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全民
今年8月19日，是原苏联“八·一九”政变发生22周年的日子。在那场震惊世界、改变历史的政变中，苏军高层和部分部队参与了政变，遂行了禁锢戈尔巴乔夫、围困叶利钦，控制莫斯科重要国家机关和媒体单位的任务。但苏军在政变中放弃强制使用武力，拒绝向莫斯科街头反对政变的民众开枪，并且在8月21日撤回了军队，起到了对政变釜底抽薪的作用。
对于具有七十多年历史、拥有严密组织指挥体系的苏军来说，在“八·一九” 政变中放弃使用武力并非是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少数高级将领个人的草率决定，而是因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这里，笔者结合当时苏媒体报道、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作如下分析。
一、牢固的使命意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武装力量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马克思恩格军事文集》第1卷第342页）。“社会主义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建立军队，不是因为国内条件的需要，而首先是因为必须保卫国家不受国外敌人的进犯，是因为存在着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危险。仅仅是这一点才使得苏联不得不拥有一支军队…”（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6月第二版第461页）。
由于苏军长期的灌输教育，使得苏军广大官兵的使命和职能意识扎根人心。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在《沉沦之师 苏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一书中写道： “ 1991年8月发生的一切刺痛、扭曲，摧残了我们的心灵。对一名军人来说，没有比突然处于自己国家的各政治部族进行争斗的震中更糟的状况了。当这些部族进行搏斗的时候，军队就像民警一样，必须去拉开相互打架的亲属们”。当布兰涅茨听到叶利钦在白宫向群众讲话中称呼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军政府”时，感到深受剌激：“这个称呼是带侮辱性的，其不正确性就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八月里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这样的‘目标’。对我们而言，最主要的事情是保卫国家，使它免受外敌侵略。军政府是要推翻内部敌人的。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内部敌人’”。
正是基于这一牢固的使命意识，苏军确立了绝不向同胞开枪的政治原则。国防部长亚佐夫在调兵进城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当部队进入莫斯科受到了民众的阻挡和拦截、包围反对派领导人叶利钦所在的俄罗斯议会大楼白宫的部队与成千上万保卫白宫的民众对峙时，亚佐夫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不但许多军官们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即使是士兵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开枪。面对保卫白宫人群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军方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
于是，在莫斯科街头出现了感人的一幕：有的军官跳上装甲车顶，对人群大声宣布：“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的步兵战车里没有炮弹”！有的军官放纵抗议民众爬上坦克展示抗议标语，任由“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听任“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
二、对内使用武力的教训
上世纪八十年中期以后苏联国内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不断制造事端。对这种威胁国家统一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苏军频施重手，多次进行严厉镇压。1986年12月16日，苏内务部队镇压了哈萨克青年学生在阿拉木图中心广场上的抗议活动，酿成了2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的 “阿拉木图事件”； 1989年4月8日午夜，聚集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中央广场上的大批集会群众被苏军挥舞着挖战壕的铁锹和气枪袭击，几十人被送进了医院；1990年苏军进入阿塞拜疆镇压“人民阵线”作乱造成百余人死亡；1991年初内务部特种部队 “阿尔法”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镇压分裂势力，造成14名平民以及1名阿尔法成员的死亡。
但当这几次军事干预行动引起国内外舆论批评反弹时，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却不愿为执行他们命令的军队辩护，将责任完全推到地方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头上。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时，戈尔巴乔夫竞然说道：“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特别是在维尔纽斯事件中，由于苏共中央无人出来承担下达命令的责任，造成阿尔法部队自行出动的“事实”，以致牺牲的阿尔法队员家属连抚恤金都拿不到。苏共领导层的推卸责任，令苏军官兵伤透了心，也给了苏军官兵足够深刻的教训。
本来，在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苏联军人心目中，打击立陶宛“叛军”与进攻一个民选的俄罗斯政府就是不同的两回事。苏军在其他加盟共和国执行反分裂的军事任务苏共高层尚且推卸责任，而这一次是在俄罗斯土地上、在国家的心脏地带首都，面对“讲俄语、喝伏特加酒”的同胞，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军队恐怕更难逃脱替罪羊的下场。因此，从国防部长亚佐夫到任何一名俄罗斯将军没有人敢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否则，军队永远也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
三、人民现场感召和士兵母亲的呼唤
二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在军事上的运用，军队武器装备不断迈向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发展，无人机，机器人开始列装部队，走向战场。但是，无论军队的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它始终离不开人的操控掌握，始终改变不了军队是由一大堆年轻人组成的团队的事实。
军队既然是由人组成的团队，那它就会有思想、有感情，就不可能象机器那样不加分辩地执行操控指挥者的命令。社会主义的苏联更是宣扬其军队的人民性，苏军的应征士兵被训练抵抗敌军而不是普通民众。因此，当苏军在八一九政变中开进莫斯科市内受到数万民众的阻挡和拦截时；当苏军读到叶利钦对全国军人 “在这个艰难的抉择时刻，请谨记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不能够向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的谈话时；当苏军听到全苏军人双亲委员会主席团不要参加政变的呼吁时；当苏军看到“战士母亲协会”的女士手中“孩子们回家去”的纸牌时，官兵们明白他们更应当服从人民的意志，听从母亲的召唤，决不能向同胞开枪、让自己的人民流血。
于是，海军司令切尔那温海军元帅公开谴责政变，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了“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和“阿尔法”部队指挥官卡尔普欣拒绝执行强攻“白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塔曼师和内务部所属部队的部分官兵则选择了阵前倒戈，加入到保卫俄议会大楼白宫的行动。
而国防部长亚佐夫则顶着紧急状态委员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的指责，始终不下达驱散白宫前的人群、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并在8月21日凌晨毅然决定， 军队退出政变集团的“游戏”，下令将军队撤出莫斯科返回原驻地。
四、苏共党已非党，完全失去号召力
作为依靠枪杆子夺取和维护权力的苏共，同样非常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苏军从1942年以来虽然实行了“一长制”，但在师、团、营、连仍设有“政治副职”，在团以上单位设有政治机关，在军队各级设有苏共的军事委员会、党委和党支部，作为苏共掌控部队的组织保证。但是，在“八一九”事变中，似乎苏共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缔造的军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首先，这次政变根本不是苏共组织领导的。虽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人是苏共领导人，但政变并不是在苏共领导组织下进行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政变夺权的对象，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在住院治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也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因为，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绝大多数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许多苏共领导人也是从8月19日晨6时塔斯社的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情。直到8月19日上午11时，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舍宁才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事后补上了同意通过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定的手续。然后，由中央书记处向各个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党组织发去密码电报，要求它们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其次，这次政变的目的和旗号不是挽救苏共，而是挽救苏联的解体。我们从政变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所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声明》、《实施紧急状态“的1号命令》、《苏联代总统关于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等文告中，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亚纳耶夫、普戈、斯塔罗杜勃采夫、季加科夫在国内外记者新闻招待会上的答问中，根本看不到、听不到任何涉及苏共的字眼。
为什么在苏联这一重大历史事变中，作为执政74年的苏共沦为看客和帮闲者角色？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这种紧密型政党，还是按民主国家松散型政党的标准，苏共早已非党化、早已解体。
其一，由于苏共死守马列教条，在与西方军备竞赛中经济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导致其意识形态完全破产，全党失去统一的理想信念。就连苏共总书勃列日涅夫也曾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其二，苏共长期实行名义上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的个人集权制，剥夺了广大基层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和党的方针政策制定的民主权利，使广大基层党员对党离心离德。其三，苏共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实行的“职务名册”制度，赋予了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到总局首长的一系列特权，在党内形成了50万～70万人特权阶层，使苏共领导层不但脱离人民，而且脱离了广大党员。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所作的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仅占11%。因此，不少苏共党员愤而退党，到1990年6月退党人数达到了37万。
由此可见，苏共在苏联解体前夕虽然拥有2000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系统完整无缺，但党已非党，成为一具仅有驱壳的臭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非常清楚，打苏共的旗号，不但对苏联民众和苏军广大官兵毫无号召力，而且会引火烧身，坏了大事。故对苏共有如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
（作者转业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军事研究室研究员）
2013.08.03
参考文献：
1. 麦德维杰夫《红色巨兽颓然倒下之谜 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布兰涅茨《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 新华出版社 ；
3.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4. 《王国杰：苏联八·一九事件的透视与剖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5. 《曾向荣：枪杆子为何没保住苏联》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50期 ；
6. 《 “8·19”事件中苏军的倒戈改变政局走向--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這是一場獨一無二的革命，或許對某些人來說，這並沒有符合最正統的革命運動前提，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它應該改成，革命理論作為一個社會真理的表達，超越了其任何特定例子的代表。換句話說，如果歷史的現實性被正確解讀了，而牽涉其中的力量也被正確運用了，人類就可以搞出一場革命，甚至於不需要瞭解理論。
這場不斷鬥爭的戲劇，獲得了一些改變卻又策略性地抽離，已經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重覆上演了好幾十年。此外，沿著這條路線，無產階級已經被蒙騙超過了一個世紀。
回到哈瓦那第二宣言，
我們無法預測這場鬥爭何時才會達到整個大陸性的維度，也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但是我們可以預測到它的到來以及勝利，因為它是歷史性、經濟性、和政治性條件的不可避免結果；它的方向也是無法更改的。
游擊戰，或是解放戰爭，一般有三個階段：首先是策略性的防衛，也就是小型的軍隊輕戳了敵人兩下，然後就跑；它不是在小型的園周內有蔽護地只作被動的防衛，而是它的防衛包括了有限的、能夠打擊成功的攻擊。而這之後，接著是一個兩邊的行動可能性相互平衡的時期──敵人的和游擊隊的──。最後，最終的時期包括了擊潰壓迫軍隊，以促成大城市的攻堅，以及大規模具有決定性的遭遇戰，最後，完全殲滅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