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4日 星期二

骑士十诫与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是中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的一种精神文明,它是以个人身份的优越感为基础的道德与人格的表现,但它也积淀着西欧民族远古尚武精神的某些积极因素,继承了古代欧洲部落文明至早期工商业文明历史以来的尚武精神。

在中世纪,骑士们是国家的精英阶级,作为骑士有保卫教会及国家的责任。在战争来临时,骑士必定身先士卒保护弱小,与日本的武士道有不少相似之处。除此之外,骑士亦有对野蛮地区进行文明教化的责任。骑士精神包括了英勇无畏、勇于牺牲、崇尚荣誉、怜悯弱者、诚实守信、谦卑礼貌、择善固执、大公无私这些美德。中世纪骑士亦有漠视骑士精神的例子,例如查理大帝的孙子们之间的冲突,日耳曼部落酋长会均分遗产给儿子,兄弟之间便为了争夺财产引发战争。

时至今日,骑士精神对于欧洲民族特性有很大的影响,欧洲人许多道德修养皆源于它,构成了当中的绅士文化及欧洲文化中的贵族色彩。

定义[编辑]

骑士精神(chivalry)这一词汇形成于古法语中的chevalier,源于中世纪拉丁语caballāriuschevalier最初是指处在贵族地位,在被需要时能够装备战马与重骑兵武器的人。该术语在1292年开始出现于英语中。

它的含义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具体军事意义“备有战马的军事单位相关状态与费用”或“一群骑士”,到自12世纪流行起来的基督教战士精神。因此骑士精神从简单的重装骑手到一种行为准则,有着递变的内涵。

骑士精神的概念起源于三件中世纪作品:匿名诗Ordene de Chevalerie,讲述了提比利亚Hugh二世被俘获后为萨拉丁展示基督教骑士仪式从而获释的故事;由拉蒙·柳利所写的Libre del ordre de cavayleria,以骑士风格为主;Geoffroi de Charny的Livre de Chevalerie,证实了以实力为主的骑士品德。基于这三种著作,最初的骑士精神被定义为融入了军事、贵族、宗教这三个基本方面的生活方式。

骑士精神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的演化,部分是历史上战斗于圣地的骑士理想化,另一部分来自于宫廷爱情的理念。

骑士十诫[编辑]

  1. 信任教会;
  2. 捍卫教会;
  3. 尊重弱者并给予保护,
  4. 忠于国家;
  5. 不畏敌;
  6. 毫不留情地与异教徒作战;
  7. 在上帝的指引下履行封建职责;
  8. 忠于言语;
  9. 无私奉献;
  10. 永远以正义与善良对抗不公与邪恶。

文学与历史现实中的骑士精神[编辑]

骑士精神的追随者认为自中世纪晚期后,曾有一段男人都按照骑士规范行动的时间,对该阶段的模仿能改善现状。这是堂吉珂德的疯狂使命,一个最具骑士精神小说中的领导者与司各特的灵感来源。

随着现代历史文学研究的诞生,学者发现了无论将骑士时代前溯到何时,总是能在过去中有新发现,甚至到罗马帝国时期。

中共国秦城监狱新兵连人员名单

 中国秦城监狱新兵连人员名单

微信空间2016年10月23日
    
编者:网友有心,将落马中共将军约70名,在秦城监狱变成一个新兵连。名单如下:

    
     郭伯雄在少林寺和释永信一起,祈佛保佑
    网友编中国秦城监狱新兵连名单 郭伯雄任连长


    
    连部(9人)
    
    连长:郭伯雄: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
    指导员:徐才厚,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
    副连长:王建平,上将,原武警部队司令员
    副指导员:田修思,上将,空军政委
    司务长:谷俊山,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
    文书:董尤心,女,少将,总参谋部信息化部副部长
    通讯员:姬胜德,少将,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
    卫生员:高小燕,女,少将,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
    驾驶员:周国泰,少将,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副部长
    
    一班(10人)
    
    班长:杨金山,中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副班长:张贡献,少将,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战士:张 鸣,少将,济南军区参谋长
    战士:张祁斌,少将,济南军区副参谋长
    战士:姜中华,少将,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
    战士:汪 玉,少将,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
    战士:王 信,少将,武警交通指挥部政委
    战士:沈 涛,少将,武警工程大学校长
    战士:于铁民,少将,武警江苏总队司令员
    战士:蔡广辽,少将,广东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
    
    二班(10人)
    
    班长:王久荣,中将,第二炮兵副司令员
    副班长:于大清,中将,第二炮兵副政委
    战士:朱新建,小将,军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战士:程 杰,少将,海军北海舰队副参谋长
    战士:孙晋美,少将,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
    战士:陈 强,少将,第二炮兵五十五基地副司令员
    战士:吴瑞忠,少将,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副政委
    战士:段天杰,少将,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
    战士:陈剑锋,少将,广州军区联勤部副部长
    夏沈白,少将,北京军区联勤部副部长
    
    三班(10人)
    
    班长:肖怀枢,中将,兰州军区副政委
    副班长:尹志山,少将,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
    战士:郭 顺,少将,公安部边防局副局长
    战士:刘元祥,大校,河北公安边防总队总队长
    战士:吕文彦,少将,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总队长
    战士:孙晓峰,大校,陕西公安边防总队政委
    战士:张根恒,少将,新疆公安边防总队总队长
    战士:徐豪元,少将,天津公安消防总队政委
    战士:程永利,少将,浙江公安消防总队政委
    战士:马德文,少将,江苏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
    
     四班(10人)
    
    班长:王守业,中将,海军副司令员
    副班长:张东水,少将,第二炮兵副政委
    战士:黄 星,少将,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
    战士:徐勤先,少将,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
    战士:张 岩,少将,第二十六集团军军长
    战士:王宪鹏,少将,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
    战士:戴维民,少将,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
    战士:马向东,大校,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
    战士:符林国,少将,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
    战士:周明贵:少将,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五班(10人)
    
    班长:王玉发:中将,广州军区空军政委
    副班长:徐远林,中将,北部战区陆军政委
    战士:王明贵,少将,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
    战士:刘广智,少将,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战士:陈红岩,少将,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战士:张万松,少将,兰州军区联勤副部部长
    战士:郭正钢,少将,浙江省军区副政委
    战士:占 俊,少将,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战士:兰伟杰,少将,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战士:廖锡俊,少将,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
    
    六班(10人)
    
    班长:范长秘,中将,兰州军区副政委
    副班长:卫 晋,少将,西藏军区副政委
    战士:寇 铁,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
    战士:方文平,少将,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战士:傅 怡,少将,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战士:苑世军,少将,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战士:叶万勇,少将,四川省军区政委
    战士:宋玉文,少将,吉林省军区副政委
    战士:张代新,少将,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战士:黄献军,少将,山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特战班(10人)
    班长:牛志忠:中将,武警部队副司令员
    副班长:于建伟,中将,武警部队副政委
    战士:杨 海,少将,武警福建总队司令员
    战士:赵永平,少将,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
    战士:邢伟志,少将,武警甘肃总队司令员
    战士:韦秀锁,少将,武警水电指挥部政委
    战士:瞿木田,少将,武警交通指挥部副司令员
    战士:缪贵荣,大校,武警交通指挥部总工程师
    战士:尤寒波,少将,武警森林指挥部副司令员
    战士:刘占琪,少将,武警交通指挥部司令员
    
    炊事班(10人)
    
    副班长:.刘 铮: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
    上士:王爱国,少将,沈阳军区联勤部部长
    炊事员:董明祥,少将,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
    炊事员:占国桥,少将,兰州军区联勤部部长
    炊事员:邓瑞华,少将,兰州军区联勤部政委
    炊事员:李明泉,少将,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部长
    炊事员:朱洪达,少将,空军后勤部部长
    炊事员:朱和平,少将,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
    炊事员:刘洪杰,少将,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
    炊事员:王 声,少将,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
    
    让他们为您保家卫国?您做梦,中国梦!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中缅边界中方布地雷防偷渡 被指违国际公约

 自由亚洲

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南伞附近布下地雷阵。缅方果敢自治区行政当局向中方交涉后,中方9月1日开始拆除地雷。有人批评布地雷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有关公约。

中国早前在云南中缅边界兴建一条上千公里长的铁丝网隔离墙,以阻止偷渡行为。其后,又在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的边界地区,埋下具有一定杀伤力的地雷。9月上旬,缅甸果敢自治区行政委员会发通告称,由于中方事先在缅中边境埋了防偷渡地雷,在自治区交涉下,部分路段在9月1日至10月31日进行排雷。通告请边境线上的民众听到爆炸声不必惊慌。

国际公约全面禁止使用地雷

海外社交媒体油管频道网民“林林七”,上周五对此评论说:

“中国在中缅边境、中越边境修墙修铁丝网,不允许中国人随便出境,就在昨天(9日)还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根据缅甸果敢地方的通知,在中缅边境,中国政府不仅仅修了铁丝网和高墙,还在中缅边境布下了地雷。得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令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林林七”说,地雷作为战争武器,在战场上,对交战双方都有伤害,对平民同样有杀伤力,所以地雷作为武器不符合战争法:

“因为地雷本质上不能区分平民和士兵,而区分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要求。而且地雷所造成的伤害尤其可怕。”

南伞居民证实当地军人排雷

本台致电镇康县政府维稳办和南伞镇政府,但都无人接听。南伞一饭店服务员对本台确认,当地军方人员正在中缅边境地区排雷:

记者:请问南伞边境正在排雷是吗?

服务员:是的。

记者:要排多久?

服务员:这个我不知道。

记者:9月1号开始排雷的吗?

服务员:我也不太清楚。

9月9日(星期四),缅甸果敢自治区管委会向当地民众发出公告称,9月1日起,缅中边境中方一侧进行排雷作业。排雷区域在121至122号界桩中方一侧(南伞镇),112至113号界桩中方一侧勐堆乡蚌孔村草山金竹林后山,届时,民众在听到轰隆声后不必惊慌。为避免发生意外,民众切勿靠近上述排雷区域。

地雷属于战争武器,国际公约规定不得用于和平时期。1999年《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简称:渥太华条约)生效,规定禁止生产、发展、使用、储存及买卖反人员地雷。至2004年有152个国家签署。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公约历次缔约国会议和相关活动,并自2005年起对联大《渥太华禁雷公约》的执行决议案投赞成票。

时事评论人曾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即使在战争中使用地雷,也已违反国际法,何况在和平时期:

“而在一国之内,在和平时期,针对自己的国民使用地雷,则更加是没有道德下线的一种行为。当局很可能是因为在中缅边境偷渡出境的国人,人数非常多。导致中国当局对于边境的控制难以见效。”

地雷作为隐形炸弹,时刻威胁着民众的安全。据联合国统计,地雷每年杀死15000至20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妇女和老人,遭地雷严重残害人数更是多不胜数。

地雷阵防国民偷渡或疫情传入

熟悉中缅边境地区状况的张先生告诉本台,云南瑞丽地区爆发的新冠疫情来自缅甸,此次建隔离墙和埋地雷,除了防范难民将疫情传入中国,也防范内地民众与缅甸宗教团体接触。

据当地人士披露,建围墙是为防止民众外逃,防止境外宗教及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去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中缅边境山脉建造铁丝网围墙,以防止民众外逃缅甸。

八一大楼不是唯一 中共军事中枢分布揭秘

 

北京时间9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再次举行晋升仪式,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司令员常丁求、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颁发晋升上将军衔命令状。

这是中共军方2021年第二次举行晋升上将仪式。此前的7月4日,习近平给4名军官颁发上将军衔,他们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西部战区司令员徐起零、陆军司令员刘振立、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

根据公开报道,此次晋升仪式与往常一样在八一大楼举行。八一大楼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7号,主体建筑地下2层,地上12层,总建筑面积为90,255㎡。八一大楼南面为举行检阅仪式的八一广场,北面为12,600平方米的集中绿地。

202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图为习近平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合影。(新华社)

中共1949年建政时,最初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大院在北京北海公园东侧的景山前街20号大高玄殿,因其临街是并排的三座大门,所以另有俗称三座门。后因为该处办公地过于狭小,于1997年3月动工修建现在的八一大楼。八一大楼投入使用后,“三座门”改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三座门接待处,其礼堂的门厅现为中央军委办公厅文化活动中心三座门艺术馆。

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八一大楼本是中共中央军委办公楼。比如2000年,时任中共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江泽民就在八一大楼内开设了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约占八一大楼其中一层楼大半的套房,办公室内装备有最新式的电信设备。

八一大楼目前是中国国防部所在地,主要承担解放军最高层主持日常工作、举办军事外交会议、欢迎外国军方领导人仪式、高级将领晋升授衔仪式等一些外事接待活动及礼仪活动。严格意义上说该处更多承担象征性活动和日常事务地点,并不算中共真正的(战时)军事中枢所在。

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和玉泉山还有办公地。

2014年9月号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披露,中共最高战略层次设立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地点位于北京西山总参作战部(今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地下指挥中心。另外,解放军在各个战区层次设立的联合指挥作战中心基本成型,包括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董四墓村西南的金山(又名大昭山)地下数百米,通过升降机进出,可以抵御核打击,是类似于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该处通讯设备都是“红机”,在战时可以起到“国家战争指挥中心”的作用。指挥中心附近有军科院、国防大学、三部大院、明景陵等。此地区属军事禁区,内部实行联勤警戒,对外称030。

21世纪初,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立后,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负责军队联合指挥。2013年“行动使命-2013”军事演习起,习近平曾经多次来到该指挥中心,审定演习方案。中共十八大后的军改中,解放军总参谋部撤销,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改隶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内部照:

2016年4月20日,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并首次曝光其内景,该次报道也是首次披露习近平的“军委联指总指挥”头衔。2017年11月3日,习近平带领军委一班人再次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中共中央军委另一个办公地在北京玉泉山。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海拔约100米,因山上有玉泉而得名。和其他军事机关一样,这里周围看不到牌子,地图上也搜不到所驻机关名字。

文革时期,掌管军队的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就住在玉泉山9号楼。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叶剑英的玉泉山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从当年的10月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

北京玉泉山位置图(图中左侧红色标注处)。(百度地图截图)

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做了说明,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提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可以说,玉泉山见证了中共的这一段转折历史

玉泉山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共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

另外,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号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总局,也是一座高规格政府官员专用宾馆和内部会议场所。这里也是中国历年全国两会期间军委代表驻地,历任中国党政领导人多次在京西宾馆出席有关会议。2015年11月24日,象征中共十八大后军改开幕的中共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就是在京西宾馆召开。

2015年年底启动军改后,中共军方开始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接连展开。

2018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具体地点不详。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军队政策制度体系的建设对新时代军事国防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解放军官方媒体《解放军报》将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并称为本次军改的三场“攻坚战”。

2021年9月12日 星期日

1937年华北抗战之三:7.12-7.24时间就是战机,犹豫就是毁灭

 


7.12 彷徨

查秦德纯、何应钦、钱大钧、严宽等人在7.12的往来密电,无不对7.11达成的新协议将信将疑,云里雾里但又无从下手,只待观望。此时中方尚未了解日本内阁7.11的最新决策,尽管何应钦在主持第二次军政会议时再次强调“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和谈,但仍作全盘之准备。。。如29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以源源补充”。在部队准备方面,何亦提及“可通知粤桂川各省部队,准备必要时北上,需要整编者要迅速整编”。而秦德纯稍晚发给钱大钧的密电则显示,北平方面已经察觉到日军的大规模调动情况,特别是“日兵车10列,由山海关西进,分载部队、弹药、战车等,在午后八时陆续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

日军大量援兵到达平津地区

日军方面,早在7.8事变当天,关东军就急不可耐的下令独立混成第11旅团(铃木兵团)入关,但正当该部行进途中,关东军又因7.10双方的和平协定而取消了命令。但在7.11内阁会议精神下达后,该部再次南下,独立步兵第12联队(麦仓部队)和独立野炮兵第11联队(入江部队)向山海关集结,其他部队向古北口集结。独立混成第1旅团(酒井兵团)也在7.11晚完成集结,兵发承德。

酒井兵团通过古北口长城线
酒井兵团机械化部队通过热河境内公路向平津地区进发

在7.12午后,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香月中将下达指令,命属下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关东军主力将在密云集结,准备协同作战。至此,日军华北部队已经清晰的认知到,大战即将来临,而中国领导层及部队尚且蒙在鼓里。

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当天何应钦力权宋哲元离开天津,赴保定统揽全局,但宋迟迟没有出发。

7.13 马村战斗(大红门战斗)

日本方面,7.13香月清司召集全体参谋举行幕僚会议,确认将以招降或歼灭29军为目的进行军事布置。各部队部署时间预计在7.20完成。其中,中国驻屯军旅团(河边旅团)将主力置于丰台至通州间,另派少量兵力驻扎北平及天津城内,并警备北宁铁路;铃木兵团部署在顺义;酒井兵团集结于通州;航空队预计驻扎于通州及天津;第20师团(川岸兵团)置于天津。除此之外,香川更是大胆预测,未来日军可能进入德州、石家庄,占领平汉线和津浦线。

平津地区集结的日军辎重

而当天,蒋介石终于对宋哲元发怒“事件不可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能全力抗战,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中央决定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生死。。。无论和战,万无单独进行。。。请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无退让余地。。。绝对与中央一致”。

蒋之所以声嘶力竭的催促宋哲元做好抗战准备,皆因国民政府已经探到日本内阁的出兵决议,再不准备恐怕平津地区将万劫不复。因此,国府再次令26路军的2个师迅速奔赴保定,40军集结于石家庄,84师赴大同,为此后北上做好准备。

37师师长冯治安将军,在日军看来,驻守卢沟桥的37师部队是29军的主战派,而宋哲元与38师师长张自忠则是主和派,7.13当天的马村之战,日方亦认为是37师所为

29军的中下级军官,更愿意用枪炮代替和谈。据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史记载,该部护送驻屯军炮兵队赶往丰台的行军途中,在永定门外的大红门附近被中国军队伏击,一辆卡车油箱爆炸造成4人死亡。《中国事变忠勇列传》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炮兵联队一部在菰冈中尉带领下前往丰台,在马村附近遭到道路两侧田地内的中国军队伏击,前行车辆也遭到城楼上重机枪的射击,在反转过程中一辆弹药车发生爆炸”。中方对此的记载,来自于上海《新闻报》的记者陆诒“7.18经过大红门时与29军战士谈话,得知不久前在此有3辆日军卡车疾驰。我军上前制止,日军不从还开枪射击,随即我军开枪射击,首车被击中撞树,其余2车逃跑”。

7.13,华北日军被击毙4人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3人

中国驻屯军炮兵队1人

7.14-7.24 宋哲元的纠结

在天津的宋哲元独居寓所,被亲日派所围绕,国府要员对此意见颇大。7.14,何应钦组织的军政第四次会议中提到“现中央并未申明宣战,仍需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与日方签订合约,中央尚不知底细仍在准备抗战。。。故发表宣言措辞甚难”。当天国民政府从驻日大使馆处获得情报,再次确认日军将在平津开战,蒋介石密令何应钦将高射炮6个连派往平汉线,并速运300万发子弹给29军。而宋哲元在何应钦的再三催促下,仍然不愿赴保定,其回复“待稍有头绪,即行赴保”。

29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其应对之缓慢是令人诧异的。4个主力步兵师,只有37师主动应战;38师在天津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143师在张家口,受察哈尔方向日军的压力无法脱身;132师在河间驻扎,在开往团河前更是原地观望了半个多月。宋哲元不仅不对自己的部队调动指挥,更是借口津浦线方向空虚,要求26路军将部队开往沧州以南。

休息中的日军小队,可见前方放置的两挺“歪把子”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是当时日军的主力班用火力,一般一个中队配置6挺

7.14当天,中日双方又在多地爆发小冲突,其中在团河村附近,日军毙命1人。

在7.15之后,蒋、何不断的发电宋哲元,力劝其认清形势,不要被日方的承诺所迷惑,然而宋始终不为所动,并派出张自忠游走于各方之间。在7.19宋哲元没有转赴保定,而是来到北平与香月清司会面,之后密电何应钦“望千忍万忍”。随后宋又下令北平城内的街垒完全拆除,局势短时间内竟然呈现出缓和的迹象。然而隔天的7.20,日军又在卢沟桥挑衅(日方称一中队长受宛平城上冷枪射击重伤),中日双方发生激烈炮战,中方死伤军民十余人(熊斌致蒋介石密电),219团团长吉星文负伤,日军1死2伤。

7.20卢沟桥附近的日军重机枪阵地
7.20宛平附近的日军散兵线

然而在7.20之后,局势又变得平静下来。正当宋哲元周旋于国民政府与日驻屯军之间,看似和平即将浮现曙光之时,日本内阁当天通过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的决议。而关东军各部已经接近北平周边,其中独立混成第11旅团到达高丽营;独立混成第1旅团到达顺义;第20师团亦逐渐在天津周边集结。

蜂拥集结的日军

宋哲元不断婉拒中央军北上的提案,甚至拒绝回复孙连仲的来电,导致孙部等集结后只能待在冀南,无所适从。而中央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杨宣诚更是列出宋的数条罪状,指出其“与中央隔阂具深。。。属下缺乏远见之人”。

不管怎样,在得知日本增兵计划后的10天时间内,29军被各种情况所牵制,完全一副坐以待毙的模样,不仅拒绝中央军北上,连143师、132师也没有来增援,甚至北平周边的工事也主动撤出了不少。到了7.25,日军见各方面已经准备就绪,便开始主动发难,一场本可以预料到的大战,却令29军上下措手不及。

7.14-7.24 华北日军战死4人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3人

中国驻屯军炮兵队1人

截止7.24的战斗和冲突中,华北日军共被击毙:

27人

全面抗战的大幕,已然拉开。

1937年华北抗战之一:7.7-7.11卢沟桥之战(上)

 

1937年华北抗战之一:7.7-7.11卢沟桥之战(上)

1937年华北抗战之一


概述

本人依据【战地其他死者】名单(陆军省),【靖国神社合祀】文件(大藏省),【支那事变忠勇列传】,少量联队史,部分JACAR的电子资料进行分析比对,获得了1937年华北日军战死者名单约9700人,其中确定死亡日期者9673人。通过对比分析,1937年华北日军战死者名单中的遗漏数字目应少于100人。

此名单中,含少量失踪者,不包含病死、事故死、公伤死、自杀等人员。当然,最严谨的数字,需要结合厚生省,陆军省的档案和靖国神社合祀的完整资料进行分析,可惜的是,此类资料多为不公开状态。

本系列文章,将以此名单为基础,对比中方相关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力图最大程度还原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卫国战争。

下面开始第一章:7.7-7.11卢沟桥之战。

7.7之前~风雨飘摇的华北政局

自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的局势就变得一天比一天复杂。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渐入尾声之际,又将目标瞄准了关内的华北平原。1933年3月,得寸进尺 的日军继续南下,意图占领热河,进犯冀北,忍无可忍的国民政府终于不再缩手缩脚,整合了华北约20万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编成9个军团,决意阻止日军继续南下。然而,现实是骨感的。不到两个月,指挥混乱的中国军队呈溃败之势,热河与长城线全部沦陷,日军前锋进抵怀柔、顺义。认清了中日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不得不赶在关东军兵临北平城下前主动屈服,签署了《塘沽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至此华北门户大开。

而这时的一个意外事件,却间接决定了二十九军此后数年的命运。

29军军长宋哲元

正当中日双方围绕华北局势议和谈判之际,意图东山再起的冯玉祥见有机可乘,便拉拢旧部组建“抗日同盟军”,试图在中日正规军之间的中间地带站稳脚跟,并扩大政治声势,博取民众的支持。此时在通州附近休整的29军也受到了老长官的拉拢,但对局势了然于胸的军长宋哲元不为所动,对冯派来的说客张允荣说道:“你说的意思我懂,我不打先生(指冯玉祥),但也不能和他一起胡闹,今天国家要统一,抗战也要大家一起,不能再打内战”。宋哲元太了解冯玉祥了,老长官是不是真心抗日,他比谁都清楚,况且29军在长城抗战中元气大伤,也见识了日军的真实实力,冯的承诺在宋哲元看来,不过是一纸空文。

在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后, 29军借机大量收编同盟军和其他武装,全军扩编为4个师。在1933-1935年间,尽管日方多有挑衅行为,但华北整体局势稳定,并未有严重的冲突出现,在这其中宋哲元于夹缝中生存的处事哲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1935年6月,由亲日派报社长被杀事件(河北事件)引发,日本华北驻屯军逼迫国民政府签署《何梅协定》,日方要求将中央军、东北军调离河北省,在平津地区搞区域自治,但唯独没有排斥29军。2年前还在喜峰口大战日军的抗日军队,却在中日之间充当了“和事佬”,这个事实很难让国内舆论理解,以至于有人甚至声称29军是要当汉奸。

就这样,29军在国民政府和日本驻屯军间的缓冲地带艰难求生,宋哲元也周旋于各方之间,暗自发展自己的实力。在“七七事变”前,29军已经扩充为5个师,每师4旅,总数达十万的兵团级别部队,横跨察、冀两省,成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地方实力派。

29军隶属各部

而在“西安事变”后,进入1937年,蒋介石的抗战意志日渐强硬,华北时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宋哲元的圆滑策略,也慢慢的困住了他的手脚,预示了29军的最终结局。

7.7之前华北日军的部署

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华北驻屯部队的规模,也悄然增加。

其中,设置在天津的是中国驻屯军军部、步兵第2联队主力、战车队、炮兵队、骑兵队等。配属在北平的是中国驻屯军旅团司令部、步兵第1联队主力。另外,在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和山海关等地,也都驻守有数量不等的日军。华北的中国驻屯军总数,大约在5600人左右。

因两次“丰台事件”的出现,日军又将防务范围扩大至丰台以西,更是在1937年上半年频繁进入宛平城以北地区进行武装演习,直接增加了中日双方擦枪走火的几率。尽管日方不断的采取赠送军火、安排29军高级军官赴日旅游等行为进行拉拢,但双方的敌对情绪显然呈现日渐恶化的趋势。

7.7-7.8的战斗

在7.7夜,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大瓦窖至龙王庙一线进行演习。日军声称在晚2240遭到龙王庙方向的不明武装射击。集合时,又从卢沟桥方向射来数发子弹,此时中队长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其实是走丢)。而对于日方的说法,中方始终是断然否认的。

在7.8凌晨0100-0400,日军步兵第1联队代理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到达现场视察,在安排与中方磋商的同时,命令第3大队做好攻击部署,随时准备开战。29军军事顾问樱井中佐将与29军副军长秦德纯交流的信息传达给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一木对秦德纯否认城外驻扎有37师部队的说法嗤之以鼻。日军不时进行报复性炮击,据金振中的回忆,7.8零时前日军炮弹击中了营指挥所,炸倒房屋6间,士兵2死5伤。

不过,龙王庙附近,的确驻守着37师的部队。根据随向功(时任219团2营营长)的回忆,驻守回龙庙(即龙王庙)的是219团3营的一个排。此时的宛平城内,3营营长金振中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防务。作为加强营,金振中的部下有4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在永定河西岸长辛店还有219团的另外2个营作为后援,还有一支东北军留下的装甲列车队。从人员和火力上看,卢沟桥附近的37师部队倒是底气十足。

卢沟桥7.7-7.8的战斗过程(图中某些部队配属并不准确)

日军的攻击开始于7.8拂晓,投入兵力为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主力。

第8中队突袭龙王庙,第9中队快速接近永定河岸,第7中队沿铁道逼近铁路桥。另外炮兵和重机枪也都在一文字山(图中大枣山)等地占据有利地形支援作战。

日军第8中队主力,依据之前多次演习的路线,借着夜色绕行至龙王庙北侧,中国守卫部队措手不及,15分钟就丢失了阵地,向永定河岸方向撤退。而后日军向铁路桥及江心洲方向追击,由于受到永定河东岸、卢沟桥、宛平城三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射击而损失惨重,大队长一木清直亦在铁路桥附近负伤(日军声称在开始进攻时宛平城西侧打出了白旗,而在接近铁路桥时,宛平城内立刻开始猛烈射击,城西侧亦有约100名中国士兵开始反冲锋,造成日军重大损失,死者中包括小队长鹿内准尉)。

日军在铁路桥附近作战时受到中国部队多个方向的火力攻击

日军好不容易占领铁路桥,后又继续在永定河西岸试图扩大战果。但在219团在长辛店的两个营立刻派出兵力协助3营反击,装甲列车队也以火炮压制卢沟桥北方的日军。天明后,日军在西岸付出十余人死伤,不得不撤出战斗。在7.8午后,日军在收容伤者后,向一文字山处集结,准备等待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主力到达后进行攻城作战。

双方损失:

日军第3大队在大部撤回后统计,阵亡10,重伤19,轻伤15,死伤共44人。此死亡数字与靖国神社合祀名单一致(死者中含准尉1人,曹长1人,军曹1人)。日军损失约2/3出现在铁路桥附近。

日军声称在龙王庙及铁路桥附近,中方遗弃尸体约30具,另具中岛顾问的报告,宛平城内中方人员伤亡在100人以上(此数据截止7.9)。

根据219团2营营长随向功的回忆,3营在龙王庙的一个排死伤25人,卢沟桥阵地伤亡38人(此处很可能指的是铁路桥)。另根据29军在7.8致何应钦的密电,称当时统计中方死伤70-80人。而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的严宽则在7.8致何应钦的密电中称37师师长冯治安告诉他,中方损失在180人左右。

从双方战损比来看,29军的表现可圈可点。尽管在龙王庙附近吃了亏,但在铁路桥的争夺战中,中方还是依靠良好的地形和火力配置,大量杀伤了日军。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伤亡,推测多数来自于日军部署在一文字山的火炮(截止7.9,日军步兵炮部队共发射榴弹340发)。

日军在7.8的伤亡者位置图,可见绝大多数出现在铁路桥附近

7.8,日军在华北战场毙命鹿内准尉以下10人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10

截止7.8,日军在华北战场被击毙10人

1937年华北抗战之二:7.7-7.11卢沟桥之战(下)

 


7.8冲突后各方的反应

根据《蒋总统秘闻》的记载,得知卢沟桥中日双方爆发激战后,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即向宋哲元发去电令:宛平城固守勿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而在第二天,蒋又密电孙连仲(时任26路军总司令),要求其将下属2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并将此密电内容转发给了宋哲元。蒋亦提及调动庞炳勋(时任第40军军长)部、高桂滋(时任第17军军长)部向平汉线集结。尽管蒋介石有将主力部队北上的企图,但他同时也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并没有立刻下达中央军北上的命令。

今井武夫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武官的今井武夫回忆,早在数天前,就从东京方面听到了七月初平津地区可能会发生冲突的传言,而在7.7当天,又从石友三处听到当天下午卢沟桥已经开战的消息(实际是谣言),因此这其中极大可能是日本华北驻屯的下级军官和关东军勾结,重演了“柳条湖事件”,但时至今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今井武夫在7.8晚紧急前往秦德纯住所与中方协商(宋哲元此时还在山东老家),商定双方一致同意防止事态扩大,但中方没有就具体措施发表意见(笔者推测,似在等待更高级别的指令)。最终在7.9凌晨0300,双方达成停火协定,0500左右开始各自从战线后撤。

日本参谋本部在7.8夜,指示中国驻屯军“为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但是,又要求将约4万士兵的复员进行延期,准备足够的机动兵力。至7.9,参谋本部会议和四相会议得出的方针策略,依然是“防止事件扩大化”。

7.9的战斗

日军逐渐从7.8的占领地区撤回,在双方对峙的河岸附近,时不时的依然有交火出现,日军艰难的将在永定河西岸和中洲的死伤者搬回东岸,运回尸体8具,伤员12人(其中11人躺在担架上)。中国驻屯军旅团开始将步兵第1联队主力和战车队向丰台集结,联队炮部队则到达一文字山和大瓦窖。因0300双方达成停火协定,因此日军取消了进攻宛平城的计划。

但双方前线部队,显然对中日高层和谈的协定内容理解不同。日方认定“日方撤回出发地点后,中方也应从宛平城撤出”;但宛平城的219团3营,却貌似没有接到撤退指令。实际上,日方要求中方撤出宛平城,是步兵第1联队代理联队长森田彻提出的,但当时29军参谋王启元认为自己决策级别不够,因此才有了今井武夫与秦德纯的协商,但中日高层间的协商,是否包含宛平城撤兵这一条,或者中方前线部队是否收到了撤兵指令,就不得而知了(按今井武夫的说法,以调停委员会长官110旅旅长何基沣的调查结果,指出是中方指挥混乱以至于宛平部队没有收到撤退命令;而按照秦德纯的说法,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撤回原防”,中方部队从宛平城上撤回至城内,即为达到协议要求,并不需要撤出城外)。

一文字山

因此,直到7.9的0400,宛平城附近依然有零星的枪炮声。日军见宛平守军正在整顿防线,并没有撤退迹象,则命令步兵炮和联队炮部队向城内猛烈开火,步兵部队则向东门逼近,摆出攻城的架势。3营也奋起反击,使用迫击炮轰击日军步兵。但日军火力非常猛烈,城内县政府被命中,数栋房屋倒塌,营长金振中也负伤(依据当时城内29军顾问樱井中佐的报告)。双方随后又开始紧急磋商,最终再次达成停火,中方正规军撤出宛平城,由保安队替换。另据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中方曾质问日方为何向城内开炮,日方回复是“为了掩护撤兵”,双方对此事件描述的分歧可见一斑。在随后的保安队换防过程中,日军也横加阻碍,并在大井村打死打伤保安队多人。

当天日军损失为阵亡2人,其中1人为在宛平城东侦查时被迫击炮炸死,另1人是于7.8失踪,当天确认死亡。

7.9,日军阵亡2人。

来自于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

7.10的局势

何应钦由四川返回南京,开始主持全国抗战的动员行动,整理战斗序列并整备弹药储备。而29军副军长秦德纯似乎对中日双方的谈判结果较为满意,发电至军委会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形势已趋缓和,若中央尚未准备好全面开战,则请北上各部待命,避免因增兵导致事态扩大”。但蒋介石发给宋哲元的电报,则语气强硬“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防敌狡诈之惯用伎俩,谈判以不丧失主权为原则”。至此判断,29军上下,还是希望国民政府以观望为主,力图通过谈判解决现有冲突,并婉拒中央军北上,惧怕增援行动刺激日方而导致事态扩大。

对于北平而言,卢沟桥位置极为关键

日本方面,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将前夜苦战的第3大队撤回丰台,卢沟桥附近则由第1大队、第2大队半部、以及联队炮中队布防。中国军队(日方称是220团部队)则尾随撤退的日军,再次占领了龙王庙附近的阵地。由于双方的停战协定较为含糊,日军以此为借口再次发动进攻。

7.10的战斗

日军派出一小队侦查,配合进攻龙王庙北侧中国军队阵地。随后联队炮压制永定河附近的中国炮兵阵地,步兵炮压制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阵地。后在火力支援下,日军突袭成功,但侦查小队损失较大,战死4人,伤2人。

龙王庙附近爆发了白刃战。对于这里守卫的中国军队,日方评价不高:“中国军队只有数人冲出战壕挥舞青龙刀肉搏,多数则躲在战壕里,被日军逐个发现刺毙。(此处内容请自行鉴别)。当天的战斗,日军上报损失为6死14伤。

在7.10的日军攻击路线

7.10,日军战死6人

来自于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

7.11~局势骤变

经过几天的冲突,中国驻屯军也并不急于扩大战事,一来北平附近可使用的兵力只有2个大队,二来从天津赶来的炮兵队因大雨被困在了通州,导致日军在卢沟桥的军事行动没有太大的底气。在北平的今井武夫三番五次的联络张自忠、秦德纯等29军实力派人士,但始终无法形成有效对话,张、秦等人也完全反对从卢沟桥撤兵。尽管今井最终与冀察当局达成了协定,但29军的主要人员没有一人出面。然而此时,在日本东京,帝国主义的智囊团已经失去了耐心,露出了血红的獠牙。

由于中国驻屯军在上报战事的过程中,一直污蔑中国方面背信弃义,并在7.10主动进攻日方(笔者:这简直就是血口喷人颠倒黑白),日参谋本部在7.10就提出了增兵计划,在其后7.11的五相会议和内阁会议中,出兵计划得到了批准。首批动员部队是关东军一部(以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主)以及朝鲜驻屯部队第20师团,后续还要增派3个师团,意图彻底解决“华北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任命香月清司为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代替重病的田代中将。而在陆相参谋总长对香月的指示中,只提到“对卢沟桥事件,在不扩大方针下,力求就地解决”。但这个命令,与当天内阁的决议相违背,显然是日本军政当局为了麻痹中方,意图制造双方可以继续和谈的假象。

7.11当天,宋哲元从山东到达天津,开始主持平津地区的军政大局。

本日没有激烈战事,只有前两日战斗中的一名日本伤兵医治无效死亡。

当日,日军战伤死1人。

来自于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

截止7.11,日军在华北战场被击毙1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