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国共内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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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内战和冷战（1947年后）的一部分 | |||||||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占领南京总统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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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支持： | 1947年10月10日以前： 1947年10月10日以后： 1949年10月1日以后： 支持：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阎锡山 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1949年11月20日－1950年2月29日实质代行总统职权） |
  刘少奇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
| 兵力 | |||||||
| 430万人（1946年7月） 365万人（1948年6月） 149万人（1949年6月） | 120万人（1946年7月） 280万人（1948年6月） 400万人（1949年6月） | ||||||
| 伤亡与损失 | |||||||
| （1946年7月－1950年6月）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降63.4万，易帜115万 | （1946年7月－1950年6月）阵亡26万，被俘、失踪19万，伤85万 | ||||||
第二次国共内战发生于1945年至1950年间[8][9]:20[10]:240[11]:1-2，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以及行宪后的中华民国国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争夺中国统治权而进行的内战[12]:4923[13]:743。
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前后，国共间的冲突一直持续著[14]:704。国共双方在重庆展开谈判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谈判很快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战争初期，国军一度取得优势，占领共产党所控制的张家口和延安等战略要地。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帮助下，共产党逐渐开始以局部反攻以对抗国军的重点进攻。及至1947年中，在重点进攻后，共产党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局逆转。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迅速击败国军主力，随后发动渡江战役，并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则迁往台湾。中国大陆教科书认为1949年4月23日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标志着战争的胜利，而西方史学界则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内战才逐渐平息[15]。
1950年3月，西昌被解放军占领[16]。11月，新疆反共复国军亦于青海、甘肃一带战败，此后仅有零星“起义”或“反叛”发生。国军在缅甸境内、靠近滇省处部有一支部队，即泰缅孤军，1961年在中缅边境爆发最后的陆上战役江拉之战，1975年6月中止游击战。双方长期在中国大陆沿海爆发冲突，互有胜负。1979年1月1日，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炮击，至此两岸双方结束了军事冲突[17][18]。然而随着两岸政治情势的变化，军事紧张局面亦时有发生。
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并由此展开海峡两岸关系。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也因这场战争限缩至台澎金马地区和部分南海诸岛[19][20][21][22][23]。
名称[编辑]
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这场战争是共匪对中华民国的叛乱[24]，称这场战争为动员戡乱、戡乱、戡乱战争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认为这场战争是由国民政府先挑起。为了反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称这场战争为解放战争。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2]:4923。
较中立的称呼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另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称呼。
背景[编辑]
国内因素[编辑]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25]:1-2。当时中国国内普遍厌倦战争渴望和平，两党为顺应民心，蒋中正（下文简称蒋）和毛泽东（下文简称毛）为争取政治主动，都高姿态谋求和平。8月14日，蒋为便于解决与中共歧见，电请毛前往重庆[26]:721。毛斥之为“完全欺骗”[27]:524。8月16日，毛覆蒋，俟对朱德要求表示意见后，再考虑相会问题[26]:721。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给毛一通电报，要他与蒋合作，毛则大发雷霆，说莫斯科为什么不许他革命[27]:524！8月20日，蒋再电敦促，说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26]:721。8月23日，蒋三次去电敦促[26]:721。8月24日，毛称愿与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26]:721。毛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28]: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地区，公平合理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721。经过再次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毛始决定应蒋之邀[28]:13。国共为和平努力受到舆论一片赞扬，而双方持续争夺实际利益，在对日接收问题上两党矛盾突出。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中共去干部；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28]:14。国民政府依盟军指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军降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只国军才能受降，重庆统帅部不完全代表中国人和中国的抗日军队，中共以实际的抗命行动，争取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双方军队在华北、东北多处冲突[29]:1141-1146。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在日军正面进攻下从华东退到西南。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30]。
到1945年4月，共方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30][31]:10-43。
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行动[编辑]
国军远离战线，相比于在日占区的中共军队，在竞争接收华北和东北日占区时，地理上居劣。8月9日，蒋曰：“今日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虑蕞集，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32]:618月11日，蒋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同时要求国军受降并收复战略要地，对中共军队则命令“原地驻防待命”[33]。8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中国战区15名受降长官。国民政府鉴于后方军队难以快速到达日占区，利用日本伪军临时“维持治安”。8月2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要求日军维持占领区，保证交通线通畅以待国军到达，命令日伪军队攻击新近被中共军队占领的地盘。在国际上，由于美国担心中共势力扩大，国民政府在受降上受美支持。此外，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与苏联签订盟约，以接受外蒙古独立以及承诺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换得苏联承诺东北属于中国，不支持中共[34]:1-3。
张治中致蒋〈反对内战万言书〉说：“现在国际关系，虽然复杂，但无论何国，似均不愿于此时发生战争。我国如欲凭借任何一国之力量，企图促使国内问题之解决，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国经历八年余之苦斗，始获得今日之国际地位，如于抗战甫告胜利结束之今日，内部再有战争；且为一时不易结束之战争，国际友人对我国之观感如何，不难想像。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今战争结束，举国人民所欢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35]:735-736
9月20日，蒋说“共毛”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32]:618-61910月1日，蒋说“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36]:810月11日，蒋说“昨夜共毛谈话。……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36]:113
国民政府要求日伪维持治安，引起广泛不满。在抗战后的内战期间，政府接收官员腐败，导致民怨。中国国民党接收大员贪腐被认为是触发台湾二二八事变最直接原因，在被讥讽为劫收的接收之外，伪币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急遽贬值，受占领地区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经济损失，加上政府对汉奸惩处的范畴太过广泛笼统，以及对前受占领地区人民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对比，民众对国民政府在战后复兴时期的表现感到失望[31]:10-43。
10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是悲剧的演出。这一来，不止望和平建设如凶年望岁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将陷于绝望的深渊，中国本身的安定，固将无法确保，同时全世界也将蒙其恶劣的影响。我们过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余的抗战牺牲，也就换不到任何代价了。”[37]:26312月31日，蒋认为毛之来渝，乃因中苏“盟约发表，共毛落胆，几乎无所措手足。而俄史亦令其来渝谈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38]:275
1946年1月4日，蒋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说：“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38]:317
国军打败仗原因甚多：⑴政府分裂内斗、腐化贪污；⑵财金紊乱、经济崩溃；⑶士兵厌战、官压民变[39]:109-132；⑷：①抗战后中央对非中央系部队歧视与待遇不平，化编或调边远地区作战，引起不满或叛离；②借战后“整军”，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编“军官总队”，使此有战场经验干部心有怨气，后多被解放军所用；③处理百万伪军不当，杀官夺兵，或以“汉奸”、“敌伪”，驱之投共；④因高级将领派系分明，能打仗将领——关麟征、薛岳不用，用刘峙指挥淮海战役，焉有不败之理；⑤有些曾受中央敌视将领，紧要关头投共——如高树勋、韩练成、吴化文、卫立煌、何基沣、张克侠、张轸、程潜、陈明仁等，中国大陆陷共前许多地方将领为求生存，更无论点，且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多有中共地下党潜伏，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情报，如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刘、郭参与机密指挥，所以每战必败[40]:19。
中共的战略和行动[编辑]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通告所属：“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准备对付内战。”[28]:18月13日，毛说：“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28]:4-5。毛说：“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大赞成内战。”[41]:15。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在中国（除满洲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总司令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26]:721。中国共产党拒绝蒋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国军包围的部分向中共军队投降[34]:1-3[42]:185。8月24日，毛指示军事部属：“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28]:13。斯大林以苏共中央之名义致电毛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28]:138月30日，毛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28]:18。至8月26日，共产党已占领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乡村，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进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个城镇[31]:10-43。8月29日，为造成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即指示晋察冀和山东方面之负责人，迅速派遣干部和部队到东三省，以控制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43]:185。9月17日，遂即提出“东北为我势必所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之战略方针[44]:278-279。在塞北平绥等地，八路军阻挠国军受降，双方发生激战。9月，中共放弃原来占据平汉铁路以东计划，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准备放弃江南各根据地，并将部队撤到江北，大力发展东北和华北根据地，为将来发展打下基础。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党委说：“⑴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⑵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⑶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45]:276[28]:23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8月30日，八路军曾克林部在一支苏军配合下攻克山海关。曾克林的先头部队在东北短时间内就接受大量军火，招募大量人员。10月25日，毛在延安抗大七分校报告说：“我们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共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地方，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民兵。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在内。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恐怕半年还说不一定。”[28]:41黄克诚率新四军第3师3.5万余人9月中旬从苏北出发，11月底到达东北[46]。
据中共中央11月4日之指示，进兵东北情况及计划如下：“最先入东北之李运昌部，已由五千人扩充至八万人，惟战斗力弱。正规军入满者约五万人。在途中者尚有五万人，十一月中旬可到，约计十万人。为内线作战之主力。另外约十一万人将于十二月下半月可到热河、辽宁、冀东地区，外线作战。”[47]:401-402从1945年8月到11月底，中共中央先后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6人到东北工作，从各战区调集主力部队达11万人，另外还从延安和各战区抽调2万多名干部到东北，迅速扩大和整编20个师，并建立10个军区[48]:181。同时，罗荣桓带领中共军队在山东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大量渡海到达东北。原来要南下的刘转连部第359旅，也改派往东北。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关于平汉路方面，中共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是：“十一月中旬重庆军事会议秘密决定沿平汉路北进，顽军除原有各军外，拟新增以下六个军：计七十三军（美械三个师）戌中旬驻湘潭。十军（美械两师）戌中旬驻常德、邵阳各驻一师。八十八军（川军）戌下旬尚在浙东。二十八军（湘军）戌下旬在天目山（皖南）。七十一军（美械三个师）戌上旬在全州，近有改开东北讯，待证。新一军（美械三师）戌中旬似在芷江。估计在十二月底能赶到新乡者，只有七十三军与一百军。下次平汉路战役，主力可能是该两军及原驻新乡地区之八十五军、三十二军。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平汉路更大战役可能在十二月底及来年一月上旬。”[49]:461。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必须迅速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海陆并进，越快越好，不要声张，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与地方部队，放手发展。
|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主要冲突列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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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名称 | 大致时间 | 爆发原因 | 实况 |
| 上党战役 | 9.10-10.12 | 阎锡山部队在长治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发起进攻 | 阎锡山部队10个师被歼，长治被中共攻占 |
| 津浦战役 | 10.15-12.14 | 中共阻止国军沿津浦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 | 中共军队攻占山东大片地区，山东华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
| 平绥战役 | 10.18-12.14 | 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受降，中共为打通华北东北交通 | 中共军队围攻归绥、包头两城一个半月，未能攻克最后撤退 |
| 平汉战役 | 10.24-11.2 | 国军沿平汉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阻止其北进。 | 中共军队合围国军7个师，全部歼灭 |
| 山海关战斗 | 11.15 | 乘美国运输舰前往东北的国军到达大连时，被苏联及中共军队拒绝登陆，后转到葫芦岛仍无法登陆只得转在秦皇岛登陆。后在进发至山海关时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 国军突破中共军队阻击，穿越山海关，收复锦州 |
国际因素[编辑]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牺牲，未告知国民政府赋予苏联大连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特权、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以及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特权。顾柏克（Anthony Kubek）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14]:723。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中国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前途（事实上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换取苏联将东北交还给国民政府，并承诺不支持中共。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32]:286。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50]:873。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分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36]:3。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36]:125-126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36]:137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36]: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36]:297。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50]:875。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36]:430-431。蒋介石在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36]:435-436
12月底，按照波茨坦公告，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关于中国，三国达成协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政府，该政府应该有广泛参与，和内战停火。三国都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外长指出，苏联驻东北军队已经完成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驻东北军队的撤回将推迟到1946年2月。美国国务卿指出，苏联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苏联驻军将立即撤回[51]。
 |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
通过对日作战，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东北，以便与中国国民党继续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并一度向国民政府提出协议，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换取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并不得让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苏联方面的要求，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东北回国之前为中共抢占东北的真空地带提供很多便利条件[52]。部分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定走向军事失败[53]:9；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共产党方面力量[53]:10。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54]。在东北，苏联自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55]:91-92。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1947年，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曾请求苏联给予援助[14]:703。张玉法认为国共之间是一个国际战争，苏联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责难多，终使国民政府实力与声望每况愈下，不仅丧失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对抗之力量，也丧失与中国共产党谈和之条件[14]:711。中国共产党之发展，自始受到苏联支持[14]:723。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苏军一方面允许共产党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中正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56]。
| 时间 | 发货地点 | 机枪 | 步枪 | 子弹 | 其他物资 |
| 1945年11月2日前[57] | 沈阳 | 4000 | 11~12万 | 各种炮一批 | |
| 1945年11月2-6日[58] | 沈阳、哈尔滨 | 1000 | 3.6万 | 800万 | 部分炮；手榴弹15万；运输机6架；火车2列；大衣2万；皮鞋3万；兵工厂1座 |
| 1945年12月初[59] | 旅顺 | 100 | 近万 | 飞机40余架 | |
| 1946年3月[60] | 朝鲜 | 3万 | |||
| 1946年4月[61] | 哈尔滨 | 1万 | 10万 | 1000门炮 | |
| 1946年5月[62] | 朝鲜 | 115 | 43万 | 炸药1万箱 | |
| 1946年6月[63] | 朝鲜 | 50 | 5000 | 300万 | 本月另有一批，不详 |
|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64] | 朝鲜 | 688 | 12145 | 1000万 | 167掷弹筒、7门炮、11164刺刀、43588发炮弹、22万斤炸药、火药500箱 |
| 1946年9月[65] | 图们 | 100多节火车弹药 | |||
| 1946年9-10月[66] | 安东 | 朝鲜北部日军储存之武器弹药，数十艘汽船每日往返运输 | |||
| 1946年12月到1月[67] | 苏联 | 1.51亿卢布各式物资[68]（含300万匹布、560万吨米和棉纱、3300吨汽油、500辆卡车、700吨炸弹等） | |||
| 1948年2月到12月[69] | 苏联 | 3.35亿卢布各式物资[70] | |||
| 1948年辽沈战役前 | 满洲里等地 | 仅我们（苏军）两个方面军转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制武器。[71]各种枪炮、坦克，以火车运输数日。[72]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苏式。[73] | |||
| 1949年7月到12月[74] | 苏联 | 4.21亿卢布各式物资[75] | |||
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编辑]
当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有余力压制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但因世界大战刚结束，战争已为世人所厌恶，国民政府只好在美国之压力下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和谈[14]:723。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赴重庆开始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等问题举行会谈，并先后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2]:4923。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中共在和谈中，一面扩张，一面争取国际上及国内各小党同情，实力大增[14]:723-724。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之五项协议[12]:4923。毛泽东率代表团就国家前途与蒋介石等谈判。蒋、毛直接会谈8次，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为8月29日、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28]。8月28日，蒋自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50]:815-816
8月29日，毛方记：“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⑴所有问题整个解决；⑵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⑶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28]:17蒋方记：“七时（下午），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普通应酬也。”[32]:378“考虑与中共谈判方针，公自记曰：⑴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⑶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回访毛泽东于莲屋，与谈约一小时而别。公自记曰：‘普通应酬也’。”[50]:799
9月2日，毛方记：“晚八时半，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28]:20蒋方记：“晚宴毛泽东后，并与之单独谈话。”[32]:423蒋又记：“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50]:820
9月4日，毛方记：“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商谈”、“同日，蒋介石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28]:20-21蒋方记：“约见共党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其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32]:467
9月12日，毛方记：“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与蒋介石直接商谈。”[28]:23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32]:531-532
9月17日，毛方记：“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28]:25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谈话，并摄影。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32]:588
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毛与周恩来、王若飞研究谈判新方案，表示对国方之让步，于9月19日向国方代表提出，要点是：“⑴国、共军队的比例为六与一之比。⑵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撤退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共军，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所有共军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共方推荐。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28]:27-2810月17日，毛说：“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76]:18
9月21日，谈判陷于僵局，休会5天，赫尔利找毛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说还要讨论[28]:28-29。
10月9日，毛方记：“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28]:32蒋方记：“毛泽东来辞行。公自记经过及所感曰：‘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口以为是。’”[36]:80-81
其后，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后进行4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字，10月12日公布之[77]:622-623。
10月11日，毛方记：“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28]:32蒋方记：“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后，……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36]:113毛回到延安当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报告重庆谈判之经过说：“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28]:33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史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38]:54-55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将近有一年半时间，由美国居中调解，调解失败；从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党、青年党等居中调解，调解也失败[14]:704。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28]:31。毛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28]:31-32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向，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毛说：“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28]:32。
10月10日，毛方记：“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宿林园。”[28]:32蒋方记：“翌（十）日午，亲至其寓所话别时。毛忽要求准彼于当晚来宿林园。公料知其必另生枝节，但仍表示欢迎之意，略谈辞出。当晚九时许，毛果来宿林园，又与谈约半小时”[50]:848、“昨夜（十）毛共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不能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其明晨再谈而别。”[36]:112-113
10月12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党委之指示说：“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28]:34-35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默许阎锡山进攻解放区，在上党战役中失败。可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向国军秘密传达《剿匪手本》，准备内战。
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盟、中国青年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围绕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五个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协议规定，政府改组后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规定国府委员里国民党占半数，另外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组成，重大议案须2/3多数委员支持通过；在执政纲领上，通过了以中共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一致同意和平实现民主宪政；一致同意整编国共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34]:36-42。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双方军队整编方案；3月6日，毛泽东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中共军队共130万人，两期复员，只余40多万。由于兵员裁撤过多，导致共产党军队在国共内战初期处于不利态势[78]。
双十协定后，国共冲突仍未停止，尤其平绥战役中，傅作义军队在包头、归绥仍被围困至12月。为尽快停战，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国总统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调停下商谈停战令。双方围绕赤峰、多伦地区归属问题争执一番后，国府做出让步，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79]:7951-7952。2月1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79]:7970。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79]:8019。但该协定已对激烈进行的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力[80]。
苏军从东北撤离后，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46年3月1日，苏联向国民政府表态决定自东北撤军。4月6日苏联撤军后，中共军队迅速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国民政府则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精锐部队运至东北，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由于中共军队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半小时，对原本由中苏共管的长春发动攻势，并在4月8日占领长春[81]:202-203，国民政府认为此举率先违反了1月停战令[82]，导致4月时东北长春干线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5月10日，马歇尔向蒋介石建议：“政府在军事上有确切而严重的弱点，共军则占战略之军事优势；且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而世界各国人士亦渴望和平。……余谨提供此一意见；即某种妥协，必须获得；且应迅速获得。否则，中国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及经济上，将陷于混乱之状况。”[83]:123-124
林彪部主力30余万，集中于四平街附近，企图阻止国军前进[84]:154。国军杜聿明部迫于情形，自5月起在东北发动反攻[84]:154。5月3日，国军克复本溪，激战于四平街一带，5月19日克复四平街[84]:154。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撤出长春[79]:8057。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林彪所部被重创，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5月23日，国军克复长春，5月28日克复吉林，6月5日直逼哈尔滨[84]:154。6月6日，蒋颁发第二次停战令[85]:48。在马歇尔压力下，蒋介石同意东北休战15天，后来又延长8天。从6月5日起，蒋先后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解放军必须退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以及冀东沿海；（四）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86]:494。7月，蒋徇调人之请，两次颁令停止冲突，并主张召开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与三人军事小组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85]:48。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34]:56-58。11月，蒋颁布第三次全面停战令[85]:49。
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法草案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应。重庆与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性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内，“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到1948年1月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李济琛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反对国民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4]:724。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此时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方式爆发。同时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87][88]。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4]:723。1948年夏间，美国始给予4亿5千8百万援助，但指定用于军事仅有1亿2千5百万元[14]:723。战争结束后，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作证，杜鲁门政府1947年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培训国民政府军队，并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指责和批评中国国民党，这成为国军士气低落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89]。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同情和苏联之实质支持下，势力日增[14]:723。
此后，作为预备行宪的看守国民政府为以宪政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而在1947年4月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到1947年6月底，国民政府放弃谈判政策，开始全面军事对抗中国共产党[14]:704。7月18日，国民政府取消中国共产党国民大会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及参政员名额，此后国军即全面攻击解放军占领区[14]:704。在政界，于1947年10月28日被国民政府解散之中国民主同盟，由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起来，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14]:724。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土地改革[编辑]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依照该法政府应当从地主赎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然而这个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其后在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的1948年，政府又为了得到统治区的民心而在立法院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以切实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然而该政策仍只在极少数地区试行。直到国府已无力回天的1949年，政府才宣称终于完成在全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一切准备，计划到1952年在大陆地区基本完成这个目标。然而此时全国一半以上的区域已经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使得这一计划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最终成为无法实施。而针对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行政院则在1946年10月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主张对中共已分田地之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土地，而采“继续佃耕，减轻地租”的办法。办法指出，“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然而，受中共打土豪政策影响下的地主及其民团在跟随国军还乡之后，以各种手段收回其损失，导致大规模出现地主及民团屠杀驱赶贫民的现象，令国民政府的民心进一步丧失。
中共方面则一改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实施土地改革。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号召打倒蒋介石[12]:4923。基本办法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土地被没收，地主要受到批斗，因此起初使得广为贫农佃农的支持。然而在1947年底土改高潮时，连中农的土地也要被分割没收。以至解放区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90]:608。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91]。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92]:1267-1274。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93]:353-354。
得益于土地改革的推行，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均高于国民政府。其中，1949年中共财政收入更是达到粮食304亿斤[94]，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95]。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达到同期国民政府的十二倍，极大加快战争进程，支援解放军作战，导致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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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14]:724。由于战事不断持续，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得通过印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令法币急剧贬值。并与期间多次发生黄金挤兑风波，令国民政府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1945年底为9亿美元，1946年5月降为6亿美元，1946年底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4]:724。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84]:159。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96]:352。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85]:56。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85]:56。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84]:159。
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新货币——金圆券，名义上可以无限兑换黄金。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但由于没有严守发行限额，肆意滥发，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令民间经济陷入巨大混乱。结果金圆券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金圆券只使用了10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2万倍。令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极巨，使得民国政府失去了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迅速失败原因之一。1949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又发行银圆券。但由于在大陆统治进入末期，加之无足够银元为担保，该货币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内战末期，国民党将政府国库中的黄金运往台湾，成为退守台湾初期中华民国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共一方，由于在国共内战中的顺利进展，使得各个分散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亟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各解放区货币。1947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解放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同时着手开展统一货币的工作。1947年10月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终于在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在进入上海后，中共迅速在上海全市推行人民币，并从全国抽调大量物资以稳定物价，最终结束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学潮蜂起[编辑]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14]:724。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12]:4923。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97]。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98]。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79]:8364。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指控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99]。
| 时间 | 爆发地点 | 原因 | 实况 | 备注 |
| 1946年12月 （沈崇案） | 北平 |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 全国性反美运动 | 中共领导[100] |
| 1947年5月 （五二〇运动） | 南京 |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 中共领导[97] |
| 1947年5月 （六一惨案） | 武汉 |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 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 | 中共领导 |
| 1947年10月 | 杭州 | 浙大学生会“于子三”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 中共领导[101]:163 |
| 1948年1月 | 上海 |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 中共领导[102]:143 |
| 1948年3月 | 北平 |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 - |
| 1948年4月 | 北平 |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 中共领导[103]:170 |
| 1948年6月 | 沪津 |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 - |
| 1948年7月 （北平七五事件） | 北平 |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次日谈判后，中国青年军向离场学生开枪，8名学生死亡。国府方面则称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104][105]:177 |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 中共领导[106]:26 |
情报与宣传[编辑]
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107]，令国民政府几乎所有重要作战情报皆为中共提前掌握，严重影响国军作战。
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108]，将中共俘虏的国军将官公布在报纸上让家属认领。此事引起国统区普遍恐慌。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109]:41同时，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挺进报》以取代新华日报，大量散播中共军队在前线胜利的消息，并组织工潮，学潮和农村暴动。1949年9月，昆明银行从业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云南[79]:9002。
原本国民政府也同样拥有具有一定能力的特务机构军统局与戴笠等众多特工干部，对中共进行谍报和渗透的工作。不过随着戴笠意外丧生后，军统局在中国共产党安插的情报人员也因失去内外联系而随之被埋没和倒戈，至此国民政府所有的谍战与政战系统彻底崩溃，为后续的国共内战战争中的崩盘带来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