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退役軍人協會

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

愿做民国人: 民国十六年剿共护党之役

愿做民国人: 民国十六年剿共护党之役: 民十六年六月中旬第四军由河南班师返鄂，予调升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旋升师长。第四军并奉武汉国民政府令扩充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等军，由黄琪翔、朱晖日、贺龙分任军长，本师仍属于第四军。时共党既蓄奸谋，国民党亦多歧见，本军率命实行分共，并于七月一...

民十六年六月中旬第四军由河南班师返鄂，予调升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旋升师长。第四
军并奉武汉国民政府令扩充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等军，由黄琪翔、朱晖日、贺龙分任军长，本师仍属于第四军。
时共党既蓄奸谋，国民党亦多歧见，本军率命实行分共，并于七月一日移抵鄂城，该处为昔之武昌县，即三国孙吴重镇，中有孙权之试剑石，其西山上之烊拢禐
辇婳y读书旧处。此外尚有苏东坡之九曲亭，本师幸作小留，得欣游览，时叶挺、贺龙部先行抵此，予与叶每多晤及。七月十一日予与叶师先后抵九江，更时与彼及
高尔罕、廖干五等叙谈，对大局至殷怅念！时叶、贺部已先移驻南昌，本师亦于月中进抵黄老门马回岭，未几汪精卫及张发奎抵牯岭，并约各军师长前往会谈。予于
七月三十日到达，惟叶、贺逾期未到，旋悉经已变叛，当于八月一日随张总指挥遄乘火车赴马回岭，急欲集会各团训话，以遏乱萌；讵知七十三团已被团长周士第率
赴德安，李江之七十五团各营亦俱被逼勒同往。当即同总指挥径进七十四团，集合官兵训话，惟所乘火车，已被叛徒勒令开去。嗣虽另得一架，送总座先回，予仍有
所处理，乃步返黄老门，亦终夜忙而心弥怅矣。随即决心追击，并由本师指挥七一六团，于八月三日先行出发，七日到达南昌，时逆军已向进贤抚州方面退走，乃跟
踪追击，逆又窜向宜黄，似有窥粤之意，乃于九月初抵达赣州，承陈可饪将军代表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前来洽商清剿事宜，再经南康大庾，进入粤北，于二十日
抵韶关，备受各界欢迎。

时李济深直辖各师出发东江，防剿叶挺与贺龙，本军奉命维持后方治安，本部则继胡谦师进驻惠州。胡以夙着贪暴，迭受各方呈控，奉命扣留解办，嗣以企图逃亡，
守兵觉而毙之，从此由本部负责肃清地方，并派队协同清剿土匪，及襄助完成惠阳通广九车路，军民欢洽，地方亦渐安宁。适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于八月中自呈国民
政府解除军职，中央亦从此骤形混乱，国民党大部中央执监委员每多离京他行，并有二十余员，相继莅粤，发动护党；时张发奎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任第四军
军长，缪培南、许志锐、薛岳、黄镇球及予则分长各师，并分区负责，本师则仍驻惠州。讵共军窜扰潮汕被击溃后，叶挺率同干部潜入广州，秘密煽动农工、阴谋暴
动。十二月初，广州方面祇由叶剑英之教导团、梁炳枢之警卫团、及市公安局之警察保安队维持治安，共党乘机煽动农工及诱惑教导团警卫团之一部，于十一日拂晓
袭击军司令部、各师后方办事处、广州

公安局及其他军事机关，同时指挥暴徒，焚烧太平沙、南关、高第街一带商店民房，时军部及各师办事处虽祇有少敷官兵驻守，俱能尽力守御，未被攻入，且河南
方面之第五军李福林防地尚未波及，张发奎主席、黄琪翔军长乃急赴河南，与李军长筹谋清剿；张并即乘军舰径赴江门、肇庆，指挥薛岳、许志锐两部于十二日返省
靖乱，予亦率师回剿，旋薛、许所部及第五军分向广州进攻，敌向燕塘、龙眼洞方面溃退，次日即予完全扑灭，惟市民则损失惨重。本师于抵达石龙后，予即返省参
加善后会议，自后仍多艰困，尤惜目睹一些车夫市民，以曾被共党于颈上强绊红带，现虽除去，而颈红多未尽洗，或寓中身上偶被检出红带者，辙被军警立即枪毙，
挽救既苦不易，同时顿觉自危，当即将寓中留存纪念前在罗定被敌弹击穿两孔之红色领带，亦忍痛焚之，此诚一场憾事，而危局亦殆可知矣。

粤共既经扑灭，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在南京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南京之特别委员会亦将撤销，本军所倡之护党目的已达，张发奎、黄琪翔遂引咎辞去本兼各职，赴日考察，由缪培南升任第四军军长，薛岳副之，下辖原有五师；缪、薛原职则由吴奇伟、邓龙光继任，余俱照旧。

愿做民国人: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颠覆中华民国

愿做民国人: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後。其时，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破坏北伐、叛变国民革命、意在武装颠覆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三年；其时，离苏俄为维护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而大规模侵略我国，也已经两年整；其时，自中东路战争爆发起即受命斯大林而决策“武装保卫苏...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後。其时，中共在苏
俄命令下，破坏北伐、叛变国民革命、意在武装颠覆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三年；其时，离苏俄为维护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而大规模侵略我国，也已经两
年整；其时，自中东路战争爆发起即受命斯大林而决策“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已经逞之不及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叛乱。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政府军
正在对武装叛乱的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然而，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就不得不停止了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就离开江西前线，回京处理日
事。因此，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全会《关於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於九月二十日发出
了《由於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在国难当头却以服从俄命而拟订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彼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共领袖甚
至认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
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於是，中共再一次决策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制定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
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决定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学生游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组织的策划下，学潮顿起，
暴乱益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年轻学生，不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游行示威，高喊“中华苏维动埃国万岁”的口号，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冲砸政府
机关，捣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砸毁《中央日报》，并包围国民政府数日而不散。

鉴於寇深祸重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
生，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亲自走出国民政府，与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年轻学生进行了平等对话，同样以一腔热血化解了学生的怒火和误解。遂使得学生和平散
去。嗣後，虽然“有背景、有预谋、有组织”的学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围国民政府，冲砸政府机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只是将学生临时收押於陆军军官
学校和其他学校，并迅速地和安全地将他们逐一遣散，使之各归故里。中共运动学生的第一波浪潮，遂归於平伏。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国日
益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斯大林遂改变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命令，转而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亲自批准下，於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对
外，共同抗日”的口号。“从未想到抗日这样一个救命圈”（张国焘语）的中共国内逃亡者们，在获悉了苏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组织发动一场“抗日救亡”运动。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後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
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是这次“学生
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
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继续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
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四月，
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
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没有镇压中共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更没有屠杀中共的学生和“群众”。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的学生运动和
群众运动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笼，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後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
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还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苏俄与中共
的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
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
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甚至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竟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继续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成立大会”，实际上却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
混乱甚至是暴乱。後来，国民政府虽在忍无可忍之下拘捕也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但不久便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释放了他们。这便是国民党反
对派对中共运动上海文化界的“镇压”，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反击。此事若有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
国大陆，矗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将家破人亡。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历史
的事实是，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借抢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
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
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後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
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後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
说，“今後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
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
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就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了一九四五年年底
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
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
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於人民解放军。”至於一九四七年
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
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後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
北京学生群众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於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
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
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
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
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於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一手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热情上演的“第二
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学毕
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後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白面馍馍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
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姑隐其名——作者）

事实正是如此，正处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用ＡＫ４７冲锋枪对这些吃饱了便要跟着他的敌人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学生，施以疯狂的扫射，更没有因为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而制造了对他们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便用坦克车和装甲车来进行血腥的辗压。

带领抗日游击队的双枪女英豪黄八妹

愿做民国人: 带领抗日游击队的双枪女英豪: 江浙一带组成抗日游击队，多番重创日本部队及击沉敌艇，有「双枪黄八妹」雅号，日军始终无法将这名响当当的传奇女子打败。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

江浙一带组成抗日游击队，多番重创日本部队及击沉敌艇，有「双枪黄八妹」雅号，日军始终无法将这名响当当的传奇女子打败。

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学，父亲后因生计而从事私盐买卖。

金山与平湖是沿海县分，盛产鱼盐，该处也是江湖好汉出没之区，所以贩运私盐的都得
有一手看家本领，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并，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
胜，「双枪黄八妹」的雅号也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
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汉奸在家乡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后来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
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
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清剿」。

这时黄八妹已与谢友胜结婚，并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
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儿女，部属中大都是他们
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三个字，老百姓视她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
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挟黄八妹和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
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袭击当地日军。

然而，不顾人道和信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用机枪屠杀清
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攻击，自一九四三年夏天起的一年中，
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支持之下，攻进海北重镇乍浦。

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
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情况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筋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
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忽脱险逃生。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创办了两所小学，造福家乡。

战后，黄八妹因经营业务仍往来于平湖、乍浦、金山之间，常在激战过的地方凭吊，不时探望她的战时袍泽和阵亡将士遗属，加以慰问和救济；尤其是对救过她的李老太太，更以「干娘」名义侍奉，足见黄八妹义胆仁心，忠孝两全，是游击队伍中的巾帼典范。

国共内战时，在国军一方作战，一直在浙东一带活动，经常担任国军特工人员往返大陆的交通，因为黄机警，和共军多次对垒，双方结了死仇。

一江山血战之后，国军在浙江沿海的局面大势已去，何去何从众说纷纭，此时据说黄是主战最积极的少数人之一，共军追踪她的行迹，要捉她，实际她却在南麂山登船随国军撤离大陈的「金刚行动」悄然撤离了。

黄八妹到台湾后经营商业，颇为成功，不再涉足军事，至七十而终，然而她梦中的水乡，却再也无缘回去了。

千姿百态的埃及反对派

埃及反对派已开始与穆巴拉克的政府谈判。然而，埃及都有些什么反对派呢？是什么人在跟苏莱曼副总统谈判着呢？德国之声记者在此作一个简单的综合介绍。

所有反对派团体在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穆巴拉克必须尽快下台。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对于"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应该怎么走，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设想。

民族转折党团

许多小群体聚集而组成了一个"民族转折党团"。这个党团由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领导。巴拉迪把自己也视为穆巴拉克的继任者人选，即使只是在过渡阶段，"我始终说，我最重要的斗争是让我的国家走上民主道路。如果这一点实现了，而人民希望我当候选人，我不会置人民于不顾的。但这不是我的首要任务。"

这名前高层外交官被视为西方的理想候选人。但在埃及国内，他的威望远没有那么高。埃及民众说，过去几个月他几乎完全在国外。他也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纲领来。

穆斯林兄弟会

在过渡阶段将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他们构成了最大的反对党群体。尽管穆巴拉克总统正式禁止了这个组织，但它至今仍然是埃及组织得最好的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在社会上享有支持度，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经营学校、医院和其它社会设施。

然而，埃及政治学家萨玛德（Hamed Abdel Samad）不相信兄弟会能在民主选举中胜出，"穆斯林兄弟会大约能动员100万选民。过去大概有600到700万埃及人参加选举，也就是说占有选举权的人数的十分之一。在一个民主的埃及，会有大量年轻人去投票，而他们肯定不会投伊斯兰主义者的票，而是选世俗的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方案与纲领的政党。因此，穆斯林兄弟会的选民群会缩小。"

卡法亚运动

坐在谈判桌边参加与副总统苏莱曼谈判的包括所谓卡法亚（Kafaja）运动的代表。卡法亚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为"够了！"它产生于2005年对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它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党纲的政治运动。汉堡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GIGA）的福尔提希（Henner Fuertig）解释道，卡法亚运动实际上是街头抗议力量的集合体，"这是中层市民阶层里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在解放广场上涌动的人群。非常年轻的人，他们也经常被媒体称为Facebook一代。但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组织起来。"

卡法亚运动的要求是：民主选举，更多公民自由和解除30年来一直实施着的紧急状态法。追求自由目标的还有其它反对派群体，比如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 Party），或者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然而这些党过去30年里在埃及扮演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福尔提希说，它们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充当了伪在野党。

不宜匆忙选举

埃及反对派还在建设中。30年来，它们受到阻碍，未能推出它们的结构、纲领或者著名的首脑人物来。所以，福尔提希警告道，不要过于匆忙地在埃及举行自由选举，"要建设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需要政治上强大的政党，需要有建立政治意志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先解除1981年来实行的紧急状态法，然后需要推出一个新宪法，在这个过渡阶段里，必须让埃及人民有通过建立政党结构来表达政治意志的可能性。在这些完成之前，举行选举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Thomas Latschan / Alsarras Nader 编译：平心

张思德的南泥湾疑窦

传闻，说张思德是熬制鸦片烟的。不知真假，不敢尽信，只是在南泥湾肯定有人做这个工作，还有人运输和销售，可能还有武装押运。时间过去60多年了，但肯定还有知情者，或许还有亲历者。希望早日真相大白于天下。

文/雷崇功

有一首歌半个多世纪仍常常在脑海中回荡，那就是郭兰英的“花篮的花儿香……”，因此对南泥湾很感兴趣。上月闲暇无事，网上游逛，突然看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1943.2）》，随意浏览，却疑窦顿生。兹摘录如下：

（1942年）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第272页

估计八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内，但各团种地至少5000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的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600亩只出80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1935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文件肯定非常可靠，不可能是伪造。疑窦是“特产”是什么？当然是后面说的“烟”了，这种烟需要“割”，种子很缺，用的七八年前的老种子，收烟数以“两”计，亩产只有3.3两。这是什么烟？很明显，只能够是鸦片烟，特产就是罂粟。我小时候见过罂粟，看见过割烟和熬烟，也看见过吸大烟。罂粟花很美，词典说“花供观赏”，怪不得歌词里说：“花篮的花儿香。”可能是罂粟花吧。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有多处记载：

（1）1942年8月2日：当被问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在公开生产鸦片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来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去收拾他们。

（2）1943年1月29日：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生意。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3）1943年9月22日：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到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一点就错了。

（4）1944年4月28日：外国记者即将来访。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著名的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

有人认为这个苏联人对中共有敌意，在造谣。那么请看谢觉哉的日记：

（1）1944年1月18日：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

（2）1944年3月12日：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

（3）1944年3月14日：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4）1944年4月9日：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

谢老说得较隐晦，只说“特货”，但明显就是鸦片烟，（1）是第四项，前边二、三项说盐。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造谣了吧。中共的高级干部霍维德和黄亚光等人都有明确的记载，就不再引述了。我在网上一查，材料太多了，中共的毒品生产和销售也不止延安时期和南泥湾。因此可以说铁证如山，完全无法抵赖。有人说当时没有军费，是迫不得已，毛泽东更说“鸦片要起到先锋的革命的作用”。真是无耻之尤。不管怎么说，毒品就是邪恶，是祸国殃民。有人辩护说，鸦片完全是药用，没有贩卖。这不值一驳，那么多鸦片，谁相信。如果这辩护成立，大毒枭可以无罪，金三角只是造福人类的制药厂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全国军民正在浴血抗战，可是这支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躲在陕北这片荒地上做什么？八年抗战除了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以外，还有什么稍稍像样的战斗？彭总为百团大战做了无数次检讨，最后被迫害致死也有这次“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毛的指示是“一分抗战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抗战结束共军从3万发展到300多万，很快就夺得整个大陆政权。这么雄厚的兵力为什么不用来打日本呢？原来老毛爱的不是“蒋介石的国”，他爱的和保卫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文件中多次说过。而苏联和德国这时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此他也只好“敷衍”了。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很多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在逐渐显露，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许多历史真相已逐渐披露，不想在此多说了。谁在真抗战？谁在假抗战？谁在暗中勾结日寇和汪精卫？只靠宣传虽能蒙蔽民众一时，但不可能永远。

还有传闻，说张思德是熬制鸦片烟的。不知真假，不敢尽信，只是在南泥湾肯定有人做这个工作，还有人运输和销售，可能还有武装押运。时间过去60多年了，但肯定还有知情者，或许还有亲历者。希望早日真相大白于天下。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挑战南海秩序，导致日本二战时被灭国

2015年11月13日墙外仙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美国忍了；但刚一染指南海，却犹如“刀尖抵喉一般”，怒而掐死日本的石油血脉，结果是一代亚洲霸主灰飞烟灭。日本直到战后才醒悟：侵略中国是陷入泥潭，进驻南越则是彻底作死。
如果日本当时听从美国的警告，体面的撤出越南和中国大陆，则很可能保住台湾朝鲜甚至东北的大部分利益，长期甚至可能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结果由于对美国逻辑和决心的严重误判，导致数百万人战死，全国一片废墟，可谓学费最昂贵的一课，值得仔细翻阅。，

全球海运量的1/4经过南海，南海冲突将导致中港台、日韩、东盟、澳新等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
南海威胁与日美翻脸的大致经过
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战火，大幅度改变了南海周边的格局。此时越南归属于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德国投降，勉强算是日本的盟友；马来、缅甸和印尼，则归属于战火中的英国和荷兰流亡政府；日本已经早早占领了海南岛和广州，突然之间牌桌上多了个同伙，两个尿急走人，只剩另一个玩家美国，也早就约好了菲律宾自治独立，还剩4年保护期走人。日本就燥热了起来。
日本的石油接近100%依赖进口，极其担心石油禁运，内心里一百个想接管印尼油田。美国则是一贯主张“门户开放”和航线自由，愿意保证石油橡胶等所有的供应，只要日本不再使用武力，退出冲突地区。但在日本看来，“可以买到”和“自家占领”完全是两回事啊。
1941年7月下旬，日美谅解案没能谈成，按捺不住的日本决定进驻南越后再做打算。美国得知后连续警告，包括召见大使、宣布冻结日本资产，但都没能促成日军返航。日本决策者的想法是：武力攻占上海南京广州时你们都忍了，这次不过是和平接收自家盟友一个穷地方而已；南海周围穷国对美国没什么价值，又正值欧洲一片战火，美国人普遍厌战还在拖延对德宣战，亚洲多半会继续妥协甚至放弃的…..
日军7月28日登陆，8月1日美国就宣布石油禁运。这犹如当头一棒，日方所有决策者全懵掉了。直到战后日本学者才认为，军事染指南海，“对英、美来说犹如被刀尖抵住喉咙一样的冲击”（出自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只是当时日本的思维理解不了这一点。

“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事件”造成日美破裂，不久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德对美宣战，苏联成为德日战败的最大赢家，势力范围极大的扩张。
为什么威胁南海，会被美国认为是刀尖顶喉？
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极度重视海洋航行自由。独立战争的起源，就是由于英国垄断港口、随意征税，导致了波士顿港口倾茶事件，很快由群体事件演变成战争。设想一下18世纪时的用户场景：生产和生存所需各种原料和产品，大部分靠帆船运来运往，主人把持了所有港口还任意抽取重税，难免会有被圈养的错觉。
1812年英法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在海上大肆扣留美国商船和水手，美国小弟怒而向全球老大哥宣战，只是经验还嫩不是对手，大哥联手加拿大各州狠狠教训了一下，还放火烧了首都华盛顿和白宫 — 还好英军几十年后慑于天威，只烧了个圆明园泄愤。

2014年8月25日，英国驻美使馆举办了烧烤晚宴，庆祝火烧白宫200周年，还把照片发在某不健康网站上，残忍虐待各种玻璃心患者。
美国卷入一战的经历则更具观摩价值。1916年大选期间，威尔逊总统以免战中立的声望获得了连任。但刚转过1917年，就改口对德宣战，参众两院也以绝对多数票支持参战。计划采购坦克4500辆，最高预计征兵400万人，几乎是把1/5的青壮年男性送上战场！
好熟悉的帝国主义的出尔反尔，军火商和金融掮客阴谋操纵，劳动人民被迫成为炮灰。但看一眼当时的美军：正规陆军不到8万人，相当于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伤亡；整个美军一辆坦克都没有，甚至全国都找不到一张坦克图纸。如果阴谋策划战争的人就这种水平，那有必要担心猪们也在阴谋统治世界了。
卷入一战当然有很多的考虑，但最直接的导火索，无疑是被德国激怒。德国1917年初宣布，潜艇将无差别的击沉所有中立国商船，而且随后也果真击沉了美国商船。而在美国部分政治家看来，关键航运线切断的话，经济秩序必然崩塌，无数人会失业；服软则会导致更多类似威胁，尝试迫使美国让步，直到被奴役…这是绝不能忍的。所以决策层很快达成共识：敢碰我主航路者，虽远必诛；还要断绝所有蠢货类似的企图。

最左侧的小不点儿，是美国宣战后紧急研发的第一代坦克M1918型，刚量产就因一战结束而停产。比起当时法国（中）和英国（右）的坦克，卖萌和搞笑功能满分。
两次对英国战争，一战对德宣战，二战时因南海秩序掐灭日本，战后在南韩封堵苏联，越战一直扛到确认威胁有限…都清晰的展示了美国的战略：自由航行的权利，重要到了接近信仰的程度（人类的 birth right，切断就可以逐国分割恐吓）；对美国船只的攻击几乎必然导致战争；不尊重这个信仰的政治力量，一定要尽早教训，直至掐灭。
日本暴露了它准备挑战海洋秩序的决心，自然被坚决惩罚。但日本决策者也非常委屈：每一块领土领海都有想象空间：粮食矿产、人口殖民或者军事缓冲，值得为之争夺甚至牺牲；可谁知道那个看不见的航行自由权是什么鬼？
商业、农耕、游牧三种思维的差异
决裂总有无数解释理由，地缘论利益论阴谋论等各有证据。但有一个视角可能更有趣：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美国决策者们鲜明的偏向于商人的思维方式，比如：
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是生存要害。切断商人的外部连接，相当于农民去耕种的路上出现狼群，按捺不住的杀心。
乐于看到伙伴们变多、变富有。开店的幻想着客人更多更土豪，投资人幻想着新兴市场….所以对贸易伙伴友善。
推崇信誉和规则。每一环节都要担心违约的话，就宁可不玩了。合作门槛高、惩罚高。
美国近百年多数政策主张，比如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扔下伊拉克的油田撤军，战胜后不割地不赔款等等，背后都有类似的逻辑：只要商船还能自由出入、石油能自由买卖就好；战败国的国民如果能成为客户、供应商或者员工（美国南北内战与此思维也有关），那还要什么战争赔款啊…
而与商人思维差异最大的，是草原部落的三观。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就是完美世界，不太需要和外人打交道；对领土扩张则有着几乎无穷尽的冲动：没有无边的草场，子孙后代们怎么分？遇上天灾往哪里转场？
农业出现以前没有开垦和增产的可能，生存壮大下来的部落，也大都是夺取草场竞争中的优胜者。通常代价是2-4成的男性死于频繁的暴力，因此极少尊重外部陌生人的利益或者生命。最典型的就是蒙古帝国，征服中原后一度曾想过杀光所有汉民，改为草场。

莫斯科大公国（左上方绿色区域）受蒙古金帐汗国几百年统治的影响，精神后代们仍在膜拜历史杀人排行榜上的各大明星，中东部落后代们也比其余地区更热衷杀戮。
介于商业和部落思维之间的，则是长期农耕工匠从业者的思维。接近于自食其力，对外部交换的依赖很少，所以不太关注外部关系，压力巨大时也倾向于排外。农耕工匠思维比较复杂纠结，比如：
安全感来自于囤积，而非交易和可获得性。土地粮食、矿产设备等自己要有，外部供应不可信，至于是否合算，并不重要；
不关心交易分工和互动的复杂知识，只接受简单推理。我们地盘当然我们说了算….他们有钱并不是更懂金融和科技，而是霸权和阴谋，没看过《货币战争》吗？
不太重视外部群体的评价。声誉、信任也就那么回事，又不是杀人放火输出革命，有地有粮就不会饿死，你们商人紧张恼火什么？
历史上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等等，都曾与英美有过严重误判乃至战争，而且多半是在实力初次崛起、同时决策者思维仍旧封闭的那段时期。但只要一两代人出生于发达商业时代，就自动变成彼此坚定的盟友。曾经导致冲突的利益、地理、宗教、文化等因素，忽然不起作用了，连曾经的惨烈厮杀、丢过原子弹都影响不大。

到本世纪中叶，成长于WTO红利时代的接班人，将走上大多数省部军级以上重要领导岗位，那时的中国，极可能会成为全球商业自由国家的坚定盟友。
这就是商业自由社会的魔力：贸易和服务业的繁荣，会导致相应的一整套思维习惯普及开来，比如注重合作、遵守契约、重视声誉等，即便语言不通的异国人，也多半能礼貌相处。而缺乏这种长期氛围的社会，即使同乡同种，也时不时能听到各种高声国骂，或者亲切的“你瞅啥？！再瞅削你！”
可惜1940年代时的日本，决策者们大多并非贸易商业出身，与美国决策者们的思维很难合拍；而误判和决裂发生后，又因组织逻辑和集体行为的原因，难以弥补。
日本怎么会傻到选择和美国开战？
旧日本的议会宪政制度原本就不完整，政府首脑无法约束陆军和海军，而是平级共同向天皇通报。结果是军部只要稍不配合，内阁就如同走马灯一样的辞职轮换，敢于对抗的政治家则下场悲惨。1932年主张归还东北的犬养毅首相被刺杀，1936年长期严厉控制军费的财长被刺杀….到了41年，头脑清醒、又有足够权威的政治家战略家，已经清理完毕了。
日本国运落到了军事官僚集团手里，他们大多数出身贫寒，幼年正赶上甲午、日俄两次奇迹般的战争胜利，从任人欺凌一跃变成亚洲霸主、全球列强那种高潮的滋味永生难忘，因此大多数军官满脑子都是打垮英美、日本必胜；至于知识结构，则除了军事进攻以外，就只剩官僚必备的领导揣摩、利益平衡和部门争斗，对当时的商业、社会、政治、外交等知识技能几乎毫无所知，而且充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
美国开出的和解条件，包括全面海外撤军，共同放弃殖民地和租界特权，门户开放等，相当于要求军官集团后退并为国下台。虽然部分高层军官们对美国的优势焦虑不安，但没人有勇气出面下令撤军。“宁可放弃日本国籍军籍，也要打下去”的抗命传统，此起彼伏的“爱国刺杀”的风气，再加上同僚之间的牵制，就像没有倒档的汽车，推着他们走下去。
方向既然确定，与美开战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的PPT就应需编出来了。从硬件角度的评估是，日本军力可以短期占优并至少抗衡两三年。海军10艘航母（美国8艘）、10艘战列舰（美国17艘）、巡洋舰38艘（美国37艘），如果突袭得手，补一次歼灭战，再加德国盟友拿下气息奄奄的英国，那么敌人只能分太平洋而治，为此值得一赌。
可惜他们激怒的是美国。此前二十年建设了8艘航母，此后每星期可以下水一艘；万吨级武装货轮“自由号”每天下水3艘；军用飞机达到每天下线300架；研发各种新型高精尖的军舰飞机之外，还开挂搞出原子弹这种超乎预测的大杀器。

福特公司B24重型轰炸机车间，每天产量可超过20架。后来苏式计划经济的举国军工，中式群众路线的大炼钢铁，都是清理阶级敌人干扰以后，干部群众们更快起飞的社会实验。
从士气角度的结论是，美国人贪生怕死，注重享乐，难以承受残酷的战争；而日本士兵则视死如归，绝不投降，可以弥补火力和后勤的短板。但糟糕的是这套迷信暗示效用很强，几轮选拔和筛选后，剩下的指挥官们，也几乎全是相信这套鬼话的的脑残参谋们了，然后百万日军就带着十几天干粮，扛着三八大盖和小山炮，去迎接美军雨点一般的炮弹清场。
日军士兵们的勇气倒是不负期望，每次战役失败都以视死如归的“万岁冲锋”结束。只是对美军杀伤效果有限，而且疑似是无奈之下的集体自杀：海上补给线被完全切断后，饥饿的日军士兵们无法快速进化成从林中的食草动物，或者坑洞里的食腐动物—那里只剩其他士兵们溃烂的尸体。
直到这时，美国人的那套算法才被验证：自由航行权才是真正的价值基础，值得不计代价不计面子去共同维护；自由航行权一旦消失，再多再宝贵的海外的油田矿产、土地岛屿，都将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石油橡胶一吨也运不回来，还将吞噬所有驻守士兵的性命。

岛链防御理论早已破产，最新的创意是“大规模养殖海带”这种绿色、环保、创新的生物武器防御体系，人畜无害，足以粉碎敌人制造摩擦、干扰和平崛起大业的阴谋。
附1：美国历次牵扯航线安全的战争
百年来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都与“保障航行自由、吓阻后来挑衅”这一国策高度相关，领土则完全没兴趣，不管流过多少鲜血打下的，想走就走。美国可耕地22亿亩，比中国18亿亩红线都要多，还抢什么？卖不了钱还要贴钱贴人看守~
近海墨西哥湾：不惧核战，宁可人类毁灭。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试过一次了。
欧美间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德国潜艇击沉商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前期小心不击沉美国商船，而美国也只把船租给英国，以避免宣战，日本袭美后双方宣战；1812年向英国宣战，因为扣检美国商船。
南海航线：教训日本卷入二战；越战（美国尼克松访华确认中苏反目、越南成为苏联孤岛后才撤出；韩国则没退出）；
中东航线：1956年埃及要求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欧洲盟友英法以色列进攻埃及，苏联威胁“抹去”以色列后，各方撤军，埃及恢复中立通行 — 还是英美船多、通行费也多。
相对上述航路威胁，其他的陆地各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者惨剧，比如波黑、卢旺达，美国都不太情愿直接干预，毕竟议员中多数是企业家、金融家、律师等精英，而非各种传教士。
附2 历史重大误判的教训
1）只看到有形的肉，看不到无形的锅。万一锅打碎了，轮得到自己吃肉不？几十几百万条人命才能再次打出来的秩序和规则，为了你几十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几句“霸权”的抗议，就要废掉？日本就这么蠢死的。
2）分不清别人的重视层级：信仰级、规则级、利益级。去碰前两者，既抠不到利益，还容易丢面子，更怕是面子一丢，又里外下不来台，像太后一样破罐破摔。
3）误以为亮剑后美国人会吓尿。这是不明白：美国大都市那10%的文青艺人媒体知识分子们，生产了90%的嘈杂新闻和政治娱乐八卦快消品。大型亮剑后这10%确实是会吓尿闭嘴，然后剩下那80%的原本的闷蛋们，就不只是要把敌人吓尿，还要打出尿来。
4）低估美国愿意付出的伤亡代价。这是苏联犯的最大的战略错误，红军曾经残酷镇压了绝大多数商人资本家传教士和他们全家老小…这得多么粗心，还继续把“迫使美国屈服投降、把全家老小送上镇压”当作数十年的战略目标？要是他们也有一位“闷声大发财”“和平崛起”的智慧长者，就应该再撺掇一个后来崛起的大国挑战美帝，然后只需要再撕一次互不侵犯条约，就又能白捡一次巨大便宜了。
附3
亚洲的两个海上军火库：驻迭戈加西亚的海上预置2中队，驻关岛的海上预置3中队，每个中队由2-3艘5万吨滚装船，1艘克拉克级4万吨干货弹药船，2-3艘5万吨散货船，1个8万吨MLP登陆平台组成，装载了2个旅战旅重装备和30天后勤物资，与两栖编队配合，随时弹压亚太各种不服！
美帝一个陆战旅14896人，含3个步兵营，2个M1主战坦克连，2个轮式战车连，2个两栖战车连，5个炮兵Btry，2个工程连，3个F-35中队，1个武直中队，1个加强重型直升机中队，4个MV-22中队，1个无人机中队，1个KC-130中队，还有2500人的战斗工程团
美帝快递使命必达的范围：从全球5个快递站出发，绿色最小圆，是BMD导弹防御覆盖范围；红色圆，是两栖戒备群96小时人肉快递范围（速度20节）；蓝色最大圆，是航母打击群96小时铁炸弹快递范围（速度28节）。的确不够快啊？毕竟人家走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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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镇反”运动中处死了数百万人，包括许多“投诚”的国军将领。（网络图片）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投降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 “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投降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虽然被平反，但是终究人死了不能复生。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内战末期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军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 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 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 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投降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投降。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降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降。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降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投降，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投降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投降。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降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投降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投降，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 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投降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投降，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投降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暴动，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 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投降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 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投降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投降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投降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投降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投降，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投降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投降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降将领列应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