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东的两位英雄：邓玉麟；邓玉娇

 巴东的两位英雄：邓玉麟；邓玉娇

   

   齐彧

   

    巴东位于湖北西部，距三峡坝址64公里。可就是在这穷乡僻壤，一百年内出了两位英雄。

    这二邓并非兄妹，他们前后相差近一个世纪。

    邓玉麟是百年前武昌首义推翻清朝的首义功臣，1926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1940年回故里巴东，1951年中共镇反被“误杀”，1982年获得“平反”。

    那些杀害首义元勋的无知地痞流氓，实际上是在替清皇朝复仇，恢复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当我们从韶山冲看到几百个身穿深棕色起大黑球马褂，戴著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礼帽的北方农民，齐刷刷跪倒在毛皇帝铜像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邓玉麟等烈士们的英灵祭告：你們的血白留了。

    邓玉麟烈士绝不是被中共“误杀”的第一人，就在离巴东不远的四川，23岁当上四川副都督的夏之时被中共枪杀。其前妻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依靠杜月笙，警备司令杨虎等社会关系救过不少中共党人的性命。

    类似这种恩将仇报并非偶然，据不完全统计，与他们同时被中共镇反杀害的名人还有近40位。其中包括血战台儿庄的抗日英雄王冠五将军。

    不知今日的大陆，还有多少人记得英烈们的名字？清明时节凄风惨雨笼罩在野草丛生的烈士坟头，还有多少人记得给他们烧几张纸钱？当二月河那些御用文人们编出一部又一部帝皇辫子戏，而统治者见了津津乐道，从中获得统治权术的精髓时，培养出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昏君。主子给奴才的犒赏是近千万的版税。

    下面引用一段信力建《忠党爱国第一人――二月河》中的一段：“与贾平凹一样，二月河的着装打扮、语言方式和生活习惯都非常农民化，他们以此来显示其"朴实"的一 面。实际上，这是他们最狡谲的伪装，正如当年的"农民总理"陈永贵一样，虽然陈永贵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其政治权谋却远远高于那些博学古今的笔杆子——"伴 君如伴虎"，田家英死于非命，陈伯达锒铛入狱，有汉奸劣迹的陈永贵却能平步青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在心者"的典型。有谁比二月河更热爱皇帝呢？有谁比 二月河更拥戴党国领袖呢？作为党代表之一，二月河曾经在党代会上痛哭流涕地挽留江泽民继续留任，大声疾呼："没有了'江核心'，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作 为人大代表之一，二月河故意当着记者的面，将那只填写过选票的签字笔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并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说："党心民心共一心。有这样意气风发的 气概，任何艰难险阻也拦不住我们迎风疾行的步伐。"也不枉他通读数千万字的清宫密档，方练就此种刀枪不入、飞檐走壁的"大内武功"。

   　　 历史可以成为奴才向主子献媚时可资利用的佐料，也可以成为自由人反抗暴政时取之不尽的源泉。二月河曾经说过，他不能接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年 轻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次，都没有读进去。"他反问说："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给出答案。他也不能给出答案。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才是真正的诗史，在这部诗史当中，主人公是那些热爱自由并为自由而献身的贵族与平民，沙皇反倒成了配角。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托尔斯泰的许多作 品之中，沙皇都是以小丑和暴徒的模样粉墨登场的，托翁对装腔作势的沙皇们从来都是鞭挞与嘲讽。虽然他本人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但借助深沉、坦诚、对自己 毫无遮蔽的文字，托尔斯泰传达着他高尚而坚定的信念："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这样的信念显然超越了二月河所能理解的范畴。 奴才无法领略自由的滋味，正如夏虫不足以语冰。所以，二月河才会觉得《战争与和平》不忍卒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中国无托尔斯泰及《战争与和平》， 二月河及其帝王小说遂窃取了"诗史"的名份。而有什么样的读者群体，才孕育出什么样的作者，奴才与奴隶是互动的。只有奴隶普遍觉醒了，二月河式的奴才作家 才可能销声匿迹。”

    信力建一针见血的指出：“毛~zhe~东死去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哭声，似乎时间都终结了。皇权意识不离开中国，民主自由便难以降临中国。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且还具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二月河却在作品中为皇帝们招魂，他的所有作品都在传达此信息：谁比我更爱皇帝？”

    今年巴东女杰邓玉娇杀贪官，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二月河之流们可能不知道，平民百姓是不畏皇权的，如果换作二月河，他一定乖乖地退下裤子，完事之后还要好好回味一番。

    再过两年，就是辛亥首义一百周年，笔者相信，不管他身上有毛没有毛，必然显出原型，帝皇思想最终必将从中国消除，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皇权，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和政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