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西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发起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创立时成员包括北师大女附中、北京三中、女一中、女三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后来又有19所中学加入。[1]
西纠主要活跃于1966年8月-10月，领导是当时的高干子女，遵循周恩来的指示，奉行“保皇派”斗争策略，在红卫兵中和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1966年10月后，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评西纠，一些领导成员被抓捕。此后西纠仍继续活动，但影响力大不如前。1966年12月，西纠被取缔，部分成员加入“联动”。1967年1月，联动被强制解散，成员遭受批判。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下发《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西纠成员平反，恢复名誉。
领导人员
西纠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物为：[2]
作战部长：王向荣
后勤部长：赵胜利
成立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北京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受到最高领袖的支持。毛泽东对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所说的：“要武嘛”，以及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使得《十六条》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政策失去约束力。
“破四旧”以及批斗“黑五类”的暴力抄家行动进入高潮，史称“红八月”。中学红卫兵在街道、派出所的协助下四面出击，对各种批斗对象进行抄家、殴打、游街等暴力行为，造成至少上千人死亡。同时，外地红卫兵纷纷进京串联，致使北京市的秩序更加混乱。
西纠的成立背后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许明（孔丹之母）、雍文涛和北京卫戍区的支持，意在通过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维护当时已经出现混乱的秩序。
据西纠发起人、北京八中红卫兵首领陈小鲁回忆，1966年8月20日后，北京的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每天十几万人通过“苏修”使馆进行游行示威。周恩来担心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造成国际事件，于是向主持“更名运动”的红卫兵联络站做出指示：“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所以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回答：“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并返回告知陈小鲁。陈小鲁因此察觉到周恩来的态度：应该有一个可以把中学红卫兵联络起来的组织，而中央则希望能和中学生红卫兵建立直接的联系。 [3]
此后陈小鲁开始和西城区的北京四中的红卫兵首领孔丹，北京六中的红卫兵首领董良翮等人联络，提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
8月25日晚，北京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北师大女附中召开会议（亦有说法是在九三学社）[4]，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并发表了成立宣言。
西纠初期总部设在九三学社，当时各民主党派已经被八中红卫兵勒令解散。
西纠设有两个纠察连，一个由北京四中红卫兵组成，连长孔栋（孔丹之弟），指导员徐文连（徐海东之子），另一个由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成，成员包括邓榕（邓小平之女）。
有组织行动
西纠成立后，当时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北京火车站秩序十分混乱。周恩来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开会，让孔丹、陈小鲁、董良翮也参加。会上周训斥了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并对西纠做出指示：“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西纠于是组织几百人前往北京火车站，帮助维持秩序。
1966年8月31日，西纠、北京卫戍区、公安部一起承担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保卫工作，同时周恩来点名要西纠派十五名成员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5]
当天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乘敞篷汽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车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在人群中间缓缓而行，毛泽东不时向人们招手致意。原本席地而坐的红卫兵见到后，情绪激动，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人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泽东，拼命往起跳，往前拥。[6]毛泽东乘坐的北京212吉普车及周恩来等人乘坐的吉普车被红卫兵围住，困在金水桥前。谢富治、傅崇碧下车来维持秩序，担任警卫的部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竭尽全力顶住人潮。但谢和傅不敢暴力对待红卫兵，车队长时间无法前进。之后，西纠纠察队员参与维持秩序，挥舞皮带，连抽带打地打出了一条路，让毛泽东等人所乘车辆开过。[2]
在天安门城楼上，西纠代表孔丹、陈小鲁等给江青、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及其他元帅带上了西纠的大号红袖章，但给毛泽东戴西纠袖章的行为被周恩来制止。[2]叶剑英表示支持西纠，并询问是否需要支持。
周荣鑫、许明了解情况后指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梦夫负责协调西纠的后勤工作，李梦夫为西纠提供车辆、被褥、印刷、经费等帮助，并将西纠总部安排至原空军育翔小学旧址（当时为北京市教育局的仓库）。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西纠在金水桥参与保卫工作。
1966年10月1日，国庆金水桥前标兵原由“三司”担任，后在陶铸和北京卫戌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
1966年9-10月间，西纠继续通过周荣鑫、许明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参与保护一批受到红卫兵批斗抄家的人员，包括十世班禅、程砚秋遗孀果素瑛、刘诗昆，何长工，赵尔陆，余秋里等人。
十个通令
西纠主要通过“通令”来发挥其在红卫兵中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前期共发布了十个“通令”[7]。大部分的通令由北京四中的李三友（父亲为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已被打倒）起草，秦晓起草了两个通令。[4]
通令的主要内容是强调红卫兵要在领导组织下进行革命活动，遵守《十六条》和组织纪律，不要武斗。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党政机关曾大量翻印“西纠”通令张贴公布,广为宣传。北京许多机关、团体和干部、群众纷纷要求“西纠”出面解决红卫兵造反带来的各种问题。[8]
之后有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但因西纠已经受到批判，传播范围较窄。
暴力活动
西纠虽然发布了反对武斗的通令，但其成员有很多人本身就是“红八月”武斗的参与者，普遍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黑五类”分子进行殴打、监禁、抄家等暴力活动。据西城区“文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当时的粗略统计，自8月22日至9月4日，全区被抄家7954户，打死315人，被迫自杀死亡252人，被遣送农村和外迁10686人，有18738户迫于政治压力向政府申请交出私房。 [9]
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女生打死，打人者包括邓榕，刘亭。
1966年8月19日，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共同参加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斗争会”，批斗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汪家镠、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四中红卫兵刘辉宣等人用皮带殴打被批斗人员，李晨头破血流，孙国梁被打断了几根肋骨。[10]
1966年8月23日，八二三事件，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侮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北京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而被加挂“现行反革命”牌子，遭到残酷殴打。8月24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
1966年8月20日-25日，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女三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坪，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被红卫兵揪斗、折磨、毒打致死。[5]
1966年8月28日，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的李秀蓉老太太一家五口被三十八中红卫兵抄家殴打，外孙子黄瑞五、外孙女黄炜班、老佣人被当场打死，两天后李秀蓉的女儿陈玉润也死去，几天后李秀蓉也受惊吓而死。
1966年8月，北京六中的工作组撤离后，六中红卫兵在音乐教室设立“劳改所”，监禁批斗对象，劳改所内有木枪、长棍、弹簧、尼龙绳、鞭子等刑具，墙上有红色油漆和人血涂写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 劳改所先后关押几十人，使用酷刑毒打。
1966年9月27日，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在六中“劳改所”内被打死。
1966年10月3日，六中退休工人徐沛田在六中“劳改所”内被打死。[11]
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
1966年9月5日，造反派红卫兵地院“东方红”一千余人开进地质部，二次揪斗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此前曾担任地质部派驻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一些红卫兵滞留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肆意翻查、取走机密文件。
9月7日，西纠人员到达地质部，要求地院“东方红”撤走，“东方红”拒绝，双方发生武斗，西纠抓了“东方红”8个人。当天，许明打电话给孔丹要求西纠撤离，不得与“东方红”发生冲突。西纠撤离地质部，次日将被抓的“东方红”成员释放。事后双方都引发了大量传单，对对方表示抗议。[5]
9月下旬，西纠为保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此前曾担任国防科委派驻北航工作组组长），与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北航“红旗”发生冲突。西纠一百余人乘坐两辆大卡车，闯入国防科委附近的北航驻地，要求北航“红旗”撤走，北航“红旗”拒绝，后西纠撤离。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赵如璋。
覆灭
西纠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体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保守派领导干部与毛泽东、陈伯达、江青之间的冲突，最终冲突演变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在 “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集中起来，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泽东。[12]
“造反派”红卫兵的得势使得西纠逐渐受到批判。
1966年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并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该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6日，康生、谢富治、杨成武与北航“红旗”代表谈话，谈及北航“红旗”和西纠的冲突时，杨成武表示：“西城区纠察队精神可嘉，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1966年10月9日-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主题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会议，10月16日，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10月26日，周恩来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检查：“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13]
1966年11月19日，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六中，批评了西纠成员设立“劳改所”的行为。
1966年11月21日，陈伯达、吴德再次来到六中，解散了“劳改所”。
1966年12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14]
1966年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联动主要领导成员为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1966年12月16日，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批判“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并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周恩来讲话表示：“把这一小撮犯错误、 犯罪的孩子逮捕起来，教育他们，树立你们革命左派的正气，使阶级的力量更加生长起来，更加发展起来，这就是这个阶段的最好的一个经验的总结了 ”。之后孔原被隔离审查，许明受到批斗。
1966年12月21日，许明服用安眠药自杀。
1966年12月23日，许明身亡，孔丹被抓捕。
1966年12月26日，刘辉宣、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参加联动组织的“破私立公誓师大会”。
1967年1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39名成员被抓捕。
释放
1967年4月，关在狱中的“联动”成员彭小蒙给毛泽东写血书，表示联动分子成员忠于毛主席，不是反革命，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血书通过汪东兴的儿子递到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15]
1967年4月22日，当晚10点，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带着毛泽东的指示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被带来的“联动”分子，宣布他们获释，孔丹、董良翮等人也获释放。
平反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发(82)55号），开始清理三种人。
1984年2月23日，孔丹、董志雄写信给陈云，申诉文革早期的“老红卫兵”，如西纠、东纠不属于三种人。陈云批示同意、胡耀邦、李先念亦同意。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西纠成员平反，恢复名誉。
参与成立“西纠”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成立时的参与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有：
北京三中红卫兵、红大附中红卫兵（ 北京女一中 ）、北京四中红卫兵、北京女三中红卫兵、北京六中红卫兵、北京女六中红卫兵、北京七中红卫兵、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红色要武中学（ 师大女附中 ）红卫兵、红色要武中学（ 师大女附中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中学（ 北京二十八中 ）红卫兵、东方红中学（ 北京二十八中 ）红旗、北京女十中红卫兵、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北京二十九中八・一八红卫兵、东方红四中（ 华嘉寺中学 ）“ 七一 ” 赤卫队、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北京三十中八・一八红卫兵、北京三十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红 “ 二七 ” 中学（ 铁三中 ）红卫兵、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空军红鹰红卫兵、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北京三十九中 “ 二・七 ” 战斗队、抗大附中（ 北京十三中 ）红卫兵、抗大四中（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 北京四十一中学 ）红卫兵、二龙路学校红卫兵、抗大附中（ 北京三十四中 ）红卫兵、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四十中红卫兵、首都井冈山中学（ 北京九十八中 ）红卫兵、北京一一〇中学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〇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西纠活跃成员
四中：孔丹、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戴克明之子）、周坚（周士第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子）、薄熙永（薄一波之子）、赵胜利、王向荣、张小刚、徐晓东、郭冀豫、董志雄（董秋斯之子）
六中：董良翮、栗胜利、盛鲁阳（后为谭家述女婿）、杨振峰、姜晋南、雷进、王晓军、王冒明（王家扬之子）、罗小明（罗舜初之子）、傅前进、朱支前（朱理治之子）、陈晓伦、俞跃达、桑水生、宋春毅、金亚利、陈荫林、段宏瑞、鲍陕安、马学达、柳永福、萧怀青
八中：陈小鲁、朱松滨（朱虚之之子）、李勇（李富春外孙）、郝延塔、王鲁军、罗旭东（罗洪标之子）、吴新潮（吴法宪之子）、陈海洋、李大震、莫安临（莫文骅之子）
四十一中：张北英（张启仁之子）、张海生（张执一之子）、何迪（何康之子）、苏晓林（苏静之子）、梁启旺
十三中：粟寒生（粟裕之子）
丰盛学校：滕久昕（滕代远之子）、兰小兵、骆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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