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罗马化：Enghelābe Eslāmi）又称1979年革命或何梅尼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۱۳۵۷，罗马化：Enghelābe 1357）[参 1][参 2]，是1970年代后期在伊朗帝国发生的政变，末代沙阿（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制政体被推翻，白色革命结束，宗教及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并建立了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由于不满沙阿的施政和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伊朗民众自1978年1月发起反对伊朗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参 3]；同年8月至12月，罢工及示威活动瘫痪了整个国家。1979年1月中旬，沙阿被迫流亡海外，在两星期后，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伊朗人的欢迎[1]。在不久后的2月11日，政府军陷入瘫痪并宣布保持政治中立，导致巴列维政权倒台[2][3]。经过了全国公投后，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4]，并通过了新宪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全国的最高领袖[5]。
由于沙阿政权凭著石油出口赚取的巨额利润和庞大军事力量已平稳统治了伊朗数十年，并深得强国的支持，这次突如其来的革命令外界始料不及。美国在事先预期沙阿能承受这场政治风波，国防情报局甚至展望沙阿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继续执政[6]。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体制，把一个亲西方、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对其后的伊朗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亦间接引发了两伊战争、人质危机等事件[7][8]。
背景
这场革命由什叶派教士主导，什叶派自萨非王朝在1501年统治波斯后成为国教。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软硬兼施，把境内大多数穆斯林都转化成什叶派信徒，使什叶派教士成为民众日常宗教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在萨非王朝灭亡后，什叶派被迫与政治分家，但其支派乌苏勒派却复兴了什叶派的法学，使教士能独立于政治树立宗教权威。到十九世纪，这些宗教知识分子的权势在弱势的卡扎尔王朝下更加突出，奠定了他们在日后改变政治格局的资本[10]。
民族主义抬头
此外，现代国家纷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国家在管理国民生活和出售经济资源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促使各种政治运动向国家及外力提出不同的诉求，当中包括民族主义运动[11]。现代的伊朗在二十世纪初波斯立宪革命后成形，但其源头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与西方的接触，特别是接连两次被俄国击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土库曼恰伊条约》，接著卡扎尔王朝的多番改革失败及经济上让利予外国使民族主义萌芽[12]。
烟草在当时的波斯是一种甚受不同阶级的民众欢迎的商品，而且生产烟草带来的经济效益惠及商人、地主等不同的经济圈子，但波斯在1890年把烟草生产和销售的特许权批给一位英国人。由于商人忧虑失去经济利益，他们发起示威，宗教领袖及不满政治现状的人们也加入，事件被称为“烟草抗议”，作为伊斯兰教士的阿訇在当中发挥了影响力，他们颁布伊斯兰教令，杯葛烟草产品，最终迫使政府中止了出让特许权[13][14][15]。烟草抗议被形容为波斯“第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促使“民族觉醒”[16]。自此，什叶派宗教领袖开始在波斯各种社会运动崭露头角，开创波斯伊斯兰教参与国家事务的历史先河，为日后干预政治提供了正当理由[17]。
列强在随后加紧了对波斯的殖民掠夺，英国、俄国、法国等国家在波斯获得租让权，政府在波斯民众的眼中成为殖民势力的代理人。随著米尔扎·马尔库姆汗及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等西化及宗教知识分子的宣传，波斯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众在1905年发动示威，要求实行改革，是为“波斯立宪革命”，国王穆扎法尔丁沙阿在1906年通过了国家的首部宪法，建立了议会制度。不过，继位波斯国王的穆罕默德·阿里沙阿在英俄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议会遭到解散。立宪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透过控诉卡扎尔王朝勾结外国势力，波斯民族主义找到了新的定位[18]。
礼萨汗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免受外国占领。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波斯哥萨克旅指挥官礼萨汗自立为沙阿，建立巴列维王朝统治波斯。他落实了全面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打压宗教势力、地主、部落领袖及少数民族，把国名更改为“伊朗”，并巩固君权[19][20][21]。
礼萨汗的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部分要求得到满足，但漠视了贫农、部落和基层民众，社会撕裂延续，加上他强硬地打压反对派造成民怨和专制的统治使他在后期失去支持[22]。为了抵制苏联和英国的影响力，礼萨汗寻求第三势力介入，于是与德国交好，但随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苏以此为由入侵伊朗，并废黜礼萨汗[23]。
1953年政变
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1941年继承王位，并延续父亲的政策，锐意把伊朗打造成现代化的地域强国，他为此而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24]。穆罕默德·礼萨统治初期的政治氛围较开明，伊朗人开始关注英国透过英伊石油公司把持伊朗的石油产业[25]。
在公众的施压下，穆罕默德·礼萨任命改革派民族阵线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担任总理，并启动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不甘利益受损的英国政府纠同美国鼓动穆罕默德·礼萨罢免摩萨台，他事败逃离国家，但英美最终成功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26][27][28]。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指这场政变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所在，摩萨台的倒台及穆罕默德·礼萨的复位都是依靠外力，削弱了政权的正当性[29]。
白色革命
在回国重新掌权后，穆罕默德·礼萨为了挽回民意而推行白色革命，聚焦土地改革、建立分红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扩大蓝领工人在选举制度里的持份，又致力提高农民的识字率[30]。白色革命大幅改变了伊朗的社会结构，封建土地制度下持有特权的地主日渐式微，相反随著城巿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体日渐壮大[31]。另外，伊朗的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每年石油收入激增至1973年的超过200亿，跃居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32]。
可是，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并没有结合与之相配的政治改革。新总理法兹卢拉·扎赫迪清剿摩萨台的馀党，又镇压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逮捕和处死了许多人[33]。穆罕默德·礼萨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及以色列摩萨德的协助下设立情报机关萨瓦克，萨瓦克渗透到政治机关、大学等各个角落，以严刑拷打及暴力的手段镇压异己[34]。白色革命亦不受什叶派教士的欢迎，许多什叶派教士本身是地主，而且他们又认为它的土地改革会侵害他们的宗教资产，他们又反对妇女获得投票权，其中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抨击最受触目[35][36]。
霍梅尼的理念
在1902年出生于霍梅恩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自小熟习什叶派的学问，后来转到圣城库姆深造，至1927年成为穆智台哈德（伊斯兰教法学家）[37]。他在1942年的著作《秘示》（Kashf ul Asrar）里主张伊斯兰法学家应有权监督议会立法和君王，把法学家的裁决权力扩展至政治层面上的管治权，又批判世俗主义及礼萨汗，称他为“目不识丁的军人”[38][39]。受到他的导师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埃里·亚兹迪及大阿亚图拉侯赛因·布鲁杰迪的影响，霍梅尼在这段时期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40][41]。
在布鲁杰迪于1961逝世后，霍梅尼开始发声。他抨击政府腐败、选举舞弊及打压传媒和政党，又指责政权忽视工商农民的经济诉求、破坏国家的伊斯兰信仰及出卖国家利益予外国[42]。他称“如果伊朗政府不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教士会反抗”，又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分子，指“西方的科技发展和共产主义者的宣传败坏年轻人，伊朗人别无选择，惟有加强人民的信仰”[43]。在白色革命期间作为唯一一位公开批评沙阿的教士，霍梅尼成为反对派领袖[44]。
在申诉和调解不果的情况下，霍梅尼呼吁杯葛白色革命的公投，引起沙阿的指责[45]。沙阿与教士之间的分歧越演越烈，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公投的三天前发动示威，接下来的数天都持续动荡[46]。随著德黑兰、库姆等城巿的局势越来越不稳，沙阿政府逮捕了许多教士[47]。霍梅尼随后因再次批评沙阿而被捕及驱逐出境，他辗转到过土耳其、伊拉克及巴黎，期间反思了自己的传统观点，吸纳谢赫·法兹卢拉·努里在立宪革命时提出的“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的监护）思想，构思其伊斯兰政策的“乌托邦”愿景，从要求教士监督施政改为寻求教士直接管治[48][49]。霍梅尼把他的理念都写在《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一书里，通过他的学生在伊朗国内传播这些思想[50]。
革命力量的形成
随著霍梅尼的宣传与越来越多人不满沙阿，反对派的势力渐趋庞大。霍梅尼把伊斯兰革命塑造成解决社会不公的手段，争取工人和贫民的支持，突显出与沙阿注重“奢华排场”罔顾民生的做法不同[51]。传统商贾支持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巿场。尽管因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巿场私人化和经济增长而得益，他们痛恨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特别是严格的物价调控措施会影响他们的利润[52]。在霍梅尼的帮助下，传统商贾建立了联盟，它很快便成为全国地下政治组织，宣扬霍梅尼的政治理念和为他筹集资金[53]。
伊朗国内外的学生在二战后的各个社会运动扮演著重要角色。大批在外国留学的伊朗学生十分关心政治，他们成立了伊朗学生联合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是国外主要的反沙阿阵营宣传机器，定期组织反沙阿的示威，霍梅尼的盟友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易卜拉欣·亚兹迪及萨迪克·戈特布扎德都曾经参与过这些学生政治活动[54][55]。国内的学生运动也孕育了许多革命领袖，伊朗的大学经常是举办反政府示威和罢工的场所，激进的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及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都是由学生成立[55][56]。
其他反对派还包括左翼、民族主义及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伊朗人民党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对霍梅尼等“开明教士”表示赞赏[57]。民族阵线在1953年被取缔后经历了数次改组和分裂，部分继续寻求建立世俗、民主的伊朗，部分则试图与霍梅尼等教士建立合作关系[58]。
序幕
1960年代的伊朗正值经济高速发展期，沙阿提高石油产量，为国家营造更多的收入。政府的计划是透过精英设立工厂、公司及农业综合企业，让这些财富“涓流而下”惠及平民，但事实上这些财富被截留在顶层，扩大了贫富差距。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到1970年代前后，伊朗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59]。此外，石油价格上涨引发了严重的通涨和失业问题，许多因城巿化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找不到工作[60][61]。可是，穆罕默德·礼萨仍然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有时会不惜在一天内花费过百万土曼，又会破费地在一年内多次出访多国[62]。人们积压下来的种种不满和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
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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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沙阿致力把国家现代化，但他在君权上却走了老路，试图把他的统治与古波斯连上关系[63]。他决定要在1971年于古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举行盛大的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改写历史，把自己的统治塑造成是继承古波斯国王，贬低伊斯兰教的角色[64]。
他广邀外国贵宾出席，并在当地兴建豪华的临时住所，提供高级的法国餐点，估计耗资高达200至300万美元，广招国内外的批评[65][66]。普遍伊朗人都认为庆典浮夸，甚至是腐败之举[67]。文学家贾拉勒·艾哈迈德炮轰伊朗伪善，漠视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国家过度依赖外资，反而赞颂其君主政体的传统[68]。霍梅尼等批评者更声言“任何组织和参加庆典的人都背叛了伊斯兰教和伊朗民族”[69]。
皇后法拉赫·巴列维在她的回忆录里指出，穆罕默德·礼萨对这些反对声音不以为然，并提到事件是如何导向伊斯兰革命：
1973年石油危机
由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里支持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国家对这些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油价急升四倍，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71]。未有跟随实施禁运的伊朗获得庞大的收入，以便沙阿实施现代化的改革。沙阿的石油和经济政策除了招致宗教领袖及民族主义者批评襄助帝国主义，亦造成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涨[72]。伊朗作家萨塔雷·法尔曼法玛扬提到石油危机对民众的影响，她称“没有人能追上通胀……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却想要任何东西。他们愠怒而且烦恼，羡妒不安，觉得他们得不到应有的东西。”[73]
此外，沙阿的家族成为石油出口的最大获益者，而且国家收入与沙阿家族收入的界线变得模糊，使许多伊朗人都感到愤怒。至1976年，沙阿通过石油所得的收入累计达10亿美元，其家族基金控制约30亿美元及超过200家公司，遭指控贪腐及私相授受[74]。
伊朗复兴党
沙阿在1957年仿效美国的两党制，授权成立两个政党，它们分别是代表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党及代表自由主义的民众党。实际上，两个政党都忠于沙阿，被嘲讽是“点头派”和“哈腰派”，并非协助政权发展民主政府的第一步，而是掩人耳目，令许多政治敏感的伊朗人不满[75]。尽管如此，那时的民众可以自由加入两党及其他少数党派，这些政党有时会就经济、社会等民生问题展开有重要意义的讨论[76]。
可是，沙阿在1975年宣布成立复兴党，解散其他政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成立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和所有思想”的一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地，激发改革所需的公民意识”[77]。沙阿又称所有爱国的伊朗人都必须加入这个新政党，拒绝加入者必然是心系人民党及反对政权，这些“叛国者”都必须入狱或立即离国[78]。史学家阿巴斯·米拉尼指出，复兴党的主要拥护者是碌碌无能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即使是表面上对沙阿唯唯诺诺的复兴党秘书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在私下都对这个主意予以嘲讽[79]。
复兴党的成立引发了严重的后果，意味著国家开始进场干预传统的中产阶层和教士。复兴党解散了一直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商会，逼迫市集商人参加他们取而代之的商会。沙阿认为市集“不雅暴露”、“过时”及“狂热”，他透过复兴党采取高压政策，取缔“蚤虫横行的市集”，又为了对抗通胀而控制商品的物价，组建巡察队“无情地打击市场牟利者、骗徒、囤积居奇者及失德资本家”[80]。复兴党崇称沙阿为“精神领袖”，大肆抨击宗教领袖，在伊斯兰教里被尊称为穆拉的知识分子被指是“中世纪的黑暗反动分子”，[81]。这些举动都使原本立场温和的伊斯兰教学者转而公开反对沙阿政权，他在后来亦承认“成立这个政党是错误”[82][83]。
修改历法
为了庆祝巴列维王朝统治50年，穆罕默德·礼萨在1976年引入皇历，取代以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加出走至麦地那的公元622年为始的伊斯兰历，改为以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约560年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为元年[84]。穆斯林不满巴列维摒弃伊斯兰价值，美化居鲁士二世，因为居鲁士二世的统治早于伊斯兰教出现，被伊斯兰教法称为“愚昧时代”[85][86]。霍梅尼颁布教令，禁用皇历，他批评这是沙阿“在他的统治下做过最糟糕的事情，玩弄真主先知的尊严更甚于屠戮”[86]。世俗反对派也担忧沙阿的妄自尊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专制统治变本加厉[87]。由于大多数伊朗人都不用皇历，沙阿在两年后便予以废止，重用伊斯兰历[84]。
人权问题
外界开始关注伊朗政府打压社会活动和反对派的情况，特别是萨瓦克对政敌的严刑拷打及处决。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1975年详细报导伊朗政治犯的处境，并称“世界上没有人权纪录比伊朗更差的国家”。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则在翌年指政府实施“系统性的严刑逼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国际人权联盟发公开信呼吁沙阿“改善伊朗恶劣的人权状况”[88]。
身在海外的伊朗人亦通过组织各种活动，表达他们对沙阿专制统治的不满。伊朗学生联合会及伊斯兰学生协会在外国的大学派发宣传物品、组织抗议静坐、占领伊朗领事馆等活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声音[89]。欧美报章报导萨瓦克对付海外的异见人士，并指批评政府的左翼人士、穆斯林及中产阶级都成为他们的目标[90][91]。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亦关注到伊朗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美国要与沙阿保持距离[92]。
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批评伊朗的人权状况，并承诺当选后会著手处理，这促使一直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沙阿进行政治改革[93]。他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监狱，并改革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放宽对传媒的审查，但这些措施未能平息反对派，反而被他们认为象征沙阿软弱[94]。卡特对人权政策的强调亦鼓舞了反对派采取行动，伊朗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迈赫迪·巴扎尔甘称“我们不相信沙阿的开明政策，但卡特的人权宣扬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大激发了革命热情”[95]。
革命爆发
到1977年5月，反对派的声音变得更高亢和尖锐。有54位律师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修例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而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及达里乌什·福鲁哈尔则呼吁结束沙阿统治及重归1906年宪法[96]。受到政权放宽打压的刺激，许多本已沉寂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重新活跃起来。除了民族阵线，一批文人重组已遭取缔的作家协会，他们举行公开的诗书会，让诗人和作家朗读他们的著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表达反对政府的声音[97]。巴扎尔甘亦重建了伊朗自由运动，而转为地下活动的人民党也激活了他们在德黑兰、阿巴丹和拉什特的秘密行动小组，印发党刊[98][99]。受到严打的左翼武装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改变策略，加强渗透校园，而另一个投向马列主义的游击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组织则深化工人运动，伺机起事[100]。
同年6月及10月，把社会理论与伊斯兰教结合的革命家阿里·沙里亚蒂及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因不明原因逝世，许多人都归咎是萨瓦克所为[101][102]。后来据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所说，事件激发霍梅尼阵营发动反沙阿示威，世俗反对派有机会展示他们与教士的团结。这是反对派的一个转捩点，促使什叶派穆斯林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导[103]。
11月，警方驱散作家协会在阿里梅尔大学举办的诗书会，超过10000名学生和参加者冲到街上，高呼反政府口号。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一名学生死亡及数十人受伤，约100人被捕，引发学生的大规模罢课，导致伊朗的主要大学停课[104]。
《消息报》社论与库姆事件
美国总统卡特在1977年12月访问伊朗，称赞沙阿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深受人民喜爱”，又称伊朗“在全球动乱频仍的一个地区里是一座稳定的孤岛”[105]。霍梅尼等反对派批评，卡特只关注某些国家的人权，而这些国家对美国没有任何军事和战略利益。反之，沙阿则确信他得到美国的坚定支持，他认为需要对反对派采取较强硬的态度，特别是霍梅尼[106]。
在一星期后的1978年1月7日，德黑兰日报《消息报》发表了一篇中伤霍梅尼和伊斯兰教士的社论文章，标志著伊斯兰革命的开端[107]。文章是在伊朗信息和通信技术部的指示下发表，谴责反对沙阿的伊斯兰教士，指他们是反动分子，又指控霍梅尼是英国间谍，而且生活挥霍无度[108]。
伊斯兰宗教领袖认为发表这篇文章是政府策划针对他们的动作，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称这篇文章“玷污了我们的信仰”，震惊伊朗所有穆斯林[109]。库姆有大量的穆斯林学生到处走访，催促宗教领袖表达抗议。他们在街上与警方爆发冲突，要求当局道歉及容许霍梅尼回国，大骂政权是“耶齐德政府”，因为在什叶派穆斯林眼中，第六代哈里发耶齐德一世代表了罪大恶极[110]。
据记者阿米尔·塔赫里报导，示威者在两天后的1月9日袭击及纵火焚烧银行、女校、书店、政府官员寓所及两家男女可以一起用餐的餐厅，并与警方爆发流血冲突：
警方的数字是六死九伤，但反对派则指有20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1]。沙里亚特马达里谴责政府，并呼吁民众在死难者逝世的四十天后罢工，到清真寺参加四十日节的纪念活动[111][112]。库姆事件耗尽了异见分子的耐性，引发更多的示威和流血事件，霍梅尼的支持者以捍卫伊斯兰教为名统合了全国城乡的伊斯兰教士，革命自此后便染上了伊斯兰色彩[113][108]。
四十日节示威
在传统上，死者逝世后的第四十天会举办悼念仪式。2月18日正是库姆事件死难者的四十日节，伊朗各地民众响应号召发起大规模的悼念游行[114]。在大不里士，到清真寺参加仪式的人们发现他们被警察包围，一名学生被射杀。他们抬著他的遗体上街，高呼“沙阿去死吧”、“霍梅尼万岁”等口号，袭击及焚烧银行、酒馆、奢侈品商店、戏院及复兴党的办公室[115]。这些示威者具有清晰的政治目标，他们攻击的银行有皇室背景，又认为这些银行违背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的教条及歧视小商户，目击者称这些银行失去了所有帐目，但“不失一分一毫”[116]。政府调遣坦克和步兵应对，至少有9人死亡，125至300人受伤，700人被捕[117]。这是伊朗自1963年以来最大的示威，沙阿解除了当地总督及警长的职务[118][119]。
四十天后的3月29日，伊朗55个城市爆发示威，悼念大不里士的死难者，大部分都和平有序，但德黑兰、伊斯法罕及亚兹德都演变成暴乱[120]。在亚兹德，一位支持霍梅尼的激进教士在他的布道里强调忘我的牺牲精神，挑动群众生事，造成三人死亡[121]。反对派声称单是亚兹德便有超过100人被杀，霍梅尼、沙里亚特马达里等宗教领袖再次呼吁群众参加随后的四十日节[116]。
全国各地在5月10日爆发新一轮的四十日节示威，军队封锁了德黑兰的市集，又发射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沙阿取消了外访行程，密切注视局势发展[122]。在库姆，警方闯进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寓所，杀死了两名学生。当局称这三轮示威造成22人死亡，反对派则称250人死亡[123]。
暂时缓和
连场示威出现死伤，使沙阿及立场较温和的宗教领袖都有意缓和局势。沙里亚特马达里呼吁支持者不要再参加四十日节示威，并称他不在乎沙阿是否执政，只想重建立宪政府[124]。沙阿则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应对危机，一方面以威慑方式打压反对派，利用萨瓦克及复兴党属下的复仇地下委员会及抵抗纵队袭击他们，包括殴打作家协会的成员、炸毁反对派领袖的办公室等[125]。
另一方面，他撤回了触怒商人的反通胀措施，解散检查物价巡察队，释放被指收费过高而被囚的商人，又取消国营市场的计划[126]。他亦试图改善与宗教人士的关系，例如就侵入沙里亚特马达里寓所致歉、重开库姆的法兹雅神学院，并裁撤萨瓦克领导人内马图拉·纳西里，承诺明年举行真正公开的选举[127]。
以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为首的新内阁开始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措施，旨在遏制通胀、放缓公共开支、增加房屋供应和改善物资短缺的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冻结薪金、新的税制改革、逃税查处、减少信贷、打击土地投机及收紧公共开支，一般都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128]。他的政策有立竿见影的成效，生活费用指数的上升由1977年的35%剧降至1978年首三季的7%[129]。
这些政策似乎奏效，美国大使馆报告在5月末指动乱已由过去数个月的每天数宗降至每周三至四宗[130]。6月5日纪念1963年示威15周年的罢工、6月17日各地的示威及6月19日的四十日节都得以和平度过[129][111]。
工人的加入
不过，阿穆泽加尔的经济收缩政策导致低下阶层面临严重的失业，亦限制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就业机会，专业人士和基层工人对经济失去信心，加剧了他们的不满[129][131]。在1977年，建筑工人的就业人数达到90万，占劳动力的10%，但阿穆泽加尔政府削减了许多建筑项目，他们的工资由日薪超过10美元下跌至7美元，部分求变的工人遂联合中产阶级参加革命[参 4][132]。
到7月，大不里士有2000名工人要求加薪及恢复停止发放的新年奖金，并要求改善居住环境。阿巴丹有超过600名清洁工罢工，要求加薪。贝赫沙赫尔则有1500名纺织工人罢工，寻求自由的工会选举[133]。首次主要由工人参加的大型示威发生在7月22日的马什哈德，一位死于交通意外的教士在当天举行丧仪，有约一万名工人送行。随后演变成5月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40人丧生[134][135]。大部分主要城巿在7天后举办悼念游行，令多个城巿都爆发暴乱[136]。
8月，伊斯法罕、设拉子及大不里士等地都动荡不安。其中在伊斯法罕，阿亚图拉贾拉勒丁·塔赫里因提出反对政府的言论而被捕，他的部分激进支持者向银行、戏院及沙阿阿巴斯酒店投掷砖头，令局势升温。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达到一万人。政府在10日予以镇压，实施戒严和宵禁，反对派指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杀[137]。
雷克斯戏院大火
在8月19日下午，位于阿巴丹的雷克斯戏院遭到纵火。由于出入口遭到堵塞，火灾造成约370至477人死亡，包括许多妇孺[138][139]。政府和反对派都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尽管戏院在过去的示威里往往成为穆斯林的攻击对象，但鉴于当时的气氛，许多人都认为是萨瓦克为了嫁祸宗教极端分子而为，后来的调查才发现，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负有重大责任[139]。当时正在上映的电影《鹿》被指是批判巴列维王朝，加深了人们的怀疑[140]。当时正值沙阿计划庆祝母亲的生日，因此被指在伊朗举国恸哭之际，皇室却歌舞升平[138]。
翌日爆发了大规模示威，马什哈德及库姆分别有2万及5万名示威者。在阿巴丹，超过10000人聚集悼念死难者，他们高喊“沙阿去死”、“沙阿必须滚”的口号。尽管凶手被捕，但公众并不信服，事件令人们对沙阿及其政权的不满转变成痛恨[141]。
黑色星期五
为了应对危机，沙阿作出更多的让步。他任命有宗教背景的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出任总理，取代阿穆泽加尔[129]。沙阿承诺伊朗很快便会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除了伊朗人民党，所有政党都不会被禁制。政府又释放了201名政治犯，进一步放宽审查，关闭赌场和夜店[142]。埃马米又裁撤了一些据指与巴哈伊信仰有联系的官员和军人，政府雇员及军人获得大幅加薪。尽管这些措施暂时延缓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但人们却认为这是进一步坐实了政权的过失[141]。
埃马米释出善意，允计民众在9月4日开斋节当天在指定地点和平地进行礼拜。可是，德黑兰的群众在活动结束后突然自发游行，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估计达到20万至50万人，他们向驻守在路边的军人喊道：“兵哥们，为何要杀害你的兄弟们？”这在当时是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显示革命运动真正受到民众欢迎，而不仅仅只是获得社会少数极端分子支持[143]。
在三天后的9月7日，民众继续上街示威，而且人数有增无减，气氛变得严肃和激进，当天有示威者提出了新的口号，呼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144]。在当晚，沙阿促使政府在德黑兰及另外11个城市宣布戒严，并实施宵禁。不过，不管是故意违反戒严令还是不知道戒严的实施，有约5000名示威者在9月8日上街，他们在贾勒广场与军警爆发冲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负责在德黑兰实施戒严的戈拉姆·阿里·奥韦西下令军人向人群开火，造成至少64人死亡，奥韦西称军方亦有约30人死亡。当天爆发了数次冲突，合共造成89位示威者丧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含义与1905年俄国革命的血腥星期日相约[142][123]。
黑色星期五令反对派与政府彻底失去和解的机会，有旁观者称沙阿与民众的鸿沟因黑色星期五与阿巴丹的戏院火灾而变得不可逾越，支持霍梅尼推翻沙阿的呼声更高[145][146]。霍梅尼愤怒地称“约4000名无辜平民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杀”，沙阿在内阁面前落泪，并训斥了军方[142][147]。
事件没有动摇美国对沙阿的支持，美国大使描述“群众挥动棍棒、投掷石头攻击军队”，与目击者的证言不同。美国总统卡特在戴维营致电沙阿，重申对他的支持[148]。
大罢工
黑色星期五的惨剧迫使反对派的活动避免走上街头，转而以罢工的手段抗争。德黑兰炼油厂工人率先在9月9日罢工，争取加薪及撤销戒严令，伊斯法罕、设拉子、大不里士、阿巴丹的炼油工人及德黑兰的水泥匠在数天内相继响应。9月18日，中央银行的员工声称有177位政要把合共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包括总理埃马米及奥韦西将军[149][150]。
单是10月，罢工的次数达到36次，并开始影响经济[151]。石油产业工人的罢工人数增至37000人，令经济陷入停顿，伊朗原油产量跌至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罢工又蔓延至政府部门、邮政、法院、铁路、医院、电台和电视台、学校、中央银行、巴士公司、酒店及市集，罢工的公务员达100万人[152]。除了经济诉求，他们还提出政治主张，要求释犯政治犯、解散萨瓦克及结束沙阿的专制统治[153]。
沙阿的回应
11月初，学生在德黑兰大学校园主门与保安部队爆发冲突，造成多名学生死亡。学生在翌日冲出校园，破坏及纵火焚烧建筑物，包括英国大使馆，另有17家警局遭游击队袭击[154][155]。此外，加兹温、阿莫勒、萨南达季等地的示威浪潮持续，促使沙阿要采取措施，以平定局面[156]。
在伊朗政府的施压及伊拉克政府察觉到什叶派人口受到的影响之下，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遭到驱逐。霍梅尼在前往科威特等国不果后于10月6日抵达巴黎，沙阿的此举不被认为是明智，因为霍梅尼在伊拉克的举动受到监视和限制，然而来到巴黎后，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传媒和反对派，宣传革命意识[157][158]。霍梅尼的言论通过电话，再经转录、复印传达到伊朗各地，伊朗的反对派领袖纷纷飞往巴黎与他会晤，包括巴扎尔甘、桑贾比及福鲁哈尔。正如学者沙乌尔·巴赫什所说：
沙阿又任命高级军官戈拉姆·礼萨·爱资哈里出任新总理，试图动用军力逼迫罢工者回到工作岗位，但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出自农村或城镇基层，他们亦无意支持沙阿，许多士兵都离开部队，回到家人身边，甚至变节加入到示威的行列里[160]。
另一方面，沙阿却向反对派抛出橄榄枝。他宣布特赦1126名囚犯，逮捕被指贪腐的官员，并宣称会继续开放政治制度。前萨瓦克领导人纳西里被控非法囚禁及滥用酷刑，遭起诉至军事法庭[161]。沙阿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听取了“革命讯息”，承诺会“弥补过失”，打击贪腐和社会不公[162]。不过，反对派并不卖帐。沙里亚特马达里表示在戒严令及军政府仍然维持的局面下无法展开谈判，霍梅尼则在巴黎指如果沙阿听取了革命讯息，他理应立即下台，接受伊斯兰教法的审判，又动员民众继续抗议，直至“可鄙的君王”被扔进历史垃圾堆[163]。
穆哈兰姆月示威
随著霍梅尼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强，其他反对派不得不寻求与他合作。桑贾比无法说服霍梅尼接受有保皇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只好支持举行公投，建立以伊斯兰教及民主为本的政府。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亦放弃渐进主义，发表声明指大部分人民不接受沙阿，支持建立伊斯兰政府。民族阵线及自由运动的让步表明温和派已把革命的主导权拱手相让[164]。
12月2日，正值伊斯兰历里的穆哈兰姆月，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在参加宗教节庆的同时涌上街头，表达他们对沙阿的抗议。他们穿上了白色寿衣，意味著他们已准备好因违背宵禁令而殉道，并展示标语请求霍梅尼回国，另一些人则在寓所的天台大喊“真主伟大”，接连三天的示威造成700人死亡[165][166]。爱资哈里试图降温，他在12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表示，如果反对派承诺克制，他会允许他们在阿舒拉节游行，又在翌日释放早前被捕的桑贾比和福鲁哈尔[167]。
在12月10日及11日的塔苏阿节和阿舒拉节，有五十万至数百万不等的民众参加了这两天的和平游行。学者查尔斯·库兹曼指“有1%全国人口参与的革命几乎是闻所未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或许超过了1%，但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的伊朗却有超过10%的人口参加了反沙阿的示威”[168]。
12月末，罢工及流血冲突再次激化，军事基地受到更频繁的破坏，擅离职守的军人也越来越多[169]。美国的态度亦开始出现转变，卡特政府开始考虑各种应对方案，外交官乔治·鲍尔评估沙阿无法维持君主专制，他必须把权力移交给向人民负责的政府[170]。时任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提议与霍梅尼建立关系，但遭到主张全力支持沙阿镇压革命派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反对[171]。沙阿对美国的暖昧态度心生疑虑，但驻伊朗大使威廉·希利·沙利文向他表示决策权在沙阿自己的手上[172]。
倒台
沙阿开始与温和反对派协商，但民族阵线的桑贾比不想违背他与霍梅尼的协议[173]。在12月30日，民族阵线的另一位领导人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却接受沙阿的任命出任总理，条件是沙阿要把权力交给摄政委员会，并暂时离国[174][175]。巴赫蒂亚尔忧虑革命导致共产主义者或伊斯兰教士控制国家，他认为这样可能会摧毁伊朗[176]。
1月6日，巴赫蒂亚尔公布他的内阁名单。巴赫蒂亚尔上台后公布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承诺举行自由的选举、解散萨瓦克、取消戒严令，并称霍梅尼可以回国[177]。
尽管巴赫蒂亚尔得到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但霍梅尼在巴黎表示沙阿任命的任何政府都是非法，并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桑贾比及福鲁哈尔把巴赫蒂亚尔开除出民族阵线，并指不接受沙阿继续执政[178][179]。沙阿在1月16日离国前往开罗，举国欢腾[173]。虽然没有正式逊位，但他的离开实际上结束了他的37年统治，伊朗延续了2500年的君主政体告终[180]。
霍梅尼回归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的波音747包机返回德黑兰[参 5]。数百万人欢迎他的回归，人群呼喊他为“伊玛目”，这个称号一般是指伊斯兰教的领拜者，但在什叶派里暗指了941年隐遁的第十二任伊玛目，增添了神秘的宗教色彩[176]。他在两天后向巴赫蒂亚尔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他不辞职，将会面临武力抗争[181]。
在巴赫蒂亚尔仍在任的情况下，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总理[182]。他警告“任何反对巴扎尔甘政府的人都违反了神圣的伊斯兰教法，将会受到严惩”，并指示所有政府雇员和军人与新政府合作，采取行动反对临时政府的人们“会被视为暴动，是亵渎伊斯兰教的罪行”[183]。
巴赫蒂亚尔政府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作。此时，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各地利用清真寺建立了许多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打破中央权威和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理想媒介”，亦鼓励和协助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当中的协作[184]。军方摆脱了沙阿的控制后，逐渐不再听命和支持政府，他们失去了与革命派作对的意志，减少出现在街头。越来越多的军人叛逃，加入革命派[185]。
霍梅尼指示巴扎尔甘成立临时伊斯兰政府，又委托革命委员会与伊朗军方的参谋长谈判[186]。他赞扬已投身革命的军人，承诺会保护叛军[185]。
军方宣布中立
2月9日晚上，德黑兰附近杜森塔佩空军基地的空军技师转投霍梅尼阵营，他们与帝国卫队爆发冲突，大量左翼游击队、革命分子及其他叛军赶至增援。他们击败了帝国卫队，并占领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群众。其他军械库、兵工厂及警局在翌日遇袭，估计有300000件枪支被革命派夺走并分发出去[187]。一份德黑兰报章报导称“从10岁儿童到70岁长者，数以千计的人们获发枪支”，《纽约时报》亦指“自一年多前的政治危机开始后，首次有数以千计的平民在街头拿著机枪和其他武器”[188]。
2月11日，数千名武装人员、游击队、人民党党员及叛军袭击警局军械库、帝国卫队军营、萨瓦克的羁留中心埃温监狱、军校及驻地。总参谋长在下午宣布军方不会在巴赫蒂亚尔与革命委员会之间选边。电台在六点广播道：“这是德黑兰之音、真正伊朗之音及革命之音。”[189]巴赫蒂亚尔辞去总理一职，与他的数名亲信逃离伊朗[190]。
霍梅尼的权力巩固
霍梅尼在很久以前便有意以“法基赫的监护”的概念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权。可是，在沙阿倒台后，革命派当中的世俗主义者、马克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及温和穆斯林都不认同由教士管治国家，更不要说是伊斯兰教法学家。此时的霍梅尼还未完全掌控局势，而且他和他的支持者没有有效的手段管治国家，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业、金融、军事及其他机构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他需要其他革命分子的支持[191]。
他选择巴扎尔甘出任革命政府的总理，切合了革命派大部分人的期望。巴扎尔甘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同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在过去30年一直坚定不移反对沙阿的政权，代表了一直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及认同伊斯兰价值和原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基础的温和穆斯林[192]。巴扎尔甘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具伊斯兰教色彩的民主国家，把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但霍梅尼却意图把什叶派置于绝对领导权[193]。巴扎尔甘曾经暗示自己不像霍梅尼一样犹如一台摧枯拉朽的推土机，而是一辆“精致的客车”，必须要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行驶。可是，霍梅尼对左翼更有戒心，也担忧巴列维王朝可能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卷土重来，他需要巴扎尔甘及他的民主派协助确保革命成果[194]。
打压左派
巴扎尔甘上任后需要恢复社会秩序，霍梅尼呼吁革命分子停止攻击政府机关，遵从巴扎尔甘政府的命令上缴武器[195]。不过，巴扎尔甘政府谋求建立民主政制，经济上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这与反帝国主义及寻求社会、经济公义的左派相左。左派希望把大型产业国有化、还地于民，并输出革命。左派游击队拒绝交出武器，因为他们声称要做好打破帝国主义阴谋的准备[196]。按照其路线的不同，这些游击队和其他左翼党派与伊斯兰临时政府及随后的神权政府亲疏有别，但最终都一律遭到打压。
在革命后初期，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及人民党表态效忠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但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却指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里应包括参加罢工的工人，并警告“骑劫革命”会造成后果[197]。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把临时政府里的激进伊斯兰教士及民族主义者视为资产阶级，他们既不信任那些伊斯兰教士，也认为后者是背叛革命的改革派[198]。以反帝国主义为宗旨的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并未因巴列维王朝的倒台而罢手，他们担忧美国会协助沙阿夺回统治权，并且有谣传沙阿藏身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于是他们在2月14日攻占大使馆，但政府在事隔两小时后便把他们赶出去，革命委员会谴责了他们的行为[199][200]。
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指出，霍梅尼对伊斯兰教法的理解及伊斯兰运动需要持续与反帝国主义和反独裁统治挂钩，他们才会继续支持他。他们又在2月20日呼吁支持者游行到霍梅尼的寓所，霍梅尼则劝告公众不要配合他们，批评他们的行为犹如“邪魔”和“土匪”，这些事件都反映“在沙阿离国后，伊朗的宗教势力与马克思主义者渐行渐远”[201][195]。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在随后分裂成多数派及少数派，前者移除了其游击队的定性，采取支持伊斯兰政府的立场，但在1983年与人民党一起遭到神权政府取缔，后者则成为反对派[202]。
与世俗的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相比，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却利用伊斯兰教来传达左翼意识形态。虽然据领导人穆萨德·拉贾维所说，他们在初期获霍梅尼及其盟友邀请加入伊斯兰政府，但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隐含反对伊斯兰教士统治国家的讯息令霍梅尼抱有疑心，霍梅尼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及反对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双方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对立。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指责掌权的伊斯兰教士背弃了人民的民主盼望，卸下了早期的伪装，并认定他们是反动分子。伊斯兰教士则斥责伊斯兰革命圣战者是“伪信者”，并非真正的穆斯林，认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沾污了伊斯兰教。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在1981年与神权政府摊牌，他们连同时任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鼓吹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民主共和国，但遭到镇压，随后逐渐式微[203]。
在这些左翼党派当中，人民党最坚定支持霍梅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努尔丁·卡亚诺里夸赞称“人民的警醒与霍梅尼坚实的领导能力是捍卫革命成果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前，他们得到霍梅尼的宽容。在1982年，苏联恢复对伊拉克供应武器，当时正值两伊战争，这使得到苏联支持的人民党成为政权严打的对象，卡亚诺里等人民党的骨干要在电视镜头面前承认叛国和一直为苏联刺探情报，导致人民党解散[204]。
清算巴列维政权
在沙阿倒台后，霍梅尼旋即成立革命法院，监管全国各地的临时法庭[205]。这些临时法庭随著各地的革命委员会而成立，用以审判巴列维王朝的多位主要官员。法庭的判决相当严苛，包括处决那些“令人没齿难忘，对伊斯兰教和伊朗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们”。这些地方法院对“反革命罪行”、叛国、失德等罪行均有审判权，由霍梅尼任命的革命检察总长及革命委员会控制[206][207]。法官都是霍梅尼亲自挑选的教士，他们的判决不接受上诉。法庭的审讯过程只有数个小时，甚至数分钟，可基于被告的声誉予以判决，亦没有辩护律师在场[208]。
首批遭到处决的军官有实施戒严令的军事指挥官迈赫迪·拉希米、前萨瓦克领导人纳西里、空军总司令马努切赫尔·霍斯罗达德及伊斯法罕的军事长官，许多参与落实戒严令和打压革命活动的军官亦陆续遭到处决、监禁或被迫退役[209]。遭处死的政府官员则包括前总理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外交部长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及教育部长和伊朗的第一位女部长法罗赫鲁·帕尔萨[210]。到1979年11月初，有超过500人遭革命法院处死[208]。
通过清除巴列维政权的馀党，霍梅尼掀起的恐惧压制了内部的反对声音，对巩固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211]。
镇压库尔德人
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把伊斯兰革命引致的局势不稳视为契机，寻求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支持伊斯兰革命及霍梅尼，以换取霍梅尼承诺库尔德人可享有自治及可在制定新宪法的时候占有一席之位，但这个协议一直没有实现[212]。马哈巴德的一位逊尼派教士埃扎丁·侯赛尼号召各个库尔德族部落的酋长和领导人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谋求库尔德人的完全自治。他们提交了一个方案给德黑兰政府，方案只把外交、国防和经济策划的权力交给中央政府，挑战霍梅尼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神权政府的愿景[213][214]。
霍梅尼曾经提议赋权予逊尼派少数民族，他们可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设立宗教法院，但侯赛尼等库尔德族领导人认为这未足以符合他们的自治诉求。库尔德人与革命卫队在马哈巴德、萨南达季爆发流血冲突，期间左翼游击队与库尔德人并肩作战，更令霍梅尼担忧共产势力图谋渗透和支解伊朗，像1946年的马哈巴德共和国一样扶植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族共和国，他认为这对革命政府构成威胁，使双方更难和解[215][216]。政权对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德斯坦科马拉党控制的库尔德人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占领多个城市，抵抗的库尔德武装分子退至乡郊开展游击战，战事逐渐平息[217]。
革命卫队
霍梅尼亦意识到，如果要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他需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压制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左翼人士的反对[218]。他忧虑常规军队会发动政变推翻伊斯兰政府，事实上，卡特政府曾经试图游说伊朗军方推翻革命政府，因此他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它是一支独立于常规军队的军事力量[219]。创立革命卫队的穆赫辛·拉菲多斯特透露，革命派在革命初期探讨是否要成立革命卫队，大部分人都同意革命需要一支能保护自身的力量，因此革命卫队是作为“他（霍梅尼）的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捍卫者及牵制军方的可靠力量”，其主要目的是反革命，亦负责内部和边境保安、执法及管辖飞弹。革命卫队用于不对称战争及非常规的军事任务，如防范走私、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及针对反政府势力展开军事行动[220]。
尽管革命卫队的成立是霍梅尼委任的革命委员会及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共同决定，但它终究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石，甚至会协助霍梅尼制衡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言人阿巴斯·阿米尔-恩特扎姆率先在1979年2月宣布革命卫队建立的消息[221]。到5月，霍梅尼颁布成立革命卫队的法令，帮助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恢复社会秩序和实施伊斯兰教法，又吸收其他的革命武装分子，以防他们威胁政权。革命卫队取录了6000位曾经与沙阿政府作战的战士和曾经接受过游击训练的人，下辖作为民兵及预备军的巴斯基。他们在随后得到新宪法的赋权，并在镇压库尔德人及扳倒巴尼萨德尔的事件当中扮演重要角色[222]。
伊斯兰共和党
在霍梅尼回国不久后，他的支持者穆罕默德·贝赫什提、阿卜杜勒-卡里姆·穆萨维·阿德比利、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里·哈梅内伊等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党，以宣扬“法基赫的监护”神权政府概念[223][224]。除此之外，伊斯兰共和党还打击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世俗主义者等政敌，在巩固霍梅尼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225]。
伊斯兰共和党聚拢了分散在各地、政府体制及民兵组织里的霍梅尼支持者，透过宣称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压迫争取大众的支持[226]。它的角色是为了填补沙阿政权倒台后各种恒常组织的真空、延续革命和政治动员、维系霍梅尼在革命后的领导角色及深化人民的伊斯兰思想等。哈梅内伊认为，伊斯兰共和党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底盘，又指这个组织可以捍卫政治制度、解决内部危机及推动政权前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27]。
真主党是它的分支执行机关，成员来自德黑兰南部的贫民，他们是霍梅尼的狂热崇拜者，献身于伊斯兰教，伊斯兰共和党标榜他们具备激进穆斯林的美德。他们在伊斯兰共和党的指示下阻挠世俗派系的游行示威，又洗劫反对派的书店和总部，破坏他们的政治活动，支配了政府、传媒和革命卫队[226]。
一个叫建设圣战运动的革命组织亦配合伊斯兰共和党及霍梅尼在乡郊争取支持及打击政敌。它拥有数千名活跃分子，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建设圣战运动在乡郊开展宏大的开发计划，改善鄕村的基建，提供农业支援、财政资助、教育及医疗服务，发动政治宣传及传教，又会组织集会，指责异见人士，试图影响选举结果[228]。
清华学者劳东燕。（Public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