國家被蘇聯一一變成東方集團的衛星國[42]，包括了東德[43]、波蘭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44]、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45]、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46]。從波羅的海各國到中歐，西方盟國儘管對於蘇聯藉由豎立共產政權的擴張表示憂心和質疑，但卻沒有即時採取實際行動支持那些國家反共的人民和波蘭流亡政府等組織進行民族自決的權利，這在後來被波蘭和東中歐國家人民稱為是西方盟國的背叛。後來英美兩國向蘇聯讓步，承認了這些共產國家的合法性，使得雅爾達會議裡原先約定的戰後權力分配正式破產[47]。
蘇聯式的政權在東歐的擴散不但在那些國家施加了蘇聯式的計畫經濟，同時史達林也對他們進行了殘暴的統治，以蘇聯的祕密警察來打壓和迫害存在的和潛在的反對者[48]。隨著史達林統治的而來的，是由拉夫連季·貝利亞率領的NKVD在東歐各國進行的共產權力鞏固，鎮壓各國反共的勢力[49]。只要被蘇聯扶植的魁儡政權有任何的反抗意識出現，史達林便重複其戰前的策略，將反抗者除權，並且進行作秀的審判，然後監禁或處決[50]。
在亞洲，紅軍於戰爭結束前的最後階段進攻並佔領了滿洲國，並且佔領了朝鮮半島38度線以北的大片土地[51]。隨著蘇聯的坐大，溫斯頓·邱吉爾便已開始憂心蘇聯對東歐的龐大控制，加上史達林的不可靠特質，會使得蘇聯成為西歐的最大威脅[52]。
準備新的戰爭[編輯]
在1946年2月，喬治·凱南從莫斯科向美國發回了一則「長電報」，電報中闡述他對於蘇聯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的深入分析，認為美國與蘇聯的長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主張以圍堵政策對付蘇聯。這則電報對美國政府決策者的影響巨大，並且成為之後美國數十年用以對付蘇聯的策略基礎[53]。而同一時期蘇聯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也主筆了一篇傳回莫斯科的電報，主張美國是一個獨斷的資本主義勢力，並宣稱美國正在「準備贏得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有利條件」[54]。
在1946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在德國發表了一場演講，重申美國對於西德人民的重視，批評小亨利·摩根索所提出的要在戰後德國去除工業化的計畫，並且向蘇聯警告美國將會在歐洲維持無限期的軍事部屬[55]。如同伯恩斯在一個月後所說的「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贏得德國人民的支持…這是一場我們與俄國之間贏得民心的鬥爭…」[56]
在「長電報」發表後不久，前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了鐵幕一演講[57]，呼籲英美聯盟對抗蘇聯，並指控蘇聯在「從波羅的海的斯塞新到亞得里亞海的第里雅斯特」之間建立起了「一道鐵幕」[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