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清朝征服蒙古高原各部:蒙古铁骑臣服于女真民族


元明时期,蒙古与女真已有往来。元朝对居住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实行设官管辖,随俗而治,并在该地区开辟驿站,实行屯田。努尔哈赤的先辈猛哥帖木儿即是元朝所辖一个万户的首领。
    明代女真始分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后又分为四部:建州部、长白部、扈伦部和东海部。他们居住于东北长白山、黑龙江、牡丹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等地。历史上女真族与蒙古多有血缘关系,扈伦部所属叶赫、哈达和乌喇等部,均与蒙古有姻戚关系,建州女真与兀良哈蒙古人也有亲戚关系。女真族与蒙古地域相连,女真人与蒙古人,服饰相类,都善长骑马射箭,习于狩猎,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他们在明廷开设的辽东广宁和开原马市上,常有贸易,交易马匹。在生活的实践中,女真人学会和使用蒙古语,一度使用蒙古文,后来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语言文字的相通,为女真和蒙古之间的交往创造了方便条件。

    十六世纪后期,女真部首领是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汉译金)。努尔哈赤时代,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自1583年起,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内部的战争。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有矛盾,1593年叶赫部首领布寨和纳林卜禄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的瓮阿代、莽古思、明安等人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哈达、乌喇、辉发和满州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路、纳殷路等九部兵三万人,进攻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立阵于浑河北岸,努尔哈赤率军迎战于古培山。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战败叶赫,继之攻破哈达、乌喇等部,蒙古科尔沁部明安乘骑被陷,换骣马逃走。联军失败,努尔哈赤大胜,从此满洲威名大震。

    努尔哈赤借着古埒山战役胜利之机,派俘获的科尔沁部入返回,做争取联络科尔沁部的工作。1594年,科尔沁部明安和内喀尔喀部老萨等,派遣使臣表示停战和好,科尔沁部向努尔哈赤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驼六峰送给努尔哈赤本人,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这是蒙古科尔沁等部与满洲通好之始。不久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巴约忒部的恩格德尔台吉归附努尔哈赤,并于1606年率内喀尔喀五部的使者向努尔哈赤进贡,为其进献尊号,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又称神武皇帝,这是蒙古部称努尔哈赤为汗的开始,从此蒙古部每年与女真部往来。

    努尔哈赤对内统一女真诸部,对外又招抚蒙古科尔沁等部,在女真贵族的拥戴下于1616年建立后金国,建元天命,是为清太祖,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后改称兴京,这是满州贵族建立的独立于明王朝的新政权。努尔哈赤建立新政权后,对内巩固政权,对外争取联合蒙古,目的是入主中原,取代明朝。1621年迁都辽阳,称东京,1625年又迁都沈阳,1634年改称盛京。

    内蒙古各部归附清朝

    蒙古高原上的大漠,史称渤海,大漠以南为内蒙古。其地域东至吉林、黑龙江界,西临贺兰山阿拉善厄鲁特蒙古,南接陕西、山西和长城,北靠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地区,东有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巴林、扎鲁特、奈曼、翁牛特、喀喇沁和土默特等部;西有鄂尔多斯和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部居中,林丹汗为 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大汗。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对蒙古采取了政治联合和武力征服的策略。扩充后金国实力,不使蒙古倒向明朝。采取如下几个步骤:

    天命四年盟誓。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后金与内喀尔喀五部订立盟约,双方各派使臣参加,后金国使臣有雅希禅、希福等五人,蒙古使臣有杜棱洪巴图鲁、恩格德尔和奥巴等二十余人。双方使臣举行仪式,杀白马、黑牛,盟誓和好,合谋并立,遵守誓约,共同对付明朝。

    致书林丹汗联合伐明。天命四年十月,努尔哈赤收到察哈尔林丹汗的使者康喀儿拜虎带来的信,书信主要内容:一是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向水滨三万人的满洲国主努尔哈赤问安;二是表明察哈尔部联合后金国攻打明朝。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派使者硕色乌巴什复信往见林丹汗,明确表示满洲与蒙古服制相类,应联合伐明,指出明朝以重利拉拢察哈尔是因为后金要攻打明朝之故,表示愿与林丹汗合谋以伐深仇之明(《清太祖实录》卷7)。同时信中也批驳了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之主的言论,告诫林丹汗不要忘记元朝是为明朝所推翻的事实,他哪里是四十万众之主。万众之主也称不上,以此坚定林丹汗与后金联合伐明的决心。

    天命九年盟约。努尔哈赤为主攻明朝,一方面联合蒙古内喀尔喀五部,壮大自己力量,另一方面要防止察哈尔部的崛起,真正成为蒙古各部之主,为此要联合与察哈尔有矛盾的科尔沁部,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使业已存在的与后金有往来关系的科尔沁部,通过盟约形式加以巩固。天命九年二月,努尔哈赤派遣使臣库尔禅和希福前往科尔沁部,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等会盟,双方订约:联合进攻察哈尔林丹汗,任何一方不毁约,不单独与察哈尔会盟。盟约对双方有利,科尔沁部借用努尔哈赤的力量是为了摆脱林丹汗的统治;努尔哈赤利用科尔沁对付察哈尔,以解除伐明的后顾之忧。

援助科尔沁,打败林丹汗。林丹汗为继承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力图恢复大汗在左右翼的权威统治。对内采取掠夺方式,夺取其叔祖代青贝勒所属石纳明安部落的属民和牲畜;对外攻伐蒙古各部,向科尔沁等部征兵括马,强索飞鹰和名马,使蒙古各部纷纷脱离察哈尔,投奔后金。天命十年林丹汗率兵进攻科尔沁;围奥巴所居格勒朱尔根城,奥巴向努尔哈赤告急,要求他履行盟约,出兵援助。努尔哈赤派其子皇太极选精骑五千驰援。林丹汗围城不克,又听到皇太极来援科尔沁,撤围城兵而走。奥巴因战察哈尔之功,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封奥巴为土谢图汗,是为科尔沁第一代土谢图汗。皇太极也曾于天聪二年(1628)与蒙古喀喇沁部盟誓,共同对付察哈尔。随着科尔沁部归附后金,自天命至天聪年间内蒙古的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喀刺沁以及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等部相继归附后金。

    努尔哈赤死后,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位,定明年改元天聪,是为清太宗。皇太极继承其父遗愿攻打察哈尔,追林丹汗至归化城,并占领了归化城,林丹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摊地。皇太极于天聪八年(1634)又获蒙古的玛哈噶喇佛像和传国玉玺,次年林丹汗的妻子苏泰哈屯率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和属部投奔后金。这样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成吉思汗家族的统治宣告结束。

    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召开大会,内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王公贵族与后金满蒙汉文武百官参加,以得佛像和传国玺为契机,实现其登极称帝的愿望。参加大会的内蒙古十六部有:察哈尔、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默 特、扎鲁特、四子部落、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喀喇齐哩克、喀喇沁和乌喇特部等。察哈尔部的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科尔沁部的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和翁牛特部逊杜棱等参加大会。蒙古各部代表与满蒙汉各大臣,以满蒙汉三体表文上书,共推皇太极博格达彻辰汗即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会上对蒙古部王公台吉分别封以亲王、郡王等爵位和赐以达尔汉诺青等号。从此皇太极不仅是东北满、汉人的皇帝,而且也成为内蒙古各部贵族的大汗。

    喀尔喀蒙古臣服于清朝

    喀尔喀蒙古(即明代外哈喇哈部)地处瀚海之北,称外蒙古,又称漠北蒙古。明末分三部,清为四部。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接新疆,南至瀚海与内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

    明末,喀尔喀部归察哈尔林丹汗管辖,察哈尔归附后金,喀尔喀部也与后金有往来。向后金国贡驼马,崇德间始贡"九白",顺治朝设八扎萨克,分左右二翼,康熙间正式归附清朝。初分三部为十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雍正间增赛因诺额部,遂称喀尔喀四部。

    喀尔喀蒙古归附于清朝,经历了一个由通贡贸易到正式臣服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时间,有的部落与清朝来住多些早些,大致经过了内部矛盾,外部入侵:两次会盟等过程。

    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属众发生内讧。康熙年间,扎萨克图汗成衮和土谢图汗察浑多尔济因争夺逃亡属众发生战争,而后沙喇继任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执杀扎萨克图汗而夺其妾。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蒙古噶尔丹,乘喀尔喀内讧之机,率三万骑兵入侵喀尔喀;喀尔喀牧民在战乱中多逃住内蒙古,清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乌珠穆沁、浩齐特、扎赉特、阿巴噶、乌喇特、茂明安、四子部落等各部游牧地的界内或界外。土谢图汗部骑兵与噶尔丹在鄂罗会诺尔鏖战三日,察珲多尔济兵败后,联合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吁请内附"

    库抡伯勒齐尔之盟。康熙间扎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因争属众发生战争。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会同达赖喇嘛代表噶勒旦西勒图前往调停。清廷目的是保卫边境安全。集中力量在东北对付沙俄入侵。土谢图汗部代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部代表沙喇与清政府代表阿喇尼和达赖喇嘛使者,四方代表会集库抡伯勒齐尔,在会谈中下令土谢图汗部" 尽遣所收逃众",扎萨克图汗部也应如数归还,四方商谈未达成协议,土谢图汗部仅以一半逃众归还扎萨克图汗。这次会盟为后来的多伦诺尔会盟打下基础。

    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王公贵族内讧,噶尔丹乘机进攻喀尔喀,迫使喀尔喀民众南迁;清廷为了巩固北部安全,选择了内外蒙古适中地点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具)。康熙三十年(1691)4月,康熙帝亲率文武百官及上三旗官兵,由张家口出边"抚绥"蒙古,派遣兵部尚书马齐前往多伦诺尔安排会盟礼仪。外蒙古三汗随内扎萨克四十九旗王公贝勒贝子公等先期到达,先驻离多伦诺尔御营百里之外,后移至五十里之外驻帐。届时外蒙古汗济农台吉等三十万人列于右,以土谢图汗察 浑多尔济为坐次之首,与众百官朝见康熙帝。通过这次会盟在喀尔喀蒙古实行内扎萨克蒙古的设旗编佐制,在保留喀尔喀三部汗号的基础上,去其原有的济农、诺额之名,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并对三部各济农诺颜等封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从此喀尔喀蒙古正式列入清朝版图,这对于加强清朝北部边防,巩固 统治,有力抵御沙俄入侵,以及恢复喀尔喀民众因战乱受到破坏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噶尔丹的进攻,使喀尔喀牧民的生产遭受破坏?大批难民生活贫困,他们失去牲畜和蒙古包。清朝政府对南逃的喀尔喀牧民采取了一是赈济,发归化城、张家口和独石口的粮食,赈济难民;二是派清朝所属官员、从归化城和四子 部落抽调官员前往管理;三是设临时扎萨克,管辖逃来之众。喀尔喀蒙古遂成为清朝的北部屏藩,防备朔方,比长城更为坚固。

在喀尔喀蒙古归附于清朝的过程中,值得记一笔的人物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姓博尔济吉忒,原名扎那巴扎尔,为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察珲多尔济之弟。1634(天聪八年)转世,后入藏学法,返回喀尔喀,宣扬黄教,僧众称为温都尔格根。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的僧俗封建主有的主张投奔俄罗斯,有的主张投靠清朝,众议不定,众人请决于黄教首领扎那巴扎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认为俄罗斯素不奉佛,风俗与蒙古不同,语言和服饰不同于蒙古,因此投靠俄罗斯不是久安之计。赞同车臣汗部纳木扎勒首倡内附清朝的意见,带领喀尔喀僧俗封建主及其属民南下求援归附清朝。清廷令其掌管喀尔喀黄教事务,是为喀尔喀第一 世哲布尊丹巴,蒙古称其温都尔格根。年九十圆寂。

    征服卫拉特

    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又称额鲁特蒙古或厄鲁特蒙古。明末清初,卫拉特有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土尔扈特西迁后。原附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加入四部行列,又组成卫拉特四部。四部中准噶尔和杜尔伯特贵族姓绰罗斯,和硕特贵族姓博尔济吉忒,辉特部贵族姓伊克明安,土尔扈特贵族姓氏史书不载。

    卫拉特蒙古各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的以东以南和湖的周围区域,崇德初年开始与清朝有贸易住来,清廷对于西北边陲的游牧部落是十分重视的。康熙年间噶尔丹入侵喀尔喀,深入内蒙古,兵锋遥指北京,造成对清廷的极大威胁,自康熙朝开始,采用武力征服和政治招降等手段,历经雍正一 代,直至乾隆年间才得以征服卫拉特蒙古。)

    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

    准噶尔一词,汉义左翼。作为部族名称,指的是准噶尔部,作为地域名称,指的是准噶尔盆地。在清代早期,准噶尔一般是指卫拉特四部之一,后来准噶尔部强大,统辖四卫拉特,这时准噶尔一般亦泛指卫拉特蒙古。

    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兴起和强大。准噶尔部在哈喇忽刺和其子巴图尔浑台吉统治时期开始强大。1634年哈喇忽刺死,第二年巴图尔珲台吉即位,统辖卫拉特诸部,参与和主持制定1640年的《都沁·都尔本蒙古大律令》,这部法律所代表的是四十万众蒙古和四万卫拉特蒙古,对全体蒙古人是有约束力的。1653年巴图尔珲台吉逝世,其子僧格即位,不久发生内讧,1670年僧格为其同父异母弟车臣台吉等所杀。这一事件很快被在西藏当喇嘛的僧格之弟噶尔丹(1644- l697)知道,噶尔丹从西藏返回准噶尔,在僧格旧部支持下;打败车臣台吉,掌握了准噶尔的统治权。

    噶尔丹统治时期,以伊犁作为政治中心,控制着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康熙十八年(1679)得到达赖喇嘛赐号:博硕克图汗,这一称号对噶尔丹统治卫拉特蒙古诸部是十分重要的。对外与沙皇俄国也有联系,噶尔丹企图借用俄国力量,对内加强统治,以此与清廷抗衡。控制卫拉特诸部和回部后,噶尔丹下一个步骤即向喀尔喀蒙古扩张,时值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蒙古内讧,噶尔丹乘机兴兵入犯,打败喀尔喀兵,威胁到清朝的安全。

    清朝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后,腾出手和时间对付沙俄对东北的侵犯,还未来得及出兵喀尔喀和准噶尔,噶尔丹的进攻,迫使清廷拿出一部分力量对付蒙古,以巩固清朝西部和北部的安全。多伦诺尔会盟是以政治手段比较园满地解决了喀尔喀蒙古问题,同时为进一步抵御和进攻噶尔丹准备了条件。

    清朝政府通过谈判,1689年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誓时稳住了东北地区。康熙帝对噶尔丹十分警惕,认为他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岂容泛视,置诸度外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1690年康熙帝组成二路大军进攻噶尔丹,于是清军与准军会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噶尔丹以二万骑兵迎战,摆驼阵以抗清军,清军用火炮攻破驼阵防线,噶尔丹兵败逃回科布多。

    1696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决定发兵十万,第二次进攻噶尔丹。兵分三路,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中路军由康熙帝亲自率领,出独石口,直奔克鲁伦河。五月,清军与准军大战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宗莫德),战斗激烈,各有伤亡,噶尔丹寡不敌众,被清军战败,率少数人马,逃注塔密尔河一带。六月,清军中、西两路会师归化城。

    康熙帝第三次征讨噶尔丹是1697年,亲临宁夏指挥作战。噶尔丹因前两次战败,兵力消耗殆尽,属众纷纷离散,既无牛羊,又缺少驼马,饥饿时捕兽而食。在清军强大攻势下,1697年三月噶尔丹逃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病死,其属下丹济拉和诺颜格隆等,携其女钟察海和属民三百户归附清朝。

    噶尔丹策零与清朝。1727(雍正五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部大台吉。清廷对准噶尔始终是不放心的,在噶尔丹策零表示向清朝纳贡,又要求赴西藏熬荼时,清廷不准赴藏,并派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博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泰山出北 路,出兵攻打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率二万骑兵袭击清军据点科舍图卡伦。l731(雍正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采用迷惑敌人的战术,假传军情,诱敌深入,埋伏重兵,清军行至和通呼尔哈诺尔(科布多以西)进入准噶尔军包围圈,一举被准军歼灭,副将军巴赛和查弼纳以下皆战死,逃回科布多仅二千人。噶尔丹策零大胜,“唱胡歌而返”。不久,在同年九月苏克阿勒达呼战役中,噶尔丹策零又被喀尔喀亲王策凌率领的清军打败。

    额尔德尼招战役。噶尔丹策零于1732年六月率军进攻喀尔喀蒙古,派小策凌敦多布领兵三万向克鲁伦进发,清廷命喀尔喀亲王额驹策凌率军迎战,噶尔丹策零得知策凌不在塔密尔河牧地,遂派精骑突袭牧地,尽掠策凌妻子。策凌听此,由前线返回收地,已发马尾,急驰征讨,在额尔德尼招(又名光显寺,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畔)战败噶尔丹策零,三万兵,击杀其半。1733年噶尔丹策零表示罢战请和。清廷派遣使臣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准噶尔蒙古关于划定牧界的会谈议定以阿尔泰山为界,阿尔泰山以东为喀尔喀牧地,以西为准噶尔牧地。清廷与准噶尔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

    阿睦尔撒纳与清朝的关系。阿睦尔撒纳为丹衷之子,祖父是和硕特部的拉藏汗,母亲是策妄阿喇布坦女儿博托洛克。后来其母改嫁于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婚后生丹衷遗腹子,因此说阿睦尔撒纳是辉特部台吉,实际上却是和硕特部后裔。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贵族争权夺位,内讧不止在噶尔丹策零的诸子之间,矛盾日趋尖锐,先是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依靠自己的实力,即位(1746-1750)继之喇嘛达尔扎不服其弟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即位,起兵打败其弟,夺取了大台吉之位。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利用其矛盾,削弱各方力量,壮大自己实力,早有统辖四卫拉特之心,垂涎汗位已久。l752(乾隆十七年)阿睦尔撒纳率领精兵一千五百人,支持达瓦齐,攻入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扎,推举达瓦齐当了准噶尔部大台吉(1752-1755)。不久,1753年十月阿睦尔撒纳向达瓦齐提出分辖准噶尔诸部的要求,遭到达瓦齐拒绝,二人联盟破产。十一月达瓦齐出兵攻打阿睦尔撒纳,达瓦齐三战皆败,退兵屯于博罗塔拉。1754年六月达瓦齐重整旗鼓亲率三万大军攻打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兵败投奔清朝,以借助清廷军事力量重返准噶尔。清朝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发给印信。

    清廷对准噶尔地区十分重视,无论是谁掌管该部大权对清朝始终是一个严重威胁。1755年二月清廷正式出兵向达瓦齐驻地伊犁进发,阿睦尔撒纳率北路军参加对达瓦齐的战争。五月,清军与达瓦齐所率准军会战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达瓦齐兵败逃住喀什噶尔,途中陷入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的埋伏中,达瓦齐被擒,押解北京,免死,封亲王。

    阿睦尔撒纳在进军伊犁中,不穿官服,不用官印,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任意调动军队;同时向属下宣布:阿睦尔撒纳这次军事行动是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清廷对阿睦尔撒纳早有戒心,在他降清后立即让阿睦尔撒纳带兵攻打达瓦齐,以阿睦尔撤纳制服准噶尔。乾隆帝下密令让西路军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在军中监视阿睦尔撒纳务须留心防范,慎勿任其所行,下令定北将军班第:军中事宜要协同商办,不得让阿睦尔撒纳独办。清廷得到班第密报后,八月令阿睦尔撒纳去热河避暑山庄朝见乾隆帝,趁机对阿睦尔撒纳捉拿归案。阿睦尔撒纳对清朝对他的防范已有察觉,不敢公然违命不去热河,只好故意拖延,借机商讨脱逃之计,行至乌隆古河,以回牧地扎布汗河治装为由,将副将军印交额璘沁多尔济代管,脱离清朝率众反清,随行者有阿巴噶斯和哈丹等。

    阿睦尔撒纳的反清是想借用清廷力量重返准噶尔执掌四卫拉特的目的未达到而引的。清廷出兵镇压阿睦尔撒纳是早有的既定方针,不能让准噶尔势力扩大,更不能让阿睦尔撒纳这样想当四卫拉特总台吉的人统辖准噶尔,威胁清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铲除阿睦尔撒纳,征服准噶尔是清朝的总方针。在派清军追击阿睦尔撒纳的战斗中,清廷几换带兵将领,征调兵源运送粮草;对阿睦尔撒纳穷追不舍,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加之当时准噶尔流行痘疫,军力大减,于1757年七月逃入俄国,八月被送往托波尔斯克,九月因患天花病死于托波尔斯克。

俄国密切注视准噶尔贵族的内讧,妄想从准噶尔贵族中寻找它的代理人。阿睦尔撒纳反清,俄国认为时机已到,先派使臣送信到准噶尔,诱使阿睦尔撒纳投俄,后派阿布都尔·卡斯金诺夫到准噶尔活动,沙皇政府授意卡斯金诺夫,劝导阿睦尔撒纳到俄“避难”,如果阿睦尔撒纳愿到俄国避难。“今后对他会作为嫡系继承人和准噶尔的统治者”对待。

    阿睦尔撒纳的死,使俄国想利用准噶尔贵族来染指清朝西北边疆的企图遭到破产。对清朝消除了一个隐患,清廷还怕有诈,几经与俄国交涉,坚持要验视尸体,遂派土谢图汗部齐巴克雅喇木丕勒亲王等到恰克图实地验视才算了事。

    准噶尔部与清朝时战时和的过程中,四卫拉特之一的杜尔伯特部归附了清朝。达瓦齐统治时期,率兵进攻杜尔伯特牧地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准噶尔部强大时依附于准部,准噶尔内讧,三车凌率所属部众三千余户,一万多人,离开额尔齐斯河,长途跋涉,投奔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处。成衮扎布遵照清廷意旨,对投诚的三车凌部属给以妥善安置,发放牛羊和粮食,给以赈济。编设盟旗,委以官职。附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随着杜尔伯特部一并归附了清朝。辉特部游牧于天山以北广大地区,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后,辉特别为一部,又组新的四卫拉特。乾隆中期在辉特设旗编佐。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草原。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属众,并联合和硕特、杜尔伯特的一部分牧众,共有五万余帐,越过哈萨克草原;远徙额济勒河(今苏联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迁徙的原因是避免卫拉特内部的冲突,对外寻找新的牧场等。居住中心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玛努托海。

    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与卫拉特部仍有往来,1640年曾派代表参加制定《都沁·都尔本蒙古大律令》的会议,顺康时期派使者与清廷有住来。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继汗位,这时土尔扈特广大牧民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和剥削;俄国对外作战,向土尔扈特征兵。给土尔扈特牧民带来灾难。土尔扈特民众生活在异乡别国,宗教信仰不同于当地东正教,很向往回到故土卫拉特蒙古地区。

    l771年一月渥巴锡和舍楞等率领三万余户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众,冲破俄国军队的追击和拦截,克服疾病和战斗中伤亡的困难,历辛艰难,长途跋涉,回到伊犁地区。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渥巴锡等人,对回到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众给以安置,分划牧场,给以贩济,设官赐爵。

    自康熙年间,清朝开始征服准噶尔,几经战争,历经雍正至乾隆朝,战败阿睦尔撒纳,以准噶尔为代表的卫拉特诸部终于归附于清朝。

    和硕特汗廷的建立与和硕特部并入清朝

    和硕特部为卫拉特四部之一,部族首领姓博尔济吉忒。主要牧地在塔尔巴哈台和斋桑湖一带。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和硕特牧地缩小,牲畜增多,封建王公贵族为争夺牧场和属民发生内讧。和硕特部在顾实汗统治时期,由新疆北部移牧青海,史称青海和硕特。当时青海和西藏的形势也为和硕特南下提供了条件。

    远征青海。早在十七世纪初,拜巴噶斯统治和硕特部时,势力雄厚,居四卫拉特盟主地位,率领四卫拉特对喀尔喀的硕垒乌巴什进行战争,并取得了胜利。1625年拜巴噶斯死后,顾实汗图鲁拜琥即位。黄教在西藏受红教排斥、压抑,因此向卫拉特信仰黄教的僧俗封建主提出求援。顾实汗祟信黄教,为扩大牧场,寻求新的牧地,于1636年出兵南下,1637年打败绰克图台吉占领青海,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等部。

    创建和硕特汗廷。1641年顾实汗出兵西藏,次年灭掉藏巴汗丹津旺布;在西藏建立了以和硕特汗为首的蒙藏僧俗封建主的联合统治的政权,即和硕特汗廷,顾实汗成为统治青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以达赖五世为代表的黄教僧侣集团,承认顾实汗的世俗封建主政权,顾实汗获得持教法王称号,以黄教的保护者身份出现。

    和硕特汗廷统治青藏地区达七十余年,和硕特汗是最高统治者,统辖青藏地区的军队,支配这一地区的土地和属民,任命高级官吏,征收赋税。对汗廷的根据地青海,和硕特汗委以青海八台吉统治,通过举行会盟处理和决定重大事务,八台吉上对汗负责,下辖左右二翼及各部属民,顾实汗的儿子为会盟首领。对西藏本土,和硕特汗驻扎拉萨实行统治,任命第巴管理西藏行政事务,设立噶布伦,组成噶厦,代表汗管理汗廷事务。

    和硕特汗廷与清朝关系。大致可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自祟德二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和硕特汗廷与清廷双方互相承认彼此的政权,是一种睦邻关系。崇德初年和硕特汗派遣使者与清朝通贡,顺治十年达赖五世到达北京,清朝赐金册、金印。和硕特汗通过派使者,送达赖进京抬高汗廷政治地位,达赖喇嘛借此提高黄教的宗教地位,清朝册封达赖喇嘛,掌握住这位黄教领袖,对于清廷统治蒙古是极为有利的。

第二时期,从康熙三十五年至雍正元年,清朝统治势力逐步渗透到青海,对和硕特八台吉封王赐爵。这一时期,清朝臣服喀尔喀蒙古,打败噶尔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青海。康熙三十七年(1698)青海八台吉之一的达什巴图尔,进京朝觐康熙帝,被清廷封为亲王,这是清朝统一青海的开始。

    第三时期,从雍正元年至三年,这一时期是清朝统一青海,设旗编佐,完全取代和硕特汗廷对青海的统治。康熙末年,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入侵西藏,杀死拉藏汗,摧垮了和硕特汗廷,这一行动为清朝统一西藏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清廷出兵西藏?既可打击和削弱准噶尔势力,又可以实现统一西藏,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清廷利用和硕特王公台吉护送七世达赖的宗教热情,许诺占领西藏驱逐准噶尔后,恢复和硕特汗廷。清军占领西藏后,许诺并未兑现,这种形势对于早已希图藏王,已非一日的罗卜藏丹津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以罗卜藏丹津为首,联合青海僧俗封建主于l723年(雍正元年)在青海发动抗清事件。

    罗卜藏丹津,达什巴图尔之子,顾实汗之孙。康熙间袭父爵为和硕亲王。1720(康熙五十九年)以青海和硕特贵族代表,率属众护送达赖喇嘛入藏。清廷驱逐准噶尔,统一西藏的方针与和硕特贵族要恢复和硕特汗廷的愿望是矛盾的?罗卜藏丹津事件是这一矛盾激化的具体表现。l7237月,罗卜藏丹津率众集会于巴尔托罗海,有众一万二、三干人,部众称罗卜藏丹津为达赖浑台吉,其余台吉也呼叫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清廷所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以察罕诺们汗为代表的塔尔寺和郭隆寺喇嘛僧众二十余万纷纷参加:攻西宁,掠牛马,抗官军。这一事件极大的震动了清廷,急调兵马前往镇压,派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郭隆寺之战。战斗激烈?败逃的喇嘛一千余人,被清军用火熏死在洞中。罗卜藏丹津兵败逃注准噶尔。乾隆二十年,清军征服准噶尔时才被俘获,押解北京。免死留住京师。

    清廷镇压了罗卜藏丹津。统一了青海,采取了新的统治措施,采纳年羹尧提出的治理青海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青海事务完全纳入清王朝的统治轨道。雍正三年(1725)设旗编佐,对于没有参加罗卜藏丹津事件的亲王察罕丹津等?封官赐爵,给以奖赏。从此青海和硕特部正式并入清朝。

    阿拉善和硕特。又称阿拉善厄鲁特,汉文史料西套,或称套彝,居住黄河河套以西而得名。康熙间,卫拉特内,各部封建主争权夺位,噶尔丹闻讯,从西藏返回卫拉特,于康熙十六年(1677)向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发动战争,击败鄂齐尔图汗,夺其属众和牧地。鄂齐尔图汗侄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哩,避噶尔丹进攻,率族属移牧于甘州和凉州边外居住,向清朝寻求保护。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清廷召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哩、鄂齐尔图汗之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及达赖喇嘛使者等,划定牧地,以距离边六十里为界,和罗哩始定牧贺兰山(即阿拉善)麓定远城,并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聚合一处。康熙三十六年,清廷在阿拉善编佐设旗,授扎萨克,铸给印信。阿拉善和硕特归附清朝。

林丹汗——众叛亲离的蒙古末代大汗


林丹汗——众叛亲离的蒙古末代大汗 / 牧风

  林丹汗是蒙古最差劲的统治者之一,本不值得一批,但是如果不把他彻底批倒,许多蒙古人就要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所以三、四百年后的今天,只能对其无情鞭鞑。大部分的历史责任要由他承担,而不是蒙古各部,因为历史上许多政权灭亡的责任,都是由无能的亡国之君承担的。
  17世纪初,蒙古草原出了无数的英雄好汉,西蒙古:巴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准葛尔的巴图尔浑台吉、和硕特的顾实汗(这三个人前两个是著名的抗俄英雄,顾实汗是青藏政教两界的主人);外喀尔喀有将这三人打败驱走的五汗之一阿勒坦汗,其余能与阿勒坦汗共处成汗的也无一庸者;内蒙古右翼尚有俺答汗之妻著名的女英雄三娘子(死于1  612年)及右翼继承者顺义王,顺义王掌握着十二土默特和鄂尔多斯济农及喀喇沁十大营;此外还有内喀尔喀各部与往流(成吉思汗诸弟)的四万户势力;而掌握察哈尔诸部的林丹汗有这么多好牌,却把局势弄得一蹋糊涂!这就是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
  17世纪初,林丹做为蒙古的大汗,他不能制止以阿勒坦汗为首的外喀尔喀五汗对斡亦剌(瓦剌)四部的驱逐与追杀;也不能为内喀尔喀被俘的各部撑腰复仇;甚至不能阻止察哈尔本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向外喀尔喀逃亡。而这时,他只是用武力攻击右翼三万户,让永谢布建制永远消失,掠夺右翼,使与明互市五十年刚刚富足的右翼蒙古人多无家可归。这就是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
  以下介绍17世纪初,蒙古各部简况,以做揭开林丹汗遮羞布的佐证:
  1609年,掌管外喀尔喀蒙古万户的达延汗季子系后裔,将西蒙古斡亦剌(瓦剌)四部进一步驱逐,并于1620年科布多大战后,依次建立五个汗国。
  1620年科布多大战后,战败的绰罗斯部与杜尔伯特部西迁,以巴图尔浑台吉为首建准噶尔王国;在更早些时,因被驱逐的绰罗斯部占叶尼塞河,原驻此的巴尔扈特部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于1616年放弃准噶尔向更远处迁移,并征服控制了贝加尔流域的游牧部落;西蒙古四部中的另一部和硕特部也找着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因为青海和西藏的黄教受到其他各派的迫害,来向信奉黄教的顾实汗求救,正受喀尔喀和准噶尔部排挤的顾实汗,顺势于1636年进入青海和西藏担当黄教的卫道士,进而成为青藏政教两界的主人。
  1620年驱逐西蒙古斡亦剌(瓦剌)四部后,外喀尔喀部在从贝尔湖起至乌布苏湖地区内,先后建了五个汗国:阿勒坦、札萨图、土谢图、三音诺颜、车臣。
  以上介绍了漠北蒙古与西蒙古各部在此时的情况,接下来介绍漠南蒙古各部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林丹汗与后金的兴起。
  1604年,达延汗长子系的林丹汗登上了蒙古大汗位,直辖察哈尔蒙古万户,十年经营后,1615年起,林丹汗攻掠明边,使明与察哈尔部互市;当时与明边互市近半个世纪的蒙古右翼首领达延汗三子系俺答汗妻三娘子于1612年刚死,林丹汗攻明,使明与察哈尔蒙古互市的过程中,开始与右翼蒙古结怨。
  1606年满州建国,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1622年夺沈阳,1625年在沈阳建都,1626年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
  1619年著名的铁岭之战中内喀尔喀诸部首领被俘,而林丹汗却不知;这一战后不久,满州努尔哈赤缔结了第一个蒙古军事联盟内喀尔喀诸部:扎鲁特部、巴林部、巴约特部、弘吉剌特部。
  直到1624年,林丹汗却没敢与努尔哈赤正面冲突,只是以10万蒙古军援明。
  1626年,满州努尔哈赤缔结了第二个蒙古军事联盟——科尔沁蒙古部,1626年年底林丹汗讨伐科尔沁蒙古,见金援兵后自行撤退。这宣告了林丹汗经营左翼蒙古完全失败,把相当的左翼蒙古都推向了努尔哈赤。
  1627年初,只敢对蒙古用兵,见金就退的林丹汗离开左翼蒙古,率众向西突然袭击右翼蒙古,使右翼蒙古措手不及,迅速掠过哈喇嗔大营之主老把都之孙白言所辖的上都开平周围,进而克归化城、夺银佛寺;顺义王卜失兔等被迫西迁。半年内击溃哈喇嗔、土默特两部。
 1628年初,林丹汗再掠上都开平,清理哈喇嗔余部,16283月,林丹汗覆灭永谢布,杀顺义王卜失兔的最强有力支持者老把都之孙、永谢布首领那木儿台吉。永谢布建制从此消失,永谢布余民会永远记住这一年3月,右翼蒙古子民也会记住这一年3月。
  也许是强大的永谢布以牺牲为代价为右翼兄弟换来了生存机会,受林丹汗突然袭击而溃散的右翼各部重新集结形成右翼联军。右翼联军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乌梁海三卫、永谢布余众、阿速忒(哈喇嗔大营之阿速卫)等右翼各部为主,联军中还有往流蒙古(成吉思汗诸弟所部)的阿霸垓(今阿巴噶旗)以及内喀尔喀等部。从联军阵容上可见林丹汗之不得人心与众叛亲离。
  162845月,林丹汗与右翼联军共演了赵城之战,结果林丹汗大败,察哈尔伤亡一万多蒙古军兵。这宣告了林丹汗对右翼蒙古之战失败,但却使强大富足的右翼蒙古被劫掠一空,而且伤亡残重。
  在林丹汗摧残右翼蒙古的时候,察哈尔本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却因不堪满州蚕食又不愿加入对右翼的摧残,而向外喀尔喀逃亡。
  1632年林丹汗在满州的攻击下逃亡青海,1634年,给蒙古草原带来二十年战祸的林丹汗终于死了。否则,西蒙古的命运可能比右翼蒙古还残,因为他们还受外喀尔喀汗的驱逐。163545月,林丹汗之子降清,就在1635年,当初参加赵城之战的右翼各部也内附满清。喀喇沁右旗系历史从1635年原朵颜卫酋长苏布地开始;辽宁档案馆喀喇沁左旗系历史也从1635年开始,图琳固英(赵城之战中的名将杜棱古英)的家谱从1635年开始,也证明了这一点。
  各种史料多可证明,喀喇沁于1635年降清,喀喇沁背负更多骂名,可能主要是因其顽强的对抗了攻掠,两首领苏布地和图琳固英更是赵城之战中最出名的战将,当然这主要是因乌梁海三卫还是尚受林丹汗攻掠波及的生力军;喀喇沁和乌梁海人也曾饱受磨难,1538年乌梁海万户被俺答汗等征服并瓜分,乌梁海万户人众之一部和阿苏特诸卫与永谢布加喀喇沁共成哈喇嗔黄台吉(皇太子)十大营(《蒙古黄史》载的永谢布加喀喇沁与阿苏特为一万户)。1544年俺答汗又征服乌梁哈三卫,乌梁哈三卫从此也受顺义王与哈喇嗔大营节制,在赵城之战前后哈喇嗔十大营几乎全部牺牲,乌梁哈三卫虽是救亡右翼蒙古的主力,但因其是从属,故只能扛起喀喇沁(哈喇嗔)的旗帜。
  1628年,参加赵城之战的十二土默特之主顺义王卜失兔,卜失兔属下有著名的《蒙古源流》作者萨囊彻臣洪台吉,希望他能在牧风还没读过的《蒙古源流》中还历史些忠厚。
  终于写出来了,林丹汗的失败之处也应该做个总结:综观以上,林丹汗不是蒙古大汗,他只不过是察哈尔汗。但最后察哈尔本部也多叛他而去,而原属永谢布的地区,现在空余察哈尔之名,察哈尔部人是勇敢而无畏的,但却被首领用做对内的屠刀;而未与金打过一个漂亮仗。察哈尔部人应该痛责林丹汗的无能!
  如果他是个蒙古大汗,当时那么强大的蒙古各部和那么多的草原英雄中,他若能象13纪的西征一样,各部十丁抽二,蒙古部的强大也可重写。不出兵的就是背叛,再征伐也师出有名。
  如果他是个蒙古大汗,他可以轻易的调兵三面包抄扼杀满族。因为在满族的东北有外喀尔喀和往流蒙古部众;在满族的西面有他的本部以及内喀尔喀、科尔沁和往流蒙古部众;在满族的西南有土默特、哈喇嗔、乌梁海三卫等右翼蒙古各部。
  他当然无法和忽必烈等比,甚至他不如札木合,札木合虽送给成吉思汗各部,却还打过几个漂亮仗;他更不如近祖达延、俺答汗等,达延汗统一时被土默特所败还知联合往流蒙古各部而赢得胜利;俺答汗在驱逐斡亦剌(瓦剌)四部时还联合所有亲族部落。
  他哪是蒙古的大汗,他是个独夫!他哪有一个朋友?无论左右两翼六万户蒙古,还是往流四万户蒙古。哪怕他率部战死、拼掉些满族的实力,没被消弱的右翼蒙古与其他各部也会联合为其复仇。他才是满族真正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他集蒙古的崇祯、李自成于一身!他没有帮助右翼蒙古强大威于明,也没有帮助内喀尔喀和科尔沁强大威于满清;更没有想过帮助西蒙古强大威于俄罗斯;他甚至没有保住本部的完整,让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离家逃亡。他只看到了右翼蒙古首领新死,半世纪所积的财富皆可轻取。努尔哈赤死时,他却不会利用。
  如此的大汗,居然也称成吉思汗的子孙,成吉思汗在征战的任何阶段,都注意团结一切力量,甚至与他的许多敌人联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独夫!?难道是为了败家!?
 为什么他离心离德,却要蒙古各部来背骂名这么久!哪个亡邦丧族之主,有过他这样的荣誉与幸福!难道就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可若成吉思汗有知,又岂会要这样的子孙?! 

“林丹汗毁灭右翼蒙古暴行”
  达延汗统一蒙古左右两翼,但其九子分家时重新将各部细分。虽然长子系名义上继承正统汗位,但能在汉文史料中看到的,最有影响的是其三子系,达延汗之孙俺答汗(阿拉坦汗1507—1582),他统十二土默特成为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三万户)的盟主。
  主张与明互市的俺答汗曾是让明政权最无奈的人物。关于其主要事迹,在中国史料中可详查。俺答1538年征服乌梁哈万户,乌梁哈部众被分给其他五部(鄂尔多斯、永谢布、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1544年俺答汗又征服乌梁哈三卫。所以在蒙古右翼盟主俺答汗统治下蒙古人数庞大、实力雄厚,虽然俺答汗一直主张与明互市,但明一直不敢信他。至到明朝采用张居正新法时,明才与蒙古右翼各部互市。1582年俺答汗死,其子继位三年又死,其孙顺义王扯力克继位,因其年幼,坚强而优秀的俺答汗之妻三娘子(西蒙古人)代掌军政大权,直到其1 612年死,蒙古右翼一直和平发展维系与明互市。
  当三娘子死后,蒙古右翼新统治者威信尚未树立,1615年,经营10余年的林丹汗利用这个机会登上了历史舞台,十万军攻掠明边,打破明与右翼蒙古和平局面,要求明与察哈尔互市,明政府趁机许以互市,并收卖他牵制新兴的女真政权,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女真政权蚕食内喀尔喀各部和科尔沁各部时,他没去支援这些部落,而是以1 0万大军帮明防御;这就是蒙古大汗与兄弟部落争利,却又被明政府收买做看门狗,如果说其他各蒙古部落是投清叛变,那么他是更早的愿做明政府的看门狗。也许在汉文化的保护下,这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末代蒙古君主才一直戴着光辉的反清荣誉,可是以蒙古大汗的身份甘做亡元之明政权的看门狗,简直是对所有蒙古人的侮辱,更是对成吉思汗家族的侮辱。
  蒙古右翼盟主俺答汗及其继承人虽然一直主张与明互市,但其保持军政的独立和自己的思想,如征服了明控制下的乌梁哈三卫。如所看到的,在赵城之战中参加右翼联军的还有往流蒙古阿巴嘎部,这都离不开俺答汗的影响。
  鄂尔多斯万户离林丹汗攻击范围较远,受害较轻,此部和另一个攻击未触及的乌梁海三卫才成为赵城之战中右翼联军的军事主力。
  15世纪前半叶,在北元大汗直属各部中永谢布万户最为强大。如大家所知,永谢布万户被林丹汗攻溃,建制从而消失,今人研究认为其主体是由元代侍卫亲军阿速卫、钦察卫后人组成;牧风不能苟同,因为如《蒙古黄史》所载,永谢布加喀喇沁与阿苏特(阿速卫)共为一万户,可见至少阿速卫与永谢布是严格分开的,在参加赵城之战的蒙古右翼盟军中还有阿苏特(阿速卫)。
  哈喇嗔,是黄台吉十个大营之一,而这个大营却是由三种人所组成,即黑眼睛人,蓝眼睛人和黄眼睛人。按《校注蒙古纪闻》所说,黄台吉皇太子之异译。哈喇嗔守卫意,故所说黄台吉十个大营该是原来元皇室的十卫亲军。又以眼睛颜色分,极可能是所谓的色目人组成的扩充亲军,对照相关帖这一部族可能源自钦察人。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汗时,钦察人助过阿里不哥,忽必烈胜阿里不哥后,在扩建新护卫亲军时,调钦察人组成钦察卫。哈喇嗔在明末清初的林丹汗之前已经发展成一部,开平一带的哈喇嗔大营成为右翼蒙古的军事主力区域,但林丹汗将其攻溃,同一区域强大著名的永谢布更被覆灭。
  土默特部,是达延汗时期的右翼三万户之一的土默特万户,后为俺答汗直属部,明末清初,土默特分东,西两部,习惯上把居住在今阜新,朝阳,北票的蒙古族称为东土默特,把居住在呼和浩特地区的蒙古族称西土默特,东土默特人是在约1 628年(赵城之战就在这一年,前一年林丹汗曾攻溃土默特与哈喇嗔部)迁徙过来的,东迁时移住阜新的不是土默特本部人,而是蒙古勒津人,民间称土默特左翼旗为“蒙古勒津和硕”。
  从以上可见,土默特与哈喇嗔等溃部东迁至乌梁海三卫地,并在这里组织了蒙古右翼联军。乌梁海三卫首领苏布地、固琳固英等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如前所述他们不过是俺答汗最后征服的地位最低的属部,所以被林丹汗攻溃建制不全的所部只能牺牲乌梁海三卫以做补充和新建,但永谢布还是永远的失去了建制。
  如果牺牲乌梁海三卫的建制,部分遮掩了林丹汗毁灭右翼蒙古之暴行,做为乌梁海后人,牧风悲痛莫名!但做为乌梁海后人,终于有勇气将毁灭右翼蒙古之林丹汗“皇帝拉下马”。乌梁海蒙古人请与所有蒙古人一起挺起胸堂,书写新蒙古文化的现代化篇章!

辛亥革命第二枪 汉川起义耀千秋

19111010(旧历辛亥年),武昌爆发起义,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汉川是第一个响应起义的县分。汉川民军成为武昌起义武装之一翼,阻止了清军的南下,保卫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汉川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青年志士传播革命思想,“丙午党狱”点燃汉川起义的火种

    清代末叶,朝廷政治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暴统治、压榨人民,使广大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汉川一带又是有名的水乡泽国,十年淹九水,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
   
  这时,汉川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他们之中有黄警亚、胡兰亭、向岩、冯亚佛、梁钟汉、梁耀汉等近百人,这些青年学生怀着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抱负、东渡日本。他们聆听了孙中山先生教诲,受到孙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和鼓舞,从而地一步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并参加了同盟会。
   
  不久,他们回到湖北,在认真分析革命形势后,提出“运动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自参加行伍不行”,并纷纷参加湖北新军,联络同志。梁钟汉、向岩、祁国钧、赵士龙、张卿云、李诚、邹幼云均参加了新军四十一标当士兵,梁耀汉、黄警亚、周耀东、黄申芬等参加统领吴元泽前锋营当兵目。这为后来的武昌及汉川起义奠定了基础。
   
  与留学生一样,汉川在国内也有许多学生怀着革命激情,聚会在武汉参加了同盟会、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或团体,从事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梁耀汉在汉川系马口开设阅报室,张明阳、刘镇东、李诚、张伟在脉旺组织阳明学社,蚌湖也建立了群治学社等,在民众中灌输革命思想。
   
  190610月,中华民国革命先锋队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组织和发动煤矿工人举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孙中山先生闻知,谓“时不可失”,即派在日本留学的湖北或汉川籍同盟会成员胡瑛、朱元成、梁钟汉回国策应。他们回武汉的日知会成员梁耀汉、刘静庵等,并邀集何子植、周耀东、冯新民、黄警亚等在汉阳伯牙台开会,决定与会者全部加入新兵营,以便掌握武器,策应起义。不料此事被人告密,使得策划者们遭难。除梁耀汉扮作郎中逃出外,刘静庵、胡瑛、朱元成、张难先、梁钟汉等九人分别于当年在汉阳黄莲寺、黄陂、沔阳先后被捕入狱。1906年为旧历丙午年,史称“丙午党狱”(因其中大部分为日知会成员,故亦称“日知会案”)。但这一狱案埋下了汉川起义的火种。

  丙午党狱后,清廷抓不着梁耀汉,即以判九人死刑相威胁。革命志士们对于死非常坦然,梁钟汉在狱中厉声回答“岂有怕死的革命党!”1909年夏,梁钟汉被解回汉川监禁,汉川县城有同治学校和高等小学两所学校,学生们听说县内押回了个革命党人,都来狱中探望。汉川正堂看他是留学生,又是政治犯,使梁在狱中颇受优待。所以,他在狱中可以自由会客,并将狱中的一栋三间房的偏屋拨给他住。梁借此机会,在狱中开展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赠以从日本运回的关于宣传“三民主义”和民族共和的《民报》,作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之目的进行宣传。由于狱中宣传,使学生们一个个觉悟起来,成为革命知已,并成为后来起义的骨干,如岑伟生、张卿云等。监狱也成为梁钟汉组织起义指挥机关。
   
  1911年初,梁钟汉多次派高等小学的岑伟生与武汉和上海方面联系。同年7月,50余名汉川籍革命党人在武汉分别参加了共进会、文学社。后来这两个组织联合在一起于920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大会,决定1016(中秋节)举行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通知了在武昌女子职业学校的张荫兰(梁钟汉之妻)及其侄子张殿成,嘱其回汉川策庆。9月底,岑伟生自沪返汉将宋教仁、陈其美(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交给的炸药炸弹转交给张荫兰。紧接着张荫兰于102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运回汉川,前往狱中会晤梁,告知武汉决定。
   
  梁钟汉得知武汉决定,立即让其七弟梁辉汉分告汉川、马口的各同志,并将各保、甲、局及私人所藏的枪支弹药进行收集编配,赶制炸药、起草布告,制作佩带的符号及十分星旗,迅速组织队伍。
   
  汉川党人内外联系有序,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直等武汉事发。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汉川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汉川成为响应起义最早的县分

    10月11上午,武昌提前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汉川,梁钟汉当即实施起义
当日下午三点,梁钟汉委派在马口整装待发的梁辉汉、黄警亚、宋振东将参与起义的工人、农民、商人及军学各界组成的千余人队伍,佩带着事先准备起义的符号,高举十八星旗,浩浩荡荡,直捣县,接出了狱中的梁钟汉,并让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队起义,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中。这时汉川城沸腾起来了,城里城外的群众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县官贺祖蔚交出钤印,投降逃去。梁钟汉被推为汉川起义的总指挥,随即在县署大堂宣布起义纪律。
   
  梁钟汉作好维护治安秩序之安排后,率队连夜赶回马口,组织起义军举行宣誓,剪去了头上的辫发,以示与满清朝廷封建制度决裂,并动员马口商界绅耆纷纷解囊,顿时筹措了不少钱财,使起义队伍的生计有了基本资费保障。
   
  10月12,梁钟汉等(于先夜返回汉川)在县高等小学举行会议,根据湖北成立军政府之精神,第一个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并正式推举梁钟汉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分府机构健全完善,有参谋黄警亚、参谋主任黄干臣、秘书长李圣高、军需主任谭质臣、稽查主任梁远达、副官张殿臣,并任命了张荫兰、梁辉汉等人的职务,又派专人前往武汉向湖北军政府负责人黄兴、蒋翊武报告起义和组建汉川民军的情况。

    汉川起义,顺利成功

  汉川起义后,接着于1012发生了京山永隆刘英领导的起义,1028发生了光化县老河口起义以及安陆新军管带张楚才领导的起义等。汉川成为响应武昌首义最早的县分。
布防新河,兵发仙桃,汉川起义为武汉保卫战友取得了外围支持
   
  汉川起义,成立军政分府,建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使武昌军政府如虎添翼,为后来的武昌、汉阳保卫战起到了在外围上的支持作用,对防止总督及清廷的即行复辟作用很大。
湖北军政府得知汉川分府的建立,深知汉川为武汉之藩篱,战时总司令黄兴在赞许起义之后,正式委任梁钟汉为汉川军政分府总司令兼襄河游击总司令,并下达了委任状,将汉川民军进行了统编,随即派蒋翊武来汉川进行了指导。
   
  经过整编,汉川民军成为了一支劲族。时武昌革命军于11月初,由总指挥黄兴率军指挥阻击清军反扑,但因死伤人数较多,汉口终于失陷。清军将领冯国璋占领汉口后,召开军部会议,决定次取汉阳,再攻武昌,以便全面复辟。冯休兵十日,开始布署十天后进攻汉阳的计划,下令其部属分甲乙两支队渡河,甲支队从孝感出发,间道汉川新沟,分水陆两路进兵,同至新沟渡河,乙支队从汉口大智门出发至舵落口,与甲支队联系相助渡河。汉川民军得知此情,在司令官梁钟汉的统帅下,在新沟与敌作战中,4个支队的人马怀着极大的义愤,个个英勇善战,一往无前。冯部因受到汉川民军的阻击,只得改变计划,停留于应城,不敢贸然向武汉进军。
   
  其次是清军所派巡防营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之众由汉水上游东下,准备直取汉阳,汉川民军敢死队长张荫兰自告奋勇,率队西进,会同京山义军迎击清军于仙桃。敢死队在巾帼英雄张荫兰的统帅下,在仙桃包围并抄袭清军,张荫兰冲入敌阵,投掷炸弹数枚,敌军死伤人员甚多,纷纷弃枪逃跑,或举械投降,所带五营之众,不逾二三日,即行瓦解,汉川民军所获枪支弹药为数不少,进一步壮大了汉川民军。由于汉川民军的积极配合,使得准备水陆俱下的清廷军队受到阻击,为汉阳义军从容布防,争取了二十天的时间,为武汉保卫战取得了外围的支持作用,防止了武昌起义后的清军即行复辟的后果。

  捍卫革命成果,始终同孙中山站在一起

    1912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南北军阀合流,辛亥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为了捍卫革命成果,汉川辛亥志士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黎元洪篡夺了湖北的领导权后,首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湖北党人曾多次进行反对黎元洪的篡权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年7月,黎元洪以“谋反’’的罪名,捕杀了文学社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重要党人,其中汉川籍的志士就有江光国和滕亚国两人。
  
  19133月,袁世凯派入刺杀革命党入宋教仁,孙中山组织第二次革命,兴师讨袁。汉川的辛亥志士,同孙中山站在一起,积极投入二次革命。是年6月,担任湖北府河口厘金局经理的冯亚佛,以所存万余元资助讨袁;    当时正留学日本的祁国钧、岑伟生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匆匆回国,投身赣宁之役;    祁国钧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之战,岑伟生与梁钟汉先在吴淞讨袁总司令(即吴淞要寒司令)居正部,为讨袁奔走,吴淞失守后,又同投南京讨袁总司令何海鸣部,分别负责第三师宣传工作和担任总司令部参议、财政主任,并直接参加作战。原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的向岩,毅然就任讨袁军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在雨花台大败袁军,打得袁将雷震春凫水而逃。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振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准备继续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汉川的辛亥志士纷纷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兴师讨袁。是年,向岩在襄河沿岸组织农民兴起讨袁之师;    张伟亦在脉旺一带组织讨袁义军,自任沔阳讨袁司令;祁国钧接受孙中山所赋任务,回国推进革命。
   
  19151916两年,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汉川革命志士亦纷纷响应。1915年在讨袁中任湖北军事联系代表之一的黄家麟,被北洋军阀逮捕,判刑3年出狱后,仍从事反袁的策反活动;袁世凯宣布改元复辟帝制后,邹幼云立即潜伏日本长崎秘密串联,组织反袁力量,回国积极倒袁,被荆襄司令石金川任命为汉川保卫团团长,积极进行反袁斗争。19161月,向岩以中华神武军总指挥名义,发布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檄文,对窃国贼袁世凯进行9诛笔伐。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汉川手亥志士跟随左右,参加护法运动。原文学社员、汉川军政分府副司令张卿云,担任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长;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领袖梁钟汉,先后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咨议、参军;湖北最早的同盟会员,一直被孙中山派遣在南洋群岛宣传革命筹措经费的冯亚佛,亦奉诏回国任大元帅府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为孙中山办理来往函牍的岑伟生,亦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向岩,率师参加护法战争,转战川、鄂、湘、豫、陕、甘等省,身经五十余战,生擒北洋政府陕西镇守使、旅长管聚全,迭秦奇功。
    
  在讨袁和护法诸役中,汉川辛亥志士英勇奋战、坚贞不屈,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14年,李诚反袁被捕,不屈而死;陈桂山讨袁失败,牺牲于武昌;张伟,在沔阳组织讨袁的战斗中,因军火不济,败走随洲枣阳被俘,解至武昌杀害;祁国钧,1231从日本回到武昌时,因奸党告密,为段琪瑞逮捕,临刑前悲壮地留下了“不死于战场作国殇,乃死于横逆作雄鬼”的诗句。
    
  1916年,黄家麟从事反袁策反,为鄂督王占元所害;张国荃,为筹集反袁经费,仿制官票,在南京被捕,被害于北京;梁辉汉,在汉川秘密组织反袁民军,为贼军旅长朱兆熊侦悉,被剖腹挖心而死。
    
  1917年,邹幼云在汉川密谋响应护法,被汉川知
县王绳高诱骗至县衙杀害。孙中山逝世后,汉川的辛亥志士除了王钻承之流,背叛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大革命时期疯狂地在汉川屠杀革命群众走向革命的反面外,绝大多数都遵循孙中山临终时提出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导,奋进不已,为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

西路军


1.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部队

西路军

西路军行动路线图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遵照中共中央之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很长时期里,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事件参与者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干预,得到邓小平同志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简述

西路军
  西路军行动路线图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西路军
西路军政委陈昌浩(1906—1967)
  西路军政委陈昌浩(1906—1967)
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西路军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39年期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1901—1990)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1901—1990)
间,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1]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征战历程

一九三六年

10月10日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1905—1974)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1905—1974)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发贺电。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10月21日敌胡宗南部第一军、王均部第三军、关麟征二十五师、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从东、南、西三面向会宁地区大举进攻。
10月23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宁夏战役的具体部署。
10月24日毛泽东电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彭德怀同志宁夏战役计划”。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电令彭德怀:“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 同日夜半,三十军二六三团在靖远虎豹口强渡成功,一举突破马步青部河防阵地,大部队迅速跟进,控制了渡口。
10月25日九军继三十军渡河。 同日马步芳奉蒋介石之令,指示青海省国民兵团(以下简称民团)待命出发,增援骑五师。
10月27日三十军八十九师在靖远县吴家川、景泰县尾泉等地,击溃敌骑五师马禄旅和祁明山步兵旅各一部,占领兴泉堡、一条山一带。
10月28日拂晓,三十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完毕。
10月30日五军渡河。至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少年先锋团、骑兵师共21800余人全部渡河。 同日四方面军总部移驻景泰赵家水。九军尾随向赵家水、兴泉堡附近集结。敌关麟征部突进靖远,控制黄河东岸,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河东岸的红四军、三十一军向打拉池地区集结,诱敌深入,待机歼敌。
10月31日
西路军五军军长董振堂(1895—1937)
  西路军五军军长董振堂(1895—1937)
三十军迅速扩大战果,击破敌骑五师围困的各据点,使敌防守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
11月1日驻防五佛寺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成立“五佛寺抗日促进会”,动员群众大力支援红军。
同日九军进占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溃退敌马禄旅600余人骑围困于锁罕堡围寨,与之展开统战外交。 同日马步青一面急电马步芳,请求速派援兵;一面急电骑五师参谋长、河防前线指挥官马廷祥,派人向红军虚与讲和,为援兵争取时间。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中央军委报告:“一条山地区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同日马步芳接到请求增派援兵的急电,立即任命马元海为河西总指挥,率部赶往一条山。 同日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属骑兵第五师及新二军,负责河西军务。
11月3日马元海向一条山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四方面军总部部署力量与敌激战3昼夜,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红军亦伤亡900余人。
11月4日敌三个团及青海民团进犯打拉牌九军阵地,被击溃。
11月5日敌集两个旅的兵力增援,又被击溃。红军边打边追,乘胜占领镇虏堡。 同日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11月6日
出征在即的西路军战士
  出征在即的西路军战士
四方面军总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部队,攻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发展创造甘北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军事援助。随之在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的三十军于当日夜撤到黄草渠、锁罕堡击敌。
11月7日夜,五军从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抵打拉牌。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向凉州前进,集中兵力打敌,各个击破之。同日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11月9日红军各部队依预定计划部署,突击敌军重围的一条山地区,且战且行,向平大古凉地区行进。
11月10日九军先头部队进入古浪境内,占领干柴洼。马元海尾追而至,向九军发起进攻。次日又激战一天。当夜,九军主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转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11人组成。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同日毛泽东等致电西路军,征求单独执行西进任务的意见。西路军复电,依据现时敌我力量,估计可以完成任务。
11月12日九军
壮烈牺牲的西路军战士
  壮烈牺牲的西路军战士
主力在横梁山与尾追之敌激战一昼夜,双方均有伤亡。
11月13日九军一部沿黄羊川北上,击退守敌,占领古浪县城外边的墙、山等制高点。 同日中午,被三十军先头部队包围在土门堡的敌骑五师工兵一营投降。营长马有明等以下官兵160人自愿参加红军。
11月14日九军八十一团向古浪城发起进攻。敌溃逃,红军遂占城。
1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九军当日全军进抵古浪县城。
11月16日拂晓,马元海集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古浪城反扑。九军连日苦战,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亦巨,元气大伤。
11月17日三十军一部移占武威西四十里铺一线,五军跟进。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红军总部,请求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在现地区创建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去打通远方。
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并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以利保持东面地区回旋余地。 同日夜,九军在三十军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凉州大河驿的总部靠拢。同时,三十军八十九师两个团抵近凉州城下,两个团及总直骑兵师占领永昌县城。
11月19日西路军总部移至武威西四十里铺。三十军一部防守永昌,一部直趋山丹。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扩红、筹资,准备灭敌。并指示与于学忠、“二马”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谈判外交。
11月20日
高台血战后牺牲的西路军战士
  高台血战后牺牲的西路军战士
九军一部进入永昌境内。
11月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及五军两个团移驻永昌县城。三十军一部进占山丹城。 同日西路军先遣工作团与马步青代表谈判,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三十军后续部队撤除对武威城的监视包围,西移至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同时,马步青集结部队,部署围攻红西路军。
11月22日马元海集重兵进攻西四十里铺一线,红军坚守阵地,激战3日,给敌以重大杀伤。
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五军接防山丹城;永昌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作战不利,处境困难。 同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正讨论帮助,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
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再次汇报西路军作战情况,认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
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电告中央军委:“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 同日西路军前进剧团在慰问九军途中,与敌遭遇,损失惨重。 是月下旬五军在山丹县城内组建起5个基层苏维埃政府。
12月1日三十军军部进入永昌县城,后移城西水磨关、南泉田家庄、陈家南庄一带。
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军委总政治部并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情况。电称西路军减员“总数为4303人,内伤亡营连干部129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党、团员伤亡约占57%以上,干部伤亡占50%以上”。 同日苏维埃山丹县政府成立。
12月3日马元海集结主力进攻永昌城东十里铺,迫使红军放弃据点。马彪集结重兵配以飞机、大炮,进攻山丹城。五军据城固守。
12月4日三十军一个营夜袭水磨关红庙墩,击溃敌骑兵团。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命令各军,大力扩充骑兵。
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
12月6日
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战士
  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战士
马元海携部进攻永昌城东关等三十军防地,经激战,东关、东水泉失守。
12月7日马元海调集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向永昌城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九军防地进攻。红军奋力拼搏,将敌挫败。
12月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调王树声为九军军长、陈海松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徐太先为政治部主任,并致电中央。 同日蒋介石致电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扑灭……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倘遇匪警,务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中央社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后,组织向“二马”官兵展开信函外交和阵地宣传。
12月14日马元海再次向永昌发动进攻。
12月1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反共,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马元海集炮兵、步兵、骑兵,进攻永昌东十里铺、水磨关、北海子等地。红军存放的粮食被劫。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沿祁连山北麓,取道大马营滩,昼夜疾驰西进。 同日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后,敌兵入城搜捕、残害苏维埃政府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是月底西路军经民乐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进。敌人一路尾追堵截,红军且战且行。

一九三七年

1月1日
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全体同志
  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全体同志
五军及总直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各一部进占临泽城(抚彝,今蓼泉)。是日下午,军政委黄超率两个团留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部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4个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进军高台,于当晚攻占高台城,并将县民团一部收编组成“抗日义勇军”。 同日西路军一部在临泽城举行军民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支援红军。
1月2日五军在高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号召社会各界群众支援红军西进。同时,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群众。 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随后沙河、平川、倪家营等地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军委致电,报告西路军行进情况及敌情,并建议:西路军“如敌无大的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1月3日西路军总部随三十军进驻临泽县倪家营,总部设在缪家屯庄。九军一部掩护总直、总后勤部兵工厂等及妇女抗日先锋团分兵进驻沙河堡(今县城)和县城(今蓼泉)。
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报告情况并建议军委设法从兵源、物资方面援助,同时表示“西路军报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
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 同日军委主席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9日敌马元海集骑、步、炮兵及民团2万余人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并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
1月12日敌人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4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2万余人围攻高台城。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17日
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西路军总部再次致函马元海,寻求停战,未果。
1月19日凌晨5时,西路军总部获高台城五军危急的情况,旋即派骑兵师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敌截击失败。驻守临泽城的五军部队两次派兵增援,均被敌拦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五军将士坚守高台城,经9天8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苏维埃高台县政府遂停止活动。
1月21日西路军总部电告军委主席团:“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月22日驻守临泽城的西路军被敌包围,激战3昼夜后,在九军接应下突围与主力会合。
1月23日西路军取道张掖南山东返。九军一部进至张掖龙首堡,总部跟进同驻。三十军及九军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重新调配五军领导干部。 同日敌人发现西路军有东返迹象后,旋即调动兵马东撤堵防,并加强对驻地的防守,同时部署袭击红军。
1月24日夜 ,西路军总部亦来到龙首堡,进驻张福寿屯庄,并派出小部骑兵沿祁连山向东南方向侦察。
1月25日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展情况,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同日夜,陈昌浩、徐向前率总直及九军一个团2000多兵力,向祁连山边的大孤山行进,后半夜进入祁连山边沿的张家沟。
1月26日晨,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来到肃南境内的马蹄乡芭蕉湾村,会见转轮寺智华活佛,并向其介绍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红军露宿一夜于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
1月27日三十军在西洞堡、龙首堡击敌青海宪兵团、一○○师手枪团,大获全胜。毙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以及战马、子弹等。 同日夜 ,西路军面对四面围敌的严峻形势,在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寻机歼敌,创造条件东进。同时,决定重建骑兵师。并决定从九军二十七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名骑兵,向东迂回,掩护大部队西进。
1月28日晨,当300多名骑兵行至西洞堡东30多里地的白城子时,与敌遭遇,除10多人幸免外,其余全部牺牲。 同日 西路军重返临泽倪家营,布防于四周43个屯庄。
1月30日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委周纯麟率九连130多名战士进驻倪家营汪家墩碉堡,阻击敌人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殊死拼杀,换防时仅剩9人。
2月1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
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一次致函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马始终未接受建议。
同日马敌向倪家营西路军防地不断发起进攻。红军将士浴血奋战10多日,歼敌近万人,自身伤亡亦重。
2月5日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威狄堡白家庄子敌人弹药库,炸毁全部弹药。
2月15日敌人向倪家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
2月21日夜,西路军再次突围,撤离倪家营,西进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营,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
2月24日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请求增援。否则,只有抱全部牺牲之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
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同日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甘州一带建立党的地方组织,选调11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及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和“中共高(台)抚(彝)县委”,开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军的军事行动。
2月27日西路军突出重围,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复受敌军分割包围,无日不战。 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是月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在张掖南山灰条沟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
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向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致电“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
3月5日援西军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动,并致电中央军委及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 3月7日敌人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连日激战中西路军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
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凌晨撤至梨园口,准备退入祁连山,敌骑兵紧追不舍。
3月12日西路军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在梨园口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血战中,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4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总部指挥余部向祁连山康隆寺撤退。
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告中央及军委:西路军“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90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西路军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5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退至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附近,与尾追之敌连续激战。西路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
同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将现有人员编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二、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
是夜按照石窝会议决定,李卓然、李先念以三十军为主组建支队,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王树声以九军为主组建支队;张荣以总部及后勤人员、伤病员为主组建支队。随后,各支队分头出发,开展活动。
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就余部分为3个支队分散活动情况致电中央及军委。 是月中旬援西军在甘肃镇原地区营救、收容西路军东返人员。
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
3月中旬末孙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敌所俘,他坚贞不屈。
3月23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地区时,与中央取得了联系。
3月27日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交涉,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是月石窝分兵后,张荣、王树声所率的两个支队及毕占云率领的干部支队和其它临时组成的支队,在祁连山分散活动中,先后被敌打散,一些领导干部壮烈牺牲,其余人员大部被俘。少数逃离虎口后有的流落各地,有的艰辛东返回到陕北或原籍。
2-3月间马步芳、韩起功勾结甘州地方民团,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老弱病伤残或反抗者2000余人,先后惨杀活埋。同一时期,马步芳将河西解往西宁的红军被俘人员6000人中,除编入“补充团”者外,有2000余人被杀害。
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向顾祝同提出严令“二马”不得残害西路军被俘人员,对西路军余部不得再行追击。
4月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及所部在肃州以南祁连山中,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并建议中央实施营救。
4月7日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工委:“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
4月1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850余人,经过31天的艰苦行程,从安西东南走出祁连山到达石包城。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行进。
4月22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进至安西蘑菇台,受到万佛峡道士郭元亨的接济资助。
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攻打安西城,因敌情变化,攻城未克且战且退,又遭敌包围。
4月2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突围向西,与追敌在白墩子激战后,继续西进。在红柳园又被敌包围,几经拼杀突围后直奔星星峡。
4月2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经过47天艰苦跋涉,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余人终于进抵甘新交界地--星星峡,随后张荣支队的10多人也抵达星星峡。 是月底周恩来通过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先生做国民党青海省前主席马麟的工作,让其以叔侄关系制止“二马”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杀害。
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到星星峡迎接慰问西路军指战员。
5月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休整几天后,从星星峡乘车赴迪化(今乌鲁木齐)。
5月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抵迪化后组成“新兵营”。 是月中旬周恩来再派张文彬以中共党代表身份,到兰州探望慰问被关押西路军被俘人员,并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就遣返西路军人员问题进行交涉。 是月下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西宁英勇就义。
6月初被关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红军被俘人员,在押往西安途经平凉时,被援西军营救。
6月上旬被俘后编入甘州敌营中的西路军人员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秘密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后与王定国、武杰等20多名同志取得了联系。
7月在新疆的420余名西路军人员分编4个大队学习汽车、坦克驾驶及炮兵、无线电、航空、兽医等技术和文化知识。 同月关押在甘州监狱的刘瑞龙、魏传统等8名西路军干部成立狱中秘密党支部,坚持斗争。
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等在兰州五泉山与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会晤,磋商去河西营救被俘、失散的西路军人员问题。
8月8日高金城以“甘肃省甘、凉、肃抗敌(日)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到达张掖并重开福音堂医院,接收被俘红军伤病员住院治疗,开展营救工作。通过高金城大量积极工作,先后营救出200余名西路军失散、伤病人员回到党的怀抱。高金城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恐慌。1938年2月,高金城被敌韩起功秘密杀害。
8月18日刘德胜从甘州到兰州,找到谢觉哉同志汇报情况。
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兰“八办”)在兰州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根据中央指示,开展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
9月22日西路军被俘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徐明山等10多人被党营救回到兰“八办”。
9月25日“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到兰“八办”,后回延安。 是月1500名被俘红军战士被“二马”送往西安顶替青海省壮丁,途中由西安“八办”营救回延安。
11月初由被俘红军组成的敌骑五师补充旅一个团1000多人,押送到西安后,被西安“八办”营救回到延安。
11月23日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经肃南当地牧民营救,到达兰“八办”后转赴延安。
是月下旬“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成员李天义与新发展的几名党员离开张掖到兰“八办”,后回延安。
12月14日西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明、曾传六等离开迪化去延安。其他人员除留少数继续学习外,大部分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2]

历史真相

西路军
油画作品《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油画作品《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 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西路军组织结构

总指挥: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副总指挥: 王树声
参谋长: 李特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 郑义斋
卫生部部长: 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 郭天明
二局局长: 宋侃夫
四局局长: 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 曾传六
5军:
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
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辖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
十四师(师长郭锡三,政委谢良).
共四个团,三千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9军:
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
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杨朝礼)
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易汉文)
共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30军:
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参谋长黄皓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
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
共六个团,七千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骑兵师:
师长董彦俊,政委秦道贤.共200人马,枪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
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双全
回民支队:
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历史争论

2013年8月11日 星期日

清末新式军警的编练(《清史参考》2012年第27期)


戴鞍钢

中国着手编练完全采用近代武器装备的军队和有别于传统社会“捕快”(指旧时衙门担任缉捕的差役)的警察队伍,始于百余年前的清末新政期间。

 

清前期,八旗、绿营是军队的主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难以应付,遂有曾国藩、李鸿章分别编练湘、淮军之举。针对八旗、绿营世袭兵制的弊端,湘、淮军都实行募兵制,并通过由上而下、层层招募的形式,强化了军队内部的官兵统属关系。同治元年(1862)后,淮军开始引进西式枪炮和军事操练。 
在此之前,为提高八旗战斗力,避免兵权完全落入汉族督抚之手,署理步军统领(京师卫戍部队司令)的文祥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北京创设神机营,挑选八旗精锐,使用洋枪训练,这是晚清设立练军的开端。后来有些省份也从绿营中选择精壮,设立练军,其人数不一,少者千人,多者数万人。 
晚清的防军主要是由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未予遣散的湘、淮军演变而来,其中尤以淮系防军实力最强。其他防军有河南的毅军、嵩武军,山西的晋勇,云南的滇军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清廷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即完全采用近代武器装备的军队。而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军事制度的改革,则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政推行后。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日(8月29日),清廷宣布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文科科举考试于1905年停止)。十三天后,又命令各省广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次年,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组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相当于现代的师,约一万两千五百人;张之洞也在湖北练成新军约七千人。 
为在全国编练新军,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各省设督练处,负责新军编练。次年,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准《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及《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全国计划编练新军36镇,其中近畿(京师)4镇,四川3镇,直隶、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各2镇,其他每省1镇。 
但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时,只有近畿、直隶、浙江、福建和吉林等省区大体完成编练,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14镇。新军编练迟滞的原因之一,是新旧军人间矛盾尖锐。编练新军要求主持者熟悉近代军事知识,而这恰恰是那些旧军官所欠缺的,有的甚至对此一无所知。有鉴于此,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曾力邀留日军校生中的佼佼者蒋百里,赴山海关外帮助训练新军。结果引起淮军出身的张勋和于绿林受抚的张作霖不满,他们担心新军一旦练成,旧军势必裁撤,其权位将受损,因此迁怒蒋百里,处处刁难,甚至扬言要杀他。蒋百里见势不妙,觉得走为上策,任职三个月就匆匆离去。 
在已编竣的各省新军中,以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六镇最为精锐,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此外,其他北方新军或是以北洋六镇一部扩编而成,或是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袁世凯的控制。可以说,整个北部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处在他的实际支配之下。 
清末新军编练的成果,在河间、彰德会操中有所体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六镇正式成军,清廷批准在直隶河间举行会操,即军事演习,以考察其实际作战能力,也为各省正在编练的新军作示范,并向国外展示军事改革的成果。参加演习的新军分为南北两军,实行南攻北防的作战演练。九月二十四日演习开始当天,两军的先锋骑兵各以小分队试探前进。之后双方互有攻防,直至十月二十七日两军主力相交,几乎白刃相搏时,阅兵处下令停止演习。次日两军会集河间,举行阅兵典礼。慈禧太后很关注这次演习,曾致电询问详情,并命阅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给参演官兵赏金,以示奖励。 
次年九月,河南彰德会操揭幕。此次会操邀请外宾观看,英、美、俄、法、德、意、奥、荷、比、日等国均派员到场,多国报纸记者前来采访。参演部队除了北洋新军,还有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九月五日演习打响,主题是南北两军骑兵冲击战,北军占优。次日为两军主力遭遇战,各有得失。七日,两军演练攻防大战,战斗正酣时,阅兵处发令停战。次日举行阅兵典礼,会操结束。 
光绪三十四年(1908),3岁的溥仪继位,其父摄政王载沣执政后,重建甲午之战中被摧毁的海军提上了议事日程。次年,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沣之弟载洵和海军提督萨镇冰任筹办海军大臣。载洵上任后,提出重振海军的七年计划。头两年,重点整编原有兵轮。后五年,拟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余艘、各类兵轮10艘,编竣三队鱼雷快艇;编定北洋、南洋及闽省各洋舰队,并相应建造各洋军港和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以当时捉襟见肘的财力而言,如此庞大的计划显然有些异想天开。 

二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推行,也始于新政期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清廷颁布上谕,命令各省在编练新军的同时,组建巡警军。这被学界视为清政府创办警察的起点。严格说来,巡警军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警察。清廷最初对其规制并无明确计划,由于各地督抚理解不一和地方情形各异,各省编练时,有的军事色彩较浓,有的则将之办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警察。 
各省巡警军来源不一,饷章有别,演变的流向也不尽相同。从兵源上看,有从绿营改编而来的;有从防军中挑选编练的;有将绿营、练军合并改编的;也有从练军挑改的。直隶、湖北、山东等省,未见编练巡警军,而是筹办警察局所。从饷章看,大多取资裁汰绿营所节存的饷项。随着巡警的兴办和兵制的进一步改革,巡警军有的转化为巡警,有的被整合于新军,有的改编为巡防队,也有的继续留存。 
其职责所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概括为“凡稽查户口、保卫生民、清理街道、开通沟渠、消除疫疠、防救火灾、查缉奸宄(guǐ,内盗)、通达民隐、整齐人心诸善政,无不惟警察是赖”。这里涉及到缉捕、户口、卫生、消防及部分市政管理工作,之后的民国警察所承担的任务与此相似。 
光绪三十一年(1905),巡警部正式建立。其官制章程中规定,警政司下设行政科,掌管关于警卫、保安、风俗、交通及一切行政警察事项;警法司下设司法科,掌审定司法章程;另设国际科,掌国际警察事务规则,可见当时警察事务已有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国际警察之分。其中司法警察在次年改革官制时,清廷将其划归司法系统管辖。 
巡警部下还设有探访队,负责采访、侦缉等事,这是侦探警察即刑事警察的前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民政部设立稽查缉捕局,专司缉捕事宜。此外,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另成立警备队和侦缉队,各地省城和商埠也有侦缉队的设置。铁路警察出现更早,初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执掌各车站治安,并有巡警随车稽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的北京街头,已经有了负责指挥交通的警察,据当时在京的英国人埃·巴克斯记述:“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述新式警种的设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治安管理模式,初步实现了警务职能的合理区分,为其进一步专业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