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战役1949

 

西南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南5省的一次大型战役，发生于1949年11月1日，通过此次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将盘踞西南诸省的中华民国国军最后一支重兵集团歼灭，占领了西南5省。^[1][2]

西南战役
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日期 1949年11月11日 - 12月27日 地点 湘、川、康、滇、黔等地区 结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性胜利，占领西南五省。
参战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国军
指挥官与领导者
刘伯承  邓小平  贺龙	胡宗南  白崇禧  宋希濂（被俘）
兵力
约20万+	约100万
伤亡与损失
约6,000人，阵亡1,000余人	约93万，其中驻守四川的51万人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云南起义。11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其后，驻守四川省的90多万国军中，36万人“起义”，15万人投诚^[3]。人民解放军仅以不到6,000人的伤亡，消灭了中华民国国军有着10个兵团、49个军、133个师，90万余人的兵力，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占领了川、滇等230余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着7,000余万人口的广阔地域。^[4]

虽然解放军较快取得西南战役的胜利，但此后中华民国政府残余的军事势力及土匪武装仍极为活跃。1950年代初，西南剿匪结束后，当地局势稳定下来。

参考文献编辑

1.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历史研究部 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ISBN 7-80137-315-4，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
2. ^ 解放大西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刘伯承纪念馆>>评论研究 解放大西南
3. ^ 龙兴古刹上空的电波——刘、邓、潘成都起义纪实. 彭州公众信息网. 2013-05-09 [2015-1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简体中文）.
4. ^ 彭荆风，《解放大西南》，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5月

外部链接编辑

• 解放大西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刘伯承纪念馆>>评论研究 解放大西南

反对中共党天下 储安平“被失踪”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曾是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的必读刊物。他因为批评中共搞“党天下”而惨遭迫害。（《百年真相》提供）

今天的中共党章白纸黑字写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共向全世界摊牌：它在中国搞的就是“党天下”。但是在1957年，谁要说中共搞“党天下”，谁就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节目。今天，我跟大家说说批评中共搞“党天下”而惨遭迫害的储安平。

储安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两年后回国，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1946年至1949年，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超越党派，邀请当时学术界和舆论界最出色的作者来撰稿，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他自己也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

一时间，储安平成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名人。《观察》杂志成为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的必读刊物。这是他一生最辉煌、最耀眼的时期。

1949年9月，储安平到北平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他担任过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是怎么回事？

1957年春，中共号召党外人士帮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承诺“言者无罪”。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储安平做了发言。

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

“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接着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储安平特别谈到：“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于是，他就对“老和尚”提了点意见。他说，中共建政初，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非中共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非中共人士。可后来政府改组，中央政府的副主席，没有一个非中共人士。国务院的十二个副总理，也没有一个非中共人士。

储安平问：“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这番“党天下”之论，如石破天惊，震惊朝野，被认为“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不少人当场就拍手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媒都以醒目的标题，在显著的位置全文刊载。

储安平受到怎样的大批判？

然而，仅仅过了8天，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共口口声声要求党外人士帮党整风，结果一转眼，把这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作家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记录，1957年6月11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吴晗主持召开《光明日报》民盟支部会议，批判储安平。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他声称，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民盟成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7月13日，储安平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说：在全国上下的批判声中，他感到“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尽管储安平已经投降，但针对他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同年11月12日，他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上任到被免职，他总共在报社工作了68天。

之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三十多人发言，场面浩大，气势汹汹。章诒和说，这次批斗会，算得上“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1958年1月，储安平被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不久后，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之后，储安平被下放到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农场，放了两年羊。再之后，他获准回家，但没有安排任何工作。他只好整天闭门读书，并在家里养了几只羊。

储安平哪里去了？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储安平再次受冲击，被批斗、抄家。

那年秋季的一天，储安平扫完街道回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他立即从后院翻墙出逃，跑到数十里外的潮白河跳河自杀，但没有死成。他被人救起后，押回九三学社，交给造反派看管。有一天，他被放回家，之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

直到10月的一天，储安平的女儿回家，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只有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不见储的踪影。她到处寻找父亲，却没有找到，不得不向九三学社的军代表报告。军代表立即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总理周恩来。周指示公安部组织了一个专门调查组。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找了两年，所有储安平可能去的地方找了一个遍，也没有找到。储安平就这样神秘失踪了。

中央统战部的“死亡结论”从何而来？

之后，关于储安平的下落，传出各种说法：有人说他在江苏出家当和尚了，有人说他在天津塘沽跳海自杀了，甚至有人说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他了。

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在《寻找储安平》一文中透露：“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但是，到底如何“处处碰壁”？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设置障碍？为什么设置障碍？邓加荣语焉不详。仅从“处处碰壁”这四个字中，可见其中必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在文章《父亲，你在哪里？》中回忆：1982年6月的一天，他离开北京去澳大利亚留学，在向送行的朋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他原单位的领导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

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16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在我即将离别多灾多难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言状的感慨与伤痛……”

中央统战部的“死亡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很可能他们知道储安平是怎么死的。

另据大陆《科学时报》1999年3月18日发表的文章《储安平生死之谜》，其中写道：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收看，咱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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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朋：完蛋了！二十大将宣告习近平折腾时代的终结

罗小朋：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2012年Sep1日

（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罗小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

问题的提出

　　2012年的世界与中国，均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更受关注。虽然习近平接班胡锦涛已成定局，但总理人选至今仍留有让人猜测的空间。李克强接任温家宝虽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岐山，甚至薄熙来都没有放弃竞争总理的野心。事实上，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即便李克强能够接任总理，他能否像温家宝那样做完两任，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

　　如何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中国政治的分析家来讲都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笔者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这样两个，一种是从权力斗争，尤其是从中共派系斗争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总理问题。另一种就是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样的分析框架当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解读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共政权来说，就十分不足了。

　　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宰相或总理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则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弗朗西斯•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福山认为，国家是在人类共同经历过的部族文明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秩序。国家制度的演化程度有高低之分。国家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央官僚体系的确立，而根据福山对历史的解读，中国属于最早、也最成功地完成这一演进的文明。国家制度演进的更高阶段是实现法治，而现代国家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第三阶段——可问责政府。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虽然率先完成了国家制度演化的第一阶段，却始终不能演进到第二和第三阶段。

　　宰相问题或总理问题与此何关呢？中国的宰相传统与皇权传统，恰恰是在中央官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共生而成的两大传统。宰相为百官之首，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构成了一种张力，这个张力支持着中国文明一直信奉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国家形态。但这一张力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却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而演变，这就是我试图用来解读党天下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

　　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早在秦帝国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时期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士阶层，推动这一演进的是西周衰落后诸侯争霸，重建大一统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精英失去“祖国”，但另一方面，这个列国争雄的过程也创造了汉字文明统一的“思想市场”（科思）和文武人才市场。思想市场形成的证据是百家争鸣催生了一批至今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辉的大思想家，而文武人才市场形成的证据就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理解这一大背景，就无法理解管仲、孔子、老子、孙子、商鞅，荀子这些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如何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不理解这个大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秦以来政治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是如何创建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秦虽速亡，秦制却不亡。

　　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逐渐加强了统一的文士阶层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列国长期争霸的格局培育了士子阶层精神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生成了这个阶层与当权者之间的张力。同时，这个阶层内部也充满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极高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同时也创造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掘墓人。秦能统一中国，实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当时整个士子阶层的智慧和人才资源。士子中产生了最优秀的军事家推动武力兼并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士子还帮助胜利的一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文官治理，这就是郡县制的由来。这种依靠外来文官治理新扩张领土的帝国模式，没有游士阶层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郡县制的成功，奠定了帝制中国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

　　秦速亡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未及建立统一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来支持郡县制。热衷功利和权术的秦相李斯，虽然成功地说服秦始皇实行郡县抑制封建，却无法在道德上动员整个士子集团维持这个帝国的稳定。李斯的机会主义策略令他在宫廷阴谋中败在宦官赵高手下，不仅断送了身家性命，也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解决了李斯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为大一统和皇权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为相权奠定了牢固的信仰系统。汉朝的开国者汲取了秦速亡的教训，知道需要建立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体系来支持皇权。但是，汉初当权阶层的信仰系统并非儒学而是黄老之学。但黄老之学显然不能满足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才有了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儒家为什么能够打败黄老之学和其他思想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士子支持中国政治大一统不可动摇的信仰系统？我的解读是，除了董仲舒本人改造儒学的智慧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在底层士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因而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黄老之学虽然在汉初受到权贵的青睐而兴盛一时，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村社会的儒士们继续信奉和传播儒学。儒学的生命力不仅来自其教义，更来自其熔教化和教育为一体的传播方式。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实现了皇权与底层社会道德教化功能的连接，使皇权接了地气，令大一统的皇权不仅得到广大士子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子民的支持，从而为强化郡县，抑制封建提供了牢固的统治基础。这样一来，儒教就不仅强化了皇权，同时也强化了相权，在皇权与相权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张力。

　　这个张力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打击和侮辱宰相，不仅是打击和侮辱这个人，而且是打击和侮辱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中国的古代先哲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与三代禅让的美德更契合，而与家天下的理念有深刻的内在冲突。正是有了代表士子，代表儒家理念的相权来支持同时也制约皇权，家天下的正当性才变得说得过去。

　　辛亥革命后，皇帝没了，相权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我们看到，东方专制有一种恢复家天下的顽固倾向。只不过从西方引入的以民权为基础的新合法性理念使这种图谋很难成功。袁世凯称帝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苏俄影响下，中国进入了党天下时代。但历史表明，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党天下就不仅会蜕变成独裁终身制，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蒋介石把位子传给蒋经国，就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毛泽东是否有过传位于子的念头？由于毛岸英早逝，这个问题很难推测。不过，毛在文革给江青，尤其是给毛远新很大的政治特权，说明这种人性的本能冲动很难抗拒。毛泽东的家天下冲动有一个极其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毛与周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角色和人格张力，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内容。毛泽东生前总结，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打天下和搞文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是否能搞文革。

　　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联想有什么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毛周关系是中国皇权与相权关系传统的一种现代再造？中共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对邓小平时代以及后邓小平时代又有何影响？如何来理解今日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轻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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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中33名将军的各自结局

 史篇 2022-09-25 07:00 Posted on 四川

林彪坠亡之后，原红军时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东北四野、空军系统的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33位将军，轻者撤职、重者被捕入狱。

1、黄永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1年9月因“九一三”事件被撤职。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于青岛病死。

2、吴法宪，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吴法宪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8个月后保外就医，2004年10月17日死于山东济南，89岁。

3、李作鹏，中将。1971年9月24日，因“九一三事件”离职反省，隔离审查。1981年1月25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刑后，李作鹏在秦城监狱服刑，后获得保外就医，发给生活费，2009年1月3日死于北京，95岁。

4、邱会作，中将，林彪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受“九一三”事件牵连，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死于北京。

5、江腾蛟，中将，1967年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免去职务。1981年以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刑满释放，2009年5月8日因肺部疾病病死于北京朝阳医院。

6、郑维山，中将。“九一三”事件后，被划分为林彪集团，2000年5月9日死于北京。

7、王秉璋，中将。因1971年“九一三”事件受牵连下台，审查关押长达10年，1982年共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2005年9月25日，王秉璋死于北京。

8、梁兴初，中将。1950年10月参与朝鲜战争，任第38军军长。1954年回国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7～1973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九一三”事件，被调到太原化工厂，1985年10月5日死于北京。

9、陈仁麒，中将。中共赣西南区委第二书记兼第48军政治委员，江西政府委员，第21兵团政治委员，海南军区政治委员兼海南区委第二书记，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华南局委员。1959年12月调任军委炮兵政治委员。1970年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常委。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九一三”事件，被调到了兰州炼油厂蹲点劳动，1983年离职休养，1994年3月27日死于北京。

10、谢家祥，少将。历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第三政委、政委等职。1972年3月23日卷入“九一三”事件，被点名批评。2010年8月6日，谢家祥死于福州，96岁。

11、温玉成，中将。1950年10月参与朝鲜战争，回中国后，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8年1月调任副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70年6月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2年3月23日卷入“九一三”事件，1989年10月29日死于南京。

12、丁钊，少将。任空军陆战第1旅副政治委员，空军伞兵师政治委员，空降兵第15军43师政治委员，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空军空降兵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1972年3月23日，因“九一三”事件，被中共中央点名批评。

13、刘锦平，少将。任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3月23日，因“九一三”事件被中共点名批评。

14、南萍，少将。任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61年任第60军副政治委员，1964年任第20军政治委员，1967年10月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兼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1968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3年5月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89年2月18日死于杭州，终年71岁。

15、熊应堂，少将。1972年4月25日，受“九一三”事件影响，被点名批评。1996年2月10日死于上海逝世，85岁。

16、周赤萍，中将。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72年4月25日，被划入“林彪死党”范围。1982年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

17、程世清，少将。受“九一三”事件牵连，1971年被撤职隔离审查，后被开除中共党籍，1978年10月被逮捕，1982年1月获释，2008年4月29日16时49分，死于南昌。

18、龙书金，少将。历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7月16日，受“九一三”事件影响，被点名批评。2003年4月16日死于广州逝世，93岁。

19、易耀彩，少将。1960年8月至1969年8月任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1969年8月至1972年1月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2年1月离职。

20、辛国治，少将。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3年1月7日，被点名批评。

21、吴宗先，少将。历任空军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受“九一三”事件影响，1973年1月7日，被点名批评，1994年6月死于于济南，78岁。

22、杨得志，上将。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1951年2月参与朝鲜战争，任第19兵团司令员，1952年夏起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上甘岭战役。杨在1954年回中国，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1955年4月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3年1月7日，受“九一三”事件影响，作多次检讨，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战争，1994年10月25日死于北京。

23、黄志勇，中将。任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水利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65年8月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1969～1972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遭到批判，1984年12月离职休养。

24、王希克，少将。任过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后勤二分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
25、伊文，少将。任过华东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计划处处长，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总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部长，营房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燃料化学工业部主任，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

26、张秀川，少将。文革中，海军“李王张”很出名，李是李作鹏，王是王宏坤，张就是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张秀川和李作鹏一起作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停职审查，张秀川被开除中共党籍。

27、刘丰，少将。“九一三”事件后，刘丰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93年2月死于武汉。

28、曾国华，中将。任第13兵团参谋长，15兵团兼共军广东军区参谋长，1951年5月起，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空军第3军军长，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8年12月，任空军副司令员，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1978年1月3号死于成都。

29、王绍渊，少将。任过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

30、韦祖珍，少将。任副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委，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九一三”事件后，受到牵连，被监禁四年，1982年10月11日死于南宁。

31、白云，少将。任空军第六航空学校参谋长，空军舌勤部参谋长，东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空军副参谋长，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

32、何振亚，少将。任第十二兵团兼共军湖南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4月，任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同年秋，参与朝鲜战争，任空军参谋长，朝鲜停战后回中国，任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1978年10月24日死于北京。

33、纪亭榭，少将。1964年升为少将，1971年因“九一三”事件被牵连，2009年12月7日死于北京，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