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

上篇：九一八事变后，赵老太太率全家三代参加抗日

赵老太太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九一八事变日寇的入侵。老太太自此放弃了一个普通农妇的生活，而成为举国皆知的“游击队之母”。

1938年，赵老太太和她的游击队因媒体报道而举国皆知

赵老太太是何许人也？从上面这幅名为《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赴港募捐抗日》的照片中可以略窥一二：老太太一身黑色长褂端坐正中，左右环绕者是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前排座位左二）和邓颖超（前排座位右一）等贤达名流。可见老太太当日的声望之隆。

赵老太太全名“赵洪文国”，因夫家姓赵，故当年媒体一致称呼其为“赵老太太”。老太太是在抗战最艰难的1938年被国人所熟知的。这一年，年近60的老太太离开自己与儿子赵侗亲手创建起来的游击队，从华北乘坐拥挤的难民列车来到汉口，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北方抗日游击队的消息，同时也希望寻求到政府对游击队的承认与支持。最早报道老太太来到武汉的，似乎是某家外国报纸。其报道后来被上海一家专门刊载翻译稿件的《译报》转载。这则名为《中国游击队之母》的报道说：

“说来难使人相信，在平汉线北段不断给日军以困扰的中国游击队二万人，他们是由一位六十七岁（编辑注：当为五十七岁，报道有误）的老农妇所组织推动的。她的头发虽已银白，但身体却仍像橡树一般地结实。她能同时握两枝手枪，而且能射中她的敌人。”

因为这段报道，赵老太太在民间得到了一个“双枪老太婆”的神奇绰号；四川地区流行的“双枪老太婆”传说，一个重要的原型就是赵老太太。但这家外国报纸的报道其实有误，老太太拥有一双小脚，并不适合参加战斗；后来接受采访时，老太太也坦承自己不会打枪。不过这点小错误并不妨碍赵老太太和她的传奇故事迅速通过各种大小报刊传遍大街小巷；这年秋天，许多有影响力的战时媒体，如《立报》、《星岛日报》、《救亡日报》，纷纷报道了老太太和她在华北的儿子赵侗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的故事。这些媒体的报道，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赵老太太早年经历的珍贵资料。

九一八事变之前，赵老太太只是东北乡间的一名普通农妇

1938年第10期的《妇女生活》杂志刊登有记者于毅夫撰写的一篇报道《赵洪文国传》，对赵老太太1938年之前的经历，做了简要的披露。报道说：

“这是写的‘游击队’的母亲赵老太太的小传，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史料，她自己本身在十四岁时遭遇过中日战争，二十四岁遭遇过日俄战争，七年前又遭遇了沈阳事变，由于累积下来的对于日寇的仇恨，使这位老太太很快地走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成了义勇军的‘交通’，军火输送者，以至游击队的组织者。”

“赵洪文国现年五十八岁，是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奉天省岫岩县杨拉寨洪家堡子，家里很穷，父亲是个贫农，生儿女很多，赵老太太一共有弟兄五人姊妹两人，因为父亲穷，生活困难，所以小时候的生活差不多是陷于街上的状态！”

“一八九八年……赵老太太那时是十九岁，出阁嫁给三道虎领的赵玉堂先生为妻，一个破落的家庭，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同样地穷困，同样地劳苦，但是她相信只要大家能够齐心努力，就一定能使这个破落的家庭复兴的。经过六年的努力，赵氏的小家庭稍微有点起色了，可是无情的炮火，又在辽东半岛上响亮起来，一九0四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仔辽东半岛的厮杀，毁灭了我们无数田园庐墓，伤害了我们无数良善黎民百姓，这种创伤在赵老太太的心田里，是划上了不可磨灭的刻痕的！”

“从一九0五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沈阳事变，这二十五年中间，赵老太太的生活就消磨在岫岩县的穷乡僻壤中，她一共生了八个女儿四个男儿，赵侗就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在处理家事时，她主张大家要努力学好，过日子，但她对于钱财绝不吝惜，她主张‘舍善’周济穷人，夏天把小米舍给比他们还没有办法的农民，冬天再随他便来归还，等家境稍微小康一些，按照一般富人的习惯，是要修炮台以防兵匪的，但她却主张拿钱来周济穷人，她认为这种无形的炮台是比有形的炮台还有用，因此她在三道虎岭左近造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以后苗可秀和赵侗之得在岫岩一带建有很好的根据地，能够在那儿长期地活动，也未始不是借重这一基础的。”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她知道了战争的惨酷性，在乡间他力劝女子不要缠足，无论男女都要读书，自己的女儿不缠足不穿耳，男女都送入学校，这样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作义勇军的活动，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是赵老太太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简要的人生经历。报道所勾勒出来的，是一个朴实、善良、有见识的乡村农妇。值得补充的一点是：赵老太太是一家之主，而且颇懂经营，九一八事变前夕，赵家已经从无房无地的赤贫农，变成了三道虎岭有名的富裕人家。

赵侗组织“中国少年铁血军”，老太太率全家参与抗日

如果没有九一八事变，或许赵老太太的人生会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但日寇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一切。随着东北的陷落，民间抗日义勇军雨后春笋般出现，赵老太太的二儿子赵连俊（又名赵连仲）和三儿子赵侗，也拉起了自己的义勇军队伍。据于毅夫《赵洪文国传》报道：

“在起事的时候，大家就约定了不许爱财，不许祸害妇女，要联合老百姓，抗日到底，家庭被抄不许埋怨，家人被捉不许乱‘咬’！若干人跑进山里去活动，山外就留着这赵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做交通站，做运输站，做掩藏所，有多少次老太太冒着风雪将枪支插藏在山林古墓中，有多少次老太太输送预备队道义勇军里去，有时深夜里义勇军跑进院子里来休息……最后日人觉察出来了，派去队伍把她们的房子烧了，她才又搬到赵家堡子去，藉着道德会的名义办学讲道，更藉着办学讲道的机会宣传救国，效力虽然发生了，但是也很快地被汉奸所告发，驻在岫岩的日本参事指导官，甚至率领几百人马亲自前往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赵老太太赵玉堂先生和儿女全都被捕入狱，由于她的机智和大胆，不但自己把自己设法救出来，而且同时还救出半百余个无辜的男女农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她脱离了岫岩监狱，回到赵家堡子，卖掉积存的土地，辞别祖坟，遍谢乡老，携同赵玉堂先生和儿女，经凤城安东间道入关，跑到北平。”

于毅夫的报道过于简略，有许多值得补充的地方。赵老太太的三儿子赵侗，九一八事变前夕曾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物理系；东北沦陷后，赵侗与苗可秀等人前往北平，组织“东北学生军”；1932年春返回东北，率军加入了邓铁梅的义勇军学生队，1934年2月，又改组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为司令，赵侗为参谋长；1935年7月苗可秀牺牲，赵侗继任铁血军司令。铁血军在东北最盛时有兵力1.1万余人，先后与日军大小战斗百余次，1935年12月，甚至一度组织成立了“辽南临时政府”，赵侗兼任临时政府总裁，并与在中国边境地区活动的朝鲜革命军建立了联系，组成“中朝抗日同盟军”。1937年春，铁血军在日、伪的频繁“讨伐”下陷入困境，赵侗入关到北平寻求支援，但随着七七事变北平沦陷，赵侗没有再回东北，而选择了留在北平重组游击队，活跃于北平郊外。赵老太太与赵家和东北义勇军之间的关系，就此告一段落。（据《岫岩县志》）

再如赵老太太房子被烧的情形，史料虽然缺失，但也可据当时的一般情形稍作推测：“烧房并屯”是日军当日用来切段山里的义勇军和山外的民众之间固定联络点的极常用的方式，据《丹东市志》记载，日军因怀疑岫岩县内有义勇军的联络点而又无法查实，前后多次大规模“烧房并屯”，每次烧房都在上千间以上。

老太太在北平郊外亲身参与抗日第一线工作

赵侗于1937年在北平郊外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华北国民抗日军。赵老太太在这支游击队里，起到了某种精神领袖的作用，“她的部下都亲昵地称她为‘中国游击队之母’”。但当年的媒体，似乎更热衷于报道老太太亲身参与抗日一线工作的种种传奇经历。

1938年9月，《立报》的记者吴胥当年采访了在汉口为游击队寻求支援的赵老太太，亲耳听老太太讲述了她在抗日第一线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带军火”。老太太说：

“运军火，非我出马不可，立刻开始，时间已经不允许再耽搁了，由城内到那里，有长途汽车可通，我就穿了一套破衣服，带了一个破网篮。网篮上面全是破袜子、破棉花，还有破衣服。破东西底下，可全是盒子炮、子弹。赵同送我到西直门等车。说好了，我上前一辆，他上后一辆，远远的看着我。因为他是青年，穿了一身西装，那是不能带这些家伙的。我是个老太太，没人注意，万一把我捉了去，就是枪毙了，死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可惜，好在我早就把命看得算不了什么了。赵同招呼我上了车，使个眼色，点点头，车就开了。刚刚出城，就检查。我先把网篮打开，请他们看，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他们见是一个老太太，又带的是些破东西，也就懒得检查了，于是我便过了这一关。车上的人不要我坐车，本来，车上都是穿得挺漂亮的青年男女，来了这么一个破衣的老太太，都讨厌我，要我下去。那可不行。说什么我也不下去。我的责任与使命太大了，我死也不下车。结果，我胜利了。就这么一回一回的运军火，全是我一个.人去办。赵同只在第二辆车上，远远瞧着我，预备万一出事时，他好去想办法。不到几天的功夫，把两千块钱的军火，全运完了。”

许多当代学者似乎觉得这样的故事“近乎天方夜谭”（如袁小仑），而选择了不相信，认为这是老太太的夸大其词。然而老太太并没有丝毫夸张——赵侗的这支游击队，后来被中共从内部消化掉了，游击队中的许多中共干部，49年后的回忆录里提到的运军火的情节，与老太太所描述的完全一致，只不过他们略去了老太太的名姓。

第二个传奇的故事，是“运游击队员出城”。老太太说：

“北平被日军占领了以后，我们的人还都没有出城，这真是难问题。因为各城门都已被他们守住，这一百多人怎么出去集合呢？我想了一个计策。那时候，有许多流氓被他们雇去，大概是为了捣乱的。在北平的流氓，他们的装束，是穿着小褂裤，将长衫搭在肩上，而小褂的钮子，也扣得不整齐。我就叫我们的人，一部分按照这个办法，居然混出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另想办法。假使都这么办，那非被捕不可，所以我又雇了两个老太太。每人带十几个人出去，万一盘问，就承认是自己的子侄。好在那时候逃难的人很多，老太太带了几个年轻的人，很不惹人注目。而走的方式，也每次不同，有时坐车，有时步行。我很高兴，一百几十人完全出城了，并没有失落一个。出城以后，就在高亮桥西北方一个庙里集合。把枪都擦好，整理一切。为了遮掩外人耳目起见，把军火都裹在行李卷里同时，我自己是最后一批，他们还得等着我。我又带了两个老太太，掩护十几个青年出城。出城以后，先到某地方去取军火。大家拼命的拿子弹，两个老太太每人提了一包袱子弹，我就用了一个大的手提箱，满满的装了一箱子。”

当代的学者们仍然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游击队中的中共干部的回忆录，再次证实了老太太所言非虚。当然，老太太并不知道，她们所掩护的青年们，有一部分已经是中共党员。

此外，击落日军飞机、砸开德胜门外监狱，也是当日媒体热衷报道的内容。这些故事，从老太太嘴里说出来，今天的人读到不免感到夸张，但事实是：中共方面的史料可以证实平西游击队在北平郊外击落日军飞机确有其事；也可以证明砸开德胜门监狱确实是在赵侗的指挥下完成的。老太太丝毫没有夸张。

前往武汉寻求支援，赵老太太全家三代参加抗日的故事感动了整个大后方

1937年9月，老太太受儿子赵侗的派遣，从北平南下前往武汉寻求援助。途中还在河南晖县发动了当地的红枪会组织成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但因为成员庞杂，领导层分歧严重而没能坚持下去。1938年，老太太抵达武汉，很快被媒体关注到并得到了热烈的报道，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1938年9月，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赵老太太从武汉南下香港、广州、南洋进行抗战宣传和募捐，沿途发表抗战演说，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推崇。

在1938-1939年间，老太太感动了整个大后方。无论是演讲还是接受采访，老太太的话总是很朴素：“我是一个不识字的乡下人，我不懂得什么，我就知道老百姓应当救国”； “(主人递给她一支香烟，她摇摇头)我不抽，这年头应当简单些。我们在游击队里，有时连饭都没得吃，再要有烟瘾，那更了不得了”；“什么？一辆汽车？试想，假如我的部下听得我坐汽车。他们要说些什么呢？他们或许要以为我已富裕了，并且忘记了他们在严寒的北方战斗着的种种痛苦了”……

1939年春，老太太到重庆，曾在北碚区做过一次兵役动员的演讲。亲临现场的陶行知事后在日记中如此感慨老太太的感染力：

“义勇军之母赵洪文国老太太于今年四月一日到北碚，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先生邀请全区各镇老太太和太太们来北碚看戏并和赵老太太相见。四月三日下午三时在兼善中学大礼堂开老太太欢迎赵老太太大会。到会的老太人有五百人之多。连赵老太太在内共有七位老太太和太太演讲，个个激昂慷慨，真是空前的一个盛会。……这天最大的收获是全场老太太和太太们都接收三代打游击的赵老太太的精神，个个都希望做一个赵老太太，把儿女贡献出来，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这天的成功是由于下列几条办法:

“(1)老太太们是邀请来的，不是拉来的。 (2)看戏和看赵老太太并重。(3)太老的人由地方上年青的人给以便利把她抬来。(4)不以兵役宣传号召而结果是真正道地的兵役宜传。 (5)主讲的人是一位能说能行的抗日老战士，抗日战士之母，抗日小战士之祖母。

“我们知道抽调壮丁遇到最大困难之一即是母亲妻子们的情感作用。国家把壮丁拉出来，她们要把壮丁拉回去。这一个争夺战的胜负是要靠妇女们的民族意识来决定。谁配向妻子要他的丈夫？谁配向母亲要她的儿子？谁配向祖母要他孙儿？只有以身作则的赵老太太和曾大娘们才好开口……”

陶行知还为赵老太太写过许多首简单易懂的白话诗，其中一首诗如此描述老太太三代抗日报国的故事：

“东洋出妖怪，中国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吓坏。老太有儿子，名字叫赵侗。一身都是胆，复活赵子龙。老太有孙儿，名字叫赵伟。少年知报国，精忠比岳飞。好比一棵树，安根在东北。妖怪咬树根，树儿活不得。说起赵老太，无人不崇拜。生长在岫岩，与朝鲜交界。眼看众同胞，受尽妖怪害。组织义勇军，动员休妖怪。母子与孙儿，同军见三代。远近齐响应，三军都拥戴。军队大家庭，英勇而相爱。高粱为城堡，锄头是军械。兵器虽不足，百战不能败。老太没有粮，民众送饭来。老太没有枪，妖怪送枪来。钻进妖怪肚，妖怪摇脑袋。截断妖怪路，一块又一块。最后大目的，赶妖出东海。自由而平等，中华万万载。老太有名言，圣人不能外。别死在床.上，战死才痛快。堂堂男子汉，富贵少奶奶。要想中国好，学学赵老太。

此一时期，不但国统区的主流报纸，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都曾多次刊文颂扬赵老太太全家三代抗日的事迹。蒋介石、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各界名流，也无不大力宣传赵老太太的抗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