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义——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理想

米歇尔·洛维 Michael Löwy
日蚀 译
（1997年10月）

　　国际新自由主义我们的时代胜利地游行走过，他们的论述与意识形态垄断了这个时代的思想，为了对抗这种宣传资本主义普遍统治的必然性的荒谬言论，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种全球通用的思想与工作的创新型模式。一种更加激进的理论与方法，来对抗现今所流行的那种对市场与金钱的崇拜心理。作为二十世纪左派领袖之一，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精神遗产——博爱，国际主义，始终如一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将继续帮助我们迎接这样的挑战。
　　格瓦拉所引起的广泛兴趣并不出人意料，关于他的书，会议，论文，电影与讨论的数目之多不能被简单的解释为是对他三十周年忌辰的纪念，谁会在斯大林死去30年后的1983年再怀念他呢?
　　时光流逝，世事也在变化，现代主义发展为后现代主义，个人独裁被“严厉的民主”替代，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柏林墙则变成了金钱墙。但是格瓦拉的思想却仍像明亮的烽火，在漆黑而寒冷的世纪末闪耀着。
　　沃尔特·本雅明是一个犹太-日尔曼混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1940年，他为了不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而自杀，在他所著的《关于历史的定义》一书中，他对受压迫者说：对于被虐杀的先辈的怀念是激励大家进行革命的源泉。像何赛·马蒂，埃米利阿诺·赞帕塔，奥古斯杜·圣蒂诺，费拉班多·马蒂和卡米洛·特雷斯一样，欧内斯特·切·格瓦拉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殉道者，虽然倒下却犹似手中持枪而挺立，在拉美土地中植下另一种未来的种子，他是人民希望的天穹中的一颗明星，是在绝望的灰烬下孕育的煤炭。
　　在所有最近几年在拉美发生的革命进程中——从尼加拉瓜到萨瓦尔多，从危地马拉到墨西哥——人们可以看到那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格瓦拉主义”的影响。格瓦拉的精神仍留存在于这些战士们的心中，也留存在于他们关于斗争方法，斗争策略与斗争性质的讨论之中。他的信念就像种子一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植根于拉美左翼的政治文化之中，长出枝叶，结出果实。或者说像是被染红的细线一般，从巴塔哥尼亚到里奥格兰德，被编入梦，乌托邦主义与革命的纤维之中。
　　格瓦拉的思想的过时了吗？现在是否可以不用革命就改变拉美社会的现状呢？在拉美这块土地上，独裁政权已经统治了数世纪之久，霸占了国家资源，财富和武器，其目的只是压迫和剥削。从墨西哥记者与作家约格·卡斯塔尼达发表他的新作《无武装的乌托邦》（1993）开始，这样的疑问在最近几年被拉美几个“真正的”左翼理论家提出。但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一场由EZLN的武装乌托邦主义者所领导的人民起义就在墨西哥得知阿佩斯爆发了，而EZLN的领导人都承认自己是格瓦拉主义者。不过事实上，EZLN并不像其他传统游击队那样想夺取国家政权，而仅仅希望能通过促使国家内政的改革来变革墨西哥的社会与政治局面。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1994年1月1日的武装起义，EZLN可能就不像他现在这样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全拉美，甚至全世界显著受害人了。
　　说也奇怪，在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中，约格·卡斯塔尼达自己也开始怀疑在拉美，人们是否可以仅通过民主方法就可以重新分配财富与力量，并且将以往的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如果在本世纪末，约格·卡斯塔尼达说，这项任务始终像以往一样望而生畏，我们就可以说：“格瓦拉最终得了一分。”[1]
　　格瓦拉不仅是一个战斗英雄，他同时也是一位革命思想家，是一个他为之战斗以致献身的政治与民族运动的奠基者，赋予他思想与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理论及时彻底而出翠的革命人道主义， [2] 对于格瓦拉来说，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将人类的巨大问题当作他自己问题的人，是“不论何时何地，当一个人被杀死时都会感到难过而当自由之旗被擎起时都会感到欢乐”的人。它的国际主义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信念，同时也是革命人道主义最纯粹的表现。 [3]
　　格瓦拉经常引用马蒂总结人的尊严的是知识所说的那句话，“所有正直的人”他说“当另一个人被扇耳光时都会感到疼痛。”且为了捍卫这种尊严所作的斗争使其行为超出了他所掌控的力量。从圣克拉拉战役到玻利维亚群山上最后的孤注一掷，无时无地不体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精神来自唐吉坷德，他曾在西拉米斯塔拉山顶上将这本小说读了又读，又曾在开文学课堂为农民新兵讲授过这本名著，而在给他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也斩钉截铁的承认唐吉坷德就是他的榜样，这并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也说：“无产阶级除需要面包外更需要尊严。”
　　格瓦拉的人道主义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是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苏联政治小册子上的信条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欧洲和拉美出现的“形式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学说根本不同。格瓦拉始终钟爱马克思在年轻时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因为这本书坚定地说:“人是独立的，但它的解放却是社会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人类意思与异化斗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种包含了人类社会行为的意识，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凭借着惊人的敏感，且在资本论中也发现了人道主义的观点：“人类智慧的不朽成就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忽视有人类共同利益所引起的人道主义人性，在一定程度来说，生产关系的结构及其必然结果——即阶级斗争——隐藏了是人造就了人类历史这一事实。” [4]
　　作为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的敌人，切·格瓦拉梦想一个正义与自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彼此相爱，切将在这个新世界生活的人们称为“新人”或“二十一世纪的人”，他相信这些人在挣脱了异化的锁链后，会真正的团结起来并分享共同的坚定的博爱精神。 [5] 而这个世界必定是社会主义世界。格瓦拉在《致三大陆人民的信》中的话就是明证，他说：“没有其他选择了，要么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变种。”
　　尽管格瓦拉从来没有阐述过关于民主在社会主义政体中的位置的完整理论（这也许是他的工作的最大不足），他在集权主义与独裁理论还没于对本世纪的社会主义信念造成破坏之前就斩钉截铁地抨击了其理论。 [6] 而对于那些认为人民需要受“教育”的上层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已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中严厉的批判过了，马克思说：“那么谁来教育人民的老师呢？”），格瓦拉在1960年演说中说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将革命介绍给他们，当他们还在受到专制政府的压迫的时候，就不要认为凭借教育就可以替他们正的所有人民应得的权利;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当人民在政府中有了自己的代表的时候，人民就会彻底掌握党所教的，甚至更多，而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将变成老师，教导其他的人民。”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解放人民的唯一一种教育方法即教他们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教育他们自己。或者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在革命中，个人同环境一起变化。” [7]
　　尽管格瓦拉对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思想甚至到他死去之日都仍在变化，在他的演说与文章中已经逐渐出现了对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与“实存社会主义”愈来愈明显的批判倾向。在1965年2月的“阿尔及利亚讲话”中，他将那些保留了对已掀起反帝斗争的国家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却称自己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称作“在摧毁与西方剥削国家心照不宣的协定”的国家。对于格瓦拉来说，“如果不将人类意识改变以带来更接近人道的博爱的人性，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在社会主义正在建立或已被建立的国家是这样，在世界上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是这样。” [8]
　　在他写于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格瓦拉从人道与革命的立场出发评述了流行于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批判了其认为可以仅靠经济力量就可以击败资本主义的观点。“如果在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时，仍仅靠从资本主义继承来的那些用久了的东西——作为经济的细胞的商品;利润；作为动力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我们将走进死胡同。在增强社会物质力量的同时还要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应创造一种新人。” [9]
　　苏维埃体制更大的危险在于它容忍社会分化的发展并允许技术人员于官僚享有特权。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管理者的报酬越来越多，不过通过民主德国最近的工作，以使这种现象得到了控制，管理者的作用取决于他的职位，而他的报酬则应取决于他的表现。” [10]
　　“美洲的社会主义”何塞·卡洛斯·马力亚特圭说，“既不是复制品也不是模仿，而是开创性的创造。”而这即是格瓦拉在拒绝采用从“实存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模式时所作的。他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路途，这条路更加彻底，更加公平，更加人道，也更加符合共产主义精神。
　　1967年10月8日，这个日期将永远耸立在被压迫的人类寻求解放的千年路途上。子弹可以杀死一个自由斗士，但却杀不死他的理想，这理想将继续留存，留存在继续斗争的一代又一代的心间，而那些杀死卢莎·卢森堡，里昂·托洛斯基，埃米利阿诺·赞帕塔与切·格瓦拉的卑鄙刽子手们无疑也发现了这一点，并感到十分悲哀。
　　在所谓“实存社会主义”失败之后，新自由主义对于金钱无以复加的崇拜流传到了顶峰，与切所梦想并为之战斗的新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而对于那些拒绝认同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永恒存在的伪黑格尔主义学说的人们，对于那些谴责资本主义的无耻罪行与将南方国家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的帝国主义新秩序的人，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义为另一种未来打开了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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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约格·卡斯塔尼达，《没有原因的起义》，1997年1月13日，《新闻周刊》

[2] 我在《切·格瓦拉的思想》（1971年，墨西哥）中曾分析过切得哲学思想。

[3] 切·格瓦拉，《1957-1967文集》，哈瓦那，《美洲之家》（1970），第二卷，173，307页。也见432页：“古巴革命……是人道的革命。它展现了全世界受压迫者的大团结。”或像罗伯图·费南德用诗般简练的语言说的：切“一点也不关心彻夜不眠的约会，他的事业是将他的全部知识献给正义的天空，而正义要求他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用他的全部力量帮助穷人。”“切，人民的像” Contracorriente（哈瓦那，1996年12月）

[4] 《关于财政预算系统》，1964，《全集》第二卷，252页。

[5] 尽管切按照传统语言习惯使用了“男人”一词指代全部人类，他不同意男权统治，在女权问题还没有成为热门话题的1963年3月，切就在演说中谴责了在古巴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现象。“这意味着什么？仅仅意味着过去的重负仍压在我们肩上，而这重负疚是妇女解放的未完成。”《全集》第一卷，108页。也见于路易·维塔勒对这些观点的解释文章，在其书《拉美的激情》P64-68

[6] 费南多·马提尼·赫尔迪亚写道：“切得思想的未完成部分…也具有积极的一面。那微微的地思考者仍在这，指出问题，并提出供议的方案，以使他的同志们去思考，研究，并是理论结合实践。当一个人真正相信他的观点时，并不是要使这些观点成为教条，或是投机者的素材，或是哲理短句的引用本。”《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7]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87页

[8]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574页

[9]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371-372页，也见法国记者简·丹尼尔在1963年7月的采访报告。“我对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经济社会主义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的确也与贫困作斗争，但更重要的斗争对象是异化…如果共产主义忽视意识的作用，那么他将仅仅成为一个重行分配的系统，从而缺乏革命伦理。”

[10] 切·格瓦拉,《计划与人》，《全集》第六卷，法文版，第90页

西班牙文原文译自《每月评论》1997年10月号，由欧内斯特·莫拉译为英文。
米歇尔·洛维是位于巴黎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学主任研究员，主要作品为《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和《关于世界的变化》（人文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