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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级特工王超北被中共关押17年

 作者: 

王友群

王超北与潘汉年齐名，是中共最著名的两个“高级特工”，素有“南潘北王”之称。

毛泽东曾称赞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中共元帅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王超北，“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

王超北被关押17年零9天

1962年9月20日下午3点左右，王超北到北京医院探望他30年代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老领导王世英后，刚走出医院大门，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将他架住，拖着他，塞进了路边的汽车。这一天，王超北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包庇反革命，为特务、叛徒翻案”。

王超北后来写道：“我被捕后的第二天，审查，不，审讯就开始了。原本我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党对我的历史和我几十年为党工作的审查，是会很快过去的。因为我曾经几次经历了磨难、挫折以至于入狱受审。然而，我估计错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狱中审查，竟从1962年9月20日一直持续到1979年年9月29日，长达17年零9天。”

王超北，陕西省澄城县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是澄城、延安的中共党团组织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科长，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

王超北为毛泽东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1949年10月1日前，王超北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冒着生命危险，将万贯家财全部贡献出来，为中共送钱、送物、送情报，为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

王超北写道：“1938年到1940年，我在中央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为党先后做过七次生产、运输工作，前六次都是在李克农直接领导下完成的。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对党有利，我就去做。”

“1938年，有一次，李克农叫我每月为代表团提供一万元，并称如果被国民党查出来，不能说是为共产党做生意，只能说是个人利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做生意，不能涉及政治问题。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认为我靠得住，才叫我做的，我应该努力做好才是。”

1940年冬，王超北用他父亲留下的15000银元和元宝，还有一麻袋大烟土，约五、六千元，买下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和王家巷24号甲、24号、25号4个院落，花了几年功夫，建成了中共西安情报处机关及其秘密地下工作室。

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大工程：在地下5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件，另一个安放电台。地道内，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还有存放密码和文件的密室，调节空气的天窗设在地面厨房的烟囱里，传递消息和食品，则通过后院的水井。四个院落表面看，互不相干，但在地下是相通的。这4个院落成了中共在西安最重要的情报中心。

1939年到1949年，在担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的10年间，王超北一共设立了8部秘密电台，甚至把电台设在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陕西省保安司令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将国民党在西安的中统特务专员李茂堂，发展成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先后向毛泽东发回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400多份，30多万字，同时，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由交通员设法给毛泽东传递了大批秘密情报，为中共保卫延安，取得西北战场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陕西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中，特别在宜瓦战役前后，王超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毛泽东提供了大量关于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等重要情报，使毛泽东对胡宗南的人事调动、兵力分配、作战部署了如指掌。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表扬王超北说：“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颇有价值。”次年7月，进一步表扬他说：“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几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这个军事战略情报弄到手，并及时报告毛泽东，为毛泽东发动三大战役以极大的帮助。

习仲勋被打倒 王超北紧跟其后被打倒

一个倾其所有为中共出生入死立了大功的“老革命”，怎么在一夜之间，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17年呢？这件事与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直接关系。

习仲勋是陕西人，王超北也是陕西人。习仲勋是1962年被打倒的，王超北也是1962年被打倒的。

当时，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他曾经审阅过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的一本小说《刘志丹》。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接过康生递给他的条子念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之后，毛泽东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就这样，《刘志丹》这本小说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大毒草，习仲勋成了西北反党集团头目。王超北也因此受牵连，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红旗飘飘》丛刊，专门刊登一些老干部的回忆文章。王超北应约写了一篇《古城斗“胡骑”》，回忆当年西安情报处跟胡宗南的斗争故事。按照有关规定，凡是涉及中共秘密战线的回忆录，必须送中央调查部审稿。不巧的是，这个稿刚送审，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去世，部里正忙着为李克农办丧事，根本无暇顾及审稿之事。

当时，《红旗飘飘》第17集已编好，待《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通过后，即可发稿。为了及时出版，编辑问王超北，可否将他的稿子送熟悉当年情况的中央领导审阅。王超北说，那就送习仲勋副总理审吧。编辑很快收到习仲勋“可以发表”的批示。《红旗飘飘》第17集立即付印，首印30万册。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集刚出版，正在外地采访的编辑，突然接到出版社的电话，叫他赶快回北京，说《古城斗“胡骑”》出事了，中央调查部来电话，说王超北为叛徒翻案，已经被抓起来了。紧接着，中宣部派调查组，追查《古城斗“胡骑”》的写作、编辑和送审经过，宣布《红旗飘飘》17集有严重政治问题，30万册全部销毁，《红旗飘飘》被迫停刊。

王超北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

1962年9月20日至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德胜门监狱、秦城监狱等多个地方。被关秦城监狱的时间最长。先后被囚禁于东北楼、东南楼、西北楼、南楼及西边新建的楼内。最初的罪名是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大帽子。

期间，受审400多次。王超北的所有申诉、争辩全都无济于事。他曾6次写长文向中央控告，全部石沉大海。据王超北回忆，审讯人员曾对他说：“王超北，你的态度极为恶劣，交待问题哗众取宠，避重就轻，不接触实质，企图蒙混过关，实难容忍。我告诉你，王超北，我们是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拿到了你在西安参加国民党中统局的确凿证据，才把你逮捕关进监狱的。这不是吓唬你，也不是欺骗你，你必须彻底交待你和中统局的关系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组织才能给你出路。党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是懂得这个大道理的。我们希望你早日悔悟，不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是专案组对你的忠告。”如此审来审去审了13年。

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突然接到通知：“限三日内离开北京——换个环境，给予结论”，实际是流放江西省珠湖农场软禁。王超北拒绝在所谓“结论”上签字，随后又向中央写出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次申诉材料。结果，适得其反，被视为现行反革命活动，重新收监，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9年9月29日，才获释回家。但冤未伸、案未结。

出狱后，王超北为讨回清白，继续全力向中共中央主席、中纪委、中央组织部为原西安情报处申诉，为原西安情报处的工作人员申诉，为他本人申诉。直到1979年10月5日，王超北才在中央对“王超北问题平反复查结论”上签字，并写下“基本同意，另有几点意见，详见另页”十四个字。

结语

中共两大特工——潘汉年、王超北，都是为中共出生入死立了大功的人。潘汉年1955年被秘密抓捕，曾被关秦城监狱；1963年被判刑15年；文革中被判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期间病亡；王超北虽然没有被判刑，却一直被关押17年多。

1949年中共当政前的地下党员，亦即中共特工，在1949年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全部挨整，很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惨痛的教训告诫今天仍在给中共当特工的人：继续跟中共卖命，最终都难逃厄运。

2020-11-29

助中共赢辽沈战役被中共判无期的特务

 作者: 

王友群

1949年前，中共特务渗透到国民党党政军几乎所有要害部门，帮助中共搜集军事情报，为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些中共特务几乎没有一个不挨中共整的，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葛佩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9年3月4日，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看守所的一个临时法庭内，被关押1年多、经历66次审讯的葛佩琦，出庭受审。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法官要他作最后的陈述。

葛佩琦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葛佩琦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名，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起诉书》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因此认定我为“历史反革命”，这不符合事实。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受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不是历史反革命。

《起诉书》说我“（1957年）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因此认定我为“现行反革命”，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也不符合事实。

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共产党可以看看，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另外，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因此，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葛佩琦被当成“双料反革命”判无期徒刑

尽管葛佩琦作了申辩，但那个时候，这种申辩毫无意义，没有人会听他的。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法院还是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判决书指出：“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特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进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故本院根据中共《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被告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香港一家报纸对此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21年后中共说葛佩琦不是“双料反革命”

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宣布：1959年对葛佩琦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那么，葛佩琦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两料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历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中共，1939年后，多次接受中共指派，在河南、陕西、东北等地国民党军政机构中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比如1942年，他遵照中共指示，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中共的另一个“特务”熊向晖（胡宗南的贴身秘书）多次通过他建立的情报站送出绝密情报，使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过程中屡战屡败。1946年中国新年过后，中共西安情报站负责人赵耀斌派遣葛佩琦等4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任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将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葛佩琦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中共打赢辽沈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联系人李年和中共组织关系的领导人赵耀斌先后被捕，下落不明，他从此断绝了同中共的组织联系。葛佩琦先是到沈阳想接上组织关系，即组织承认他是中共党员。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说地下组织被破坏了，没有。接待人员回复说：没有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之后，葛佩琦辗转回到北京，到处找能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1949年4月初，他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年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请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的人写信。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得到的答复是，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不能恢复他的党员身份。自此，1938年加入中共的葛佩琦，居然成了“党外人士”。

再说现行反革命。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葛佩琦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年2月起到1957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尽管如此，葛佩琦还是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先后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部书。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前，一再鼓励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不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先后三次邀请葛佩琦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自认为是中共党员，怎么能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呢？一请，不去；二请，不去；三请，不得不去了。他在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人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导，葛佩琦的发言变成了“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于是，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第一个大右派。在《人民日报》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共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划成了“极右份子”！

葛佩琦被整得妻离子散 身上“没有一个好零件”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在家中被捕，1959年6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朱秀玲副教授，从此病瘫在床，他的小女儿在托儿所两年没人接回家。他的大女儿高考成绩非常好，但没有一所大学录取，只好在家做家务。5个子女，老二是男孩读书，老三，老四送给了亲友，老五没有送出去。1964年，在葛佩琦坚持下，妻子同他离了婚，5个孩子全部改姓朱。

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后，葛佩琦沾了中共出于某种政治考虑“特赦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光，被以国民党少将身份特赦。几经周折后，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的老人。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不择手段；中共维持其极权统治，也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限战”，超限一切道德和法律底线。为了掩盖真相，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成为中共的一贯做法。中共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前车之鉴，理当引以为戒。

2020-05-17

红色特工李时雨的风雨人生

 作者: 

张菁

李时雨是中共著名的卧底之一，他曾在东北军亲历西安事变，后进入汪精卫政府任要职，又加入军统卧底，刘少奇称其为“你一人顶三个师”。

潜入东北军亲历西安事变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县，1928年考入北平法政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共。毕业后，中共决定派遣其打入东北军，在其同乡好友张学孟的举荐下，李时雨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

1935年，为了彻底消灭自江西逃窜到陕北的共产党军队，国民政府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杨虎城为副总司令。

中共对张学良东北军的渗透早已开始，李时雨来到西安后，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地下党特派员刘宇新很快联络到他，刘宇新要李时雨在东北军内部宣传中共主张，策反官兵。

西安事变中，李时雨并非主要参与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上午，刘宇新来到李时雨家，安排他下一步任务是策动官兵跟中共走。

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一片讨伐张、杨之声，秘密参与其中的中共在向苏联汇报时，斯大林发出强硬指令：要求中共绝不能杀蒋。中共本想一箭双雕，既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又与张、杨密谋在西北建立新政权，联合苏联去推倒南京政府。但计划落空，无奈之下，只好派周恩来去同蒋谈判，要求停止剿共，同时去说服张、杨二人。

中共说话不算数，害惨了张、杨二人。被中共耍了的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扣押。

张学良被押在南京，对东北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东北军内部陷入一片混乱，不久进行了整编，原总部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

卧底天津法院，完成两项艰巨任务

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准备前往北平，但到达天津的第三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占了天津，断绝了去往北平的交通。李时雨和中共失去了联系，好在他遇到了中学和大学的同窗好友于炳然，深谈后发现双方都加入了中共。于炳然帮助李时雨找到了天津地下党何松亭，李时雨就此在天津潜伏下来，归属北方分局社会部许建国领导，何松亭是他的直接联系人。

为了找到一份掩护职业，李时雨托“西安剿总”时认识的吴光弼，把他推荐到天津高等法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在天津法院期间，何松亭交给了李时雨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将采购的电台设备送到河北一个地下转运站。李时雨想方设法通过了日军的检查口，将3箱电台机件送到了指定地点，对上暗号交付了。

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营救冯骥。李时雨利用自己当时已升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的职务之便，借口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将冯骥的全部卷宗销毁了。书记官发现卷宗不翼而飞之后，怕担罪责，只得顺着他的意思说是在法院被炸时丢失了。之后，李时雨又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去到看守所，趁机告诉冯骥翻案，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最终帮助冯骥无罪释放。

汪政府中任要职，被陈公博、周佛海器重

1939年，汪精卫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各地搜罗参会代表，负责平津“选区”的是国民党元老朱晶华。朱晶华到天津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时雨。

朱晶华把李时雨这个同乡当成知己，李时雨表示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如何能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呢？朱晶华马上说：“你不是，可以让你是嘛！其实，我也不是汪精卫的人。我的真实身份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来调查汪精卫问题的。”

朱晶华的豪爽，让李时雨惊讶，朱晶华说，“从现在起，你就说自己是在北方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而且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

李时雨却不敢像朱晶华一样坦荡，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他借口考虑几天，向中共做了汇报。几天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了，李时雨就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六大”，会议期间，他详细完整地做了记录，给中共提供了汪精卫政府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39年12月，参加了“六大”的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并得到汪精卫的接见。汪精卫在上海接见他们，并透露了他与日方签订的合约内容。李时雨将这些记录下来，又发给了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汪政府成立，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等50人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被任命为法制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李时雨在天津时已经显露出过人的能力，从天津来到南京履任后，他的专业能力又引起了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关注。有一天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给他打电话，说陈要找他谈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单独面对陈公博，他思考再三，决定还是要遵循当初在天津时，与何松亭商定的“谦虚、谨慎、诚挚、坦率”的原则，其实就是要给对方留下忠厚诚实的印象。

在与陈公博的谈话中，他对法律问题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对答，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陈公博的追随者。果然，过后莫国康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从此，陈公博经常找李时雨谈问题，逐渐倚重他；同时，他又同北大文学院毕业的莫国康拉上了同学关系，就这样，仅三个月的时间，李时雨就把立法院上上下下都打通了。

李时雨在南京打开局面后，中共派孙静云由天津去南京，帮助李时雨在天津和南京之间传递情报。

1941年4月，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李时雨随即被陈公博调去上海，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同时，李时雨每两周回南京参加一次立法院的例会。

1942年1月，陈公博又把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的职位交给了李时雨，同时让他兼任清乡委员会执法队队长。期间李时雨给中共提供了大量日军清乡活动的情报。

彼时，李时雨官越做越大，他心里却有点不稳，想请示中共组织。何松亭认为应该由孙静云亲自向许建国做一次汇报。于是孙静云越过日军的封锁线，骑了7天毛驴，到了华北社会部驻地见到了许建国。许建国告诉孙静云：“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李时雨情报来源越来越多，收集的情报量也越来越大。首先，李时雨任秘书处长，秘书处本就是负责文书档案、收发政府机密文件的要害部门；其次，来自陈公博。李时雨几乎每天都到市政府面见陈公博，送批重要公文，请示解决问题；第三，他通过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与各部门官员打交道收集情报；第四，他每隔两周还去南京参加立法院的例会。

为了及时收取李时雨所获情报，孙静云也来到上海，北方分局社会部建起了联络网。派了杨宁来协助李时雨的工作，又在南京下关车站设立情报转运站，李时雨将杨宁安排在上海保安司令部任少校军法官，化名杨德修，负责往下关火车站运送情报。

由于中共天津地下党败露，一天深夜，孙静云在上海家中被日本人带走。第二天就被押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日本人追问她与何松亭的关系。李时雨通过陈公博积极营救，最后日本宪兵队放了孙静云。

但日本人注意上了李时雨，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宪兵队，参加了上海市警察局一个赴日考察团。回沪后，他将沿途考察日本和东北的情况整理出一份材料，密写并伪装好，由杨宁送出。

1944年11月陈公博代理政府主席，周佛海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本来陈公博去南京赴任时，准备带走李时雨，但遭到周佛海极力反对。陈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闹翻，只好收回成命。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他又表现出积极追随周佛海的样子，每天出入周佛海的公馆批阅文件，并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送给中共。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行动总队军法处处长，少将军衔。

进入军统戴笠庇护，却被军统抓捕

1945年8月，上海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管，这时，李时雨的旧识、律师余祥琴劝他进入军统跟着他干，并答应帮他伪造身份。李时雨向上级汇报后，得到批准，遂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任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组长。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能直接看到军统下达的各项指令、通知等重要文件。他将有价值的文件交给地下党负责人，还将军统掌握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及时传递出来。

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在审讯汉奸过程中，发现李时雨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太太孙静云都曾因共党嫌疑而被捕过。沈维翰立即向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戴笠当时在北平，根据他对李时雨的印象和向身边人员的询问，戴笠没有批准对李时雨的逮捕。但戴笠不知道的是，他询问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李国章当然给李时雨说了大量好话。后来戴笠在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斗争激烈，非嫡系的余祥琴和李时雨的日子都不好过，李时雨更是受到军统的秘密侦察，处境危险。

就在李时雨买好飞机票，准备乘机飞往北平的前一天，被军统抢先一步逮捕。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加上外边朋友疏通，3个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李时雨被取保释放。同年4月，李时雨取道香港与先期转移到北平的孙静云会合，顺便帮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带了情报资料到北平，并转交军管会。

得到于炳然点拨，换上军装

李时雨回到北平后，曾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首诗流传甚广，但在诗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李时雨回到北平后，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让他惊喜的是，在这里他与老同学于炳然重逢了。于炳然已经由原来的豪爽变得谨慎了，一天于约他第二天早上到王府井的一家理发店碰头，实际上，是想避开别人好好聊聊，他们在王府井边走边聊，于炳然告诉李时雨自己在延安时，受到陈伯达和康生的构陷，被栽赃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逼供、套供，并被关押了好几年。

同时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诫李时雨：“我们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不比工农出身的同志。像你这西装革履、兴高采烈的样子，是会有人看不惯的。我看你趁早换上军装吧。”

李时雨回忆道：“他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叩动我的心弦，使我受益终生。”李时雨诗中点睛之笔的“换上军装笑开颜”，被认为反映了他归队后的胜利喜悦，就是得到于炳然的点拨后所写的。

结语

于炳然告诉李时雨的，除让他低调做人，赶紧换上军装之外，还有几个要点：

1，“真金不怕火炼，越炼越坚强。但要有接受火炼的思想准备，在外面做地下工作的，更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2，“你要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补上多年在外边做地下工作时看革命理论书和党内文件的不足。”

3，“要认真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快思想改造；跟上形势，适应现实生活；争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李时雨回忆道：“当时他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但给我激励最大、使我印象最深、铭记至今的主要有这几点。他那一席话，我实在受益匪浅！我是按照他的嘱咐做了”。

于炳然告诫李时雨，作为知识分子、做地下工作的，都很容易被工农出身的人看不惯、甚至招致“火炼”，中共对自己人整治起来，可绝不手软。可以说，于炳然所言是他在挨自己人整时，用血和泪换取的经验，也让李时雨明白了如何在中共内部生存。

以“谦虚、谨慎、诚挚、坦率”八字做人准则平安渡过十五年卧底生涯的李时雨，回到中共后，其中的“谦虚、谨慎”是必须保持的，但“诚挚、坦率”却是大忌讳。幸亏得到于炳然的提醒，李时雨“历次运动没有挨整”。即使这样，但当“文革”到来时，他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被关进了牛棚，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

当年与李时雨单线联系的何松亭和许建国，在文革中也没有幸免。何松亭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起名者，也是创始人之一。曾出任辽宁大学第一任校长，在“文革”中也遭受了严重迫害。

许建国在中共建政后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在“文革”中，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遭受了种种残酷迫害，出狱后又送到安徽六安软禁。1977年，江青已被抓起来，但他还是被中共定性为“叛徒”，当工作人员宣布“将许建国清除出党”的决定时，许建国如同被当头一棒，当天就气绝身亡了。

中共靠着苏俄提供的经费，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埋藏大量的红色特工，让他们给中共搜集情报，使中共得以保全自己；而中共又与日本人暗中勾结，从而保存力量、壮大自己，直至夺取政权。建政后中共又发动各种运动整治各色人等，就连“出生入死”、为中共卖命的特工和卧底也不例外。在中共这架绞肉机面前，谁又能保全自身呢？

参考资料：

《烽火历程—李时雨回忆录》
李时雨：《怀念于炳然同志》

2022-02-28

希特勒闪击波兰前的全国演讲

 希特勒

“几个月以来，我们都在忍受着折磨。这个折磨在不断加剧，直到我们再也难以承受。”

但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的城市。入海通道过去是，现在仍然也是属于德国。这座城市和港口的文化发展归功于德国人民。但泽从我们的国土分离了出去，港口被波兰所强占。和德国东部的其他领土一样，在那里居住的德国少数民族，遭受着最为凄苦的虐待。100多万有着德国血统的人，在1919年—1920年被迫离开了家乡。

我一直都在努力，试图通过和平方式把它收回来。我提出建议修改条约，改变这使人难以忍受的状况。外国说我们修改条约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施加压力而实现，这是一个谎言。15年前，民主社会党执政时，我们有机会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从最初开始，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提出建议改变这难以忍受的状况。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建议都被拒绝了，包括最小限度的修订，甚至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限制战争的建议和消除某些现代战争手段的建议在内，都被拒绝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建议旨在恢复德国领土的主权。大家也知道，我曾做过无数次努力，通过和平手段在奥地利问题上澄清事实，达成谅解，此后又对苏台德、波西米亚和莫纳维亚问题提出过同样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

对于难以忍受的状况，都说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加以改变，而同时和平解决建议却一次又一次被拒绝，所以这种方式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说谁违背了“法律”。凡尔赛条约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法律，所以说我们违背法律同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你拿着手枪对着我的脑袋，让数百万人民遭受着饥饿的威胁，强迫我们在合约上签字，然后有着我们签字的文件就这样出笼，被宣布为庄严的法律。

同时，我也曾试图做出努力，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泽和入海通道的问题等。很明显，这些问题已经不得不解决了。对我们来说不难理解，西方大国对什么时候解决这些问题毫无兴趣，但是解决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却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且，对那些饱受痛苦的人，解决的时间不是，也不可能是漠不关心的问题。

从我上次在德国国会的讲话中，大家可以看出我同波兰政治家们谈判时讨论过的想法。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说和平解决是要在重度压力下才可能实现的。然后我又提出了德国的最终建议（16点提议）。我必须重申，没有任何建议比我的建议更诚恳，更谦虚。我要把它讲给全世界听。只有处在我的位置，才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将把我推到无数国人的对立面。这些建议被拒绝了，首先不仅回答是强势的，而且还带着越来越多的恐吓和对德意志爱国者的压力，其次在经济上，政治上放缓但泽作为自由城市的进程，最近几周又用上了军事和运输的遏制手段。波兰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了但泽自由城，而且波兰也不准备合情合理地，用双方都认为公正的方式解决入海通道问题，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对少数民族承担义务。

我必须在这里明确地声明一件事，德国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生活在德国的少数民族没有遭受迫害，没有受到蹂躏，没有被剥夺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们那样做了！4个月来，尽管我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警告，我还是在冷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3周前，我向波兰大使馆通报，如果波兰继续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但泽发照会，如果波兰方面不结束旨在破坏但泽贸易的海关措施，德意志帝国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我觉得，那些把今天的德国和过去的德国同等看待，那他们就是自欺欺人！

为了证明德国人受到了压制，我们指出他们已经采取了挑衅行动。这些妇女儿童受到虐待，有的还自杀了，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些对妇女和儿童的挑衅是以何种方式实施的，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没有一个有尊严的强大的国家能够长期容忍下去，眼看着这样的事件发生而袖手旁观（著名的布朗伯格大屠杀就是个例子）。

我也曾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接受英国政府中间调停的建议。英国建议，应该由他们主持协商，而德国和波兰要直接接触后，再进行谈判。我要说明，我接受了这一建议，确定了谈判的基调，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整整两天，我坐在政府的办公室，看看波兰是否派全权代表过来。直到最后一夜，他们也没有派全权代表来，而是通知我们通过大使来谈判，他们还正在考虑是否接受英国的协商建议，以及他们在谈判中处于什么地位。波兰政府还说，他们将把决定通报英国政府。派副手来谈判，如果德国政府和它的领袖能够耐心地忍受这种对待，那德国就应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是否我的爱好和平，我的忍耐程度被错误地看成是软弱和怯懦。所以在随后那天晚上，我决定通报英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也不愿和波兰政府进行严肃的谈判了。

这一中间调解的建议失败了，此时作为对建议的回应，波兰首先进行了总动员，然后波兰又出现了更多的暴行。这些暴行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在最近的一天晚上就发生了21起边境时事件：仅昨天晚上就发生了14起边境事件，其中有3起非常严重。因此，我决定用几个月来波兰对我们使用的语言做出回应。

就我们德国的态度而言，是不会改变的。其他欧洲国家是能够理解我们态度的。我首先应该感谢意大利。意大利自始至终是支持我们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在斗争中我们并不企图向外国做出呼吁请求援助，我们要单独承担这项任务。持中间态度的国家表示他们将严守中立的立场，正如我们对他们做出的保证一样。

西方的政治家宣称，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这不能使我有一刻对履行职责产生丝毫犹豫。他们还期望得到更多的什么呢？我已经郑重地向他们做出了保证，而且一再重复我对这些西方国家一无所求，从来不向他们要任何东西。我反复地向英国表示友好，如果有必要可以和他们亲密合作，但是这不能只由单方做出姿态，我要从对方得到回应。德国对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兴趣，我们西部的界墙任何时候都是德国西部的边界。未来在那里我们也没有任何企图。我们这一保证是庄严诚挚的，只要别人不违背他们的中立立场，我们会同样极力去遵循自己的立场。

我非常乐意能够告诉你们一个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你们都知道俄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同信条的两个国家，我们和他们之间只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德国没有企图向他们输出自己主义。假如苏维埃俄国没有输出他们自己主义的企图，我看就再也没有相互对抗的理由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两国人民之间的争斗，都是因为一方对另一方占有优势，因此我们下决心和他们达成默契，永远排除在我们两国之间使用武力。这一默契为我们规定了义务，在欧洲特定的问题上共同协商。这就可以使我们之间有可能进行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是它将使这些大国不会用武力来对付对方。西方国家想改变这一状况的每一个企图都必将失败。同时我还想在这里宣布，这一政治决定意味着开启未来，这是一个最终的决定。俄国和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曾发生过战争，但是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战争。在莫斯科，这一条约也像你们欢迎它一样受到欢迎。我能够把俄国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讲话一字不漏的背诵出来。

我下决心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但泽问题，二是海上通道问题，三是期望德国和波兰的关系能够保证做到和平共处。我决心继续争取现在的波兰政府同意实现这种改变，直到下一届政府也准备这样做。我下定决心排除德国边界上的任何不确定因素，结束那种长久的像内战一样的气氛。我将努力使东方的边界像西方边界一样和平。我在国民议会所做的建议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将采取措施保证不受到他们的反驳，也就是说不会对妇女儿童发生战争。无论如何，敌人认为他们可以签署一张空头支票，而用其他方式开战的话，那他得到的回答将是：他聋了耳朵，瞎了眼睛。昨天夜里，波兰正规部队的士兵首次在我们的领土上开了火。从上午5:45 起，我们进行了回击，那里从现在开始将炮火连天。谁要是使用毒气瓦斯，那他将受到毒气瓦斯的回击。谁要是脱离了人道战争的轨道，他等待的只能是我们的以牙还牙。无论是对谁开战，我都将把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我们的国家的安全和权利得到保障！

6年来我一直都在构筑德国的防御体系。在建设德国防御武装上我们的花费超过了九千万德国马克。现在我们这支部队已经是1914年的德国不对所不可比拟的了，他们有了最好的装备，我对这支部队的信心不可动摇。当我要召集这支部队的时候，当我要他们为德国人民做出牺牲，必要时甚至牺牲一切的时候，我有权力做得到，因为我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像过去一样，做出所有的牺牲。我不要求哪个德国人做的比我自己在过去4年中任何时候所做的更多。对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我也不会向困难屈服。自此以后，我的整个生命将永远属于我的民族。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德意志共和国的第一个战士。我又一次穿上军装，对我来说神圣而又珍贵的军装。我将永远不再脱下军装，直到我们胜利，否则我将不会再生存下去！

如果我在战争中有什么不测，我的继承者将是我党的戈林同志；如果戈林同志有什么不测，下一个继承者将是赫斯同志。你们有责任像对待我一样，把他们作为国家元首无限忠诚和服从。如果赫斯同志有什么不测，按照法律将召开议会，从中选出最适合的人—也就是最勇敢的继承者。

作为一名国家社会党人，也作为一名德国战士，我将怀着一颗勇敢的心去参加战斗。我的整个生命不是别的，就是一颗为我的民族而战，为它的复兴而战，为德国而战。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口号：忠诚于民族。有一个字我从来没有学会：那就是“屈服”。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正面临着困难时期，那么我就要他记住，曾经有一个普鲁士君王，以一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同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相对抗，三场战争下来，最终胜利了，因为这个国家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勇敢的心。我想向全世界做出保证，1918年12月将永远不会在德国历史上重现。正如我自己已经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准备拿我的生命做赌注，为了我的民族谁都可以拿去它，所以我也要求其他德国人都这样去做。

任何人，要想和这个全国统帅相对抗，直接地或者非直接地，他必定要失败。我们和叛国者毫不相干。我们都遵循着我们古老的信条，我们是否能活着，这一点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民族在活着，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国要活下去。现在要求我们做出的牺牲并不比很多先辈们已经做出的牺牲更多。如果我们用誓言建立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那就做好一切准备吧，下决心永不屈服，这样我们就能征服一切艰难困苦。我愿意重温我在德意志共和国就职时做出的誓言。那时候我曾说：“如果我们的意志足够坚强，没有什么艰难和痛苦可以使我们屈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德国将横扫一切！”

布林肯说对俄还有一轮制裁，北京两老为俄乌打架，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