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编辑]
东南互保[编辑]
1900年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叠接北路电，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卢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闹不已……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28]几日之后，张之洞致电许竹筠说：“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
6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惟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28]。
6月15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致电总理衙门，请即速剿办义和团。电文谓：“……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67]
6月20日，张之洞、刘坤一联络几省巡抚联衔电奏慈禧：“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生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机，北望焦灼。……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66]
慈禧太后宣战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领导人）、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的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大臣们，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袁世凯等，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大臣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命令，除灭义和团。另外，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与太后不测，他们将改建共和，选举李鸿章为总统。
天津方面的战斗[编辑]
天津之战从1900年6月14日开始[1]到7月14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经大沽之战、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紫竹林租界攻坚战和八里台保卫战，最后天津在7月14日被联军攻破。
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73]。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
前期烧教堂及洋行的情形，据团民王恩富回忆：“6月14日那天夜里杨寿臣老师带领了我们烧掉了仓门口和鼓楼的三个教堂。”据团民李元喜回忆：“6月14日那天烧了西门里的福音堂，鼓楼西教堂，鼓楼东仓门口教堂，小洋货店街教堂。”据北门里大街居民辛树人回忆：“那天估衣街、锅店街一带烧教堂的大火红了半个天。”据陈忠珊回忆：“义和团不但把玉皇阁以北洋行烧得片瓦不留，宫北新连卡佛、估衣街的一个洋行、以及大狮子胡同的红记洋行都先后被义和团捣毁。”6月16日下午，据王晶华回忆；“在义和团攻击衙门的时候还打开了军械所得到了一批步枪。”此时在天津武装的义和团达到三万人。[1]6月17日，义和团围攻紫竹林租界的战斗打响了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情形，据李元善回忆：“红灯照那些小闺女们，…进攻火车站，都被（联军）打死了。”28日72艘运输船搭载张德成部5千-6千义和团由大运河进入天津增援。[1]6月30日天津北洋机器局东局的情形，据刘金堂和宋文彬的回忆：“有个中国看守埋下了地雷，当洋人要进入东局子抢弹药时，拉了地雷线便和洋人同归于尽了。”据王恩普回忆：“当外国人接近东局子时其他人都撤退了，一个小官没走，大家劝他撤退，他说：‘我末了走，我和外国人一块走。’等大家撤退完后他独自把火线拉好，并且跑到房顶上呆着，等到外国人都来齐了，他把火线一拉，刹时间轰声震天，跟不少外国人同归于尽了。”[1]
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战情形，据王三爷回忆：“（天津东南郊）一个土城的义和团左二环拿雁翎刀上去把一个德国骑兵从肩上砍下来。”据郭治恩回忆：“窑湾子义和团当场剁死六个（联军）”，当天义和团被联军打死“百十来口子，被教民打死了六七十人”。据张招生回忆；“聂士成的军队经常吹嘘，他们要先打义和团再打洋鬼子，聂士成要先安内后打外，义和团进攻紫竹林时，聂士成把他们赶到前面去要他们打洋人，洋人一开枪义和团死了很多，义和团向后退聂军就开枪也打死了好多人，义和团两面受敌。”由于聂士成拒绝增援义和团，聂士成被团民称为“聂鬼子”、“聂等死”。[1]
据张鸿泰回忆：“六月十三日（公历7月9日）日本鬼子打来了，鬼子步兵到处枪杀团民，并放火烧了纪庄子，当时老百姓四处逃难，被打死了一两千人。”据王学鹏回忆：“东洋打进了纪庄，把年轻的壮年的全部给打死了。”据张家富回忆：“纪庄牺牲的团民足有一两千人，仅仅是死人头发上的发丝还捡了几十担，第二年耕地时都是白骨。”据李长庆回忆：“打完纪庄子后，日本鬼子抄了聂士成后路，聂士成被打死，他的兵也死了不少。”[1]
1900年7月中旬义和团在天津最后的失败情形，据沈德生回忆：“六月十八日（公历7月14日）一枪没打一炮没发，四门都插上小白旗了，把手城门的陈国壁，他说给外国人，叫外国人打扮成义和团就进来了，这都是奸细带来的。”据李振德回忆：“天津失城也是因为有奸细的缘故，洋人向城里一打炮，天津最高的礼拜寺、鼓楼都挂上了白旗，接着四个城门都插上了白旗，这才失的城。”据李凤德回忆：“最后洋人进来还是有人做了奸细，南门有一个用小车推着一家老小到城门根来要求避雨，结果去城根接上了地雷，轰的一声把城门轰开了。”据李汉卿回忆：“日本兵是从南门西南的广仁堂附近的大洼坑钻进城来的。”据孙润卿回忆：“外国人是从西南角广仁堂芦苇坑里来的。”据王文炳回忆：“由于直眼勾结外国人，而使洋人能偷偷地爬进（天津城）来。”据云振铎回忆：“日本人是从葫芦罐和二毛子一起进来的。”[1]
“当时老百姓都从北门西门逃出去，日本鬼子就把炮架在北门城楼上，开炮轰击，北门内外死了不少人。”据李廷辅回忆：“北门里死人太多了，人踩人人撞人，妇女更多小脚走不动，有的还抱着小孩被打死的。”据窦省三、陶继承回忆：“北门里外死尸堆得高高的，北门门洞都给尸体堵没了。”据孙少棠回忆：“外国人进城绞死了许多中国人，有被外国人杀死的，也有被烧死的，其中有聂士成的士兵也有义和团。”[1]
北仓的战斗。据李顺回忆：“奸细领着日本兵从西边绕过韩家墅抄了马玉昆的后路，清军死了不少就退却了，新军退到北仓以西的仓口，马玉昆上前面指挥，我和他一起过的浮桥。”据武备学堂预备军官陈炳和回忆：“清军已经埋伏准备好了，日本兵假装清军，把清军又包围了起来。但最外围的日本兵又被清军埋伏的人包围，就这样开了战。”[1]
清军进攻北京使馆区[编辑]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74]。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6月20日之后，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只是辅助性的，围攻使馆的主力一直是清军[53]。
6月20日下午四点，清军开始攻打使馆，遂展开了55天的围攻。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窦纳乐报告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75]。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7月14日，进攻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此后，对使馆的进攻暂时停止[53]。
清帝国与美国的外交[编辑]
美国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匈、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
清帝国派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的政策之后，分别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通报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为了收拾慈禧因信任保守派大臣而制造的危局，光绪帝恳切地请求外援，在7月19日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美国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译文：
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力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在7月23日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帝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护公使馆人员的安全，保证使馆与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动。
但是光绪皇帝无力主导时势发展，也无法改变清廷的政策，原因在于慈禧太后已宣布训政，朝廷大政由慈禧主导。不过他的的善意、努力，体现了作为一个君主的负责任的态度。
8月1日起，清军恢复对使馆的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8月11日起，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8月4日，联军开始进军北京。8月12日，占领通州。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53]。
占领北京[编辑]
联军占领津京后，当地排洋、仇洋的风气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80]
在北京，始于6月20日止于8月14日、对使馆五十多天的围攻终于结束[53]，此时使馆里的人员已经狼狈不堪。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白银50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81][82]。樊国梁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否认下令抢劫，而是因为当时无店有人，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记拿走多少，事后依记录付了款[83][84][85]。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在美国第六骑兵团陪同下，在北京周边地区搜寻拳民，处死了疑似义和团拳民[86]。另外，《纽约太阳报》在1900年12月24日报道中引用梅子明的话，说天主教除了收取赔偿金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外，还要求以命抵命，用人头换人头；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杀，所以他们要求680条人命相抵[87][88]。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瓦德西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援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注 9]。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人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当时为了避免危害，北京满大街居民都臣服日军，挂上自制的日本国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89]
庚子俄难[编辑]
1900年7月17日至21日，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俄罗斯帝国以义和团破坏东清铁路为借口，对海兰泡和清朝管辖下的江东六十四屯两地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共造成约7000名中国无辜居民死亡[90]。庚子俄难的称呼来源自周继功的《庚子俄难》一文，该文被收录于《瑷珲县志·第八卷》。因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所以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被合称为庚子俄难。
庚子俄难中，海兰泡惨案的目睹者，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91]一位参与大屠杀的义勇兵对屠杀场景有如下描述：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92]连俄国的一位将军也在日记中写道：黑龙江悲剧是俄国人避而不谈的话题。[93]
山西、河北的战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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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北洼的战斗。“刘十九总时常说，把洋人赶出去，直眼就自然不敢欺负咱们了。”刘呈祥部义和团有一支1200人的洋枪队，“枪是从聂士成军的逃兵那里缴来的。”1900年8月19日战斗打响，据团民祁凤呈回忆：“义和团队伍被鬼子包围了，鬼子的枪弹如雨，许多团民阵亡了。”[1]
- 山西固关的战斗。据路透社1901年4月30日伦敦电，德国东方远征军下属一支80人的分队在山西固关狭隘的山间小路中被武装的中国人或清军伏击，45人阵亡。[94]清军山西忠毅军指挥官刘光才奏折中也提到这次战斗，只不过将德军伤亡夸大为上千人。
- 河北张家口的战斗，据西方新闻报道，进攻河北张家口德军约克伯爵由于冬天住在农村生炉子，睡觉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随后德军撤军。
- 河北郎庄的战斗
各方历史记载[编辑]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原称为八国联军[95][9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且改以前主流舆论对义和团的批评为颂扬。不过，台湾史学界不存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命题[97]。
英国关于义和团的记载[编辑]
19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不断加剧，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义和团运动开始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出现，而且实力不断增强。到了1898年，反对“外国势力”的保守派思维主导了清朝对外的政策，并且说服义和团拳民停止对满清的反对，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国人。山东巡抚将义和团纳入到当地的民兵组织，将他们的从义和团拳民改为义和团民兵。听起来像是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此时的清朝官员有一些人相信义和团真的刀枪不入。尽管西方各国抗议，但是满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很支持发展这样的民间组织。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激怒了义和团，尤其是教徒依靠中国传统家庭裙带关系。传教士向地方上的满清官员提出诉求，传教士认为满清的官员在审理民事诉讼和财产纠纷中应该更加照顾底层基督徒的诉求。1899年末，义和团持续攻击在中国的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引起了西方的不满。1900年6月份，国家救援部队从天津港登陆到达北京，6月13日皇太后慈禧下令满清军队阻止外国部队的前进。此时，义和团在北京烧毁了西方的教堂和外国使馆住宅，并杀死了疑似基督徒的中国人。6月17日，外国部队占领天津沿海的大沽要塞（也称为大沽口之战），以便恢复从天津到北京的交通。第二天，皇太后下令满清军队杀死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德国大臣因此被杀死，其他各国外交大臣和家属，以及职员，数百名中国基督徒被困于他们的公使馆和北京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巡抚无视清政府的命令，并压制其管辖范围内的反外国势力运动。这些地方官员认为，战争不是清政府对外的主导政策，只是在长江以北地区这些骚乱活动比较多。 一支由19000人组成的国家部队（中国称为八国联军），其中多数人来自俄罗斯和日本，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1900年8月，这支国际部队攻陷了北京，解救了被困的外国人和基督徒并拿回了被抢夺的一些财产。西太后携带天子向陕西省西安方向逃跑，留下几个皇太子与外国人谈判。经过谈判，制定了一个协议，该协议于1901年9月分签署，双方结束敌对关系，并对在华的外国人进行赔偿。
辛丑条约[编辑]
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时，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慈禧太后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至今，西方史书仍然以“拳民叛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98]。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99]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100][101]；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的在华文化事业[10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一战后到192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德奥匈俄达成了停付的协定。其他各国也都先后达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协定规定将此后收到的庚款用于指定在华事业，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彻底停付[103][104]。
殉道人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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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中国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05]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死亡[106]，单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107]。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108]。
- 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106]，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抚衙门前，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注 10]，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109][110]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详见：太原教案）
- 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111]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112]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 直隶（今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在清初与清末传教士的影响下，直隶有相当数量信仰天主教的农村，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任德芬、汤爱玲两神父，不分男女老幼，尽戮，[113]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114]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 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112]。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115]。
此外，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106]，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有数万人）。
影响与后果[编辑]
对清末政治[编辑]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慈禧打消了废除光绪帝皇位的念头，但持续训政；另一方面则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政府倒台。
在汉族仕绅阶级看来，满人的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督抚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即东南互保）。各地的封疆大吏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对清末经济[编辑]
义和团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不仅倾力破坏华北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而且导致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国际贸易活动。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因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都停滞上海。从外商定购的各类日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国家税收锐减，银行（钱庄）倒闭。各处钱庄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势所难免。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
列强[编辑]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引发了七七事变。
文物[编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清朝初年就所剩无几的《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义和团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116]
科举停考[编辑]
1901年6月11日，慈禧太后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评价[编辑]
正面评价[编辑]
八国联军司令德国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乱笔记》：
不过这句话之后的1903年又发生了瓜分危机，“由于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117]
马克·吐温于1900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拳民》（又译《《我也是义和团》）的演讲：[118][119]
列宁的评价：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负面评价[编辑]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125]
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也包括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55]），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55][126]，无法无天，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127]“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55]天津之战开始后，一些拳民看见远处有个妇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处逃？”她听到后跪在地上说：“我非直眼，乃某处某人之妻也。”拳民说：“尔额有纹，安能讳耶？”随即把她拖至坛门外杀掉[11]。
历史作家金满楼表示，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洋”代表了与西方有关系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灭的范围内，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与洋教有关系的中国教民，也包括从西洋传来的西药，洋布，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为免毁坏，就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128]。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一队团民巡行到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前，发现这里出售洋货，即纵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史学家马洪林等表示，义和团相信天灾频仍（1899年1900年的旱灾）是基督宗教造成的，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认为只有推倒教堂，扫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动上天降雨[129]。义和团降神附体，念咒画符，如“避枪炮火咒”、“请神咒”、“请师咒”、“护身咒”。拳民战斗时都要口念咒语，祈求各路神仙“神灵附体”、“显灵护身”。他们请的神大多来自于章回小说与民间故事：有周朝太公望、战国鬼谷子、汉寿亭侯关羽、无生老母、三清、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济公、张天师等，甚至一些几乎无人祭祀，只在说书中出现的鸿钧老祖、通天教主、骊山老母、唐朝樊梨花、宋朝穆桂英、金刀圣母、柳树精、黄三太等等[130]。义和团相信他们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灵与妖鬼的战争。团民坚信自己代表神，那么洋人、教士及教民作为神的对立面，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鬼。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129]。但义和团相信女人裸体、女人的秽物（便溺、经血、月经布等）的阴门阵会破解他们的避炮的法术[131]。“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所以避炮之法不能行”[132]。崇信拳匪者传云：“义和拳与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敌，忽洋人军队中有一妇人赤体立，义和拳法术被破，不敢前进”[133]。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134]。“西十库开仗，忽有赤身妇女走出，团民受伤者众，楼周围挂妇人皮，并各秽物，以致团民难以得胜，东交民巷亦用此法”[54]。团民欲烧毁西十库教堂，却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数处民居，教堂丝毫未损，对于这种结果，团民们普遍的解释是：“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墙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既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135]。女体是污秽的观念使得妇女成为团民眼中畏惧的对象；为防污秽，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不知此令而出门被杀的妇女甚多[11]。团民认为唯有“红灯照”才能反制女性这种厌胜能力，所谓：“须待红灯照来时方可，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54]；又说：“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惧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54]。
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美国陆军第二指挥詹姆斯‧威尔逊少将在回忆录中说:“(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愚昧迷信与觉醒进步之间的冲突，它威胁了每一个在(清)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也不例外。”[136]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孙中山：大东书局《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第五讲》
秋瑾《精卫石》：
余英时认为：
袁伟时认为：
李文海称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多伤人命之外，中国人经济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例如，义和团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把火烧掉了附近的商铺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140]。
文艺作品[编辑]
1963年的电影《北京55日》以义和团围攻北京外国使馆为题材[141]。《北京55日》于西班牙拍摄，由于拍摄需要数千名中国演员，电影公司从西班牙全国各地几乎把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排戏了。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电影拍摄期间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因为餐馆员工（通常是业主）都被电影公司所雇用。电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国人以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全国几乎找不到中国餐馆吃饭。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摄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电影，名为《八国联军》（Pa kuo lien chun）[142]，导演张彻使用高预算拍摄了一个关于觉醒与复仇的大场景故事。《八国联军》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电影的武术导演是刘家良，由傅声主演。
1985年，台湾表演工作坊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段子四：记性与忘性（北平1925），主角王地宝（李立群饰演）阐述此事件经过，亦参考这段史事作为故事片段。
1986年，中国大陆作家冯骥才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小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陈宝国参演。电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辫子神力无比，可作为伤人利器，被称为“神鞭”。傻二亦凭借这项才能加入了义和团。在一次和“洋人”的战斗中，傻二的战友大都阵亡，傻二的辫子也被洋枪打断，此后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结尾，傻二剪掉了辫子，变成了一位神枪手，继续和外国势力作斗争。傻二有一句总结全剧主旨的名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换的时候也得换换”。
1992年香港导演徐克所拍摄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亦参考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但片中影射义和团作乱的白莲教实际上也遭其迫害。
1993年香港导演徐克所拍摄电影《黄飞鸿之王者之风》，亦参考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
1995年尼尔·斯蒂芬逊（Neal Stephenson）写了一部后数字朋客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义和团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
1999年，日本演剧实验室万有引力所首演的《怪人傅满洲》（怪人フー・マンチュー）也以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
2008年，中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所叙述的故事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
时间轴[编辑]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外国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
1月27日（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慈禧愤怒。
4月20日，保定清苑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
5月12日，保定涞水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
5月22日，义和团戕杀前来平定械斗的清军将领杨福同。
5月27日，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后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皇室专列全部被烧。
5月31日，在慈禧太后同意下，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一说6月1日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143]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于6月6日也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晚，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可以用来抵御洋人。
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
6月9日，董福祥率甘军进入北京，驻守永定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
6月11日，联军从塘沽搭火车出发，经天津前往北京保卫使馆。火车开至杨村，开始遭到清军聂士诚部和义和团的抵抗。同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143]
6月12日，联军边修路边缓缓前进。至14日在廊坊车站遭到聂士成之武卫前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18日，联军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
6月12日，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的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冲出使馆向他们进攻，拘捕其中一人。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使馆洋兵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
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义和团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
6月14日，北京方面，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
6月15日，慈禧太后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106]；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注 11]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21]
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京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荣禄递交的外国使团勒令慈禧还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系载漪伪造），让慈禧太后愤怒至极，完全否决了皇帝主和主张，慈禧做战前动员，令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载勋、刚毅、载濂、载漪、载澜统率义和团。光绪帝焦急地走下龙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你做驻外使节多年，对西方比较了解，说实话大清国能否战胜列强？”许景澄流着眼泪说：“皇上要我说实话，我不敢欺骗皇上，据臣所知，其任何一国的实力都在大清国之上，对八国用兵须格外审慎。”慈禧听后勃然大怒。
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攻打使馆，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
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发最后通牒，限外国人24小时离开北京，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锺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前给予答复。
6月20日上午，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问询，途中被清兵开枪击毙（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第五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决定开战，数千名义和团和清军随即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下午4点，清军首先向奥地利使馆开火。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143]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144]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慈禧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6月23日，翰林院遇火。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注 12]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主要为印度人为主的英属印度的军队，亦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中立但受影响的比利时和西班牙、反抗拳乱的清军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将军尼古拉·连纳维奇[143]。
6月27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7月8日，李鸿章被朝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上京履新，7月17日李鸿章从广州乘船北上，10月10日抵京。
7月9日，联军进攻天津城南八里台，聂士成阵亡。
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发动总攻。
7月14日，联军攻克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7日，刚毅李秉衡联名参劾许景澄和袁昶与外官私信，妄议慈禧受愚，慈禧下令逮捕二人。
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慈禧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此三人与之前被杀的许景澄、袁昶号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禁军溃败。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撤走时纵兵抢掠。[127]
8月15日，第六次御前会议：讨论是留是走的办法，来的只有三个人。慈禧携光绪帝等皇室仓皇西逃，10月26日抵达西安。载漪溥儁父子、刚毅随驾从行。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七国，德军主力10月17日才抵达北京）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荣禄留京办事。10月6日诏离京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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