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遭红卫兵挖坟掘墓 今成中共大外宣招牌

 作者: 掸封尘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中华圣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弘扬仁政理念。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里。《论语》以“仁”为核心,全面阐释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宝典。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世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大祀”。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自孔子以后,如果少了一个朝代或明君,历史失不了大体。然而,如果少了孔子,这两千多年历史将失去道统,也减少许多人性的温暖与光辉。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无所顾忌地挖掘孔子墓,导致孔子塑像被毁,孔坟被挖掉,导致人性荡然无存。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无所顾忌地挖掘孔子墓,导致孔子塑像被毁,孔坟被挖掉,导致人性荡然无存。(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共红卫兵挖孔子墓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文革干将康生,把北京造反派的头头谭厚兰找去,指使她去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把图交给谭厚兰,并搁给她这样一句话:“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1966年11月7目,谭厚兰率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谭厚兰带领二百余名造反派,到达曲阜后,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万人大会。从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孔子塑像被毁,同时烧毁古书2700余册,字画900多轴,毁坏石碑千余块。

“战绩”很快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当即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红卫兵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后,开始挖掘孔子墓,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动用了雷管和炸药。掘得孔子骨骸示众后,遂被焚毁。著名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碎断几截。孔氏后人的一些墓也被掘,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打开后,暴尸于众。

专注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捣毁孔家店”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祖坟被挖,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为此,移居台湾的孔子七十七代衍圣公孙孔德成曾多次拒绝大陆方面的邀请,誓死不再回曲阜,甚至连在北京任“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的姐姐孔德懋也不愿见。圣祖孔子墓被挖,亲生父母的墓被挖,作为最后的衍圣公,孔德成从未得到中共一声郑重的道歉。

中共“批林批孔”

1971年“9・13”林彪事件,引爆了中共“批林批孔”运动。原因是在清查林彪住宅时,发现了儒家经典的语录片段。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其实,毛泽东对孔子早有成见。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的短评,这是他最早的“批孔”文字。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孔学名高实秕糠。”

1973年8月7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自此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中共在宣传资料中,大肆诬蔑孔子的“克己复礼”。

笔者老家河北,中共批林批孔的时候正上小学。有一次学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无知中还曾上台发言,念了几句打油诗。现在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对不起圣贤。笔者还清楚记得,村子里的一名土画家,还把中共诬蔑孔子的连环画临摹到村子十字路口的整面墙上。画中的孔子形像被夸张丑化。

批孔因为过于荒唐,以致闹出很多笑话。当时人们对孔子的事情知之甚少,于是有些单位就请中学的教师来给大家讲点孔子的事情,以便人们批判“孔老二”。中华圣人,就这样在中共当政的疯狂年代,成为被中共驱使下的愚民们“舌尖儿上的小丑儿”。

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
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看中国合成图)

中共“孔子学院”让圣人蒙羞

“一个穿着太极装,戴着眼镜的冬烘先生,慢条斯理地打着太极拳。后面的小老外们也东倒西歪地跟着比划,有的出右脚,有的踢左腿,有的吐舌头……”这是新闻曾经播出的一组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学镜头。

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6月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正式设立。一位汉办官员称,孔子学院不是开设孔子思想课程,而是借孔子之名在全世界推广汉语。而事实上,多家孔子学院主动宣传中共的说教,传播中共党文化,包括教老外唱歌颂中共的歌曲等。

各国孔子学院根本不传播孔子学说,不少学院取而代之的,是大谈中共的歪理。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孔子学院,在其主办的一次高峰对话会议上,该校教授居然大谈自己曾在马克思就读的波恩大学进修哲学的求学经历,并在报告一开篇就引用马克思说的话。而泰国东方大学的孔子学院则组织中泰两国师生、志愿者,在10月1日那天收看中共篡政60周年的阅兵式。

2008年,“孔子学院”预算就高达16亿。此后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多。希望工程历经20多年,也才募集50来亿。这么大把撒钱到国外去搞教育,怎么就舍不得花点钱在自己祖国的花朵上?香港学者吴三兴认为,靠赔本赚吆喝的荒唐行为“输出软实力”,只能使海外侨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视或离心离德。

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

2011年12月举办的“第六届孔院大会”,被邀请来的各国青年歌唱家所唱的曲目,多为歌颂中共的“红歌”。中共宣传部长李长春在描述“孔子学院”时也曾说过,它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份。孔子学院大谈马克思,庆祝中共篡政以及高唱邪党“红歌”,都在向人们证明一个事实:孔子学院徒有虚名。说白了,孔子学院就是个打着孔子旗号招摇过市的半调子培训机构,不仅不能弘扬中国文化,反而有辱圣贤。

2017年3月3日,一部揭露中共海外“孔子学院”内幕真相的纪录片《假孔子之名》,在加拿大安省的贝勒维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首映。竞赛评委对《假孔子之名》的评语是:“影片展现了令人震惊的细节、险恶的用心以及一位平民英雄,揭露了数十亿美元打造的企业背后的真相。”

“孔子学院”无孔子。
“孔子学院”无孔子。(图片来源:《假孔子之名》纪录片脸书)

结束语

中共为什么跟孔子过不去?因为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是人间正道,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中共的共产主义、斗争哲学是歪理邪说,只能害人、毁家、误国、乱中华。1949年,孔子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共代表的马列共产邪说狭路相逢。中共政权在手,要建立其党文化一统天下,势必要对孔子大动干戈。这是中共跟孔子过不去的根本原因。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道、儒、释三教为核心的文化,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人道德的基石。所谓“文化大革命”,说白了说全了,应该称之为“完全彻底革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就具体体现在“完全彻底”上。今天回头看文革,中共是把它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灭佛教道教,第二步再灭儒教。然而,被革掉传统文化命的中国,不可能成为文化的真空,革掉中国传统文化命的过程,也就是中共确立其党文化地位的过程。为达此目的,中共集中精力折腾了中国十年时间。

于是,十年文革中,当中共以“破四旧”为名对佛教和道教从僧人到寺庙、从经典到文物毁灭的差不多的时候,在文革的后期,开始了“批林批孔”。消灭佛教道教与批判孔子,达到的效果是不同的。通过前者,中共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铲除人们对神佛的信仰,从而确立中共无神论、唯物论统治地位。通过后者,中共可以把“仁、义、礼、智、信”从人们心中连根拔除,让中共的斗争哲学、独裁暴政大行其道。

所以,中共灭孔才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可以说,挖孔子墓,是中共“破四旧”乃至整个文革十年中一次最大的“单体事件”。其主意来自中共最高层,计划之周、造势之大、涉人之众、历时之长、毁坏文物之多,都创下了纪录。

天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依然无损。无论谁主中华,至圣孔子都受到推崇,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然而,中共与之过不去的中华先贤何止孔子啊,百度一下相关词条,映入眼帘的是一串长长和名单。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不可能不扼腕长叹。

2004年,当中共恶贯满盈、天谴在即,中共终于又想起孔子来了。“孔子学院”,正是中共与“爱国主义”等等一起打出的几张保命牌。

责任编辑:云淡风轻

2022年10月19日 星期三

示威事小,辱包事大

 据说,本次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馆战狼团,之所以冲出领馆与示威人群发生冲突,是为了抢走示威群众手中侮辱习近平的漫画:

领事馆前有人示威,并非稀奇事,经常的,不理就行了。但这次不同,示威者居然抬出“皇帝新衣”漫画,讽刺习近平,那就是生可忍熟不可忍了。于是乎,连领事都亲自上阵:

估计习大大这次有点为难,手下马仔为自己出头,原本是应该嘉奖的事儿,但又闹出国际风波,让习大大下不来台,咋办呢?

我軍革命軍費從何而來

 共识网

1966年10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询问革命成功的经验。毛总结了三条,第一条就是“有饭吃”。那么,作为共产党,是如何解决革命吃饭问题的呢?

    
    中共早期,不应否认共产国际援助
      
    不可否认,早期的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的投入革命事业中的,甚至愿意毁家纾难投入革命中,比如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举措就是没收自家的全部田产。抗战期间,陆定一父亲去世,家庭分割财产,陆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银元交了党费。在更早期,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完全从事革命工作,个别还有很高的收入,比如李大钊、陈独秀。但总的来说,这部分“有钱”的革命家只是很少一部分,随着共产党的成立,越来越多人成了党多数人成了职业革命家,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而中共作为国产国际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象。不妨看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自述: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
      
    更翔实的考据,出自于党史专家杨奎松,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而在共产国际工作相关的档案中,也有不少关于苏联对中共援助的记录,比如:季米特洛夫档案、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以及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
      
    根据杨奎松的考证: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共产国际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金钱,更在于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释。
    
    苏区:打土豪、做生意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握拨款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为了生存,共产党必须得抓起枪杆子,抓枪杆子就得用钱,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
      
    红军时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一直是中共的三大任务。对红军如何筹款,陈毅曾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说明红军筹款的方法。陈毅写道: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报告,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当然,要维持苏区的开支并巩固根据地的发展,仅仅靠筹款还是不够的。1930年5月,毛泽东从闽西回到江西,到寻乌调查。寻乌之行,使毛泽东的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很大变化。使他从打土豪筹款转到注重经济工作,学会如何掌握财政收入,使苏区有固定的收入。毛泽东对赣南经济的重视,引出了一个重大商机,这就是钨矿经营:毛泽东在江西创建红色政权,打下漳州,意外缴获105万大洋。但毛泽东把钱部交给中央银行。这银行的首任行长是毛泽民。毛主席和毛行长千方百计发展对外贸易,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抗战期间:经费来源多样化
      
    1937年后,国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曾拨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相当数量的军饷。实际上,早在1937 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向红军提供军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蒋介石同意向红军提供军费。1937 年1 月 31 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 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此后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但此时的经费还不是由国民政府按照军队编制和统一规定正式拨发的,而是实际由国民政府提供、形式上从地方领取的带有临时性质的“暗中接济”。
      
    1937年8月, 随着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共军队提供经费。国民政府的军饷实际发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变前后。八路军每月领取军费数额不少于60万元,新四军军费每月最初约为7万元,后为13万元。除常规性经费外,国民政府还曾根据中共要求和作战需要拨发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善后费和奖励。据 1938 年7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八路军60万,新四军13万。据1940 年2月22 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中共73万元,八路60万,新四军13万。
      
    除国民政府发放的薪饷外,中共的另一经费来源即为对控制地区的征发。抗战初期,中共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一般状况下,将钱粮征发对象锁定为富裕阶层。这一政策改变此前按照田亩纳税的惯例,减轻大部分普通农民负担,受到民众欢迎。不过战争状态下,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难以完全保证。中共方面承认: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的钱也有限。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是中共抗战之初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期待。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不仅一次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援助款的一系列电文看,中共每年都从共产国际得到援助。除此之外,苏俄方面还间歇性地给予中共物资援助。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写道:在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停止过一段时期,到1936年又恢复了对中共的小额经费援助。1937年11月以后则是大额经费援助,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当然,除以上三种主要来源外,还有一些别的途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停发军饷,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毛泽东不得不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谢觉哉日记里提到的“特货”贸易即是其中之一。情报系统的支援也极大缓和了边区经济困难:特科老将南汉宸曾截获国民党二十二军偷运鸦片的驮队,山东根据地有个招远金矿,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而早期就重视筹款的周恩来,更通过党产公司“以钱生钱”, 上海赫赫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党产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等人创办了一批党产公司,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这些党产公司就是党的提款机,组织上要多少给多少,不打收条不记账。
    
    国共内战:来自苏联的大额援助
      
    国共内战期间,最重大的一项支出无疑是军费以及军事物资的支出。而这部分多来自于苏联的援助,根据腾讯今日话题的一个专题统计:在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仅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运往关内的武器则有: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除此,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这些都成为与国民党一决高下的重要保障。
      
    更稳定的收入来自于解放区税收系统的完善。财政税收体系是一个集财税方针政策、财税管理组织及各种财税制度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边区的财税体系形成于抗战时期,完善于国共内战期间。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税收、公营经济收入、外援收入及其他行政规费收入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税收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成为边区最稳定的财政收入形式之一。如1941年税收、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的58.5%,1945年更达到了83%,陕甘宁边区的税收种类主要有农业税和工商税。工商税包括货物税、营业税、牲畜买卖手续费及斗佣、盐税及公盐代金等其他税收。
      
    除此以外,来自情报系统的党产、海外红色侨胞的捐款、土改所得等均是中共内战期间经费的来源渠道。
     
    结语:干革命是需要钱的,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共革命经费来源的多样化。 
    
    参考资料
      
    尹钛:中共党产问题:缺了“钱袋子”,难举“枪杆子”
      
    裴毅然:中共初期经费来源
      
    杨奎松:中共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从哪来
      
    孙艳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中共军队提供军费数额考
      
    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人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郝在今:革命用钱何处来
      
    晓理:抗战时期中共经费来源
      
    腾讯: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
      
    雷志成: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与税收体系探析

2022年10月18日 星期二

核战爆发 美国总统藏身何处指挥三军

 肖然


图为位于美国宾州的乌鸦岩,据称这里有为因应核战争的地下五角大楼。(谷歌地图)(
图为位于美国宾州的乌鸦岩,据称这里有为因应核战争的地下五角大楼。(谷歌地图)

美国总统拜登10月6日表示,普京谈到使用核武不是在开玩笑,世界正面临“末日前景”。那么,如果真的一旦爆发核战争,统领三军的美国总统有藏身之处吗?《乌鸦岩:美国政府自救秘密计划的故事》一书披露了神秘的地下五角大楼。

乌鸦岩

尽管有关美国将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核冲突的许多细节都毫不意外地被保密,但美国政府将继续在位于宾州-马里兰州交界线附近一座名为乌鸦岩的山内继续运行。

这座有着城市规模的建筑群被称为“地下五角大楼”,据信,如果美国首都遭受毁灭性袭击,美国政府将在该地点开展行动。

该建筑群也被称为“Site R”和“Harry's Hole”,由时任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下令于1949年建造。

1945年,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这是历史上美国首次军事使用核武器。据报导,前副总统切尼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曾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说明现任政府可以在发生国家危机时使用它。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记者格拉夫(Garrett Graff)在2017年出版的《乌鸦岩:美国政府自救秘密计划的故事-其他人都死了》(Raven Rock: The Story of the U.S. Government's Secret Plan to Save Itself – While the Rest of Us Die)一书中揭秘了这座神秘的“地下五角大楼”。

格拉夫在2017年告诉NPR:“乌鸦岩是一座巨大的、被挖空的山。它是一座独立的城市……有独立的建筑,三层楼的建筑,建在这座山里面。它拥有一个小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那里有消防局、警察局、医疗设施、食堂。”

宾夕法尼亚州费尔菲尔德镇(Fairfield)就在机密地点附近,2018年,该镇镇长斯坦利告诉福克斯43台,“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在周三《新闻周刊》刊登的新书摘录中,《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多伊尔(William Doyle)解释了在发生核危机时如何使用乌鸦岩。

“通过[核]足球和其他可用的通信工具,总统将通过语音和视频连接到国防部位于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被称为‘作战室’,以及战略司令部总部,或者战略司令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以南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指挥着国家的战略核武器库,”多伊尔在新书《参议院的泰坦:奥林哈奇和两党合作的曾经和未来的黄金时代》(Titan of the Senate: Orrin Hatch and the Once and Future Golden Age of Bipartisanship)中写道。

如何保证政府继续运作

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的韦纳(Sharon Weiner)表示,美国政府制定了政府连续性(COG)计划。“例如,在国情咨文演讲期间,总有一些总统内阁成员不被允许出席,而是在一个秘密地点进行演讲,”韦纳告诉新闻周刊。

“如果美国国会大厦的每个人都遇害,那么会确保有一个人活着,他与宪法权威有一定联系,可以掌管政府。”她说。

“当然,任何制定计划的人都知道现实会获得投票权,并且可能会破坏这些计划,甚至使它们变得毫无意义,”她补充道。

韦纳说,目前核战争发生时的应对计划“假设总统将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听取有关情况的简报,并对下一步行动做出理性决定,包括可能对任何即将到来的敌人进行核打击报复。”

“也可能会出现困难,”韦纳继续说道。“例如总统撤离的速度可能取决于下午2点,总统那时在椭圆形办公室,还是凌晨2点,总统在睡梦中昏昏沉沉,甚至可能迷失方向。”

“如果发生核攻击,必要的咨询顾问可能不在附近,或者由于通信问题或位置而难以咨询,”她说。

韦纳告诉《新闻周刊》,另一组问题“来自行为心理学,质疑总统在危机期间受认知偏见和行为捷径影响的程度,这意味着决策不合理。”

“如果我们谈论涉及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危机,总统将最多只有15分钟来决定如何应对,”韦纳说。

国防部发言人5月在一份声明中告诉《新闻周刊》:“乌鸦岩山综合体支持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国防部官员,并使国防部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执行基本职能。”

江朱或被软禁,军警代表团变调,一篇骂习文章《莲仁鸽鸡八》,地球人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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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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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之变
三国时代的一部分
日期正始十年正月初六(249年2月5日)
地点
结果曹爽等人被诛灭三族司马懿夺得魏国大权,取代曹爽操控傀儡魏帝曹芳
参战方
曹爽集团司马懿集团
指挥官与领导者
曹爽 处决
曹羲 处决
曹训 处决
曹彦 处决
何晏 处决
丁谧 处决
桓范 处决
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
王观
高柔
蒋济
兵力
数千人死士三千 禁军数目不详

高平陵之变,亦称正始之变,发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国,是魏国建立以后的一次重大政变。事件源自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爽和朝中重臣太傅司马懿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司马懿趁着曹爽与魏帝曹芳高平陵谒陵时发动政变,控制京城,族灭曹爽而结束,自此司马氏全面掌权,此后曹氏皇帝皆沦为司马家的傀儡,为日后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立下基础。

起因[编辑]

魏明帝曹叡景初三年(239年)驾崩,遗诏由年仅八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是曹真之子,辅政之初,曹爽因为司马懿年龄和威望较高,侍奉司马懿如父亲一般,凡事不敢专行。何晏等人向曹爽进言“权力不宜委之于人”,后曹爽开始专权[1],重用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排斥司马懿;且不久即晋升司马懿为太傅而夺去了他的军权。之后又任命弟弟曹羲曹训中领军及武卫将军,曹爽集团于是完全掌握宫中禁军。从此曹爽和何晏等心腹控制了朝廷的运作,权倾朝野,曹爽更以魏明帝才人歌伎,僭用皇帝仪仗,[2]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则被架空。

后曹爽提拔夏侯玄为征西将军,而中护军一职改由司马师担任。正始六年(245年)八月,曹爽意图又撤销中垒及中坚营,以其营兵直隶中领军曹羲以强化其军力,司马懿以此为先帝旧制反对但不果[3][4]

司马懿无法参与政令决策,为了等待时机,凝聚反击力量,于正始八年(247年)借故生病辞职以回避曹爽。次年,李胜到荆州上任刺史前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更在他面前装出重病的样子[5],因此令曹爽对他更为松懈;但于此同时,司马懿却与儿子司马师暗中准备发动兵变,司马师甚至为了此次政变,暗中养了死士三千人[6]

经过[编辑]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7](249年2月5日),少帝曹芳拜谒魏明帝之墓高平陵,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们皆随同前往。司马懿和中护军司马师以及三千死士在皇宫内城司马门聚集,前往摆放武器的武库,途径曹爽府门,曹爽帐下督严世上楼,用弩瞄准司马懿准备射杀,曹爽门人孙谦却拉拽严世的肘制止并说:“天下事未可知!”导致严世无法袭击司马懿。司马懿控制武库后,藉皇太后郭氏之诏令,关闭洛阳所有城门,率兵占领洛水浮桥。接着任命司徒高柔假节大将军事,接管曹爽的军权;并以桓范为中领军,桓范在其子的劝说下拒绝[8],改以王观中领军事,接管曹羲的军队。

司马懿控制城内,随即派人上奏皇帝曹芳,宣称奉皇太后诏书,罢免曹爽兄弟。诏书先传至曹爽手中,曹爽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送给曹芳,将车驾留在伊水南住下,伐木为鹿角,发屯甲兵数千人自卫。司马懿对弟弟司马孚说皇帝在外不可露宿,将帐幔、御膳送到行在。大司农桓范在政变发生后不顾下属劝阻,与曹爽司马鲁芝、参军辛敞、主簿杨综等出城劝曹爽前往许昌,然后以皇帝为号召拥兵抵抗司马懿。曹爽犹豫不决,桓范又劝曹羲,但曹羲也没有听从。司马懿接连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尹大目等人劝说曹爽投降,并指着洛水发誓,允诺只要曹爽罢兵息马,交出兵权,仍可保留爵位[9]。曹爽犹豫了一夜,最后认为投降虽然会失去政治权力,但以侯爵的身份应仍能享受荣华富贵;于是放弃抵抗,而请皇帝罢免自己,并向司马懿认罪。曹爽兄弟罢官后随即回到府邸,并遭到司马懿的监视[10]

正月初十[11](249年2月9日),与曹爽往来甚密的朝中侍从张当,因私自将宫女送给曹爽被抓捕,在廷尉严刑拷问之下供称曹爽和何晏计划在三月造反,于是曹爽与其同伙都被捕[12]。司马懿让何晏参与审理,何晏自以为能够得免,就卖力查案,上奏称一共查出丁谧、邓飏等七家参与,司马懿却说还有一家,何晏问是否就是自己,司马懿承认,并将何晏也逮捕。而桓范亦因曾经扬言司马懿谋反,经司蕃供出,被控诬告[13]而下狱,按“诬告反坐”之法作为诬告谋反者按自身谋反治罪,于是与曹爽等人一同处死,并且诛灭三族。后封曹真的族孙曹熙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延续对曹真的祭祀[14][15]

影响[编辑]

司马懿因为这次政变,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曹氏宗室力量日渐薄弱,司马氏得以作为辅政大臣全面掌握权力,逐步控制曹魏朝政,为日后司马炎代魏立奠下了根基。原本属于曹爽一党的鲁芝、辛敞、杨综、王基等人在司马氏掌权后,也继续得到司马氏的任用。

蒋济因此事件认为自己失信于曹爽而自责,忧愤病死。

王凌令狐愚因为高平陵之变,认为魏帝曹芳年幼平庸而司马懿独揽大权,于是于两年后发动兵变企图推翻曹芳和司马懿,另立年纪较长的曹彪曹操儿子)为帝,即寿春三叛中的第一次。

驻守雍州的征蜀护军夏侯霸因与曹爽有亲戚关系,与同时身为征西将军的侄儿夏侯玄被征召入洛邑,由于恐惧会遭司马氏逼害;同时与自己不和的郭淮又出任征西将军,令他十分不安,因而逃入蜀汉

时下引用[编辑]

参考文献