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建于1931 年，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6 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的小钢炮都打不 透。该仓库坐落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 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当年，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 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谢晋元
1937 年入侵上海的日军。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上世纪30年代末，几乎每一位爱国青年，都会高唱这首壮歌。在八年抗战中，这首歌曲鼓舞着百万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歌曲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死守在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的英勇事迹。殊不知，这位抗日名将最后死于汪精卫伪政权之手，其遗属的命运，更是坎坷曲折。
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英雄人物，如今已全部离世。在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宅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找到了谢晋元之子谢继民。77岁的谢老，家中摆放着父亲的雕像，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父亲就如这座雕像般“能感觉到它的高度，却触摸不到它的热度”。谢继民和父亲一生从未谋面，“父亲”这个词让他觉得“既遥远又陌生”。他说：“我甚至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的后代，甚至此前很少和外界提起。父亲去世后，谢家人就是希望能和普通人一样，过安宁的日子……”
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便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膏药旗”。
《淞沪血战面面观》一书，记录了日军占领上海当日的情形：“逐室稽查，稍有怀疑，即予枪毙。登记各户人员，到晚如有增减，即全部枪杀。男子手上老茧如与枪形吻合，即予枪杀。箱笼物件，年轻女子，劫掠一空，余下男女老幼，一概在大腿上加盖‘日本’二字的火印，不愿加盖者杀。”
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保卫战的谢晋元，5年后，他的部队又一次打响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一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升起了上海市唯一一面国旗。
当这些房顶上挂着“膏药旗”，大腿上盖着“日本”二字的中国人，再次看到祖国的国旗时，心中的希望被点亮了！《申报》在当天的特稿中报道：“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的轴心，他所率领的88师部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谢继民说，其实早在10月25日，大场阵地即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3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军队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88师受命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此时的88师已补充过5次，平均每班老兵不足2名，大部分连长战死，“一个团整整齐齐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落实委员长的指示，88师师长孙元良决定，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孙元良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四行仓库”。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中写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谢晋元率部坚守最后阵地时，与“八百壮士”早已立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上世纪80 年代末，谢晋元遗孀凌维诚（左）与儿子谢继民（中）和孙女在一起。
誓与四行共存亡
对于四行仓库战斗的惨烈，营长杨瑞符曾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十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曾进入四行仓库，亲睹“八百壮士”与敌血战的原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仓库并不像孙元良师长所说‘粮水充足’。部队进驻的第二天，自来水就断了，官兵把污水小便留下来以作灭火之用；没有粮吃，他们只好向租界爱国团体和民众求援。民众偷偷将食品送到仓库边的一个小屋内，再由守卫官兵设法取进去，才保证了供给。”
官兵不是打仗，就是修工事，整整4天4夜没有合眼，有的人干着干着就睡着了。“八百壮士”人人抱定必死的信念，争先杀敌。10月28日，日军见屡攻不下，组织一个十几人的小分队突袭，企图用炸药包炸毁四行仓库的墙体，打出一个突破口。他们为了防止遭到枪击，顶着一块厚钢板移动到墙下。敢死队员陈树生情急之下，二话不说，在身上绑满手榴弹，从6楼跳了下去，与1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谢晋元看着楼下的浓浓烟火，流泪了，他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他在写给胞兄的书信中写道：“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四行仓库处在租界边上，距离仓库100米处，有两个巨大的煤气罐，万一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日军指挥官也知道租界煤气罐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投重磅炸弹，只能用小口径的低射炮，或者调动陆军的“精锐”部队，发动对四行仓库的围攻。谢继民说，“父亲研究《孙子兵法》，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斗一开始，他就命令各楼窗口及平台各处的战士，密切监视敌军调动情况；每到深夜，敌人进攻稍有停顿，父亲即派人外出取水，同时悄悄收集敌尸上的符号、标识，从中掌握敌军的信息。”
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不久，以《歌八百壮士》(后经改编成《中国一定强》）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然而，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战斗4天，孤军4年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孤军营在孤岛，处境更为险恶。但是谢晋元壮心仍在，他曾作诗自勉：“勇敢杀敌八百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谢继民收集到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
孤军营的日常生活由当时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拨款维持，但主要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援。如当时大中小学和工商各界，经常有组织地去参观慰问，并馈赠食物和其他各种慰劳品。这些都使谢团官兵备受鼓舞。
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1937 年，中国军队在黄浦江上与日寇激烈战斗
2002 年，谢晋元次子谢继民家庭照，前 排为谢继民和妻子吴国翠，后排为谢继民子女。
母亲维系一家8人生计
谢继民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对“八百壮士”的事迹，点点滴滴早已铭记在心。70多年来，他只能想象父亲的英姿，因为抗战前夕出生的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谢晋元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曾就读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谢继民说，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亲自护送母亲和3个孩子回到蕉岭老家，他对怀孕的母亲说：“日寇侵华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就要爆发。这场战争将会非常残酷，把你们留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等到抗战胜利，再接你和孩子们回去……”然而，这却成为谢晋元和妻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晋元去世后，谢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全都落在了妻子凌维诚身上。谢继民说：“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凌维诚1907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在徐家汇老街经营一家面店。凌维诚192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专业是音乐，她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箫和唱歌。在毕业时，她结识了谢晋元，1929年两人在汉口举行婚礼。谢继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老家的风俗习惯是男人喝茶聊天，女人种地煮饭。母亲虽说在上海大城市长大，她却适应了这种农村的生活。”
谢家没有叔伯，又无兄弟，公婆年迈，孩子还嗷嗷待哺。谢晋元去世后，1941年，凌维诚辗转5省去见委员长，却得到答复：“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
“母亲一人要维系一家8口的生计。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为了让我们上学，母亲又去南京找委员长，6月17日，蒋夫人宋美龄接见了母亲，答应将情况转呈蒋介石，但后来就没了回音。”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大家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但都以失败告终。”
谢继民说，母亲经历的生计之苦是外人能看到的，但作为遗孀，她多年来受到的各种威胁、骚扰，却是别人无法体会的。“母亲30岁出头便守寡，当时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骚扰甚至要挟母亲。虽然我们年龄尚小，但母亲实在无人倾诉，只得偷偷把我们叫到阁楼上商量。有一次，母亲说她收到了一张纸条，如果不答应纸条上的条件，就小心子女的命！我立刻喊道‘不理他！我们不怕！’……当时我读小学，但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走过十年浩劫
谢继民一生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原因，他直到1965年才结婚。“结婚时，我只对妻子提了一个条件，请善待我的母亲，因为她太不容易了！”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家人的生活还算安定。姐姐谢雪芬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财务科工作，后随夫调入常州冶金厂财务科；二姐谢兰芬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学习，后随姐夫在广东肇庆卫生系统工作。“文革”期间，其夫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哥哥幼民从小聪明能干，然而后来却出现精神错乱等症状。“哥哥后来频繁住院，昂贵的医疗费不但贴进了我们全家的积蓄，花光了母亲和我的工资，还让全家常常入不敷出。但是我和母亲并不怨悔，一直陪伴他直到1970年病逝。”
1966年“文革”开始后，谢继民全家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让谢继民庆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舟共济，让他们最终挺了过来。谢继民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作后，在基层当过财务会计、商店经理、工厂厂长等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副主席、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亲联中心副主任、上海杨浦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谢继民说，战争让他没有享受过正常的父爱，但他希望自己作为英雄后代的经历，能唤起读者的共鸣，缅怀先烈当年对敌斗争的艰苦，体会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人物简介：
谢晋元（1905年——1941年），字中民，汉族，广东蕉岭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官。谢晋元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民国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建于1931年，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6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的小钢炮都打不透。该仓库坐落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当年，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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