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7日 星期五

庚子年八十国联军索赔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共输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并对外甩锅,激怒国际社会,多国酝酿向中共索赔。日前,中国一篇微信网文详论海外索赔的可行性,讥讽北京当局效仿慈禧引火烧身,暗喻中共在劫难逃。新唐人转载全文如下:
1900年,岁在庚子。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慈禧太后一举向十一国宣战。战败后与八国签署《辛丑条约》,约定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这次疫情如火如荼的在全球蔓延,第二次庚子赔款的呼声渐起。在此危急存亡之春,世界各国也正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满楼风。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出现庚子赔款的情形?
在本周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指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么这里的“外部环境变化”指的什么?
从三月中旬至今不到一个月时间,部分国家已经从专心抗疫,变成了边抗疫边寻求追责的可能。这一点,无论从这些国家的官方还是民间的舆论上,已经露出了相关苗头。
一.官方声音
(一)联合国–源头调查
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将建议安理会召开会议研究最新疫情,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先团结起来共同抗疫。待疫情结束后再对病毒源头展开调查。
(二)美国–矛头直指世卫
1.总统川普认为“我们不顾世卫组织的反对而做出了做出了关闭边境的决定。所以当他说政治化时,他才是政治化。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进行一项研究、调查(世卫组织),然后决定我们要怎么做。”
2.国务卿蓬佩奥说:“国际组织必须尽职,到达预期的目的。”
3.副总统彭斯表示:“我们要得到答案,我们将建立问责制,正如美国人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
4.参议员格雷厄姆认为“世卫组织将不会在下一个预算法案中获得美国的任何拨款”“世卫在撒谎、行动迟缓,他们一直在隐瞒实情。”
5.白宫顾问纳瓦罗:“他们打压了人与人之间关于防范病毒传播的信息交流,他们拒绝将其称为大流行病。他们基本上不鼓励旅行禁令。这种行为是我们见过的最严重的事情之一。”
6.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克萨利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
7.联邦参议员柯顿和霍利共同发起《2020李文亮公共卫生问责法》草案,该法案内容为授权美国总统制裁扭曲隐匿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外国官员,包括签证限制、冻结或限制相关人士在美资产的交易。
8.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在给谭德塞的信函中写道“你作为世卫组织的负责人,甚至赞扬中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的‘透明度’”
9.联邦参议员萨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中国的说法是错的。我不谈论什么机密信息,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在新冠问题上,中国过去撒谎,现在撒谎,以后还会撒谎。”
10.联邦参议院致函要求谭德赛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未来美国将如何为世卫提供资金的问题回答议员的提问,并说“如果中国能够在早期就获取真实的数据并与世界分享,将对各国防疫有极大的帮助。然而,数据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可验证性。”在这种情况下,世卫还称赞中国在疫情问题上“具有透明性”。
(三)英国–紧跟美国步伐
1.英国国会外委会报告:“世卫和他国一些科学家故意误导,导致了大流行关键早期阶段的分析不正确。”同时呼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20国集团”。
2.英国政府科学顾问向约翰逊首相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低报确诊数字,实际感染比公开报出来的要严重15到40倍。
3,英国会下院外委会主席图根哈特说:中国“像传播病毒那样迅速传播不实信息”。
(四)其他国家政要发声
1.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谭德塞说中国武汉没有病毒,要是世卫早点预警,各国也能早点应对。
2.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表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似乎是一个“惨痛的笑话”,“如果中国说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了控制,人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3.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在Twitter上发文,指中国医疗设备生产商趁火打劫,借疫情牟利。
4.巴基斯坦—前内政部长马利克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其组成新冠病毒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病毒是否是人造的及其来源地。
5.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提交议案。提议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农地,作为对澳洲政府的赔偿。
二.媒体声音
1.美国《纽约邮报》:美国会考虑通过联合国或欧洲人权法庭,向中国采取法律行动,因为中国在1月至2月期间,于全球购买数千万保护衣和20亿只口罩,同时禁止3M等公司出口N95口罩和手套等医疗装备。
2.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公布该报官网发起的一次读者投票结果显示,92.5%的读者赞成向中国索赔。6%不同意。
3.该报还报道了一份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的报告:全球大流行给七国集团(G7)造成约3.2万亿英镑的巨大损失,而“此前试图隐瞒疫情信息”的中国本可以减轻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
4.美国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显示,全美国7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对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负责。
5.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早在去年12月底台湾就曾警告世卫有人传人风险,但世卫没有重视。
6.土耳其《每日晨报”(Daily Sabah)》报导,土耳其律师阿克珀纳尔表示,境内可能会出现针对病毒造成死伤和经济损失而向中国政府求偿的诉讼 。
7.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宣称,这场危机让澳大利亚平均每人都要花费5000澳元,中国对此负有“特殊责任”,“赔偿金”最高5088亿元人民币。
8.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底严厉谴责中国提供假信息,科学家警告他说真实疫情数据应是中国通报的15-40倍。
9.法国《世界报》报导,在1月22日、23日的世卫会议上,中国代表向委员会和总干事施加了压力,称“宣布全球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不可能的”,与会成员在现场激烈辩论。结果武汉封城后,世卫组织仍然拒绝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0.美国《国家评论》称,在向中国索赔方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并没有有效的强制手段,因此建议美国可以尝试说服其他国家,在科硏及经贸合作方面对中国施压,还可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游说有中国投资的国家没收中国国营企业资产来补偿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
三.民间发声
1.美国国务院免疫学家伯克斯表示,中国的数据让人错以为新冠是另一场SARS而非全球流行病,“因为我认为可能瞒报了大量数据,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而后又发生在西班牙的真实疫情。”
2.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的儿子、国会议员爱德华发推特表示:中国再次选择隐匿某些严重事件,以逃避指责。他们原本可以拯救无数人命。
3.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副教授坎吉认为,根据医疗数据研究推测,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约在3万至6万之间,最保守值还比官方数据高出近10倍之多。
4.土耳其大学生切利克巴什致函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承担隐匿武汉肺炎疫情的责任并“赔偿”。
四.发起诉讼
1. 美国佛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已发起集体诉讼案,5千多名美国人加入了这场集体诉讼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爆发与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原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为此作出赔偿。
2. 美国律师拉里?克莱曼向德克萨斯州北部的联邦法院起诉,控告中国研发生物武器,致病毒全球大流行,并要求赔偿至少20万亿美元。
3. 美国纽约的医护人员.也起诉了中国政府,认为其对疫情处理不当,恶意囤积抗疫急需的用品,阻止物资出口等
4. 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印度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申诉,指控中国审查讯息隐瞒疫情,还一度拒绝对中国的感染者进行旅行管制,导致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
5. 埃及律师近日提起诉讼,要求中国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万亿美元。
看完上述介绍,应该认同我国“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基本事实了。当然,你也许会说,这都是吓唬人或闹着玩的,杞人忧天,根本不会发生。
但既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做好应对这种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就应该居安思危,站在对方角度,进行索赔的可行性分析,不打无准备之仗。
第一,索赔是否大概率发生?
目前看,各国暂时虽然是民间表态为主,官方态度貌似不明朗。但英美已经开始问责世卫。向世卫问责,且矛头直指隐瞒疫情,毫无疑问这是给未来捆绑中国做铺垫。因为世卫的数据是中国给的,同时也始终与中国站在一起的。这才有了国内媒体“保卫谭德赛”的呼声。
在此我也提示大家特别应该注意他们民间和民调的声音。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以民意为基础从事的,西方国家的政客几乎不会逆民意行事,更不会对民众不感兴趣的议题发难。现在披露的民调都是三月份所做,那时英美等国疫情刚到爬坡期,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民众心理承受范围。当这两个数据越来越高,越来越惨烈的时候,该国民众迫切需要宣泄的民族以及民粹主义诉求亦会急剧攀升。这一方面会让当地政客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但同时,媒体必然顺应民意,登高一呼,压力巨大的政客也必然会随声附和。
第二,会有新八国联军吗?
最悲观估计可能会有八十国。因为,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焦头烂额的与病毒搏斗中,主要政客根本无暇他顾。执政党派现在并没有表态,一方面是观察国内民情,一方面观察国际动向,并且不排除在私下已经开始相互串联/打气。
而前一阵我国新闻发言人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情况下,单方面抛出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入中国这个说法,不但激怒了美国,也刺激了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眼里,疫情源头毫无疑问来自于武汉,在没有实际证据且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支持情况下甩锅美国不成功后。而作为各方面实力远远弱于中美的自己,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背锅侠?这种心理驱使下,有可能把一些摇摆国家,推向美国怀抱。
从现在美国的国内官方/民间/媒体三方氛围看,美国第一个站出来,成为索赔的带头大哥的可能性相当之高。
当各国承受着疫情打击以及疫情结束后的经济衰退等多重惨痛损失的时候,有个大国站出来向中国索赔。我认为多数国家的政客,应该会参与。这样做的好处,无疑可以把防疫结果不理想的锅甩给中国或世卫,以最大限度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同时万一索赔成功,还能弥补一部分损失,并向民众炫耀成果。即便索赔不成功,也没有增加什么损失,还可以向国内表示:你看美国也没办法,我努力了,只能这样了。在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心理作用驱使下,羊群效应的发酵,会随着参与国家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最终形成八十国联军这种索赔声势就成为了可能。
第三,病毒的源头在中国吗?
首先定义一下源头。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源头,是指病毒的来源。以萨斯为例。经过14年的追寻,我国的p4研究所科研人员终于在广西的一个山洞的蝙蝠身上发现了萨斯的原始病毒毒株。这个发现一是历时很长,二是结果至今未能被科学界全部接受。况且,这一次还有病毒是被该研究所泄露说法。因此用十几年时间来扯如此复杂的科学问题,显然不现实,这些国家也必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而联合国对此不具备强制力和约束力。
所以这里所说的源头,是指疫情从哪里发生和哪里蔓延的。是指的这个事件的起源而非病毒的起源。就像萨斯的事件起源一样,全世界包括中国从来没有过争议。萨斯就是从广东省顺德地区开始发源,传播到北京后爆发,再经由香港传向世界其他国家。
而关于这次病毒的源头,毫无疑问是武汉。理由有二,一是汇集全世界流行病学家提供的病毒样本的网站(https://nextstrain.org/ncov/zh) 所统计的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3123样本,至今全部 3123个病毒共同祖先都来源于武汉。这是科学实证,而且最早的病毒信息,都是由中国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湖北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这些官方机构上传的,完全没有任何造假或栽赃的可能。二是,关于发言人所说九月份美国军人传入的说法。只看看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今天的美国的令人震惊的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就可以知道以新冠病毒这种恐怖的传播能力,半个月就能搞瘫痪一个城市(武汉),一个月就能崩溃一个国家(意大利),两个月就能让美国感染人数超过50万,三个月让全球百万人感染且死亡超过10万。如果这个病毒在12月份之前就在武汉以外地区存在,那么这些地区是怎么做到在武汉以后爆发的?怎么做到只感染武汉一地不感染本国及周边地区的?如果有不隔离,不封城,不深度打击经济就能控制病毒的能力,这些国家为什么在压制几个月后,不玩了,放任病毒肆虐?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同时也是国外政府或媒体从来没有人接受我国发言人说法,去质疑源头来源于武汉以外地区的根本原因。
第四,索赔理由是什么?
当前我国媒体还在一厢情愿的指责索赔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肚子坏水,或者不应该用一场灾难向同样是受害人的国家索赔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先思索一下,你这种指责能阻挡人家索赔的脚步吗?你这时候难道不是赶紧站在索赔国家角度来想想看,他们打算怎么说怎么做,来备战备荒而不是骂大街吗?
他们是不是仅仅就因为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而发难?显然不是,因为萨斯那次就没有这么做。
那么这次会从哪个角度发难哪?回头看一看各国官方/媒体/民间的声音,不难发现。就一个核心词:瞒报。这应该就是最终索赔理由。但萨斯那次我们也瞒报,而且还为此处理了两名高官,不也没被追究吗?同样很简单,萨斯之前没有相应的国际条约约束。
而在萨斯结束后的2005年,全球194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卫生条例》,中国当然是缔约国之一。该条例第六条要求:各国迅速、及时、准确地向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潜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充分详细信息,以便采取预防世界大流行的措施。第十条:各国须在24小时内按要求提供及时和透明的信息,并参与对所出现的风险进行协作评估的工作。因此,我推测,各国会援引这一国际条例发难。
第五,索赔证据和指控逻辑是什么?
我们现在罗列一下对我们不利的证据,目前有利的证据没必要例举,因为拿出来就能压住对方。下面重点分析一下我认为他们已经掌握的一些不利证据及其指控逻辑。这些分析仅限当下能够通过公开渠道轻松获取的资料。
1. 李文亮事件,该事件的过程不再赘述,只看结果。从目前国内外相关新闻来看,几乎没有正面评价,均为负面。而且该事件在全球眼球效应十足,传播范围广泛,这个证据我认为具备很大杀伤力。这个从美国议员提出用他的名字命名法案就可见一斑。
2. 数据真实性质疑,这应该是未来双方攻防的一个重点问题。在此仅举一实例,《南华早报》3月13日披露官方资料显示,11月17日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到2019年最后一天确诊病例达266宗,到了2020年首天已增至381宗。而武汉市卫健委官方网站的消息披露截止1月12日24时,确诊病例41例。此后五天均报告无新增病例,但一名殉职的医护人员夏思思的确诊时间是1月14日。
因为中国最早爆发了疫情,并把数据向世卫和世界各国包括本国都进行了公开披露。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中招,也跟我国一样获得了相关数据,死亡率/确诊率/重症率/治愈率等等。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朗在内的国家,开始质疑数据,这又是为什么?
在目前各方暂未抛出各种证据之前,质疑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作为第一个面对这个病毒并仓促应战的中国,与世界上医疗水平最高且准备显然要充分得多的美国的数据,相差太悬殊。而且中国的人口基数还是美国的3-4倍。你从正面理解,是你防疫得当,如果人家从反面理解,你是故意在隐瞒哪。
比如治愈率,我国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同样一月中开始感染的日韩台新这些国家的治愈率大致在20-30%之间,学过统计的都知道,在同一个问题上,会有误差,类似于这几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误差,属于正常范围,但20%和90%之间的差异,跟中国与美国的感染人数为8万和50万的距离一样巨大,这在统计学上完全不成立。爱国群众的结论可能是,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都错了,就我国对了。或者他们针对中国修改了数据?这种理由,你能说服自己,能说服其他国家吗?
特别是在全世界各国数据汇总并交叉对比后,本国数据跟谁的数据趋向于一致,人家就会相信谁的话。让我们继续观察后续情况吧。虽然爱国群众继续可以把治愈率高解释为我国医疗水平厉害。如果是这样,国家对外公布了自己有效治愈的方案和药品了吗?而且对于我国已经采取一省包一国策略,去救援仍在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伊朗等这些疫情比中国现阶段严重的多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治愈率是否迅速提升,达到或者接近了中国这个水平?我们已经公布的数据是完全无法修改的,一旦数据误差和发展趋势跟大多数国家不一致时,这些国家相信中国还是指控中国的国家,答案不言而喻。
3.关于人传人问题。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在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Dynamics of the initial spread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文章(网址链接: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316)。这篇文章显示,武汉大约每7.4天病例数据就会增加一倍,自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包括李医生和夏护士都是人传人所感染。从这个论文可以知晓,我国的部分医疗或者科研人员在元旦期间就已经获知人传人证据。但是世卫组织1月14日才宣布有限人传人,我国1月21日正式对外公布存在人传人。这篇全部由我国疾控中心专家联合发表的论文,无疑又是一个颇具杀伤力的证据。
4.关于疫情通报问题。我国新闻发言人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实际上,根据其他各国反应看应该不止通报了美方,还向港澳新加坡日韩等等多国同步进行了通报。我认为这里也许会存在隐患,因为目前双方都没披露,使用通告方式,以及历次通告内容是什么?如果人家拿出你发的电邮,证明你当时通报内容是: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话,基本上坐实了你向国际瞒报的事实。如果你说的不可防控,又与你在一月中旬的所作所为不相符合,这一点非常尴尬。
5.关于世卫组织。不管在人传人问题还是防疫表现上,世卫一直力挺中国,这也导致了他现阶段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曾经支付4亿美元费用的美国准备停止付款,这对于世卫这类民间组织无异于釜底抽薪,其他国家没有能力可以堵上这个经费窟窿。目前看,至少在人传人这个问题上,世卫组织显然具备两个嫌疑,要不是不认真审查科学证据的失职,要不就陷入串通中国瞒报的渎职指控。不管是哪个,现阶段,第一背锅侠的角色几乎呼之欲出了。
6.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不是1月23日,而是提早三周实施严格防疫,可减少全球95%的感染。
上面几个证据,除第6条外,其他基于的都是中国媒体或者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报道或者论文。很容易被人家拿来作为证据针对中国。如何应对确实存在重大考验。
第六,索赔的成功性有多高?
1,目前已经发起的诉讼,基本都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在所在国发起。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非经被告国家同意,都有免于受审的权利。因此这些诉讼只是一些炒作,可不必关注。
2,目前可以操作的诉讼选项中,只能由主权国家提出,比如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欧洲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等发起。这属于常规打法,存在现实可行性。
3,上面说的仅仅是常规打法,而非常规打法,则是可以采纳英国提出的建立一个临时性机构处理的模式。发起类似于波茨会议的组织,然后召集中国协商,协商成功多方签约;协商不成,由该机构自行制作决议,然后督促中国履行。
如果我国不履行,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不管是国际法庭的裁决还是波茨坦会议的决议,都不具备被动执行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履行,理论上可行,但后果不好说。假设只有一两个国家,你不履行,他除了谴责,也没其他对付你的办法。如果你面临十几或者几十个国家的决议,你面临国际责任和道义压力显然很大,一旦赖账,将在国际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七.会不会有战争?
战争一般会在完全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发动的,而且,自二战以后,全世界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除了个别区域的局部战争外,一直没有过发生世界大战。而且世界大战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实力相当的阵营。自从冷战结束后,这个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包括美国都没有一个群殴八十个的实力。所以作为被索赔方,真的面临十八路诸侯围困虎牢关时,董卓也仅仅勉强自保,哪有主动出兵的道理?
对方会不会出兵哪?仍旧是上面的那个答案:民意。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一定是民意推动的,绝不是几个人能最终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人宣扬911是五角大楼策划的阴谋论,美国本土还有很多人相信。那是因为这样才能给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足够的理由。在面对本来就不是一个上纲上线的敌我矛盾问题时,从各国民众的反战情绪来看,发起战争的民意基础严重不足。
同时还有重要一点,中国是拥核国家。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政府非常重要,谁也不会想擦枪走火,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美国,他们比谁都清楚这里的利害关系。六零年代中苏战争,苏军失利后准备核报复中国的时候,美国强硬制止,逼迫苏联最终放弃了核攻击计划。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旦发动核打击,最大风险会是整个地球的毁灭。因此我们看到,美国都会容忍跃跃欲试研发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这么久,仅仅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主动对核国家发起战争的可能性远远低于讨伐那两国。
当然,即便是跟上一次庚子一样,最终签约同意赔款,仍然存在变数。满清的庚子赔款实际没出那么多钱。为啥,因为随即爆发的一战中中国选择了参战,立刻对敌对方的德奥拒付了赔款,与中国一个阵营的其他国家也都纷纷进行了退款。所以,最终并没达到条约所约定的那么大的损失。
但这种完全拼人品的事。属于买彩票“赌国运”行为。把拥有14亿苍生的国家,用赌博方式来决定他的未来,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行为。
也许疫情消退的喜悦还挂在脸上时,一个索赔的浪潮,会向我们席卷而至。
海啸时,每一片水花都不是无辜的。
这个每天都在创造历史的大时代,会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始终牢牢绑在一起的。最终,在滔天巨浪中形成的每一朵小水花,落在每个人头上,都会变成一个家庭的海啸。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作者:@人生何处不相逢

2020年4月16日 星期四

北京之战,或史称北京解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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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战
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
The race to take Peking first.jpg
《联军向北京城堡发起总攻》。葛西虎次郎所作(1900年)
日期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 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4日 - 15日)
地点
结果联军胜利
参战方
八国联军
Yihetuan flag.png 义和团
清朝 大清
指挥官与领导者
大日本帝国 山口素臣
俄罗斯帝国 尼古拉·连纳维奇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阿尔弗雷德·盖斯利
美国 阿德纳·查菲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亨利-尼古拉·弗雷
清朝 袁世凯
清朝 荣禄
清朝 端郡王
清朝 董福祥
清朝 马福禄 
清朝 马福祥
清朝 马海晏
清朝 马玉昆
清朝 宋庆
兵力
18,000人不详
伤亡与损失
60被杀
205受伤
不详
北京之战,或史称北京解围战,是1900年8月14日—15日由英军率领的八国联军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解北京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之围的战役。从6月20日起,义和团军队和中国朝廷军队就包围了北京城内奥匈帝国比利时英国法兰西意大利德国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和美国公使馆内的外国外交官、市民、士兵。

背景[编辑]

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统领的2,000多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发起的第一次解公使馆之围的尝试于6月26日被激烈抵抗所击退。
8月4日,第二支也更大的救军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军。联军由大约18,000名士兵组成(4,300名俄军步兵、哥萨克和炮兵部队;8,000名日本步兵;3,000名英军,主要是印度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2,500名备有大炮的美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800名备有大炮的法军(印度支那)旅)。[1]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虽然是八国联军成员,但在当时的解围军队中没有贡献大量士兵。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解北京公使馆之围路线。
联军在8月5日和6日分别在北仓之战杨村之战击败中国军队,于12日到达距北京14英里的通州[2]这支救军因热衰竭和中暑而受损,有能力参与袭击北京的人可能并不超过10,000人。[3]
英、美、日统帅想在13日推进攻打北京,但俄军统帅说他需要多一天准备,于是13日被用来勘察和休整。[4]

目的[编辑]

联军的目的是杀出一条道路进入北京城,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救出自6月20日起被中国军队包围的900名外国人。
北京有难以对付的防御工事。城市被21英里长、开了16座门的城墙包围。内城周围的墙高40英尺,顶端宽40英尺。毗连的外城高30英尺。城墙之间的人口大约100,000人,虽然很多已经因拳民和中外军队在使馆区的交战而逃离了。[5]
13日夜联军推进到距离城墙大约5英里的位置时,他们能听到城内重炮和机枪的声音。他们害怕自己迟来了一天而未能拯救同胞。[6]
救军不知道2,800名赤贫的中国基督徒正在使馆区与外国人一同避难,也不知道距离使馆区三英里的地方正在进行第二重围城。罗马天主教会北堂自6月15日起已被拳民及中国军队包围。守卫教堂的是28名外国神父和修女、43名法兰西和意大利士兵和3,400名中国天主教徒。在北堂避难的人们已死了数百,主要死于饥饿、疾病和在围墙下被引爆的地雷。[7]被围期间使馆区的900名外国人有66人身亡,150人受伤。中国基督徒的伤亡则未被记录。[8]

战斗[编辑]

对北京的袭击是以竞赛的形式,看哪国军队能获得解救公使馆的荣耀。[9]
四国军队统帅同意各自攻打不同的城门。俄军被分配攻打最北的东直门,日军攻打从东直门往南数第一个门齐化门朝阳门),美军攻打东便门;英军攻打最南的沙窝门广渠门)。法军显然被排除在计划外。
被分配给美军的城门距使馆区最近,他们似乎有最好的机会最先到达公使馆。但俄军破坏了计划,虽然不清楚是否有意。[10]一支前行的俄军在14日凌晨3点到了美军攻打的东便门,在门外杀死30名中国士兵,用大炮在门上炸出一个洞。进入城门后,在内外门之间的天井内他们却陷入激烈交火,26名俄军阵亡,102人受伤。幸存者被困数小时。[11]
1900年北京被很多城门的高墙包围。14日早晨外国军队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日、俄、英军通过城门杀入城中。美军翻墙。
当天早晨美军到达被分配攻打的城门时,他们发现俄军已经交战,于是向南移动军队200码。到达后,号兵卡尔文·P. 蒂图斯请缨翻越30英尺高的墙并成功。其他美军跟随他,使用云梯,第九步兵队在早上11:03在外城城墙升起美国国旗。美军在墙头和中国士兵交火,从另一边爬下墙,向西向内城城墙附近的使馆区进发。[12]
同时,日军在被分配的城门遭遇坚决抵抗,正在用炮火轰门,最后也阵亡约100人。英军则容易一些,中午到北京,下午2时许攻入沙窝门,实际上未受抵抗。美英两军注意到最易进入使馆区的入口是所谓的水门——行经内城城墙下的一条排水管。英军先到。他们渡过排水管的淤泥,进入使馆区,受到被围人群的欢迎,全都打扮光鲜。围攻使馆区的中国士兵打了几枪打伤一个比利时女人后逃走。当时是14日下午2:30。英军除一人死于中暑外,全天无伤亡。[13]
大约下午4:30,美军到达使馆区。他们当天的伤亡为1人阵亡、9人受伤,另有1人在翻墙时跌落受重伤。伤兵之一是后来成为将军和同时代最著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斯梅德利·巴特勒[14]俄、日、法军当夜趁中国方面的反抗逐渐消失而进入北京。对使馆区的包围结束了。[15]

后果[编辑]

次日即15日早晨,中国军队——可能是董福祥的甘肃穆斯林军——仍然占据内城的部分城墙和紫禁城。偶有向外国军队的射击。美军统帅查菲命所部军队清理城墙,占领皇城。在俄军和法军帮助下,美军大炮从一系列城墙和城门中炸出一条路进入皇城,在紫禁城城门暂停进军。美军当日伤亡为7人阵亡29人受伤。[16]阵亡者之一为生于爱尔兰的54岁的著名炮兵亨利·约瑟夫·莱利将军。[17]
慈禧太后、皇帝和几位朝廷成员在美军撞击紫禁城城墙前几个小时于15日清晨逃离北京。慈禧太后着农妇装扮,与皇室用三辆木制手推车溜出北京。中国官方称她逃往山西省为“西巡”。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的和藏在紫禁城中的是太后信任的助手们,如统领军队又是她儿时朋友的荣禄。[18]正阳门甘军与联军有一场激战。[19][20]统军的穆斯林将军马福禄与堂兄弟四人在向联军冲锋时阵亡,共计一百名来自他家乡的回族东乡族穆斯林军队在正阳门激战中阵亡。[需要更好来源]正阳门之战是对抗英军的。[21]战后,甘肃穆斯林军队如将军马福祥等参与护送太后逃亡。[22]未来的穆斯林将军、后来率穆斯林骑兵在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马彪当时在将军马海晏属下作为士兵在义和团拳民中在北京之战中对外国人作战。[需要更好来源]马海晏在皇室到达最终目的地西安后因劳累而死,其子马麒接手职位。马福兴也在马福禄帐下护卫清朝廷逃亡。[23]这些穆斯林军队被描述为“勇者中最勇敢的,狂热者中最狂热的:这也是为什么皇帝城市的防御会被托付给他们。”[24]
对北堂的解围直到16日才发生。日军偶然在早晨到达教堂,但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和被围者都陷入迷茫。不久法军到达,在幸存者的欢呼声中开进教堂。[25]
17日,联军的代表见面,认为“鉴于外国军队进军紫禁城的过程中已遭到中国军队的顽抗”,先前试图与东门敌军谈判无果,联军如果不采取行动将造成乱局,应该继续战斗直到“北京以及附近村庄的反抗力量全被粉碎”,否则会陷入完全的无政府情况,造成普通居民的灾难。他们还宣称“恢复和平最好也是唯一的希望在于粉碎武装抵抗”。[26]
27日,联军人数因为德、意、奥匈军队抵达和法军大规模增兵而大为增加。联军行军穿越紫禁城,象征性地展示他们完全控制北京;清廷对此抗议,因为这违反了外国人与多数中国人不能进入紫禁城的规矩。由于联军承诺不会占领紫禁城,但如果不允许他们穿越的话就会摧毁紫禁城,清廷屈服。[27]

占领[编辑]

美军第十四步兵团士兵攀登北京东便门附近城墙。号兵卡尔文·珀尔·蒂图斯率先爬到墙顶,其他士兵随后徒手攀登。右方燃烧的城门描绘中方抵抗俄军。
北京在包围使馆区的战斗后是一座破损的城市。拳民已开始了破坏,毁灭了所有天主教徒的教堂和家,在全城到处放火。包围期间瞄准使馆区和北堂的中国大炮也重创了邻近地区。未被埋葬的尸体在荒废的街道上散乱着。[28]外国军队分区占领北京。每个区域都由一支占领军管理。
16日,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又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话说,对北京的占领成为了“自从皮萨罗以来最大的劫掠性远征”。[29]每国都指控他国为最糟的劫掠者。传教士麦美德博士说:“俄军士兵行为恶劣,法军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日军则毫无慈悲地掠夺和放火”。[30]英军采用一种方法维持某种控制。他们在自己的公使馆除星期天外每个下午举办“劫掠拍卖”,然后所得款项由一个发奖委员会在军中分发。[31]尽管查菲将军禁止劫掠,美军也不是无辜的。“我们反对(劫掠)的规则是完全无效的”,一位美国牧师说。[32]
曾被围的市民和传教士因熟悉北京,占了最成功的劫掠者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劫掠可能是正当的,如天主教主教樊国梁和美国公理会教友梅威良有数百饥饿的中国天主教徒要照顾,需要衣食。但对必需品的劫掠很快发展成对利益的劫掠,广为记者批评,很多人在自身沉迷于劫掠的同时谴责他人。[33]北京的中国人也沉迷劫掠,并建立市场出售所得战利品。[34]
北京的外国军方领导对郊区派出了惩罚性的团队,俘杀被怀疑为拳民者。有很多人被外国军队不问青红皂白地杀害。美国的查菲将军说:“可以肯定地说,北京陷落后,有一个真正的拳民被杀的地方,田间有50个无害的苦力和劳工,还包括少数妇女和儿童也已被杀。”[35]大多数的惩罚性团队都是法、德所派。[36]
1901年9月7日,八国联军和中国政府代表李鸿章庆亲王奕劻达成和议《辛丑条约》。和议要求中国赔款335,000,000美元(换算成现在的美元则多于4,000,000,000)加上39年的利息,同时要求处决或流放政府中支持拳民者、毁掉华北多地的中国堡垒和其他防御设施。和议签订10天后,外国军队离开北京,而公使馆护卫队仍留在那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37]
和议既已签订,慈禧太后也于1902年1月7日从“西巡”中回到北京,尽管清朝恢复对中国的全国统治,但是因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战败和和议的赔偿和条款被削弱很多。[38]太后于1908年去世,清朝也于1911年崩溃。

影响[编辑]

在抗日战争中,当日军要穆斯林将军时任国民政府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马鸿逵叛变,做日军下属穆斯林傀儡政权的首脑时,马鸿逵通过宁夏省国民党部书记周百隍回复日军军事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指出他的很多亲戚包括伯父马福禄都在北京之战对八国联军作战时阵亡,而日军在当时占联军的大多数,所以他不会和日本人合作。[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和日军作战的马彪在提及自己在义和团运动服役之事时说:“恨不得马踏倭鬼,给我已死先烈雪仇,与后辈争光”。[40][41]

图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