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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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画传 ——请不要忘记这个20世纪最后的证人 作者：师永刚 詹涓 第一部分：前序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 第四部分：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 第五部分：工业部长阁下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受难曲 第八部分：后记

游击战：一种手段

游击战：一种手段

切·格瓦拉

（原载一九六三年九月份的一期《社会主义古巴》杂志）

　　游击战曾无数次地被人们运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不同的目的。近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运用过它——人民的先锋队在解放战争中采用了非正规的武装斗争道路以反对战斗力较强的敌人。亚洲、非洲和美洲向来是游击战的舞台，人们争取在反对封建和新老殖民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夺取政权。在欧洲，游击战被本国或盟国的正规军当作补充手段。

　　在美洲，人们曾在各种不同场合下运用游击战。较近的间接先例可以举塞萨尔·奥古斯托·桑地诺在尼加拉瓜的塞戈维亚反对美国远征军的斗争。最近的例子有古巴的革命战争。从此以后，在美洲，游击战的问题就被提出来在本大陆各个进步政党中进行理论上的讨论，运用游击战是否可能和有利，成了热烈争论的主题。

　　本文试图表明我们对游击战的看法，并阐明怎样才是正确运用这种战术。

　　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斗争形式是一种手段，一种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取得政权。它是一切革命者必需的和必然的目的。因此，在分析美洲各国的具体形势时，应该只限于狭义地使用游击战的概念，即仅限于为取得政权而斗争的手段。

　　人们几乎立即产生一个问题：游击战这种手段是在全美洲取得政权的唯一形式呢？还是一种主要形式，或者斗争中所使用的形式之一？最后，有人问道，古巴的例子可以用于大陆的其他现实吗？在争论中，有人经常批评那些想进行游击战的人，指责他们忘记了群众斗争，似乎这是两种对立的方式。我们反对这种看法所包含的言外之意。游击战是一种人民战争，是一种群众斗争。要想在没有居民的支持下实现这种形式的战争，那就预示着必不可免地遭到惨败。游击队是在一定地域的一定地区内活动的人民的武装的战斗先锋队，它准备发动一系列战斗行动以求达到唯一可能的战略目的——夺取政权。它得到活动地区以至整个地域内的工农群众的支持。没有这些前提就不能进行游击战。

　　“我们认为，在我们美洲的形势下，古巴革命对美洲革命运动作出了三个基本贡献。它们是：第一、人民力量可以战胜反动军队。第二、不应该老是等待一切革命条件成熟；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革命条件。第三、在不发达的美洲，武装斗争的战场基本上应该是农村”。（《游击战》——格瓦拉著的一本书——编者注）

　　这就是古巴革命对发展美洲革命斗争的贡献，适用于本大陆任何可能发动游击战的国家。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指出：

　　“在我们这些国家里，不发达的工业状况与封建性的土地制度相互结合着。因此，虽然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极其艰难，农村人口却受到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除了若干例外情况，它也是拉丁美洲各国在比例上占绝对多数的阶层，往往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除去那些往往住在城市中的地主之外，其余的农村居民都靠在庄园中做雇工挣得极其低微的工资活命，或是在中世纪也不如的剥削条件下种地。就是这些情况，使拉丁美洲的农村贫苦居民成为潜在的强大革命力量。

　　“剥削阶级赖以维持其政权的军队，是按常规战争的需要组织和配备起来的，当它们必须在农民的天然活动场所对农民展开非正规战时，它们就完全不中用了。每倒下一个革命战士，他们就要付出十个人的代价，他们的士气迅速低落，因为他们必须应付一个看不见的、不可战胜的敌人。这个敌人，使他们没有机会施展他们的学院式战术和大吹大擂的战争方法，这是他们在镇压城市工人和学生时所炫耀的手段。

　　“小批战士最初的斗争得到新生力量的补充而不断地发展壮大，群众运动开始展开，旧的秩序逐渐土崩瓦解。这时，就是工人阶级和城市群众决定战斗的时刻了。

　　“是什么使得这第一批战士的斗争在一开始时就在人数众多、力量雄厚、资源丰富的敌人面前成为不可战胜的呢？是人民的支持，而且他们将愈来愈多地得到群众的这种支持。

　　“然而，农民是一个无文化和闭塞的阶级，需要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点，他们就不能自已单独地展开斗争并赢得胜利。

　　“在拉丁美洲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表明，在我们这些国家内，这个阶级尽管与美帝国主义有利害矛盾，却不能反对美帝国主义，它由于害怕社会革命和害怕被剥削群众的呼声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这些论点是这一美洲革命宣言的精华，在宣言的其他段落中作了以下一些补充：

　　“每个国家的主观条件，即觉悟程度、组织性和领导这样的因素，能够根据发展程度的大小，加速或推迟革命。但是在每个历史时期，当客观条件成熟了的时候，迟早人民会觉悟的，会组织起来的，领导会出现的，革命会爆发的。

　　“这个过程通过和平的途径发生或者是在分娩的阵痛后发生，这不取决于革命者，而是取决于阻挠新社会产生——这个社会是旧社会本身固有的矛盾所产生的——的那些旧社会的反动势力。革命在历史中好像一位助产医生，它帮助新生活的诞生。没有必要时，它不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每当必要，它就毫不犹疑地采取暴力手段来助产，从而给被奴役和压迫的群众带来过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中，革命现在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这是由美洲人现在遭到的骇人听闻的剥削、群众革命觉悟的发展、帝国主义世界危机和被奴役人民的普遍斗争所决定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我们从这些基础出发来分析美洲的游击战问题。

　　我们认为，游击战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分析这个目的，并研究在我们美洲能否通过武装斗争以外的其他手段取得政权。

　　和平斗争可以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在发生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迫使政府让步。使人民力量有可能夺取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理论上说这是正确的。当我们根据美洲的情况分析这个问题时却必然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在本大陆，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使群众不得不采取暴力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政府；在许多其他国家，存在着政权危机，同时也具备某些主观条件。当然，在那些一切条件都具备的国家，不去采取行动夺取政权甚至是犯罪的。在那些没有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应该根据理论探讨作出适用于每个国家的决定。历史不允许的只是无产阶级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犯判断错误。先锋政党的资格是不能像领大学文凭那样取得的。作为先锋政党，就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率领工人阶级，善于领导他们夺得政权，包括通过最迅速的途径把斗争引向胜利。这就是我们革命政党的使命，而为了不犯错误，分析应该是深刻和详尽的。

　　今天，美洲的情况是，寡头专政和人民压力互争胜长，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状态。我们使用“寡头”一词，指的是在封建结构或多或少占优势地位的条件下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结成的反动联盟。这些独裁政权在一定的法制范围内更替着，这种法制是他们自己为了在无限期的阶级专政时期内更好工作而自行制订的，但是，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人民压力很强烈的阶段，他们正在敲资产阶级法制的大门，为了阻止群众的冲击，这些法律的制定者会自己破坏法制。然而，无耻地破坏事先制定的一切立法或为肯定既成事实而事后制订的立法，只会使人民力量更加激昂。因此，寡头专政企图利用旧有的法规来改变宪法制度，并在避免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扼杀无产阶级。然而，这就产生了矛盾。人民已不能忍受由独裁政权建立的旧有的和新的各种强制性措施，并力图粉碎这些措施。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强制性和局限性。列宁在谈到国家时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国家与革命》）

　　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容许，“民主”一词被利用来粉饰剥削阶级专政，而失去其真正的深刻含义，变成仅仅意味着给予公民某些自由。仅仅争取恢复某些资产阶级法制，而不提出革命政权问题，就等于争取恢复当权的社会阶级限定的独裁秩序；总而言之，这不过等于争取给苦役犯换一副较轻的镣铐而已。

　　在这些冲突的条件下，寡头阶级就会撕碎他们自己的协定、揭掉“民主”的面具并进攻人民，尽管它总是企图利用为进行镇压而构成的上层建筑的方法。这时要再一次提出这个抉择：怎么办？我们回答：暴力不是剥削者的世袭权力，被剥削者可以利用暴力，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就应该利用暴力。马蒂曾说过：“在一个国家可以避免战争而挑起了战争的人就是罪犯；而不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的人也是罪犯”。

　　另一方面，列宁表示：“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这是列宁在一九○五年讲的。其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列宁深刻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特点：“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形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新社会的接生婆——暴力；只不过应该在人民的领导者断定情况最有利的时刻才使用罢了。

　　怎样才是最有利的情况呢？在主观上取决于两个交互影响并在斗争过程中日臻成熟的因素：对革命转变必要性的觉悟和这种革命转变的确实可能性；有了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客观条件——几乎在整个美洲客观条件对发展这种斗争都是极有利的——，再加上赢得斗争胜利的坚定意志以及世界力量的新的对比，那就具备行动的条件了。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远在天边，但它们对斗争中的各国人民的有利影响是经常可以感觉得到的，它们具有教育意义的榜样必将更加鼓舞各国人民。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说：“革命者的任务，尤其是在现时刻，是善于认识和掌握在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并要了解到这一变化是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斗争的。革命者的任务，拉丁美洲革命者的任务，不是等待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拉丁美洲产生社会革命的奇迹，而是充分利用这种力量的对比中一切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因素，并且要干革命！”

　　有人说“我们承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夺得政权，革命战争是一种适当的方法；但我们从何处得到那些伟大的指挥者——把我们带向胜利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们？ ” 菲德尔·卡斯特罗，跟一切人一样，是历史的产物。在美洲领导起义斗争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们，如果可能统一为一人，将在战争本身的实践中学到战争艺术。没有一种本领、一种行业是光靠书本就能学会的。在这种情况下，斗争就是伟大的老师。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任务不是简单的，还会遇到一些严重的威胁。

　　在武装斗中的发展中，对革命的前途会出现两个极危险的时刻。首先发生在准备阶段，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将说明人民力量对斗争有多大的决心，对目标是否十分明确。当资产阶级的国家进攻人民的阵地时，必然产生一个在敌人面前自卫的过程，因为敌人是处在优势的时刻展开进攻的。如果最低限度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应该实行武装自卫，但不要限于使人民力量被动地挨打，也不要把武装自卫简单地看作被迫害者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着。游击战是人民在一定时刻的自卫运动，它本身就有进攻敌人的能力，应该大力发展它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决定了它具有发动人民力量的特点。就是说，游击战不是消极的自卫，而是积极防御，从这样看问题的时刻起，它的最终前途就是夺得政权。

　　这个时刻是重要的。在社会进程中，暴力和非暴力之间的区别不能由彼此打了几枪来衡量；它取决于具体而动荡的局势。必须善于把握时机，知道人民的力量（认识到其相对的弱点，但同时也认识到其战略力量）应在什么时候迫使敌人采取必要步骤，以免局势逆转。必须打破寡头专政与人民压力之间的均势。独裁政权总是企图在并不大规模利用暴力的情况下维持统治；要迫使它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出现，就是说，迫使它以反动阶级暴力专政的真正面目出现，这有助于揭穿它的假面具，使斗争深化以至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负有迫使独裁政权下定决心的任务的人民力量如何完成其任务——是退却还是发动斗争——将决定影响深远的武装行动是否有一个坚定的开端。

　　能否避免另一个危险的时刻，取决于人民力量日益壮大的声势。马克思一贯主张，革命进程一旦开始，无产阶级必须不停息地进攻再进攻。革命不继续不断地深化就可能倒退。战士们一旦感到厌倦，就会开始失去信心，资产阶级向我们经常施用的阴谋就可能得逞。这些阴谋可能是举行选举，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比原来的独裁者更善于甜言蜜语、装出一副悲天悯人面孔的先生，或者是由一般讲来以军队为首而且直接间接得到进步力量支持的反动分子发动一次政变。还有其他阴谋，但分析策略不是我们的课题。

　　我们主要提请大家注意上述军事政变的阴谋。军人怎能对真正的民主有任何贡献呢？既然他们只是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统治工具，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就只认得自己手中的枪杆子，只是切望保持自己特权，怎么能要求他们效忠国家呢？

　　有时，当压迫者处境困难时，军人搞阴谋，推翻一个实际上已经背时的独裁者。应当看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老的独裁者不使用极端的暴力就无法维持其阶级特权，而这种手段一般说来在目前是不符合寡头统治的利益的。

　　这种提法绝不意味着拒绝个别地利用已脱离并事实上背叛其本阶级的军人。只有当他们作为战士而不是一个阶层的代表面归顺于革命领导时，才能使用他们。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说：“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进行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引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这种反复起伏的斗争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再地重演，在斗争中会一时取得某种正式的改革，一时又作战略上的退却。而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经常不断地遭到诳骗，一个多世纪以来，同样的骗局一再地出现。

　　进步政党的领导人如果过分热中于利用资产阶级法制的某些方面，希望在一定时期内为革命行动保持最有利的条件，而混淆了界限（这是行动过程中所常见的），忘记了自己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夺取政权，那也是危险的。

　　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党能够洞悉一个时期的危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把他们引导到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道上来，我们简单地分析的革命当中的这两个艰难时刻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在论证问题时假设，人们可能会接受武装斗争的思想和游击战是战斗的方法的提法。为什么我们认为在美洲当前的条件下游击战是正确的道路呢？为什么在美洲必须以游击运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呢？我们认为，其基本理由是：

　　第一，既然承认敌人一定会为维护其政权而挣扎，那就应当考虑消灭作为镇压工具的军队；为了消灭这支军队，应当利用人民军队来同它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支军队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必须以敌人奉送的武器武装起来；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残酷而又漫长的，在这场斗争中，人民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和机动的条件，往往会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

　　相反地，以有利于斗争的地区为根据地的游击小组，能保证革命指挥部的安全和生存。人民军参谋部指挥的城市别动队，可以进行极其重大的行动。这些小部队即便不幸被歼，也不至于使革命的灵魂（革命指挥部）被扑灭，革命的领导继续从农村根据地激励群众的革命精神，为下次战斗组织新的力量。

　　另外，有这个地区，开始形成未来的国家机器，它将负责有效地行使整个过渡时期内的阶级专政。斗争越是漫长，行政事务问就越是庞大和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未来时期内，一定要训练一批干部来对付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

　　第二，要考虑到，在当地剥削者和外国剥削者相互勾结的社会形势下拉丁美洲农民的总情况，要考虑到他们反对封建结构的斗争日益具有爆炸性。

　　再来看看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在上个世纪初，美洲人民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他们没有摆脱剥削。封建地主承袭西班牙统治者的权力，印第安人仍然过着痛苦的奴隶生活，拉丁美洲人仍然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奴隶，在寡头政权的统治和外国资本的压榨下，人民的最微小的希望也化为乌有。这就是美洲的真象，虽然其中有不同的色彩，有少许的差别。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在拉丁美洲必然爆发革命的客观现实面前，美国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呢？他们想对拉丁美洲人民发动殖民斗争，建立暴力机构，寻找政治借口，并利用和反动寡头势力的代表签订假冒合法的决定作为工具，以便用血和火来镇压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斗争。”

　　这种客观形势向我们显示了，在我们农民中沉睡着没有利用的力量，有必要利用这种力量来求得美洲的解放。

　　第三，要考虑斗争是遍及整个大陆这样一个特点。

　　能否认为美洲解放的这个新阶段是两种地方势力在一定地城内争夺政权的较量呢？很难认为是这样。这种斗争将是一切人民力量和一切镇压力量之间的殊死斗争。上面引证的几段话也预言了这一点。

　　美国佬将会为了利害关系而进行干涉，因为美洲的斗争是决定性的斗争。实际上，他们已在参与培植镇压力量和组织一个大陆的斗争机构。从今以后，他们会全力这样搞；会使用他们手中的一切毁灭性武器战压人民力量；不容许革命政权巩固，一旦某个国家的革命政权巩固了，他们就来攻击它，不承认这个政权，力图分化革命力量，派遣各种破坏分子，制造边境麻烦，拉其他一些反动国家来反对它，企图在经济上扼杀这个新生国家，一句话，就是想消灭这个新生国家。

　　鉴于美洲的这种情况，在孤零零的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是很困难的。必须以人民力量的联合来回击镇压力量的联合。在所有那些镇压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的国家里，必须举起起义的旗帜，这面旗帜由于历史的需要，必将具有全大陆的特点。正如菲德尔所说，安第斯山脉必将成为马埃斯特腊山，本大陆的全部辽阔的领土必将成为对帝国主义权力作殊死斗争的舞台。

　　我们无法断言这项斗争将于何时具有全大陆的特点，也无法断言这项斗争将历时多久；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它必然会到来，必然会胜利，因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结果，其方向是无法改变的。各国革命力量的任务是，不问其他国家的情况如何，只要本国条件具备了，就着手进行斗争。斗争的发展将逐渐决定总的战略；关于斗争具有全大陆性质的预言，是分析各种战斗力量的结果，但这绝不是排除独立的爆发斗争。正如一个国家某个地方发起的斗争会发展到全国一样，发动革命战争有助于在邻国创造新的条件。

　　革命的正常发展是高潮和低潮交替出现；革命的高潮就是反革命的低潮，反过来说，革命低潮的时候，就是反革命的高潮。这时候，人民力量的处境困难起来了，他们应该尽力采取防御措施，以尽量减少损失。敌人是极其强大的，是整个大陆结成一体的。因此，不能只分析一个局部地区的资产阶级的相对的弱点，以便采取有限范围内的决定。也别想这些寡头会有朝一日同手持武器的人民结成联盟。古巴革命敲起了警钟。各种力量的两极分化是彻底的：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被剥削者；小资产阶级群众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双方对它的政治上的争取，所抱有的政治目的，不是倒向这一派就是倒向那一派；中立将是一种例外。这就是革命战争。

　　让我们来想一想，怎样才能开辟一个游击活动中心。

　　人数不多的小部队选择了一些利于游击战活动、进可以反攻、退可以暂避风头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开始活动。有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在第一阶段，游击队还比较势单力薄，因此只应该致力于站稳脚根，熟悉环境，同居民取得联系，巩固可能会变成他们根据地的地方。

　　游击队在这里提到的前提下展开斗争，要生存下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常运动；经常警惕；经常谨慎小心。不适当运用这三种军事战术的因素，游击队就难于生存下去。必须记住，在这种时刻，游击队员的英雄行为在于扩大提出的目的和为完成这个目的而应该做出的一系列重大牺牲。

　　这种牺牲不是每天的战斗，不是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是更加艰苦，是游击队员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更不易熬得住的。

　　他们也许会遭到敌军的沉重打击；有时会被打散，被俘的人可能被杀害：可能在他们选定的活动地区内像被猎捕的野兽一般遭到追击；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唯恐敌人嗅出了游击队的踪迹；对一切都要保持不轻信的态度，因为被恐吓的农民有时由于找不到借口，又为了开脱自己，而把他们交给镇压的军队；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别无其他出路，而在那种时候死亡是千真万确的可能现实，而胜利却像是神话，只有革命者才可能作非非之想。

　　这就是游击队的英雄气概，因此可以说，走路也是一种战斗形式，在某一特定时刻避免战斗是战斗的一种形式。我们的提法是，在敌人的总优势面前，要运用在一个特定地点取得相对优势的战术形式，不管是集中了比敌人还多的兵力，或是占了地利，而改变力量对比。在这种条件下保险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相对优势不明显时，最好不去行动。只要有可能选择“怎样打”和“何时打”，就不应该打无胜利把握的仗。

　　游击队将在巨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中不断壮大和巩固；将逐渐形成根据地，这是游击队能够蒸蒸日上的基本因素。这些根据地将是敌军不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不能轻易打进去的据点；是革命的堡垒，是游击队越来越大胆地向远方出击的巢穴。

　　如果他们同时克服战述和政治方面的困难，这样的一天就会到来。游击队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忘记他们是人民的先锋队，不能够忘记他们肩负的使命，因此，他们应该为建立得到群众完全支持的革命政权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农民的重大要求应该酌情给予满足，使全体居民成为万众一心的坚决的整体。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军事情况是困难的话，那么在政治上也同样可能动不动就出漏子；如果说军事上一个失着就可能使游击队覆灭，那么一个政治错误就能够使游击队在相当长时期内停止发展。

　　斗争是军事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必须这样来发展斗争，也必须这样来理解斗争。

　　游击队在逐渐壮大，到了一定的时候，在它活动能力所及的地区内就会显得人员过多，兵力过分集中。这时就要开始像蜜蜂那样分群了：于是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率领人员跃进到另一个地区，重新开始游击战争发展的过程，当然这一部分队伍也是受中央统一指挥的。

　　总而言之，必须指出，不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能够取得胜利。游击队可以扩大到一定的数量；人民力量可以在一些城市和一些敌占区给敌人造成破坏，但是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可能尚原封未动。必须永远记住，最终结果应该是消灭敌人。为此，所有新开辟的地区，所有深入敌人后方的地区，所有在重要城市活动的力量都应该在指挥部有从属关系。不能说像正规军队那样有层层统属的严密制度，但是却有一种战略上的从属关系。游击队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应该执行总指挥部的全部战略命令，总指挥部设在某个最可靠、最强的地区，以便为在一定阶段集中使用兵力准备条件。

　　游击战争或解放战争一般都有三个阶段：最初是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神出鬼浚的小部队不时咬敌人一口；不是龟缩在一个小地区里进行消极防御，它的防御就是进行一切可能实现的小规模攻击。这以后便是敌人和游击队双方互有活动的相持阶段，再往后便到了镇压军队溃散的最后阶段，这时游击队将夺取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彻底干净消灭敌人。

　　在达到了双方军队相持不下的阶段后，游击战的继续发展将具备新的特点：开始出现运动的概念；出现能进攻强固据点的大部队；开始打需要调动相当规模的军队和攻击武器的运动战。但是，由于敌人还保有抵抗和反攻的能力，运动战还不能完全代替游击战；这仅仅是开展游击战的一种活动方式；仅仅是游击队兵力的最大集结，一直到最后，才组成有若干兵团的人民军队。可是，直到这时，游击队仍然配合主力部队的活动，采取“纯粹的”游击战方式，破坏交通和通讯设备，破坏敌人的整个防御机器。

　　我们预言过，战争将是大陆性的。这还意味着它将是旷日持久的；将有许许多多战线，在长时期中将要付出高昂的流血牺牲的代价。但是，还有，在美洲正在出现的力量分化现象、在未来的革命战争中将存在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公开分裂，都意味着，一旦人民的武装先锋队起来夺取政权，夺取了政权的这个国家或一批国家必将同时消灭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剥削者这些压迫者。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人民将准备着手医治创伤，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有没有别的不那么残酷的可能性呢？

　　世界早就最后瓜分完毕，美国在我们大陆瓜分到最大一份；今天旧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正在卷土重来，欧洲共同市场的强大威力基至威胁着美国人。这一切可能会使某些人认为，也许有可能同比较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在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中袖手旁观，乘间徐图发展。应该看到，消极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永远不会有好结果，资产阶级在某个时候不论可能表现得如何富于革命性，与它结成联盟终究只是暂时的。即使撇开这两点不谈，从时间的因素上来考虑，人们也应该采取另一条通路。基本矛盾在美洲是如此迅速地尖锐化，已经影响到帝国主义阵营争夺市场的矛盾的“正常”发展。

　　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勾结美国帝国主义，并且要在每个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共命运。即使民族资产阶级与其它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取得妥协和调和，这也离开不了根本斗争的范围，这个斗争在其发展当中必然卷入所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至今为止，阶级敌对力量的分化比剥削者之间争夺战利品的矛盾发展得要迅速得多。壁垒已经分明：对每个人和每个阶层来说，抉择都是明确的。

　　争取进步联盟企图遏制难以抑制的东西。

　　但是，如果欧洲共同市场或任何帝国主义集团在美洲市场上的进展比根本矛盾的发展还快的话，那么人民的力量就只需像楔子一样打入已打开的裂口，进行一切斗争，在时刻记住自己的最终目的的情况下利用新的闯入者。

　　不应该把一个阵地、一件武器、一个秘密交给阶级敌人，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事实上，美洲的斗争已经出现了。斗争的漩涡将发生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目前的战斗只是毫无结果的激动表现吗？今天斗争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这些活动也许暂时遭到破坏，但是对最终结果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日益成熟的斗争决心，对革命变革的必要的认识，对革命变革可能性的确信不疑。

　　这是一个预告。我们坚信，历史将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对美洲和帝国主义世界的主客观因素的分析给我们指出了这些以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为依据的断言是正确的。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载1963.11.22《人民日报》）

切·格瓦拉 游击战法

游击战法

切·格瓦拉

　　游击战法已经在不同环境的历史里，应用于无数的情况中以达成不同的目标。最近，它被应用在数个人民解放战争上，当人民的先锋选择了非正规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期对抗拥有优越军事武力的敌人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对抗封建、新殖民，或者是殖民剥削的斗争以获得权力的尝试中，已经成了这些行动的舞台。至于在欧洲，游击队是用来作为本国或是同盟正规军的补充。
　　在美洲，游击战法已经被使用在好几个场合。一个适切的例子，我们有了萨迪诺（CesarAugustoSandino）的经验，对抗着投入到尼加拉瓜的塞哥维亚的美国远征军。而最近，我们有古巴的革命战争。从那之后的美洲，游击战争的问题就被这块大陆上的激进党人，不断地在理论的研讨中提起，想要找出到底它的实用性是否可行、便利。这已经成为了一场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论战主题。
　　这一篇文章会表达我们对游击战和其正确的实用性的看法。尤其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斗争的形式，是达到终点的一个手段。那个终点，在任何革命之中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治力量的斩获。所以在美洲不同国家的特定情势分析，在受到限制的方法之中，为了获得那个终点，我们必须使用游击战法的概念。
　　问题几乎是马上地就冒了出来：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地区中，游击战法是攫夺力量的唯一方程式吗？或者简单地说，它会成为许多已经使用在这场斗争的方法之一吗？最后我们会问：古巴的例子可以应用在现今的大陆情势上吗？于这场论战之中，那些想要实行游击战法的人们被批判是忘掉了群众的斗争，被告知游击战法和群众的斗争是相互矛盾的。我们拒绝这个暗示，因为游击战法本身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没有人们的支持却想要实现这类型的战争，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先兆。游击队是人民的攻击先锋，居处在某个区域的特定地点上，全副武装的，并且愿意为可能的战略性终点发起一连串英勇的行动－－力量的攫取。游击队是由地区的以及整个领土上的农民和工人群众所支持的。一旦缺乏这种种的前提，游击战法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古巴革命在现今的美洲情势中，对革命运动的定律作出了三个基本的贡献。首先，人民的力量可以赢得对抗军队的战争。第二，不需要总是等待有利于革命的所有条件到来；叛乱本身就可以创造它。第三，在低度发展的美洲区域中，武装斗争的战场主要应该是在乡野之中。
　　这些是有助于美洲革命斗争发展的贡献，而它们能够被应用到我们发展游击战法的大陆上的任何国家。
　　哈瓦那第二宣言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之中，两种环境结合起来：低度开发的工业，以及封建特征的农业体系。那就是之所以不论都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地艰困，都市的人口还是会生活在更恐怖的压迫和剥削处境。但是，透过一些很少的例外，它也组成了绝对多数的人，有时候甚至超过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不把那些通常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算在内，这广大的群众在农场上像奴役般地工作，赚取少得可怜的薪资以维持生计。或者他们在剥削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与中古时代的状况毫无二致。这样的环境在拉美，决定了穷苦的都市人口会是强大的蛰伏革命力量。
　　军队以传统战役的习惯组织并且装备起来。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权力得以维持下去的一支武力。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农民根据在家中地形所打的非正规战役时，他们变成绝对地缺乏威力；为了击倒一位革命战士，他们要有十人躺下。当他们被一支隐形的和无敌的军队所困堵时，士气的低落迅速地传染每一个人，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军事学院所教的战术，没有办法压迫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当然，以及他们如此吹捧的夸耀花招。
　　小型战斗单位的初始斗争，是不断地受到新武力所滋养的；群众运动开始大胆了起来，老旧的命令一寸寸地被撕裂成千百块碎片，而这正是当劳动阶级与都市群众决定投入战事之际。从战斗的一开始，是什么让那些单位变得如此无人能敌，丝毫不惧他们敌人的数目、力量，以及资源？答案是人民的支持，而他们可以倚赖这样一个持续扩张的群众的支持。
　　但由于刻意的被孤立和隔离，农民是一个需要劳动阶级的革命和政治领导人的阶级，一个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缺少了这些，它没办法单独地发起斗争，没办法达到胜利。
　　在现存的拉美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布尔乔亚无法再带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在我们的国家告诉我们，这个阶级－－甚至是当它的利益和美国佬的帝国主义相冲突时－－已经没有能力挑战帝国主义，被社会革命的恐惧瘫痪了，被受到剥削的群众的怒吼吓呆了。
　　为了补全之前所叙述的拉美革命宣言的本质的真知灼见，以下段落的哈瓦那第二宣言又提到：每个国家的主观条件，革命意识的、组织的、领导人的因素，都可以加速或者迟缓革命，视它们发展的现状而定。总有一天，在每个历史性的纪元中，当客观的条件成熟，意识获得了，组织成立了，领导人才站起来了，革命也就制造出来了。
　　不论这是和平地演化，亦或是在痛苦的努力之后来到世界，都不是倚赖革命份子；它倚赖的是旧社会的反动力量。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医生：除非必要，他不会使用钳子，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这是一件苦差事，一件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带给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群众的苦差事。
　　在许多的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革命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不受到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它是受到美洲人民所生存的骇人的剥削条件、群众的革命意?内，于某个他们判决是”合法”的架构中，继续地存活下去。我们正经历一个群众压力非常强大的时期，并且束缚了布尔乔亚的合法性，所以为了中止群众的冲力，它的发起者必须要违反它。
　　厚颜无耻地违反所有的立法，或者特别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所制定的法律，只会增加人民军队的紧绷情绪。所以寡头的独裁政权为了改变宪政，为了更压迫无产阶级而不作正面冲突，它们企图使用老旧的合法命令。仅管如此，在这一点，矛盾产生了。人民不再支持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强制性法案，并且试着捣毁它。我们不应该忘掉阶级的本质，权威的和限制的，布尔乔亚国家的典型。列宁用以下的说法提到：”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和宣告。国家是阶级的对立于客观上没办法妥协时所兴起的。相反地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的对立是无法妥协的。”（《国家与革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允许”民主”一词被辩称地使用，而只为了代表剥削阶级的独裁，却失去它更深层的意义，却加入了授予人民某些自由的意义，不论它是好或是坏。只为了恢复某些程度的布尔乔亚合法性而斗争，却忘了考虑革命力量的问题，就等于是为了回到优势的社会阶级所建立的独裁秩序所斗争。易言之，这就等于只为囚犯的锁链换上了一个比较轻的铁球。
　　在这些冲突的条件中，寡头撕裂了它自己的契约，它自己的”民主”面具，并且攻击人民，虽然它总是试着使用它为压迫所成形的上层结构。所以，我们再次地面对一个两难：该作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暴力不是剥削者的特权，被剥削者也能够使用它，尤有甚者，应该就在时机来临之际使用它。马帝说，”一个可以避免战争，却从事战争的人，就如同一个没办法发动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的人，都是有罪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的民主从来没有就对战争采取过什么感性的观点。它毫不保留地谴责战争是人类社会中制造冲突的野蛮行径。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知道，只要社会被切割为阶级之分，只要还有人加诸在人身上的剥削，战争就是无可避免的。为了结束这个剥削，我们不能对战争置之不理，只要还有剥削者，只要还有统治和压迫阶级的存在，它就是无处不在、无时能免的。”他在一九零五年说了这段话。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计划＞中，一篇对阶级斗争本质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断言：”任何一个承认阶级斗争的人，不会不承认人民战争，这在每个阶级社会中都是自然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是阶级斗争无法避免的延续、发展和强化。所有伟大的革命都证明了这点。驳斥人民战争，或者忘了它，就意味着陷入了极端的乐观主义，并弃绝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恐惧暴力，这新社会的接生妇；但暴力应该在精确的时机被释放，当领袖已找寻到最有利的环境之际。
　　这一切会是什么？主观地说，他们仰赖两个相互弥补，并在斗争中加深的因素：感到有其必要作改变的意识，以及对这革命的改变有信心。这两个因素，配合上客观的条件（在整个拉丁美洲中，情况是对斗争的发展有利的），配合上达成目标的强韧意志，以及世界上力量的新相互关系，就决定了行动的模式。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怎样地遥远，它们的有利影响，会被正处挣扎中的人民所感受到，就如同它们的例子会带给人民更壮大的力量。卡斯特罗在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三年﹞说：”革命份子的责任，特别在这个时刻，就是去知晓如何承认，以及利用已经发生在这个世界……变化是有利于人民斗争的。革命份子的责任，拉丁美洲的革命份子，不是光坐等待力量相互关系的消长变化，以期于拉美制造出一个社会革命的奇迹，而是完全地利用有利于革命行动的所有种种－－并去生产革命！”
　　有些人会说，”我们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革命战争是达到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径；但是我们要打哪找伟大的领袖，像卡斯特罗这样的人，谁会带领我们迎向胜利？”卡斯特罗，就如同任一个人，是历史的产物。在美洲带领叛乱暴动的政治与军事指挥官，如果集于一人，必是在战争本身的过程之中学到战争的艺术。这不是单从书本便可学得的技巧或专业的。在这个例子中，斗争本身就是伟大的导师。
　　当然，任务不可能是轻松的，它也不可能免除重大的危险。在武装斗争的发展当中，革命的未来有两个极度危险的时刻。第一个会发生在准备的时期，而处理它的方式会给予斗争决定性的步骤，并且澄清人民军队的意图。当布尔乔亚的国家迫近人民的位置时，明显地这儿要发起一个对抗占据这点、精良的、作出攻击的敌人的防卫过程。如果基本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防守的行动必须要武装起来，不让人民的军队纯粹地成为敌人炮火的接收者。也不应该让武装过后的防卫阵营，转形成为逃难者的庇护所。
　　游击战法或许会在某个特定的点实行一个防卫的运动，它会在本身中扩大攻击的能力，而且必须不停地发展。这个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是决定人民军队的催化剂特征。也就是说，游击战不是被动?能够从他们身上要求什么样的忠贞？正当压迫者的穷途末路之际，军队的建制图谋推翻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打败的独裁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如此作为，是因为独裁者没有能力保全他们的阶级特权而不使用极度的暴力，一个一般说来并不符合当下寡头政治利益的方式。
　　这段话并没有否认军人作为个别斗士的贡献的意思，虽然他们一度背离他们所应服务的社会，而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反抗它。他们应该一致于他们所接受的革命阵线的斗士角色，而不是阶级地位的代表。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法国的内战＞第三版的前言中写道，每次革命之后，工人都武装起来；由于这一原因，工人的缴械对位居国家枢机的布尔乔亚而言，是最首要的诫律。所以，在每次由工人赢得的革命之后，一场新的斗争也随着工人的胜利结束。（列宁引述于《国家与革命》）这场不断斗争的戏剧，获得了一些改变却又策略性地抽回，已经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重复上演了好几十年。此外，沿着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已经受到蒙骗超过了一个世纪。
　　这里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进步党的领导人希望透过某些布尔乔亚的合法性的局势使用，以维持更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条件，丧失了他们终点的视野（而这在行动中是很常见的），于是忘记了原始的策略性目标。当马克思－列宁式的政党有能力清楚地意会到时刻之间的关连，以及完全地动员群众，带领他们步上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道路上的时候，这两个革命中的难熬时刻，在我们简短地分析之后，变得非常明显。

　　于提纲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假设武装抗争的概念，以及作为抗争方法的游击战法方程式，最后都会被接受。为什么我们认为在美洲的现势中，游击战法是最佳的方法呢？我们的意见是，这儿有几个基本的论点，决定了游击队行动作为拉美抗争主轴的必要性。

　　第一，接受敌人会投入战斗以维持他们的权力的说法的人，便必须摧毁压迫者的军队。为了达成这件事，一支人民的军队是必要的。这支军队不是凭空生来的；它更可能是从敌人的军械库获得武装，而这需要一场长期的和艰难的斗争，让人民的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总是曝露在优势武力的攻击下，并且缺乏适当的防护条件和机动性。
　　另一方面，建立在有利于斗争的地势的游击队核心，确保了革命命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市的军队，由人民军队的总部所统领的，可以出勤最重要的行动。然而，这些团体本身最后的毁灭，不能够伤害到革命的灵魂；它的领导权会继续从都市的堡垒点燃群众的革命精神，会继续地组织新的力量应付其它的战役。
　　除此之外，在这个区域之中，为了能于转形期间有效地领导阶级的专政，开始了未来国家机构的建设。斗争拉得越长，管理的问题就会越大也越复杂；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则要训练一些中坚的干部以投入巩固权力的不同任务，在后面的时期，就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当地的与外国的剥削者的同盟架构之中，还有拉美农民的整体情势，甚至以及更具爆炸性的对抗封建结构的斗争。
　　回到哈瓦那第二宣言，上个世纪之初，美洲的人民，把自己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手中给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逃出剥削的魔掌。封建的地主篡僭了治理西班牙人的权威，印第安人继续过着他们痛苦的农奴生活，拉美的人民仍然是奴役，而在寡头的权力和外国资本的暴政下，人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捻灭了。这是美洲的事实，有着好几种的变形。今天的拉丁美洲，受制于一个更野蛮的帝国主义，更有威力的、更冷酷的，更甚于西班牙的殖民帝国。
　　面对拉美革命的客观以及历史性不变的真理，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什么？预备打一场对抗拉美人民的殖民战争；创造军队的机构以建立政治性的借口，和反动的寡头代表所签署的伪合法文件，用血和铁，压制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这一客观的现势，显露了我们农民蛰伏的力量，以及为拉美的解放所使用它的需求。第三，这是斗争的大陆本质。我们能够想象这时期拉丁美洲的解放，只是两股地方性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地上争夺权力吗？几乎不。人民力量和压迫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至死方休的。这也在先前的段落预测过。美国佬绝对会为利益的结合而干涉，只因为拉丁美洲的斗争是具有决定性的。
　　事实上，当他们在准备压迫力量，以及斗争的全洲机构组织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干涉了。不过，从现在起，他会投注他们所有的精力作同样的一件事；他们会利用所有手边能得的毁灭性武器，严惩人民军队。他们不允许革命力量的结盟；并且，如果它发生了，他们会再次地攻击，不承认它，企图分化革命的力量。尤有甚者，他们会渗透破坏份子，创造出边界的问题，强迫其它的反动国家去反对它，并会企图执行经济制裁，简单地说，就是歼灭这新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完全景貌，想要在被隔离的国家中获得和结合胜利，是很困难的。压迫力量的一统性必须受到人民力量一统性的正面挑战。在所有的压制行为已集汇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国家中，反叛的旗帜必须打出来；并且，这面?Maestra）；这块大陆所抱拥的广大土地，会成为对抗帝国主义、决定生或死的场景。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斗争何时才会达到整个大陆性的维度，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到它的到来以及胜利，因为它是历史性、经济性、和政治性条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方向也是无法更改的。
　　每个国家之中的革命军队的任务，就是当条件冒出来的时候要发动斗争，不管其它国家的条件为何。斗争的发展会带来整体的策略。斗争的大陆性特质的预测，是每个竞争者的力量分析的结果，但这并不排除独立的暴动在外。当国家的某个区域的初期斗争，已经要在整个地区造成发展的时候，革命战争的开启，会在邻近的国家中贡献出新的发展条件。
　　正常说来，革命的发展会以反比的比例制造出高潮与低潮。相对于革命的高潮，呼应着反革命的低潮，反之亦然，就如同革命冷却的契机时，反革命占有优势。在那些时刻当中，人民军队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求助于最佳的防卫方法，以期将伤害降到最低。用整个大陆的角度来看，敌人是极度地有威力。因为这个理由，地区性的布尔乔亚的相对弱点，就不能够透过狭隘的决策观点以作分析。最终地，一个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群寡头和握有武器的人民的结盟。
　　古巴的革命敲响了警钟。力量的两极化会成形：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被剥削者。而小布尔乔亚则根据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擅长的政治技巧，以决定倒向哪一方。所以，保持中立会是例外的。这就是革命战争的面貌。让我们想想游击队的中坚如何发起行动。核心人物加上一些相对比较少的成员，配合着反攻击或者只是度过难关的意图，选择了几个有利于游击战事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就可以开始行动。然而，接下来则必须是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当他们和人民建立关系，以及构筑未来基地的堡垒的时候，游击队的相对弱点是他们于地形以及周遭环境的熟悉之中，所应该努力改善的。
　　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没有适当地使用这三个军事战术条件，游击队会发现到真是难于生存。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记住游击队队员的英雄主义，包括了预定目标的规模，以及他必须作出的无数的牺牲。这些牺牲不是浪费在每日的攻击，或是与敌人面对面的交战之中；更有可能的，他们会采纳一些更细微和更困难的形式，让游击队队员在心理上以及生理上作抵抗。
　　或许游击队会受到敌人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被擒的俘掳还得接受残忍的酷刑伺候。他们会被像待捕的猎物在他们选择作战的区域里被追杀；敌人沿着足迹一路觅来的焦虑，如影随形地环绕在旁。他们必须猜疑每个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胁迫的农民会把他们交给压迫军队，以求个人的自保。他们唯一的选项，不是生就是死；有时候，死亡是个浮现千百次的概念，而胜利不过是个革命份子梦寐以求的神话罢了。
　　这是一种游击队的英雄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步行是一种战斗的形式，而在特定时刻避免攻击也是另一种形式。在特定地点面对着敌人总体的优势，为了保全使得力量相互关系不平衡的好处，不论是有能力比敌人集结更多的军队，或是完全地善用地形，必须立刻在当下透过相对优势的获取，找到一种战术的形式。在这些条件下，战术性的胜利便可确定；如果相对的优势并不明显，最好不要行动。只要游击队还处在一个决定”如何打”以及”何时打”的位置，任何一场无法以胜利作收的攻击，应该不要行动。
　　在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的、他们参与其中的架构中，游击队会成长，会达成结盟。所以，会继续地形成基地，因为它们对游击军队的成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些基地，是敌人非得耗费大量的损失才能进入的地点；它们是革命的堡垒，为游击队更大胆的和更远方的突袭行动，提供了蔽护所和出发点。如果战术和政治的特质都已经被克服的话，就可以进入到这一点。游击队不可以忘掉他们作为人民先锋的功能－－他们的托付－－，而它们也必须为奠基在群众的支持的革命力量的政府，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某个程度上，农民的渴望或是命令都必须被满足，并且在环境的允许下，为整体人民带来具有决定性的拥护和团结。
　　如果军事的情势在一开始就变得很艰辛，政治的情势就要非常谨慎应付；如果一个军事上的错误能够消灭游击队的话，政治上的错误就可以长期地抑制它的发展。斗争是既政治又军事的，而它必须被如此发展和理解。
　　在游击队发展的过程中，战斗的行动能力会达到一个时机，也就是有太多的人员集中在太过密集的区域。于是就开始蜂巢的迁徙行动，其中之一的司令官，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队员，跳到另一个区域，并且重复游击战战法的发展链。仅管如此，他还是听从中央的命令。
　　有其非常必要得指出，一个人无法想望胜利而缺少人民军队的形构。游击军队可以被扩展到某个程度；人民的军队，在城市和其它的区域中，可以施予敌人的损伤；但是反动份子的军事潜能仍被整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将会实现，人民也准备治疗他们的创伤，并发起社会主义的建设。
　　有比较不流那么多血的可能性吗？不久之前，世界的前一次发生分裂，美国夺走了我们大陆上最好的一部份。而在今天，旧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又再次地发展－－欧洲共同市场的力量惊吓到了美国本身。所有的这种种，可能带来一种信念即是，我们仍然存在有只要侧旁观察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的可能性，看它们试着迈向更进步，或许和更强的国家布尔乔亚结为同盟。但是被动的政策从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带来过好的结果，而布尔乔亚的结盟也只会是转瞬即逝的，虽然他们看起来或许像革命党人。时间的因素诱使我们选择另外的盟队。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矛盾的趋迎激烈，看起来是这么地急促，以致于它在它市场的斗争之中，捣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正常”发展。
　　大多数的国家布尔乔亚都已经和北美的帝国主义统一了；所以他们的命运将会和后者一样。甚至在这些国家布尔乔亚以及其它帝国主义者之间，所分享的协议或是共同的矛盾的例子底下，这个命运是发生在基本的斗争架构之中的，它终究会包含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直到现在，敌对阶级之间对立力量的两极化现身了，它比剥削者之间对洗劫得来的战利品的分赃的矛盾发展，还要来得快速。这儿有两个阵营：剩下的选择余地，对每个人和每个特定的人口阶层都很清楚了。
　　进步的同盟，试图去减缓那无法被停止的速度。但如果欧洲共同市场，或是其它对美洲市场觊觎的帝国主义团体的脚步，走得比基本矛盾的发展还要快速的话，人民的力量就只有刺穿那裂缝的选择，发起斗争，借着它们真实意图的明白意识，开启一场新的夜袭战，别无它法。
　　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应该泄露给阶级的敌人，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事实上，拉丁美洲斗争的爆发已经开始。它的风暴中心，到底是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还是厄瓜多呢？今天的冲突，只是一连串尚未结成果实的混战宣告吗？今天的斗争结果并不重要。在最后的倒数计时里，一两个运动暂时被击败并没有关系，因为真正明确的，是每日都更趋成熟的投入抗争的决定，是渴望有革命性的改变的需求意识，并且确定的，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根据有力的说明所作成的预测，而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拉丁美洲，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这些奠基在哈瓦那第二宣言的主张的确定性。

關鍵時刻 20180123 節目播出版（有字幕）FIM-92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英语：FIM-92 S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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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红朝内忧外困步入死局

许章润再发檄文：红朝内忧外困步入死局

面对软禁监控，许章润从未歇笔。（推特图片）

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于端午节再发长文，痛斥中共强拆北京艺术区，斯文荡然、丧心病狂。他说瘟疫、洪水灾祸连连之下，中共一心与民生作对。俯瞰寰球，红朝已是内忧外困，步入死局。

6月25日，中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在“践踏斯文，必驱致一邪魅人间”一文中，痛批北京继驱逐低端人口后，越发歇斯底里，以“增加土地储备”为由，到处强拆。

他批评北京当局的强拆行为，从两三年前的驱逐低端人口，扩展到近期锁定多个艺术区、住宅小区。他认为，此举实则是指向土地增值，再上下其手中倒腾牟利。一房东 、二房东，权钱之间，勾肩搭背，环环相扣，盆满钵满，苦的是万千住户。

他痛批历经数年辛苦经营的艺术区画家村惨遭涂炭，亦有小民血汗赁建之住宅区无端遭殃。他说，凡此住宅小区和艺术区，并非违建，更无碍“首都风貌”，相反，几代艺术家的血汗投入与惨淡经营，让荒僻村庄染斯文，令破败山水踵事增华。

艺术家们的进驻，不仅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当地三产，而且极大提升了人文生态，恰值感念、保护与褒扬。“现如今，利斧之下，铁铲尽头，居屋不存，斯文荡然，真所谓暴殄天物、丧心病狂矣!”

文章说，北京之为北京，并非只在官衙林立、乌纱云集，更在于文人雅集、学府森然 、艺苑琳琅。他说，工程师可以批量培养，法学家也可自课堂走出，唯独艺术家，如同诗人和数学家，必禀才情天赋，荷动香浓，方始有成。

但凡为政不傻不坏，都懂得必须倍加爱惜, 尤需万般珍重。然而垄断思想、斫丧精神的政体，绝不容忍任何独立于“规划”之外，自发生长的艺术和思想生态，必欲扼杀而后快，展现的是强求一律齐整的法西斯美学恶趣。

文章称，大疫尚未过去，半个中国还泡在水中。灾祸连连，民生艰困，伴随着全球性凋敝与失业大潮拍岸而来，民意求安民心思治，正需公权实施惠民政策 ，当局纵不欲减税让利、开仓赈济，也至少与民休息、宽和简政，而非乘隙搅扰，火中取栗。

许章润痛斥，“公权一心一意与生计作对，不惜悍然践踏斯文，其所为何来？其欲将何往？”“俯瞰寰球，国朝四面楚歌，内忧外困，棋已下成了死局矣。而官媒无耻选择性失明，依旧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不过奏响了一曲末世哀歌而已。”

面对软禁监控 许章润从未歇笔

许章润的一名不愿具名的友人告诉自由亚洲，许章润住在北京郊区，虽然去年就遭到清华校方停职、今年又面对软禁监控，但针砭时事，从未歇笔。

许章润2月份也曾撰文“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怒斥指责中共隐瞒、推责、邀功的体制是疫情成为灾难的真正原因，之后遭警方软禁，微博、微信账号被封杀。

许章润5月21日再发万字长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痛批中共极权式国家治理的荒谬与黑暗。

宋庄艺术家：生存底线遭挑战

北京宋庄镇中心小堡区、化名“涂叹”的艺术家告诉自由亚洲，这几年宋庄的拆迁一直在发生，但上周发生的是最大规模、最蛮横的行动。上百名艺术家接到律师函，将他们原有的50年土地使用权改为20年。

涂叹说，大家心情特别紧张，不是说马上要拆你的房子，但没有答案。现在不是创作的问题，是生存底线了。一个礼拜来，他还打不通律师函中提供的联系电话。

涂叹在2006年签约，他签订的“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入园协议书”写着“乙方享有五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如今才过14年就“毁约”。涂叹还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走。

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

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

　　
　　
　　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前列队
　　
　　八国联军由东直门攻打京城。日军与清军激战于城下
　　
　　八国联军编队开进紫禁城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英国公使窦纳乐(左)高兴异常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英人当日记道：“日本人和俄国人所面对的满城城墙，高六十英尺。顶部宽四十英尺，”“城墙的顶上聚集着军队，这两支军队整天都被阻截住。作了无数次用强烈棉炸药轰开城门的努力，但是，每次派人去点燃引信时都被打倒了。这样持续到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各遭到了一百人被打死的损失。”美军攻打东便门时，“城墙只有三十英尺高，九英尺宽”，且“离中国人的火力较远”。于是美军“决定从城墙的角上用梯子爬上去，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了上去”。不过，虽然这是首先进入北京外城，“他们暴露在从满城城墙上射来的令人苦恼不堪的炮火之下”。中午，英军向宣武门冲击前进，“在十到十二发炮弹放出之后，城门就打开了”。

　　15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内城及紫禁城进攻，美国人说：“已经决定攻打皇城，沙飞将军就命令美军在前门集中。在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在前门上面内城城墙上架了四门大炮，”“三门大炮瞄准西边一又四分之一英里的顺治门，敌人的步兵和可怜的炮兵正在那儿开火。另一门炮正对准皇城。”当联军冲开天安门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门进攻时，“遭到城墙上、城楼上猛烈火力的攻击”。这日，炮声不绝，齐向内城轰击。美军在正阳门上发炮，前三门内火烟滚滚。及夜，北望城内，半天通红，照耀如昼。深夜子时，“闻排枪不绝，正官兵在天安门接仗”，“以洋兵炸炮力猛，势遂不支，收队入午门”。清军虎神营守后门、景山一带，列阵而待，黎明之时，“与洋兵鏖战许久，阵亡士卒甚多，尸横遍地。炮火来去，将后门轰毁，波及两旁房屋，尽成劫灰”。守安定门的是前吉林将军延茂，知大势已去，遂下城。“于是京师内九门全为英、日、美、俄四国所得，而树其旗帜矣”。清军在各街道与联军巷战，联军与清军交战一日，彼此均不甘休，日、俄、英各军渐渐驱逐清兵退至西北两方。美军则带炮兵进攻皇城南门，“当即毁去数门”。

　　16日，清军继续在京城各处激烈巷战，目击的美国人说：“有数千人自前日下午，已藏于宫墙之内，以候机会。中国枪弹亦甚猛烈，予由破裂倾斜之门跑进，心中跳动不已。”“有中国死尸在地，此皆性质坚毅，遇攻不退，死而犹烈者也。”法国大主教樊国梁当日记道：“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

　　早7时，日兵、法兵救援西什库教堂，在西华门与清兵激战，清兵战死800人，法兵死2人，伤3人。10时许，法公使、提督皆在西什库教堂与樊主教相见，“互庆余生，拥抱为礼”。该教堂被围两月余，“共死教民四百人，地雷炸死小孩七十六口，法兵死十人，意兵死五人。”至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

　　日人植松良二之现场报导说：“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淡。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音有之，不能自保。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卒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竟无一遭此难者，决非过论。”“并将内外银库所贮银两，及钱法堂存贮新铸制钱数百万串，禄米等仓存贮米石，均皆搬运一空。”“并闻内廷各宫殿及颐和园内陈设，均已搜掠罄尽云。”

　　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瑞澄在家书中称：“各国洋兵已满九城，火光冲天者三日夜，地安门桥以南烧尽，西四至西单烧尽，朝阳门楼、前门楼均烧化为乌有。”

　　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联军洗劫紫禁城、三海、皇史城、颐和园等。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佛50余尊、磁佛13尊、磁瓶12对、镀金器物40件、银器7件、铜器4300余件、锡器58堂件、幢幡70堂首、锦缎绣品1400余件、竹木器110余堂份、墨刻珍品1600余轴、乐器100余件。六部九卿等各衙署俱被各国军队占为营房，疯狂洗劫。銮驾库丢失辇乘21乘、銮驾1373件、车轿12件、玉宝2件、皇妃仪杖282件、皇嫔彩杖84件、新旧云盘伞各1件、锦缎旗面133件、象牙9只、象鞍2盘、战鼓2面、更钟2架、静鞭2件以及随什物若干。翰林院丢失数万册经史典籍，《永乐大典》又失去307册，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太常寺的金钢祭器、光禄寺的金银餐具，均被洗劫一空。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仅各处库款所失约计银6000万两，其它典章文物、国宝奇珍的价值难以估算。

　　各王公府第也极力诱人。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Z00余万两和无数古玩珍宝，又从立山家里抢走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从宝均府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据内务府奏：“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金时辰钟2具、李廷圭墨1台、琬挺大屏4扇、玉马1匹、《发逆玺印》1本、真墨晶珠1串、发逆林凤翔、洪宣娇牙齿l合。至于民居、商号、店铺受损无从估计。

　　入城之初，八国联军即包围各坛口搜捕义和团，仅在庄王府一处即杀团民1700多名，甚至凡遇中国人就放枪击杀。法军将一群中国人逼到一条死胡同里扫射15分钟，直到没有一个活人为止，使馆人员也以个人为快事，进行杀人竞赛。北京街头尸积如山，联军驱逐华人清理处尸后，又把清理者全部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