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9日 星期六

條通文化

 

大正町 (台北市)[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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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大正町
假名たいしょうちょう
平文式罗马字Taishōchō

大正町臺灣日治時期臺北市之行政區,共分一至三丁目,町名源自大正街,因該區域為大正時代所規劃而得名。該町在三板橋庄北部三橋町之南,原華山車站之北,今中山北路以東,新生北路以西,南京東路以南,市民大道以北,境內為行政官員宿舍,是當時的高級住宅區。戰後劃入臺北市中山區

戰後,大正町一帶由高級住宅街轉變為日本料理店、酒吧林立的繁華街,至今仍是台北夜生活重鎮及日本街(日本人集居區域),境內尚有大正町教會日治時代「一條通」至「九條通」的道路,故今亦稱條通商圈[1]

發展歷程[编辑]

大正町開發前原地名是三板橋庄大竹圍,作為農地使用。1911年(明治44年)8月26日台北因為颱風而洪水氾濫,街道房屋被淹沒,日本人開始構思要打造一個衛生美麗的住宅區。臺灣土地建築株式會社在總督府和商界的支持之下,開始收購土地開發新社區。負責此一業務的是當時臺灣建築土地株式會社的代表取締役社長木村泰治。[2]1913(大正2)年,這個新住宅社區命名為「大正街」,初期面積約60000坪,住戶近百戶。1915年住戶數達256戶,至1919年則又增購23000坪之土地;大正街整體住宅區規劃面積達85000坪,事業推展搭配台北市街之日人居住需求,成長極為順利。於大正年間所發展起來之「大正街」,提供了在台北居住之日人所期望之整潔日式居住環境,成了當時的高級住宅區,甚至成了觀光旅遊之著名勝地。[3]

此一現代化的社區土地閒雅,清潔,規劃成適日本人的宅地,故仿效京都棋盤式規劃,東西向街道稱為「通」,南北向稱為「筋」,規劃獨門獨院的戶建式和洋混合式住宅為主,成為台灣第一個民間開發的高級現代化社區。每戶設有壁櫥,廁所,提供電力與自來水,並接下水道注重環境衛生。甚至最初還在街道上種滿櫻花樹,但因為氣候因素而無法存活。1915(大正4)年規劃新設「汽動車停留場」(公車站牌),淡水線鐵路也配合設置大正街乘降場(車站,已於1950年代廢除,位於現今淡水線捷運線與長安西路交口)。附近還有小學校及市場,生活機能完備。1916年美國駐臺灣領事館改稱「駐台北領事館」館址遷移至四條通(今長安東路與天津街交口),至1926年又遷至御成町即今台北之家所在地。於1922年隨著町名改正,原大正街臨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編定為御成町,東側其餘部分編為大正町。1927年設立的私立大正幼稚園/遊園地,是台灣第一個幼稚園,旁邊的遊園地則是台北第一個兒童遊戲場。這裡還有幾個紅土網球場。

戰後1946年不再使用大正町的區名,改為中山區劃分為正守里、正仁里、正自里、正義里、正得里及正宜里等五里。1990年區里調整為中山區正守里、正得里、正義里等三里。1947年臺北市都市計畫延續日治時期都市計畫架構,指定為住宅區。戰後原本是日本人的住宅,大多數被臺灣省營機構如財政廳、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台灣銀行、中央信託局等各單位接收。但是隨著1950年代開始美軍顧問團駐在中山北路三段臺北市立美術館一帶,出現大量的酒巴、餐廳、舞廳、旅館、泊來品商店沿中山北路、林森北路向南延伸,大正町也從純住宅區變成了繁華的商業區。1970年代美軍走了,但是日本商社大量派員來到台灣拓展業務,他們則促進了這兩個社區大量日本料理及娛樂產業的興起。 為適應都市發展,1970年公布的都市計畫幾乎全部劃設為商業區。[4][5]

人口及居住名人[编辑]

1930年時,大正町有人口3205人,絕大多數為「內地人」(以日本本土為本籍者)[6]。其中官員佔18%,銀行業者佔7%,會社員佔27%,其餘為各界工商人士。當時的住戶除了許多銀行、會社之領導階級以及重要幹部之外,還有學校校長、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台北醫院眼科長、警察署署長、課長、税関檢査及營林所庶務課課長、遞信部無線掛掛長、台北州之衛生技師及秘書係係長、台北市之課長等,這裡成為公務人員公家宿舍區。[7]今天本地區的人口更是大幅成長,依據2020年底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的統計正守里3271人,正義里5251人,正得里3640人,合計12162人。[8]

日治時期居住名人[编辑]

  • 井手薰,居住位於2丁目52番地(今長安東路63號)總督官房營繕課長、臺灣建築學會首任會長,設計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
  • 林熊徵,居住於1-17番地,板橋林家當家,創設華南銀行並擔任臺灣建物土地株式會社的董事。
  • 杜聰明,居住於1丁目30番地,更生醫院院長,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 林松壽,居住於2-45番地,板橋林家林維源之五子,曾任北京交通署署長,創立林本源興拓株式會社。
  • 佐佐木八二郎,居住於二條通今綠島小夜曲咖啡館,名攝影師
  • 岡部珍寶,居住於四條通,創設岡部印刷。
  • 小林惣次郎,居住於六條通,日進商會老闆,曾任台北市協議員、台北市本町區長[9]

戰後居住名人[编辑]

  • 蔣經國,1950-1969居住於長安東路一段18號原華南銀行董事長官邸。
  • 林衡道,居住於三條通,臺灣歷史學家
  • 藍蔭鼎,居住於三條通,著名畫家及作家
  • 許金德,居住於四條通(長安東路一段),前台灣省議會副議長
  • 郭雨新,居住於四條通(長安東路一段),前台灣省議員
  • 谷正綱,居住於六條通(林森北路107巷),反共鐵人
  • 陳尚文,居住於五條通,前台灣省建設廳廳長,臺灣玻璃公司董事長
  • 豐子愷,1948年短暫居住於五條通,為著名畫家文學家
  • 游彌堅,曾經居住於五條通或六條通,前台北市長
  • 黃朝琴,前台北市長
  • 張彩湘,居住於六條通,鋼琴家及教育家
  • 陳進 (畫家),居住於天津街,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籍東洋膠彩畫家,第一位女畫家獲得行政院文化獎
  • 楊麗花,著名歌仔戲明星,她的住家及開設的青葉餐廳都在六條通
  • 顧正秋, 著名國劇明星,曾經住在七條通的洋房(1949-1952)及三條通日式住宅(1952-1957)[10]
  • 三條通成為醫生街,著名的醫界人士包括杜聰明、林溟鯤、洪禮峰、彭淑媛等人

町內設施[编辑]

  • 一條通(市民大道二段)
  • 二條通(中山北路一段33巷)
  • 三條通(中山北路一段53巷及林森北路67巷)
  • 四條通(長安東路一段)
  • 五條通(中山北路一段83巷及林森北路85巷)
  • 六條通(中山北路一段105巷及林森北路107巷)
  • 七條通(中山北路一段121巷及林森北路119巷)
  • 八條通(中山北路一段135巷及林森北路133巷)
  • 九條通(林森北路138巷及145巷)
  • 十條通(今已成為南京東路而不存在)
  • 中通り(長安東路一段30巷及長安東路一段53巷),今已訛傳為中條通
  • 大正町通り(今林森北路)
  • 大正公園(今林森北路、長安東路一帶,已不存)
  • 美國駐台北領事館,1916-1926年設於大正町2丁目24番地(長安東路一段與天津街交口東北側)
  • 大正幼稚園,1927年設於大正町一丁目26番地(長安東路一段),今已不存在
  • 大正町教會(今中山基督長老教會),位於1丁目18番地(四條通)1937年落成,為市定古蹟。
  • 大正莊出租公寓: 位於3丁目5番地(今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口),今已不存在
  • 春風莊出租公寓:位於3丁目16番地(七條通),今已不存在

參考文獻[编辑]

  1. ^ 條通商圈導覽手冊. 臺北市商業處. 2013-05-03.
  2. ^ 片倉佳史. 木村泰治――日台をつないだある実業家の軌跡. nippon.com. 2019-08-25 [2021-06-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3) (日语).
  3. ^ 陳正哲. 鐵道設站與住宅區開發-台灣建設史之規劃思想研究 (PDF). 環境與藝術學刊. 2011-06-01, (10): 91~10 [2021-06-1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6-11).
  4. ^ 丁致成. 大正街的歷史. slideshare. 2017-05-12 [2021-06-13].
  5. ^ 丁致成. 認識日據時代台北大正町、御成町.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2021-06-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3) (中文(臺灣)).
  6. ^ 昭和五年 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臺北州臺北市.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32.
  7. ^ 王慧瑜.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 2010-06-01.
  8. ^ 各里最新戶數及人口數(每月更新).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2017-04-21 [2021-06-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3).
  9. ^ 日進商會. 林小昇之米克斯拼盤. 2016-05-24 [2021-06-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8).
  10. ^ 顧正秋. 休戀逝水: 顧正秋回憶錄 初版. 台北市: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10-30. ISBN 957-13-2419-1.

參見[编辑]

外部連結

俄乌战争使世界大变,江与习吵起来,韩正拉架,国内出现死亡病例

俄罗斯战争贩子救了中共人贩子 乌克兰的硝烟与铁链女的困境

 徐州“铁链女”-

对许多的中国人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以及中国共产党当局为俄罗斯当局发动的战争所做的宣传遮盖不住让他们感到更加触目惊心的铁链女的消息。自江苏徐州丰县一个被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并据说生育了8个孩子的女子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对相关消息实行全面封杀。然而,中国的公众、国际媒体和其他国家的公众依然持续关注铁链女的消息。

铁链女和乌克兰难解难分

乌克兰的硝烟与铁链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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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链女案件自2022年一月曝光以来,中共当局先后发表了五份官方调查报告。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纷纷愤怒地指责那五份所谓的调查报告刺眼的大漏洞比比皆是,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更加侮辱公众的智商。

中国公众要求当局解除新闻封锁、要求进行有公信力的调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的几百名大学生冒着中共当局打击报复的危险公开签名呼吁调查,使中共当局穷于应付。

中共当局最后一份由江苏省政府调查组撰写的报告发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的前夕。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一些观察者和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会利用远在欧洲发生的战争遮挡并转移人们对铁链女的关注。

有中国网民直截了当地呼吁人们不要被中共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转移公众视线的手法蒙骗——“央视直播乌俄之战,战场离我们很远!徐州丰县八孩锁链女离我们很近!”

还有中国网民谐谑嘲笑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打压独立媒体和记者前往丰县进行调查的努力,指出有成百上千的各国记者和乌克兰记者在乌克兰硝烟弥漫的战场从事报道,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独立记者能突破中共当局的封锁进入徐州丰县去那里进行报道,由此可知,徐州丰县比乌克兰战场不知危险了多少倍。

在中国的铁链女引发全中国、全世界的关注,在铁链女的形象和悲惨的故事引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审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妇女之际,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中共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旋即出现大量的喝彩声,其中一些喝彩包括欢庆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声言愿意收留18岁到24岁的乌克兰美女难民。

这种被众多中国网民和国际社会公众视为丧尽天良的言论一时间成为国际新闻。中国的铁链女,俄罗斯发动的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下的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为俄罗斯所作的辩护和宣传,以及中国人对自国和他国女性的蔑视就这样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把你当人才重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幸琪(照片来源:幸琪提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幸琪(照片来源:幸琪提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幸琪(HsingChi von Bergmann)多年研究平等与包容问题。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幸琪分别给多个加拿大和美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写信呼吁关注,并呼吁其他人也予以关注。

幸琪发表公开声明说:铁链女事件“使很多跟我一样的女子意识到,‘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把你当人才重要’。…...这一女子眼下仍被称作‘铁链女’。令人震惊的是她被铁链拴了这么多年,生活条件如此恶劣,还生了八个孩子。…...地方政府官员就此受到质问时声言她有精神问题,她的前牙缺失是因为牙周病(而不是因为用反抗虐待被敲掉或拔掉牙齿)。随着质疑的增多,官方的报告所提供的解释不断变换。”

在台湾长大的幸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首先我觉得这消息非常令人痛心,但又觉得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包括面对国内的质疑,它的做法就是掩盖,不让人知道,不让人讨论。但现在很难掩盖,因为现在民众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它就担心这消息是不是会扩散到国外,会不会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

德国德累斯顿齐陶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Alicia Hennig)有多年在中国旅游、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她说:“听到一个女子多年被铁链拴锁的消息,我感觉难以言喻的悲哀。你怎么能对一个人做这种事情?我对这一消息以及铁链女状况进行了一些追踪了解,得知地方官员似乎竭力掩盖这一消息。这让我感觉更坏了。正义在哪里?”

从2015年9月到2021年4月,亨尼格连续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5年。作为女性的一员,她由此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感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女子和白人女子在中国得到相对好的待遇,因此她的观点很难说具有代表性,但中国社会的一些总体状况使她感到作为女子在中国的生活艰难,例如,中国根本一丁点的性别平等的观念也没有,工作招聘甚至公开歧视女性。

德国德累斯顿齐陶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照片来源:亨尼格提供)
德国德累斯顿齐陶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照片来源:亨尼格提供)

亨尼格表示,在中国发生的至今仍被当局竭力掩盖的铁链女事件,这种不把妇女当人,或把妇女当作次等人的事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

她说:“对我来说,问题是中国女子仍被认为在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方面要比男人做得更多。在我的国家(德国),则是要男女努力平等分担家务,虽然这常常是作不到,但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另外,男人的母亲即婆婆在家庭中依然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是我不能习惯的。我不能想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让我的婆婆告诉我我必须做什么,应当怎么做。”

徐州丰县铁链女恐并非孤立事件

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期间,亨尼格在仔细观察中国学术自由和学术舞弊问题之余,也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国妇女问题。

她说:“在我看来,我们(女子在中国社会当中)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目的总是婚姻和家庭,而女子常常是被当作实现这一社会目标所需的物件。或者,更糟的是,女子常常把她们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当作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手段。毕竟婚姻和孩子使女子(不仅使男子)获得社会地位。

“我由此有一种感觉,这就是,在习近平决定男人和男性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不会得到改善,尤其是现在习近平号召中共党员多生孩子并以此作为党员义务。这一切无助于使中国社会对女子更好。(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曾经许诺中国妇女可以有一半的天空。那片天空在哪里?”

(注: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当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号令“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并声言“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 此外,习近平掌控的中国教育当局大力提倡所谓的男性“阳刚之气”。)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幸琪说,在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在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绑架和贩卖问题严重,但中国政府显然并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教育。

幸琪说:“国家并没有认真的去思考研究这个问题,从教育的方面来审视这种问题。我们怎样去达到彼此尊重,对待女人真的是不能一棒子打晕就扛回家的,假如没有这样的教育,这种野蛮的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个铁链妈妈,我们就把这个机会放过了。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还会有很多铁链妈妈,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的女儿会很容易地被消失掉,不知道被卖去什么地方。”

公众的担忧大概不会落空

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仍然悬而未决的铁链女事件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引起众多人的强烈反应,是因为许多人害怕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跟那个铁链女只有一闷棍的距离,而铁链女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实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持续中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封杀则更使他们担心这种害怕恐怕会梦魇成真。

在铁链女案件曝光之后,又有“铁笼女”和“地洞女”等把妇女当作下等动物饲养的丑闻浮现。中国当局声言要展开调查。但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先前的五份铁链女调查报告使当局的调查完全失去公信力,当局现在只能凭借国家暴力胁迫手段封杀消息和舆论,强迫公众接受或忍受当局的调查结果。

在另外一方面,在欢呼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欢迎乌克兰美女难民到中国的网络贴在中共严密监控的互联网上广泛流通成为世界奇景并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之后,中共当局近日来对这样的帖子采取了封杀措施。中共的支持者则声言,那些网络贴是敌视中国和中共的势力炮制的。

但批评者指出,这种明显为中共洗地的说法根本就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目前人人可见的当今中国国情是,为铁链女呼吁权利和正义的网络贴会在第一时间被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封杀,冒险去徐州丰县进行调查的人会被拘禁,欢呼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庆幸乌克兰大批年轻美女难民可以到中国的网络贴则在好几天的时间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畅通无阻。

“铁链女”缘何也使小粉红深感不安

  


截至目前,尽管中共当局对“铁链女”的新闻和话题采取了全力全方位的封杀,但“铁链女”的话题还是屡禁不止。

不少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认为,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通常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群体因“铁链女”案站在了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小粉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当局难以应付。

“小粉红”群体是源自当今中国网络的一个特殊群体。据信这个群体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构成。该群体通常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上发表民族主义又名爱国主义的言论以及力挺中共当局的言论。由于“小粉红”群体的这种思想和言论倾向,该群体一度得到中共官方的大力赞扬和提携。

然而,事到如今,“小粉红”群体为什么会因“铁链女”案而站到了中共当局的对立面了呢?

一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的一个最简单因此也可能是最有解释力的答案是,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发表言论是拥护国家主义、拥护国家立场的,但是到了涉及她们的切身利益、自身人身安全的时候,她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跟“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跟中共当局对立也罢

这位学者说:小粉红显然也足够明白事理,知道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分子绑架你的时候不会管你是不是支持政府、支持中共,小粉红因此对中共当局截至目前的不作为,以及当局掩盖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行为、禁止进行独立调查弄清事实真相的做法感到震惊,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她们要拼死为“铁链女”发声,因为她们想,假如我也被绑架拐卖了,我也是这样的下场,太可怕了

“小粉红”有意无意地投身于法治建设

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1989年因为参与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被中共当局逮捕并判刑,后来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把他驱逐到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表示,看到“小粉红”现在的在“铁链女”问题上的表现,使他想起当年的自己,因为他年纪小的时候也相信共产党,后来发现被共产党骗了所以开始反对共产党。

他说:“我觉得这些小粉红最初是真的相信共产党的。她们跟五毛不一样。五毛是拿钱干活的。而小粉红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说的话。‘铁链女’这件事一下子就把共产党说的话给撕破了。她们突然发现共产党说的不对。”

王军涛表示,“铁链女”的事情和形象使小粉红感同身受,因为她们先前没想到这事会这么恶劣,这种情况在中国相当普遍,不是个别现象;假如是个别的恶劣现象,她们会觉得各个社会都有;但这些小粉红、小女孩发现她们跟铁链女只有一闷棍的距离,后来又意识到,她们跟铁链女不是差一闷棍,而是就差一个招工广告、就差一个征婚广告;中国全都是这种骗人、绑架人的陷井;这次“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使她们失去了安全感。

在王军涛看来,“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该案的处理方式虽然对中国公众来说是件坏事,但从长远和广义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是好事。

王军涛说:“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还有一个是不安全。从美国和英国历史上看,宪政中的那些重大司法改革都是从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害事件开始的。所以我认为粉红实际上是走了在政治史上许多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群体要求政治变革、司法改革时走过的路。也就是当她们感觉不安全的时候,她们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有切实可行的、可见的改革。”

“铁链女”案是否还会有转机?

“铁链女”案现还在继续发展。中国当局已经以送医治疗为名使“铁链女”失踪。截至目前她在大部分中国公众眼中还是无名氏。

尽管中共当局发表的第五份也就是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声言,她就是早年从云南被绑架拐卖的女孩杨某侠又名小花梅。但这份报告无法取信于公众。“铁链女”的容貌跟杨某侠差异明显,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先前也公开表示难以置信。

许多中国人认为,“铁链女”是早年被从四川绑架的女孩李莹。然而,中共当局竭力否认“铁链女”是李莹,并严禁李莹家人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