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的意識型態_01
一九六零年十月
這是一場獨一無二的革命，或許對某些人來說，這並沒有符合最正統的革命運動前提，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它應該改成，革命理論作為一個社會真理的表達，超越了其任何特定例子的代表。換句話說，如果歷史的現實性被正確解讀了，而牽涉其中的力量也被正確運用了，人類就可以搞出一場革命，甚至於不需要瞭解理論。在任何革命之中，總是會牽扯到分屬不同陣營的群眾，對於行動以及最要緊的目標作出決定和協議。想當然爾，如果領導人在行動之前就擁有適當的理論知識，便能避免許多的錯誤，只要採用的理論可以反映社會現狀的話。
這場革命的基本演員並沒有一致的觀點。但這不能就說他們不在乎今日世界上討論的不同歷史、社會、經濟以及革命的概念。對於現實世界的廣泛認識，貼近人民的親密關係，堅持尋求的目標，以及革命實踐的經驗，都給了那些領袖一個形成更完整的理論架構的機會。
先前所述的，應該被認為是對於這吸引了整個世界目光、令人好奇的現象解釋的導言：古巴革命。某些被一支在技術和裝備上都佔有絕對優勢的軍隊給撕得四分五裂的成員，如何以及為甚麼要先求生存，接著開始茁壯，後來變得比戰區內的敵人更強大，再後來進入新的攻擊區域，最後在布好陣式的正式會戰中擊敗敵方，即使對方軍團的數目遠遠超過了他們？這是一個在當代世界的歷史 中值得好好研究的事實。
自然地，平日對於歷史漠不關心的我們，並不在今天奢言逐項解釋古巴革命的真理，好像我們就是其主人一般。我們只是試著奠下能夠解讀這個真理的基礎。事實上，古巴的革命必須劃分成兩個絕對不同的時期：直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為止的武裝行動時期；以及打那時開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形期。
甚至連這兩個時期都還得更進一步細分。然而，我們不會用歷史展覽的觀點處理它們，而是領袖透過和他的人民接觸，進而得到對於革命思考的演化觀點。
附帶一提，我們在這兒一定要引介一種面對現代世界中最具爭議性的字眼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當我們被問到到底是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時，我們的立場就像一位物理學家被問到他是不是個「牛頓派」，就像生物學家被問到是不是個「巴斯德派」一樣。
這些真理如此地顯而易見，如此地成為人民知識的一大部份，想辯駁它們是絲毫無益的。一個人可以用同樣的坦然態度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如同物理學中的「牛頓派」，或者一位「巴斯德派」。如果新的真理帶來了新的概念，後進者絕不會奪走早先一步到來之人佔有的地位。且讓我舉個例子，比方說，「愛因斯坦派」的相對論或者蒲朗克的量子理論之於牛頓的發現。他們絕對沒有削減任一分博學的英國人的光彩。物理能夠進步，一直到它到達新的空間概念，這都得感謝牛頓。博學的英國人是必要的墊腳石。
當然，你可以指出馬克思的某些錯誤，一如與他當代的資本體系及社會學理的思想家和研究者。比方說，我們拉丁美洲人就不能認同他對玻利伐的解讀，或者他和恩格斯對墨西哥人的分析，他們接受一些今日無法再被接受的種族或國籍理論。雖然他們犯了小小的錯誤，但是發現光耀奪目的真理的偉人會繼續活下去，而這些錯誤，也只告訴了我們他們也是人。也就是說，他們是會犯錯的人類，即使這些思想巨人達臻的意識層次有多麼影響深遠。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是人性的文化和科學知識體系的一部份。我們自然地接受它，不需有任何的爭議。
社會與政治科學的進步，如同其它的領域，都屬於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它們的鍵結被不斷接合、加成、緊黏以及調整。在人類早期的歷史，有中國的、阿拉伯的或者是印度的數學；而今天，數學沒有疆界。一位希臘的畢達哥拉斯，一位義大利的伽利略，一位英國的牛頓，一位德國的高斯，一位俄國的洛巴契夫斯基，一位愛因斯坦……等等，都在人類的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同樣地，在社會和政治科學的領域裏，一系列的思想家，從戴蒙克特斯到馬克思，也加入了他們原創的研究，並且累積了一個經驗以及學理的體系。
馬克思的優點，就在於他赫然地在社會思想史中製造了一個質量上的改變。他解讀歷史，理解其變遷，預見到未來。但除了預見它之外（藉此他會遭遇到他科學上的責任），他表達了一個革命性的概念：解讀世界是不夠的，它還勢必被改變。人可以不再是奴隸，不再是其環境的工具，並且可以成為自己命運的建築師。在這個時候，馬克思把自己擠迫到一個必然成為一切於維持舊狀態之中有特殊利益可圖之人眾夫所指的對象──就像發生在戴蒙克特斯身上的，他的著作被柏拉圖和他的門徒，以及雅典式蓄奴的貴族政治給燒毀一空。有著革命的馬克思揭開序幕，一個政治團體以具體的概念被建造了起來，奠基在巨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並且透過接下來一連串的時期和人物進而發展，比如像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和新崛起的蘇維埃與中國領導人，建造了一個學理的體系，或許我們應該說，一些可以依循的範例。
古巴革命引援了馬克思將科學擱之一旁，掄起革命機槍的觀點。它也不是以一種修正主義的精神反抗接踵馬克思腳步之後而來的辯駁，更不是復活一個「純粹」的馬克思，它只是因為在那一個當下，科學的馬克思能夠自處在歷史之外，研究並且作出正確的預測。之後，革命的馬克思把戰鬥視為歷史的一部分。
而我們，實踐的革命份子，只是利用燎燃起我們的鬥爭來達成科學的馬克思所預見到的定律。沿著這條反叛的道路，透過對於舊式權力結構的抗爭，透過將自我奠基在人民之中破壞那堵結構，而且透過擁有人民的幸福安寧作為我們鬥爭的礎石，我們就會符合科學的馬克思的預測。那就是說，而這也值得我們再次重述：馬克思主義的定律在古巴革命的事件中是俯拾即得的，不論它的領導人是否真從理論上的觀點信奉或者完全瞭解這些定律。
為了好好地瞭解直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為止的古巴革命運動，我們應該將之切分為以下的時期：格拉瑪號登陸以前；從格拉瑪號登陸後一直到拉普拉塔（La Plata）的勝利和阿羅耀（Arroyo）的失敗；再從此時到艾優法洛（El Uvero）和游擊隊第二軍團的成形；到第三、第四軍團的成形，克理斯多山脈（Sierra de Cristal）的入侵，以及第二陣線的建造；四月攻擊行動和其失敗；敵人強大攻擊動作的反擊；拉斯維拉斯（Las Villas）的入侵。
每一小段游擊戰爭的歷史時刻，構成了不同的社會概念以及對於古巴現實狀況的不同評價。它們塑造了革命軍事領導人的思想，同時也會再肯定他們擔任政治領袖的地位。
在格拉瑪號登陸之前，一種或許可以被稱作主觀論的心理狀態，某些程度籠罩了大多數人的心理：盲目相信大量急速累積的人民怨氣、熱情和信念，相信它們有能力結合自動發起的革命攻擊，破壞巴帝斯塔的政權，獨裁者將無法避免地走向滅亡。這個運動是擁有純正血統的政黨的直接產物，而它的主要口號是：「榮耀對抗金錢」。換句話說，管理階層的誠實是新古巴政府的基本概念。
儘管如此，費德勒卡斯楚在＜歷史將會赦我罪＞（History Will Absolve Me）一文中，談到革命現今幾乎已是完全達成的基礎。革命也超越了這些基礎，朝往更加嚴重的經濟競技場走去。這接下來又帶來了一個平行的政治競技場，那既是本國性的，也是國際性的。
自然地，平日對於歷史漠不關心的我們，並不在今天奢言逐項解釋古巴革命的真理，好像我們就是其主人一般。我們只是試著奠下能夠解讀這個真理的基礎。事實上，古巴的革命必須劃分成兩個絕對不同的時期：直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為止的武裝行動時期；以及打那時開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形期。
甚至連這兩個時期都還得更進一步細分。然而，我們不會用歷史展覽的觀點處理它們，而是領袖透過和他的人民接觸，進而得到對於革命思考的演化觀點。
附帶一提，我們在這兒一定要引介一種面對現代世界中最具爭議性的字眼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當我們被問到到底是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時，我們的立場就像一位物理學家被問到他是不是個「牛頓派」，就像生物學家被問到是不是個「巴斯德派」一樣。這些真理如此地顯而易見，如此地成為人民知識的一大部份，想辯駁它們是絲毫無益的。一個人可以用同樣的坦然態度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如同物理學中的「牛頓派」，或者一位「巴斯德派」。如果新的真理帶來了新的概念，後進者絕不會奪走早先一步到來之人佔有的地位。且讓我舉個例子，比方說，「愛因斯坦派」的相對論或者蒲朗克的量子理論之於牛頓的發現。他們絕對沒有削減任一分博學的英國人的光彩。物理能夠進步，一直到它到達新的空間概念，這都得感謝牛頓。博學的英國人是必要的墊腳石。
當然，你可以指出馬克思的某些錯誤，一如與他當代的資本體系及社會學理的思想家和研究者。比方說，我們拉丁美洲人就不能認同他對玻利伐的解讀，或者他和恩格斯對墨西哥人的分析，他們接受一些今日無法再被接受的種族或國籍理論。雖然他們犯了小小的錯誤，但是發現光耀奪目的真理的偉人會繼續活下去，而這些錯誤，也只告訴了我們他們也是人。也就是說，他們是會犯錯的人類，即使這些思想巨人達臻的意識層次有多麼影響深遠。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是人性的文化和科學知識體系的一部份。我們自然地接受它，不需有任何的爭議。
社會與政治科學的進步，如同其它的領域，都屬於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它們的鍵結被不斷接合、加成、緊黏以及調整。在人類早期的歷史，有中國的、阿拉伯的或者是印度的數學；而今天，數學沒有疆界。一位希臘的畢達哥拉斯，一位義大利的伽利略，一位英國的牛頓，一位德國的高斯，一位俄國的洛巴契夫斯基，一位愛因斯坦……等等，都在人類的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同樣地，在社會和政治科學的領域裏，一系列的思想家，從戴蒙克特斯到馬克思，也加入了他們原創的研究，並且累積了一個經驗以及學理的體系。
馬克思的優點，就在於他赫然地在社會思想史中製造了一個質量上的改變。他解讀歷史，理解其變遷，預見到未來。但除了預見它之外（藉此他會遭遇到他科學上的責任），他表達了一個革命性的概念：解讀世界是不夠的，它還勢必被改變。人可以不再是奴隸，不再是其環境的工具，並且可以成為自己命運的建築師。在這個時候，馬克思把自己擠迫到一個必然成為一切於維持舊狀態之中有特殊利益可圖之人眾夫所指的對象──就像發生在戴蒙克特斯身上的，他的著作被柏拉圖和他的門徒，以及雅典式蓄奴的貴族政治給燒毀一空。有著革命的馬克思揭開序幕，一個政治團體以具體的概念被建造了起來，奠基在巨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並且透過接下來一連串的時期和人物進而發展，比如像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和新崛起的蘇維埃與中國領導人，建造了一個學理的體系，或許我們應該說，一些可以依循的範例。
古巴革命引援了馬克思將科學擱之一旁，掄起革命機槍的觀點。它也不是以一種修正主義的精神反抗接踵馬克思腳步之後而來的辯駁，更不是復活一個「純粹」的馬克思，它只是因為在那一個當下，科學的馬克思能夠自處在歷史之外，研究並且作出正確的預測。之後，革命的馬克思把戰鬥視為歷史的一部分。而我們，實踐的革命份子，只是利用燎燃起我們的鬥爭來達成科學的馬克思所預見到的定律。沿著這條反叛的道路，透過對於舊式權力結構的抗爭，透過將自我奠基在人民之中破壞那堵結構，而且透過擁有人民的幸福安寧作為我們鬥爭的礎石，我們就會符合科學的馬克思的預測。那就是說，而這也值得我們再次重述：馬克思主義的定律在古巴革命的事件中是俯拾即得的，不論它的領導人是否真從理論上的觀點信奉或者完全瞭解這些定律。
為了好好地瞭解直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為止的古巴革命運動，我們應該將之切分為以下的時期：格拉瑪號登陸以前；從格拉瑪號登陸後一直到拉普拉塔（La Plata）的勝利和阿羅耀（Arroyo）的失敗；再從此時到艾優法洛（El Uvero）和游擊隊第二軍團的成形；到第三、第四軍團的成形，克理斯多山脈（Sierra de Cristal）的入侵，以及第二陣線的建造；四月攻擊行動和其失敗；敵人強大攻擊動作的反擊；拉斯維拉斯（Las Villas）的入侵。
每一小段游擊戰爭的歷史時刻，構成了不同的社會概念以及對於古巴現實狀況的不同評價。它們塑造了革命軍事領導人的思想，同時也會再肯定他們擔任政治領袖的地位。
在格拉瑪號登陸之前，一種或許可以被稱作主觀論的心理狀態，某些程度籠罩了大多數人的心理：盲目相信大量急速累積的人民怨氣、熱情和信念，相信它們有能力結合自動發起的革命攻擊，破壞巴帝斯塔的政權，獨裁者將無法避免地走向滅亡。這個運動是擁有純正血統的政黨的直接產物，而它的主要口號是：「榮耀對抗金錢」。換句話說，管理階層的誠實是新古巴政府的基本概念。
儘管如此，費德勒卡斯楚在＜歷史將會赦我罪＞（History Will Absolve Me）一文中，談到革命現今幾乎已是完全達成的基礎。革命也超越了這些基礎，朝往更加嚴重的經濟競技場走去。這接下來又帶來了一個平行的政治競技場，那既是本國性的，也是國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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