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Sep1日
（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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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 |
问题的提出
2012年的世界与中国，均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更受关注。虽然习近平接班胡锦涛已成定局，但总理人选至今仍留有让人猜测的空间。李克强接任温家宝虽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岐山，甚至薄熙来都没有放弃竞争总理的野心。事实上，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即便李克强能够接任总理，他能否像温家宝那样做完两任，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
如何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中国政治的分析家来讲都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笔者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这样两个，一种是从权力斗争，尤其是从中共派系斗争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总理问题。另一种就是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样的分析框架当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解读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共政权来说，就十分不足了。
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宰相或总理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则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弗朗西斯•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福山认为，国家是在人类共同经历过的部族文明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秩序。国家制度的演化程度有高低之分。国家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央官僚体系的确立，而根据福山对历史的解读，中国属于最早、也最成功地完成这一演进的文明。国家制度演进的更高阶段是实现法治，而现代国家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第三阶段——可问责政府。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虽然率先完成了国家制度演化的第一阶段，却始终不能演进到第二和第三阶段。
宰相问题或总理问题与此何关呢？中国的宰相传统与皇权传统，恰恰是在中央官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共生而成的两大传统。宰相为百官之首，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构成了一种张力，这个张力支持着中国文明一直信奉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国家形态。但这一张力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却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而演变，这就是我试图用来解读党天下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
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早在秦帝国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时期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士阶层，推动这一演进的是西周衰落后诸侯争霸，重建大一统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精英失去“祖国”，但另一方面，这个列国争雄的过程也创造了汉字文明统一的“思想市场”（科思）和文武人才市场。思想市场形成的证据是百家争鸣催生了一批至今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辉的大思想家，而文武人才市场形成的证据就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理解这一大背景，就无法理解管仲、孔子、老子、孙子、商鞅，荀子这些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如何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不理解这个大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秦以来政治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是如何创建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秦虽速亡，秦制却不亡。
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逐渐加强了统一的文士阶层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列国长期争霸的格局培育了士子阶层精神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生成了这个阶层与当权者之间的张力。同时，这个阶层内部也充满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极高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同时也创造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掘墓人。秦能统一中国，实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当时整个士子阶层的智慧和人才资源。士子中产生了最优秀的军事家推动武力兼并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士子还帮助胜利的一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文官治理，这就是郡县制的由来。这种依靠外来文官治理新扩张领土的帝国模式，没有游士阶层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郡县制的成功，奠定了帝制中国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
秦速亡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未及建立统一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来支持郡县制。热衷功利和权术的秦相李斯，虽然成功地说服秦始皇实行郡县抑制封建，却无法在道德上动员整个士子集团维持这个帝国的稳定。李斯的机会主义策略令他在宫廷阴谋中败在宦官赵高手下，不仅断送了身家性命，也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解决了李斯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为大一统和皇权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为相权奠定了牢固的信仰系统。汉朝的开国者汲取了秦速亡的教训，知道需要建立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体系来支持皇权。但是，汉初当权阶层的信仰系统并非儒学而是黄老之学。但黄老之学显然不能满足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才有了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儒家为什么能够打败黄老之学和其他思想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士子支持中国政治大一统不可动摇的信仰系统？我的解读是，除了董仲舒本人改造儒学的智慧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在底层士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因而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黄老之学虽然在汉初受到权贵的青睐而兴盛一时，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村社会的儒士们继续信奉和传播儒学。儒学的生命力不仅来自其教义，更来自其熔教化和教育为一体的传播方式。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实现了皇权与底层社会道德教化功能的连接，使皇权接了地气，令大一统的皇权不仅得到广大士子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子民的支持，从而为强化郡县，抑制封建提供了牢固的统治基础。这样一来，儒教就不仅强化了皇权，同时也强化了相权，在皇权与相权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张力。
这个张力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打击和侮辱宰相，不仅是打击和侮辱这个人，而且是打击和侮辱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中国的古代先哲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与三代禅让的美德更契合，而与家天下的理念有深刻的内在冲突。正是有了代表士子，代表儒家理念的相权来支持同时也制约皇权，家天下的正当性才变得说得过去。
辛亥革命后，皇帝没了，相权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我们看到，东方专制有一种恢复家天下的顽固倾向。只不过从西方引入的以民权为基础的新合法性理念使这种图谋很难成功。袁世凯称帝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苏俄影响下，中国进入了党天下时代。但历史表明，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党天下就不仅会蜕变成独裁终身制，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蒋介石把位子传给蒋经国，就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毛泽东是否有过传位于子的念头？由于毛岸英早逝，这个问题很难推测。不过，毛在文革给江青，尤其是给毛远新很大的政治特权，说明这种人性的本能冲动很难抗拒。毛泽东的家天下冲动有一个极其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毛与周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角色和人格张力，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内容。毛泽东生前总结，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打天下和搞文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是否能搞文革。
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联想有什么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毛周关系是中国皇权与相权关系传统的一种现代再造？中共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对邓小平时代以及后邓小平时代又有何影响？如何来理解今日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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