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5日 星期日
白玫瑰（德語：Die Weiße Rose）
白玫瑰（德語：Die Weiße Rose）是納粹德國時期一個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組織，其成員包含了慕尼黑大學中的許多學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漢斯·索爾（Hans Scholl）、蘇菲·索爾（Sophie Scholl）、克里斯多福·波普斯特（Christoph Probst）、亞歷山大·許墨瑞（Alexander Schmorell）、庫特·胡伯（Kurt Huber）和維利·格拉夫（Willi Graf）所領導。而此團體之所以為人所知乃是因為其於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間陸續發送了6張未具名的傳單，主要內容在於呼籲人們參加反抗希特勒政權的運動。
白玫瑰的6名核心成員於1943年時被蓋世太保逮捕，並於同年被送上斷頭台。而他們所散發的第6份傳單後來由法學家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帶出德國，並輾轉透過北歐流入英國，且於1943年7月被大量印刷後透過同盟國的飛機發散在德國境內，其標題為：「慕尼黑學生的聲明（The Manifesto of the Students of Munich）」[1]。
成員[編輯]
| 「 | 難道不是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這些日子以來都對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我們之中，誰能想像當面紗從我們臉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遠超出過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於世時，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將會感受到多大的羞恥？ | 」 |
| ——白玫瑰的第一份傳單。 | ||
白玫瑰的核心成員是由慕尼黑大學的成員─蘇菲·索爾、他哥哥漢斯·索爾、亞歷山大·許墨瑞、維利·格拉夫、克里斯多福·波普斯特、Traute Lafrenz、Katharina Schueddekopf、Lieselotte (Lilo) Berndl、Jurgen Wittenstein、和Falk Harnack所組成，大部分的人都僅20多歲而已。一位教授哲學和音樂學的教授，庫特·胡伯則與他們發起這個運動的動機有關。另外，威廉·蓋爾（Wilhelm Geyer）、Manfred Eickemeyer、Josef Soehngen、以及Harald Dohrn則參與了他們之間的討論， 蓋爾教亞歷山大·許墨瑞如何製作他們印製傳單的錫模板。斯圖加特的Eugen Grimminger資助了他們的運動，Grimminger的秘書Tilly Hahn將她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拿來資助此運動，且為Grimminger和白玫瑰之間的中介者，她時常從斯圖加特將信封、紙、和多出的複印機等資助品帶到慕尼黑給白玫瑰使用。
在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間，他們印製並發散了6份傳單，在其中，他們號召德國人民一起共同對抗納粹的專制和暴政。最後一份傳單是由胡伯教授所撰寫。第7份傳單的草稿是由克里斯多福·波普斯特所草擬，而這份草稿在漢斯·索爾被蓋世太保逮捕時被發現了。蘇菲·索爾在她被監禁以前試圖把所有的罪都攬在自己身上，漢斯則沒有這麼做，因為他身上有波普斯特的草稿和蓋爾給他的菸草卷，這使得波普斯特難逃一死，並幾乎毀了蓋爾。
白玫瑰的發起有受到德國青年運動所影響，克里斯多福·波普斯特為其成員之一。漢斯·索爾在1937年以前都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之一，且蘇菲·索爾也是德國女青年聯盟（Bund Deutscher Mädel）的成員。成為這兩個團體的成員是德國青年的義務，儘管許多像是Otl Aicher和Heinz Brenner從未加入過這兩個團體過。Deutsche Jungenschaft vom 1.11.1929對於漢斯·索爾和他的夥伴有著很大的影響。d.j.1.11是在德國青年運動中由Eberhard Koebel於1929年發起的團體。
傳單[編輯]
白玫瑰的傳單廣泛引用聖經、亞里斯多德、和諾瓦利斯，另外也包含了哥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言論。他們訴諸那些德國知識份子，相信他們能喚起大家發自內心的反對納粹政權。首先，那些傳單從巴伐利亞和奧地利被郵寄出去，因為白玫瑰的成員們認為南德人應該較能接受他們的反軍國主義訊息。
| 「 | 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唯有當他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他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制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她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她還是有害而無用的。 | 」 |
| ——白玫瑰的第一份傳單。 | ||
亞歷山大·許墨瑞所寫下的這些文字是白玫瑰的傳單中最為人所稱道的部分。許多最為真實的資料－關於戰爭和殺戮的資料－在亞歷山大的筆下被一一道出。漢斯·索爾則從哲學的領域出發，並以此為理由，勸誡德國人必須要有所行動。
在1942年7月底，成員中的部分男學生在暑假期間被徵調到東線的德蘇戰爭中去服兵役（從事醫療服務）。而在之後的秋天，那些男學生回來了，於是白玫瑰便繼續他們的反抗活動。在1943年1月時，利用手動複印機，他們的第五份傳單，「呼籲所有的德國人」，被認為約莫印製了6000到9000份不等，並且被郵遞分散至許多城市之中。這些傳單曾在斯圖加特、科隆、維也納、弗萊堡、開姆尼茨、漢堡、因斯布魯克、以及柏林出現。而這第五份傳單是由漢斯·索爾所草擬，並由胡伯教授修改後完成。這些傳單警告大家，希特勒將會把德國帶入萬惡的深淵之中，隨著聯軍力量的集結，德國無疑的將會戰敗。他們敦促看到這些傳單的人「支持反抗運動」，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護個人免於受到罪惡的獨裁國家之獨裁行為所迫害」而奮鬥！而這些原則將會成為「新歐洲的基礎」。
| 「 | 儘管在被德國征服的波蘭中，已經有30萬的猶太人在這個國家被以最殘忍的手法屠殺...德國人仍然笨拙的靜止不動，愚蠢的沉睡著，並且助長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對於此類的行為能被宣告無罪，每個人都希望繼續以最平靜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會被宣告無罪，他將有罪、有罪、有罪！ | 」 |
| ——白玫瑰的第二份傳單。 | ||
這些傳單觸動了蓋世太保的警覺，他們開始積極的尋找出版者為何人。
在1943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自由」和「打倒希特勒」的口號出現在慕尼黑大學及其他的建築牆面上。亞歷山大·許墨瑞、漢斯·索爾和維利·格拉夫以瀝青將這些口號寫在各個建築的牆壁之上（相似的塗鴉也在同一時間被模仿者繪製在周遭區域）。
在1943年2月，史達林格勒的戰役中，德國遭受到令人震驚的慘敗，這促使了白玫瑰的第六份傳單的完成。由胡伯教授主筆，標題為「同學們！」的傳單。其內容寫道，「我國人民一直以來所遭受的那種卑劣暴政」結束的那天預估即將到來。如同德國人在1813年時曾經盼望大學生幫忙推翻拿破崙一樣，現在他們也盼望著大學生幫忙推翻納粹的恐怖統治。「史達林格勒的亡靈是如此的懇求著我們！」
逮捕與審判[編輯]
1943年2月18日，正巧與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在總體戰演講（Sportpalast speech）中召喚德國人民擁護總體戰同一天，索爾兄妹帶著一整個手提箱的傳單到了慕尼黑大學。他們匆忙的一大堆的傳單投入空曠無人的中庭，希望其他學生從演講廳出來後可以發現這些傳單。他門本來應該在下課前離開，但在離開之際，他們卻發現還有一部分的傳單仍在手提箱中，而他們決定不要留下這些傳單，要將之全部發完。於是他們便返還了中庭，並且爬上樓梯到了頂樓，蘇菲將所有剩下的傳單撒向空中，而這個舉動被校園管理人Jakob Schmid看到了。於是警察便來到了校園之中將索爾兄妹帶走，並且交由蓋世太保拘留。其他的活動成員很快的也全都被逮捕了，所有和他們有關連的組織和個人也都被抓去訊問。
索爾兄妹和波普斯特是人民法院（人民法庭是審理對抗納粹德國政府之政治犯罪的法庭）第一階段的審理對象，1943年2月22日，他們被由羅蘭德·弗萊斯勒法官負責主持審理的法庭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三個人並於同日被送上斷頭台執行死刑。他們三個人皆因為他們在面對死亡時的勇氣而留名於世，特別是蘇菲·索爾，儘管受到相當激烈的審訊（儘管有報告指出，他因為受到酷刑而斷腿的事情是錯誤的），其意志仍然相當堅定。她在審訊時告訴弗萊斯勒：「就如同我們所知的一樣，你也知道這場戰爭我們是輸了。但為什麼你卻如此怯於承認這件事？」[3]
白玫瑰的第二階段審理是在1943年4月19日。在審判前只有11個人被起訴，但在最後一刻，檢察官將Traute Lafrenz、Gisela Schertling、和Katharina Schueddekopf追加起訴。沒有人有辯護律師，只有在其中一人由她的朋友替她向法院提起上訴時有被指派律師。
胡伯教授被指控後，由他的好朋友Justizrat Roder，一個高級的納粹份子當他的辯護人，但Roder在胡伯被審訊以前卻未去看過胡伯，也未曾讀過胡伯的傳單。另一個辯護人完成了整個預審文件。而當Roder意識到所有的證據對於胡伯有多不利時，他辭職了，由那個年輕的律師繼續處理。
Grimminger最初因為資助白玫瑰而被宣判死刑，但他的辯護律師成功的運用技巧，讓Tilly Hahn說服弗萊斯勒相信Grimminger對於那些錢被用於何處毫無知悉。於是後來Grimminger逃過了死刑，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白玫瑰的第三階段審理在194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進行，因為弗萊斯勒預期威廉．格拉夫、Harald Dohrn、Josef Soehngen、和Manfred Eickemeyer將會被判死刑，而他不希望一次的審理中有太多的死刑，所以將這四個人的審訊延遲到隔天。然而，針對這四個人的證據卻遺失了，所以審理時間被推遲到了1943年7月13日才進行。
在這次的審理中，Gisela Schertling，他背叛了他的朋友，即便像是Gerhard Feuerle這麼要好的朋友也背叛了。但他最後撤回了對於她們所有人的證言。由於弗萊斯勒並未主持第三次審判，所以最後除了Soehngen (他只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以外皆因證據不足而被宣告無罪。
亞歷山大·許墨瑞和庫特·胡伯在1943年7月13日被斬首，而維利·格拉夫則在1943年10月12日時也被斬首。白玫瑰成員的朋友和同學、同事，曾經幫忙準備或發送傳單以及幫波普斯特的遺孀和稚子募集金錢的人也都被判6個月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4月19日被釋放後，Traute Lafrenz又再次被逮捕。她在戰爭的最後幾年都被關在牢裡，而由於聯軍的空襲，她的審判一直被延期並轉移至別的地方審理。他最後在1945年4月時被判刑，且之後很有可能被執行死刑。然而在判決後三天，聯軍解放了他被監禁的城鎮，而因此救了她一命。
紀念[編輯]
在慕尼黑大學中有兩座紀念此事件的廣場，一座是被稱為索爾兄妹廣場的中央廣場，而與之對立的廣場則是胡伯教授廣場。另外在慕尼黑大學的前方還有兩座大型的噴水池，分別位於路德維希大街的兩旁。一座是為了紀念索爾兄妹，而位於大街對面的另一座則是為了紀念胡伯教授。在德國境內許多學校、街道和其他場所皆以白玫瑰中的成員名字命名，以紀念白玫瑰運動。白玫瑰也成了許多藝術家的題材，包含了由作曲家烏多·齊默爾曼（Udo Zimmermann）完成一部相當受歡迎的歌劇─「白玫瑰」。
隨著納粹政權的殞落，白玫瑰成為了德國人心中對抗暴政的代表，讚揚他們此種不為私人利益的自我擴張行為。他們的故事成為了眾所皆知的事，作曲家卡爾·奧爾夫在他受到聯軍審訊時表示他是白玫瑰運動的發起成員之一（儘管有些人表示不認同[4]），且最後被釋放了。事實上，他只是認識胡伯教授，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奧爾夫曾經參與該運動。
大眾文化[編輯]
導演米高尹奧雲的1982年德國電影"Die Weiße Rose"和導演馬可羅夫蒙特（Marc Rothemund）的2005年德國電影"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都是講述白玫瑰事跡.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2018年7月11日 星期三
走出丛林的尼泊尔游击队领袖
不领一分工资 穷得没钱嫁女
| 2006年07月 |
一群人穿行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原始森林里，山谷间不断回响着震耳的枪炮声。他们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不断前行，酷热的天气让他们的棉布衫全部浸湿。他们时而停下来深吸一口稀薄的空气，再从茂密的树叶间遥望一下远方的山脊。那里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犹如迷宫，四周包围着沟壑、峡谷，这是他们打游击的天然屏障，甚至在尼泊尔的地图上都无法找到。
这就是过去10年间，尼泊尔反政府武装领袖普拉昌德和他麾下数以万计游击队员的真实生活写照。如今，随着尼泊尔政治进程的加速，他们终于走出丛林，即将回归政治主流。然而对全世界人，甚至是尼泊尔自己人来说，这支游击队领袖们的面孔和他们的丛林生活一样神秘，足以勾起人们种种猜测与遐想。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些真正神秘的面纱。
带上两把破枪进山打游击
今年54岁的普拉昌德是尼泊尔反政府武装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今年春天以前，尼泊尔人对他是只闻其名从未见其容。普拉昌德的本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1996年，因为主张废除君主制，他与尼政府产生分歧。同年2月13日，他带着满腔怒火，和他的支持者一起从首都加德满都走进尼泊尔西部的深山密林，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从此，他为自己取名普拉昌德，意为“愤怒之火”。
普拉昌德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处山村。尼泊尔迄今还保留着从印度传来的种姓制度，普拉昌德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虽然种姓甚高，但他的父母却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后来才逐步成为农民中的“中产阶级”。普拉昌德一家居住的奇特旺，是尼泊尔各民族、各种姓混居的地区，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角，他就能时刻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他说，自己毕生的目标就是推翻压迫在尼泊尔劳苦大众身上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他像马克思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上中学时，普拉昌德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并逐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上世纪70年代，他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学当了两年多老师，随后就成了尼共的全职干部。在尼共于上世纪90年代参政前，他一直从事着地下活动。
普拉昌德走进深山时，只带了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是两把破旧不堪的短枪，有一把还是不能用的。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偏远的警察哨所，以获取武器。此外，他们还在黑市上买武器，并逐渐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建工厂自造武器。短短半年，普拉昌德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游击队的规模初步成形。起初，尼政府对他们不屑一顾，认为这只不过是闹事的小股“恐怖分子”。但到2000年，政府军突然发现反政府武装已拥有1万多名士兵，控制了尼泊尔的半壁江山。于是，大规模搜捕普拉昌德的“围剿”行动在全尼泊尔展开。但这一行动从来没成功过，普拉昌德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此时，传言也满天飞，说根本没有普拉昌德这个人，是反政府武装“编造”出来迷惑政府军的。
可事实上，普拉昌德一直在领导着这支游击队。只不过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他的行踪。普拉昌德和其他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电话只与特定的一位领导人联系。按照反政府武装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任何两位领袖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而普拉昌德本人，据说从没在同一个地点过上两晚。在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１０年内战中，普拉昌德曾秘密躲到印度指挥游击战，在印度的5年里，数万名支持者的家都是他的藏身之地。
常年只有两三件衣服可换
山中岁月是十分艰苦的。10年间，普拉昌德每一天都在山林中穿行。反政府武装的士兵们除了食物和日用品外，每人每月还可以得到500尼币（９尼币约合１元人民币，下同）的生活补贴。可普拉昌德等主要领导人却从来不领工资，每人身边有一个助理负责支付他们的日常开销，每月报销一次。为了保证账目清楚，开销合理，反政府武装还有专门的监督小组，每3个月来查一次领导人的账。所以，自从走进山林后，包括普拉昌德在内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没有了个人财产。在日常生活方面，普拉昌德与普通士兵的待遇也一样。食物以素食为主，餐桌上最常见的是农民常吃的豆子拌饭，鱼一类的“高级食物”是绝少能享用到的。山里的医药十分匮乏，领导人生病也只有请土医生来看病，并且没有像样的药吃。士兵们穿自己工厂缝制的军装，普拉昌德等领导人为了隐蔽身份则不穿军装，常穿市场上随处都能买到的中国产T恤衫。可这样也就价值两三百尼币的T恤衫，每人也只有两三件，必须常年换着穿。因为条件所限，他们还长时间不能洗衣、洗澡。直到前些天来到加德满都与政府谈判，普拉昌德才穿上了干净的衬衣和皮鞋。进了城的普拉昌德甚至没有自己的小轿车，出门谈判要叫出租车。
据当地媒体报道说，普拉昌德是个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人，同时还有坚忍不拔的性格。10年来，尽管条件艰苦，他的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的3儿1女也都是反政府武装的全职干部。但年逾七旬的老父亲，普拉昌德已有5年没与之相见了。今年5月，普拉昌德回到奇特旺，在一个大型集会上结束发言后，与父亲见了1个小时，就匆匆离开。父亲说，普拉昌德看上去和10年前差不多，但好像“胖了不少”。普拉昌德曾对媒体表示，将来反政府武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之后，他本人将不会出任首相或其他高级职务，而要潜心研究理论问题。
博士理论家曾战胜国际象棋大师
52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是反政府武装的二号人物，主管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他是反政府武装中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理论家，也是领导人中唯一的博士。据说，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在求学生涯中，所有考试只有一次排名第二，其余都是全班第一。3２岁那年，他获得了印度名校尼赫鲁大学的建筑学博士学位。
从学生时代开始，巴特拉伊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1977年他成立了全印度尼泊尔学生联合会，还当选过尼泊尔首届民选议会议员。10年内战中，他一直是普拉昌德的左右手。尤其是他的理论文章和声明，使反政府武装的主张广为人知。2005年初，当地媒体曾报道巴特拉伊与普拉昌德之间因为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而出现争执。巴特拉伊随后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的妻子，同为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雅米也被解职。但当年7月，两人抛弃歧见，重新密切合作。现在，只要是普拉昌德出现的地方，巴特拉伊就一定会同时出现。
除了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巴特拉伊还是一位出色的国际象棋爱好者，据说其水平已达到专业水准。巴特拉伊经常自诩在喜爱国象这一点上，他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一样。更惊人的是，上世纪70年代，荷兰国际象棋大师、世界冠军马克杰利斯·尤伟访尼时曾举行过一人对多人的表演赛，结果，当时20多岁的巴特拉伊仅用23步就击败了尤伟，令其名噪一时。尤伟当时惊呼巴特拉伊是“尼泊尔的阿廖欣（俄罗斯著名国际象棋大师）”。直到现在，尼泊尔许多国际象棋迷还深为遗憾，他们觉得巴特拉伊本应成为该国第一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说，巴特拉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很高，得到了欧洲、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与印共（马）现任总书记卡拉特还是感情深厚的大学同学。
谈判高手穷得不趁100尼币
发言人马哈拉是反政府武装里唯一被人熟知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反政府武装的“形象代言人”。
47岁的马哈拉出生在反政府武装的摇篮——罗尔帕县的一个普通村民家庭。因为父母早逝，他从小就过着艰苦的生活。中学毕业的他曾在一所中学里当过12年的教书匠，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尼共，还在家乡组织起教师工会。马哈拉当选过下议院议员，1996年追随普拉昌德参加了反政府武装。10年中，他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他的家乡、根据地罗尔帕县。大多数反政府武装成员都住在山林里，但马哈拉几乎没在山里住过一天。因为家乡的贫困村民不断地邀请他来住。为了安全，马哈拉和同事们白天睡觉，晚上开会、活动。在政府军的围剿下，他有3次差点被捕入狱，但最终都在村民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随着反政府武装势力的不断壮大，尼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与其谈判。对普拉昌德来说，必须挑选出一个忠诚、坚定、并且谙熟政治规则的谈判高手。马哈拉就是最佳人选。他性格温和，即便发怒也面带微笑，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但同时，他的政治立场又十分强硬，从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于是，普拉昌德委派他出面与各界人士和国内外记者打交道，并与政府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艰苦谈判。今年5月13日，就是他率领3人谈判小组进入加德满都，频繁会见政党领袖和各界代表，阐述反政府武装立场，为普拉昌德返城打前站。有人说，如果谈判顺利，新临时政府组成时，马哈拉很有可能成为主要大臣甚至副首相。
然而，同普拉昌德一样，长期担任反政府武装领袖职务并未给他带来任何财产。马哈拉的女儿最近要结婚，给他打电话想筹点嫁妆，可马哈拉说他口袋里连100尼币也没有。
军事领袖喜欢冲到最前线
军事领袖巴德尔的名字，可能是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中最具温柔色彩的了，其意为“云彩”。当然，这只是他的外号，他本名叫塔帕。巴德尔是普拉昌德的亲密兄弟，两人同岁，不仅是同乡、儿时伙伴、大学同学，还是一起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他年轻时曾在俄罗斯一所大学学习工程技术，会讲一些俄语。巴德尔负责反政府武装中最强大的东部司令部，论名气，绝不在普拉昌德之下。但重兵在握的巴德尔为人却很低调，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也未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一直甘心在幕后辅助普拉昌德。
巴德尔不仅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更是喜欢冲到最前线的士兵。10年内战中，他一直亲自率领游击队向政府军及警方重要目标展开袭击。据说，他走遍了尼泊尔的75个县，深入到每一个连队。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闲不住地行军、讲话、开会，与士兵们同吃同住，一起种地，因此深得普通士兵的拥护。巴德尔请来了曾在英国、印度服役过的尼泊尔廓尔克军人训练士兵，将反政府武装打造成一支职业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部队。
此外，反政府武装中不得不提的领导人还包括目前正在印度监狱中的基然，他已经在那里呆了2年了。他是反政府武装的元老，正是他发现了普拉昌德的领导才能，并将其扶持成为头号人物。普拉昌德也一直视基然为党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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