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辛卯清明，珞珈山麓，樱花与书香并芳。由著名史学家冯天瑜主创，学者张笃勤协助的《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巨著，于冯天瑜七十华诞之际绣梓。这部洋洋六十多万言、七百余幅历史图片的百年巨献，广征博引，左图右史，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并运用“时段理论”、“历史合力论”驾驭全篇，对切关宏旨的细节进行精密考证，学术创获颇多，是辛亥史研究绽放的一朵奇葩。
“城市起义”说
1911年仲秋，于湖广都会武昌爆发的新军暴动，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起义。自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陆续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其中1911年4月27日黄兴、赵声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影响较大。那么，为何惟独武昌起义被孙中山等辛亥革命领袖以及历史学家称为“辛亥首义”？对此，《辛亥首义史》首先在导论中列举多方面证据进行了集中论述，指出武昌起义“首次举义成功”，并引发全国响应；沿袭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它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政治模样。
纵观“武昌首义”的称谓，最早来自孙中山以及当时的革命党人。这些有理有据的结论，不单答复了为何称“辛亥首义”的疑问，而且也道出了取名《辛亥首义史》的命意所在。
举凡提到辛亥首义前湖北革命组织活动，过去的有关著作多将1904年7月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为开端。而冯先生经过周密考证，专设“武昌花园山聚会”一节，系统介绍1903年5月武昌花园山聚会的缘起及革命活动，指出由吴禄贞发起主持的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运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成建制地争取新军革命），就是在花园山聚会明确提出，并开始付诸实施的。
在随后的七八年间，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前仆后继，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革命党人，三分之一受其影响，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决非偶然。
回顾武昌首义前的十余年多次反清暴动，多为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或是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在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相形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楚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亡清必楚”的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当10月10日傍晚打响举义的第一枪，城防诸营纷纷响应，经一夜八小时鏖战，一举夺取中心城市——湖广都会武昌，首次升起了九角十八星旗，悠悠中华，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武昌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于斯建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武昌首义作为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载入史册，昭显了近代城市文明的伟力。
冯天瑜先生曾在《〈封建〉考论》一书中，力驳泛化封建观，反对“封建”一词的滥用，认为中国秦汉至明清是宗法专制社会，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凡提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其他的史书习惯称之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而《辛亥首义史》则改称为“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结束两千年专制帝制”。这些提法，与孙中山等辛亥人士的论说相应，符合历史本真。
宏阔的学术视野
通览《辛亥首义史》，用大张大合的笔法，在对武昌首义的酝酿、发动过程详细记述的同时，将外界对武昌首义的联系及反应，包括湖北各州县、全国各省市对武昌首义的应援，清政府的应对措施及遇到的各种问题，立宪派及汉族官僚的态度，在华列强对武昌首义及民清双方的态度，都设有专门章节作了交代。该书之所以如此，不光是出于写作上的设局谋篇，而是源于更深层的历史观。
（一）历史合力论。辛亥首义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圣贤的一动之念或阴谋家挑动的结果，而是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当积淀的产物，是历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标示了奔往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去向。但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说，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辛亥首义当然是同盟会及其下属地区性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组织领导的，然而，辛亥首义爆发以及之后的走势，又决非单由革命党人所左右。通观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背后更受国内、国际局势所左右。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
有鉴于此，作者认为，辛亥首义史理当详论革命党的组织活动、宣传活动及起义实践，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革命党活动方面。诸如作者通过述说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真实故事：立宪派发动的保路风潮对辛亥首义爆发的重要助力；在首义战斗中，黎元洪等初作壁上观，继而走出前台附和革命，对于震慑清廷，号召天下，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历史合力”论在这里展示出雄辩的说服力。
除此之外，作者还将以往史书少有论及的人物，如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及其密友庄蕴宽等江苏常州系人士的活动做了交代。因为这些人作为在野社会名流，原本与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等各方面均有深度联系，辛亥首义爆发后，与闻军政机密，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成为南北和谈及国体政体设计的幕后策划者。赵凤昌所居沪上之惜阴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江浙沪集团与孙中山、黄兴、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北洋势力，联络沟通的场所，赵凤昌被称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及民初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与革命既相应和，又相抵牾，彼此于争夺中有合作。
（二）长时段论。以往的史书论及辛亥革命，大多视做1911—1912年间一个短期内发生的政治事件，视野失之狭窄。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有所拓展，其研究时段也不过十年左右时间（扩及到清末新政）。冯先生通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发现，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故他在治史的过程中，尤其是著述《辛亥首义史》，大胆运用了“时段”理论。
冯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演化。研究辛亥首义史，要考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是故，该书在全面观照“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制约“事件”（evenements）的同时，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例如，张之洞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派遣留学生为的是培养清政府需要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湖北留学生偏偏成为革命排满的革命党；编练新军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湖北新军恰恰成为武昌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也许是有感于张之洞的种豆得瓜，孙中山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时称：“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该书在充分注意“中时段”的同时，还注意“长时段”地理因素对革命事变的影响，对武汉历史变迁、地理形胜作了简明介绍，为辛亥首义提供了富于立体感的背景。
精细的史实考证
作者尽管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对历史合情入理的诠释，力求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探究辛亥首义起承转合间透现的规律、提供的经验教训，然决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
“历史”略分二义：历史实际过程，可谓之“历史1”；对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诠释，可谓之“历史2”，该书当属“历史２”，但意在逼近“历史1”，故以载记、考证为主务。为了强调考证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作者在导言中甚至写下了如下警策性的话语：“如果说，新闻摄影师的座右铭是：‘假若你拍摄得不够真切，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那么，历史学者也应当这样自励：‘如果历史真相还模糊不清，是因为你考证不够翔实’。”辛亥首义虽去古未远，然事机繁复，当事人的回忆即莫衷一是，史籍记述更多有歧义。就连辛亥首义亲历者蔡寄鸥在写《鄂州血史》时，也有歧路亡羊之慨。这既为今天的著述增加难度，也平添了探索的乐趣。该书在把握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的同时，对切关宏旨的历史细节，于钩沉史料间用心辨析，以求去伪存真。该书中对辛亥首义史实考订有几十处之多，这里仅选几例实证分析。
1、“第一枪”的原生态。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以下简称“工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熊秉坤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然而冯天瑜通过长期的研究，却发现此说情形颇有可疑之处。该书遂将此事作为考据学的一个案例，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两个源头史料记载（作者称为“兄弟证”）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进行专题考证。认为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所提供的四份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与此同时，笔者亲阅过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熊氏手书《熊秉坤传略》，也没有他打响“第一枪”的记述。另外，工八营发难现场见证人朱思武，于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记载完全吻合。
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早年的材料真实可靠，又有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当时的陈述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诚然，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而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彪炳千秋之功臣。
2、黎氏出任都督真相。关于黎元洪这样一个半新半旧、充满矛盾的清军“南洋名将”，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为何不约而同地推黎督鄂？过去都认为这是在事起仓促的“偶然机遇”下出现的戏剧性结果。该书认为，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者或阻隔于汉口（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又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根据首义人士万迪庥、胡祖舜，以及孙武的回忆，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在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出于借助有名望的“汉官”“号召天下”的策略考虑，曾先后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3、谋略处的研判。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叫谋略处的军事指挥机构？原来的有关著作都持肯定态度。1980年代初，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相继印行，记述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1912年左右写的回忆录得以公布。有学者发现，洋洋百万言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关于“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便据此认为“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谋略处”，是某些当事人对参谋部的误记。另有学者则依据首义志士吴醒汉等湖北军政府当事人的早期记述，并参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认为不可否定“谋略处”的存在及其历史功能。那么，究竟有没有谋略处这个机构？该书作者并未在现有两种观点之间简单取舍，而是依据原始资料进行独立考辨。作者依据吴醒汉的《武昌起义三日记》，参酌查光佛的《武汉阳秋》、居正的《辛亥札记》、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所载，认为“谋略处”其名是否实有，未获直接文献证实，应该打上问号；其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之说也有夸张之嫌，然而此一机构在10月11日至17日发挥“谋略”军政要务的作用，则被多位首义参加者、军政府当事人的追忆文字所确认。
4、“床下都督”查无实据。黎元洪为“床下都督”之说，民国初年曾经哄传一时，作者通过多种史料考订，认为此说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
作者在对以往关于黎氏的种种传说加以辨析后，对黎氏给予公允的评断：综观全体，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首义及民国建政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黎元洪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情态：彷徨犹豫、退二进三、终于守住共和底线，真实而生动地浓缩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专制通往民主的路途的曲折坎坷。这是公允的历史主义结论。
真正让“床下都督”广为传播者，源自1912年8月“张振武案”后，武汉地区爆发的一场新闻讽刺小说之战——马野马撰《“床下英雄”传》与蔡寄鸥之《“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上的连载。
5、清帝逊位诏书的拟定。以往的载记称清帝退位诏书，是胡汉民请张謇拟就，电袁世凯发布。该书作者披阅近年出版的《赵凤昌藏札》，发现退位诏书的起草者是袁世凯的洪姨太的弟弟洪述祖，洪述祖拟出初稿，经张謇修订，然后由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领衔颁发。胡汉民在张謇处得见诏书，大加称赞，而并非如原来认为的那样，由胡汉民请张謇草拟。
6、中华革命党的创建时间。中华革命党是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亲手创办的一个革命组织，在孙中山革命生涯及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它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期间在东京首次创建的。该书在相关章节不仅注明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先后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而且就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及其原因作了介绍，订正了以前的讹误。
生动传神的文笔
史著纪事载物，讲究规整严谨，不似历史小说及报告文学可以通过合理想象，将史籍缺载的故事情节描写得完整具体，生动传神。但历史著作绝不是呆板枯燥的代名词。司马迁《史记》既有“太史公曰”一类历史评论，也有如鸿门宴一类生动传神的情节描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历史著作的千古典范。
文学提供形象，史学提供事实，哲学昭示规律。年轻时就喜欢在文史哲知识海洋游泳的冯先生，在《辛亥首义史》中，追踪前贤，力戒文字枯燥呆滞，书中许多章节不乏精彩传神的过程刻画。例如导论对首义前夕氛围的渲染，以及对首义爆发情景的描绘，文字简明扼要，生动传神。尤其是第四章对武昌首义过程的记述，跌宕起伏，前后呼应，读来引人入胜。
大约在十多年前，《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曾经俏皮地对中国人发话：“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新出版的这部《辛亥首义史》，则用事实回答了奈斯比特的挑战性说法：包括辛亥首义在内的中国故事很了不起；中国人对故事的讲述也是精彩的，希望你们倾听。
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知人论世”，如亲临其境体察古事古人。《辛亥首义史》可谓一个成功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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